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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统计)

时间:2024-01-18 06:54:41 作者:一夜奈良山 来源:网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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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6.77‰,人口发展趋势对经济、投资有何影响?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0.60‰。

国盛证券研报指出,预计“十四五”期间出生率将继续下行,此后可能低位企稳。展望未来,我国生育率变化有两方面影响因素:1)不利因素:育龄妇女持续减少、居民收入增速下行;2)有利因素:疫后延迟生育需求释放、支持政策积极发力;3)综合考量,预计2023-2025年我国出生率将继续下滑至5.5‰左右,难有明显反弹;2026-2045年出生率在5.5‰-6‰左右低位震荡,2046-2050年进一步下滑;叠加老龄化加深、死亡率上升,我国人口将延续负增长,2050年可能降至12.1亿人左右。PS:上述预测结果与近期相关学术研究结果接近,但实际人口变动仍取决于政策效果等多重因素。

此前,国信证券分析称,中国人口下降的原因包括:第一,人口政策导致育龄女性减少,2022年中国15至49岁育龄女性人数比2021年减少400多万人,其中21至35岁的育龄女性减少近500万人。第二,城镇化进程中的结婚率下降,导致人口出生人数下降,粗结婚率2005-2013年从6.3‰增长到了9.92‰,之后开始快速下降,2021年粗结婚率下降至5.4‰。第三,近些年中国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逐渐增大,从2000年的平均24.1岁增长至2020年的27.5岁,高于美国27.1岁的水平,即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四,较高的生活和养育成本降低了生育率。在生活成本中居住类开支占有较重,中国的住屋支出占比在主要国家中排名居前,居民生活成本中购房及房贷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支出占据较重。第五,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就业不确定性以及对健康的担忧,是生育率下降的短期因素,其影响将逐渐减弱。

对此,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今年以来,已有多地陆续推进一系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如发放生育津贴和育儿补贴,加强住房保障支持等。其中,云南、山东济南、湖南长沙、辽宁沈阳、黑龙江哈尔滨等多地发放“真金白银”。

经济影响

1、经济增长:劳动力减少、制约资本累积、倒逼技术进步,经济压力加大。

2、经济结构:消费占比提升、投资占比下降;高新技术、服务业发展空间大。

3、国际竞争:美国、印度人口结构均优于我国,竞争压力加大。

投资影响

1、总量看,老龄化可能导致盈利增速、利率、股市估值水平的下降。

2、结构看,医疗、先进制造业有望迎来机会。

本文源自金融界

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6.77‰,人口发展趋势对经济、投资有何影响?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0.60‰。

国盛证券研报指出,预计“十四五”期间出生率将继续下行,此后可能低位企稳。展望未来,我国生育率变化有两方面影响因素:1)不利因素:育龄妇女持续减少、居民收入增速下行;2)有利因素:疫后延迟生育需求释放、支持政策积极发力;3)综合考量,预计2023-2025年我国出生率将继续下滑至5.5‰左右,难有明显反弹;2026-2045年出生率在5.5‰-6‰左右低位震荡,2046-2050年进一步下滑;叠加老龄化加深、死亡率上升,我国人口将延续负增长,2050年可能降至12.1亿人左右。PS:上述预测结果与近期相关学术研究结果接近,但实际人口变动仍取决于政策效果等多重因素。

此前,国信证券分析称,中国人口下降的原因包括:第一,人口政策导致育龄女性减少,2022年中国15至49岁育龄女性人数比2021年减少400多万人,其中21至35岁的育龄女性减少近500万人。第二,城镇化进程中的结婚率下降,导致人口出生人数下降,粗结婚率2005-2013年从6.3‰增长到了9.92‰,之后开始快速下降,2021年粗结婚率下降至5.4‰。第三,近些年中国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逐渐增大,从2000年的平均24.1岁增长至2020年的27.5岁,高于美国27.1岁的水平,即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四,较高的生活和养育成本降低了生育率。在生活成本中居住类开支占有较重,中国的住屋支出占比在主要国家中排名居前,居民生活成本中购房及房贷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支出占据较重。第五,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就业不确定性以及对健康的担忧,是生育率下降的短期因素,其影响将逐渐减弱。

