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3年(1363年属什么生肖)

60万VS 20万，鄱阳湖之战，一代枭雄陈友谅为什么打不过朱元璋？

元朝末年，各起义军之间的矛盾已经趋于白热化。江山就那么大点儿，谁都想扩大地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打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363年，陈友谅领兵60万水陆大军围攻洪都不下，朱元璋亲率20万大军前往救援，闻讯后，陈友谅撤围洪都，在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选择所擅长的水战迎战朱元璋，即被视为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水战的鄱阳湖之战。同时， 鄱阳湖大战也是中国历史上继赤壁之战后的又一个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60万VS 20万，然而实际上朱元璋和陈友谅之间远不止这40万的人数差距。陈友谅在短时期内打造了一支长江内河最强大的水军，据《明史》记载，陈友谅的船“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陈友谅的船高数丈，分三层，外包铁皮，上面能走马，首尾不相望，最大的战舰可以容纳3000人，相当于现在一艘大型运输舰或航空母舰的兵力。

反观朱元璋，战船是以至元二十年龙湾之战中缴获陈友谅的船只为主力，甚至还有若干渔船在内……

在我看来，这可比巨大的人数差可怕多了，按现在人的说法就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大炮”，是出乎意料的事情。

然而，在如此大的实力悬殊之下，陈友谅究竟是怎么把一把好牌打得稀巴烂，最终败在朱元璋之手，命丧乱箭之下的？

陈友谅，渔家之子，少时读书，略通文义，后起义加入红巾军，弑旧主、杀降卒，多疑固执，行事偏激，是个十足的心狠手辣之人。

倪文君赏识他，提拔他，对他有知遇之恩，陈友谅杀了他；赵普胜有勇有谋，尊重他，视他为兄弟，陈友谅杀了他；徐寿辉把权力让给他只想活下去，陈友谅杀了他。在陈友谅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一个“杀”字解决不了的。

不听逆耳忠言，不信属下劝告，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这种性格不仅让陈友谅失了人心，更失了道义。

除了自身性格，战术上的失误是导致陈友谅兵败鄱阳湖的直接原因。 战舰如云，速度快，但机动性不强。朱军人少船小，占了机动灵活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陈友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赤壁之战，曹操八十万大军因为铁索连环被大火烧得一败涂地，陈友谅亦然。滔滔江面上，陈友谅用铁索将战舰连在一起，犹如一张血盆大口，叫嚣着将朱元璋吞噬。

然而，朱军只是小小地点了一把火。顿时，火势滔天，陈友谅的水军顷刻间失去了所有优势！

令人费解的是，陈友谅的水军在水网密布的江南纵横多年，是正儿八经的水军，当年曹操八十万大军下江南的北方兵用铁索连环情有可原，可陈友谅也选择用同样的“笨方法”就难以理解了。

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

牛汝极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维吾尔古文献和新疆民族宗教、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专著《文化的绿洲》《阿尔泰文明与人文西域》等5部。

摘要：7世纪中叶，教聂思脱里派开始传入中亚七河地区，并为突厥语部族所信仰，汉语称之为景教。蒙元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景教在七河地区臻于极盛，与其他宗教一起形成了多元化宗教局面。14世纪中叶，随着突厥语部族改宗伊斯兰教，景教逐渐趋于湮灭。通过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研究可知，七河地区徒的日常用语主要是中世纪突厥语方言，而在传教场合则主要使用叙利亚语，但叙利亚语并非当地的主流语言；当地家庭普遍有徒，除了传教士以外，信徒中还包括其他职业者，比如军官、教师等；元代七河地区的教与中国内地保持着密切联系，反映了彼此的联系和互动。七河流域发现的碑文资料对重建当地教的历史，全面认识元代中国和中亚教的真实状况，丰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涵，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中亚 七河地区 景教 突厥语 叙利亚文

