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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畔，光复西路，一间朝南的卧室兼书房，透亮的窗台边，那张压着透明玻璃板的柚木书桌，就是属于圣野的诗的“园地”。不久前，圣野度过了自己的虚岁百岁生日，距离他“做一百岁到一百十五岁的诗娃娃”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登门拜访这位“诗娃娃”。见到来客，圣野从书桌上拾起一本小小的笔记本，拧开笔盖，一起递过来：“给我写几句话吧，随便什么都行。”

这本蓝皮本子的封面贴着标签“百字文，圣野”，翻到最新一页，上面写着“天亮——天亮最可爱，亮点化为诗”。

“无拘无束，诗就是从生活里来的。”这是圣野在将近80年的创作生涯里一直信奉的。

和记者告别之际，圣野又拿出了他的小本子，坐到书桌前，挥毫写下八个字——“无高不就，无诗不到”，又有些调皮地补上落款：“圣野的吹牛诗”。

圣野的书桌 施晨露 摄

东阳走出的“小朋友”

百年前的浙江东阳李宅镇，是一个有500户人家的江南大镇。神坛街有一户周姓农家，1922年，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排行第六。东阳话里，“六”与“鹿”同音，家里人叫他“大鹿”“鹿鹿”。

在大鹿的记忆里，小时候，自己家的门口，常年挂着一张“诗礼传家”的斗方。对六兄弟，父母有个要求：每个孩子至少读到小学毕业。

大哥读过《聊斋》，一有空就给大鹿讲蒲松龄笔下的奇闻逸事。五哥槐庭和大鹿相差三岁，对他影响最大。除了结伴上学，他俩还会参加一些简单劳作，采棉花、摘丝瓜，干完农活，就在田间嬉戏，时常带些会蹦会跳会唱歌的小动物回家。童年的大鹿没有写过诗，但与阅读、大自然做朋友的时光，就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

读了几年私塾之后，周家父母把槐庭、大鹿两兄弟送进了李宅小学。在李宅小学，大鹿学唱的第一首诗，就是登在《小朋友》创刊号上，由陆费逵作词的《小朋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爱看《小朋友》杂志的周大鹿小朋友，后来成了一位叫圣野的诗人，成了《小朋友》的主编。

当年的李宅小学，离李宅宗祠很近。宗祠西侧有段高踏步台阶，上头的青色板石条，被村民们磨得锃亮。圣野把它叫作“百步阶梯”，多年后为它写了一首诗：

村里最好玩的地方要数那一条百步阶梯爬上梯顶可看到村子的全景走下阶梯能听到祠堂的大戏我喜欢来到阶梯上上下下做着一个最最快活的游戏

今年5月，圣野的学生、忘年交鲁守华刚爬过这段台阶。这位年过花甲的童诗研究者、推广者感慨，来过诗人的家乡多次，不止一次登上过这段高高的台阶，但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或许，这就是诗的神奇之处。”

圣野与鲁守华（右）在童年的“百步阶梯”前 鲁守华提供

圣野对孩子、对童诗的爱，如痴如醉。在童诗界，大家都知道，只要哪里有儿童诗的活动，请到圣野，他一定会去。2017年，96岁的圣野还曾回到故乡、母校，和孩子们一起写童诗、朗诵童诗，分享童诗带来的快乐。

全国各地，受过圣野指导、帮助的作家、诗人、小朋友不计其数。某种程度上，鲁守华就是被圣野和他的诗，改变了人生轨迹。20世纪60年代，鲁守华是天山一小的一名小学生，圣野夫人方彩香是他的语文老师。放学后或周末，班里的孩子们常常到方老师家中写作业。20世纪90年代初，鲁守华带着刚上小学的儿子找到了老师，两代人因为诗重新联系在一起。

在圣野的眼中，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在他的指导下，鲁守华的儿子写了十本“一句话”日记。追随着圣野，成年后离诗已经很遥远的鲁守华也重新拾起了自己的文学梦。

