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夏(陈名夏诡异事件)

安熙龙：顺治皇帝遗诏被篡改背后的故事

顺治帝集团的中心人物是年轻的皇帝本人。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很难超越此前对颇有争议的顺治帝所做的各种诠释，来获知这位清初君王的真实性格。耶稣会士的记载将顺治帝描绘成睿智且敏感的人，他几乎皈依了天主教。一些人强调他的佛教倾向，标志是顺治帝在佛教圣地浙江天台山的塑像。我们在此处看到的顺治帝温和文雅，嘴角挂着淡淡微笑，身着帝袍，头戴僧冠。中文传记将他描绘成爱走极端的人，时而暴怒，时而安静地读书和沉思。一些人甚至推测顺治帝很可能就是贾宝玉的原型，贾宝玉是18世纪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中反复无常的主人公。但是最不堪的是顺治帝遗诏中所勾勒的他的形象，这份遗诏中的大量内容是四辅臣和太皇太后于1661年共同伪造的。遗诏中的顺治帝是一个悔恨不已的统治者，对拒绝满洲传统、忤逆母亲以及沉迷于汉人风物感到后悔。

或许有一天，会有传记作家筛选这些解释，发现真实的顺治帝。但这不是本研究的任务。年轻的皇帝在他的时代有许多传奇故事，我们对这些在17世纪60年代激发起四辅臣集团活动的传奇很感兴趣。顺治帝遗诏是为适应新的需要而伪造的，因而是一份十分有价值的文献。顺治帝遗诏较多地流露出四辅臣的态度，或许反映了大多数满洲征服精英的情绪。通过把顺治帝遗诏中的要点与17世纪50年代的事件和著名人物联系起来，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接下来十年的政治史。

开始时必须要提到一项困难。众所周知，由两位学士在垂死君王的榻前所拟就的遗诏草稿，被一名侍卫拦下，交给了太皇太后。在1661年2月5日公布遗诏前，太皇太后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修改了遗诏。但无法确定的是，最终的遗诏中有多少是被伪造的。由于顺治帝在统治时期频繁地发布诏令，公开贬抑自己，难题由此而来。或许这种自贬的趋向是由其健康欠佳发展而来。顺治帝一直多病孤僻，身体孱弱，时常吐血，他可能还感染了肺结核。顺治帝的性格中或许还有自讨苦吃的一面，这驱使他自惩。据记载，顺治帝于1659年闻知明朝遗民郑成功进攻南京一事后极为恼怒，拔剑砍坏了宝座。因为这些性格特征，遗诏中所列的一些“罪”或许是顺治帝悔悟的真实表达。

举一个顺治帝遗诏中或许是真实自贬的例子：“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他曾在1653年阴雨连绵的8月发布上谕：“乃兹者淫雨匝月，岁事堪忧，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小民艰于居食，妇子嗷嗷，甚者倾压致死，深可轸念，揆厥由来，皆朕不德所致。”以上应该是出自同一人之口。顺治帝一再宣称是他的过失。在遗诏之前，他最后一次自责是在1660年3月：“十有七年于兹，乃民生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焦思竭力，治效未孚，负上天之简畀，愧祖宗之寄托，虚皇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

因此，正像顺治帝统治时的形象一样，在遗诏中，皇帝的公众形象反映出他是一个易怒、忧郁甚至暴躁的人。他以沉迷于传统汉人信念的统治者姿态出现，认为皇帝的性格是国家善政或恶政的来源。但如果遗诏中的这一部分是真实的，那么重要的一点是，未来的四辅臣和太皇太后故意在最后的遗诏版本中选择留下这些内容。这些话不仅提高了遗诏的可信性，也将顺治帝描绘成满洲人想让他呈现的样子。四辅臣和太皇太后希望满洲征服精英能绕开这样一个不受喜欢的人，并热情支持新的领导。

