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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人口(2021年中国人口总数是多少人?)

时间:2024-01-19 10:08:11 作者:万物皆甜 来源:网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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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根据2022年初公布的数据,我国人口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也就是说死的人比生的人多。联合国预测说,到2035年我国人口还能保持在14亿以上,但是再过15年就会掉到13亿以下。我国人口现在有几个特点:

生孩子少

生孩子少就是说生育率低,小孩子的数量也越来越少。我国现在能生孩子的女人越来越少,出生率也下降了。老人越来越多,小孩子越来越少。

为什么会生孩子少呢?原因有很多,比如现在社会上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差距太大,但是养孩子又要花很多钱,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想早结婚早生孩子。还有就是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有的人不想生孩子,有的人身体不好不能生孩子等等

老人多

跟生孩子少一样,老人多也是一个问题。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国家有10%的人口是6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有7%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人,那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老龄化了。而我国到2021年底,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了总人口的18.9%。

老人多了,国家要花更多的钱来照顾他们,比如医疗费、退休金等。研究表明,养一个老人比养一个小孩要贵得多,所以老龄化会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我国现在养老服务水平还不高。

人口减少

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低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情况,这就叫做人口转变。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就进入了这个阶段,虽然总人口还在增加,但是出生率却在下降。

像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情况更严重。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不是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有时候会出现正增长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在2021年5月31日实施了“三孩”政策,并且提供了一些配套措施来支持。我国还坚持保护女性的生育权利,比如保证女性休产假期间的工资等。

如果我国只剩7亿人会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很多行业都需要很多劳动力。如果突然有一天我国只剩7亿人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对社会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呢?

环境和资源好转

如果只剩7亿人了,那么我们对资源的需求就会减少很多,自然环境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比如水资源、土地资源、植物资源等都可以更新和增加。

同时,我们对环境的破坏也会减少很多,因为人类活动的频率和强度都会降低。比如空气质量会提高,野生动物会增多,全球变暖会放缓等。

资源分配更集中

如果只剩7亿人了,那么我们享受到的社会服务和福利也会更好。比如看病买药不用排队,教育也会更公平,老师和设备都会更充足。

另外,国家对老人的支出也会减少很多,因为老人的数量也会减少很多。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在其他方面,比如科技创新、基础建设等。

社会压力减轻

如果只剩7亿人了,那么我们的收入也会提高很多,因为劳动力的供需关系会改变,各行业都要提高工资来吸引人才。同时社会抚养压力也会减轻很多,因为小孩子和老人都不多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过上更轻松的生活,不用担心钱不够花,不用担心养不起孩子或者老人。

劳动力减少

如果只剩7亿人了,那么我们的生产力也会下降很多,因为很多产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创新人才也会缺乏,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会降低。

经济出现问题

如果只剩7亿人了,那么我们的消费水平也会下降很多,投资水平也会降低,市场经济就会衰退。而且资源利用率也会降低,行业发展动力也会减弱。还有就是税收收入也会减少很多,国家财政压力也会增大。

发展不平衡

如果只剩7亿人了,那么我们的人口结构也会失衡,农村人口可能都要搬到城市去生活,资源也都要集中到一些发达地区去。比如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方面,城乡差距可能会更大。

怎么应对人口减少?

其实人口减少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太害怕人口减少,而是要积极地面对它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全面地看待它的利弊。

要注意的是,人口减少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是可以通过政策和社会变化来调节的。这就要求相关部门根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来分析为什么年轻人不想生孩子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现在养一个孩子太难了。首先,现代社会离婚率高,婚姻稳定性差。其次,养孩子花费高,很多人自己挣得钱都不够用,生了孩子可能还要失去工作机会。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身体健康、教育质量、医疗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国应该坚持推进改革创新,制定新的生育保障政策,让人们觉得可以生、养得起孩子

若不搬走这“三座大山”,我国人口总数,将在2056年被美国反超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过,也是人口出生率较低的国家。根据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只有1.175%,排名世界倒数第5名。现在中国平均出生率只有1.175%,这意味着每个中国女性平均只生育1.175个孩子,这要远低于世界正常的2.1%出生率。

对此,有专家发出警告:如果不解决眼前这“三座大山”,到2056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被美国超越。而这“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第一、教育支出压力大

现在我国生育率低下,在很大程度上是老百姓在教育方面支出的压力较大。一个家庭最多只能负担起一个孩子的教育,再多生孩子仅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就承受不了。孩子在上幼儿园时,就要报名各种兴趣班,上中小学时就要请家教或报名各种辅导班,而读大学每年至少也有好几万的费用支出。据权威机构数据显示,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家长在教育上面的支出就高达几十万元。

