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年龄段人口数量(2023年中国各年龄段人口数量)

我国1949年至今历年人口变化，2022年人口减少85万，首次负增长

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背后有哪些原因？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这是中国近6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呢？

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从198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夫妻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子女。这一政策在初期起到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日益凸显。如今，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那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其子女数量有限，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进而引发了人口负增长的现象。

其次，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更加注重个人发展和事业成功。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结婚生育已不再是他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与此同时，结婚和养育子女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例如房子、教育、医疗等费用的增加，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此外，现代社会的节奏快、竞争激烈，很多人为了事业发展和个人成就而延迟婚育，这也是导致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因素。

第三，文化观念的变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他们更加注重个人发展、追求梦想，而不是为了家庭和子女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此外，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也让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事业发展而不是只局限于婚姻和生育。

最后，新冠疫情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和经济动荡，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收入减少，生活压力增加。面对这种情况，很多人选择延迟婚育或者放弃生育计划，这也是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文化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等。未来，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将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连平 罗奂劼：人口负增长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2022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负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和必经阶段，不能仅从消极的角度去看待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人口负增长会带来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减少、总抚养比上升、供需两端受冲击和财政负担加重等不利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中枢出现下行压力；但也会伴随劳动人口素质提升、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转型步伐加快等积极因素。政策应在减少人口负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推动新的增长潜力加快释放两方面积极施策，发力推进。

一、中国正在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纵观全球历史，人口增速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较高程度后的必然趋势，且一旦形成基本不可逆。国家发展水平越高，人民生活越富裕，生育率反而越低。据统计，人均GDP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的富裕国家中大部分总和生育率都低于人口替代标准率2.1。一个国家生育率一旦低于2.1，意味着最晚在一代人（25至30年）之后，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增速也显著放缓。根据联合国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50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经历了四个逐步减速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至1970年（除去三年特殊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20％以上，年均24.8％；第二阶段是1971至1997年，自然增长率降至10％-16％之间，年均13.2％；第三阶段是1998至2021年，自然增长率降至0％-9％的个位数区间，年均5.6％；第四阶段是从2022年开始，自然增长率降至零以下。199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1.93）首次跌破2.1后便保持在低位徘徊。2022年的生育率降至1.2，排名全球倒数第五。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在生育率持续多年维持较低水平之下，当前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人口每年都会减少的趋势已难以改变。

事实上，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并开始迈入负增长早有征兆。我国从1978年将计划生育第一次写入宪法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为止，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内少生约4亿多人。2011至2021年，20至35岁黄金育龄女性数量较十年前萎缩了13%，预计未来十年，20至35岁的女性还将萎缩30%以上。晚生晚育、优生优育、只生一胎、丁克一族和不婚不育成为了当今社会普遍的认识。2022年，单身成年人口数量约为2.4亿。生育和生活成本高也是制约生育的重要原因。据测算，二胎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从孩子出生至大学本科毕业的生育成本不低于140万元和90万元，年均成本约为6.4和4.1万元。除生育成本外，住房成本也是另一项重要支出。据统计，中国2022年房价收入比为34.6，即按平均收入算，需要34.6年的收入才能覆盖购房支出，位居全球第四。已婚夫妇还要承担双方父母的赡养义务和自己日常生活的基本开销，各类支出成本也是一笔较大负担。如此高的生育和生活成本令许多夫妇对于想生育和多生育望而却步。从国际经验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普遍推迟生育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育率。近年来，国民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拥有本科学历人口已超2.4亿，约占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17.1%和24.9%。育儿保障和福利不健全、职场性别和生育歧视以及新冠疫情等也都对生育率产生不利影响。

