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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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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3版

育娲人口研究
2023/08
文：梁建章，任泽平，
黄文政，何亚福，於嘉，鲍笛，吕俊
摘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夫妻双方的结合。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1949年以来中国制定了有关婚姻家庭的四部法律规定：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2021年开始实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
结婚率和离婚率：
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2年结婚率下降到4.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2021年开始实施离婚冷静期，离婚率下降到2.0‰。
结婚人数：
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1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7万对，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68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
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初婚年龄推迟，四是结婚成本高，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
初婚年龄：
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200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5.11岁，女性上升到23.28岁；到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已婚比例和未婚比例：
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未婚同居率：
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
性别比：
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家庭规模：
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1953年家庭规模平均为4.30人，1964年为4.29人，1982年为4.41人，1990年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为3.10人，2020年只有2.62人。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
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
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占比减少，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要提升生育率，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目录1、1949年以来中国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1.1 1950年《婚姻法》1.2 1980年《婚姻法》1.3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1.4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2、中国婚姻状况和国际对比2.1 结婚率、离婚率、离结比2.2 历年婚姻登记数据2.3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2.4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国际对比2.5 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国际对比3、性别比失衡对中国婚姻家庭的影响3.1 总人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区别 3.2 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演变和原因3.3 性别比失衡导致农村光棍急剧增加等负面影响3.4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城市大龄未婚女性3.5 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出生性别比下降4、非传统家庭4.1 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 4.2 单亲家庭4.3 未婚同居4.4 非婚生育5、政策建议5.1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5.2 对《民法典》有关收养条款的修改建议5.3 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5.4 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6、结论参考文献
正文
1、1949年以来中国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
1.1 1950年《婚姻法》
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于1950年4月13日由中央政府通过，自5月1日起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正式法律，颁布时间比1954年宪法还要早4年。这部《婚姻法》颠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纳妾等旧婚姻制度，其确立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四大基本原则也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旋律。此外，1950年婚姻法还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并规定婚后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
这部《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主义婚姻制度”。这一条款确立的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男女权利平等。它还在第三章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中指出:“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7条)。第二条规定“禁止重婚、纳妾。”这条规定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首次明文禁止纳妾。
第十七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这一离婚条款，贯彻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离婚原则，坚持了离婚自由的原则。不过，1950年的《婚姻法》从某种程度上也为离婚设置了一些限制，即需先经调解。《婚姻法》所规定的比较自由的离婚条款，帮助当时不计其数的深受包办买卖婚姻、重婚、纳妾、虐待、遗弃之害的当事人挣脱了不幸婚姻的枷锁。
1.2 1980年《婚姻法》
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
与1950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有以下几点重要修改：
第一，1980年《婚姻法》对离婚的法定理由做了一个实体性的规定。1950年《婚姻法》对离婚只有一个程序性的规定：如果夫妻一方要求离婚，可以由区人民政府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可以起诉到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
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一个实体性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新《婚姻法》通过后，迎来了一阵新的“离婚潮”。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年28.5万对增长到42.8万对。
第二，1950年《婚姻法》规定，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禁止结婚，但对旁系血亲结婚未加限制。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规定。
第三，1980年《婚姻法》将“实行计划生育”写入法律，提高了法定婚龄。1950年《婚姻法》规定法定婚龄为男20岁，女18岁。1980年《婚姻法》把法定婚龄提高到男22岁，女20岁。
1.3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
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对《婚姻法》的修订，从通过即日起施行。
上世纪90年代初，婚外情甚至“”渐渐成为公开话题。随着一些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婚外情有了“经济”基础，婚外包养情人的现象开始从隐蔽走向公开，引发了一些恶性事件和家庭经济纠纷。广东省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就“”、养情妇等问题向中央写出报告，希望引起重视。这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出台。
