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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陶西平：一个教育家的四个侧影

“陶西平先生永远是我们的好校长。”

5月20日上午9:30，北京十二中老教师们准时守候在电脑前，以网络视频的形式，召开缅怀老校长——陶西平先生。昨日（5月19日），著名教育家陶西平先生于早晨6：15在友谊医院去世。

“同事教育，交谊四旬，相济相助，泪送挚友仙逝。”5月19日，惊悉著名教育家陶西平逝世的消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难掩哀痛，“今天一天心里很乱，我想写一点东西纪念他。”

顾明远还记得，和陶西平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10月25号，在第6届中小学校长会议上，陶西平来做报告。那个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好了，当年年初已经动过手术。“但他术后还要到国外去，回国后刚下飞机又到宁波，为了教育奔波得很厉害。我感觉他太忙了，就跟他说：你要放慢一些节奏。后来他就住院了，再没能好起来……”

“我以为，按照他的毅力，应该能闯过这道难关，但是没有想到……”5月19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中联合学校总校校长李有毅正在为即将召开的做准备。得知陶西平去世的消息，李有毅觉得意外。

北京市十二中是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市首批重点中学之一，一直走在基础教育改革前沿。而陶西平是北京十二中的“老校长”，是李有毅所尊崇的师长：“他一直走在教改的前列，创造了多个第一的创举。”

陶西平生于1935年，漫长岁月里，他的身份和头衔多到数不清，但始终紧紧围绕着两个字——教育。他曾任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导主任、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国家总督学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荣誉主席，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

基础教育改革先行者、民办教育事业领路人、具有世界眼光的教育家，陶西平的名字是中国教育界不可磨灭的一个。

基础教育改革先行者

李有毅回忆，在2008年学校的教育实践研讨会上，一位教育专家就说过，陶西平先生把十二中变成了教育界的小岗村。

1982年，陶西平执掌北京十二中。在他的带领下，十二中实施双基教学和校长负责制，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心理教研室、开设形体课、心理课和综合实验课等。如何提升教育质量，如何创新教育管理，陶西平率先进行的教改实践，为十二中的教育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有毅印象中的陶西平，尤其关注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在他任职期间，成立了金帆乐团，成为首都艺术教育领域的先行者。直到今天，“金帆民乐团”仍是北京十二中艺术教育的名片。

李有毅是北京十二中的第十任校长。据她回忆，刚做校长时，她曾联系陶西平想要请教。“我跟他讲，我带几个问题去请教你可以吗？陶校长应允。我虽然不经常打扰他，但是我要一有事要找他，他一定能给予非常细致的指导。”

“他对于如何做一名优秀的校长，如何对当前教育改革形势进行判断和把握，以及学校发展的一些路径和布局，他都会跟你说，只要你提。”李有毅说。

“陶老是我们的好校长，也是我的好老师，我尊重他、崇拜他，是亦师亦友的一个人。”对于陶西平先生的逝世，李有毅深感痛心。

在她看来，陶西平是一个和蔼可亲、有大智大睿的教育家。“他的一些教育观点，既能解决当时教育的一些难点和热点问题，也是一种前瞻性的思考。应该现在都不落伍，也不过时。”

“同心同德，兢兢业业，求实创新。”北京十二中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当国旗班正步走时，师生同呼校训。“这句校训正是我们的陶西平老校长留下来的。”

民办教育协会掌门人

退休之后，陶西平投入大量精力在民办教育事业上。他对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其间种种，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研究会副会长马学雷历历在目。马学雷曾兼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事业部部长，因此和陶西平在工作上有不少交流。

陶西平对民办教育的推动，首先是政策和立法上。当时的大环境中，民办教育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普遍不受重视。直到2003年，民办教育首部法律《民办教育促进法》诞生。马学雷告诉记者，陶西平在其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使用“促进”二字、争取合理回报等等，包括法律条文的制定，陶老都付出了很大心血。

此后，民办教育被定位为教育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并得以在2010~2020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一直延续了十几年至今。“民办教育在这近20年时间内一直在不断增长和发展，也是得益于此。”

陶西平发起成立的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对行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2008年，陶西平发起成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他是协会筹备期的主任，也是首任会长。在马学雷眼中，这一角色起到了很好的桥梁纽带作用。