二、人口负增长带来严峻挑战

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年（1950至1970年）的生育潮为我国今后长期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此后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开始逐步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在随后的二十多年（1971至1997）内，自然增长率降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有效巩固了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庞大的人口数量形成了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有效地转化为人口红利，造就了制造业的辉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然而，人口负增长将从多个方面给社会带来冲击和挑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和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总人口减少，国内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发生变化，有效需求减弱，房地产需求下降。一方面，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人口负增长带来老龄化率提高，储蓄率将下降。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的衰退，应对突发状况的开销比青壮年时期明显增多，往往需要动用之前的储蓄。对于投资而言，储蓄代表着资本积累。由于老年群体的增多和储蓄的减少，资本要素投入可能会减少，从而使得投资率降低。根据“人口总量效应”，人口是消费的总和，两者密切相关。人口总量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也会随之放缓。对于老年人来说，为了能够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其他方面的消费倾向和需求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结婚人数的减少，将对相关婚姻消费（主要包括住房、汽车和大件家具和家电等）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总人口的减少，也使得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随之下降，随之带动房地产相关消费的下降。因此人口负增长将同时影响投资、消费和房地产，不利于内需持续增长。

其次是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红利消退。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在人口负增长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减少，劳动参与率随之降低，总抚养比（非劳动人口/劳动人口）上升。历史数据表明，劳动人口占比和经济增长正相关。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总抚养比逐步下行，并于2010年达到最低的34.2%。这段时期我国劳动人口占比较高，劳动力较为充足，是较为典型的人口红利期。1991年至2010年的我国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0.5%。从2011年起，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快，我国抚养比逐步回升，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开始消退。2021年，我国总抚养比升至46.4%，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20.8%（每5个年轻人至少需要赡养1个老人），较2020年上升1.1个百分点。若以总抚养比大于50%作为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标志，目前我国距离该界限已经不远。随着人口红利逐步褪去，制造业会承受较大冲击，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2011年至2019年的经济平均增速降至7.4%。若算上疫情三年，则2011年至2022年的经济平均增速为6.7%。

再次是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大财政支出压力，扩大政府支出规模。老龄化意味着与老龄人口相关的医疗健康、养老保险等公共支出都会增加。根据WHO统计的2000年至2019年各国医疗健康支出占比与世界银行统计的老龄人口占比数据匹配，可以发现，各国医疗健康支出占比与老龄化程度成正相关。2010至2022年，在我国财政四本账中，一般公共预算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第一本账调拨到第四本账）增长了约4倍，而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仅增长1.8倍。该项补助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也从2%上升至4%。与此同时，因人口红利消退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支出压力加大还可能推高政府债务水平。

三、人口负增长可能伴随经济发展有利因素

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尽管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程度加剧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不少风险和挑战，但也可能会推动形成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机遇和潜力。

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人口红利尚存一定空间，而人才红利将快速成长，从而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并存的双红利特征。一方面，我国人口红利的存量基数依然巨大。从短期来看（五到十年），劳动力人口能维持在9亿左右。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总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也不会轻易发生变化。根据联合国预测，到新中国成立100年之际（2050年左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由2021年的68.3%下降至58.5%左右，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由9.6亿人左右降至7.7亿人左右。

尽管劳动力人口下降速度约是总人口下降速度的3倍，但7亿仍然是绝大部分国家难以匹敌的劳动力规模。另一方面，人才红利增量可观。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和“机器代人”的持续发展，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在逐渐弱化，而对质量的需求却在不断强化。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新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而死亡人口中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们普遍出生在上世纪30至50年代，教育普及率较低，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更是凤毛麟角，文盲比例较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几代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提升，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素养高，能成为人才红利。

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人口负增长反而能推动人才红利的发展，未来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可以由质量弥补，中国劳动力群体素质将持续改善。近十年来，中国每年培养约160万名工程师，相当于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培养出来的工程师的总数。目前，中国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博士研究生为美国的2倍。根据相关预测，到2050年，各类人才（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顶尖人才、骨干人才、潜力人才和待培养人才）总数将占人口总数的18.2%，其中顶尖人才将达到5.7%。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的人才红利将持续十分可观，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源和要素。而这十年中，人口红利可能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劳动力减少可能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倒逼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步伐加快。一般而言，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据测算，老年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劳动力成本就相应多增7.8个百分点。对一国来说，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若所生产商品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可用性、耐用性、实用性和性价比不随之提升，则商品的海外竞争优势就会下降，资本替代劳动的报酬也会递减。为了最大限度保持商品的竞争力，企业将不得不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升级，并最终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我国巨大的人才红利增量必将成为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有力保障。“机器代人”生产模式加速推进，人才培养空间大。