第二,高昂的医疗费用支出

现在国内医疗费用支出是居高不下。除了过度检查之外,就是过度用药,以及药价每年都在上涨。即使有个感冒发烧去医院看病也要花掉近千元。如果碰到大病住院,至少要花掉几万元。即使有医保,自己也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费用。在此情况之下,很多家庭都要存下一些钱,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疾病。能生育一胎就很好了,根本没有太多的钱去生养二胎或三胎。

第三,高房价的问题

2023年8月,百城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6176元/平方米,百城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15625元/平方米,随便买上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就要160万以上。像北上广深的房价之高,都可以排名全球房价前10名之内。

很多家庭为了买套房子,不仅掏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几十年的房贷,每个月收入很大一部分都要还房贷,剩下的可支配收入只能维持最基本的开销。所以,很多年轻家庭能生育一个孩子就算不错了,生育二胎、三胎根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为了搬走压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这“三座大山”,刺激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反弹,我国政府近期也出台了各种政策:

首先,教育部门关闭了各种课外辅导班,规定学生的课业应在校内完成,以降低学生和家长的负担,同时,通过“划片区入学”的方式,让学生通过摇号上学。这样一来,学生家长即使买了学区房,也并不一定就能进入名校,这样就能挤压学区房的价格,让学区房价回归到合理的区间之内。未来我国教育支出压力还会进一步降低。

再者,今年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医疗的打击力度,有一大批医疗领域的分子被查处,这让很多老百姓拍手称快。而随着国内整治医疗力度的加强,医院的各项成本支出会大幅下降。

未来国内老百姓看病费用支出将会逐步降低。当然,我们还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在医疗领域的资金投入,只有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得到逐步缓解。大家没有了后顾之忧,也就不需要再去存钱,我国人口出生率也会出现反弹。

最后,面对当前的高房价,我国在一直强调“房住不炒”的理念,仅2021年出台的楼市调控政策就高达651次。目前,国内各地房价都处于调整的趋势之中。同时,各地还在加快推进保障性租赁房、共有产权房等保障房入市的步伐,以了降低年轻人住房的成本。

此外,现在各大国有银行也纷纷下调了房贷利率,现在房贷利率已经降至4%以内。相信随着年轻人的住房成本的逐步降低,我国人口的生育率下行趋势将会得到逐步扭转,并且出现好转。

「数·百年」中国人口的“多”与“少”

2021年5月11日,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揭晓——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劳动年龄人口8.8亿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5467人……

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评价称,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人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

中国目前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人口数量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多。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计口径都不太一样,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人口数据的准确性一直存疑。根据《中国人口史》,西汉初年,中国的人口数量才不到2000万,直到明朝中期人口数量才增长到约1亿人。

从2000万到1亿,这一阶段经过了1300年。期间朝代更迭、战争频繁,总体上人口数量增长非常缓慢。但是此后,从明朝中期的1亿人口增加到清末的3亿人口,却只用了不到400年的时间。从全世界来看,这都是惊人的增长速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口增长更是切到“快进”状态,出生率逐年递增、死亡率快速下降。根据我国1953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当年我国人口已由解放前的4.7亿发展到6.02亿。

这一数字大幅超出了预期。事实上,此时的社会生产力还未能匹配人口的高速增长,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供给不足的现象十分突出。

“我国人口增长过速,将影响生产建设、资金积累、劳动就业、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提高,必须加以控制,实施计划生育。”这段话出自为人熟知的《新人口论》,于1957年7月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在此前一个月举行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文章作者,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就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1954年-1978年期间,我国净增3.5亿左右人口。

1990年,宋丹丹、黄宏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登上春晚舞台。

1980年9月,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12月写入宪法,开启了中国“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新纪元。在当年公布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显示,我国人口已突破10亿。

时间来到2002年9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

人口普查显示,实施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出生率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33‰下降到了2000年底的14.03‰,成功实现了“九五”期间提出的将人口控制在13亿的奋斗目标。人口总量压力缓解的同时,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人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2003年6月7日,在北京第十五中学参加高考的考生等待进入考场。这一年,高考考生总数为613万,比上一年增加了近90万。

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来,是巨大劳动力总量带来的人口红利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那么,建立在素质与健康提升之上的“人才红利”,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坚实基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时代变迁,人们讨论的主题从膨胀的人口该何去何从,逐渐变成怎样才能更加以人为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红利与素质提升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依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群体规模仍然庞大。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么几组数据:

从人口总量上看,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但仍然保持平稳增长。2020年,全国人口达到14.1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过去10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0.53%,略低于上一个10年0.57%的平均增长率。

从人口寿命上看,十年来,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也在持续提高,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有358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比2010年增加了1485万人,比重提高了0.98个百分点。

从医疗卫生水平上看,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截至2020年底,全口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6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

从脱贫攻坚成就上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7.5亿人成功脱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从人口质量上看,2020年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0年前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

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规模扩大,提升了整体人口素质水平。

而与支撑了过去几十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崛起的“人口红利”相比,新时代正逐步显现的“人才红利”将支撑起未来几十年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帮助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同时,我们要看到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保持韧性的关键。

“我国人口的主要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历程,也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趋势和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宁吉喆说。

我们这一代的“少”与“多”

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降至8.50‰。

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中央曾在2011年开始在全国推开“双独二孩”,2013年作出“单独二孩”的调整,并自2015年起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政策变化反映到了人口结构变化中:我国14岁以下人口从1982年的3.41亿人下降到2019年的2.35亿人,而2020年这一数字回升到2.53亿人,比2010年增加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

宁吉喆说,我国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但总和生育率下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这里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女性,在育龄期间(国际传统上一般以15岁至44岁或49岁为准)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它也被认为是反应人口发展趋势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除了儿童还有老人。

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口则从1982年的4991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1.9亿人,已占总人口的13.5%。分区域看,2019年已经有7个省区市步入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65岁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而在“十二五”时期,这个数据还是“0”。

2013年12月31日,湖北襄阳,护城河边练习乐器的老人。视觉中国

根据预测,中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在“十四五”期间将突破3亿。

老龄化,它所衍生的如年轻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抬升、迫在眉睫的养老金压力等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受到了各方重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我国养老金体系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急需强化第二、第三支柱。应尽快扩大企业年金的参与率,引入“自动加入”机制,同时尽快出台第三支柱的顶层设计。

他建议,从“负债型”养老金向“资产型”养老金过渡。同时,尽快引入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并考虑扩大国资划转规模。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应该挖潜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空间,挑战中往往蕴含着机遇。

正如宁吉喆表示,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但也会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内容提到:“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关系你我每一个人。(【财经翻译官】闫雨昕/文 白明辉/设计)

中产阶级面临的财富保卫战——《M型社会》

这本书以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

主要特点就是中产坍塌,有钱的人特别有钱,而穷人则特别穷,原来的中产阶级大幅减少。

进入M型社会后,美国经历了10年大萧条,日本经历了20年的停滞,那么如今的中国是否也进入到M型的社会形态了?

一、认识M型社会

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长期衰退时期,日本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变化。

原本人数最多的中产阶层,除一小部分挤入高收入的上层社会外,更多的沦为中低收入甚至低收入阶层。

这使得原本呈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中间部分日益凹陷,人口分布往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端移动,“M型社会”形成。

形成M型社会的原因很多,就日本而言:

1、没有赶上1985年的新经济浪潮,进入90年代即陷入衰退,而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无力且政治体制僵化,经济好转遥遥无期;

2、靠资历升职加薪的年功序列主义的崩溃。(人们的职务性收入增长出现停滞,家庭的所有财富波动发生在财产性收入上)

20世纪80年代,美国领先世界迎来了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彻底改变了产业结构,进入“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的新经济时代,实现了存在两极分化国情下的国富民强——中低阶层也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错过新经济浪潮的日本则从90年代起进入“长期衰退期”。

而政府并未认清事实,而是把经济的低迷,归咎于泡沫经营崩溃导致的消费不景气,于是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企图利用发行公债刺激经济,结果导致财政支出扩大,不仅为日本国民徒增9万亿日元公共债务,还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事实上,所谓“通货紧缩”是经济全球化及数字化下“物价正常化的过程”,无法随着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调整而改善。

真正将日本经济体系推进“不吸收金钱时代”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1、人口老龄化:视货物为非必要品的老龄人口增加,整体消费能力下降;

2、企业生产方式变化:准时制生产方式出现从而库存变得非必要;

3、消费者心理变化:因为对未来感到不安,消费者认为掌握金钱比拥有货物更重要,从而倾向于将多余资产进行储蓄而非消费。

此外,终身雇佣制和靠资历升职加薪的年功序列主义的崩溃,也加快了M型社会的转化进程。

在8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日本社会精英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只有8倍。这种没有贫富差别的均质性社会,是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在终生雇佣制度下,日本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稳定的生活预期:“年轻时虽然薪水不高,但是往后一定会加薪、升职,最后总可以升到中上阶层,退休之后也有足够的退休金”。

