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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养浩的下场(周养浩其人简历)

时间:2024-01-16 13:09:49 作者:龙行天下 来源: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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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特赦战犯,毛主席:每人发一百零钱,都放了算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战犯,一直秉持着积极改造的政策。在经过改造后,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如黄维和文强),其他基本都已经回到社会。

到1975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这些战犯全部被释放。毛主席的胸怀震撼了国内外,而在壮举发生之前,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对于战犯问题 地站在了历史角度

纵观古今中外,在新国家建立后,旧政府高层一般都会被清洗。特别是在战场上与新交战过的军人,这些军人的下场往往十分悲惨。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经济建设。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局势逐渐稳定,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

在1956年初,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上提出了逐步释放战犯的想法。周总理提议:"政协会议后,可以先放十几个战犯看看效果。"

毛主席随后也对战犯政策作出了:"一个不杀,一个不抓"指示周总理的发言震惊了国内外,国外的分子都认为这是虚假的,国内许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要释放这群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

战犯们虽然对许多罪恶有着责任,但他们大多身处高层,很少接触到底层。他们不像那些直接对人民直接压迫的地主恶霸,对下面许多事情不甚了解。

而且经过几年的改造,(特别是朝鲜战争让这群将官们对军队产生了敬佩之情,这加速了改造),大多数战犯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过表现。

释放这群人,将有利于感化、分化、孤立在国内的分子。释放战犯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了祖国统一大业。许多战犯在内部都是显要人物,在台湾有许多亲朋故旧。

政府当时虽然已经宣布去台人员如果愿意回来,那过去的一切都将既往不咎,在这种情况下,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利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有的战犯想回到监狱

从1959年到1966年,政府共6次释放了战犯。有些战犯因为地位特殊,就在政协当文史委员。有些战犯则回家当了农民和工人,回到了普通人的行列。

这些战犯在回到社会后都在积极努力的工作,再也没有任何的行为,这说明了改造和释放政策是有效果的。

从1966年开始,战犯释放政策发生了变化。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受到了批评,有的工作人员还被撤了职然后送去批判。

在日常管理中,新来的管理所人员改变了过去相对温和的管理方式,他们认为对战犯"要狠点,说话态度要硬点,说话声音要高点,离得要远点"。

在这种严苛的管理之下,战犯管理所的气氛变得十分严肃和紧张,以往正常的学习和劳动改造几乎变成了单方面的责备和做苦力。管理所内的战犯日子不好过,那些被释放的战犯也很难熬。

沈醉和陈长捷在功德林中的表现十分突出,因此是最早一批特赦人员。从1966年之后,沈醉和陈长捷就经常接到任务,要求他们写一些不符合史实的材料。

如果不顺从,他们就会被拳打脚踢。陈长捷最后被逼自尽,沈醉自行要求回到管理所坐牢。沈醉之所以要回监狱,是因为当时监狱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是一个平静的地方。

随着年龄的增大,许多仍杂管理所的战犯都患上了各种疾病。管理所由于都是新人,而且对救治战犯有顾虑,所以也没有实行任何疾病防治的管理条例。有的医生一听到要医治的对象是战犯,大多拒绝出诊。

毛主席要求重新开启特赦工作

到了1974年,当时新中国已经建立了25年,而这些战犯也被关押了25年。毛主席在前往长沙视察时,想起了这群大多已经垂垂老矣的战犯。

毛主席有感而发写道:"还有一批战犯,他们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在会见时,毛主席自己把这些战犯的名字、关押所在地、当前情况都说得清清楚楚。

毛主席之所以这么清楚,是因为毛主席指挥过解放战争,对于将官被俘的经过,都记得清清楚楚。也没想到毛主席会对战犯的事情这么在意,认真地把这些战犯的名字都记了下来。

1974年的毛主席已经80高龄,在耄耋之年依然能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的事情。说明毛主席不仅博闻强记,更说明了毛主席对工作是多么的负责和认真。

周总理抱病关心战犯特赦工作

周总理对特赦战犯这件事也是十分认真,他曾找主动谈起释放战俘的事情。

看到国家领导人如此重视这件事情,在回到工作岗位之后,迅速召集公安部的相关负责人,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

要求公安部人员要先把在押战犯的身体、精神情况、思想动态都做了统计,之后公安部就对战犯情况作了一个简报送至周总理处。

公安部在接到命令后,预审组的同志会同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的战犯管理所开始了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

他们将战犯的姓名、年龄、身体状况等情况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并列表做了一个简报。1974年12月,周总理在看过简报后要求公安部开列出全部战犯名单。

为了再次核实相关情况,周总理安排中央部和中央调查部人员,要他们前往各战犯管理所进行实地调查。在复核相关情况后,周总理准备在197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之后进行公布特赦名单。

亲自主持战犯情况的调查

12月23日,周总理抱病来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了相关的工作情况后,就指示公安部加紧对战犯进行分类和审核工作。

特赦战犯是主管公安部之后的第一件大事,所以他十分重视特赦具体事项。为了审核战犯,和公安部的同志多次开会研究。

当时公安部内部工作人员对释放战犯有着很大的意见,所以在会场上总会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每当问及这些战犯的具体表现时,这些人又往往一问三不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更深入了解战犯的情况,认为必须得找一个熟悉战犯的人来讲述情况。

姚伦从1964年开始就在战犯管理所工作,对很多战犯十分熟悉。亲自把姚伦请到会场,然后对着名单一个个的念,每念到一个战犯的名字,他都让姚伦讲述这位战犯的具体情况。

姚伦对战犯的表现如数家珍,在他的讲述下,了解到了那个坚决不肯接受改造,醉心于永动机研究的黄维,还有那个态度一直保持强硬的文强等。

对于其他积极接受改造的战犯,姚伦也不藏着捏着,该表扬的表扬。经过姚伦的描述,对战犯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为了防止偏听则暗,除了姚伦,还请了其他管理所人员进行讲述。在了解相关情况后,亲自主持召开了特赦讨论会。在会上,通过文字材料把战犯的基本情况向参会者做了介绍。

在看完资料后,鼓励大家踊跃发言。在会上,公安部的同志和管理所的同志都做了发言。由于事关重大,特赦讨论会连续开了好几次,每次都开到下半夜。由于连续高强度工作,很多同志都住进了医院。

特赦名单出炉后 毛主席觉得太小气

在经过讨论会,公安部正式列出了一个名单,然后根据这个名单做了一个《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送至中央。报告里就提出了将谢代生、周养浩等13人继续关押的意见。