“机器代人”生产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高质量转型升级的具体体现。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原本依靠大量劳动力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面临着用工人数不足的问题。这些产业只有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将主要依靠人力逐步向依靠人机结合再向主要依靠机器转变，从而加快推进以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表现形式的“机器代人”生产模式的发展；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将持续减弱，而对各种机器人的需求将会显著提升。机器代人相比传统人工作业来说具有质量可控、全天候运行、平均成本降低等方面的优势，是国内制造业向中高端升级的必然方向。2015年以来，我国就相继提出了“中国智能制造2025”、工业4.0、物联网等相关概念和国家级战略规划，2023年初又提出了“机器人+”的战略构想，当前人口进入负增长将加速这些目标实现的紧迫性和推进过程。与此同时，相关技术性人才需求将会长期处于增长态势，加快培养和建立规模庞大的人才红利将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人口红利，有效弥补和满足各类需求。

人口负增长过程开启将加快推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城镇转移，加快提高城镇化率水平。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约占整个劳动力的23%，高于发达国家（3-4%）近20个百分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长足进步。

机械化、自动化和数字化和农业深度融合，使得农村能够释放更多劳动力进入城镇。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保障粮食安全乃是重中之重，因此农村仍需确保有充足劳动力支撑基本农业生产。假设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达到发达国家的两倍，即6-8%左右，则约有1.3亿劳动力能从农村转移至城镇，规模依然十分庞大。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5.2%，尽管连续多年提高，但离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仍有15个百分点的差距。若1.3亿农村劳动人口及其家属转移至城镇，那么将至少带动城镇率10个百分点的提升。

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既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促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规模，加快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更好落地。人口负增长下劳动力和经济仍能保持一定增速。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一方面采取鼓励生育和吸纳移民等措施来延缓总人口下降进程，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女性和老年人群就业以及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措施来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动能。提高老年人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是很多发达国家的政策着力点。例如，日本、德国逐渐提高了获得退休福利的年龄，意大利采取了减少福利的措施，韩国鼓励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岗位，奥地利则给雇佣老年员工的企业提供奖励。针对女性就业，日本从法律、政策、社会福利、企业工作制度等多层次着手，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促进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韩国一直以来也重视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通过制定一系列针对女性的就业优待机制，让更多女性回归职场。

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是重要支撑。例如日本通过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至其他国家来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着力提升本国技术研发水平和产业优势，以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发展态势。德国在注重转移中低端产业、腾挪资源空间发展高端产业的同时，也在努力提升海外企业在其他国家本土化的融合发展水平。德国和意大利的老年人抚养比在35%左右，但由于德国汽车等高端制造业较为发达，GDP增速比意大利高约1个百分点，体现了产业升级发展的作用。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中高端制造业较为先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

四、趋利避害：综合施策应对人口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既带来了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红利消退、扩大内需受限和财政压力加大等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也伴随着人才红利提升、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加快、城镇化率提高和共同富裕加快落地等方面的发展机遇和潜力。为了使经济长期保持平稳增长，应从战略规划和宏观管理的角度综合施策，努力减少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大力挖掘增长潜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未来应务实地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延缓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进程。由于生育和生活成本高是制约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运用综合手段降成本应当成为下一阶段促生育政策的重要发力点。建议参考国外生育补贴政策，出台更为实质性和接地气的补贴政策。例如实行免费产检、免费分娩、月子补贴、奶粉补贴、上学补贴、多胎递增生活补贴以及产假工资差额补贴等。可考虑对多胎家庭的父母实施力度更大的减税政策，给予更大的上学优惠，增加购房资格以及降低首付比例和按揭利率等。同时还应建立健全育儿保障和福利体系，出台奖惩制度降低职场性别和生育歧视，完善未婚单身人士的育儿权益保障制度等。