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写进总则。针对“”现象，添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条款。还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作出明确规定，这在我国的婚姻法中尚属首次。《婚姻法》修改后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为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设计了更多保障性规定。例如，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增加了离婚救济制度；要求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规定子女不得干涉父母的再婚自由等。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还增设了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在夫妻财产制方面，一是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列举了法定夫妻财产制中双方共有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种类和范围。二是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包括约定的内容、形式和效力等。
1.4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了《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五编“婚姻家庭”以原《婚姻法》、《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了部分规定，并增加了新的规定。
第五编第二章规定了结婚制度，并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作了完善：
一是将受胁迫一方请求撤销婚姻的期间起算点由“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修改为“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
二是不再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情形，并相应增加规定一方隐瞒重大疾病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三是增加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第五编第四章对离婚制度作出了规定，并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
一是增加离婚冷静期制度。实践中，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为此，规定了提交离婚登记申请后三十日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二是针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久调不判”问题，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三是关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将原《婚姻法》规定的“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修改为“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以增强可操作性。
四是将夫妻采用法定共同财产制的，纳入适用离婚经济补偿的范围，以加强对家庭负担较多义务一方权益的保护。
五是将“有其他重大过错”增加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
2、中国婚姻状况和国际对比
2.1 结婚率、离婚率、离结比
结婚率是指一年内结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结婚率=（某年登记结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离婚率有两种计算口径：
第一种是一年内离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第二种是一年内离婚人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人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这两种计算口径的分母相同，但分子不相同：第一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对数，第二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人数。以“离婚人数”作分子计算的离婚率，比以“离婚对数”作分子的离婚率高了一倍。本文的离婚率采用第一种计算口径，这也是国际通用的计算口径。
离结比是指一年内的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
下表是中国2000-2021年结婚率和离婚率：
表1：中国2000-2021年结婚率与离婚率（‰）
资料来源:民政部历年发布的统计报告、育娲人口
图 1：中国2000-2021年结婚率与离婚率（‰）
资料来源:民政部历年发布的统计报告、育娲人口
可以看出，中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1年结婚率下降到5.4‰。
中国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10年的2‰，2016年上升到3‰，2019年达到峰值3.4‰.2020年离婚率下降，与疫情有关。2021年离婚率大幅下降，则与离婚冷静期的实施有关。
下表是2020年各省份结婚率[1]和离婚率：
表 2：2020年中国各省份结婚率和离婚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育娲人口
从上表可以看出，2020年常住人口结婚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最低的是上海；离婚率最高的地区是天津市，达到4.93‰，最低的是西藏，只有1.75‰。
2.2 历年婚姻登记数据
下表是中国1985年以来结婚对数和初婚人数。
表 3：中国1985年以来婚姻登记情况
资料来源：民政部、中国统计年鉴2022、育娲人口
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数据是初婚人数，因为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有什么影响。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1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7万对，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为68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其中，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创下1980年以来新低。
图2:中国1985年以来结婚登记情况
资料来源：民政部、育娲人口
图 3：2020年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202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育娲人口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各年龄段中，25-29岁的结婚人数最多，其次是30-34岁年龄段。
2.3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
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683.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2021年跌破800万对大关，2022年跌破700万对大关。
我国结婚登记人数近年来为何不断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1980-1989年出生人口，依此类推）、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其次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
第三是初婚年龄推迟。根据七普数据，201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25.75岁，女性为24岁；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第四是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房子是结婚的首要条件，虽然有一部年轻人可以接受租房结婚，但在大城市房租价格也高企，况且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希望买房结婚。当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只能选择推迟结婚。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年轻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第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
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选择。“30多岁了还没结婚”在年轻人中已经见怪不怪。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的大幅提高，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的结婚意愿比男性更低。
2021年10月，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发表调查报告《青年婚恋意愿调查：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列出了年轻人在婚姻殿堂前徘徊的几大原因：一是基于个体主义价值观，部分青年过于重视对个人价值感的追求；二是基于互联网碎片化认知，部分青年对婚恋产生灾难化思维；三是源于现代生活时空挤压，部分青年对寻找合意伴侣产生无力感；四是基于“宁缺毋滥”的择偶观，部分青年对婚姻匹配存在过高期待；五是囿于婚育高成本，部分青年对婚姻风险采取理性规避的态度；六是基于“母职惩罚”，部分女性对婚姻产生抗拒与犹疑。
2.4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国际对比
根据七普数据，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200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5.11岁，女性上升到23.28岁；到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表4：1990-2020年中国平均初婚年龄（岁）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全国多地民政部门已陆续公布了2021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下面是两个例子：
