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自己目前生存状态的反射,也是将来生存状态的期待。这种反射和期待都会通过一些梦境表达出来,因此学会解梦,能期待心理疏导,规避风险的作用。
那么如何解梦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今天以梦到风吹坏老家房顶为例。
梦见风吹坏老家屋顶这个梦包涵三个重要元素:风、老家、屋顶。因此先分开解释三个元素的心理状态。
一、与风相关的梦解释
·梦见风吹入衣服里面,暗示快生病了。
·梦见狂风吹屋子晃动,表示搬家迁移。
·梦见搭船时风吹船帆,表示幸运将至。
·梦见酬金的钞票被风吹走,表示你身边的人将有好运来临。也许你的亲友有了情人,使你羡慕不已。但只有祝福他才对。
·梦见帽子披风吹走,表示考试运大幅度上升。在考试前偶然翻阅教科书,结果考题统统出自那几课……也就是运气好。
·梦见樱花被风吹落,表示爱情运上升。可期待幸福的约会,最好一起看电影、听歌、参加音乐会等。但约会费用必须各自负担一半,因为有为钱而发生争执的危险。
·梦见强风吹打窗户,表示“有朋自远方来”。也许有青梅竹马的友人忽然来访,将有一番美好的回忆。
·梦见风吹雾散,表示你所担心的事情都将要消失了,而且你的愿望也可以如愿以偿,是一个很好的梦。
·梦见风吹入衣服内,暗示你最近可能会生病,可能是患了流行性的感冒,只要多加休息诊治就会好了。
.梦见强风打窗,表示你将会有远方的朋友来访,你们将会一起回顾过去的美好时光。
.梦见强风吹倒房子,这是突发事件的暗示,尤其是身体方面可能会遭受重病的困扰,并且要注意做事不要逞强。
.梦见微风吹来,表示你会为了摆脱某个世俗的偏见,放弃了利益去追求一份感情,不过到最后你却发现你所追求的情感,并不是你想要的,有白白浪费的感觉。
二、与老家有关的梦解释
梦见回老家,更多是体现了一种思念之情,还有心理作用造成的。特别是出门在外的人,常会梦到家、父母和亲人等,都表示一种深深的思念之情。
梦见回老家,还表示你渴望找到一个让自己感到舒服,安全的地方,想找个家的感觉。
梦见回老家,也预示着能获得意外之财或惊喜,或者会得到外出游玩的机会。
身在外地的人梦见回老家了,暗示梦者想回家了。
梦见回老家的路,表示梦者渴望找到一个让自己感到舒服,安全的地方,想找个家的感觉。
梦见穿拖鞋坐车回老家,你思念家乡的潜意识才做这种梦境,预示梦者将要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旅行。
梦见男友陪自己回老家,暗示你的潜意识里,早就想嫁出去了,要找一个比自己大但不是大的太多的人。
梦见回老家时带着男朋友,暗示你的潜意识里想让父母家人认可自己和男朋友的感情,希望得到亲人的祝福。
梦见老家的人,预示着你近期的运势不错,说不定就可以交上忠实可靠的新朋友。
男人梦见老家的人,预示着你近期在事业上视乎有所成就,遇到什么困难有贵人相助,助你渡过难关,从而得到上司和老板的信任。
未婚女人梦见老家的人,预示着你近期将会遇见儿时的朋友,两人之前的感情很好,不知什么原因导致多年没见面,也许就会重逢,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已婚女人梦见老家的人,预示着你近期的感情运势不错,与丈夫感情相处的不错,甜甜蜜蜜像初恋一样,这段感情需要自己好好地维系。
小孩儿梦见老家的人,预示着你近期的运势一般,总是觉得起伏不定,想要成功就会觉得很辛苦,需要学会怎么论功行赏。
女人梦见老家的人,预示着你近期的运势不佳,感觉有机会外出旅行,但是途中将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建议还是取消这次旅行,以后再说。
三、与房顶有关的梦解释
女人梦见草屋顶,会生病。
农民梦见砖屋顶,丰收在望。
女人梦见砖房屋顶,父母送的礼物会使丈夫更富有。
商人梦见砖房屋顶,收入会减少。
梦见屋顶,表示做梦人近期在琢磨自己能提供、或寻求的保护。
梦见自己爬上屋顶,表明做梦人有一种积极进取、锲而不舍追求上进的精神,预示你的处境很快会得到很大改观。
梦见小偷站在自己的屋顶上,预示会发财,有丰厚进项。
梦见修理屋顶,或是装饰屋顶,预示收入将增多,或职位得到提升,处境会极大地改善。
梦见自家的屋顶裂了缝或是漏了洞,预示将蒙受损失。
梦见从屋顶上摔下来,暗示你的成功或许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梦见搭建屋顶,所从事的工作,收入会丰厚。
梦见屋顶是用石灰或水泥筑成,是祥兆。
梦见树木穿破屋顶,则近期诸事不顺。
怀孕的人梦见老家的房子被大风刮塌了,生男。三、四月生女,防小产。
做生意的人梦见老家的房子被大风刮塌了,经营中阻碍多,成长慢,但是吉祥得利。
恋爱中的人梦见老家的房子被大风刮塌了,互上体谅,诚心对待,婚姻可成。
本命年的人梦见老家的房子被大风刮塌了,不可因小失大,宜放眼看天下,不计较则可得利。
出行的人梦见老家的房子被大风刮塌了,延后再出发,遇水则小心。
四、综合分析梦到风吹坏老家屋顶