记者了解到，民办教育从诞生开始也有多种不同力量，有的鲜明主张民办教育应该盈利，也有观点认为民办教育应该是纯公益性质，大家看法不一。而陶西平的做法是：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陶老虚怀若谷，团结不同的力量、人士、机构，也团结政府、媒体、投资、教育各界，只要是能为民办教育发展做出推动的，他都会团结。他理论水平很高，对于现实问题看得也很透彻，同时又很谦虚，懂得尊重别人，能够以德服人。在陶老的推动下，各方教育力量得以凝聚，促进行业发展。”马学雷说。

具备世界眼光的教育家

“30多年来和陶老交往的时刻仿佛就在昨天。”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眼中，陶西平是尊敬的前辈和师长。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力在国家教委政策研究室高教处工作，当时陶西平在北京市教育局当局长，二人在基础教育的会上就相识了。近二十年来，张力经常参加陶西平主持的论坛和活动，“他总是敏锐地把握国内外教育热点问题脉络，思路清晰、分析精准，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务实创新，具有很强的可执行性。我在每次与陶老的讨论中都能得到很大教益。”

陶西平的眼光和视野让张力久久铭记。80年代末90年代初，张力参与研制到200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在国家教委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常听到陶老的高见，感觉他不仅熟悉北京市教育，而且放眼全国和世界。”

陶西平的世界眼光不止为张力所钦佩。在顾明远为陶西平写下的挽联中，也有这样一句：“世界眼光，博学睿智”。

5月19日顾明远写下的挽联。受访者供图

顾明远到现在还记得陶西平一次报告中讲到的“木碗的故事”。“他能从各种教育现象里头概括出教育智慧来”，这也成为顾明远非常钦佩的一点。

顾明远在教育协会工作的时候，经常请陶西平去做报告。顾明远回忆道，陶西平思想又先进，知识又渊博，PPT做得也很新颖，他的报告非常受关注。在国内外东奔西跑，高屋建瓴，站得高，看得远，每次都有新的东西，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而不是重复过去的话。

擅于学习、自我更新，在陶西平身上，马学雷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对最新最前沿的东西保持关注，对境内境外的学校、同行做过大量的交流、考察。别看七八十岁高龄，每过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他新的报告，在教育理念、方向、价值观、技术等各方面给人启迪和引导。”马学雷说，陶西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似乎已经形成一种职业习惯。

谦和务实的师长、挚友

“我和陶先生并没有过多的交往，但我们渊源很深。”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学者王旭明熟悉陶西平这个名字是在“十二中时期”。“原来我在丰台区做中学老师，就听说他的语文教得非常好，学校管理也非常有一套。那时我就特别想去拜访他。”

王旭明记得他和陶西平的第一次相遇。“我向他表达了我一直想向他求教教语文的事儿，他握着我的手说：‘过去了，老黄历了。’当时他已经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但还是非常谦和。”

后来，王旭明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经常在活动中见到陶西平。“每一次他都对我的发言、我的微信微博上发表的观点表示支持，也和我就某些话题做一些探讨，非常有大家风范。”

王旭明曾发起回归语文教学本质的活动，邀请陶西平做活动总顾问。陶西平跟王旭明说：“这个活动很好，要实实在在地教语文。但是我已经离开语文教学一线多年了，不太了解现在的情况。我挂一个虚名也没有什么用处，你有什么实际的事儿就找我。”力所能及地提携后辈，王旭明听了特别感动。

“谦和务实、不图虚名”，在和陶先生的交往当中，马学雷也有相同的印象。

时间拉回2008年，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成立筹备期间，正好赶上汶川地震。马学雷回忆，当时陶西平在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做了慈善捐赠活动，民办教育各界捐赠了480余万元善款。陶西平坚持，善款一定要专门用在教育界伤亡的老师和家属身上。

而关于资助的具体落实，陶西平刻意躲开了5月份和6月份那段抢险救灾的关键时刻。马学雷记得，当时陶西平说“我们这块工作不像抢时间救人的工作那么着急，我们不要赶在这个节点过去作秀。”最后等到10月，马学雷陪同陶西平达到都江堰，和当地教育局做捐助事项的具体沟通。

2013年，顾明远在北师大设置“明远教育奖”，陶西平担任评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2019年，奖项第四届评选启动，身体已经不好的陶西平依然来参加评选工作。“他跟我讲，我什么活动都推掉了，但你这个活动我一定要参加。我们这个友谊是特别坚毅的。”