例一，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安徽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一开始的26岁左右到现在已突破30岁。
例二，2021年湖北省襄阳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与2016年的29.41和27.27岁相比，5年里推迟了近5岁。
年轻人初婚平均年龄推迟，有以下几个原因：年轻人受教育年份的延长；高房价推高了结婚成本；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婚姻观念的改变。
初婚平均年龄推迟，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9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如下表：
表 5：2019年部分国家平均初婚年龄情况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育娲人口
从上表可见，2019年日本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1.2岁，女性29.6岁；韩国为男性33.4岁，女性30.6岁；美国为男性29.8岁，女性28岁；欧盟27国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3.3岁，女性30.7岁。
2.5 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国际对比
我们根据2010-2022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出2009-2021年20-39岁女性的未婚和已婚比例如下表：
表 6：2009-2021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育娲人口
图 4：2009-2021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育娲人口
“大龄男性和女性”是指3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下表是中国2019年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
表7：2019年中国30-49岁大龄男女未婚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0、育娲人口
从上表可以看出，30-49岁各年龄段的男性未婚比例均高于女性。
下表是部分发达国家30-34岁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对比：
表8：部分发达国家30-34岁男女未婚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育娲人口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的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从医学上来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0-30岁之间， 35岁以上的女性生孩子就属于高龄产妇，不孕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急剧上升。医学数据显示：15-34岁女性的不孕率约为7.3%-9.1%，而35-39岁女性的不孕率直升至25%，40-44岁女性则高达30%。因此，初婚年龄推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生育率下降。
3、性别比失衡对中国婚姻家庭的影响
3.1 总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的区别
“人口性别比”又称为“总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中，每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例如，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比为106，是指这个国家的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比为106：100。“出生性别比”又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或“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出生人口中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即每100个女婴相对应的男婴人数。人口研究特别关注出生性别比，因为它决定着未来分年龄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别比。
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性别比的变化趋势是经常保持在95~106的范围之内。随着年龄的递增，性别比经历下列变化：
出生婴儿性别比：正常范围一般是在103~107之间波动。
青壮年性别比：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结婚年龄时，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开始接近100。
老年性别比：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性别比低于100。
可见，人口的性别比存在着依年龄组的递增而降低的变动趋势，这个变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0~14岁，为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二阶段15~64岁，为男性人口大致等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三阶段65岁以上，为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阶段。
3.2 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演变和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就伴随着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迅速攀升。1982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7.2；1990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到2000年已经高达116.9，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8，远远偏离103－107的正常范围。从1984年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长达30多年，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那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为何会演变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呢？198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08.32，已经超出正常值，但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引起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1990年代上半叶，国内的人口学家大多认为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年3月）中说：“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从而把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看成是统计不实。因此，当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性别比偏高。到了1990年代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性别比失衡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3.3 性别比失衡导致农村光棍急剧增加等负面影响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育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此外，更主要的影响还在于社会生活方面。首先是适婚年龄段男多女少，会导致大量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尤其是导致农村男光棍急剧增加，也是天价彩礼的重要推手。男多女少，会对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将增多，离婚率将持续上升。其次是引发更多社会问题。大龄未婚男子越来越多，会导致骗婚、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增加。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
3.4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城市大龄未婚女性
传统的婚配观念，一般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按婚姻条件的高低把男性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女性也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那么一般是甲男和乙女结婚，乙男和丙女结婚，丙男和丁女结婚，而剩下的甲女和丁男就会找不到对象了。
所以，现在大城市有很多甲女是大龄未婚女性，而农村则有很多丁男是大龄未婚男性。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男性。例如，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34岁人口中，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共有5894万人，其中男性有2788万人，占47.3%；女性有3106万人，占52.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婚配条件中仍然坚持“男高女低”，势必会导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要提高结婚率，除了要创造更多条件帮助单身男女“脱单”，社会舆论也需要改变婚配条件一定要“男高女低”的传统观念，既需要提倡男女平等，也需要包容婚配条件“女高男低”的家庭。在这些家庭中，男方要多做家务，并在育儿方面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