梦见风吹坏屋顶,表示你目前正在旅途当中,此时的居住环境、遭遇,对于你本身的工作、家人尤其是子女的培养不利
五、对策
最好回家一趟或者换个地方,或者可以送家人和小孩到另一种环境中。
离开新疆阿勒泰那天,我删掉了电脑里的17个文件夹、381条记录。
我想来一场干脆利落的告别。电脑里的记录抹掉了,自己的心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那是一个我离开5年、时常想回去、看到照片鼻子会发酸的地方。
那也是迄今为止,我在祖国版图上抵达过的最远地方。
阿勒泰是中国的一个角落,地图上大公鸡尾巴翘得高高的地方,它在阿尔泰山南麓,被216国道线牢牢拴在西北最末端。北面是漫长的国境线,常年积雪,四面环山。很多人因为作家李娟写的《阿勒泰的角落》而听说过那里。
阿勒泰地区太大了。它有11.7万平方公里,是我家乡天津的近10倍,人口66万,不足天津的二十分之一。“阿勒泰”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金山”,有“阿尔泰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之说。
李娟在阿勒泰的一个角落,我在另一个角落。
1
我们一行14个人的支教团是在盛夏到达阿勒泰市的。
我曾想象,要到达的远方,满大街都是卖切糕和烤羊肉串的大叔,戈壁滩上挨着个儿躺满了胖胖的哈密瓜,葡萄沟不远处就是大片大片的白棉花。
学校操场边的哈萨克少女
事实上,这里年均气温4℃,3个月的无霜期,特产大雪。这里城市建设完备,有溜光的柏油马路,百货大楼也入驻了高档化妆品的专柜。
我们支教的高中在当地首屈一指。近一半学生是哈萨克族,他们第一次出现在我朋友圈就因颜值获赞无数。他们会讲哈萨克语、汉语和英语。
第一次英语辅导课上,大家自我介绍:藏哈尔是“高大的山峰”,朱丽德孜是“星星”,阿依达娜是“月光下的少女”,哈里哈西是“小燕子”,波塔是“小骆驼”。
“塔里哈尔,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好奇。
“不告诉你,他们也都不知道。”他有些得意。
好吧,“不想说”又有什么打紧的呢?课堂上,师生也是一种平等的配合关系。我们需要给彼此更多的尊重。
她们叫我“玛丽”。刚到时,学生去办公室找我,年级主任说你们马老师去领新书了。不知道传到班里为啥就变成了“玛丽老师”,已经传开了,就没改,Mary就成了我的英文名。为此被支教团的老师笑话了一个月,堪比理发师Tony。
后来学生们给我起了哈萨克语名字,“茉莉德尔”,是清澈、小溪的意思,团里的老师因为只有我有此殊荣,所以称我“小茉莉”老师,后来大概因为我特能吃抓饭,就变形成“小米粒”。
我带高一年级一个普通班和一个特长生班的英语课,平均每天上3节课,批改作业至少150本,晚上回到宿舍继续做课件、写教案,通常被子还没盖上,人就睡着了。有时候,做梦都是在讲台上暴走。
站到讲台上是最踏实的时候,我似乎在粉笔灰里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瞬间有了天然的大嗓门和抑扬顿挫的声调,还有偶尔“狰狞”的面目表情。“来,抬头,看黑板”是我唤起他们注意力的咒语。
特长生班的学生很多时候都不算乖巧。
他们喜欢在课上叠纸飞机,画太空飞船,起立的时候互相撤板凳,用课本作“掩护”,在课桌上带蜗牛散步,将两个透明胶带芯窝在眼眶里,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站门口迎接我。
一个学生虽然是文科生,但是个“发明狂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曾发明了一款“点痣器”,用各种电池导线鱼钩,把自己脸上的痣烧糊掉了。
还有一个学生,一整节英语课都在偷偷雕刻橡皮泥,我发现时,已是只逼真的拇指大篮球鞋。“老师,你学过《核舟记》吗,我这个技术比它如何?”
有次,下课前,我把作业打在6张幻灯片上,每天完成几项,背哪里的单词,很细致。他们将有6天的古尔邦节假期。
“呀,老师留少一点少一点。”
“不多,前3天基本上没有作业的,你们可以去拜年。”
“老师,我们6天都要去拜年!”
学生习惯和我讨价还价、撒娇。有时作业多了,他们就喊:“嗷,Mary作业太多了!觉都不够睡!睡不好觉,怎么长个子啊!”
抗议无效。长知识与长个子本来就不冲突。
2
很多时候,我也不温柔。甚至想变成他们的亲妈挨个儿揉圆搓扁名正言顺地揍一顿。
学生在课上扮“鬼脸”
学生总结过我的暴脾气:不认真听讲的时候,会先祭出“眼神杀”;被无视后,会掷出我的“暗器”,那通常是个粉笔头或听写本;最严重的后果是被我带回办公室。
“起立,你不是想说话吗,下课跟我去办公室,让你说到不想说为止。”我点名班里说得正热闹的学生。
“你看啊,我有这么多书,都没有时间看。既然你那么想说话,就读书给我听,一直读,读到你不想说为止。”我从书架上随手抽出周作人的《夜读抄》,递给他。
他也不惧,站我办公桌边读起来。读完三行,抬头,“老师,能换一本吗?”