“儿童诗的事业，就像接力赛。要有人写，有人传播，把这个事业接力下去。”这是圣野对后辈们说得最多的话。

一晚上最多写了160首诗

圣野开始写诗，是在中学时代。

当时，金华中学为了躲避敌机空袭，搬迁到了乡下。1941年秋天，圣野在金华蒲塘念高一，到书局买了一本《诗创作》，读到了艾青的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与高中同学发起组织“蒲风诗社”，编印《蒲风》油印诗刊，有一回，诗兴大发，一晚上连着写了19首诗。不久，他写了一首回忆童年的诗，寄到报社。

1942年3月23日，《前线日报》“学生之友”版发表了这首《怅惘》：

白天，我自记忆的栅栏里牵出白羊抚摩他，爱他，惜他然而事实却摈弃了他怅惘撒下了网

梦里，白羊自来凑近我了亲我，爱我，吻我突然，白羊被隔开了我诅咒那一道真的墙我又成了怅惘的俘虏

对于自己走上诗坛的作，圣野后来解析道：诗中的“我”和“羊”实际上暗喻着现实和理想。从诗中的“我”与白羊相亲、相爱的关系，不难感觉到隐藏于其中的一份童心，感觉出当时的他带有进步的思想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气质。

高中三年级时，圣野的同学鲁兵从浙南流浪回来，拿着一份自编自印的《岑风别刊》作为见面礼。他们一起畅谈文学理想，一起朗读珍藏在案头的手抄本：艾青的《透明的夜》《大堰河，我的保姆》和田间的《给战斗者》等。两人很快有了共同语言，自写自刻自印，办起了油印的文艺刊物《岑风》。

1946年，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学习期间，圣野与鲁兵一起参编《中国儿童时报》，负责“自己的岗位”栏目——专门刊登小朋友写的作品。圣野看小作者的来稿，还经常走访学校、幼儿园、孤儿院等，做义工、教学观摩。为了帮助小作者提高写作水平，编辑部展开“割胡子运动”。圣野专门写文章告诉小朋友，要写自己的生活和感情，用自己的语言来写，要是一副大人腔，就像小孩子长了大胡子。

1949年3月，圣野离开杭州，参加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部队从事文教宣传工作，同时继续着儿童诗创作。1950年，中国儿童书店为圣野出版了第一本儿歌集《灯花开》。1955年3月，他的诗集《欢迎小雨点》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其中的《欢迎小雨点》《捉迷藏》等诗作，受到陈伯吹先生“叹观止矣”的热情评价。

1957年，圣野转业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家搬至上海。年底，他从鲁兵手中接编《小朋友》，直到1986年离休。

离休后，圣野依然活跃在童诗界。他走到哪儿，诗的种子就撒到哪儿，除了应邀担任《儿童诗》杂志顾问和《中国童诗》名誉主编，指导全国各地几十所小学开展儿童诗社活动，还先后和同伴们张罗了八届全国小诗人夏令营活动。

在小诗人夏令营里，圣野一个晚上最多能写160首诗。因为160个小营员个个可爱，哪一个他都舍不得落下。

孩子写他：“爸爸给我吃醉鸡/我不肯吃/因为/我怕吃醉了/写出一首醉诗/把圣野爷爷醉倒了。”

他回赠一首：“她像一面/胖乎乎圆滚滚的小鼓/用诗把自己/咚咚地敲响。”

有一年参加夏令营，他不慎在火车站摔了一跤，左股骨骨折，在医院躺了17天。这一跤又“摔”出了一首诗——

“老人最怕摔跤/可小孩却说/摔跤最好玩/我们小孩/就是在摔跤中长大的。”

一个本子，一杆“枪”

圣野的床头，除了各种各样的诗集，还有一摞垒起来的笔记本。那是圣野的“小诗本”——“长只有两寸/宽不到寸半/本子小/天地大/骑着诗马走天下”。

圣野床头的书和“小诗本” 施晨露 摄

多年来，圣野有个习惯：哪怕已经入睡，在梦乡里，只要想到什么句子就会立刻摸出小小的笔记本记下来——“一个本子，一杆‘枪’/还像当年游击战，枕戈以待旦”。

对圣野来说，诗就是生活。诗歌于他，如影随形，分不清谁是形，谁是影。

“我对找上门的扑过来的诗，是毫不放松的。”圣野说。吃饭时，脑子里突然来了灵感，他把碗筷放下，先把想到的句子记下来。家人说：饭菜凉了，能不能吃完再写？他说：“饭凉了，能热一热再吃；诗凉了，就再也不能回家了。”