3.5 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出生性别比下降
近几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呈下降趋势。2013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7.6，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115.88，2015年继续降到113.51；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112.88，2017年继续降到111.9。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出生性别比下降到111.3。
可见，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出生性别比将会继续下降，直至恢复到正常值。
4、非传统家庭
4.1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
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下面是历次人口普查的中国家庭规模：
1953年“一人普”时为4.30人；
1964年“二人普”为4.29人；
1982年“三人普”为4.41人；
1990年“四人普”为3.96人；
2000年“五人普”为3.44人；
2010年“六人普”为3.10人；
2020年“七人普”时只有2.62人。
家庭户规模小型化，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减少。二是因为结婚率下降，“单人户”数量日益增长；三是因为住房条件改善，很多年轻人婚后不再与父母同住，而是搬出去独立居住；四是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使原本居于一户的家庭成员分散多处。
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
下表是根据经合组织数据列出的2015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家庭规模：
表 9：2015年部分国家/地区的家庭规模情况（人）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育娲人口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家庭规模为2.46，而瑞典的家庭规模最小，仅有1.8人。
可见，家庭规模小型化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出现了许多非传统的家庭，包括单亲家庭和单身家庭。
4.2 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是指孩子仅由一位母亲或一位父亲所抚养的家庭。单亲家庭的类型，有丧偶式、离婚式、未婚生育式等几种。在现代社会，离婚率较高是造成单亲家庭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1年欧盟国家各类型家庭的所占比例平均为：有配偶的家庭占比为52.62%，其中25.82%的家庭有孩子，其余26.8%的家庭没有孩子；单亲家庭占比为6.81%，其中5.6%是单亲母亲家庭，其余1.21%是单亲父亲家庭；单身家庭占比为30.68%，其他类型家庭占比为9.89%。
下表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春泥根据历次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计算的18岁以下未成年受访者居住在各类家庭中的百分比：
表 10：历次CFPS调查中18岁以下未成年受访者居住在各类家庭中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育娲人口
4.3 未婚同居
中国有关未婚同居的法律规定如下：一是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双方是夫妻关系，且在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前，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是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以后，男女双方未婚同居不再认定为事实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一旦发生纠纷，则法律不会像保护正常结婚的夫妻一样保护未婚同居者的权益。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
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仍然较低。以美国为例，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婚前同居率为69.7%，女性为64.6%。
西方一些国家较高的未婚同居率，与其法律规定、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一些北欧国家，同居伴侣被允许以注册“民事结合”的方式获得法律地位。无论结婚与否，共同居住的伴侣在税收、居留、生育子女的权利和福利等方面并不会有太大区别。
瑞典处理未婚同居关系的法律是2003年出台的《同居法》，与专门调整狭义婚姻关系的《婚姻法》并立。如果未婚同居伴侣间愿意更进一步，当然可以建立婚姻关系，此时同居协议将被婚姻法规则所取代。
未婚同居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区别是：未婚同居的任何一方可以随时解除同居关系，财产分割也简单得多。而婚姻关系的解除，需双方同意或法院判决离婚，并且财产平分。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1年瑞典20-34岁年轻人中，与伴侣共同居住的年轻人占比为46.98%，其中以婚姻形式或注册伴侣形式共同居住的年轻人仅占17.57%，其余29.41%是以未婚同居形式共同居住。
4.4非婚生育
非婚生子女，是指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世界各国中，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差别很大。下表是经合组织列出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
表11：2018年部分国家/地区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育娲人口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述国家中，非婚生子比例最高的是智利，高达73.7%，也就是平均每出生100个婴儿，就有73.7个婴儿是非婚生的。欧盟国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1.3%，经合组织成员国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0.7%。法国的非婚生子比例是60.4%，远高于欧盟国家平均比例。美国非婚生子比例是39.6%，略低于欧盟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比例。日本和韩国的非婚生子比例最低，分别仅有2.3%和2.2%。
近几十年来，无论是西欧国家还是东亚国家，结婚率都在下降。例如，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从1995年到2019年，法国的结婚率从4.4‰下降到3.5‰，日本的结婚率从6.4‰下降到4.8‰，韩国的结婚率从8.7‰下降到4.7‰。虽然2019年日本和韩国的结婚率比法国稍高一些，但生育率却更低。这是因为日本和韩国的非婚生子比例远远低于法国。
法国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在社会福利层面，不管是婚生还是非婚生，生育都能得到同样的家庭补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补助也越多。在财产继承方面，法国民法典规定婚生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瑞典法律也规定，在生育子女方面，同居双方都是孩子的合法父母。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在入学、户籍等方面享受的待遇不会有任何差别。
对非婚生育子女与婚内生育子女一视同仁，也是法国和瑞典生育率较高的原因之一。近年来法国和瑞典的生育率在欧洲国家中居于前列。相比之下，东亚国家的社会舆论对于非婚生育问题没有西欧国家这么宽容，日本和韩国非婚生子女占新生儿比例很低，这也是日本和韩国生育率远低于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原因之一。2019年，日本和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6和0.92。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就现实来说，我国的一些非婚生子女长期游走在社会边缘，面临入户难、上学难等问题。我们建议法律和政策真正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包括无条件为非婚生子女上户口。
根据2016年CFPS数据，中国的婚前生育和未婚生育（生育后始终未婚）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其中，出生队列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为0.3%；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
5、政策建议
5.1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生育成本过高是导致低生育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中国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几乎是世界最高的。
根据OECD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国2.12%，法国1.42%，瑞典1.24%，日本0.65%，韩国0.15%，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
为了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现金补贴：