如此一来,中产阶层就敢于消费,强劲的中产阶层消费需求也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

但随着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工资制度的瓦解,员工薪资收入被固定在低阶层水平,中产阶层中绝大部分“下流”到中低收入阶层。

工薪阶层原来稳定的生活预期被打乱,贷款买房子、孩子的教育基金等规划无法实施,带来生活质量的强大落差。

收入两极化成为日本迈向M型社会的直接表现。

员工之间薪资差距拉大、产业之间收入差距增加,即使是普通居民也嗅到了M型社会来临的气息。

消费方面,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同时开始向两端转移。

消费频率增加的有网络商店、百元商店、以食品为中心的超市、便利商店以及药妆店;

消费频率减少的大都是百货商店,其次是休闲服饰专卖店。

占人口近80%的中低阶层蕴含的巨大消费能力,促进了走低价格路线的零售业的快速发展。

而面向中上阶层的百货公司营业额持续低迷,日本全国百货公司的营业额由1991年的9.4万亿日元,一路下滑到2004年的7.8万亿日元,减少了两成。

二、面对两极分化的企业战略

贫富差距拉大使得消费者呈现出两极化的消费倾向:

高收入阶层自然更加追求极致品质和精致服务;中低阶层更注重性价比,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质量佳、感觉好的商品和服务。

而企业方,则要对不同客群进行精准分析:

1、瞄准高收入阶层的企业,要拥有创造相应价值的能力及创新能力。

2、瞄准中产阶级的企业,要认清市场已经缩小的事实。

3、瞄准中低收入阶层的企业,是否可以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或者走低价路线,锁定下层阶级。

中低阶层市场的4个营销战略:

1、在低价格业态中加入附加价值(低价格高品质)

2、重视实用性(质量)

3、让库存流动,增加消费(周转-流动-效率)

4、活用IT(减费增效)

其中,作为社会的大多数,中低阶层客户的潜在消费能力不容小觑。

本书作者大前研一提出了两种赢得中低阶层客户的青睐的方法:

一种是“憧憬自由之丘”:简单来说就是提供价格便宜,感觉如在自由之丘(日本东京市内的高级住宅区)的商品及服务,让大多数人享受向往却承受不起的自由之丘气氛。低价而不失品质,关键在于提高供应链效率、降低成本。

另一种经营路线是提供“新奢华”商品服务:与传统的“奢华”不同,其特征是价格和品质都属于中上阶层,但锁定的目标是中低阶层客户,即提供让中低阶层消费者虽然觉得有点贵,却想加点钱获得的商品服务。

中低阶层并非与“奢华”绝缘,对某种商品品质的执着或者“偶尔的奢侈”,会使得一个消费者会同时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行动,这要求企业能够及时并准确地察觉客户心理。

在消费经济发达的今天,不同人群之间的消费界限更是逐渐模糊。

年轻的工薪阶层会攒钱买一个名牌包犒赏自己,一两件精致的家居摆件也会大大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星巴克高雅的、小资情调的环境吸引了众多白领把其作为商务谈判、休闲的场所,也正是通过提供环境、服务等附加价值让消费者心甘情愿支付溢价。

三、中国是否迎来M型社会?

近些年来,国内中产作为一个阶层正在快速缩水,随着地产、教培、金融、科技一批高薪行业大规模人员优化,一波被媒体和品牌定义的“中产”们走出办公室被动创业,很多迹象显示我国正在走向M型社会。

不同于美国、日本等成熟的发达国家的是,中国经济仍在较快增长,人民的财富也在快速增长,随之而来中产的绝对数量也在增加。

然而中产阶级增长的背后,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居民财富增长可能主要来自资产价格及汇率的波动,尤其是房产价格的增长。

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指出:

自2000年起,中国的家庭财富每年增长12.5%。2016年中国市场总市值增长约15%,其中仅房价上涨就占了10%。

另外,目前我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仍有待合理化。

中国居民资产配置中地产和存款占比明显较高,相比而言美德等成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加均衡。

当居民财富更多的体现为房产价格和银行存款中的数字,财富增长是否能带来消费水平的实际增长仍有待商榷。

不仅如此,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更是增加了中国中产阶级的负担和焦虑感:

1、庞大的开支加重了中产阶级的负担,导致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与收入并不相称。