对此,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今年以来,已有多地陆续推进一系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如发放生育津贴和育儿补贴,加强住房保障支持等。其中,云南、山东济南、湖南长沙、辽宁沈阳、黑龙江哈尔滨等多地发放“真金白银”。

经济影响

1、经济增长:劳动力减少、制约资本累积、倒逼技术进步,经济压力加大。

2、经济结构:消费占比提升、投资占比下降;高新技术、服务业发展空间大。

3、国际竞争:美国、印度人口结构均优于我国,竞争压力加大。

投资影响

1、总量看,老龄化可能导致盈利增速、利率、股市估值水平的下降。

2、结构看,医疗、先进制造业有望迎来机会。

本文源自金融界

出生人口下降,应该减少教育支出吗?

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熊丙奇

当前,国内教育发展正处在历史拐点,如何投入教育,面临重大决策。

由于出生人口从2018年开始持续下降,有人认为,可以在保持生均经费略为增长的同时,随着适龄学生数降低,减少教育支出。如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较2017年出生人口减少523万,适龄学生数少约30%,对这一年学生的教育经费投入,可在适当提升生均经费的情况下,减少约四分之一,或至少减少五分之一。

如果按此规划接下来的教育发展,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可能跌破4%,也可能因适龄学生大幅减少,学校的办学经费大幅减少,随之部分学校关停、教师失业。

这显然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未来10年,应确保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持续提升至GDP的4.5%到5%。”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在提案中称。

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教育的经费占GDP的比例为近12年来最低,为确保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须稳步提高对教育的投入。

如果坚持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与GDP挂钩,明确不仅要达到GDP的4%,还要进一步提高,那么生均拨款会随适龄学生数减少而大幅增加,教育部门、学校不需要减少教师聘用,而可提高师生比、推进小班化教学,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实现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教育发展目标。

1993年,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

2012年,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历史性地达到4%。过去10年来,这一比例维持在4%以上,为扩大教育公平、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实现普及,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世界范围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美国4.91%、德国4.98%、英国5.17%、澳大利亚5.12%,OECD和欧盟21国平均水平为5%左右。

中国国家财政性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而国内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本科教育阶段的在学学生规模都远超过发达国家。

如学前教育阶段,即便近年来的出生人口大幅下降,2024年、2025年的幼儿园在园幼儿将会减少1100万到1500万,但3-6岁在园幼儿仍有3000万以上规模。更何况,国内0-3岁的托育服务,现阶段基本靠市场供给,财政经费投入很少。

只有进一步提高国家财政性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国内各阶段的教育才拥有相对充足的经费,来提高教育质量,并扩大教育公平。

具体而言,可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大幅提高校(园)建设标准,提高师生比,避免出生人口减少导致学校(幼儿园)关停;对所有公办、民办学校的学生一视同仁,给予一样的生均经费拨款;大幅提高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从当前低于对普通教育的投入水平,达到国际通行的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是普通教育的三倍……由此解决困惑国内教育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为受教育者提供均衡优质的公共教育。

去年出生人口不到10万,1283万人口大城宣布:生孩子就给钱,生3个共给2.2万元!还有这些福利…

据正观新闻,9月1日起,《郑州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办法》(下称《办法》)全面启动实施。新政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综合施策,精准施策,有针对性地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让更多家庭“想生、敢生、愿生”。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提到,对新生儿入户郑州的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分别一次性发放2000元、5000元、15000元的育儿补贴。此外,幼儿3周岁前夫妻每年各享10天育儿假。

据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郑州市中心城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容至774.32平方公里(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建成区面积第15位),常住人口增至1282.8万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2934.7亿元。

生孩就发钱,生三孩发1.5万

幼儿3周岁前夫妻每年各享10天育儿假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办法》明确,省会要全面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