然而，遗诏中许多“罪”是此前顺治帝在宣告自己德行有亏时所不曾提到的。在这些内容中，顺治帝不是笼统地陈述个人不足，而是专门谴责其近侍和主要政策。这些条目很可能是在草拟的遗诏被截下之后添加的。遗诏中的这部分内容显示出四个主题：（1）顺治帝对宦官的倚重；（2）他对汉族官员和明朝制度的强调；（3）他对满洲将领和满洲传统的漠视；（4）他对孝献皇后之爱超过了对自己的母亲。在顺治朝后期的背景下探讨这些主题，我们可以认识到四辅臣集团的许多政策的基础。下列所述的是顺治朝后期的一段政治史，四辅臣，或许还有许多满洲征服精英的认识应是如此。

遗诏别列出了顺治帝任用宦官作为侍从并依靠他们提出建议：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

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采取严厉措施消除宦官的政治影响。多尔衮意识到明末的猖獗党争皆由宦官所致，于是不再以宦官充任自己的贴身侍从，废除了许多宦寺机构及职位。顺治帝在1653年颠覆这一政策，此时他开始调派宦官作为皇帝助手。1653年7月，顺治帝设立了一个由宦官和其他非正式谋臣组成的私人官僚机构，称为十三衙门。17世纪50年代末期，十三衙门处理着主要的行政和财政事务，为政治问题和官员任命提供建议，这足以使皇帝同文武官员相隔离。与十三衙门相关联，最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顺治帝最宠信的宦官吴良辅和心腹佟义。令多数满洲征服精英沮丧的是，顺治帝创立了一个在功能、人员甚至名字上都与明末声名狼藉的二十四衙门有着骇人相似性的机构。顺治帝没有像后来的皇帝一样选择汉人包衣担任内务府官员，而是转向宦官和其他可靠性令人怀疑的投机分子。旗人、包衣以及宦官均有资格在十三衙门任职。吴良辅因收受京城内外官员的贿赂而很快证实了满洲人对宦官的忧虑。1658年，顺治帝训斥吴良辅贪腐，但仍保留了他的职位，只是说要对未来此类不谨之举予以惩处。顺治帝终其统治时期一直极宠信吴良辅；在他驾崩前的五天，吴良辅信佛出家，顺治帝还病榻起身，参加他的剃度仪式。

尽管满洲人将十三衙门的设立，解释为顺治帝回归朝廷的汉人模式的明证，但顺治帝或许还有其他动机。顺治帝不是没有察觉到宦官的危险性。他在1653年和1655年发布上谕，列举了明末宦官所犯的诸多罪行，特别举出了17世纪20年代权阉魏忠贤的例子。顺治帝承诺控制宦官，限制他们的数量，将凌迟处死任何插手朝廷事务的宦官。但是，顺治帝认识到自己所做决定的风险性，他或许相信十三衙门是他对抗满洲政敌、重申自己权威的唯一希望。直接的威胁是济尔哈朗集团，这一集团在17世纪50年代早期借顺治帝的名义崛起，却不将顺治帝当成实力人物。另一威胁是顺治帝的母亲，稍后章节会讲到，她竭力干涉顺治帝的个人生活。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顺治帝可能被吴良辅等人说服，他们可以压倒自己的政敌，而不会重蹈明末的弄权。因此，十三衙门提供了顺治帝集团的权力基础， 孤立济尔哈朗集团及皇太后，使得皇帝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掌控了朝廷。

除宦官外，顺治帝身边还围绕着其他非满洲同党，他们中的大多数为顺治帝出谋划策并作为宗教同道而非政治支持。顺治帝统治末期，禅宗僧人在皇帝随从中十分突出。顺治帝酷爱超自然力量，深信自己前世是僧人。他花费大量时间冥思，与关系最亲密的两个和尚性聪和道忞进行讨论。顺治帝还劝说孝献皇后、皇太后和数名宦官接受禅宗信仰。据当时的西方人记载，著名的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也是顺治帝的亲近之人。多尔衮摄政时期，汤若望因翻译西方的数学著作并在西洋算法的基础上修历而得到奖赏，晋升为钦天监监正。年轻的顺治帝掌权后，汤若望仍受到清廷的赏识。顺治帝不仅赐给汤若望一些最高的帝国荣誉，甚至还同意汤若望不行叩头礼。皇帝对这位耶稣会士的喜爱或许源自汤若望所掌握的西洋科学知识，而非在信仰上皈依天主教。然而，汤若望认为，如果不是碍于第六诫（指天主十诫的第六诫“毋行邪淫”。——译者，）他就能够改变顺治帝的信仰。据汤若望所记，顺治帝“无法克服”。