尽管我时不时“修理”他们,可他们还是很爱我,说我的课很有趣。
“玛丽,你知道吗?”我的课代表沙塔娜在微信上向我语音播报,昨天班里要选副班主任,全班都在讲台下喊我的名字。沙塔娜故意把“全班”两字拉得很长。
来到阿勒泰的第一个月,我顶着小雨在邮局门口写明信片,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很爱我的学生们,我爱她们金子般的心灵,爱她们名字中的月亮、山峰、草原和花朵。”
明信片还在路上,我和学生发生了支教期间的最大一次“冲突”。
3
我和Lebron之间的战争“爆发”在一次英语自习课,因为他“在英语课上写物理作业”。
我生气地将他的物理书和作业本扔上讲台。他也不示弱,从座位上站起来,像个发怒的小狮子,冲上讲台抢回自己的书。
通往阿勒泰的公路 刘瑞麒/摄
他站起来高我一头半,性格大大咧咧、作业字迹潦草,但成绩很好。他也是班上最挺我的学生。
课堂上,我每讲一个知识点,都会向讲台下问一句,“可以听懂吗?”“老师,可以——”他老大声地把音拉得很长。他也喜欢偶尔出个难题,当堂考考我。
我把从母校南开大学带来的三枚青花瓷书签奖励给班上的学生,他拿到了其中一枚。
可这次,他不仅顶撞我,也让我建立起来的做老师的信心瞬间崩塌。我带着眼泪走出了教室。
晚上,我收到了班里41名学生的短信。 “老师,你可不要再难过了吧,我们都很爱你啊,希望你明天回来上课” “老师,你要是还不舒服,我明天去揍他一顿”……这些信息里,唯独没有Lebron的。
他的行为被学校的老师们判定为“恶劣”,但他依然拒绝认错。
不知道别的老师对他说了什么,第二天下午,他带着一束鲜花来办公室。卡片上,他只写了两个词,“玛丽,对不起。”
这张卡片的背面被我写上了冬季学校作息时间,贴在墙上整整一年。
此后的课堂还像往常一样。我依然上课提问Lebron,依然偶尔开他的玩笑,他也还会和班上同学在我上课的路上拦住我叨叨两句。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Lebron的英语书封皮上用黑色碳素笔写了一行大字,“不许惹老师生气”,被反复描了很多遍,描得很粗。他尴尬地冲我笑笑,我却笑不出来了。
我没有生Lebron的气,却对自己很失望。我很内疚,为什么在学生成长的路上,自己没有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宽容。Lebron的代价是一个处分,而我的代价却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自己的斗争。
很久之后,我开口和Lebron聊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已经在和他们相距4000公里外的天津。
“对不起,为由于我的不成熟而给你带来的处分而道歉。”我终于在手机里敲下了这行字。
“说啥呢,本来错就在我。就像你说的,我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处分没事,我后来又背了一个,害得我们班主任连年终奖都没有了。”
Lebron说的第二个处分,是他因为抢宿舍楼下的乒乓球台子,对一个学生大打出手。为此,老师们都快被气晕了。
再后来,听说他很乖,很安静,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4
我在阿勒泰有段“集资”奶疙瘩的“丑闻”。
课间总有不同班级的学生在办公室门口探出个脑袋,小声喊着“老师,出来一下”,然后迅速塞到我手上几块奶疙瘩。就这样,我的桌子上堆起了一小座“奶疙瘩山”。
一块奶疙瘩差不多需要用一小桶牛奶才能制成。据说,世上几乎找不到两块风味完全一样的奶疙瘩。它是游牧时的干粮。以前在冬牧场,酸奶疙瘩还是牧民面条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是醋的替身。
俯瞰阿勒泰市区 刘瑞麒/摄
李娟在《春牧场》里写道,“哈萨克人做客通常是很郑重的事情,哪怕是孩子,也带有礼物上门。礼物通常是一块旧软绸里包裹的风干羊肉和几块奶疙瘩。”
我养成了每天一块奶疙瘩的习惯。早晨到办公室,拿出一块酸硬的奶疙瘩咬一咬,提起一天的精神,然后小心地用纸包好,放到书架边,奔去班里上课。批作业累了,再从书架旁拾起早晨的奶疙瘩,叼在嘴里。
一块奶疙瘩我可以磨磨蹭蹭啃上一天。这在学生眼中,也成了办公室一景:南开大学来的英语老师每时每刻都在啃奶疙瘩。
阿勒泰市和天津市面积一样大,可我却觉得它很小,一条南北主干道。打车很便宜,起步价3元,基本可到达我出行的全部目的地。
这里没有新光天地,没有百盛银泰新世界,也没有中影万达大悦城。
我们最多的娱乐就是散步,就像当地人说的,“阿勒泰就是‘一个馕饼从北滚到南’。”
“华丽”是一家商场。每次散步到这里,我都会想起帕孜来提的话。
有次上课,我讲词组“be native of(某物是某地专有的)”,帕孜来提造句:“Huali is native of Altay。(华丽是阿勒泰所特有的)”。我惊异于她们的思维,灵活而可爱。
偶尔,我们会奢侈地去看电影。
老谋子的《归来》上映,我心心念念要去看一场。刚来的时候,我立志不能降低伪文艺青年的生活品质,7个人去看的《速度与6》。多好看的电影啊,有一段却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赛车。坐前排的大姐说,哎,屏幕太小,估计冲出去了吧。
心情不好时,“海陆空”就搞定了。海陆空,就是一个长约一米半,宽约40厘米的铁板上,把土豆、红薯片铺在最底层,上面有烤鱼、烤鸡翅、烤羊肉等,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水里游的都在里面。端上来的时候还滋滋直响,“好吃到流眼泪”。
我们还喜欢在桦林公园一个“海拔888米”的牌子下照相,并决定照全四季,这个心愿终究是实现了。
秋天的桦林特别美,跟油画一样。只可惜镜头太渣,糊了一片。
5
李娟在文章里写道,几乎这里的年轻人们都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也有很多年轻人天远地远地跑到阿勒泰这个边地小城,来之前,无人不心怀浪漫想法。但是,世上还有一个词叫“现实”。差不多所有人最后都会对这里失望,顶多两年就纷纷离去。就算为了生活不得不留下来,也一个个牢骚满腹,百般不顺。
学生们的篮球赛
松哥姓什么我们都记不清了,支教团的老师都这么称呼他。他是四川人,毕业于四川一所高校,2010年4月25日入疆,教地理。
学校安排年轻老师互相听课,我曾在他的课上听他给学生讲,“像我们国家,北有冰原,南有大洋,西连大漠,东接大海,这才是大国。”
冬天的时候,他经常在学校教职工健身房和我争夺唯一的一台跑步机,那台跑步机太老了,人在上面跑能感觉到它的剧烈抖动,后来干脆坏掉了。支教团的袁老师每天绕着室内的羽毛球场地跑100圈,经过他“精确”测量,场地一周是40米。
“我那时拉了一个行李箱,48小时的火车从成都到乌鲁木齐。然后坐12个小时大巴到阿勒泰,4月还是挺冷的,还记得我试讲的时候穿一件黑棉衣。”松哥试讲的内容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因为试讲要求是学生学到哪里,教师就要从哪里接着讲下去。
平凡的热情能催促人去远方,强大的热情则会让人在远方停留。留下来的松哥把新疆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离开新疆时,我才意识到他这句话的普适性。自己早就不说“你们新疆了”,而是“咱们新疆”。
6
在这座小城里藏着很多梦想。
阿勒泰的牧区
阿勒泰是一个“特产”将军的地方:整座城市倚靠着将军山,城里干道旁有一棵将军树,一个古旧的大门为“将军门”。
将军山在克兰河东岸,隔河相望的便是骆驼峰。两山对峙,是阿勒泰的象征与骄傲。
学生臧哈尔告诉我,他们乐队的排练室就在将军山后。
这个看上去瘦弱的哈萨克少年总喜欢用“燥”这个字。他喜欢听“重金属”。平时自己翻译外文歌词,那些歌 “阿勒泰听过的人也不一定超过5个”。
在将军山上,他们有一间简陋的排练室。阿勒泰的冬天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他们便自己拖煤上去,长长的斜坡,是4个孩子的坚持。
乐队磨合得差不多了,他们在一家KTV租了场地,开过一个专场演出,收门票。去的人比他们预想的多很多,场面很火爆。他们挣了近2000元。
“如果有一天乐队解散了,怎么办?”