报告经过周总理审阅,于1975年2月份送至毛主席。毛主席看到公安部的报告之后,觉得公安部这个特赦名单还是太小家子气了。

毛主席经过思考,写下了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在名单里?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 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都放了算了,强迫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主席的指示让大家都觉得意外,既然选择全放,那继续讨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在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后,深深被毛主席的胸怀所撼动。

在他的主持下,战犯释放工作很顺利地就开展了。1975年3月份,所有战犯释放完毕。到了1976年,所有特务人员也都被释放。

所有释放人员不仅获得了自由,还去掉了的帽子,获得了公民权,政府还为那些想去台湾的前高官提供方便且赠送路费。党和政府的慷慨和胸怀让这些特赦人员莫不感激涕零,流泪满面。

若论对派的仇恨,毛主席不会比任何人少。派害死毛主席不少家人,毛主席最难忘的结发妻子杨开慧就是死于派之手。

但是毛主席放下了党派之争和私人仇恨。能够以民族统一的大义为重,这就是和最大的不同。

文/赵贺澜

周养浩很顽固,特赦后还要去台湾,美国记者采访却说:感谢毛主席

1974年12月,当毛主席得知监狱里面还关着很多罪犯,其中还有不少人病死时,他大手一挥,作出了决定:“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杀他们干嘛!所以一个不杀。”

就这样,200多名罪犯赶上了特赦末班车,终于重见天日。而与此同时,时任公安部长的根据《关于安置特赦人员的意见》也对外宣布:“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按理来说,凡是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战犯们通常都进行了思想的升华,基本上不会再有回到台湾的念头。但总会有一些例外,如有“军统三剑客”之称的周养浩,他就申请了去台湾的名额。

对此,不少人对他的这一行为不太能接受,甚至说他特赦以后原形毕露,还说他在监狱里的积极改造是假的。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周养浩,军统三剑客之一,是著名小说《红岩》中沈养斋的原型,其出生在浙江江山,毕业于上海老牌政法大学。

因为和戴笠与毛人凤是同乡,所以他在官场官运亨通,抗战初期担任过重庆市警察局第三科科长。1941年他又娶了毛人凤的侄女,因此得到毛人凤的照顾,得以进入军统,担任息峰监狱主任。

根据很多资料文献记载,周养浩为人长得斯斯文文,显得很秀气,但是手段却十分凶险歹毒,因此他获得了“书生杀手”的称号。

当然,他并非只是纯粹的反派,曾经也表现过“能干”的一面。例如在担任4年息烽监狱主任的时候,他就干出过一番成绩。

在周养浩上任之前,监狱里面的犯人过得很苦,只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其他的时间都在蹲监狱和过堂。周养浩对此十分不满,于是进行了改革,决心要将监狱和生产机构结合起来,创办复活工厂。

不得不说周养浩的确有想法,在他的改革下,先后成立了铅印、石印、雕刻、缝纫、布鞋、草鞋、卷烟等八个单位。

然后将犯人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服从管理的,他们被称为修养人,并且被安排进入这些单位工作。另一类则是不服从管理的,他们则继续安排蹲监狱。

如果说仅仅只是分配工作,那还不算什么,关键是此人将这些犯罪人员的劳动力压榨到了极致,结果还创造了一些“奇迹”。

例如,息峰监狱卷烟厂生产的“四一”牌香烟畅销贵州,成了真正的品牌货。又例如,监狱里指挥众人开了一个小煤矿,挖煤自用,还制炭在贵阳卖。甚至,周养浩还建了个农场,种菜、养鸡鸭,过年时用军车运往贵阳、重庆等地出售。

因为表现过于突出,以至于被囚禁起来的杨虎成将军都感慨:军统局上上下下没一个好人,我就觉得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

然而,杨虎城的评价还是为时过早,因为此人将来会对他造成莫大伤害。当然,那时候杨虎成还不了解此人,周养浩在当时的表现足够出众,他也借此步步高升。

1948年,毛人凤独揽军统大权,周养浩水涨船高,也被提拔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

由于区长是三剑客之一的徐远举,所以此人一直看不上走裙带关系的周养浩,两人多次爆发冲突,迫不得已,毛人凤只能将周养浩调离,但也依旧给了他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主任的职务。

凭借着这一职务,加上毛人凤的绝对支持,他得以成为军统三剑客之一,和沈醉等老牌特务并驾齐驱。

然而,就在周养浩洋洋自得之际,找到了毛人凤,告诉他:今日之失败,是因为过去杀人太少了…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 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杀掉。

于是气急败坏下,杨虎城也进入了必杀名单中。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毛人凤找到了徐远举和周养浩,告诉了他们杀死杨虎城这一计划。

周养浩等人原先提出,直接将杨虎城带到偏僻的地方就地解决,但毛人凤表示反对。最后本着秘密的原则,决定把杨虎城骗到重庆小歌乐山桦林坡戴公祠杀死。

回到家后,周养浩找到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三人进行具体的谋划,其中杨进兴推荐了二处行动员王少山和熊祥,让这两人执行具体的行动,周养浩表示同意。

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周养浩来到了关押杨虎城的监狱,然后和张鹄表演了一番双人秀,说:“总裁派周主任来请杨先生到重庆商谈西北问题,请杨先生尽快启程。”

当时杨虎城还很疑惑,回答道:“西北问题为何要派我杨虎城去商谈?我不去。”见此,周养浩赶忙笑嘻嘻的走过来拍胸脯保证:“请杨先生放心,我周某人用人格担保,的确是委座请你去商讨西北问题。”

正如上文所说,杨虎城对周养浩的印象还不错,于是也信了他的鬼话,跟着他一起回重庆。一路上,杨虎城和周养浩有说有笑,却完全不知道此人笑里藏刀,前方等待他的是王少山和熊祥两个刽子手。

根据资料记载,到达目的地后, 杨虎城的儿子立刻发出了一声惨叫,被王少山一刀捅倒。他刚刚回头,还来不及上前去扶住儿子,身后也被熊祥一刀捅进了腰部。

与此同时,杨进兴用白帕子蒙住了他的嘴,又在他的身上捅了好几刀。连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这位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就这样惨死于敌人之手。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家人也先后遭到,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但无一幸免,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随后手下人向周养浩报告了杀人情况,周养浩对此表示满意。事后毛人凤论功行赏,周养浩被奖励了200银洋。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杨虎城惨案,仅凭这一次,周养浩就犯下了滔天罪过。但事实上周养浩手上沾的血,绝不仅仅只有杨虎城一家的。

1945年7月,周养浩将1939年春打入军统电台的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王席珍、陈国柱、赵力耕、杨光等7名党员秘密杀害于息烽监狱。

11·27大开始后,周养浩亲自指挥 20 余名特务和士兵,将关押的 32 名嫌疑犯全部射杀在歌乐山松林坡刑场,然后将尸体推进事先挖好的深坑掩埋。

如此行为,无不让人痛心疾首,让党和人民恨之入骨......

