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锅底漏了个洞(梦见锅底漏了个洞什么意思)

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百年《故乡》和鲁迅故乡百年

“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1921年1月，鲁迅写就了短篇小说《故乡》。最后一次返乡，苍黄的天、萧瑟的荒村，一片破败、缺少温情的故乡，久久盘桓在鲁迅的心头。

绍兴，是鲁迅度过孩童和少年时光的故乡。虽然鲁迅对江南古城不乏美好的记忆：“百草园”里的鸣蝉和窜向云霄的云雀、社戏台上拂袖长舞的女吊、氤氲豆麦水草之香的乌篷船夜航……但在他笔下，百年前绍兴的色调是灰暗的，景象是凋敝的，人民是卑苦的。

因为看不到希望、寻不到梦想，在家道中落、父亲去世两年后，18岁的鲁迅出门远行，“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南京到日本，学成后的鲁迅曾回过故乡，但最终还是坚定选择了“异路”。

虽然“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在1919年故居易主、返乡处理完相关事宜后，鲁迅举家告别绍兴去了北京八道湾，此后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故乡成了他笔下沉重的记忆。

于家、于国、于民族都心怀大爱的鲁迅，为疗救故乡疗救中国负戟独行，弃医从文，唤醒同胞。他塑造的不朽文学形象，从少年闰土的明亮到中年闰土的悲凉，从革命者夏瑜的牺牲到麻木者华老栓的愚昧，从可怜的落魄文人孔乙己到历尽人间凄惨的祥林嫂，再到可笑可叹的阿Q……鲁迅笔下这些深深刻上故乡烙印的人物群像，正是旧中国底层人民的写照。

尽管在那时的故乡那时的中国，苦难似乎看不到尽头，但在《故乡》的最后，鲁迅发出了“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预言。

伟大的作家也是伟大的预言家。

同年5月，《故乡》发表在中国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同年7月，在距离鲁迅故乡绍兴不远处的上海兴业路和嘉兴南湖，中国庄严宣告诞生，开启了带领中华民族在无路可走的“谷底”艰难而坚定地走出一条复兴之路的伟大征程。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脊梁就是中国。在庆祝中国百年华诞，也是《故乡》发表百年之际，记者来到绍兴，行走在《故乡》的原型地，探访鲁迅不朽名篇与绍兴相关的地点、人物及其精神面貌的变迁，寻找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投射”在鲁迅故乡的印记。

“闰土的村子”：不再看天吃饭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这是主人公根据少时玩伴闰土的描述，“脑补”的美好瓜地“镜头”。其如诗如画、寥廓深远的场景，正是故乡留给游子鲁迅的美好回忆。

可惜，中年返乡的鲁迅，再次见到儿时的玩伴，那个活泼、机灵、勇敢的乡村少年闰土，已经成了一个被生活重担压垮的中年人。尤其当闰土脱口而出一声“老爷”时，故乡留给鲁迅最后的图景是萧索，是凄凉，是绝望。

造成这一强烈反差的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闰土”虽是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但其取材，不少来自一个真实的“闰土”。这个真实的“闰土”，经学者研究和鲁迅家人确认，就是鲁迅少年时代的好友章运水。

章运水家住在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杜浦村。《故乡》里“海边的沙地”，事实上并不在海边，而是曹娥江流经上虞的江滩。

曹娥江是钱塘江下游的最大支流。著名的钱塘潮分出的余波，每每溯江而上给曹娥江的这一段江滩浸渍了盐分。“江滩地土壤肥沃，种瓜瓜甜，种棉棉好。”从小在江滩地生活的绍兴市越城区沥海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超说，沥海街道才从上虞区调整到越城区。

不过，江滩物产丰富，旧时“江滩人”的日子并不如意。除了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上游的洪水，海上的台风，也让“江滩人”苦不堪言。陈超说：“当时家家户户都是茅草屋，三五年就得倒塌一次，住在这里，除了忙生活，就是与天斗、与水斗，吃饭要看天。”

从1969年起，绍兴吹响了围涂造田的号角。每年冬天，党和政府都组织群众积极投入到改善人居环境、拓展农耕空间的火热劳动，用手挖、靠肩挑、拿背扛，硬是将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曹娥江改造成南北走向，生生筑起了“缚住”江水肆意奔腾的防洪大堤。

2007年，曹娥江河口还建成了大闸，不但可以排涝拒咸，而且成了造福浙东群众的引水工程重要枢纽。

“这一干就是40多年，仅在沥海，就围出26万亩良田。”陈超说，良田逐年增加，江滩生机焕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栽棉植麻；九十年代，要为城市当好“菜篮子”；新世纪以来，从养鱼、蟹到南北对虾，水产养殖在这里迭代发展；如今，滨海新区生命健康科技产业园又在这里落地，“群众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再也不看天吃饭”。

如今，“闰土”故乡杜浦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96万元，建起了266幢乡村别墅。“清风梳柳影，游鱼戏碧浪”，村容村貌宛若一幅清丽的水墨画。昔日于风雨中挣扎摇弋的茅草屋，对杜浦村年轻人来说，早已成了“传说”。

“闰土的后人”：爷爷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子

“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闰土告别鲁迅，拣了桌椅、要了全部的草灰，还有香炉和烛台，用船拉回家去。香炉和烛台是一个象征，充分表明闰土还要继续麻木下去，对命运只能跪拜——虽然麻木与跪拜，改变不了闰土们的命运。