在满洲人看来，皇帝与汤若望、吴良辅、佟义、性聪、道忞之间的交往是满洲国家衰败的症候。以十三衙门为代表的新兴贪腐机构取代了“淳朴旧制”。宦官、僧侣甚至天主教徒代替了曾经侍奉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满洲谋臣及汉人包衣。

顺治帝遗诏中伪造部分的另一主题是皇帝对汉族官员和明朝制度的强调。伪造者认为顺治帝有汉化的倾向：“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为证明这一点，顺治帝遗诏的炮制者指向了刘正宗，他深受顺治帝宠信，极有权势，也格外贪腐。顺治帝遗诏称刘正宗是“偏私躁忌”之人。据说，刘正宗能保留官位仅仅是因为顺治帝的“优容姑息”。刘正宗是山东籍进士，1652年晋升大学士，次年任吏部尚书。从这一点来看，刘正宗能够为家族和朋友带来财富与声望。其弟刘正学，尽管先前为著名的明遗民兼海盗郑成功效力，但仍被委以武职。其结拜兄弟刘芳名担任总兵，从刘正宗处得到了许多帮助。刘正宗的一些友人和下属，经他推荐而获得官职，他们利用职权进行贪占。有汉人御史在1660年弹劾刘正宗时评说道：“正宗之友如此，正宗为何如人耶？”刘正宗又被劾言语偏谬，其审讯案件后上呈虚假供词，未曾奏明李昌祚反叛之事，以及犯下各种财务不法行径。

对于满洲征服精英而言，刘正宗代表着汉人中最恶劣的为非作歹者。谢国桢认为，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最初参与党争的人过世后仍长期延续。谢国桢称，顺治帝统治时期的主角是代表着魏忠贤残余的冯铨，以及代表东林党的陈名夏。谢国桢已经注意到，冯铨和陈名夏所荐之人通常是宦官的支持者或是东林党的支持者。

1653年，陈名夏被劾结党，于次年坐绞论死。陈名夏的案例有助于重新理解顺治帝统治时期的党争问题。弹劾陈名夏的是著名的汉军旗人宁完我。所列罪名为欲复明朝衣冠、反对剃发令。借处死陈名夏，顺治帝在这些问题上似乎直接站在了满洲人的立场上，也证明了他并非对统治之下的所有派系都宽容对待。刘正宗的家族因其弟与郑成功领导的反清活动有所关联而受牵累。他一度得到顺治帝庇护，因而是皇帝“偏用文臣”“见不肖而不能退”的另一实例。刘正宗的事例对于满洲人而言，是贪腐和党争的典型实例，也可以说是晚明此类现象的余孽。由于刘正宗遭到广泛的反对，顺治帝最终决定惩处他。1660年12月，顺治帝斥责刘正宗，下令罢免他，家产半数充公，分与旗人，但他本人从宽免死。

顺治帝统治时期发生的其他事件也许强化了满洲人的论断，即顺治帝受到明朝先例的强烈吸引。1653年2月，15岁的君主与内院大学士们谈论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的皇帝。大学士们说出了几位帝王，其中一位汉大学士认为是唐太宗。顺治帝反驳道：“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顺治帝继续解释道，洪武帝在颁布规章条例时效率最高，所颁条例广泛且周详。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顺治帝遵循着这一判断，对包括内阁、翰林院、都察院在内的几个汉制机构和科举制度给予特殊关注。他还旌恤数名晚明官员，并为最后一位明朝皇帝举行特殊祭礼。也许顺治帝公开表态只是为了吸引持有不同政见的汉族士人和官员，可许多满洲人的结论是，他们的君主已经滑向了凡明皆好(Mingism）的不好境地。