事实上,周养浩本人也知道罪无可恕,在我军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他就想要赶紧跑路。当时他先从重庆跑到了成都,然后又坐飞机从成都逃到了昆明。本来按照计划,在沈醉给他送来机票以后,他就会飞往台湾。

但由于他待在机场不去见对方,所以沈醉打来电话:你老兄待在飞机场干什么呢?徐远举也在我这里,就算明天要走,我们大家还是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吧。周养浩却一点都不敢放松下来,回复道:不了,不了,老兄你有所不知,我们在重庆可是做绝了,几百号人全被杀光!我还是早点逃吧,这顿饭我们留着去台湾吃吧!

从对话中我们也能看出,周养浩此时谁都不信任的,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更是对接下来的命运感觉到了莫大的惊慌。但正如那句话所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就在他彷徨不可终日之际,沈醉这边拖延时间,卢汉那边已经派人来抓他了。作为军统三剑客,周养浩看沈醉那边一直拖延时间,他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干脆脱掉了身上的军服,放弃了手中的枪,一股脑的混入到了人群之中。

周养浩这边刚刚混入人群没多久,大批警察就跑了过来,眼见到手的罪犯居然跑了,卢汉等人非常生气,决定挖地三尺也要找出周养浩。

庆幸的是,周养浩虽然非常机警,但耐不住自己做的事情太过,因此很多人都认得他,对抓他特别上心,最终他还是被揪了出来。

刚开始被抓的时候,周养浩还表现的很硬气,也正如他和沈醉的对话,他知道自己这种人肯定活不了,所以干脆来了个绝食抗议。

但审讯人员并没有像他想的一样,而是反复跟他讲党的政策,列举了起义将领的待遇。在审讯人员的劝解下,周养浩最终还是选择了坦白从宽,讲述了杀死杨虎城的过往。

就这样,周养浩被关进了重庆战犯管理所,不过比较讽刺的是,他所关押的地方,居然就是当年关押叶挺将军的那间监狱,不得不说历史还真是巧合。

正如一些人感慨,昔日在牢门外面审讯罪犯,志高气昂,而今自己却在牢门里面,等待未知的命运。人生之际遇何其巧妙?之后他又被转移到了著名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根据资料显示,当年三剑客被关在了一起,而且分别进行了历史问题的交代。但在这期间,周养浩前期表现是非常差劲的,说的好听是神经过敏,说的不好听就是心胸狭隘。

例如,沈醉在交代问题的时候提到了周养浩,结果被周养浩误以为对方出卖自己来获得机会,再加上昆明机场被抓,他当场就失去了理智,抄着一把凳子就朝他砸过去。

幸亏宋希濂在旁边挡了一下,否则沈醉这位武林高手恐怕就要出事了。但经过此事后,沈醉和周养浩两人关系一度非常恶化。

在功德林里,周养浩还是死不悔改,每次提到历史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利用自己的学术知识进行各种辩驳。由于他口才不错,又摆着一副律师的模样,使得工作人员对他束手无措。不过也正因为他的不配合,所以工作人员对他的评价是:立场顽固。

因此,他的诸多举动都成为了的证明,例如他念《金陵怀古》评为“怀念”;他唱“苏武牧羊”,又被指为“思想顽固,不思悔改”。

总而言之,周养浩的顽固使得他的改造工作一度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到了后来,周养浩自己也破罐子破摔,干脆不奢求特赦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结合历史我们都知道,党对于昔日的顽固派罪犯一直抱有最大的善意,例如杜聿明和黄维等人,我党无不给予了最大的关怀,即使硬如顽石的人也逐渐改变了心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眼瞅着很多顽固派都被释放了,周养浩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于是他又渐渐的变得积极起来。例如交代了自己的过往,不再摆“律师范”。

不过,他的积极表现依旧没有达到释放的标准,所以他还是没有出去,直到开头毛主席对这些人员进行了最后的特赦。

1975年,周养浩赶上了这班末班车,终于重见天日。正如给出的承诺,赦免人员无论去哪里都会发给路费,即使去台湾也可以。当时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在大陆生活,然而周养号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他要回台湾。

但比较讽刺的是,他在香港待了140天,台北方面一直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之后台北方面允许他去美国,周养浩就选择去美国小女儿那里生活。

不过去美国之前他还找到了香港中旅,向他们询问,如果在美国无法生活,是否还能够回来?中旅人员的回答是:“来去自由,如果在美国无法生活,欢迎回来。”

就这样,周养浩跑到了美国,开始了在美国的下半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表现,所以人们才会说周养浩积极的举动是假的,还有被赦免以后就原形毕露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周养浩来到美国以后,表现还是与其他人不同的。例如,他在美国绝口不提政治,对于记者的采访一概不予回应,只是老老实实安度晚年。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当年还有另一个特赦战犯段克文也跑到了美国,此人的表现与周养浩堪称是截然不同。他在美国当起了作者,写了很多的书籍。但他却偏偏写了大量的抹黑我党政策的内容,甚至还抹黑当初的战犯管理政策。

当时美国人对此十分高兴,甚至还安排记者找到了周养浩,觉得他应该也是反的人,不然怎么一心想着回台湾来美国。

对此周养浩的举动还是让人满意的,在遭到记者采访时,他没有如对方暗示的一般说战犯管理的黑暗,反倒是告诉对方:我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的伟大政策。

当提到段克文的时候,周养浩还说对方不是东西,指出对方原本只是文强手下的一个上校办公室主任,在文强离开军统时,偷盖了文强的印章才骗了个少将当,还不是实授。

因此,周养浩当年的举动称不上好,但其实比段克文等人还是要好一些的。1990年,周养浩去世,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还给他送了花圈,这位军统三剑客的人生也就到此为止。

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出狱后就露出真面目:监狱里的积极都是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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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的一处白色公馆内,周养浩颤抖着领取了自己的特赦证,在离开的路上对见到的所有工作人员轻声问好、道别。

他终于离开了,在经过长时间的积极配合后,周养浩获得了的特赦,离开了这个关押了他25年的地方。

周养浩在门口的镜子上看着自己头顶的几缕白发,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深吸了几口气道:“我要去台湾!”