具体来说:婴儿1周岁以前,每天给予女职工不少于2个小时的哺乳时间。每依法生育一个子女,在幼儿3周岁以前,每年 (周年)分别给予夫妻双方各10天 (自然日)的育儿假,育儿假期间视为出勤,各类工资、奖金照常计算、发放。多胞胎育儿假不累计,育儿假原则上不跨年 (周年)结转。女职工产假期满后,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批准,可以请假至婴儿1周岁,请假期间的待遇由双方协商确定。

推广分娩镇痛让生育更安全、更顺利

当下,“怕痛”是部分女性害怕生育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让生育过程更安全、更顺利、更舒适,也是每位产妇最热烈的渴盼。为此,《办法》提出,郑州将推广分娩镇痛服务,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分娩镇痛水平。

郑州将落实国家和省医疗服务项目管理规定,严格按照要求规范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合理调整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降低生育医疗成本。同时,郑州将指导推动医疗机构通过健康教育、心理辅导、中医药服务、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辅助生殖技术等手段,向群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提高不孕不育防治水平。

2025年每个社区均配套设有普惠托育点

《办法》明确,按照辖区常住人口 “每千人口6个托位”的标准,规划建设半径300米的普惠托育圈 (含普惠幼儿园托班)。全面提升公办托育服务能力,2023年年底前建成郑州市综合托育实验中心。2025年,全市社区均要配套开设不少于20个托位的普惠托育点 (含普惠幼儿园托班)。

郑州将加强财政支持,统筹普惠托育与普惠幼儿园一体化发展,对符合相关要求的普惠托育机构,按照备案托位数给予每个托位1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依据年度质量评估等级,对普惠托育机构按实际使用托位数分别给予每个托位每月200元、300元、400元的运营补贴。

新生儿入户三孩家庭一次性补贴1.5万

《办法》明确,郑州市将投入“真金白银”,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着力降低生育成本。政策规定,对新生儿入户郑州的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分别一次性发放2000元、5000元、15000元的育儿补贴。

政策规定,参保女职工生育二孩及以上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支持范围。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未就业妇女通过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享受生育医疗待遇。并且,新生儿出生后90天内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独立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保报销。完善学龄前参保儿童医保政策,通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与惠民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提升儿童医疗保障水平。

多孩家庭在郑租房、买房均享政策倾斜

为了给多孩家庭提供切实的帮助,《办法》明确,今后,在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时,对符合条件的且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可直接组织选房;已承租的家庭因子女人数增加、就业、子女入托入学等原因,根据房源情况实施常态化申请、调换。

在限购区域内,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的,可增加一套购房指标。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购买新建住房的,由受益财政给予购房补贴和契税补贴,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方式由各区县 (市)制定并实施。

职工“育儿困难”需由企业、社会共同分担

为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办法》提出,郑州要健全生育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探索研究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给予相应补贴的制度。要将用人单位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相关措施纳入集体合同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条款。

今后,生育友好将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用人单位可结合生产和工作实际,通过与职工协商,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工作方式,为有接送子女上下学、照顾生病或居家子女等需求的职工提供工作便利,帮助职工解决育儿困难。

具体来说,对孕哺期女性科研人员承担的科研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延期1年验收。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设立女职工关爱室,具备孕妇休息室、哺乳室功能,配备必要的母婴服务设施。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群团组织可开展寒暑假托管服务。

保障女性就业 为职场女性生育松绑

调研显示,职场女性生育意愿不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职业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主要体现在女性就业稳定性、保障充分性有待提升。

对此,《办法》明确,郑州将积极推进男女平等就业,建立就业性别歧视约谈制度,重点围绕生育权益保障、月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五期”劳动保护等落实情况,定期开展女职工权益保障专项督查。加大对育儿女性再就业培训力度,加大涉及女性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的办理力度,开展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维护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去年全市出生人口9.8万

据河南日报,今年2月,郑州公布2022年郑州市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22年郑州市常住人口总量继续增长,自然增长有所放缓,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

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282.8万人,比2021年末增加8.6万人;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654.9万人,占51.05%;女性627.9万人,占48.95%,性别比为104.3。

2022年全市出生人口9.8万人,出生率为7.68‰;死亡人口6.1万人,死亡率为4.79‰;自然增长人口3.7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89‰;与2021年相比,出生率下降0.90个千分点,死亡率下降0.02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0.88个千分点。