遗诏还批评顺治帝忽视满洲官员和满洲传统。对于这一点，遗诏清晰地写道：“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此处主要是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的怨怼情绪写入遗诏。顺治帝集团的出现使他们新获得的权力丧失了。四人传记的书写者几乎没有记录1653—1661年他们生活中的大事。1657年，遏必隆先后获得少傅、太子太傅的荣衔，但是这些名誉上的奖赏并没有伴随着政治势力的增长。苏克萨哈参与了湖广、江南诸省的数场平叛战役：在江南战场上，他指挥着战船，因六战连捷而获得顺治帝的赞许。但是苏克萨哈也没有得到政治权力。

与上述两人遭受同样挫败的索尼和鳌拜，则通过向顺治帝提出有益建议来消磨他们在顺治朝的时光。例如，索尼于1660年8月进呈了一份敏感且考虑周全的奏疏，内容是清廷面临的一些问题。他认为百姓受到压迫，应追究惩治那些不能奏报地方情形的官员。索尼批评清廷偏私高级将领的做法。他提议只有在战役中取得功绩的将领可以允许传袭爵位。他请求清廷宽容对待居住在边地的百姓，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朝廷的法令。他悲悼满洲王公和旗人所犯下的过分举动，如强迫摊贩降价卖货，偷盗商贩的木材。而鳌拜的关注点只集中在军务上。1656年，鳌拜上疏请求每三年皇帝主持一次综合性的军事检阅，以便考核满洲将领。他希望军事检阅能包括比武射箭，甚至是最高级别的将领和侍卫也要参加。鳌拜继续强调了对良好军备的需求，事实上，他还亲自训练一些年轻的兵丁。顺治帝在1660年发给兵部的上谕中，称赞了数名经鳌拜训练的武进士，他们骑射技艺俱佳。所有的这些年轻武官都被任命为侍卫。

野史：大清皇后被废后回家生龙子，皇帝想接回，娘家：接就出兵

香港历史博物馆曾举行一场名为“国采朝章”的清代宫廷服饰展览。

在这次展览中，共展出了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各种织绣文物130多件套，其中包括了清朝皇帝、皇后和妃子们的礼服、吉服、常服等。在这些文物中，尤以顺治皇帝大婚时所穿的龙袍衮服最为珍贵。

顺治皇帝的这件龙袍，前后绣有八条龙，衣襟里面还绣着一条龙，暗合皇帝“九五至尊”之数。龙袍的下摆斜向排列着许多弯曲的线条，称为“水脚”。

水脚之上，还有许多波浪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涯"，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意之外，还有"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

顺治皇帝的这件龙袍，是他在顺治八年（1651年）与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大婚时所定制的。

这年的八月十三日，顺治帝迎娶蒙古科尔沁部和硕卓里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在紫禁城举行了大婚典礼。随后，册封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

这场婚礼的豪华程度，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

当时有位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曾亲眼目睹了这场婚礼，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位美丽的蒙古公主在无数蒙古骑兵的簇拥下，来到紫禁城的广场，与中国皇帝举行典礼......世上竟确实有如此无边无际的骑兵队伍......我看到西鞑靼给满清皇帝八万匹马作为礼物！”

据《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这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闺名为 “额尔德尼布木巴”，小名孟古青，是顺治帝的表姐，二人的婚姻属于 “亲上亲”。

令人遗憾的是，顺治帝与这位皇后的婚姻并不美满。大婚两年后的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顺治帝下谕要求内阁大学士等“察前代废后事例具闻”，准备废掉皇后。

虽然内阁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人据理力争，认为不可轻易废后，但顺治帝还是坚持已见，下旨说：“今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被废后，清朝专门记载皇帝和皇后每天情况的《起居注》上，便再也没有了有关她的记载。

甚至到了嘉庆十二年，嘉庆帝还就这位废后的下落，专门下旨要求内务府进行核实：“顺治年间静妃薨后，金棺安奉何处，系于何年月日奉安，自奉安之后，如何岁时行礼之处，其诞辰、忌辰，一并详查，速速咨复。”

由此可见，博尔济吉特氏被废一百多年后，连清朝内务府都不知道她的最终结局，她的下落也就此成为一桩疑案。

顺治帝虽然只活了短短24岁，但他一生共有4位皇后，15位妃子。

他与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结婚仅仅两年，便因“感情不合”废掉皇帝，转过头去又立了博尔济吉特氏的侄女为后，也就是后来的孝惠章皇后，成为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二婚皇帝。

