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3年(1433年是什么朝代)

越南这三位娃娃天子，有一位成为越南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

越南自968年脱离宋朝建立大瞿越国后，历代出现过84位皇帝，而其中除了开国之君，许多皇帝都是昏君，只有少数是有为之君。其中有三位三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使得越南成为一个文盛武强的东南亚强国。

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是李朝，李朝九位皇帝中李仁宗幼年登基的皇帝，在位56年（1072-1128），是越南历史在位最长的皇帝。李仁宗六岁登基，虽然年幼登基，但是他为越南成为文教盛国奠定了基础。越南李王朝是越南第一个建立科举系统封建王朝，1070年，李仁宗在升龙建立了文庙，祭祀孔子及72位儒家学者。1076年，李仁宗创办了国子监训练贵族，也开启了越南的国家教育体系，1086年成立翰林院开启越南崇儒的文化传统。

随着“国土”的扩大，数百年的纷争结束，李朝成为越南第一个稳定王朝。于是李仁宗1075年在越南施行科举考试，选拔为国所用的人才。第一次科举考试在1075年农历2月举行。于1076年建立了越南第一所国子监，是越南教育的开始。李朝的科举制一共只举行四次，人数也较少。不过随着科举和国子监的开始，越南的文教开始发展。

李仁宗也是越南重视农业帝王，当时他为了鼓励生产，颁布法律禁止屠宰耕牛。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在李仁宗当旱季来临时号召兴修水利，使得国家农业很快加强。由于李仁宗重视文教和农业使得国家壮大，所以越南人将李仁宗在位称为越南历史第一个黄金时期。

黎太宗讨哀牢旨挥

黎太宗（1423-1442）名叫黎元龙，于1433年登基加冕，在位9年（1433年至1442年）。黎太宗是恢复越南自立的黎朝黎太祖次子，在黎太祖驾崩后，11岁的黎太宗登基，在短短九年的时间内黎太宗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领域都卓有建树。他最典型的贡献之一就是教育，1434年，黎太宗恢复中断很久国子监教育，并在1442年开科取士，制度三年一科举的选才制度。黎太宗建立了国家的繁荣，正如民间的称赞所赞扬的那样：太宗皇帝时水牛都不会挨饿。

关于黎太宗，《大越史记全书》这样写道：“帝天資明智，運撫昇平，内制強臣，外攘夷狄，重道崇儒，設科取士，讞獄訊囚，率多寬貨，亦守成之良主也。“。不幸的是，他在1442年的突然死亡导致越南失去一位优秀的帝王，之后其子争夺皇位，是的黎朝进入一个纷乱时期。

黎朝科举碑文

黎太宗死后，其只有两岁的儿子黎邦基登基，史称黎仁宗。由于黎仁宗实在太小，所以他登基之后10年，其母宣慈太后阮氏英摄政。黎仁宗12岁时，其母亲退居后宫还政与仁宗。黎仁宗是一位仁慈，慷慨的国王。在他的统治时期，制定私人田产法律十四条，击败占婆军。

黎仁宗也非常重视教育，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命潘孚先修国史，修成《史记续编》，并制订百官俸禄及王侯封地法。关于黎仁宗《大越史记全书》这样写道：“帝以童稚之年，有天資之明，神釆端俊，容止莊重，崇儒納諫，憫農愛民，真守成之令主也“。不幸的的在仁宗18岁时被哥哥谅山王谋杀。

参考资料：越南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陈文《越南科举制度研究》

文艺复兴背后的经济机制

文艺复兴是一个略显模糊的概念。这场思想文化运动无疑起源于佛罗伦萨，逐渐扩展到热那亚、威尼斯、米兰、罗马以至于欧洲各国，对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文艺复兴在思想、艺术、建筑等方面的意义已深入人心，然而文艺复兴的动力机制以及它的经济基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然隔着一层面纱，并不容易搞清楚。

萨波里（Armando Sapori）所著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经济》，是中世纪经济史的权威著作。他的研究使得史学界终于确信，公元1300年至1450年前后，西欧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长期衰退。人口数量是古代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西欧人口在1340年左右达到了5400万，这是历史的最高点。而到了1450年，西欧总人口又下降到3700万。这种变动很大程度是由黑死病所造成，但人口锐减也必然导致经济萧条，社会动荡。

经济衰退蔓延到大半个欧洲。而在这场深重的危机中，只有意大利少数几个城邦幸运地成为例外。当时的意大利并不是今天所见的统一国家。北意大利的城邦如米兰、热那亚等一直在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他们的重要同盟之一是以罗马为中心的教皇国。当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夹在其中以农业为主的小城邦佛罗伦萨正在悄悄崛起。