中亚七河地区是指巴尔喀什湖以南、河中以东，以伊塞克湖、楚河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大致包括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州和江布尔州、中国新疆霍城县境内的阿力麻里古城。19世纪末以前，人们并不知道该地历史上曾经有信仰教的景教徒。“景教”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国唐代（详见公元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时人对教聂思脱里派的汉语称谓。蒙元时期的徒，突厥语和蒙古语称作“也里可温”，是ärkägü的译音，学术界一般认为，该词源于叙利亚语的’rk’kwn，希腊语作arkhêgos或apχiγos，意为“教主”“至上的”“上帝”等。陈垣先生则认为，该词源于阿拉伯语，即景教碑之“阿罗诃”。《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也里可温”是中国元代对13—14世纪再度进入中原的景教徒和新近来自欧洲的天主教教徒的蒙古语称谓，意为“福缘之人”。《宗教词典》认为：也里可温（蒙古语原意为“有福缘的人”）一词意为“长老”，本为对教士、司铎的尊称。

19世纪末，在楚河流域偶然发现了600余件景教徒墓志铭，揭开了元代突厥语部族景教信仰的神秘面纱。俄国学者丹尼尔·施沃尔森（D.Chwolson）最早破译了这批铭文，确定碑文使用的文字为古典叙利亚文福音体，是碑文的唯一书写形式，采用的语言是中世纪叙利亚语—突厥语双语形式。1886年、1890年、1897年，他分别出版了三部专著，对568件碑铭进行了研究。1889年，斯鲁斯基（S.S.Slutskiy）发表了对若干墓志铭的研究。1905年、1907年、1909年，俄国学者佩瓦尔·科科夫佐夫对20余件碑铭进行了研究。此后，弗朗索瓦·瑙、佐伯好郎、柴丁·朱玛格洛夫、瓦西里奥斯·克莱恩、阿兰·戴勒冒、马克·狄根思（Mark Dickens）以及笔者等，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术界很少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探讨，究其原因，或因古代语言的限制，或因对原始资料的占有不充分。国外的研究成果也很分散，涉及多种现代语言。因此，研究的难度很大，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中外文史料和一些中世纪游记，结合大量叙利亚文突厥语—叙利亚语的景教碑铭，对元代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以及景教徒的部族构成、语言使用、宗教文献和活动等予以全面梳理，以期对中亚文明进程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

中亚突厥语部族信奉教，大约始于公元644年。有文献说，木鹿城（Merw，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马里市城东马里故城）的大主教伊利亚斯（Elias）把教带给了突厥语部族。7世纪末的《历代志》（Chronicon Anonymum）认为，伊利亚斯“使一些突厥人和其他人改变了信仰”。大约公元781年，景教总主教提摩太（Timothy）在给马龙派教徒（Maronites）的信中写道，另一位突厥可汗及其臣民都皈依了：“这位突厥可汗与几乎所有的臣民都放弃了古老的偶像崇拜，皈依。而且他还写信要求我们给他的国家按立一位大主教，我们已这样做了。”提摩太在给拉班·瑟尔吉斯（Rabban Sergius）的信中还提到，他已为突厥人任命了一位主教，“那时圣灵已为突厥人立了大主教”。

在撒马尔罕发掘的刻有景教十字架和其他教标志的骨罐，考古年代可溯至7世纪或更早，而景教大主教对于这一地区的职权至迟在8世纪早期便已确立。正如10世纪的伊本·豪卡尔（Muhammad Abū’l-Qāsim Ibn Hawqal）和13世纪的马可·波罗所证实，景教势力曾在撒马尔罕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15世纪，才被帖木儿帝国的乌鲁伯格（Ulugh Beg）实施的宗教迫害所破坏。这些粟特语教文献的作者和读者可能说突厥语，在修道院时代末期，突厥语可能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语言。欧拉夫·汉森曾反复强调吐鲁番地区布拉依克宗教团体的波斯背景。这一点在粟特语的其他中古波斯语借词中表现得更为鲜明，甚至包括“徒”这个词本身：trs’q“敬畏（上帝）者”，即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达娑”，也记作“迭屑”，是袭用波斯人对教徒的称呼。众所周知，伊朗景教教会在被允许的有限范围内，使用中古波斯语从事文学写作和主持宗教仪式。由此看来，在布拉依克发现的巴列维文《诗篇》是伊朗的教会对此地施加影响的反映；在粟特语上升到教会用语的地位以前，吐鲁番绿洲的教会最初曾将中古波斯语作为当地土语在宗教仪式中使用。