周养浩的回答让工作人员愣了一愣,看着周养浩充满野心的眼睛,工作人员这才知道周养浩依旧没有悔改,他的配合都只是表演。

“书生杀手”

要说这周养浩的一生也还算是传奇,周养浩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家里十分富有,也很有关系。

周养浩长大后就被家人找关系送到了执行委员会,也是在这里周养浩人认识了毛超群。

刚开始周养浩对毛超群并不感冒,两人只是工作上的同事,但是偶然的机会周养浩得知毛超群是毛人凤的侄女。这样周养浩开始对毛超群动了心思。

经过周养浩多次的主动接触,毛超群也开始对周养浩有了好感。

但是毛超群不知道,这时候的周养浩已经娶妻生子。

后来周养浩被安排进入上海法学院学习,与毛超群无奈分别,但这时周养浩已经打定主意要利用毛超群当做自己的跳板。

于是在学习期间仍然与毛超群保持联络。在毕业后更是直接休妻迎娶了毛超群,周养浩也就此拥有了自己的政治资本。

由此可以看出周养浩的本性绝不纯善,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周养浩利用毛超群经常与高官毛人凤联系,而这个毛人凤也是一个任人唯亲的人,他发现周养浩不仅是自己的侄女婿更是自己的家乡人,于是就开始重用周养浩。

后来因为毛人凤的关系结识戴笠,被邀请进入“复兴社特务处”。

这个周养浩也是一个狠人,为了能够立功升官,每次下令残害人周养浩总是冲在第一个,因为周养浩总是一身书生气,于是就被特务们叫做“书生杀手”。

在后来军统局成立后,被任命为司法科长,与同样残暴的沈醉、徐鹏宇并称“军统三剑客”。

周养浩开始更加卖力工作,很快得到了戴笠的推荐,被派往了息烽监狱做主任。

息烽监狱“土皇帝”

1941年冬,周养浩正式上任为息烽监狱主任。息烽监狱是军统局最大的集中营,里面关押的革命人士高达400人。

右为周养浩

戴笠让周养浩出任息烽监狱主任,是因为上任主任何子桢太过无能、弑杀,在息烽监狱一共残害了一千余名革命人士,造成了息烽监狱的“死亡危机”。

于是乎周养浩刚刚上任就展开了怀柔政策,周养浩的第一条指令就是解开了所有的枷锁,并且开放牢门。

周养浩的指令在根源上解决了息烽监狱的问题,毕竟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确实能缓解抵触情绪。

后来又下令监狱内的便衣特务全部撤销,返回重庆重新分配职务。进一步解除了犯人们的精神枷锁。又下令把牢房称作“斋”,每斋设斋长一名,负责自主管理。

息烽监狱

后来还开展了绘画、体育活动。

这下周养浩才终于彻底解决息烽监狱的“死亡危机”,但是解决了危机后,周养浩的本性开始展露出来。

周养浩认为监狱里面这么多人每天无所事事,简直是在浪费资源,正巧周养浩这时需要用钱。就想到在监狱内开办工厂,让犯人成为工人,他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戴笠的同意。

成功开办工厂后,周养浩为了让犯人们安心、自主工作还承诺发放工资。

“大家放心!在息烽这个“大工厂”人人都是一样的,只要你们好好干活,不要想其他的,我是不会亏待大家,每个月还会给大家发工资。”

当然周养浩发放的工资不过是九牛一毛,不过即便这样也让所有人很开心,称呼周养浩是大善人。

不过这也只是表面而已,所有人都知道周养浩是军统局的走狗,开办工厂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压榨他们而已,而且周养浩发放的工资还没有他赚到的十分之一,所以大家都在私底下叫他“笑面虎”。

但大家还是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毕竟这已经比何子桢时期好了太多,起码不会动不动就被杀害。

戴笠和毛人凤在视察后也对周养浩的工作表示满意,毛人凤更是说:“周养浩精明强悍,何子桢所望尘莫及。”

七七事变后,周养浩的息烽监狱迎来了一位“贵客”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

杨虎城在来到息烽监狱后被安排在了玄天洞内,由周养浩亲自负责。

这周养浩也是一个人精,虽然此时的杨虎城只是一个阶下囚,但周养浩还是降下身份亲自给杨虎城送饭,生活上的事也是亲自负责。

“杨兄,委屈你了。只是小弟我这只有这样的环境,是在是没办法好好招待杨兄,等杨兄出去的那天,我一定在重庆最好的饭店招待杨兄。”

就这样在周养浩长时间的示好下,杨虎城也开始对周养浩有了几份好感和信任。

周养浩作威作福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6年7月,因为战事的原因息烽监狱被撤销,周养浩被派往了贵州省主席杨森身边,并成为心腹。

后来杨森被调到中央,也顺便把周养浩带在身边。周养浩也得到了待着身边的机会。

成为弃子

然而是什么人呢?对来说只有利益是最重要的。周养浩自以为找到了最大的靠山,殊不知自己却只是一把可以随时丢掉的刀。

1949年1月22日,被迫下台,李宗仁成功登上代总统的宝座随后下令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

此时正在闲云野鹤的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他只是下野了可手中还有权利,李宗仁就敢这么做?

虽然愤怒,却没有公开反对李宗仁,反而把周养浩叫到身前:“我听说你跟杨虎城关系很好,就想交给你一个任务,去把杨虎城带到我这。”

期望得到重用的周养浩当即接受了任务,马不停蹄地找到杨虎城,刚一见面周养浩就摆出一副热情的样子:“杨兄,恭喜你马上就要自由,兄弟我已经在重庆摆好了宴席,就等着杨兄去呢!快跟兄弟走吧。”

杨虎城当即拒绝了周养浩,毕竟他知道自己是李宗仁放的,跟没有关系,所以害怕到重庆被暗算。

中为

“不去,一定没安好心。”

“哈哈,杨兄误会,事情到了现在,委员长也很后悔,想跟杨兄开诚布公,彻底和解。所以才要我带杨兄去重庆,与委员长现场和解。”

周养浩知道自己的心思藏不住了,就索性半真半假地说。

果然杨虎城相信了周养浩,来到了重庆。

只是杨虎城都没想到,在杨虎城被周养浩安排住进戴公祠后,居然另派杨正兴、熊祥等人用刀刺杀了杨虎城全家。

周养浩也是后来才得知了任务的真相,同时周养浩也察觉到时局发生变化想要跟在身边。

却被派去坑杀先前被捕的人,以至于错过撤退台湾的飞机,后来被解放军抓捕。

功德林改造

被抓捕的周养浩与其他战犯一样被关押在了功德林,也就是军统的秘密监狱白公馆。

在接受改造期间,周养浩意外发现自己被抓是因为沈醉的告密,于是与沈醉大打出手。但是沈醉可是军统里的武功高手,于是周养浩不仅没有报仇还被揍了一顿。

“姓沈的!你给我等着,敢暗算老子,老子一定要你好看!”