德国史学名家巴龙（Hans Baron）在《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中提出，从思想史角度看，公元1400年左右发生了一场巨变，“公民人文主义”在危机环境下被唤醒，这种精神危机比后来佛罗伦萨著名学者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写下重要著作还早一个世纪。公元1400年前后，意大利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乔万尼·美第奇就在此时此刻，在佛罗伦萨创办了美第奇银行。

1397年，在罗马从事多年银行业务乔万尼决定迁居佛罗伦萨，在此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美第奇银行创立时并不起眼，但开启了美第奇家族以及整个佛罗伦萨崛起的传奇故事。1309至14世纪末期，连续几代教皇一直生活在今天属于法国的阿维尼翁，未能返回罗马，史上称之为“阿维尼翁之囚”。但是1410年，罗马终于有机会迎来自己的教皇。乔万尼·美第奇看准这个机会，把赌注押在未来教皇身上，帮助他取得宝座。美第奇银行从此与教皇攀上了关系。

美第奇银行并不是意大利土地上最早的银行。在它之前，佛罗伦萨就已经有一些合伙制的商业公司和银行公司存在，规模也曾经非常庞大，贸易网络远至英格兰和北欧。但是这些银行都在十四世纪的经济衰退中破产。罗马教皇急需一个能够为自己经理遍布欧洲甚至亚洲业务的金融业务理财者。乔万尼利用与教皇的特殊关系，很快就成了教皇的理财者。当时教皇的位置并不稳固，教皇的生意也常常处于风险之中。但美第奇银行始终坚定地支持教皇，从此确立了自己的声誉。

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乔万尼却从未对政治表露出强烈兴趣。他是个真正的银行家，精通各种金融运作手段，迅速壮大美第奇银行的规模。早期意大利地区的银行多采用单一经营结构，而他们的业务必然涉及长距离贸易，风险极大，很容易被违约债务人拖垮。乔万尼在控制风险上拥有非凡的直觉，主张多元化经营，引入合伙制度，有效降低风险。乔万尼极为注重财务分析，他曾偷偷保留有关美第奇银行的秘密账本，连续多年，内容极为详实。这些账本在1940年代被重新发现，成为美国经济史学者德鲁弗撰写《美第奇银行的兴衰》的关键性资料。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

1429年，一辈子小心谨慎的乔万尼逝世，把银行帝国转交给了儿子科西莫。科西莫年纪轻轻就掌握了惊人的财富，自然引来无数人的关注。1433年，在政敌的运作下，科西莫和他的支持者在市民公投下被认定犯有叛国罪，被强制流放到威尼斯。美第奇家族离开佛罗伦萨后，市民才意识到美第奇银行对于佛罗伦萨的重要性。很快，佛罗伦萨在战争中败给了米兰，一批拥护美第奇家族的官员上台，高调地迎回科西莫。

科西莫回到佛罗伦萨，真正成为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在他的影响下，佛罗伦萨成了“托斯卡纳自由的保卫者”，坚守共和主义，追求城市自由，这也是文艺复兴的根本精神。科西莫继续扩大美第奇银行的规模，同时大量投资公共事业，在佛罗伦萨赢得极高的声誉。教皇也不得不感慨说，“政治事宜直接在科西莫家中解决，他的亲信把持着，由他来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法律也在他控制之下。虽然没有名号，但他是真正的国王。”

在乔万尼时代，美第奇银行还只是低调地经营贸易和金融业务，并不会直接参与政治。而到了科西莫时代，美第奇家族已成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不得不直面各方政治压力。科西莫为了制衡教皇国和威尼斯，巧妙地组织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米兰之间形成紧密的盟友，保证了佛罗伦萨的稳定。

科西莫本身就热爱古典文化，也充分利用手里的资源和财富，为佛罗伦萨的建筑、艺术和文化作出贡献。据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的记录，乔凡尼去世时，留下了18万金币的财富，而从1434年到1471年，美第奇家族为公共事业的付出不下66万金币，其中仅科西莫一人负担的就有40多万。科西莫支持艺术家多纳泰罗雕塑“大卫像”，也一直支持天才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修建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这项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极为困难，但科西莫坚定地投下重金，毫不动摇。当巨型穹顶真正建成时，整个佛罗伦萨都轰动了。圣母百花大教堂至今仍是佛罗伦萨最为标志性的建筑。