儿童文学作家张弘听过一则关于圣野的轶事：20世纪80年代，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的圣野，去马路对面的小店买了几两饼干，营业员周到地为他装袋包好。谁想一会儿他又折回来了，包饼干的纸被撕下了一圈，油光光的小纸条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营业员同志，你的服务太好了，我为你写了首诗，朗诵给你听！”

没人考证过这个故事的真假，但听到的人都觉得很可信。因为这个老人说过：诗就像打火机，一触即发，哪能思前想后的。

对圣野周围的人来说，圣野可能就是诗。张弘是在多年前中文版“芝麻街”的创作会上认识圣野的。在她的印象里，那时的圣野总是斜挎个包，笑眯眯地听着年轻人说话。一周创作会，大家都要“交作业”。张弘的一篇作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圣野诚恳发问：“张弘同志，向你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呢？”

“那么圣野老师，您能不能先告诉我，为什么你写诗，随身总带着两本本子？”张弘反过来问他。

“一本是我自己写的诗，另一本就是把我听到的、看到的你们的好诗都记下来！”圣野笑道。

“我要朗诵了！”圣野宣布。了解他的作家梅子涵赶忙搬来一把牢靠的木椅，扶他站了上去。借着这椅子做成的“台阶”，圣野一个跨步站到桌上，成了高大的“指挥”。他使出全身的力气，诵出诗的节拍，让全场化作了诗的海洋。

儿歌童谣可不是“小小儿科”

“圣野爷爷，你为什么喜欢写诗？”孩子们问他。

圣野说：“我爱孩子，我爱自己的童年，童年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

“圣野爷爷，你喜欢写什么样的诗？”孩子们接着问。

“我喜欢写美的诗，有趣的诗，有意义的诗——对孩子有教育意义的诗。”圣野回答。

2009年，圣野被授予第23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从1942年春天发表第一首诗《怅惘》开始，我写下了上万首诗。我的这些诗，都是献给亲爱的妈妈，献给扶我健康成长的党，献给最伟大的母亲。”他的获奖感言这样说道。

今年春节前夕，在圣野家中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生日会。来自长宁区适存小学的黄秋涵、蔡星凝两位小同学为圣野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朗诵了他的诗歌《升旗》《火车头是》。“小板凳啊四方方/接在一起长又长/条条板凳当车厢/小小乘客上车忙……”清亮的童声点燃了圣野的诗情，他也大声朗诵了一遍《火车头是》。

为圣野爷爷过生日上海市文联提供

对爱了一辈子的儿童诗，圣野有自己的标准与理想。他说，某些作家、理论家把儿童文学贬称为“小儿科”，把儿歌童谣看作不屑一顾的“小小儿科”，忘了我们以诗教著称的中国，历来都重视儿童歌谣的教育和传播。“我们要通过童诗，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理想、懂生活，懂得爱周围的亲人、朋友，爱自己的祖国的人。”

在《让儿歌在大街小巷越走越宽广》一文中，圣野写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儿童歌谣的独特作用。蔡元培、沈尹默、胡适、刘半农、郑振铎等一批社会名流，一再倡导儿歌的征集和创作，在北京大学建立起“歌谣研究会”，又创办了《歌谣》周刊。他们珍视古人视儿童歌谣为“天下之妙文”（郑旭旦《天籁集序》）的好传统，珍视儿童歌谣在陶冶儿童情操中的微妙作用。革命家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后，也很重视儿童文学的作用，编了大量民歌童谣，创作了儿歌《狗误我》，成了文学史上的佳话。

在圣野看来，儿童应该有能力成为儿歌创作的主人，要鼓励他们提起笔来写儿歌，信任儿童的天籁，让他们的奇思妙想、稚言趣语，通过他们自己的儿歌充分展示出来。“不要把诗和生活隔离开来，不要以为诗是高不可攀的。要让小朋友生活在快活的天地里，他们才能够写出诗来。把他们关在房间里，就是把他们的想象力关起来了。一个开放的天地，能使孩子感到温暖、感到快乐，感到创造性的劳动是最快活的。”