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三孩及以上）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年满18岁。
个税和社保减免：
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及以上家庭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之所以要现金和减税的方式，是考虑到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比农村要高很多，而城市里的父母也缴纳更高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另外，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可以针对上述税务补贴政策再打一个补丁，即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而言，通过该项政策所获的补贴将设置上限，进而确保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购房补贴：
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同时加大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
增建托儿所：
把0-3岁的入托率从5.5%提高到50%左右。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法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会由政府提供普惠性的托幼儿所，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尽可能地回归工作。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2021年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我们建议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
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育儿补贴等生育支持政策，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远远不够。我们建议国家财政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尤其现在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等问题，恰恰可以通过提高生育福利来刺激经济，形成一举两得的效果。短期来说，补贴生育的福利支出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5.2对《民法典》有关收养条款的修改建议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我国的收养登记数量已经连续多年呈现负增长，内地居民的收养数量从2005年的3.8万人下降到2020年的1.1万人。通过孤儿院领养远远满足不了现实的收养需求，而且鉴于严苛的送养收养法律条款，真正能在民政部门办成合法收养手续的“民间收养”数量较少，于是没有办理民政登记的“民间收养”大量存在。这些民间收养的小孩因不符合现在收养条件上不了户口而处于“黑户”状态，给其入学、生活及以后的就业都带来很多不便。为此，建议修改《民法典》的以下有关收养条款。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三条规定：“下列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一)丧失父母的孤儿;(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这一规定导致生父母有经济能力可以抚养，但是没有意愿抚养并且虐待子女的那些未成年人并不属于可以被收养的范围，因此建议增加一项可以被收养的情况：“（四）被父母虐待和家暴的子女，经所在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建议可被收养。”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八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五)年满三十周岁。”
该条款对收养人的限制条件较为苛刻，建议删除“(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这一条款。另外，建议把收养人需“年满三十周岁”改为“年满二十五周岁”。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条规定：“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
建议该款修改为：“收养人可以收养多名子女，但应证明收养人具备抚养和教育多名子女的经济能力、健康情况及家庭意愿等，并且个人信用良好。”
另外，福利机构送养儿童只能按成本核算收取相应的养育费，不可变相以“接受捐赠”的名义贩卖儿童。送养之前应先在网上进行公示，中国公民有优先收养权。
5.3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虽然我国在法律层面上并不禁止单身女性生育，但是某些部门的文件规定却在事实上侵犯了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基于生理原因，单身女性如果想独立生育就需要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但是原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号）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规定从实际操作中造成了单身女性无法使用库、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相关技术方法行使自己的生育权。
中国不允许单身女性冻卵和做试管婴儿的政策，其实可归咎于过去限制生育政策的残留的惯性。但是现在中国的生育政策已经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现在有些单身女性愿意用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去尝试生小孩，其实有利于提高生育率，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不应该禁止。
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生育登记管理办法》和2023年2月15日起施行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均规定在生育登记中取消结婚限制和生育数量限制，有利于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5.4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
在目前中国，法律只保护合法的婚姻同居关系，而未婚同居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未婚男女在结束未婚同居后常常引发很多纠纷。在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的现实背景下，建议中国的立法部门借鉴瑞典的《同居法》，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或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增加有关未婚同居的法律条款。
瑞典在2003年出台《同居法》，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区别是：如果两人结束了同居关系，需要分的财产只是两人共同的常住居所和里面的家具家电；而如果两人结束了婚姻关系，瑞典婚姻法对共同财产的分割采取均分规则，伴侣双方各获得共同财产的一半。
在生育子女方面，同居双方都是孩子的合法父母。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在入学、户籍等方面享受的待遇不会有任何差别。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1年瑞典20-34岁年轻人中，与伴侣共同居住的年轻人占比为46.98%，其中以婚姻形式或注册伴侣形式共同居住的年轻人仅占17.57%，其余29.41%是以未婚同居形式共同居住。
6、结论
从2013年到2021年，仅仅八年时间，我国初婚人数就减少了一半，预示着出生人口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到2022年已经是连续六年下降，总和生育率从2017年的1.58下降到2022年的1.07，背后的原因是与初婚人数不断下降分不开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按每五岁分组的人口数来看，2020年30-34岁人口有12415万人，25-29岁人口有9185万人，20-24岁人口有7494万人。由于步入婚龄人口数量呈不断下降趋势，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初婚人数仍然会继续下降。
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占比下滑，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要提升生育率，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促进现代家庭观念的健康成长，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参考文献
[1]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d/file/gt/2023-10/4vulcszm5ho 民政部历年发布的民政事业和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article/sj/tjgb/
[3]OECD family database: https://www.oecd/els/family/database.htm
[4] 於嘉、赵晓航、谢宇：当代中国婚姻的形成与解体:趋势与国际比较，《人口研究》2020年9月第5期
[5]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数据
注：
[1]结婚率数据是根据民政部公布的历年结婚对数除以当年的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
[2]注：2009、2011-2014年有配偶的数据包括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
[3]注：样本量已经使用全国截面权数加权，由于仅基因成员有权数，故样本量有损失。但即便不使用权数，各类家庭分布的基本结论仍不变（略）。