除了这两位皇后外，顺治的宠妃董鄂氏曾在死后被追为皇后，康熙皇帝的生母佟佳氏也在顺治死后，因儿子当了皇帝而被尊称为孝康章皇后。不过在一般人看来，这两位追认的皇后和之前两位比起来，还是要差一个档次的。

顺治在世时立的两位皇后，都来自蒙古的博尔济吉特家族。

博尔济吉特家族又称孛儿只斤氏，其先祖为统一蒙古诸部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逝世后，其后代连续征服了欧亚大陆，建立了影响世界历史的蒙古帝国。

博尔济吉特家族建立的元王朝被朱元璋推翻后，博尔济吉特家族退回蒙古高原，建立北元。终明一朝，这个家族仍时不时对明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发起进攻，始终令大明王朝头疼不已。

博尔济吉特家族所处的漠南地区，与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接壤，为免去后顾之忧，努尔哈赤以武力征服了博尔济吉特家族。

经过多次的较量，博尔济吉特家族与努尔哈赤家族联姻结好，于明万历四十年将家族中的一位名叫明安的女儿，嫁给了努尔哈赤，开启了两个家族联姻的先河。

十六世纪，爱新觉罗家族在统一女真各部及推翻明王朝的战争中，博尔济吉特家族就多次站在爱新觉罗家族一边，在一系列战争之中冲锋陷阵，浴血疆场，为爱新觉罗家族一统华夏立下了赫赫战功。

崇德三年，清太宗率领军队向锦州发起进攻，松锦之战爆发。

在这场事关明、清国运的大战中，来自博尔济吉特家族的将领色尔格克，率领前锋迎战明军洪承畴的主力，“败其城守兵及松山援师”，为清朝取得松绵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顺治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多尔衮抓住机会，统领八旗军队入关，定鼎北京，同时派兵剿灭南明与中原各地的农民起义军。

来自博尔济吉特家族的额尔格勒珠尔一路追击李自成，德穆图则和多铎一起攻克潼关，击破守关的明将贺珍，“追至兴业，斩杀过半”，可以说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殊勋。

博尔济吉特家族如此骁勇善战，自然会得到爱新觉罗家族的重视。

努尔哈赤为了拉拢这个家族，于天命十年让第八子皇太极迎娶了来自博尔济吉特家族的布木布泰。九年之后，皇太极又娶了布木布泰的姐姐海兰珠。皇太极当上皇帝后，册封布木布泰为庄妃，海兰珠为元妃。

皇太极死后，顺治帝尊布木布泰为圣母皇太后，康熙帝即位后又尊布木布泰为太皇太后。布木布泰于康熙二十六年去世后，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庄太后”。

正是由于同博尔济吉特家族的渊源极深，所以在顺治成年之前，孝庄太后便为顺治特色好了皇后，那就是同样来自博尔济吉特家族的额尔德尼布木巴（孟古青）。

孟古青的父亲吴克善，是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也是孝庄皇后和海兰珠的哥哥。

孟古青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女孩，尤其难得的是，吴克善以及两位姑姑都特别疼她，所以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受过一丁点儿委屈。从小在草原长大的孟古青，身上没有中原女子的那种温婉，更多的是草原儿女的那种泼辣和直爽。

遗憾的是，顺治并不喜欢孟古青这样泼辣、直爽的女性，对这个皇后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两人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可言。

顺治帝爱的人是谁呢？自然是董鄂妃。

董鄂妃不但姿容绝代、才华出众，美而贤，聪慧能文，而且品行清丽脱俗，善解人意，与顺治也是情投意合，相得益彰。

更难得的是，董鄂妃还时常劝说顺治，处理政务要服人心，审判案件要慎重。顺治也用了“淑德彰闻，温惠端敬”这八个字来评价董鄂妃，可见两人感情之深。

民间传说中还说董鄂妃早逝后，顺治便看破红尘，万念俱灰，偷偷跑到五台山当了和尚。虽然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顺治对董鄂妃的感情之深。