周养浩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再也不敢找沈醉的麻烦。

可周养浩在接受改造时仍然不老实,作为顽固派,每次有教员找周养浩谈话,周养浩就会用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反驳,最后居然让教员也说不过他。

这样的顽固一直持续到毛主席决定特赦战犯,在见到死对头沈醉被特赦后,周养浩也坐不住了:“既然能重新出去,就是暂时臣服又能怎么样呢?”

抱着这样的心态,周养浩开始积极配合改革。但是周养浩的顽固程度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一直到功德林只剩下10人的时候,周养浩才被宣布特赦。

但是国华给予特赦战犯有三条路:一是留在中国,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二是去台湾投奔,三是去美国。

第一条路周养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告诉负责人要去台湾投奔。

可是谁知却被台湾当局拒绝,得知消息的周养浩根本不敢相信,自己为党国做了这么多居然被抛弃了。可事实就是这样,走投无路的周养浩最后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在美国,就开始联系女儿,最后被女儿接到了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结语

周养浩的一生都是在为利益奔波,他为利益舍弃妻子、儿女;为利益舍弃人性,残杀。却想不到自己最后也只是别人的棋子,可以随意被抛弃。周养浩有这样的结局也是他自作自受。

1975年,周养浩刚被特赦就露出真面目:原来监狱里的积极都是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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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的一天,一群战犯正在北京功德林的房间里坐着,这天要公布特赦战犯新名单。这些曾经心高气傲的将领,此刻却把背挺得笔直,坐的十分端正。

房间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此时一名解放军干部推开门走进了房间,他目光巡视了一圈,开口说道:“毛主席决定,特赦你们所有人。”

安静的房间瞬间炸开了锅,他们激动不已,赶紧收拾自己的包袱准备离开。离开监狱之后这些战犯大多都选择留在了大陆,而此前一直表现积极的周养浩却把目的地定在了台湾。

周养浩是个怎样的人?他又为什么在改造后还选择前去台湾呢?

假装积极,投奔台湾

周养浩是戴笠手下鼎鼎有名的军统特务,是“军统三剑客”之一。周养浩麻木冷血,手里沾了不少人的血。

周养浩对忠心耿耿,曾经为杀掉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同时将时任杨虎城部下的宋绮云一家三口残忍杀害,当时他的儿子仅有8岁,是中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烈士。

周养浩作恶多端,最终落入法网。1949年12月8日,周养浩乘坐自己的飞机逃往台湾,中途停在昆明要给飞机加油。当时在云南驻军的卢汉意识到已经日薄西山,于是发动了起义。

当卢汉听到周养浩的专机停在昆明的消息,决定活捉周养浩,于是命令手下不许给他的专机加油,顺利将其捕走。

周养浩被关押到了重庆的白公馆里,他曾经的军统伙伴沈醉、徐远举和他关在了一起。后来又被转押到北京功德林。

其中,沈醉是最积极改正错误的人,而徐远举和周养浩就十分顽固。特别是周养浩,他对自己犯下的错心知肚明,认为一定不会放过他,恐怕自己交代了全部之后难保姓名。

周养浩是法学专业出身,颇有辩论的口才。每次工作人员审问他的时候,他就自己辩护,很多时候连提审人员也说不过他。

有一次提审的时候,周养浩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看见了供词上写着沈醉对他的揭发词,还看见处理意见上“建议死刑”,周养浩瞬间火冒三丈,他觉得是因为沈醉供出了他自己才被抓捕入狱,他必须要报仇。

于是周养浩在回到宿舍后,从背后袭击沈醉,抄起旁边的板凳向他的脑袋上狠狠砸去。但是周养浩并不是练武之人,被沈醉巧妙躲了过去,他不甘罢休,又想扬起凳子来第二下,同房间的宋希濂眼疾手快,把凳子抢了过来。

沈醉大骂:“你简直是个疯子!”可周养浩却死死地盯着沈醉,冰冷地说道:“是你说了不该说的。”

周养浩毫无悔改之意,管教人员就批评他立场顽固,于是他干脆破罐子破摔,就是不服从管教,整天不与人讲话,还老是装病请假。

直到1959年,功德林好几批表现良好的战犯都得到了特赦,而同房的沈醉也在1年后被批准释放。周养浩逐渐动摇了,他也开始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重见天日。

于是他立马转变了从前叛逆的态度,开始积极参与改造劳动,还十分用功地学习,参加了许多狱内举办的活动。1975年3月,功德林又要再特赦一批战犯,其中就包括周养浩,但他们思想比较顽固,所有一直犹豫是否释放他们。

最终在毛主席的批准下,功德林剩下的所有战犯都得到了释放。而周养浩仍不死心,还想前往台湾投奔,而且自己的家人也都在那里。于是他先在香港停留,向台湾提交了入境申请,没想到心心念念盼来的结果竟是拒绝。

周养浩还留有一丝侥幸,可是在香港等了一百多天都没有结果,最后他伤心地离开了香港,去美国投靠了自己的女儿。

军统生涯,心狠手辣

周养浩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父亲是一名武秀才,但是父亲却害怕从小宠爱的儿子受到伤害,所以并没有让他练武。

中学毕业后,父母高价给他在内部买了一个职位,同时周养浩还结识了毛超群,给她介绍了书记的职位。之后周养浩顺利考进上海法学院,在大学期间一直和毛超群联系密切,因为他知道她是毛人凤的侄女,想要笼络毛人凤。

于是他就向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女下手,一直用甜言蜜语迷惑毛超群,即使他现在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三个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周养浩立刻把原配休了,重新娶了毛超群。

攀上了毛人凤这个亲戚,周养浩逐渐走进了戴笠的视线。经由毛人凤举荐,戴笠让周养浩加入了的特务部门。表面上周养浩是司法科长,背地里是军统的特务,负责不断抓捕员对他们用刑审问。

因为周养浩经常穿着一袭长衫,看起来非常儒雅博学,但是他对待员毫不手软,抓捕时心狠手辣,审问时无所不用其极,用刑极其残忍,由此也获得了一个“书生杀手”的称号。

而杨虎城就是被他的表象所迷惑,本以为是个明事理的书生,却没想到是个斯文败类,最终被周养浩害死。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的威望已经式微,总统的职位被李宗仁取而代之。李宗仁把一直被关押的杨虎城和家人放了出去。而一直想要除掉杨虎城,他不可能让杨虎城就此逃过一劫。

彼时周养浩站在一派,在的指示下,他开始了对杨虎城的杀害计划。由于在周养浩曾在重庆担任关押杨虎城所在监狱的负责人,当时周养浩奉命对监狱内的革命人士作安抚工作,他完成得十分出色,也由此获得了杨虎城的信任。