“不会的。”藏哈尔说,“如果有一天乐队解散了,我会说,这是我的第一支乐队。”
为了让新来的老师保持对高考要点的“题感”,学校要求我们参与高三年级的月考和期中考。
答题卡让我有种穿越感。
英语150分中,有90分是客观题。但这里使用的“答题卡”,并不是机读卡,而是教师“人读”——点一支熏香,在正确的选项上烫出洞,覆在学生的答题卡上,能重合露出黑色铅笔涂痕的便是对的。
阿勒泰的冬天来得很快。
考试进行一半,窗外的雪花便大片大片地飘下来。我在草稿纸上写,“窗外下起了白色的饼干。”
每年有6个月的雪期是这里值得炫耀的资本。
随便一场雪,就能没过膝盖。连着几天飘雪,雪都能堆成腰那么高。听老支教人说,冬天,你觉得整个城市都矮一截似的,建筑物、指示牌什么的,都只高出地面一点点。
7
在玩雪这件事上,我的学生们把阿勒泰以外的人都称为“南方人”。
南方人打雪仗是团个雪球,扔过去。阿勒泰最传统打雪仗的方式是,一个人过去,咔一下撂倒一个人,然后出现一堆人,搓搓手,立刻铲雪,把这个人埋掉。大雪到来前,学生冲我坏笑一下,“所以说,雪后不要落单。”
我就被“埋”过几次。下课铃一响,便有学生跑到上讲台,“哎,老师,我帮您拿书,给您拿电脑”“手机、钥匙也先放我这呗”这真是一个“不良”信号。
后来,年轻老师们得到的经验便是,在大雪堆积的日子里,布置两分钟自习,提前“逃”回办公室。
他们也会在回办公室的路上设下“埋伏”,将办公室门口的地拖上很多遍,老师们踩着冰碴极易滑倒。
等操场上的雪足够厚了,“雪地杯”足球赛也要开幕了。
山上是一派林海雪原、皑皑雪山的景观。滑雪行家说,这里的雪质是全国最好的,足以媲美日本的北海道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
阿勒泰有着古老的滑雪传统。在图瓦人居住的地方,夏季游牧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3个月。冬季里,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积雪达1米深。牲畜寸步难行,滑雪成了他们在山谷中疾走、迁徙、运输、狩猎的重要方式之一。
对于这里的学生来说,滑雪就像走路吃饭一样,不属于特殊技能。我有学生曾在13岁时获得全国滑雪比赛第二名。她的身体素质看上去并不出众,平时话少又低调。提起获奖,她无比淡定地回答“嗯,是有这么回事,上初中的时候了”,兴奋程度似乎还比不上考个班级第一名。
8
阿勒泰的冬天漫长,天上时不时飘下“锅盖”大的雪片,日落的时间从晚上10点挪到了约7点。
我们出门前都会精心装扮一番,头上戴着帽子耳包,脚上有三层袜子和厚厚的雪地靴,我俨然把自己裹成了一只“会讲英语的狗熊”。
团里的人相继病倒。
我的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二十几岁的姑娘,整张脸没有一平方厘米的好皮肤。因为水土不服,脸上除了痘痘,就是痘疤,还有的正在酝酿生长,马上破皮而出。严重的时候,几乎一个星期没有照镜子。涂抹药膏时,都是对着手机屏幕。还有学生给我找秘方,送酸奶抹脸。
“马老师,你的脸?”问得人多了,我反问:“我脸怎么啦,脸上长胡子了吗?”
脸还是要的,我不会放弃治疗。
“哈萨克医医院”的汉字和哈语写在一块铁牌上,白底红字。医院的建筑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墙体是浅蓝色,屋檐用红色勾边。
我是支教团里唯一一个去哈萨克医医院看病的人。在医院就诊时遇见隔壁班学生米克的妈妈,她是这里的医生。知道学校不方便熬草药时,她便贴心地表示,明天一早米克上学时会带到学校。
我躺平了,床边的机器开始喷蒸气,整张脸被“浇灌”透了,蒸气停止,医生开始下针。把痘痘挤出来。
前前后后,我的脸上至少留下了上百个针眼。
翻身下床,自己去走廊尽头的水房洗净残留的药物。楼道里的待诊病人或坐或站,对我行“注目礼”。直到我在墙上的镜子里,看见被蒸汽喷湿又压变形了头发,那张红肿,充满针孔的脸丑到极致。
冬天的阿勒泰白昼也变短了,天色暗了下来。我站在公交站牌下,戴着护士好心塞给我的蓝色口罩,心情很复杂。
电商300亿元的成交额,恒大夺冠带来的新讨论……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与我有何干系呢?我只关心我的脸,我只想健康地回去。
有次上楼,听见身后有两个女同学小声说,“呀,那个支教老师的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哦。”我不敢回头,我的脸确实很烂了,还不许别人说吗?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我们班长的吼声,“说啥呢,我们老师的脸怎么了?”