以前队伍中如果有内奸，是怎么查找的？

抗战初期，内部连续爆发数起内奸泄密案，先是江阴要塞将被封锁的消息泄露，紧接着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刺杀的事件。

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已经在内部安插了卧底，那究竟谁是卧底，又是怎么查找内奸的呢？

01，江阴要塞泄密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民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的局势已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庐山发表了讲话，号召全民族抗战。

不久之后，北平沦陷，深感华北一旦丢失，抗战将变得十分困难，于是召开了国防会议，会议决定将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加大纵深深度，以利于长期抗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决定在上海发起大规模反击战，即淞沪会战。

而在凇泸会战之前，又召集军委会高级将领召开了一个高度保密的会议，会议决定派遣军队封锁江阴要塞，并将长江中上游的日军舰队全部消灭，以此来避免华北丢失之后，日军通过长江包抄国民政府的大后方。

之所以是江阴要塞，是因为这个地方是由江入海的咽喉要道，素有江上雄关之称，只要将这个地方给封锁住，就等于切断了日军在江上和海上的联系，如果再将日军在江上的舰队给消灭掉，那对于即将爆发的淞沪会战而言，将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为此，下达了严令，要求堵塞江阴要塞使其无法通行，并派遣重兵把守，决不能放日军战舰通过。

会议结束后，各位将领都各自准备去了，也去忙其他事情了。

但仅仅过了不到三天，一个震惊的消息传来，日军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地港口停泊的二十多艘军舰，以及这些地方的日本商船及侨民，全部快速向长江中下游行驶，而且已经快要冲出江阴要塞了。

感到无比震惊，他知道日军之所以行动这么迅速，肯定是消息泄密了，那么消息是怎么泄露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陷入了深思，最终他得出一个结论，参加会议的只有极少数高层人士，计划的保密等级也很高，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因此泄密者必定是参加会议之人中的一个或几个。

想到这里，感到无比愤怒，他下令严查此事，但还没来得及查清事实，另外一件大事就爆发了。

02，行程泄露，遭到袭击和。

就在情报部门调查内奸的时候，淞沪会战也快要爆发了，为了鼓舞士气，决定前往上海督战。

当时日军已经取得了制空权，如果坐火车或者汽车，都将冒很大的风险，因此他一直无法启程，也为此感到焦虑。

恰在此时，白崇禧找到了，他说英国公使准备乘坐专车去上海，可以坐他的车一同前去，只要在车上插上英国国旗即可。

那时候英国还是中立国，日军是不会轰炸的，也觉得这个方案可行，表示同意。

几天之后，许阁森出发了，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他乘坐的汽车竟然遭到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直到车子被炸毁方才离去，而许阁森虽然活了下来，但身负重伤，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幸运的是，因为临时有事而没有乘坐许阁森的专车，因此躲过一劫。

那么，日军飞机为何要轰炸英国公使的专车呢，难道不怕得罪英国吗？

在仔细分析后认为，日军很显然是冲他去的，也就是说，他的行程泄密了！

那么，谁才是泄密消息的内奸呢？

认为，知道他行程的人，只有几位军方高级将领及政府高层人士，内奸肯定在他们之中。

想到这里，怒不可遏，他再次给情报部门下达了严令，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侦破此案，以此避免产生更大的损失。

但问题是，调查的对象都是政府高官，阻力是非常大的，因此调查进行了半个月，依然没有锁定嫌疑人。

不过，转折点出现在了九月的一天，这一天又险遭，但狐狸却露出了尾巴。

03，查找内奸，锁定目标。

情报部门在调查无果后，觉得泄露消息的内奸十分聪明，办事也很老练，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因此必须转变思路，即采取引蛇出洞的方式。

恰好九月四日就是“总理纪念周”活动的举办日，按照以往惯例，和宋美龄是要参加此次活动并发表讲话的，这正是个刺杀的好机会。

情报部门认为，内奸肯定会在九月四日这一天采取行动，因此必须做一些安排，决不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活动的举办地是南京中央军校，情报人员很聪明，在活动举办当天，并没有严格限制外来人员，其目的就是让刺客顺利进入军校之内，然后再将其抓捕。

就在会议即将开始的时候，情报人员果然发现了两个可疑人员，于是随即停止活动，大搜查也就此展开了。

但是，那两个刺客非常聪明，他们在军校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开着一辆车冲了出去，然后逃之夭夭了。

不过，刺客虽然逃走了，但看门的师傅却看清了车牌，情报人员在询问之后，发现刺客开的车不是别人的，正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

而黄浚作为政府高层人员，参加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包括之前关于江阴要塞的会议，并可以很轻易知晓的每日行程。

当然了，刺客开的车是黄浚的，并不代表他一定就是内奸，但至少是有重大嫌疑的。

由于缺乏证据，所以情报人员决定秘而不宣，继续展开调查，为此下令成立“侦缉黄濬间谍案专门小组”，专门负责调查黄濬及其同伙，而负责此案的人则是素有中国宪兵之父之称的谷正伦。

谷正伦可是个牛人，不用军统或者中通，而让他负责此案，一方面是考虑到事件的敏感性，因为黄濬对情报部门很熟悉，所以让情报人员调查此案显得太扎眼，反而是让宪兵队进行暗中调查，不容易被察觉；另一方面也是认可谷正伦的能力，毕竟他在时期就颇受赏识，专业素质绝对过硬。