周养浩便利用这份信任,单独提出要与杨虎城见面,佯装已经自知名落孙山,想要和杨虎城把之前的恩怨说开。杨虎城轻信了周养浩的伪装,一家人被骗到了谈话的地方,几名特务就在这里埋伏好,用匕首偷袭将杨虎城一家残忍杀害。

周养浩还在杨虎城死后,道貌岸然地说了一声:“杨将军一路走好。”之后立刻吩咐手下将杨虎城的脸割到血肉模糊,这样便死无对证了。

周养浩如此为卖命,却没想到被他抛下,在周养浩动手的时候就逃去了台湾。在出狱之后,同样被台湾拒绝入境。周养浩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却沦落到晚年在海外孤苦半生。

参与杀害杨虎城的周养浩,改造25年后被特赦,晚年:要感谢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将大量战犯关押到战犯管理所进行思想改造,这些战犯主要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等军中的高级将领,以及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这样的军统特务。

经过不断改造后,管理所从1959年12月开始一直到1975年3月进行了七次特赦,按批次将战犯释放。

表现良好的,在解放战争中所犯罪过轻的,在前几次特赦中基本都放出来了,而军统特务因为所犯罪行太多,想要特赦就比较难了,表现最好的沈醉是在第二批特赦的,与沈醉号称“军统三剑客”的另外两人徐远举和周养浩一直没有得到特赦。

战犯管理所

徐远举为了得到特赦,废寝忘食地学习毛主席语录,将毛主席语录背得那是滚瓜烂熟,连战犯管理所的看守都没有他记得熟,但是却一直不在特赦的名单上。

1973年,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的缝纫组干活,其制作的产品多次被返工,当时徐远举就暴跳如雷,认为是有人在针对他,也是,曾经赫赫有名的军统大特务,如今被安排做针线活,做得不好,还被返工,这谁受得了,当时正值冬天的时候,徐远举就用冷水洗澡,结果当晚高血压发作,导致脑溢血而亡。

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针对徐远举的死亡,推断为他对特赦失去希望,所以自虐性洗冷水澡而自杀。

周养浩的待遇基本是与徐远举差不多的,作为“军统三剑客”,1950年周养浩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战犯管理所时,是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的。

三个人经常轮班被提醒,有一次沈醉在交待问题时涉及到周养浩,结果被周养浩看到,他认为是沈醉出卖了他,并检举揭发了他,当时怒火冲天,回到牢房后,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的脑袋上砸去,此后两个人就成了死罪头。

周养浩也成了战犯管理所的老顽固,1956年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立场依然很顽固,在监狱中常常借读诗歌抒发自己的情感。

读的都是《金陵怀古》一类的诗歌,金陵是南京的旧称,怀念南京那不就是怀念的国民政府嘛!

估计军统的大特务没有不想念的,只有那个时候才是他们最风光的时候,周养浩这样的大特务更是如此。

所以,前面6批特赦人员名单中都没有周养浩的名字,这让周养浩彻底死了心,再也不寻求特赦了。

周养浩

然而周养浩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像他这样作恶多端的人,到1975年第七次特赦时,他竟然赶上了特赦的末班车,被释放了出来。

中央部和公安部在3月20日联合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部、公安部办理。”

周养浩被关押了二十多年,被释放出监狱后,当即跟其他10个一起特赦的人申请去台湾,和家人团聚。

针对这个特殊的请求,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当即公开答复:“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的答复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然而当周养浩到达香港后,在大陆的所有手续已经办妥的情况下,却迟迟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允许。

就这样,周养浩等人滞留在香港接近五个月,当时已经奄奄一息,蒋经国对周养浩等人并不了解,也没有什么感情,因此就拒绝了。

周养浩等人在香港滞留的5个月里,十分绝望,有三个人当时十分生气就回到了大陆,没想到待遇还不错。

当时有一位叫张铁石的人十分顽固,解放厦门的时候,为了掩护上司们突围被俘,被改造多年依然很顽固,本来没打算活着回来,就想着为“党国”牺牲了。

这次特赦后,他想着以他的“光辉事迹”到台湾后还不得被当作英雄一样受到欢迎?

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拒绝入境的通知书,在内心很绝望的情况下,张铁石在香港的酒店里自缢身亡了。

蒋经国

有在美国有亲戚的就去了美国,周养浩也选择前去美国投靠自己的女儿,在临行之前,周养浩找到香港中旅,询问如果他去了美国无法生活,能否还回大陆。

中旅人员向上面请示后回答:来去自由,如在美国无法生活,欢迎回来。

的大度让周养浩无地自容,到了美国后,开始淡化政治,对两岸的事情一概不谈,也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晚年生活。

还有一个叫段克文的特务,想去台湾不成,就想去美国,可是他在美国又没有亲属,无法投亲,就撒泼打滚,向“国际救济总会”申请,终于如愿以偿去了纽约。

然而段克文非但不感激特赦了他,也不痛恨台湾当局不让他入境,竟然写了一本叫《战犯自述》的作品,污蔑的战犯管理政策。

台湾当局趁机煽动那些被特赦的人,让他们出来一块污蔑,台湾记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周养浩是相当顽固的分子,又曾经是军统大特务,找他肯定会有很多“猛料”。

然而让台湾记者没有想到的是,很少接受采访的周养浩不但接待了他们,还说了很多内容,表示:“我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的伟大政策”。

针对段克文污蔑的行为,直接骂段克文:“不是东西!”

大概在这一刻,周养浩终于理解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对当局失望透顶。

周养浩能够与沈醉、徐远举并称为“军统三剑客”,也是有几分本事的人。

作为浙江江山人,周养浩是戴笠与毛人凤都是老乡,在军统内是典型的“江山派”人物,由于娶了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跟毛人凤更是沾亲带故。

除了有这层关系外,周养浩能够在军统内部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还得益于其毕业于政法大学,是名副其实的高学历。

戴笠

1933年,周养浩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刚刚从政法学院毕业就加入了复兴社做特务。

随着军统的壮大,周养浩的的官职也是节节高升,抗战初期担任南京特务处法官、军统局法官、重庆警察局司法科法官。

1941年,在娶了毛超群后,在毛人凤的安排下,担任军统息烽监狱主任,此后升迁更快,先后保密局贵州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西南特区副区长、重庆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兼特区督查室主任等职务。

在周养浩的军统任职生涯中,息烽监狱主任无疑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巅峰,在这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建立了一整套监狱管理制度。

息烽监狱位于贵阳市息烽县以南6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原本是当地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四周是崇山峻岭,古树参天,路人很难看到其中的监狱。

1938年,军统局在这里设立了庞大的秘密监狱,当时息烽县仅有两千多人,而在息烽驻扎的特务人员多达15000人,对于被关押在那里的人来说,这里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周养浩被调到这里当监狱长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干劲的,他去之前,息烽监狱的犯人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防风时间,其他时间除了提审,基本都在监狱里待着,犯人深受折磨不说,关键有些重要的人物万一这样死了,他们也不好交差。