最要命的一点是，孟古青嫁给顺治帝，完全是孝庄皇后和多尔衮一手促成的。自皇太极去世以后，朝廷里就是多尔衮掌握实权，顺治帝不过是一个傀儡。

多尔衮考虑到将孟古青嫁给顺治帝会得到孝庄皇后对自己的支持，能更好地控制顺治帝，而且多尔衮一直以来都是向着孝庄皇后的，也更加能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一力促成这桩婚事。

顺治帝的父亲皇太极死后，豪格和多尔衮为帝位展开争夺，谁也不服谁。为了防止两败俱伤，于是两人商议，共同拥立当时年仅六岁的顺治当了皇帝，朝廷的一切事务都由豪格和多尔衮说了算，顺治不过是个傀儡罢了。

顺治五年，豪格被多尔衮构陷削爵，死于狱中。

多尔衮随后利用各种手段剪除了其他亲王的权力，自己当上了“摄政王”，随时都有谋篡皇位的可能。顺治对这位叔叔也是敢怒不敢言，只得表面隐忍，实际上对多尔衮恨之入骨。

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清算多尔衮，所以对多尔衮介绍给他的这位皇后，顺治又怎么会有好脸色呢？再加上孟古青是母亲孝庄太后的亲侄女，就更让顺治讨厌了。

一直以来，孝庄太后深知权力斗争的残酷，一直竭力压制顺治，处处忍让着多尔衮。这种做法虽然明智，但血气方刚的顺治却认为母亲是有意压制自己，是在和自己作对，所以母子俩弄得很僵。

有一次孝庄病了，病得很重，顺治居然都不去探望，便足以证明顺治对母亲的不满有多深了。孟古青恰好又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女，如果她和姑姑孝庄太后一条心，那自己还有出头之日吗？

但是单纯的孟古青哪里知道这里面的政治斗争那些弯弯绕？她从小就是锦衣玉食，所有人都顺着她，都重视她，如今嫁给顺治后被冷落在一边，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宠爱另一个女人，这让她怎么受得了？

虽然史书上没有说孟古青在当上皇后的这两年具体都做了什么，但史书上的一句“好奢华、性善妒”，便足以看出孟古青对顺治宠爱董鄂妃是无法忍受的，一定没少吃醋，或者说没少弄些妖蛾子。

她根本没想到多尔衮死后，自己没有人撑腰了，顺治会翻脸无情，不顾满朝文武及皇太后的反对，把自己这个皇后降为“静妃”，从坤宁宫中赶了出来！

有位清史专家曾这样评论过孟古青：“她是个单纯的人，根本不知道她的这桩婚姻是一起政治交易，而妄想在这桩婚姻中获得她想要的爱情——这才是她悲剧命运的源头。”

正史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孟古青被废后的最终命运，只有朝鲜的一些史料中对她的下落有所提及。

顺治十三年十月，朝鲜麟坪大君李渲作为朝鲜使者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停留了数月。在其所著《燕途纪行》中记载道：“十九日庚寅，前日所废皇后，今月因其父入朝，许以带还。其父乃帝之表叔云。”

按这位朝鲜使者的说法，顺治十三年，被废的前皇后孟古青，被她的父亲吴克善接回了蒙古。

朝鲜《显宗大王实录》也记载了废皇后孟古青返回蒙古后的情况。

朝鲜显宗六年三月，显宗与出使清朝回国的礼曹判书郑致和聊天时，郑致和告诉显宗：“窃闻蒙古之女，曾为顺治皇帝之后，失宠黜还其国而生子，年今十四，清人屡请于蒙古，而终不送还，早晚必有干戈从事之举。蒙古素恃强不用命，蒙女所生子亦贤，若拥立而争天下，则必为大患，故清人甚以为虑。”

《显宗大王实录》上的记载如果是真的，那么孟古青确实是被她父亲接回了蒙古，而且还在蒙古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至少养到了14岁，清廷多次让蒙古方面把这个孩子送到北京，可蒙古人就是不答应。

面对蒙古人的态度，清廷也很矛盾。有人认为蒙古人向来强悍，要是孟古青生的这个孩子长大后，蒙古人拥立这个孩子为王，和清廷争夺天下，则必为大患。因此清廷上下一直深为忧虑。