再回头,他的拳头已经举起来了。他嘴里嘟囔着,“一边去,看你们是女生就不揍你们了,以后把嘴刷干净再出门。”
我们班班长快1米9了,我经常仰着“月球”脸骂他,他也一副没睡醒或无所谓的样子,从来没有私下和我开过玩笑,关系也很冷淡。
可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感动得想哭。
新年快到了,学生们放寒假时,我们有一个月的返乡探亲假。
我的学生达吾列跑来办公室交作业时,给我科普阿勒泰的鱼,“细鳞蛙、哲罗鲑、白斑狗鱼、河鲈、鲤鱼、高体雅罗、贝尔加雅罗、江鳕……”他的重点是:“要是你们寒假的时候不走就好了,可以来我们福海县看看‘冬捕节’。”
团里的人对回家似乎也没那么渴望。直到回家前一天,袁老师还有高二年级的5节数学课要上。他站在讲台上,没完没了地讲着椭圆和双曲线。
因为时间冲突,他上了13班的第四节课,就没法上14班的了。他给学生们道歉,课程实在倒不开,没有机会给他们上本学期的最后一节。
“第四节课,我一推门进教室,就傻眼了,另一个班的搬着凳子挤在过道里、讲台旁,原本容纳60个学生的教室,坐了120个学生。”袁老师说,“我觉得值了,真的值了。”
另一个深刻在他脑海里的场景是元旦演出,体育馆里黑压压坐满了人,袁老师带的100多个学生站到板凳上,扯着嗓子在下面一直喊“袁埜我爱你”,他差点掉眼泪,“那种感觉这辈子不会有第二次了。”
9
阿勒泰纬度高,10月飘雪,转年4月底才能春暖花开。
阿勒泰的春风“如母亲的手”,再过一个月开车进山,你会惊奇的发现,山上的景观以阳光照射的地方分界,一面鲜花遍野,一面白雪皑皑。
山上攒足了6个月的冻雪化冰成河,携着泥来势汹汹,清澈的河水变得像黄河一样浑浊。阿勒泰的自来水为冰雪融水,春天的水会带有泥沙。白衬衫被我悄悄收进了衣橱。
经历了一次文理分班后,我和一些学生成了彼此的“前任”,而我离开的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
没课的时候,“前任”们频繁地从教学楼的一端跑到办公室所在的另一端,从一楼再爬上三楼,凑在我的办公桌边。
可我每个课间都忙着给“现任”讲解阅读,只能一脸歉意地朝她们笑笑。她们不走,也不说话,就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
6月19日,我在12班上了最后一次课。没有正式的告别仪式,却第一次泪洒讲台,这个我站了一年的地方。我承诺他们,两年后,我研究生毕业,他们参加高考前,我会回来给他们助威、打气。
我听见第一排的学生小声说,机票钱多少?到时候我们凑钱,你要回来看看。
然而我没能兑现这个承诺。他们高考的日期与我研究生毕业答辩日期相撞,那成了我过去生命里撒的弥天大谎,也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松哥说,“来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最好的选择。”
离开时,学生们送了我一个10分钟的视频光盘。全班学生在操场上大声喊着“Mary,Mary我们爱你,你永远是12班的大美女”。
我的抽屉里塞满了她们留给我的东西,照片、信纸、巧克力、新疆风情的小帽子……桌子上有一小袋奶疙瘩,一张小纸条上,有学生歪歪扭扭的字迹:老师,你知道吗,每个哈萨克人都是啃着奶疙瘩长大的。牧民家的孩子远游前,母亲都会在行囊里塞一包亲手做的奶疙瘩,那是母亲的手艺,那是故乡的味道。
7月2日,我背着这些奶疙瘩上了飞机。自此,我再没去过阿勒泰。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2月20日 05 版) 作者 | 马宇平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马宇平摄,综合共青团中央(ID:gqtzy2014)
本期编辑:胡程远、赵雅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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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荣,男,1986年出生于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宜黄县理科高考状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设计专业,肄业。截至2018年8月,杨仁荣与家人失联9年。”
这是百度百科词条“杨仁荣”中的一段话。这个词条最早创建于2009年,终于在今年更新了内容。
今年8月,杨母被诊断出癌症,她向媒体求助,希望走之前能再看儿子一眼。9月,看到报道的杨仁荣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这场时隔9年的通话异常混乱,电话两头都是边哭边说,断断续续。
对于这对父母来说,眼泪并不罕见。9年来,母亲吴细女有几次哭晕过去。很少有人见过杨仁荣流泪。父亲杨崇生记得,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想去学校,哭着跑回了家。他打了儿子一巴掌。
从那以后,杨仁荣在学习上再也没让父母失望过。2003年,他成了县里的高考理科状元。谢师宴摆了十几桌,鞭炮的红纸炸得满地都是。
在亲戚们眼里,杨仁荣内向、斯文、爱看书。家里有面墙贴满了他的奖状,最后贴不下了,只能另找一面墙。他是家族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总是被当作同龄人的学习对象。
那时候,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无可争议的好孩子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9年前。杨崇生收到一条儿子发来的短信,大意是他在北京很好,勿念。此后便杳无音讯。
失联似乎早有迹象了。上大学后,杨仁荣几乎不主动给家里打电话,每次都是父母打过去。毕业后,父母去过他在北京的住所,他谎称自己在银行工作。后来,父母连谎言也听不到了。
为了打听儿子的消息,杨崇生这几年往北京跑了5趟,找了四五家派出所。杨崇生第一次去北京,是送儿子上大学。火车要坐一整夜,他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把儿子送到学校,他就匆匆走了,老家工地上还有活要干。
几年间,这对夫妇从担心、气愤,渐渐变得麻木。2013年,他们再次去北京,儿子依旧没有消息。他们第一次去逛了、动物园、国家博物馆。“没办法,只能这样。”
日子总得继续。只要不下雨,杨崇生就要去工地上干活,有时是拆房子,有时是盖房子。有时,他还会去儿子从前的学校,帮忙建新的教学楼,铺操场。每年农历三月,吴细女都要给新收的青笋分级、除蒂、清洗,站着忙到凌晨。杨崇生以前跟儿子说,“不读书就不会有出息,只能种田、打工,像我们一样。”
后来,杨仁荣的妹妹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孩子打打闹闹的。
只是“儿子没回来,一切都是假的”。按照风俗,家里的男孩要住位于正东的房间,杨崇生夫妇一直给儿子留着,窗帘也是母亲特意挑的,要更贵一些。他大学时送给母亲的帽子、围巾,被完好地保存着,吴细女舍不得戴。杨仁荣从小不爱拍照,没留下什么照片。有一张是跟一群人的合照,他站在中间,手里捧着一张红色的纸,似乎是某种奖励。母亲特意把他放大,单独冲洗成一张照片。