前一任监狱主任何子桢就因为关押的“”们的反抗,被戴笠给免职了。

周养浩上任后,提出“改革狱政,建设新监”的旗号,并且提出了“监狱学校化”、“监狱劳动化”的口号,摆出一副“开明管理”的样子。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犯人”们每天防风的时间由一小时,便成为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监舍的窗户也尽量多开。

从集中营越狱出去的韩子栋后来回忆起周养浩的监狱新政时说道:“我整日晒太阳,已经晒成了黑人,我的风湿病、皮肤病都因为经常实行日光浴的关系,渐渐痊愈。”

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周养浩更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犯人”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将大家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

于是周养浩就在息烽集中营里建了十几个生产单位,比如印刷所、缝纫部、雕刻部、木工部、草鞋部、洗衣部、卷烟部等等单位,“犯人”们通过劳动还能获得一点酬劳。

解放后曾任青海省委部部长的胡春甫在被捕到息烽监狱后,遭到特务们的严刑拷打,整整两天没有吃东西,生命危在旦夕。

小萝卜头在男牢看到胡春甫的遭遇后,就回去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徐林侠,徐林侠就用自己做工挣的钱,买了点面条煮了一大碗,让小萝卜头给胡春甫送去。

回忆起这碗面条,胡春甫说到:“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加了斗争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而这碗面条,就是周养浩实行监狱新政后的产物,“犯人”们通过劳动计件给予报酬,当然不是什么钱之类的,而是代用卷,可以在集中营内部使用。

周养浩在息烽监狱任职期间,开设的息烽监狱卷烟厂生产的“四一”牌香烟畅销贵州,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息烽监狱最为让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伙食太差,毕竟这里人口比较少,又驻扎了大量的特务机构,食物难免供给不上。

周养浩为了提升看管人员和“犯人”的伙食,建立了监狱农场,让“犯人”们种菜,养鸡,如果不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把这些东西运到重庆等地售卖,监狱的犯人还真能提升不少伙食水平。

除了建立一些日用品的工厂外,富有经营理念的周养浩发现息烽集中营附近竟然产煤,当时煤炭是紧缺资源,周养浩就指挥“犯人”们开了一个小煤矿,一方面自用,一方面制成碳在贵阳售卖。

当时国民政府很多机构都在经营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但是周养浩明显比他们后台硬,因为有军统的通行证,这些物资都被装上军统的车运输,根本无人敢拦。

息烽监狱主任原本是个苦差事,经过周养浩的经营反而成了肥差,一时间炙手可热,好多人都眼馋这个职务。

在周养浩担任息烽监狱主任后,关押在这里的人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当时软禁在息烽的杨虎城曾对黄显声说:“军统局上上下下没一个好人,我就觉得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

然而周养浩表面举止斯文儒雅,内心却极为狠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就是他策划谋杀了杨虎城一家及小萝卜头一家。

当军在国内战场节节败退的时候,被迫下野,李宗仁担任代总统的时候,首先下令无条件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并亲自打电话给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过问此事。

杨森当时已经决心倒向,并不看好李宗仁,所以回答李宗仁不知道杨虎城被关在什么地方。

挂了李宗仁的电话后,杨森立即打电话给报告此事,担心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恢复自由,对他不利,当即下令将张学良押送台湾,并且以解“西安事变”被关押之恨,要毛人凤将杨虎城密裁。

李宗仁

毛人凤不敢怠慢,召集了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头子进行商讨,徐远举提议:最好在贵阳就地枪决,或在川黔路上隐秘处,免得麻烦。

大家认为周养浩一直负责杨虎城的监管,杨虎城又对周养浩高看一眼,就决定由周养浩亲自去息烽监狱,把杨虎城诱骗出来,然后从路上密裁。

商讨完事后,毛人凤又让周养浩到白公馆看守所挑选有经验的行动员,先由周养浩谈话,再由毛人凤和徐远举亲自召见,最后举行宣誓仪式,以确保秘密。

周养浩于是找到了杨进兴,并对杨进兴说:“有一项密裁任务要交给你去执行,而且不能有声响。”

杨进兴想到周养浩亲自找他布置任务,肯定是重大任务,于是严肃地说:“不用枪,就用刀子和斧头。”担心完不成任务,杨进兴又说:“我对用刀还没有经验,怕一个人做不下来,有负主任栽培。我想请熊祥来帮忙,看他还有什么好办法。”

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后,1949年9月1日,周养浩带队赶到贵阳,然后让特务队长张鹄去诱骗杨虎城说:“总裁派周先生到重庆商谈西北问题,请杨先生尽快启程。”

杨虎城说:“西北问题为何要我杨虎城去商谈?你请周先生来,我当面问问他。”

第二天,周养浩来到牢中对杨虎城说:“请杨先生放心,我周养浩用人格担保,的确是委员长请你去重庆商谈西北问题。”

由于杨虎城有所怀疑,周养浩就不提回重庆这件事,每天就是陪着杨虎城上街、逛公园,到9月5日,杨虎城答应随周养浩一道回重庆。

杨虎城

车队出发时,周养浩坐在前导吉普车上,杨虎城和儿子扬拯中坐在救护车居中,宋绮云(杨虎城秘书)夫妇带着儿子小萝卜头与杨虎城坐卡车殿后。

第二天傍晚,周养浩带领车队与杨进兴相遇,按照计划,周养浩把车队交给杨进兴,然后自己跳上汽车回家了。

不久,杨进兴将杨虎城等人拉到戴笠生前在松林坡别墅戴公祠将杨虎城一家、宋绮云一家全部杀害。

9月10日,毛人凤对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行动的特务进行“论功行赏”,周养浩因为表现最为突出,获得银洋200元。

除了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外,周养浩的手上早就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周养浩在1945年7月14日,将于1939 年春打入军统电台的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王席珍、陈国柱、赵力耕、杨光等 7 名党员秘密杀害于息烽监狱。

杀害杨虎城后不久,解放军在正面战场不断取得胜利,并且开始向西南进发,在这样的情况下,军统特务又制造了11·27重庆大,将大批关押的革命志士进行迫害。

周养浩亲自指挥20余名特务和士兵,将关押的32名嫌疑犯全部射杀在歌乐山松林坡刑场,然后将尸体推进事先挖好的深坑掩埋。

周养浩自知所犯之罪深重,一旦被抓小命不保,赶紧向成都逃去,到了成都,又发现成都已是人心惶惶,驻军有临阵起义迹象,他担心自己在成都被抓,连布置特务打游击的事都忘了,就从成都跑了。

周养浩于1949年12月8日乘坐毛人凤派来接他的专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准备加油后在起飞,但是此时卢汉控制的机场空管不给所有飞机加油,也不准起飞。

卢汉起义

当时沈醉是军统云南站站长,想要拿到从昆明到台湾的机票必须经过沈醉的手,周养浩到了昆明后,担心昆明局势不明朗,直接在机场给沈醉打电话,让沈醉给他弄张机票送到飞机场,他要第二天飞去台湾。

沈醉接到周养浩的电话,不禁有些发怔:“你呆在机场干什么呢?就算明天走也可以过来吃顿晚饭嘛!远举兄也在我这里,我们还是聚一聚吃顿饭吧!”