在敦煌没有发现突厥语教文献，唯一可确认的粟特语教文献是一件样式普通的文本的残卷，大概是圣言书之类的文本。但几份出土于敦煌的世俗文书不仅由徒所写，而且提到了徒，包括牧师和修道士。其中之一是一位名为萨尔吉斯的牧师的信，他在附言中嘱托一位带有突厥语姓名的朋友伊尔·巴尔斯（El Bars）照顾修道士大卫（David），信的内容主要与商业事务有关。这位牧师表现十分积极，而且尽力遵循粟特人的传统行为方式。大约在1009年，木鹿城大主教阿布迪绍（Abdishō）写信给景教总主教约翰，告诉他大约有20万突厥人和蒙古人已改奉教，并向他请教大斋期间他们应该食用何种食物，因为在他们的国家找不到合适的斋食。从中亚七河地区和吐鲁番的文献来看，敦煌文献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粟特徒不断被突厥人同化，并最终融合于其中。几个世纪之后，当马可·波罗提到敦煌地区的突厥景教徒时，其中可能也包括了这些粟特语文献所记载的徒的后代。

二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色目人是元朝的第二等级，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元朝都依靠色目人进行统治，而且依靠他们管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包括经商。宽容宗教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团结色目人。信仰萨满教的成吉思汗不仅容忍景教的存在，而且对其他宗教同样给以礼遇。直到1368年元亡为止，蒙古汗廷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佛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自由传教，僧人、道士、伊斯兰教“答失蛮”、也里可温（景教）大师同样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因此，在蒙元时期，各种宗教相互交叉，各民族文化相互冲击、融合，构成了多元化的宗教景观。从忽必烈开始，元朝皇室信奉藏传佛教，对西藏纳入中国版图起了重大作用。元朝皇室继续执行成吉思汗的宗教自由政策。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蒙古汗廷的许多后妃、贵戚、将相、大臣等，皆为虔诚的聂思脱里教徒，汗廷笼罩着很浓的景教气氛。成吉思汗曾与信仰景教的克列部、汪古部联姻，让景教在皇族贵戚中自由发展。在占领撒马尔罕以后，其子拖雷染病，景教名人马薛里吉思（Mar Sargis）的外祖父撒必为拖雷治病，还让景教徒进行祈祷，使之得以痊愈，从此，撒必成为成吉思汗的御医。

在拖雷的几个妻子中，景教徒唆鲁合贴尼的年纪最长，最早嫁给拖雷，也最为受宠。在唆鲁合贴尼所生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人称帝。元太宗窝阔台继位后，对景教和其他宗教也实行怀柔政策，他的妻子脱列哥那（Toragana）就是景教徒，并参与朝政。元定宗贵由登基时，亚美尼亚国王海敦（Haitun）派其弟仙伯前往和林道贺。在反对蒙哥汗的人之中，虽然有景教徒镇海（Cinqai）和夸达克（Qadaq），但是，蒙哥汗却并不因此鄙弃景教，他重用的近臣博剌海（Bolghai）也是景教徒。这种态度一脉相承，为整个元朝统治者所保持。贵由受教于景教徒合答，又受到景教大臣镇海的影响，因此他重视教，对其他宗教不免歧视。教僧侣和医士从叙利亚、希腊、巴格达、俄罗斯汇合到他这里，贵由授予合答、镇海处理一切政务的权力，徒因而利用其权力排斥伊斯兰等其他宗教。

从13世纪欧洲人的游记和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中，可知元代景教的兴盛情形。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由喀什以东直至北京，沿路随处都有景教信徒，教堂遍布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间、福州、杭州、常熟、扬州、镇江等处。