今年加工春笋的时候,吴细女觉得腰有些痛,她没在意,最终被诊断出患了子宫平滑肌肉瘤,这是一种顽固的癌症。她对媒体说,自己不想治了,因为儿子还没找到。
看到报道,杨仁荣终于回家了。
没人知道他这些年为什么不回家。以下是杨仁荣的自述——
书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从小就觉得学习是件很容易的事。到了高中,考试基本上就是第一第二。所以高考考了全县理科状元,我一点都不意外。
高考是人生第一道坎儿,我很轻松地跨过去了。小时候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但不会想为什么学习。只是周围人都在告诉我“要好好学习”,而我恰好擅长这一点。学习好的人似乎掌握某种特权,是所有人的榜样。
我爸兄弟6个,叔伯的孩子们大多没上过高中。因为学习好,小时候的我在同龄人中会有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现在看来其实是一种虚荣心。我记得高中有个校花,跟一个学习很差的人在一起了。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我就会有点不舒服。
我们村有个杨氏祠堂,以前有个普通学校的硕士把毕业证放在里面,供后人瞻仰。如果我拿到北航毕业证,也可以放进去。我妈很看重那个。
直到现在我也没拿到那张毕业证。毕业前有门物理实验没去考,最后是肄业。北航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学籍,什么时候那门考试通过了,才会给我毕业证。
我不喜欢我学的飞行设计专业,我喜欢理论物理这种比较虚一点的东西。大学四年,我几乎没去听过专业课,作业也不写。一般考前一个月突击复习一下,平均在三四天内看完一本挺厚的教材,大多数都能及格。当时想通过考试纯粹是为了面子,到后来觉得面子也不重要了,干脆不考了。
大学里,书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一天能看好几本,找到一本好书会欣喜若狂。生活中的社交需求就被淡化了。我在大学没什么关系好的同学,跟那些好书一比,身边的人都显得很平庸、肤浅。
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农村身份带来的自卑感。我根本不在意物质上的攀比,因为大脑不在那个频道。
我妈很希望我去通过最后那门考试,拿到毕业证。我觉得很不理解。如果我妈不提,我脑子里从来都不会主动想起这件事。能不能毕业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觉得即使拿到一个硕士、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
不能触碰的心理禁区
我刚上大一就知道自己毕业以后能干什么,每天在工厂跟图纸打交道嘛。我就特别烦。你想象一下,一架空客A380牵涉的零件可能有几十万个,设计人员大概几千个,一个人负责几十个零件的设计、制造、改进。这种工作就像一个庞大体系中的螺丝钉,你就被钉在那个地方了。
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很有想法,创业的话一年可以挣上百万元。但创业之前需要资金积累。我记得接到的第一份面试来自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面试官让我在半小时内为一个产品写一份推销文案,我之前从没接触过,就随便写了一通。后来负责招聘的人直接跟我说:你可以走了。
还有一次面试我特别郁闷。一开始,对方听说我是北航的,觉得还可以,面试时问了一些很专业的机械方面的问题,当时我都蒙了。我旁边一起面试的人学校很一般,都答上了。考官就看着我不说话。说实话,很多面试我确实没有用心准备。
后来一家卖军工产品的企业录用我做办公室文员,我做了不到一周就辞职了。就是不想干了,待不下去,不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做的是自己弄点小生意。说起来你都不相信,我曾经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创业”,看到一个机会——帮人拆墙。我就花1000元买了一台钻机,请一个懂这门技术的人吃了顿饭,让他教我如何操作,然后专门去要拆墙的地方发小广告,主要在西三旗。接到生意,一天赚四五百元是很轻松的。但是客户不稳定,还要整天背着20多斤重的钻机跑到很远的地方,很累。我做了半个月就不做了。毕业后我差不多换了十几份工作,没有一份超过半年。
我做得最好的一个项目是毕业两三年后,跟两个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一星期内,我们每人赚了两万元。不过很快,同行里赚的最多的那个被抓了,我们就没敢再继续做。
在北京那么大的城市想混出头挺难的。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执行力也不够强。
我在一家西餐厅做过服务生,负责点菜、擦桌子、翻台。工资不高,升为小主管后涨到四千五百元。如果不是为创业积攒资金,谁会跑去做一个服务生呢?
餐厅老板是个日本人,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比如餐具距离桌子边缘几厘米,上菜时要说哪句话、用什么语气。服装也要求统一,我还记得有个迎宾小姐,总是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客人离店时要面带微笑地目送,鞠躬也有固定角度。有种被奴役的感觉。我现在想起那段时间都有点害怕。
我偶尔会想,自己读过这么多书,为什么在这里擦桌子?
我想成功。毕业后,社会评判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从学习变成了物质,说一些虚的根本没用。我觉得压力很大,来自父母、亲戚和社会,这是我不想承受的。
一开始,不跟家里联系只是出于偶然。我的手机丢了,所有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想背负这份责任。我开始抗拒跟家人联系,时间久了,成了一种习惯。再到后来,我已经不敢面对家人了。
那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禁区,一种绝症,碰一下就疼。疼的次数多了,就不碰它了。尽管在外面那种孤独的状态让我很不舒服,压力也大,但就是不会去碰。潜意识里就避免去想这件事。只有偶尔做梦的时候才会梦到家里。同事问起父母,我每次都编个谎就过去了。有时过年也有回家的冲动,但始终跨不出那一步。
我妈常说感谢媒体,我嘴上不说,但其实心里也有一点。因为说实在的,要我自己去战胜这种心魔是很难的。那已经像烟瘾一样,很难戒了。我以前跟别人说,就算我妈没有生病,我赚到钱后肯定也会回家。但我其实明白,我也可能再也不会回家了。因为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是很难跨过去的。
你很少见到我这种怪胎吧?
