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三是什么星座(阴历二月初三是什么星座)

作者：余三定

上海女作家居平创作的笔记体小说集《天井》生动地描绘了上海特有的种种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真实地记录了石库门一百余年的建筑史、发展史，细腻地描写了石库门里人们的生活情状、日常习俗和种种生态，逼真地刻画了石库门里人们的喜怒哀乐特别是其爱情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的新世界，或者说是新的文学风景线。

石库门是一种独特的建筑景观，其历史命运与上海近百余年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我们从作品中看到，上海石库门是上海老城区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样式之一，凝结和体现了上海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它不仅是上海人的居住场所，还是刻印着上海文化精髓的建筑形象。这种建筑形式也赋予了上海这座城市更加独特的人文和历史价值。因此，上海石库门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并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料记载，上海最早出现的石库门建筑是在1866年，当时兴仁里（在宁波路）已建有7幢石库门里弄房屋； 1872年，兴仁里已建有24幢石库门房屋。当时，那些外国建筑设计师为了吸引中国人租赁居住，在设计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中国工匠们在施工中又采用了本土的工艺，建成了中西合璧、全国罕见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这就是石库门的起源。以后建成的石库门房屋越来越高档，一般进去都有天井（这也是这部小说集取名“天井”的缘由），建筑有两层甚至三层。1930年前后，由于新式里弄、花园洋房的发展，石库门渐渐变成社会下层的聚居区，后来逐渐沦为棚户区。1990年前后，由于上海城市发展的需要，上海市政府开始大规模拆迁或改造石库门。现在，上海市的大部分石库门建筑被拆除，只有中心城区还保留了一些石库门建筑。2011年，石库门里弄建筑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上海石库门走入历史。《天井》正是用小说的形式、艺术的笔法，留下了活生生的、具体可感的石库门和石库门历史。

《天井》塑造了多个在石库门生活的、各个时期的女性形象，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她们的生活经历、人生命运和爱恨情仇，感人至深。书中第一章《兴仁里最有钱的弄堂》写19世纪70年代后期，有钱的赵老员外买下了兴仁里石库门临街面的一条弄堂，娶了小三十多岁的四姨太方丛蓉（明月），两人感情很深。方丛蓉尽心为赵老员外操持家务，婚后十几年，方丛蓉生下一男一女。但人无百日好，1890年，68岁的赵老员外不幸中风，此后，方丛蓉义无反顾地管理起赵家所有的生意，甚至还在兴仁里6号开了“明月”苏绣旗袍行。“明月”苏绣旗袍行后来越办越红火。方丛蓉是那个年代品德高尚、重情重义、聪明能干、紧追时代潮流、事业有成、为家族立下大功的女性形象。第二章《慈厚南北里飞入“玉蝴蝶”》写在慈厚南里石库门，方丛蓉的女儿盼儿又生了女儿唐思。1922年，唐思年方十八，中学刚毕业，她瞒着父母去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考电影演员，一下子就被大导演看中，因为长得白净纤瘦，艺名取为“玉蝴蝶”。尽管父母反对唐思演电影，但外婆方丛蓉则给予理解并支持，后来唐思去了上海最大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成为上海超一流的电影明星。唐思迷倒了上海滩有名珠宝世家的阔少李远志，由于唐思全身心投入电影事业，情窦未开，对李远志毫无感觉，直到有一次唐思在电影片场拍戏时遭遇火灾，李远志勇敢相救而受伤，才感动了唐思，有情人终成眷属。唐思是在经历了“五四”洗礼后，初步具有独立个性和人格以及现代色彩的新的女性形象。第八章《福康里过街楼倩影》等几章中写已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福康里石库门，女建筑设计师苏页事业成功，可是丈夫徐京墨在演艺圈里如鱼得水，片约不断，根本无暇顾及家庭和老人。而后圈内又传出徐京墨和某女主角泽兰假戏真做、因戏生情的传闻。苏页曾经伤心地责问过他，起初徐京墨矢口否认，再后来，他就一直说忙，一个在北京忙拍戏，一个在上海忙工作，分居两地，两人的感情似是而非。苏页是改革开放以后事业非常成功而爱情、婚姻、家庭失败的典型形象，具有某种悲剧色彩，让人深长思之。上述例举的几位女性形象不但具有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印记，而且具有其自身的情感和性格特征。