七河地区景教徒墓志铭存在的时间，与蒙古帝国雄霸中亚的时间基本相符。最早的墓碑立于1200年或1201年，稍早于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可汗的时间（1206）。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蒙古帝国由其后代分别统治。察合台获封察合台汗国，统治区域包括马瓦拉地区（Mawara’un-nahr，史书多称为“河中地区”）、七河地区和塔里木盆地。1244年，察合台去世，汗国越来越不稳定，14世纪初，为东西两部分，西部称为“马维兰纳儿”，东部称为“蒙兀儿斯坦”。在察合台汗国的各位可汗中，第一个改宗伊斯兰教的是答儿麻失里（1331—1334在位），他继任之后的政策反映出相应变化，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逐渐加深。在中亚七河发现的景教墓石资料中，最晚的一块碑石年代为1344年或1345年。1363年，帖木儿推翻了察合台汗国末代可汗图黑鲁·帖木儿的统治，开始军事扩张，这一行动给景教带来了致命打击。

三

我们对中亚景教的了解，大体基于以下资料：一是描述景教和叙利亚东方教会的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文献；二是穆斯林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三是与中亚徒有过接触的旅行者的报告；四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叙利亚语、粟特语、回鹘语文献；五是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六是中亚徒留下的叙利亚文墓碑铭文。景教徒墓碑资料的主要来源地有两处，一是七河流域，尤其是楚河流域（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二是新疆霍城县的阿力麻里古城及其附近。

七河地区是察合台汗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很可能由各突厥部落混合组成，包括畏兀儿和喀喇汗突厥人。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十分详细地提到居住此地的居民是畏兀儿徒，此外还有乃蛮、克烈和篾儿乞惕等，威廉·鲁布鲁克在Karakhata也遇到了他们，并且注意到乃蛮的可汗是景教徒；萨图克（Sartach）皇帝“身边有许多景教神父，弹奏乐器，歌功颂德”，“回鹘人中的景教徒在礼拜仪式中使用回鹘人的语言，并用其文字著书；在他们所有的城中都有景教徒与他们混居。”在考古发掘的一件墓碑中，墓主的身份是畏兀儿牧师。因此，可以初步推断，楚河流域墓地所葬大部分是突厥语部族的信徒。

当时的七河地区是不同宗教的一个过渡地带，该地的马瓦拉南临穆斯林，东接中国佛教地，北有萨满教的追随者。这些宗教与教共同形成了此地的多元宗教状态。早在8世纪，教已在马瓦拉出现，布哈拉墓地附近的阿克－贝辛（Aq-Beshim，即中世纪的Suyab）发掘出土的两所教堂为此提供了依据。根据考古发现，亚历山大·内马克（Aleksandr Naymark）推断：随着穆斯林占据统治地位，马瓦拉地区的教逐渐衰落，但是，在喀喇汗统治下的七河地区，教不仅依旧繁荣，而且随后向南发展到了马瓦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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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世纪的中亚旅行者为我们了解当时教在中亚和中国的地位提供了重要信息，然而，有关七河地区景教的记载非常有限。已知最早的描述出自丘处机笔下。1219年，丘处机带领弟子穿过中亚，拜谒成吉思汗。经过轮台（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时，丘处机提到“中亚教头目Tarsa接见了我们”。1246年，方济各会的会士约翰·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经过此地时，则对“这片黑色契丹土地”上的教徒只字未提。1253年，威廉·鲁布鲁克穿越中亚到大都觐见蒙哥汗，他在谈到畏兀儿人时说：“所有城市均由景教徒和撒拉逊人（Saracens）共同组成……我曾碰见一个人，手上用墨汁刺了一个十字架（纹身），他回答所有问题的方式都像一个徒，我推断他就是一个徒。”当鲁布鲁克进入Qayaliq镇附近一个正在修建的教堂时，发现里面几乎都是景教徒，并用突厥语唱起“我们许久未曾见过教堂”的歌曲。1275年马可·波罗经过中亚时，曾提到撒马尔罕、喀什、叶尔羌、喀喇火者（吐鲁番附近）、赤斤塔拉思（Chinghintalas，今新疆巴里坤）等地的徒。由于他没有走丝绸之路的北线，因此未谈及七河地区的教情况。1280年，汪古部人拉班·扫玛（Rabban Sauma）和马科斯（Marqos）穿过中亚前往耶路撒冷，走的也是丝绸之路的南线，但并未提到喀什有徒。1329年，托马斯·曼卡索拉（Thomas of Mancasola）被任命为撒马尔罕的主教。1340年前不久，花剌子模的乌根其（Urgench）继任为第三任主教。这种对教的宽展得益于察合台汗笃哇的幼子、察合台汗国第十五代大汗燕只吉台（Eljigidei，1327—1330年在位）。然而，他的兄弟答儿麻失里（Tarmashirin）1331年继位后，改宗伊斯兰教，导致教衰落。