虽然人们的工资在日益增加,但同时开支也在直线增加,尤其是以住房、教育及医疗为主的支出费用上涨过快,使得生活负担日趋沉重。“高负债中产”应运而生,即虽然拥有房产等昂贵资产,但由于按揭等压力并不宽裕。

越是发达的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居住项目的占比越大,一线城市住户杠杆率(住户杠杆率=住户贷款余额/住户存款余额)更是达到96%。此般负担下,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明显,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难以提升。

2、中国社会少子老龄化的脚步加快,加重了整体社会负担。

《中国统计年鉴2022》显示,2021年全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历史最低,包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自然增长率为负。

同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司司长王海东曾表示,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不仅强大的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中国贫富差距也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一直稳步增长,但是不同收入群体收入的提升幅度与速度却有明显差异,“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一直客观存在。

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虽然从最高的0.49有所下降,但近年来仍徘徊在0.46左右,处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分组中。

基尼系数也直观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基尼系数是0.3左右。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近年来基尼系数升降互现,但都位于0.46以上,高于国际警戒线0.4,同时也高于发达国家0.24-0.36的水平。

消费方面,虽然中国整体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差距仍在扩大。

高消费端,奢侈品销售猛增,名车、名表、名包、名牌服装消费能力持续加强。

各大奢侈品集团的中国区业绩都表现亮眼,中国市场举足轻重,甚至被业内称之为是扭转奢侈品行业近年来颓势的主力地区。

预计到2025年,中国富裕家庭的奢侈品消费合计将达1万亿元,占全球奢侈品市场的44%。

另一端,低线城市和广大农村仍有很多居民追求低价,拼多多等主打低价的电商平台迅速崛起。低价主导下,各种劣质品、仿冒品应运而生,不同消费群体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本书作者大前研一对M型社会有四个判断依据:少子老年化,高储蓄率,长期货币增发,阶层板结。这四个依据,正在中国社会发生:

1、2006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2%,2021年上海65岁以上人口占比26.9%。

2、2006年日本家庭平均储蓄率与2022年的中国家庭平均储蓄率也相差无几,前者34%,后者36%。

3、与此同时,中国的长期货币增发比日本严重得多。2002-2022年,中国M2增长1396%,而日本1986年--2006年M2增长为73%。

4、未来几年,如果职务性收入停滞,则意味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与否,决定了我们能否继续跻身新中产或高收入人群。

与日本,美国相比,中国高净值家庭的财产性收入非常畸形:

调研数据显示,中国高净值家庭房屋资产占比60%,日本是35%,美国25%;

而保险类资产我们只有4%,日本和美国都是24%;

股票、基金等权益资产在中国高净值家庭的资产配比中仅占3%,日本是10%,美国是35%。

也就是说,中国高净值家庭出现了房屋资产占比过高,保险类资产,股票,基金等权益资产配置过低的情况。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说:“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还没形成橄榄型就已经逐步呈现M型了,本来很弱的中间阶层在往下塌陷。”

中国并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却可能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的格局。

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令人欣喜,相应的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尚未完善,由此产生的矛盾和隐患更需引起社会的警惕和重视。

四、《M型社会》中的十句摘录

1、在M型左侧的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同时在右侧的高收入阶层也在不断向右、向高收入的方向移动,今后左右两侧贫富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2、 “憧憬自由之丘”是“价格在低阶层,感觉在中上阶层”,新奢华的特征则是“价格和感觉都中上阶层”,“虽然觉得有点贵,却想获得”的商品服务,就叫做“新奢华”。以有限的收入享受自己可以认同的生活,一定会成为“中低阶层时代”的主流观念。

3、中低阶层的人,对于有限的收入、资产、时间,更应该重新思考,才能使人生更充实,因为可用的金钱及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想在未来活的更好,经营并管理自己的生活形态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4、经济无国界的时代里,竟然还坚持非国产品不买,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为了保护国内少数利益集团,灌输消费者“国产信仰”,其目的是阻止市场开放,这是日本政府的一种欺瞒手法。日本政府公然袒护少数利益团体,就是对全体国民不忠诚。

5、少子老龄化使就业人口减少,薪资总额自然也就减少了。未来若持续采用所得税那种流量式征税的话,财源就会越来越少。少子老龄化社会是一个资产增加、收入减少的时代。

6、停止征所得税而改为征资产税有两个好处。其一是劳动意愿会增加,让勤劳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其二是可以促进资产的流动。

7、日本生活成本很高,大众感受不到富足,固然是因为各种法规限制或利益结构,但之所以形成这种偏颇的社会结构,“万恶的根源”在于全球也很少看到的极度中央集权,使日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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