“不了不了!”周养浩断然推辞,“老乡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在重庆可是做绝了呵,几百号人全给杀了!时局这么乱,我还是早点走得好,这饭我们还是到台湾吃吧!”

沈醉于是就说:“好吧,我尽力给你弄到票送去。”

12月9日下午,飞机驾驶员高天禄告诉周养浩,飞机上仅剩的一点油也被地勤抽尽了。

事实上,当时沈醉已经预感到卢汉即将发动起义,所有飞到昆明机场的飞机都停止加油,并且下发特别通行证,只有卢汉的通行证,才能让飞机起飞。

当时沈醉以为中央军在云南布置了两个装备精良的军,而卢汉的滇军在解放战场损失殆尽,剩下的都是杂牌,在数量上也只有两个军,要起义的话,也得等到解放军抵进昆明。

然而让沈醉没有想到的是,卢汉当晚便开始了行动,在正式起义前,卢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所有在昆明的特务,得知周养浩在机场随时准备起飞,卢汉当即下令昆明警察局局长李志正前去抓捕周养浩。

沈醉

事实上,周养浩当时已经预感到气氛不对,但是又不敢乱跑,担心沈醉派人送机票找不到他。

但是他又不得不防备,作为老牌特工,这点眼力见还是有的。

周养浩于是解下腰间的手枪,交给高天禄:“我已经知道出事了,你把它带到外面,扔掉吧。”

他苦笑了一下,又自我解嘲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武装的人,可能反而会安全一些。”

说完,周养浩脱下军装,取出小刀,开始拆除缝在袖子上的少将标识,然后换上便衣,悄悄走出场长室,混入候机的人群,密切观察四周的情况。

这时,李志正已经带着警察来到了巫家坝机场,在抓住了高天禄后,却怎么也没有找到周养浩,李志正觉得奇怪,通过高天禄得知,原来周养浩在等沈醉的机票。

李志正心生一计,让高天禄在机场不停地喊:“周主任!沈站长派我们来接你啦!

突然,一名警察发现一辆破旧的小汽车里探出一个脑袋来,又立即缩了回去,警察们立即跑了过去,拉开车门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警察问高天禄:“他就是周养浩,对不对?

周养浩在车里说:“你们不要逼他,我就是周养浩。”

卢汉早就对军统的人在昆明搞得事情不满意了,之前周养浩和毛人凤到昆明,指挥云南站的特务抓了几百名嫌疑犯,周养浩更是列出成百的名单让卢汉签批处决,当时卢汉就认为周养浩就是个疯子,于是以由军警当局审讯清楚后在签批为由应付过去。

卢汉因此时刻担心下令特务要他的脑袋,提心吊胆好一阵子,现在这几个家伙都在昆明,一旦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先下手为强,先把他们抓了再说。

徐远举

军统三剑客沈醉、周养浩和徐远举都在昆明被抓了,在云南军管会审讯期间,周养浩自知罪孽深重,于是以绝食与军管会审讯人员对抗,审讯人员看穿了他的复杂心理,耐心给他讲党的政策,周养浩最终交待了杀害杨虎城一家的犯罪事实。

1950年夏天,沈醉、周养浩、徐远举被押到重庆西南公安部四德村看守所,竟然关在一间牢房里。

他们认为自己犯的罪行太重,在重庆召开公审大会后,肯定会把他们毙了。

周养浩和徐远举两个人吓得晚上睡不着觉,只有沈醉不太在意,该吃吃该喝喝。

针对周养浩的担忧,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多次给他们宣布政策:对你们这样的人,啥一百遍都不过分,但有政策,你们是被列入战犯等级的,这个等级该杀而不杀!

话说这三剑客都是军统的人,按理来说应该是“同气连枝”,然而在一块后,却天天“内讧”。

徐远举压根就看不上周养浩,认为周养浩就是凭借毛人凤的关系爬上来的,没有什么真本事,而周养浩认为徐远举就是一个乡巴佬。

两个人在之前就有矛盾,经常公开发生冲突,毛人凤调解了好几次也没有起作用,后来毛人凤在重庆成了保密局西南督查室,任命周养浩为主任,当时徐远举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两个人是平行单位,督查室还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是徐远举根本不鸟周养浩,云南站的沈醉是军统的元老级人物,更不把周养浩放在眼里。

由于周养浩怕死,越想越怕,认为自己能落得这份田地,是因为沈醉没有给他送机票,或者是沈醉出卖了他,想到这里顿起杀心,一次提审过后,回到牢房后眼睛充满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地看着沈醉。

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却并没有去阻拦,周养浩拿起一个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多亏当时一同关押的宋希镰拦着,问周养浩原因。

宋希镰

周养浩不说话,沈醉和徐远举也都不说话,宋希镰见沈醉挨打而不说话,猜测沈醉可能是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

等待周养浩气消了之后,沈醉才开口说:“我是交待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不会饶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待杀一个与交待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对于沈醉的话,徐远举并不是很同意,徐远举坚持:“各人说各人的最好。”意思是不让沈醉待。

沈醉也没敢硬刚徐远举,因为他也担心,如果徐远举和周养浩两个人联手在狱中把他整死,那死的可够窝囊的了。

曾经叱咤风云的军统三剑客,如今在一间牢房中斗智斗勇,尔虞我诈,想起来也真是可笑。

就他们三个人来说,还是沈醉活得比较透彻,做了错事就是做错了,有什么不能交待的,由于改造较好,沈醉是三人中最早出狱的,也是最后去世的,虽然是个大特务,口碑还算可以。

晚年沈醉

出狱后著书立说,写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回忆录,但是所有内容均没有提到周养浩。

三人当中徐远举气性最大,死在了战犯管理所中,倒也是“死得其所”。

周养浩最怕死,却没死成,最后被特赦后,想去台湾,蒋经国不同意,就去了美国,捡了一条命后,格外珍惜,正如开篇所讲,谁对谁错,谁胜谁败,他算是看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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