1332—1333年，穆斯林旅行者伊本·白图泰途径中亚之时，在Nakhshab（今乌兹别克斯坦的Qarshi）附近的答儿麻失里法庭停留了两个月，但并未提到当地的徒。不久，瘟疫席卷此地。因此，考古学家在七河地区尤其是楚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竖立于1338—1339年的景教徒墓碑，大约1347—1351年，瘟疫扩散到欧洲。叙利亚文铭文注有“死于鼠疫”字样，由于来不及为每个死者准备墓石，因而出现了同一块墓石刻有三个人姓名这一现象。这为我们了解教在当地的没落、察合台汗国的衰亡等提供了一些证据。1339年，阿力麻里的七位天主教信徒殉教，其中包括主教理查德·伯甘地（Richard of Burgundy）。一年之后，约翰·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lli）在前往汗八里（今北京）的途中，曾在阿力麻里驻足，获悉此事后，遂“建立了一个教堂，买了一块地，挖了井，唱着弥撒曲，给一些人施行浸礼，自由公开地布道”。虽然这一记述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地的教已经开始被伊斯兰教所替代，处于消亡的边缘，例如，七河地区一件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铭文提到，3名景教徒“死于穆斯林之手”。

七河地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既未提到主教，也未提及大主教，因此，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徒属于哪个教区或省份管辖。根据中世纪叙利亚语和教—阿拉伯各种文献提供的管辖各城市教会的大主教清单，我们对当时中亚景教的组织分布已有初步了解，但对具体教区的组织管辖情况仍然一无所知。关于中亚主教的资料十分匮乏，仅有一例证据是“哈密的约翰主教”，这被认为是约翰主教曾出席1265年哈密的主教受任典礼。然而，途径此地的欧洲旅行者均未提及曾在此地遇见主教或大主教。

许多著述者描写了中亚景教的大主教教区，包括艾利亚斯·尧哈里·大马士革（Elias Jauhari of Damascus）、伊本·塔伊博（Ibn at-Tayyib）、阿布迪索·巴·白里卡（Abdisho bar Berikha）和埃米尔·伊本·马太（Amr ibn Mattai）。所有著述者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撒马尔罕。此外，阿布迪索列举了突厥大主教，埃米尔也提到了大主教，二者所指很可能是同一地区。埃米尔还列举了大都（北京）、Al-falig（可能是Al-malig即“阿力麻里”之误）、喀什、Navekath等地。可惜我们对这些大主教教区存在的确切起止日期无从知晓。

撒马尔罕是中亚最古老、最稳定的大主教教区，该地距离伊塞克湖西北部有相当距离，因此众多的宗教权威人士很有可能仅涉足费尔干纳谷地之内的区域，但是，迄今发现的墓碑并未提供任何有关信息。鉴于二者同在丝绸之路上，可以推断撒马尔罕与楚河流域的徒有一定接触。当时，撒马尔罕仍是景教的重要中心。马可·波罗描述称“城内建有一座巨大的教堂，用来纪念施洗者约翰”。他还提到，忽必烈曾任命景教徒马·薛里吉斯为中国东部镇江的总督，据说此人来自撒马尔罕。《雅巴拉哈大主教叙利亚历史》提到，1281年，撒马尔罕主教马·雅各布（Mar Jacob）曾经出席突厥人马科斯就任雅巴拉哈三世主教的典礼。