父子俩
我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最终的理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
大学时我自学量子力学,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现在基本忘光了,但我还记得思考问题时那种兴奋的感觉,那些东西跟现实中的挣钱是不一样的。
大三下学期,老师让我们思考雨滴从形成到落下的整个流体力学过程。我在北航荷花池边,从下午两点一直想到晚上10点,没有纸笔,纯粹用大脑思考。我从雨滴想到海洋,再到宇宙,等清醒过来,天已经全黑了。这8个小时里我对外界一点感知都没有,旁边有什么人、在说什么、天什么时候黑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真的太爽了,那是一种特别极致的体验。
后来我回老家,不知怎么跟一个堂哥聊起这件事,他根本听不懂。最后没聊下去。跟家里的亲戚聊物理,他们会说:不如去KTV嗨一下。
我回家这段时间,要么去亲戚家喝酒,要么被拉去KTV。我那些堂哥基本上天天去。我去了两次,实在受不了,第二次都没进去,到门口就走了。我差不多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张信哲的《白月光》,一首是那英的《默》。
我妈老催我跟他们一起去,让我外向一点,甚至不让我看书。我都哭笑不得。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探讨外星人是否存在。我看过之后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去寻找外星人。当时想一辈子就研究这一个问题。
这个想法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觉得自己那股冲动挺傻的。我从来没跟别人聊过这个想法,除了有次跟同事喝完酒说过一回。如果一件事看不到任何实际意义和社会效益,还要用一辈子去坚持,普通人不会那样做的。在现实主义者面前,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幼稚的。我现在说话尽量不想让别人觉得幼稚。
我还喜欢看哲学类的书,康德、黑格尔、尼采、王阳明,我都研究过。看那些书挺费脑子,但挺有意思。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物理学的书。
我把书分成四个等级,一等是人类智慧的精华,比如哲学、物理。二等是一等的衍生,比如教材。三等四等就是一些成功学什么的。我大学的时候只看前两等,一进图书馆就像老鼠进了米缸,有时会忘了吃饭。
我前几年还想写一本科幻小说,大致内容是如果人类没有离开地球的技术,在资源耗尽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方式被困死在地球上的。连续几个月,我每天下班后在电脑面前坐到半夜,写了五六万字,没写下去。我写小说不关注情感,人物和情节都只是符号。我比较欣赏技术,觉得技术决定一切。
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感让我觉得现实生活挺无趣、庸俗的。有时我吃饭时会突然想,为什么自己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吃外卖都是随便点,哪个排在第一就点哪个。
有本书我看了十几遍,《瓦尔登湖》。我很欣赏书里写的那种生活状态。我常想,老了以后可以回老家盖一栋古典风格的房子,架个高倍数望远镜,晚上能看星星。我从小就喜欢看星星,因为很有奇幻感。我的微信头像和壁纸都是星空宇宙。我们看到的光是那些星星几亿光年之外发出的,光想这些问题就觉得很有意思。
那就是我想象中最完美的生活。所以你要我经常陪人喝酒、打麻将,那真是跟我的大脑相违背。
杨仁荣的奖状
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瓦尔登湖》里把成功分成几类,有英雄豪杰式的,也有乞讨式的。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上大学时,我偶尔也出去玩,没有朋友,就一个人去。我记得爬香山有三条路,一条是直上直下的,另一条要绕道,还有就是坐缆车。我都是走那条直上直下的,最陡,也最有意思。我比较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我大二的时候听过一次演讲,演讲者是北航的毕业生,后来去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博士后研究。他说,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就不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只用大脑和数学工具就把整个宇宙规律推演出来,那简直相当于半个上帝。我听了之后很震撼。
有的人能够影响一个时代,有的能够影响整个人类。我有时幻想自己穿越到过去会做什么,反正肯定不会做一个好学生。
假如回到过去,我想让自己变得有力量。如果我有能力,我也想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
这次回家之后,我就想,这些年我经历的事一概不说,无论谁问我。因为这些就是伤疤嘛,把伤疤给人看属于弱者的行为,我不想这么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尽量把非最优的可能性排除掉。比如进工厂,做一些重复性劳动。
农村的孩子都要帮忙干农活,在我记忆里,每个暑假几乎都要花一半时间剥莲子。当时种莲子的经济价值最大,受天气影响小,家家户户都种。我就每天坐在那三四个小时,把莲子一颗颗剥进碗里。莲子的成熟期是一茬一茬的,我感觉总也剥不完,很痛苦。
毕业后,财富问题确实非常困扰我。我有时想,如果自己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了。这一点我是很有自信的。但我现在首先需要保证生存,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理想只能暂时抛在一边。
说实话我现在有时有点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去大公司,大国企,在里面待个10年,怎么也混到中层了。那里福利好。
我在北京的酒店工作过。同事们每两周拼一次(酒)。有时从凌晨1点拼到6点。我还挺喜欢参加的,因为聚餐的酒都比较贵,平时喝不到。
工体的夜店我去过四五次,一般喝啤酒,喜欢科罗娜配柠檬。我是个很内向、尴尬的人,清醒时从不跟着节奏挥手。有时候聚会不想说话,就一句也不说,不管聊什么都不说。挺任性的。
楼下的小饭馆我一个月大概去两三回,不点吃的,只喝酒。那种感觉就像古代的诗人,众人皆醒我独醉。我喝酒唯一期望的就是那种放松的感觉。
有一次我特别伤心。那段时间交往了一个很中意的女孩,她当过模特,走路有一种高贵的感觉。是她追的我,后来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我当时没有正式工作,交往了三个月,她父母知道后不同意。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她特别好的生活,何必呢,就放弃了。
分手那天挺痛苦的,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摆了四瓶啤酒一直往下灌。后来是同事把我背回家的。
我现在感觉接触过的女生基本都没超出我的想象,没什么惊喜。之前我交往过一个同事,长得很漂亮,我喜欢聊政治、军事,她学的师范,喜欢聊小孩。聊不到一起去。她还有一点目中无人,我属于那种自尊心强、比较敏感的人,就分手了。现在想想,我只是一时被外表迷惑。