当然，科西莫也继承了乔万尼的秘密账本。科西莫不断地在欧洲各地建立分行，扩充美第奇银行的资本。科西莫不再像父亲乔万尼那样深入管理银行业务，而是大胆地下放权力，组织团队，选拔了一大批精明能干的经理。科西莫的影响力不断放大，他的指令，不管是政治指令还是商业指令都必须严格地执行，任何超越自身权限的分行经理都会遭到严惩。科西莫的时代，美第奇银行的规模不断扩张，盛极一时，在意大利半岛上无人可以匹敌。

到了1464年，一直被痛风困扰的科西莫去世，被佛罗伦萨政府授予“国父”的称号。不幸的是，他的儿子皮耶罗也身体不佳，于1469年去世。维护美第奇家族荣耀的重任，就落在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与朱利亚诺身上。

乔治·瓦萨里作品《“豪华者”洛伦佐画像》

少年得志的洛伦佐，不仅继承了美第奇银行，也继承了祖父科西莫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他挥金如土，不计成本地赞助公共建筑、文化教育以及慈善活动，身边永远簇拥着数量庞大的哲学家、学者、诗人和艺术家。洛伦佐很快获得了“奢华者”的称号。他在圣马可修院旁开办了一家艺术学校，将自己的各类收藏以及艺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在这里展示，欢迎每个有兴趣的学生来此学习，而且他们都享有与洛伦佐同桌共餐、热烈交谈的待遇。米开朗基罗和波提切利都出自这个学校。

普通的佛罗伦萨人都很喜欢洛伦佐。因为他的奢华铺张，使得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变得异常丰富。后来的马基雅维利也记录说，“意大利的君主们认为一个国君的才干在于能欣赏辛辣的文字，写措辞优美的书信，谈吐之间流露锋芒与机智，会组织骗局，身上用金银宝石做装饰，饮食起居比别人豪华，声色犬马的享用应有尽有。”

可惜的是，洛伦佐并未像科西莫那般同时具备经营和管理才能。他不会理财，所以美第奇银行在他的手里开始衰落，源自西欧、北欧的贸易不断萎缩。在洛伦佐主事期间，许多美第奇银行的分行因为坏账而破产，包括在伦敦和布鲁日的分行。为了继续支持他的奢华偏好，洛伦佐四处挪用资金，甚至取消了公民大会管理财政的权利，直接动用信托基金和国库。历史学家圭恰迪尼认为，洛伦佐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僭主。

洛伦佐与佛罗伦萨其他家族的关系日益紧张。1478年，爆发了一次针对他们兄弟二人的政治刺杀，洛伦佐因反应灵敏，及时躲进教堂圣器储藏室才逃过一劫；而他的兄弟朱利亚诺，则不幸遇刺身亡。而在这个阶段，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的关系也变得紧张。洛伦佐赶紧转换方向，与米兰、威尼斯结成联盟，对抗那不勒斯与教皇国。洛伦佐左支右绌，再也没有当年国父科西莫号令天下的气势。1492年4月，43岁的洛伦佐因病去世，死后与他的兄弟朱利亚诺共同葬在一个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礼拜堂。洛伦佐挥霍了美第奇家族的财富，但也因其对艺术、哲学的支持而被历史铭记。

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中指出，现代历史的开端是1494年。在此之前，意大利半岛尤其是佛罗伦萨经历了空前的繁荣，美第奇家族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富甲天下。但是在奢华者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人引来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很快，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正式进入共和国时期。

美第奇家族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几十年后，新一代的洛伦佐在西班牙人的支持下再一次恢复对佛罗伦萨的统治。随后的历史又经历多次反复，直到1567年，新一代科西莫建立了托斯卡纳大公国，终结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737年，最后一个美第奇家族的后裔去世。

但是，美第奇银行剩余的几家分行在1494年已被强行关闭，这个依靠银行发达的家族最终离开了银行业。1949年，经济史家德鲁弗与妻子偶然地在佛罗伦萨档案馆里看到一套“机密账本”，仔细查阅，发现竟是当年美第奇银行的账本，账本详细地记载了从乔万尼时代到科西莫时代经营美第奇银行的账目。德鲁弗以这套珍贵的账本为基础，倾十年之功写出《美第奇银行的盛衰》，于1963年出版，轰动学界。

中文学界对于中世纪经济史的研究一直非常薄弱。近年来，无论学界还是大众，重新开始对文艺复兴产生兴趣，美第奇家族的故事甚至被拍成电视剧。经济史学界，在赖建诚教授的组织下，吕吉尔与丁骋骋两位老师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把《美第奇银行的盛衰》翻译成中文，为中国学者研究中世纪经济史指引了一条重要的道路。