四十年挚友情谊历历在目，年逾九旬的顾明远说道：“我们的友谊就建立在对教育的共同理想上，我非常怀念他。”

新京报记者 冯琪 方怡君 校对 陈荻雁

最后的挂历小店

半岛记者　付晓晓

临近年底,老石的挂历小店进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你还买挂历吗?你知道哪里还卖挂历吗?如果抛出这两个问题,很多市民给出的都是否定答案。而在市北区昌乐路文化市场,老石的挂历小店已经经营了32年。挂历如何随时代而改变?谁在坚持买和用?这个市场和这家小店讲述着属于挂历的故事。

生意“一年不如一年”

七旬老人坚守32年只为延续一种传统,挂历演变史折射时代变迁。

每年的11月、12月是挂历小店的旺季,甚至可以说,生意全都指望这俩月。而老石也在店里来回穿梭,招呼客人。客人三三两两地进来,虽然算不上太多,但一直不断,老石和其他几个帮手片刻也闲不住。有人买挂历给家里老人用,有人买了送朋友。更多订单来自小公司和个体户,送给各自的客户或者顾客,他们往往要求对挂历加入订制内容,至少印上自家商标或广告。

据老石介绍,这些挂历都是从广州、深圳、温州等南方城市批发来的,每年9月开始订货、进货,10月开始卖,到11月生意便忙起来,持续到元旦。但是老石说,这种忙和以前生意红火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1986年,老石在位于昌乐路的青岛文化市场开了这家挂历小店。其实,他一直和“纸”打交道,原来在热河路开了一家书店,顺其自然地卖起了挂历,书店后来没有了,挂历店倒是维持了下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挂历生意最好的时候,每逢年尾,满屋子是人。“老百姓们都来买,那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挂历很抢手,不到年底就断货。”老石说,到1993年前后,企事业单位兴起了团购挂历的热潮,挂历被当做礼品送给员工和客户,动辄成百上千地批发,把挂历生意带得更火了。“好的时候也就那几年。”老石告诉记者,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挂历生意开始了波浪式下滑。“老百姓住得好了,有条件的都装修房子,挂历不适合挂了,都挂艺术品装饰品。”2000年以后,各类数码产品席卷而来,皆有提示时间功能,挂历继续失去往日风光,除非是别人送的或者单位发的,才往墙上挂一挂,主动买挂历的老百姓越来越少。

昌乐路文化市场原来有近20多家挂历小店,如今只剩一半。“一年不如一年。”包括老石在内,其他几位挂历小店店主也发出相似的感慨。

没有永远流行的样式

岛城一家书店中,新型日历被集中摆放在专柜上销售。

一份挂历承载着一年光阴,但它的功能不只是提示时间,也是窥探社会风尚的一个切口。

按照老石的说法,若论大类,挂历样式这些年没太多变化,图案还是以福字、十二生肖、花鸟、山水和人物为主,无非是纸张质量好了,用上了铜版纸、金卡、绢布,装帧形式丰富了,从单页的到成册的、成书的。但是其中细节千差万别,细究起来,时代变迁轨迹清晰可见。

挂历一度是珍贵物件。原始“老黄历”,一日一页,纸张虽然轻薄如宣纸,但是一年加起来也成了厚厚一小本。新年伊始时,在墙上凿一个钉子,日历往上一挂,一页页撕下来,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这曾是老百姓生活中颇具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紧跟改革开放的脚步,挂历样式逐渐丰富了起来。“刚开始流行过一张纸的那种挂历,彩色的,像电影海报一样。”老石说,这种海报式挂历兼具糊墙功能,当年老百姓住房条件不好,墙上哪里黑了、破了,挂历往上一挂,既遮了丑又给家里添了抹明艳色彩。

慢慢的,一月一页、装订成活页册子的挂历成为主流。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开放相伴生,最时髦的东西必然会出现在挂历上。写真、剧照和时装一度占据挂历主题,当红明星纷纷成为“挂历女郎”,为挂历市场带来勃勃生机。挂历也总能敏锐捕捉到城市面貌的变化,名车、建筑、城市风光主题也曾在挂历市场获得一席之地。