曾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特木尔巴根是一位历史学者，对孟古青的下落也很有兴趣。

他多次来到孟古青的老家科尔沁左翼中旗进行调查，将收集到的资料与朝鲜史料进行互证，写成了一本《静妃下落探析》。在书中，特木尔巴根认为孟古青在被废黜后的确回到了蒙古科尔沁，并在此地育有后代。

但是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朝鲜记录的内容源自道听途说，而且上面充满了对清廷的敌视和偏见。

这些学者认为，朝鲜一直视明朝为中华正统，在明清交替之际，即使表面上已经臣服于清朝，但对清朝的看法还存在着一定的妖魔化。所以这位朝鲜大臣郑致和之言，也不可尽信。

同样，特木尔巴根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调查所得的资料，也不过只是一些牧民的口口相传，是否可靠，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

2002年，故宫在整理一批清代内务府奏档时，意外地整理出了内务府奏销档九百余册，并在其中发现了四件关于孟古青的有关资料。这也为解开孟古青的下落之谜，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

这次发现的四件关于孟古青的档案均属康熙元年（1662）的内务府《口奏绿头牌白本档》，第一件为康熙元年包衣谙班费扬古奏问静妃（孟古青）应领的缎匹数量，得到的答复是静妃的缎匹数量与乾清宫五位福晋相等。

此件档案记载了孟古青于康熙元年正月被重新给予服缎匹数，而并非增加服缎匹数，可以证明她在此之前并没有住在宫内，否则应该按制度直接发给她绸缎便是，不用内务府再行询问。

第二件档案记载了孝庄皇后命人赏赐护送孟古青来京的三位妇人一些衣物的小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妇人是“由卓里克图王处将静妃送来”，卓里克图王也就是孟古青的父亲吴克善。

这更证明在康熙元年之前，孟古青并不是居住于宫廷，而是居住在父亲那里。

第三件档案为孝庄文皇后对护送孟古青来京的吴克善手下官兵进行的赏赐。档案中不仅明确指出这些官兵是“送妃前来”之人，而且其带队者是“毕尔塔噶尔额驸之库掌”。

这位毕尔塔噶尔，正是孟古青的兄长，可见这次孟古青来京，是由哥哥毕尔塔噶尔亲自护送，从蒙古部远道而来的。

第四件档案记载了内务府衙门奏问，该拨给“往送静妃”的官兵多少匹马？档案中明确指出这些马是用来“往送静妃”的，证明孟古青这次来京后不久，又离开北京，继续返回了蒙古，只在京师短暂居住了数日。

通过以上几件档案可知，顺治十八年时，孟古青已经不在清宫居住，而是回到了蒙古生活。这次她来北京，很可能是为参加顺治帝的周年祭礼。

通过这几件新发现的档案，结合朝鲜史料，以及特木尔巴根搜集到的资料了，基本可以肯定孟古青在被废掉皇后尊号之后，确实被她父亲接回了蒙古生活。

至于她回到蒙古之后还产下了顺治帝的儿子，且在清廷多次讨要之后仍然拒绝把孩子交给清廷一事，则史料上并无记载，与2002年新发现的几件档案所记载的孟古青回北京受优待的事实并不相符，应该是一种谣传。

不过在蒙古一些地方，确实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传说清廷屡次讨要孟古青的那个孩子，终于惹怒了博尔济吉特家族。

他们威胁说：如果清廷再来讨要这个孩子，他们就和清廷兵戎相见！见博尔济吉特态度如此坚决，清廷也只好不再提及此事。

从那以后，那个孩子便和母亲孟古青一起，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自由的成长，直至终老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之上。

中新网：《香港展出130多件清代皇家服饰，包括顺治大婚龙袍》

王冕森：《顺治帝废皇后下落考》

岳铭志 刘天胜：《八旗蒙古博尔济吉特家族研究》

他经历三朝不倒因说错一句话被顺治帝杀掉

朝代更替之际，有人慷慨就义，以身殉国；也有人见风使舵，迅速转换角色，官照做，马照跑。陈名夏，就是后者的代表之一。

陈名夏，字百史，江南溧阳（今江苏常州溧阳）人，生于1601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参加大明王朝最后一次开科取士，取得殿试一甲第三名（即探花）的好成绩，步入官场。陈名夏例授翰林院编修后，随即被崇祯皇帝任命为户兵二科的都给事中。