《天井》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成功探索。首先是创造性地采用笔记体小说的形式。笔记体是中国传统小说中的重要类型，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笔记体小说。中国传统的笔记体小说往往篇与篇之间没有连贯的人物，也没有相同的场景，而《天井》中有多个人物出现在多篇作品之中，石库门建筑则成为人物活动的共同天地，这样便使全书具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其次是真切的人物肖像描写。第三章写病中的“一枝香”（白薇）：“三人皮沙发上斜靠着病着的‘一枝香’，她刚喝了中药，垂着头，半睡着，自然卷的长发散落在地，像几缕轻薄的长丝线，不经意滚落在地。连日的演出唱曲，她已筋疲力尽，小小的瓜子脸苍白透明，像一张薄薄的纸，一穿就会透。月光透过乳白色的窗纱飘洒进来，变成了柔和的月白色，像一缕缕薄雾，散落在她身上，好似披了一件月白色的衣衫……”作品对病中的“一枝香”的描写形象、逼真，让人可视、可感、可触。再次是精彩的人物心理描写。第八章这样描写苏页的心理：“有一次在‘云朵轩’的画展上看到了吴昌硕的一幅画，旁边的题字让她感悟很多：‘择高处立，就平地坐，向宽处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如今的世界是现实的，现实得让人窒息。但她觉得，其实又有什么呢？入世过凡人的生活，出世写自己的文章，处理好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由旁人启发进而自宽自解了解生活真相、领悟人生哲理的过程，很好地揭示了人物心灵深处的微妙之处。（余三定）

来源： 中国艺术报

1153年4月21日（金贞元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海陵王完颜亮将金朝都城从上京会宁府正式迁到燕京，更名中都大兴府，开启了北京作为大国都城的新纪元。这是北京在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从这时开始，北京才成为真正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870年建都史为北京留下了独特而宝贵的城市规划建设经验，也深深地滋养了其经济、文化和社会功能的土壤，至今仍与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息息相关。

王光镐

原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现考古系）主任、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

现西城区顾问团成员、西城区社科联专家委员

在北京870年的建都历史中，金中都和元大都作为由少数民族营建起来的都城，两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元大都新城的选址则和金中都有着十分直接的关联。不过，这关联不是来自金中都城内的金皇城，而是来自中都城外的金代皇家御苑——万宁宫。万宁宫不仅对元大都城址的确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对北京城中轴线的规划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甚至它与明清故宫的出现，同样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

1. “花萼夹城通禁籞”——金代的皇家游宴之地

《金史·地理志》载：

“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又有琼华岛，又有瑶光楼。”

金中都的万宁宫，位于金中都城北，建成于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先后称太宁宫、寿宁宫、寿安宫，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定名为万宁宫。其宫苑内既有湖泊也有岛屿，岛即琼华岛（今白塔山），岛上还建有广寒殿、瑶光台、瑶光楼等。作为供金代帝王游憩避暑之用的离宫，万宁宫规模庞大，其范围涵盖了今天的北海、中海地区，宫内园林布局首开古典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规制，金人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琼华岛最初只是北海中的一个小土丘，金代不断地将疏浚湖泊挖出的泥土堆山，金海陵王还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将汴京开封城艮岳的太湖石拆运到万宁宫用以装饰，即“折粮”。因此，可以说金代在琼华岛一带的开发建设为此地的园林景观与生态环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整个万宁宫水波涟漪，楼台耸峙，山环水抱，风光绮丽。我们可以通过金代诗人赵秉文的诗作《扈跸万宁宫》来依稀想象这是怎样的湖光山色：

“一声清跸九天开，白日雷霆引仗来。

花萼夹城通禁籞，曲江两岸尽楼台。

柳荫罅日迎雕辇，荷花分香入酒杯。

遥想薰风临水殿，五弦声里阜民财。”

《燕山八景图册》之“琼岛春阴”

虽然是离宫，但万宁宫在中都城的地位却非同一般，甚至不亚于金中都皇廷。

据《金史·世宗本纪下》等正史的记载，此宫于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建成后，世宗就屡屡“幸太宁宫”和“幸寿安宫”。“太宁宫”“寿安宫”是万宁宫的旧称，可见此宫甫一建成，便成了金帝常来常往之地和处理朝政的又一中心。万宁宫与金朝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金世宗开创了金代“大定盛世”的同时，万宁宫也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时期。《金史·移刺履传》载：

“世宗崩，遗诏移梓宫寿安宫。”

金世宗去世前居然遗诏停柩万宁宫，足见他对该宫的恋恋不舍。虽然他的遗诏由于于礼不合而未能实现，但不言而喻的是，万宁宫在金帝的心目中的地位已不亚于皇宫，甚至远超皇宫。而在世宗之后，《金史》中有关金帝“如万宁宫”或“至自万宁宫”的记载更是连绵不绝，这里几乎成了金朝的半个金銮宝殿。