喀什位于天山南麓，距离伊塞克湖约500公里，此地有大主教的时间远远晚于撒马尔罕。根据埃米尔·伊本·马太1350年的记录，大主教埃利耶三世（1176—1190）先后派遣两位主教约翰（John）和萨布里索（Sabhrisho）来到喀什。1280年，信徒拉班·扫玛和马科斯经过喀什之时，此城正值混战，逐渐走向衰落。埃米尔还提及喀什、Navekath（今吉尔吉斯斯坦的Krasnaya Rechka）共为一个教区。喀什与楚河流域的Navekath相连，Navekath察合台汗国的首都阿力麻里更近一些。如果上述记载属实，楚河流域的徒很可能属于这一教区，然而在楚河流域并未发现其他证据。如果一个教区没有景教主教的墓碑，大主教的墓碑就更无从谈起。

在楚河流域发掘的景教徒墓志铭为我们了解伊塞克湖附近的教社区提供了大量信息。在发掘的墓地中，托克马克（位于伊塞克湖以西楚河岸边）南部的布哈拉墓地较小，因为当时布哈拉的穆斯林信徒较多。比什凯克附近的Karajigach墓地相对较大。这可以证实，当时附近有一座名为塔什干的小镇。所有碑文仅提到了一位主教，他是亚美尼亚人。碑文提到的最高景教职位是副主教，据此可以推断，此地由他管辖。察合台汗国的首府阿力麻里位于伊塞克湖东北650公里，该地发现了一些墓碑，而且一个统治者可能担任大主教，说明此地是重要的教中心，但尚无此地有大主教的确切证据。墓碑铭文显示，阿力麻里好几位徒和喀什至少一位徒葬于楚河流域的两处墓地，这表明两个城市的徒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无法确定这两所墓地埋葬的徒属于哪一个教区。

1885年秋天，俄国人博雅阔夫博士在托克马克南部的布拉纳村庄附近，偶然发现了一些石刻，刻有简单的文字和十字图案。不久，沙俄政府雇员安德烈夫在楚河边的比什拜克（Pishpek，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镇附近的卡拉吉迦齐（Karajigach），意外发现了刻有十字架和文字的石头。当地政府官员组织人员首先在比什拜克挖掘。在Navekath也发现了少量的景教徒墓石。在托克马克、比什拜克和Navekath三处墓地，发掘了630多块形制大致相同的墓石，其中568块刻有题记。俄国犹太学家丹尼尔·施沃尔森最终确定碑文的文字为古典叙利亚文福音体，其语言为中世纪叙利亚语和突厥语。

此后几年，施沃尔森对568块墓碑进行了研究。大部分墓碑都标有日期，采用叙利亚徒使用的希腊历（即塞琉西纪年法），碑铭还同时使用汉语—突厥语十二生肖纪年法。根据两块墓石的模糊碑文，可以确定所有墓碑的年份在1200—1201年（由于墓碑字迹难以辨认，也可能是1185—1186年）与1344—1345年之间。除一件碑文外，其他碑文采用的文字均为叙利亚文，但使用的语言并非均为叙利亚语。施沃尔森刊布的墓碑铭文中，大约30件铭文全部或部分采用突厥语，这说明突厥语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用语。此外，碑文的叙利亚文字既有横写，也有直书，采用的古体形式反映了回鹘文的影响，因为当时中亚的部分地区仍在使用回鹘文。

通过分析碑文可知，墓碑主人是景教徒。这些人大部分为突厥语部族，大多死于13—14世纪。根据施沃尔森的计算，在300名男性中，120人曾在教会担任一定职位。元代，阿力麻里曾是景教活动的中心之一，迄今为止共发现墓石30余件。在七河流域出土的630余件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石之中，至少7件墓碑铭文注明墓主的籍贯为“阿力麻里”，表明七河地区的景教徒与阿力麻里有着密切联系。