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共济性。为解决老年群体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加快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平衡各地畸轻畸重的养老保险负担和待遇水平、划转国有资本补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工作。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落实落地，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彻底解决“双轨制”和“待遇差”的矛盾。尽快完善大病救助分摊和托底机制，设立重大疾病和意外事故救助基金，规范基金使用管理体系并鼓励社会资本和慈善资金参与。政府应加大和商业保险机构的合作，推出高性价比的补充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并对出险情况加强监管。

在人口红利消退的过程中，努力培育“大国人才”，着力发展人才红利。应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推进学科专业调整，加快培养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重要领域的科研人才，实现人才供给和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加强科研经费支持力度，集中财力为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技术攻关等领域添动能，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项目增活力，为承担重点研发任务的企业提信心，让人才有用武之地。通过加快和深化科研机构的体制改革，把科技人才队伍蕴藏的巨大创新潜能有效释放出来。应赋予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大自主权，给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必须真正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善于运用全球视野，以更高站位、更新理念，在产业结构、城市定位、服务功能、投资环境等方面下足功夫，打造国际化、柔性化、专业化的人才环境，让全球顶尖人才进得来、留得住。主动靠前引才，充分发挥全球引才网络平台、海外引才工作站、海外人才合作中心等平台作用。把握科技部恢复的契机，将有限的财务资源更精准、更有力、更可持续地加以使用，更好地发挥人才红利优势。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加快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一方面，更好地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推进中高端产业的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进而促进供给和需求两端的相互提升。另一方面，推动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格局，形成一个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雁行模式。由于我国经济总量庞大，不同省市经济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不同，可相互取长补短，借助各城市群不同的定位和分工以及对三四线市场的辐射，形成一个个高质量的“小循环”或“中循环”，带动更广区域的大循环，最终促成和提升统一的内部大市场。通过加强内循环，在促进有潜力而少机会的制造业企业快速成长的同时，倒逼那些已经出海的企业把视线合理回收，深耕细作国内市场，催生中国中高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研发潮，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升研发投入比，以提高其独立性、自主性与竞争性，补齐产业链缺口环节，完善产业链结构。充分发挥全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的优势，依托政策和资金的扶持，把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作为重中之重，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大力发展领先的中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建设较为完整的、与人力资源结构相匹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扩大消费需求增长的增量和质量。所谓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镇面积的扩张以及人口和户口的增加，还要有产业和就业的支撑，是数量和质量统一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创造出大量的新消费需求，对于稳就业、保民生和促消费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从消费力来看，城镇化率高的地方，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较高。近年来，虽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但也只是始终保持在城镇居民人均一半左右的水平。202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512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按上文推算，若1.3亿农村劳动人口及其家属转移至城镇，通过规模和质量提升，至少可带动3.5万亿消费的增量，对于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有较大推动作用。同时，较大规模农村人口持续进入城市，有助于对冲人口红利消退的压力，延缓其过程。应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不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积极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出台相关政策，合理配置财政资源，积极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落户进城。推进就业创业，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

多措并举，促进“机器代人”和“剩余劳动力”的优化平衡与和谐共生。尽管“机器代人”能够部分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AI机器人和真人之间的矛盾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涉及到经济、政治、伦理、道德和教育等多个方面，必须从多个方面加以解决。首先政府需要加强对AI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等方面监管，确保AI的开发和应用是负责任的、安全的、公平的、透明的，是为了减轻人类负担和尊重人类价值和权利的。同时，还需要对AI机器人具体在哪些行业、哪些领域和哪些生产环节能够替代“人力劳动”予以指导。其次是提高人类的教育水平和适应能力，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跨学科知识的人才，让他们能够与AI技术协同工作，共同创造更多的价值。再次是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网，并大力发展服务业，帮助那些因为被“机器替代”而失去工作或收入的人群。最后是树立和培养“人机共存、共赢、共荣”的意识。

（连平：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罗奂劼：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