后来台历出现了,不必往墙上挂了,香车美女也不吃香了,挂历或台历的内容越发雅致。老石记得,近十几年来,挂历增添了许多文化、艺术气息。“比如做成卷轴式的,拉开以后内容是中国山水画、花鸟画。有的还做成那种四联的,挂上去像装饰画一样。”还有些挂历在水墨画基础上配以诗词、国学经典选摘,颇有传统文化美感,深受老年人喜爱。

在老石看来,这种改变和挂历的属性变化不无关系,“以前就是为了看时间看日子的,后来就变成装饰性的东西了,对审美的要求就高了。”

为了老人打算坚持下去

老石店里的挂历多达上千种,进门一看让人眼花缭乱。店里来了一位老顾客,连续从老石这里买挂历好多年了,看上去对这家小店很熟悉,匆匆扫了一眼满墙的挂历,直接向老石讨要“新鲜”产品。

“这么多年了,挂历年年买。挂历买回来,先把这一年的重要事项都标在上面,等日子到了就看到提醒了,什么大事也忘不了。”这位老顾客最终选择了养生主题的台历,买了好多本,打算送给身边差不多年纪的亲人和朋友,“手机当然也能看,但是不一样。我们年纪大了,挂历用习惯了,替代不了。”

像这样的老顾客,是老石维系挂历小店的动力,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动力。老石73岁了,自认为没有什么转行的可能,而经营这家挂历小店“累死了还不挣钱”。卖挂历的利润一降再降,如今,一本普通挂历多则挣两三块,少则挣一两毛,销量也在持续下滑,情况很不乐观。不仅城市中挂历小店残存得少,连南方很多制作挂历的工厂也早已停工或转型。

据老石介绍,昌乐路文化市场的挂历小店目前有10家左右,它们是青岛仅有的专卖挂历的地方,大部分店的历史都在15年以上,此后只有旧店关闭没有新店开张,所以它们都成了最后的挂历小店。不止一位店主向记者透露了他们的担忧,也许有一天,这个市场就不再被需要了。

老石也有担忧,不过态度更乐观一些。“需要还是有的,只是不多了。但是彻底没有,还得好长时间。”在他看来,对于还在使用挂历的人尤其是老人来说,挂历已经不单纯是一件物品,而是代表了一种年年岁岁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

为了延续这种传统,老石打算坚持下去:“只要有老人在,我这个店就在。”

■记者观察

文创日历成为新宠

一边是传统挂历的日渐没落,另一边新型日历正逐步兴起。如今,走进一家书店,你很容易就能在显眼位置看到这种“日历书”的存在,它们甚至会被集中摆放在一个日历专柜,尽管这种日历在形式上接近原始的“老黄历”,在内容上却已发生万千变化。

这股潮流自《故宫日历》开启。《故宫日历》由故宫出品,以1932年到1936年间短暂发行的旧版日历为蓝本重新出版,与故宫藏品结合彰显文化底蕴。此后,日历成为文创领域的“排头兵”,新产品层出不穷,一款日历可以买到几百万套。

订制日历则形成另一股潮流。根据顾客需要,日历的内容、版式、大小、纸张、印刷方式等都可以进行个性化选择。最受欢迎的照片日历,以自己或家人的照片作为日历内容,既是时间记录,也是生活纪念,并且独一无二。

有人将如今的日历消费称为“文青消费”。这种说法虽带有戏谑意味,但日历消费在本质上的变迁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日历在以前代表一种需要,如今代表的或许是一种情趣。

眼下正值挂历销售“旺季”,老石的小店内却只有三三两两的顾客。

立春到了，农村老人说立春日要躲春、踩春、咬春，有什么讲究？

在农村，立春日与除夕、大年初一，都被称之为过年，是民俗中最讲究的日子，很多的民俗禁忌都是大同小异。

因立春日很少与除夕、大年初一重合，要么前面，要么在后面，也就是年前与年后立春。农村人们认为，除夕、大年初一是时间上的过年，而立春日则是节气上的过年。事实上，在农村，人们习惯于将立春看成是新的一年真正的开始。

我国农村地区，有诸多的民俗风俗，至今依然在民间流传。本文将介绍立春的三种主要风俗，也就是立春日的躲春、踩春和咬春。

农村老话说“立春日要躲春”，在农村，躲春又叫“打春”。人们认为立春的那天，是季节交替之时，有一些人要呆在家里不出门，不能见外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有一些人在立春这天不躲，可以大摇大摆地出门，而他们却要躲起来呢？