四

从语言上来看，13—14世纪，七河流域处于从古突厥语到中世纪突厥语的转型期。自9世纪开始，回鹘语即为此地的主流用语，并在蒙古帝国时期成为官方语言，此后其重要性逐渐减弱。喀喇汗王朝的官方语言哈卡尼亚语源于11世纪，是最早的伊斯兰化突厥语书面语。到帖木儿时期，这两种语言逐渐被察合台突厥语替代。

七河流域发现的数百件叙利亚文景教墓石普遍使用双重纪年体系，即希腊历和中国（或突厥）十二生肖纪年。铭文中的桃花石纪年，即中国生肖纪年，与突厥生肖纪年是一致的，原因在于突厥语古代民族与中原历代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只有个别铭文仅出现叙利亚纪年系统。

大部分铭文使用的是叙利亚文记录的叙利亚语或者叙利亚语—突厥语双语。毫无疑问，这些徒使用叙利亚语作为主要宗教语言，在景教历史上一贯如此。但是在宗教场合之外，他们使用叙利亚语的情形如何，现已无从知晓。墓碑上错误连连的叙利亚语题字显示，碑文撰写者的叙利亚语水平不高，但不能就此推断牧师和世俗信徒的叙利亚语水平也不高。瓦西里奥斯·克莱恩认为，如果当时社区民众的叙利亚语水平不高，就没有必要建造这些题字墓碑了，另外，“如果说叙利亚语是碑文的主要用语，这就意味着叙利亚语作为宗教用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碑文显示，当时既有初等教育学校，也有宗教培训学校，碑文的叙利亚语水平反映了当时学校缺乏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绝大多数景教徒墓碑的铭文都比较简单，比如：

（希腊历）1623年（公元1311年），猪年。可敬的长者神父彼得之墓（Chwolson，1897，No.66，p.18）。

（希腊历）1613年。蒙福的长者、神父Isaac之墓。他为该城做出许多贡献（Chwolson，1897，No.47，p.14）。

（希腊历）1618年，羊年。信徒Jeremiah之墓（Chwolson，1897，No.57，p.16）。

根据墓碑上叙利亚文本的一些突厥语题字推断，回鹘语在宗教场合也有一定使用，在吐鲁番发现的教写本证实了这一点。阿力麻里发掘的墓碑题字也有一些是突厥语，因此可以推断，该地民众的母语应该是回鹘语或其他突厥语。下面，我们以7块墓碑铭文为例，对这一问题予以具体阐述。

碑铭一：俄国人N.N.Pantusov1902年在中国伊宁收集到一件阿力麻里出土的景教徒墓石，阴刻有景教标志和叙利亚文叙利亚语，其中有十字架莲花座，莲花座下面是带有拜火教特点的六层台基，十字架两侧各有一位中国人面孔的天使，在莲花座和六层台基的左边有三行叙利亚文，右侧有两行叙利亚文。俄国学者科科夫佐夫曾有研究，但没有提供叙利亚文铭文的标音或转写。

注：现藏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

翻译：“亚历山大纪年1613年（即公元1301—1302年），他们走了，远离了这个聂斯脱里（景教）世界。他是（《圣经》）解说家，令人赞美的Karia之子。”

碑铭二：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在中亚七河流域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编号为PS352510，铭文为叙利亚文叙利亚语，可断代为公元1289年。

注：现藏大英博物馆，图片由大英博物馆Dr.Carol Michaelson提供。

翻译：“［希腊历］1600年（即公元1289年），牛年，这是牧师麦斯伍德（Meswut）之墓。”

碑铭三：塔什干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保存有一块墓碑，可断代为1261—1262年。

注：现藏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

图片来源：Christoph Baumer,The Church of the East: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ssyrian Christianity,London:I.B.Tauris,2006,p.210.