2017年我离开了北京,有点腻了,不喜欢了。在北京那几年,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功,觉得自己像一片浮萍。我总想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成绩,想走捷径,但现实往往会给我当头一棒。到了过年,有时一个人醉醺醺的,有时去三里屯之类热闹的地方,在那种地方人的空虚感会没那么强。
人毕竟是感情动物,你觉得你的心跟磐石一样,其实不是的。但有时候也觉得,人要做成一件事情,是要舍弃感情的。我记得《三体》里有句话特别有意思: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杨仁荣的家乡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回家之后,我把同事全拉黑了,立誓浪子回头。之前我在西安一家酒店工作,负责跟客户联系,月薪7000多元,包吃住。看到我妈生病的消息后,我突然觉得之前自己坚持的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当天就跟领导说,我妈重病,必须要走。很多衣服我都不要了,有台电脑也扔在公司。
我妈当时在上海看病,我过去就办了个新手机号,原来的号在另一个手机上,全天静音。一开始,有同事打电话问我一些客户的情况,我还会接。后来懒得回答,就干脆不接了。有时候我确实挺冲动的。
回到村里,我发现人人都知道我。我跟我妈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妈:这就是你那个儿子吗?但他们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不说话,站在一边听我妈跟他们客套,就像小时候一样。我根本不关心他们怎么看。
但现在我会在意父母的想法。我回家后,我爸觉得家里的一切事情就是我的了:我妈的病,挣钱养家,娶妻生子。我回家第一天,家里人就要给我说媒。但我不想在老家找,觉得可能没办法沟通。村里有的人离婚了,有的孩子从小到大没接过母亲一个电话。有的夫妻整天吵架。我对那样过一辈子真的有点恐惧。
有时候跟同事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只能回避。很多比我小的人都结婚了,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可能再过几年,我也会把这件事纯粹当作一个责任去完成吧。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妥协,我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坚持的人。
回家之后,我妈拉着我去体检,让我少吃牛肉、羊肉,少喝酒。我现在已经开始养生了。
我健康状况一直不错,只是2015年突然有一段时间头疼,睡不着觉,持续了3个多月。每天晚上大概就能睡一个小时,生活不规律。有时我会在凌晨四五点叫一份外卖。反正肯定不是得了抑郁症。因为我太怕死了。
真正对生命有热忱的人,都是怕死的。因为生命如此独一无二,如此神奇,是一切不可想象的集合。生命中的任何体验都是值得留恋的,包括悲伤和痛苦。
我学飞行设计,但我从没坐过飞机,怕坠机。我也怕出车祸,火车和汽车总还有点脚踏实地的感觉。
我未来想开一个冷冻公司,提供冷冻遗体的服务。因为你没办法想象百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会出现复活技术。就算没来得及做,我在快死的时候也要跑到南极找个地方躲起来。
现在我需要去挣钱,让父母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堂弟开了家销售公司,我准备先在他那里试试看。他15岁就出去打工了,原来在温州一家鞋厂,后来去深圳做销售。这几年靠帮客户开发小程序赚了不少钱,买了房子,车是宝马。现在做短视频网红营销方案。
在我印象里,堂弟一直是个老实的小孩,我经常带他去河里抓鱼。但这次回来,我发现他已经是个精明的商人了,而且胆子大,执行力强。跟他待了几天,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法成功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世故了,不像以前那么有理想。我最近看的书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在以前是被我划为第四等级的,不屑一顾。
以前,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我有点漠视。现在觉得说话尽量照顾别人一点,出来久了,就知道跟人聊天氛围要尽量好一点,为人处世总要学得圆滑一点。
我这次回家体会到的很多感情是以前没有体会过的。有些地方我会很麻木,有些地方又很敏感。我有时候会因为一句话觉得不舒服。但我爸妈从来不会跟我说一句重话,即使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大四的时候自学量子色动力学,怎么也看不懂,一个很小的问题就能把我困住。那时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才。无论我怎么努力,也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物理学家。那段时间很失望,都快放弃人生了。
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很纯粹的生意人。环境是会塑造一个人的。
我不觉得读书没用,整个社会就是由读书人撑起来的。初中生再怎么牛,也不可能建立起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我的执行力差,想的太多,总是会考虑风险。但是现在,我绝对、绝对不能再拖了。我觉得自己20年挣个几千万元应该没什么问题,实现财务自由后我就去过理想的生活。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只是还没有成功。我现在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专注,把每天当最后一天过,社会会给我回报的。现实是不会永远摧残一个人的,只要你是一个向上的人,它总会给你机会。
儿子回家后,吴细女开始积极治病。她想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多陪儿子几年,看着他结婚生子。杨仁荣的学习成绩曾经让她骄傲,但现在,她反而觉得儿子读书太多,“不然早抱上孙子了”。
杨仁荣的初中班主任至今对他印象深刻,说他是“好学生中的典型”,沉稳、腼腆,很少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永远坐在2~4排靠近中间的位置——那是好学生享受的待遇。杨仁荣的父母常找班主任询问儿子的学习情况,一周大概有两三次,有时会带上一点新收的板栗当作礼物。
杨崇生不让儿子去自己干活的工地,怕他看了会不舒服。儿子有时会在家做好饭,等父亲干完活回来一起吃,像很多年前一样。
家乡的变化让杨仁荣感到陌生,他时常会迷失在不大的村子里。楼房大多是新盖的,外面贴着瓷砖。在老家,他总是像个客人,衣着整洁,举止克制。去下过雨的地里摘辣椒,他也穿着皮鞋。
10月中旬,杨仁荣再次离开家,去了重庆。他说在家里待不住,“我还是喜欢外面,我本来很早就想走,但因为我妈的事一直拖着。”堂弟在重庆那边开了一家公司,他觉得,“社会是最好的大学,比北大清华还厉害”。杨仁荣准备先去试试。
走之前,他拍了很多家乡的照片,存在手机里。
出发那天,他关门前,又看了家里一眼,说:“再回来就得等到过年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