农村有些人爱说一句口头禅：“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呀？”按民俗说法，话中的“太岁头上动土”，民间叫犯太岁。其来源于我国 古代的所谓“命理学”，他们专业名称叫“冲克岁君”。

我国本土宗教道教之中，有一种称之为值年神灵，又称太岁神，简称太岁。道教太岁神共六十位，分五个小周期，十二年为一小周期。在小周期内，一年由一位太岁神值班，称值年，一年一换，十二年一个轮回。轮到当年值年的太岁神叫值年太岁。

民间太岁的信仰，起源于我国古代的天体崇拜，古人所说的太岁，就是现在天上的木星。木星运行规律为每十二个月运行一次，古人便称木星为岁星或太岁。古人就认为，木星十二年运行一次，就像是十二个人值班一样，得安排十二个人轮流值守。后来木星被神灵化，也就变成了十二值年神灵，即太岁神，一年有一位不同的太岁神。

东汉王充认为，太岁神并非天上之神，他在《论衡·譋时篇》说：

“太岁，岁月之神；用罚为害，动静殊致，非天从岁月神意之道也。”

自此以后，民间认为，太岁神是潜伏在人间的凶神，人们通常并不祭祀，其名号也鲜为人知。

随着道教的发展，这十二值年神灵不断人格化，目前可考证最早被人格化的太岁神为殷郊。殷郊为商纣王的长子，《封神演义》之中有：“殷郊为值年岁君太岁之神。”后来，民间逐步增加，有六十多人，都是人格化的太岁神，但地方不同，其名号有别。道教中则有六十甲子太岁神，并有道教神像画像。民间依然很少有人祭祀太岁神，也很少有人知道太岁神的名号。

民间认为，太岁神既是凶神，人们就不能冲犯。如何算是冲犯太岁呢？

后来，我国古代命理学借用天文学中的太岁说法，推出一套属相相冲的说法，认为属相与太岁相冲。这套说法就像日历一样，可以长期套用，并且写进了老黄历，或者农家历，六十甲子为一周期，六十年后重新使用一遍，如此反复使用。过去老黄历之类的历书，在农村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可见太岁相冲对农村风俗影响之深远。

直到现在，如果要查农历2021年“太岁相冲”，我们可通过民间旧版印刷的老黄历，或者各种版本的民间历书，即可查到：牛值太岁、羊冲太岁、龙破太岁、马害太岁、狗刑太岁。民俗认为，这些属相与“太岁相冲”的人，在立春日那天季节交替之时要躲起来，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犯太岁的人，另一种则是人与人之间属相相冲的人。

民间的说法是避过未来一年内的病灾、口舌事非。具体时间，一般认为在交春（立春的具体时间）前后的一个时辰内，用现在的时间换算，一个时辰等于两个小时，也就是交春的前后一个小时。不过，2021年立春的时间是2月3日22时58分39秒，作为农村人，这个时候是深夜，早就回家睡觉了。这种说法在我国古代形成了一种习俗，直到现在很多农村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有“躲春”的习俗。

我国也有一些农村没有“躲春”的习俗，但对立春日有诸多讲究，也就是有很多的禁忌习俗，或者说将“躲春”的习俗与禁忌习俗融合在一起。比如，立春日不宜动土、搬迁、到病重患者家中、丧事现场等，禁忌挑粪桶、倒垃圾、恶声谩语、哭闹、大声呵斥、打骂小孩，不能打破碗盏、吃饭摆筷子时不能掉落在地上、不能理头、剪手指甲等等。

“躲春”之说，从科学上来讲，没有什么道理，一种传统民俗风俗而已。在农村，除了上了年纪一些人还相信外，大多数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这一套了。

如果说“躲春”是要宅在家中，或者一个安静的地方，不能随便出见人，那么“踩春”则是相反，不能躲在家中，也不能一个呆在一个地方，而是要从家里走出去，到大自然中去吸收新鲜空气，到人多的地方去热闹热闹。

“踩春”与“躲春”两种农村风俗好像是在唱对台戏，各唱各的调，这也体现了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多样性，无法说哪种合理，哪种不合理。