写诗的时候只有三岁

在上海儿童文学界，三个为孩子们写作的“老头儿”——百岁圣野，九十九岁的孙毅、任溶溶是众人的“宝贝”。

孙毅写“圣野的诗”：是散步的诗，是休闲的诗，是潇洒的诗，是快乐的诗；是不喊不叫的诗，是静悄悄的诗，是无声的诗，是眼睛的诗；是抬头望见的诗，是低头看到的诗，是左顾右盼的诗，是耳闻目睹的诗；是沉思的诗，是半睡半醒的诗，是痴迷的诗，是梦里的诗；是小鸟的诗，是小兔儿的诗，是小虾米的诗，是毛毛虫的诗……

圣野写“任溶溶拜年”：打来个电话，就算拜年了/我们在电话里，说说笑笑，比上门拜年更亲/你告诉我，属猪，猪比狗，更胖一点/我能想象得出，你又胖又和气的，快活的面容。

任溶溶则说圣野——“对诗的热情，世界第一！”

因为天真，所以不老。圣野说，自己写诗的时候，只有三岁。“一般人是希望越变越大越老成，我主张越变越小。我写的诗也越写越小，原来是写给少年的，后来是写给儿童的，最后是写给娃娃的。”

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说，他羡慕圣野的生命状态，因为圣野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新鲜感，这就使他有写不完的诗情画意。“他诗意地感受生活，一旦表达出来，就被诗人心灵化了，就是诗了。虽然有时未免显得仓促，但永远带着诗的感觉表达出来的，是可贵的，也是美丽的。”

如今，圣野的听力不太好，和他说话必须凑在耳边放大音量。但只要一开口，圣野的话题还是三句离不开诗。他说：“诗与散文的结合很重要。我过去写的东西，就是诗与散文，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这是圣野自己命名的新文体——“新长短句”，介乎诗和散文之间，意到笔随，长短随意，行云流水，无拘无束。他说，“新长短句”虽以散文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还是诗，只是读起来更多了流畅感和抒情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给人目不暇接的愉悦感。

过去，他总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有了诗就停下来写，走走停停，有长有短，走的路多了，诗也写得多了。他带着这些“新长短句”走到孩子们中间朗读，这些热情而奔放的诗句，像火柴一样点燃了孩子们的灵感。在孩子们交上来的一挥而就的作业本上，他看到了一片明亮的山火。

离开了儿童，离开了儿童诗，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2003年，夫人方彩香过世后，圣野购置了一台复印机，把自己的书房变成编辑部、印刷厂，开始自编自写自印一份叫《诗迷报》的小报。每份《诗迷报》寄托着他对老伴的怀念和诗的梦想，送往各地诗迷手中。《诗迷报》办了372期，圣野说，他喜欢做这件事。

尽管如今以居家为主、外出不多，但在诗的国度里，圣野一直是逍遥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诗化家乡、诗化中国”的梦想。他向记者建议，要重视上海的地域风格，到民间汲取营养，“要是有心人能做这件事，把上海人习惯说的话（俚语俗语等）收集起来，那就好了”。

圣野写过一首关于梦的诗——“爷爷装着一船梦，一船诗，到水汪汪的梦乡，睡觉觉去了/没有人，会到爷爷的梦乡，偷爷爷的诗/因为梦乡里是没有小偷的，住的都是用诗自赋的公民。”

我们看不见圣野的梦境，但他的梦里，必定色彩绚烂：孩子们的鹅黄、少年们的嫩绿、年轻人的天蓝、老年人的橘红……对了，这也是圣野的诗。他写道：“所有不同颜色的人们，走到一起来吧，让我们汇成一片大红大绿，给我们这一个时代，最最鲜丽的颜色。”

2020年11月，圣野写给浦东图书馆“百年上海儿童文学展”

圣野

1922年2月生，著有诗集《欢迎小雨点》《春娃娃》《圣野诗选》等40余部，散文集《妈妈的叫声》《诗缘》等，评论集《圣野诗论》等；主编《中国儿歌大系》“华东卷” 等百余部儿童文学读物。2009年获第23届陈伯吹儿童文学杰出贡献奖。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施晨露 题图来源：施晨露 摄

来源：作者：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