翻译：“1573年（即公元1261—1262年），这是女教师巴赫特西霞（Bahitsys-ša），一位将军母亲之墓。”

碑铭四：此碑为灰色砾石，系黄文弼1958年在阿力麻里古城发现，墓碑阴刻5行叙利亚文叙利亚语。

图片来源：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翻译：“依玛户尔（Imaγur）牧师于希腊历1654年故去并离开这个世界。”

碑铭五：此件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的文字较多，内容丰富，铭文为叙利亚文叙利亚语。该碑文最早由施沃尔森刊布， 可断代为公元1316年。

图片来源：D.Chwolson，1886，图版4。

翻译：“1672年［即公元1316年］，蚀年，突厥纪年龙（luu）年，这是著名的（《圣经》）解说家和传道士并为所有的修道院增添了光辉的施里哈（Sheliha）之墓。他是圣经解说家彼得（Peter）之子。他以其智慧而蜚名。讲道时他声若洪钟。愿上帝把他智慧的灵魂与正直的人以及其祖先们连在一起。愿他足以分享一切荣誉。

碑铭六：此碑来自阿力麻里墓地，最早由科科夫佐夫研究并于1905年刊布，朱玛格洛夫后来也发表了研究成果。碑铭文字也是叙利亚文，但语言为回鹘—突厥语，死者是突厥语部族的景教徒女牧师。

图片来源：朱玛格洛夫，1963，图版7。

翻译:“亚历山大纪年1679年（公元1367—1368年），猴年，这是福运的女牧师泰丽姆（Tärim），她离开了这个世界，愿她英名永存。阿门！”

说明：科科夫佐夫和朱玛格洛夫均未释读出第3行twkwz／toquz“九”之后的yyl／yïl“年”一词和第5行第1个词’rty／ärti（系动词，表示“是”）。

碑铭七：该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石发现于七河地区，保留有十一行文字，采用叙利亚文拼写回鹘—突厥语。最早研究者是科科夫佐夫，笔者做了进一步研究，对若干词语的释读与科科夫佐夫不同。

图片来源：P.K.Kokovzoff，1909，no.2，pp.788-796

翻译：“马其顿城菲利浦君王之子亚历山大帝王纪年1640年（公元1330年）11月29日，即祈祷日的第五天，这位年轻人于西麦德（Yušmed）完成了弥赛亚的使命。另外，据中国纪年，马年。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愿人们怀念他吧。阿门！”

通过对楚河流域发掘出土的若干墓碑铭文的研究以及七河地区教信仰的整体历史考察可管窥历史上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宗教与社会发展状况。

首先，七河地区徒的日常用语主要是中世纪突厥语方言，如畏兀儿语，教团体在传教场合中主要使用叙利亚语，但叙利亚语并非当地主流语言。墓碑上的人名、头衔和专门术语显示此地融合了多种语言的影响，包括叙利亚语、突厥语、粟特语、波斯语、埃及语等，一些铭文中有时有叙利亚语、波斯语以及突厥语名字并存的现象，表明楚河流域的徒对突厥语民族文化和叙利亚文化进行了融合。

其次，当地家庭普遍有徒，除了传教士，信徒中还有其他职业者，比如军官、教师等，居民区的某些人似乎与统治阶级关系密切。基于术语qustanč／quštač的广泛使用，可推断居民社区有大量女牧师，这可能暗示着教会比较重视对年轻女性的教育。这与突厥社会对待女性的价值观一致，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相比，突厥部族传统上对女性给予较高的尊重。

再次，元代中亚七河地区的教与中国内地保持着密切联系。阿力麻里地区作为察合台汗国的首府，本身就与中亚七河地区构成一个相连的整体。同时，内蒙古和福建泉州出土的大量叙利亚文景教墓志铭的铭文，也与中亚七河地区的铭文有许多共同之处，反映了彼此的联系和互动。

最后，中亚七河地区出土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为世界教发展史、宗教演变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对于重建此地宗教与社会的历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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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学系列研究（852） 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 现代新疆研究中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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