而谷正伦也不负众望，他很快就掌握了黄濬的可疑之处，确认了他就是内奸。

但就在谷正伦进一步寻找证据的时候，黄濬似乎有所察觉，开始收敛行为，将事情做得更加隐蔽，让人无法抓住他的把柄。

04，无懈可击？美男计，引蛇出洞！

在随后一段时间里，黄濬低调到可怕，几乎都在政府办公大楼和府邸之间两点一线，别的地方他一概不去，也没有可疑人员去他家拜访。

有一天，蹲守在黄濬家附近的宪兵回去向谷正伦报告，说当天有一名大约二十几岁的女佣外出办事，还说那女佣穿着一般，跟黄家的地位显然不符，面色也比较难看，似乎刚挨了一顿训斥。

谷正伦长了个心眼，认为那女佣肯定没有得到黄濬的善待，便决定从她身上寻找突破口。

为此，谷正伦精心设计了一出美男计，等到那女佣再次出门办事的时候，一个宪兵假扮成地痞流氓上去调戏她，而另一个长相俊美的宪兵则假扮路人上前营救，最终赢得了她的信任。

以此作为契机，谷正伦最终将那名女佣给收买了，成为了帮助他监视黄濬的眼线。

与此同时，谷正伦还有一些其他发现，宪兵在盯梢黄濬司机的过程中，发现司机每天都会去一家咖啡馆喝咖啡，而一个日本领事也有这个习惯，这难道是巧合？

但让人失望的是，盯梢的宪兵始终没有发现司机与日本领事有任何接触，这就让人感到十分奇怪了。

而就在谷正伦一筹莫展的时候，女佣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说有一次她发现司机进入黄濬房间之后，将帽子脱下来挂在了房间的衣帽架上，等走的时候，却没有将帽子取走，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谷正伦也觉得很奇怪，但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司机的帽子里肯定藏有情报，帽子就是黄濬与日本领事传递消息的工具！

在随后盯梢的过程中，谷正伦要求宪兵重点注意帽子，结果还真有发现，司机进入咖啡馆之后，会将帽子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而日本领事进入咖啡馆后，也有同样的举动，并且两人的帽子一模一样，等到离开的时候，两人则会取走对方的帽子。

也就是说，司机和日本领事确实是通过帽子来交换情报的，这样做很难引起人注意，手段十分高明。

既然知道情报的传递途径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掌握证据了，谷正伦又策划了一场戏，他在日本领事去咖啡馆的路上，人为制造了一起车祸，然后派人趁机将日本领事强行送到医院救治，并取走他的帽子，将里面的情报取出，然后将一张纸条塞进去，再拿到咖啡馆挂起来。

司机照例进入咖啡馆，走的时候取走了日本领事的帽子，再回去交给黄濬，而宪兵则将司机的帽子取走，在里面发现了一些机密信息，经过对比，笔迹正是黄濬的。

而黄濬在看到纸条后，发现里面写着一些感谢的话，还说让他召集有功人员，于次日上午十一点在某处私密场所聚会，日本特使及间谍头目须磨弥吉郎将军会为他们举行庆功宴并进行表彰。

由于纸条是谷正伦找专家模仿日本领事的笔迹写的，因此黄濬没有产生怀疑，决定冒险参加庆功会，要知道他当间谍就是为了获得丰厚回报。

第二天，黄濬召集党羽来到指定地点，但左等右等就是没等到日本领事及须磨将军，最后等来的却是一大批宪兵，所有人当场被捕。

就这样，内奸黄濬的团伙成员大部分被捕，这些人中不乏陆军、海军将领及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甚至连他的长子黄晟也在其中，真是上阵父子兵啊。

南京沦陷前夕，黄濬团伙的罪名也收集得差不多了，最终下令，将这伙穷凶极恶的卖处以极刑。

05，黄濬是如何成为内奸的？

其实，黄濬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他出生在福建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翰林，母亲则是大家闺秀，他继承了家族的优良基因，四岁识字，七岁能诗，是当时有名的神童。

黄濬的学习之路也是一路顺畅的，很小就到北京名校读书，师从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与政界巨擘梁启超也曾有师徒关系，在这这些文化名人的熏陶之下，他逐渐成为一个学富五车之人，在当时名气非常大。

初期，黄濬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学成归国后进入政府任职，因为学识卓越而一步步升迁，1935年的时候已经是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了，深得汪精卫赏识，能参加国民政府最高级的军政会议。

可以说，黄濬的人生道路是走得十分顺利的，但他有才无德，一味追求个人享受，生活极为奢靡，毫无人格与气节，而这些缺点恰恰引起了日本情报部门的注意，决定将他发展为间谍。