（作者梁捷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

1492年，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这一年，是东西方发展的分水岭

大家好，这里是小播读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吴晓波老师的《浩荡两千年》。

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与之前各朝代建国之初采取的宽松政策一样，朱元璋登基之后，提出了一个大规模减税计划，极大地减轻了民众负担。经过多年征战而夺取帝位的朱元璋，在明朝建国之初，稳定便成为其执政的主旋律，在经过短暂的放松政策后，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变。

这要从明初富豪沈万三讲起，他是元末名气最大的商人，朱元璋一路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沈万三极大的大力支持，成为朱元璋最重要的金主，甚至在朱元璋登基后，出钱在南京修筑城墙，在明朝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提供了财力支持。因此有一次在和朱元璋闲聊时，春风满面的沈万三提出可以拿出一笔钱来犒赏三军，这次对话后，朱元璋开始谨慎，认为其是要以下犯上。朱元璋个性敏感，心狠手辣，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因此这次谈话也改变了沈万三的人生。

随后，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的势力日渐强大，对其有相当的威胁，因此他下令把江南14万户民众迁到他老家安徽凤阳，说是迁移，其实是找借口分化富豪势力。之后，朱元璋的商人阶层的打压手段越来越强硬，甚至在定都南京后，分两次将6万多户富商集中迁居到南京，进行了一次集中式的围剿。1373年，沈万三被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发配云南，从此不知所踪。1386年-1398，沈家上下数十人被杀害和抄家，从此沈家衰落。

对商人阶层的态度是先用之，后弃之，这并非朱元璋的独创，在汉朝的刘邦、刘秀和后来的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明帝国初建的14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上上的一个转折时刻。随时明朝统治阶层对工商业的压制，中央集权主义重新抬头，社会从工商经济逐步转变为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稳定和封闭成为那个时代两个重要关键词。而放眼看世界，在西方欧洲已经逐渐摆脱黑暗中世纪的阴云，自由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正逐渐成为欧洲的希望，教皇和君主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控制，一场伟大的、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欧洲的经济轴心从地中海沿岸开始转向大西洋东岸地区。在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推动下，世界时间的钟摆开始从东方转向西方。

前面讲到，稳定是当时明朝统治的重要目标，他们并不关心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个专制而言，影响稳定的两个因素，一个是外患，一个是内忧。因此统治阶级通过一切手段阻止对外交流，与元代积极鼓励的对外贸易完全不同，从明始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被修长城，南禁海贸，从1371年到1394年，先后关闭了多个港口，并禁止人们出海捕鱼和进行对外贸易。逐步将帝国打造成为一个封闭的铁桶。自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泉州和明州等世界级的港口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改革了国家的命运，一个是宋代的水稻，一个是明代的棉花。棉花自宋朝从印度引进，在南方大面积种植，朱元璋建国之后，开始大面积推广棉花种植，并极大地提升了棉花产量。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之大增，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支柱产业，和第一大手工制造业。这场棉花革命，如同之前的水稻革命一样，再一次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人均收入都得以增长。

但遗憾的是，纺织业在欧洲促进了工业革命的来临，最终但是了资本主义和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但纺织业的发展并没有在明代起到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效果，反而促进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和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

在对外贸易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永乐年间，从1405到1433年，朱棣委派当时他最信赖的太监郑和远航太平洋，其真正的目的是寻找失踪的明惠帝，同时沿途宣誓明帝国国威。郑和率领了一支由63艘大船，27000名船员组成的巨型舰队，在随后的28年里，七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远洋活动。

据记载当时郑和舰队最大的舰船长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可载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船，而且当时中国造船技术也是世界领先的。1420年前后，明朝拥有1350艘战舰，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军舰队。

郑和的足迹遍及亚非大陆，达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当地进行贸易，同时建立了朝贡关系。实际上14，15世纪的明朝也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强大的帝国。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492年。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明帝国开始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了沿海贸易，名禁止商人与外国经商，并且对当时的船只进行了集中的烧毁。甚至在1885年发布过一道命令，不能建造双桅杆船只。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积累和进步从明代戛然而止。但反观西方，在西方史学界，将1500年看成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在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开启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欧洲开始走向全面复苏。

在贸易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王权制度瓦解的这四个方面，明代的中国于同期的欧洲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的拐点因此出现，从此东西方发展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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