2022年末,全市0—15岁人口为246.6万人,16—59岁人口为866.4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69.8万人,分别占全市人口的19.2%、67.5%、13.2%,与2021年末各年龄组分别占全市人口的19.6%、67.7%、12.6%相比,全市人口年龄结构保持基本稳定。

2022年全市城镇人口继续增加,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全市城镇常住人口达到1018.5万人,比2021年末增加10.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264.3万人,减少2.0万人;城镇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率)为79.4%,比2021年末提高0.3个百分点。

已有25个地区出台育儿补贴

专家:我国一孩生育率已跌至0.5

据界面新闻,8月29日,人口研究智库“育娲人口”发布《中国育儿补贴报告2023版》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25个地区(包括省、市、县(区))出台的育儿补贴措施,目标对象主要为二孩三孩家庭(尤其是三孩家庭),只有宁陕县、深圳市、温州市等少数地区把一孩也纳入育儿补贴的范围。随着中国人口形势趋于严峻,越来越多人口学专家呼吁,应该将一孩家庭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内。

资料来源:各地政府网站 育娲人口制图(界面新闻)

2023年6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并给出了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一孩生育率下降将进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剧生育水平下降趋势。

贺丹认为,就目前中国生育结构来看,一孩的提升空间还很大。为此,她建议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从全周期、全过程的视角设计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避免出现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差异化递进式支持政策,着重改善家庭初次生育养育的过程体验,提高一孩家庭生育的获得感和再生育意愿。

据界面新闻,贺丹的建议获得许多支持,但“取消孩次差异”的观点引来不同看法。《中国育儿补贴报告2023版》执笔人之一、人口学专家何亚福表示,所有孩子都应该一视同仁获得政策支持,但如果从鼓励生育的效果来看,“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值得商榷。

《中国育儿补贴报告2023版》认为,虽然一孩也应该纳入育儿补贴范围,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财政的承受力度。在低生育率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某年的出生人口中,通常是一孩比二孩多,二孩比三孩多。因此,一孩家庭的数量相对较大,如果全部纳入补贴范围,将对政府的财政负担产生较大压力。由于养育二孩的经济压力比一孩大,养育三孩的经济压力又比二孩大。因此,育儿补贴金额应该依孩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就是二孩补贴金额应该高于一孩,三孩补贴金额应该高于二孩。此外,四孩以上也应该发育儿补贴,金额与三孩相同。

生育补助会有效果吗?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迎来了负增长。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据红星新闻,根据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观察,目前该政策的效果还并未明显显现,而生育补助对增加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效果,也有待观察。

“对于已经决定是否生育、生几个孩子的人而言,我觉得不会因为生孩子就能得到生育补助而改变想法,但是这类生育补助有鼓励大家生育的意义和引导。此外我认为,不仅需要对二孩三孩家庭进行补助,一孩家庭也需要有一定的生育补助。”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2021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表示,把乡镇教育搞好,让农民的后代不必非得上县城读书,节省农民家庭的生活和婚姻成本,同时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比如说,当农民流向县城购房时,可以同时在县城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才是不加重农民生活负担的城镇化。而在中国,农村人口至少还有五六亿,如果可以搞好乡镇教育和提高县域的就业机会,相信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人口增长的“蓄水池”。

“相对城市青年已经‘固化’的生育意愿而言,农村青年及县城青年受家庭、环境等因素影响,还是有生育、甚至多生育孩子的意愿的。”吕德文认为,说到底,还是要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青年的生育负担,不要让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迅速消失。

原新则表示,虽然我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是并没有必要过度去贩卖“人口焦虑”。

“人口下降其实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阶段,很多国家都会遇到类似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口强国去转变,通俗点说就是用更少的人能做更多的事情。同时再去搭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保持合理的人口增长,现阶段我认为没必要过多去贩卖‘人口焦虑’。”

编辑|段炼 盖源源 杜恒峰

校对|何小桃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正观新闻、河南日报、界面新闻、红星新闻、新京报、公开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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