“踩春”民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到外面去春游、爬山。我觉得那是城里人做的事，农村人没有这份闲心。农村人的“踩春”主要是以劳作为主，以收获为主。比如，一些山区的农村，立春日，一大早就背着柴刀上山砍柴。农村把立春日上山砍柴叫“砍春柴”，背回家里叫“背春财（柴）回家”。有的农村，大年初一也有类似的习俗，也称“砍春柴”，清早起来不是忙着去拜年，而是上山砍一担柴回来，俗称“进财”。

女的一般不上山砍柴，而是到菜园里摘青菜，或打猪草（菜），菜的谐音为财，同样可以让家里在立春日“进财”，给家里带来一年的好彩气。

还有的地方，不一定上山砍柴，或菜园里摘青菜，但一定要到外面转一圈，空手出门，不能空手回家，要拿点东西回家，也叫“进财”。

还有一种“踩春”就是登高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踩高跷，踏上高跷后，人就踩在了高处，寓意新的一年步步高。另一种是打秋千，一般流行旧时的南方农村，用稻草编成绳索，做成秋千，荡秋千时，一次比一次荡得高，也寓意步步高。

“踩春”意思是一定要出门去行走，不能闷在家里。踩高跷和打秋千都是集体活动，场面非常热闹，有的地方还举人比赛，抢彩头。

民间对“踩春”还有特别的说法。比如，农历2021年的一年中，没有立春这个节气，民间俗称无春年、耷年、哑年、黑年、寡妇年等，按民间的说法，农村有俗语说“寡年不宜结婚，想结婚先踩春”，如果想结婚，又忌讳这种民俗说法，想要结婚的女子在立春日那天就要去“踩春”，把来年的晦气给踩掉，在无春年就可以结婚。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

农村的“踩春”风俗，表达春天到来之时，要用自己脚步和劳作去迎接新春，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希望来年生活过得更好的心愿。

我国古代的立春日，在魏晋时期就在士族阶层流行，宋代民间有制春盘、吃春饼的习俗开始盛行。

制春盘，先是流行在古代宫廷和富贵人家，他们把新鲜蔬菜、果品、糖和饼，放在盘中来吃，也是那时人们重视立春节气，迎接新春的到来。盘叫春盘，放在盘中的饼叫春饼。春饼先前放在盘中，后来发展到有了单独的春饼，再后来发展到制作春卷。直到现在，很多农村还有立春日制作春卷食用的风俗习惯。

制春盘、吃春饼的习俗从自上而下，从统治上层传到了民间，也传到了乡村。乡村人家制作的春盘可没有富贵人家，果品、糖等奢侈品很难得到，也没有钱买。新鲜蔬菜自己家里可以种，这不是问题，没有果品、糖就因陋就简，把萝卜做成果品、糖的模样，放在春盘中。这就如同在旧时代，贫穷人家没有肉吃，就把萝卜切成肉块的模样，称萝卜块为“肥肉”，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

在乡村，因吃春饼时，一边吃春饼，一边吃萝卜，这就是咬春。实际上，咬春就是咬春饼和萝卜。

乡村穷人吃生萝卜是没办法，肚内有一点油水会被萝卜给“刮”掉了，饭量更大，肚子更饿。农村俗话有“穷死不耕丈人田，饿死不进萝卜园”。吃生萝卜不但不能充饥，反而让人越吃肚子越饿。

可在富人家的眼里，萝卜可以解春困，可以解油腻，可以通气。乡村穷苦人家的春盘传到富贵人家后，成为了他们的一道美食。史载，古代一些大臣为了取悦皇帝，给皇帝送上新鲜萝卜，在家里专门挖炕洞种萝卜，与现在种大棚蔬菜类似。

民俗文化就是这样，上层的生活习俗往往会影响底层的生活风俗，而底层的生活习俗同样可影响上层的生活风俗。在我国古代，“咬春”的民间风俗就是上层和底层之间相互影响而形成的风俗习惯。

春饼一般是面食，古代交通不便，物流行业很不发达，只能在小麦的主产区才能吃到春饼。水稻主产区的人就做不了春饼，那怎么办呢？

民间有的是智慧，水稻主产区的人就把糯米蒸熟后捣烂，做成像饼一样圆形，但不叫饼，而是叫糍粑。南方很多乡村在大年初一的早餐，不准吃米饭，而是吃饼形状的糍粑，还吃有新鲜蔬菜（青菜）和萝卜条，迎接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