金万宁宫为人所称道的除了“薰风十里”的皇家气象外，还有其重要的农业景观。琼华岛周边水域水量充沛，且东西两岸有一些闲置的土地，金世宗时期，负责营造万宁宫的少府监丞张仅言利用宫殿区域东流的泉水，引渠道种植稻田，每年收获稻米万斛，即《金史》载：

“引流泉溉田，岁获万斛。”

这也体现了金人对北京地区流泉水系的充分运用。

2. “绿树攒攒密，清风阵阵深。”——元大都的皇城中心

金亡后，这座风光迤逦、华贵大气的万宁宫，又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这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据《元史·世祖一》记载，忽必烈刚刚登极大汗之位，便于“是冬，驻燕京近郊”，紧接着又于中统元年（1260年）12月“帝至自和林，驻跸燕京近郊”。忽必烈当时驻跸的“燕京近郊”，就是金中都东北郊的万宁宫。忽必烈敕令“城大都”是在至元四年（1267年），而他频频驾临万宁宫比这早了整整七年，足见他对万宁宫的一见倾心。同时，也在确定“城大都”之前，忽必烈就开始精心打造这座景态万状的万宁宫。

《元史·世祖本纪三》载，至元二年（1265年），用整块大玉雕琢的精美玉瓮“渎山大玉海”制作完成，忽必烈下令“敕置广寒殿”，把这个稀世珍宝放进了万宁宫的广寒殿。不久，至元三年（1266年）夏四月，“五山珍御榻成”，忽必烈又降旨把这个奇珍异宝放到了广寒殿。如此这般地一再把天下奇珍集于万宁宫，忽必烈对万宁宫的钟爱可见一斑。

光是汇集天下奇珍还不够，忽必烈下决心要把万宁宫打造得更加风月无边。《元史·兵志二》载：

“至元三年五月，帝谓枢密臣曰：‘侍卫亲军，非朕命不得发充夫役。修琼华岛士卒，即日放还。’”

此文说，忽必烈觉得把自己的侍卫亲军都打发去修筑万宁宫琼华岛似为不妥，于是敕令把亲军召回。由此看来，忽必烈甚至一度把自己的贴身警卫都投入到了万宁宫的修建工程中，据此不难想象，当时该有多少民伕兵丁投身到这项皇家工程中。

于是，当忽必烈决定“城大都”时，就顺理成章地以万宁宫作为皇城的中心。事如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缀耕录》所云：

“未几，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兴筑（万宁宫）宫城，山（琼华岛）适在禁中，遂赐今名云。”

此文所说的“山适在禁中”，便一语道破了元大都的选址是以万宁宫的琼华岛为中心的。

忽必烈营建的元大都城有三重城垣：最外是大城，中间是皇城，最里是宫城。元皇城位于全城正中偏南，而皇城之中居中的不是宫城，恰恰是以琼华岛为中心的金万宁宫，亦即元皇城的太液池，元大都的三大宫殿群反倒分列在太液池的东西两侧。总之，从整体布局上看，整个元大都是以皇城为中心的，整个元皇城又是以太液池为中心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忽必烈首先选中了金万宁宫，才营造出了以其为中心的元大都，而将湖泊纳入城市布局核心的做法，是传统设计理念的突破，也是我国历代都城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

元大都城图

（红色方框所示即琼华岛万宁宫所在位置）

图片来源：《北京历史地图集》

审图号：京S（2013）034号

3. “琼华瑶岛郁嵯峨”——建都史上一颗闪耀的明珠

至明清时期，琼华岛作为皇家御苑，历经了一系列的营葺。据清代《日下旧闻考》载，顺治八年（1651年），出于西域喇嘛“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的请求，琼华岛南坡的诸多殿宇被改建为佛寺，并在山顶广寒殿旧址上营建白塔，此即琼华岛称作“白塔山”的由来。今天的北海沿袭了清代乾隆年间的基本格局，乾隆七年（1742年）至四十四年（1779年）在琼华岛沿岸大规模兴建了殿宇、坛庙、亭台、碑碣等各类建筑，乾隆皇帝更亲自撰写《白塔山总记》和《塔山四面记》，琼华岛作为皇家山地园林的代表性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自1153年金海陵王来到燕京，“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迄今已有悠悠八百七十载。北京这870年建都史，是由金以后的元、明、清以至今天的新首都史贯串下来的。忽必烈定都燕京时以金太宁宫中轴线作为元大都宫城和元大都大城的中轴线，对北京城的空间规划和城市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明清故宫紫禁城也正是在金代万宁宫旧址东南部修建的。所以，金代建成的万宁宫，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确定北京城的基本建设格局。万宁宫在870年的建都史上可以说是一颗闪耀的明珠，将不同朝代北京的城市发展进程紧密无间地串联起来，这也是金代建都对今天北京的又一重要贡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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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史》卷24《地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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