都给事中品级不高，仅为正七品，但位轻权重，属于谏官系列，不但可以干预六部的工作，还有权奏报皇帝、上达天听。不过，陈名夏还没来得及在这个位置上大展身手，李自成部队就攻陷了北京。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覆灭了。

流水的王朝铁打的官。一个王朝覆灭了，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官员却还是那批人。李自成在北京建立了大顺，急需用人。陈名夏在京城陷落之日上吊自杀，未果。便在一名山西秀才的推荐下，进入大顺，被任用为弘文馆编修。弘文馆就是翰林院，兜兜转转之中，陈名夏又官复原职了。

陈名夏有心为大顺效力，大顺却无意久留。短短42天之后，李自成就带着人马撤出北京，留下一帮投诚的大明官员在风中凌乱。

下一步何去何从？陈名夏经过反复衡量，决定南下投奔在南京创建南明的福王朱由崧。然而，当时把持南明朝廷的马士英、阮大铖闻讯，给他定了一个“从逆”的罪名，应处绞刑。陈名夏见势不妙，中途止步，撤回北京。

这时候的北京，已经被清朝入驻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陈名夏顺理成章地投降了清朝。时任保定巡抚王文奎与陈名夏相识，知道他名气很大，便向睿亲王多尔衮作了隆重推荐。多尔衮任命陈名夏回翰林院任职。

陈名夏从大明的翰林、大顺的翰林，变成大清的翰林。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官还是那个官，节操却在上下起落中一点点丢光，剩下的只有苟延残喘、保命为先的苟且。

陈名夏在清朝的官运颇为亨通。最初，他投靠多尔衮，历任吏部侍郎兼侍读学士、吏部尚书等职。多尔衮倒台后，陈名夏仍然屹立不倒，官至秘书院大学士（正一品）。清朝沿用明制，不设置宰相一职，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陈名夏能够以一名明朝降臣的身份，位极人臣，殊为难得。

出乎意料的是，陈名夏这棵政坛“常青树”，会败在一句脱口而出的话上面呢？

那是1654年的事情。2月的一天，顺治皇帝拿了一件明朝的朝服到内院，展示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说好看，顺治皇帝也没有反驳。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陈名夏对内弘文院大学士宁完我说了一句话：“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这句话真是匪夷所思。清朝入关后，立即推行“留头不留发”的既定国策，为了这5个字不知杀了多少人！宁完我又是陈名夏的政敌。对政敌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岂不是自寻死路？

很快，宁完我就上了一道弹劾陈名夏的折子：“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好一个“变清为明”“计弱我国”！将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上纲上线到谋反的地步，简直就是想将陈名夏一棒打死。

此外，宁完我还恐高陈名夏犯下行事叵测、擢升私交、加罪言官、结党营私、纵子行贿等罪行。这就是不但打死，还要踏上一只脚，让陈名夏永世不得翻身了。

顺治皇帝很重视这件案子，亲自审理。其实，官场如战场，这样的事情对于陈名夏来说屡见不鲜。如果陈名夏像以往那么，老老实实承认了，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悔罪，多半顺治皇帝就放过他一马，权当给一个深刻的教训。可陈名夏偏不认罪，没等罪状宣读完毕，就开始反驳了，搞得顺治皇帝龙颜大怒：“即使要辩解，为何不等宣读完毕？”

审讯开始了，陈名夏除了“留发复衣冠”一条承认外，其余罪行一律否认，还逐条反驳，态度也很桀骜不驯——或许，陈名夏真觉得自己是委屈的吧——弄得审讯的人十分反感，最终，就凭“留发复衣冠”定了一个斩立决。顺治皇帝改为绞刑。

当年3月12日，陈名夏在北京宣武门内灵官庙被刽子手用弓弦绞杀，时年63岁。据称，顺治皇帝得知陈名夏伏法的消息后，“悯恻为之堕泪”。 文章来源：勇哥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