大约在1935年前后，日本驻扎在南京的间谍头目须磨弥吉郎，派遣素有帝国之花之称的日本第一女特工南造云子接近黄濬父子，用美色和钱财来诱惑他们，最终成功将父子二人收买。

在沦为汉奸之后，黄濬又用钱财收买了许多将领和官员，因此组成了一张专门为日本刺探情报的庞大网络。

在这些人的密切配合之下，大量机密情报被黄濬送给须磨弥吉郎，再由须磨弥吉郎转送日本军方，因此吃了很多亏，前面所说的江阴要塞和刺杀等案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据说，黄濬十分贪婪，他对日本人往往是狮子大开口，而日本人为了获取情报，则不惜重金贿赂他，久而久之彼此就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关系。

黄濬还很聪明，他在选择收买对象的时候，往往挑那些身在高位的失意派，以及一些非嫡系人员，这些人跟他一样没有民族气节，在政治上也不寻求突破，因此甘愿拿钱替人办事，然后过奢侈的生活。

可以说，黄濬如果走上正道，绝对是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可他偏偏成为汉奸，还将包括儿子在内的一大帮高层人士拉下水，干一些危害国家的事情，简直是可耻至极。

因此，黄濬等人被处以极刑，真是大快人心，而谷正伦的手段也不得不让人佩服，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一个人，是那个提供情报的佣人，据说她的名字叫莲花，她在黄濬被捕之前，因为在房间里无意翻到情报，被黄濬发现之后用枪将其击杀。

至于说策反黄濬的那个南造云子，据说她在黄濬被捕之后也被抓了起来，后来买通狱卒后逃脱，跑到上海参与建立76号，但最后被军统了。

只有须磨弥吉郎最终逃脱，他在黄濬被捕后返回日本，之后去伪满洲国担任情报部门领导人，干了很多危害中国的事情，抗战结束后又逃脱制裁，1970年在日本病逝。偷梁换柱，引蛇出洞，关门捉贼，连环计环环相扣将内奸团伙一网打尽。

根据黄浚与日本间谍的交流方式，专案组将计就计准备先来一个偷梁换柱，再用一招引蛇出洞将黄浚及其党羽们全部引出来，最后关门捉贼一网打尽。

于是，办案人员先让一个精通于笔迹模仿的专家，用须磨的口吻和笔迹伪造了一封给黄浚的信，内容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召集所有有功人员在次日晚上11点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将亲自到场并对有功人员发放巨额酬金和进行嘉奖。

随后，办案人员伪装成咖啡厅服务人员，将黄浚司机与日本间谍在咖啡厅接头时，装作收拾清洁便将这封伪造的信件放进了日本间谍挂在衣帽间的帽子中，同时再将真实的信件取走。

而黄浚的司机不疑有他，喝完咖啡后便上前取走了日本间谍的帽子，并把他带回去交给黄浚。尽管黄浚很狡猾，但看到信件后也没发现丝毫破绽。

于是黄浚便按照“须磨”的指示，于第二天晚上11点将其团伙所有成员全部召集在公馆内，等候须磨过来发奖。不料左等右等，直到等不及派人出去看看时，却发现外门大门紧闭，所有门窗都被锁死，随后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装特工人员将所有人团团包围，插翅也难逃了。

就这样，黄浚汉奸团伙被一个不漏的一网打尽，被抓的人中甚至不乏一些参谋总部、海军部、军政部的高级军政人员，都是被黄浚重金收买，组成的堪称抗战史上最大的一个内奸集团。

不久后，在南京沦陷前夕，黄浚被处以极刑，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其长子以及同党十余人。堪称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一起内奸泄密案至此告破。

结语：最让人深恶痛绝的内奸，是汉奸。

在战争年代，队伍中出现内奸是最正常不过的情况，内奸一定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古人早就将用间、反间、防间等玩得炉火纯青。

但是，有一种内奸最让人不能容忍和深恶痛绝，那就是汉奸。汉奸之可恨，在于为了自身利益而背叛自己的祖宗，背叛自己的家国，背叛自己的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汉奸对中国百姓带来的伤害甚至比起侵华日军都毫不逊色，甚至更变本加厉。

所以，诸如黄浚之流的内奸，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受人唾弃。

婚恋博导108情感求助14派：姓名配对#两性#婚恋#情感#姓名合婚

婚恋情感指导流派五花八门，而姓名配对是最让人无语的一种。在许多平台上，都能看到这种广告，很多人在里面留言、讨论、测试、打分，甚至对号入座。这种所谓的“姓名合婚”，常常出现在直播间中，用几张动图进行宣传。虽然振振有词，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得出结论和评分的。如果姓名真的能决定你和谁合适，甚至能影响到你和他的前世今生，那就太荒谬了。这种方法无法真正指导你的婚恋生活，因为它是一种无耻、荒唐、毫无根据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