闰土后来的命运怎样？。

“在旧社会，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不堪回首。”88岁的章贵说。章贵是章运水长子启生的二儿子，担任过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章运水一家只有六亩薄沙地，收获的粮食缴完租税后，养活不了一家人。1934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逼债的、收捐的逼得他只好把地卖了。终因贫困和积劳成疾，五十多岁就病逝。

“爷爷有三子一女，都没有上过学。”章贵说，他的父亲也在1941年病逝，那时也就30多岁，胸口生了疮，没钱医治，躺在乌篷船上去寺庙求菩萨，死在了回家的船上。“我母亲没有办法，只得带着10来岁的哥哥和刚出生的弟弟去上海讨生活，哥哥当了童工，母亲做了保姆。因为没空带弟弟，就把弟弟送了人家。”尽管这些苦难过去了七八十年，章贵说起来仍然热泪盈眶，“家里还有一个妹妹，3岁就生病没了。而我跟着二叔长大，13岁就到外地做了长工。”

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给章贵分了土地，又分了两间房，章贵才从外地回到了家。1954年4月，因为和鲁迅家的渊源，章贵被招到鲁迅纪念馆担任讲解员。

“从那以后，我过的日子才像日子了。”章贵说，他是在工作中自学的文化知识，他这一代兄弟姊妹，仍然没有人读过书，“但我们的子女都上了学，都有了工作，或是做生意，全国各地都有。”

“这样的日子，恐怕爷爷做梦都不敢想。”

从“杨二嫂”到“老吴热线”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年轻时被称“豆腐西施”的杨二嫂，在《故乡》里鲁迅再见到她时已成为一个“辛苦恣睢”的老年妇女：明火执仗地从迅哥儿家中拿走用来喂鸡的“狗气杀”，甚至搬弄是非，咬定闰土在草灰里私藏了碗碟。

一篇《故乡》，不仅刻画了闰土的奴性，而且“雕琢”出杨二嫂甚于奴性的流氓性，这二者都是鲁迅强烈批判的旧中国的国民性。

鲁迅给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反讽的是，五十开外的杨二嫂，并无西施之美好，全是自私之刁蛮，充满贪婪的算计，“算”出了另一个绰号“圆规”，“算”出了愚昧的邪恶——虽也身在底层，却毫无向善之心。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到底，无路可走的旧中国，有多少“闰土”，也就有多少“杨二嫂”。

“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没有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是没有希望的。” 越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吴萍说，百年之后的鲁迅故乡，新时代的绍兴人，不仅物质富裕，而且精神富有。

新时代精神负有的绍兴人，与鲁迅笔下令人窒息的穷苦、麻木、自私的人物群像，更是天壤之别。

“老吴热线”，是越城区一个知名群众性公益组织。创始人吴岩兴是一位军队转业干部，1999年，他所在的企业倒闭，成了一名下岗工人。2001年，他通过招聘考试，当上了所在社区的副主任。

吴岩兴在工作中发现，群众反映的困难也好、矛盾也罢，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耐心做工作，真诚地帮助，群众都会满意。

从挨家挨户走访社区1743户居民到自学法律知识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从免费为群众修水电到给“空巢”老人代购物品，吴岩兴做了一张联系卡，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和承诺：凡是难事来找我，尽心尽力帮助你。

“老吴热线”名气大了后，群众不但是生活上的困难找他，就是邻里纠纷也找他。社区有两户楼上楼下的居民，因为房屋漏水闹了矛盾，找到吴岩兴后，他到两户人家一走访，找到漏水位置，拿出解决办法，“楼上住户负责堵漏和为楼下住户的墙面刷白，我来负责管道维修”，让吵了几个月的两户人家没了话说。

真心帮助群众，“老吴热线”越来越“热”。2010年，升级为“老吴热线党员互助工作室”，23名党员庄严承诺：只要在越城区范围内，群众有困难随叫随到。2017年，扩容为“越城区老吴热线志愿服务中心”，在全区设立了17个雷锋驿站，超过400名志愿者定点为有需要的群众服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我们这个公益热线成立的初衷。”吴岩兴说，这些年，遇到台风、洪水等灾害，只要雷锋驿站一号召，站出来做公益的群众就成百上千。

和“老吴热线”一样，在越城区还活跃着许许多多的公益组织，100万常住人口的越城区，志愿者注册人数竟达13万人。

早在国家推出“双减”政策前，越城区欢乐慈爱义工团就开设了爱心课堂，后更名为多彩周末公益课堂，免费为少年儿童提供多样化的素质教育培训。

孙恒怡是绍兴文理学院大一新生，她报名参加了多彩周末公益课堂，当起了志愿者，利用周末为小朋友们讲述红色经典故事。

“总书记在建党百年讲话中把‘希望寄予青年’，我们当代青年就要担当起这份责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孙恒怡说。

千年古城：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

《故乡》中，鲁迅对青少年时居住的古城描述得不多，但在他的其它作品，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等，可以窥到江南小镇的些许风物：台门建筑、河流纵横、士绅豪横、农民恓惶……

相传2500余年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成就霸业后，派遣大夫范蠡“筑城立郭，分设里闾”，从此绍兴在中国古城史上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座方圆9.09平方公里的历史名城里，古老的帝陵、庄严的城门、巍峨的塔寺、幽深的庭院，无不散发着历史气息。

68岁的陶亚琴就住在离鲁迅故居不远的台门里，小小的院落，有花有树有井。从乡下嫁到城里的她，把院落打理得干净清爽。她说，“现在古城改造得越来越漂亮，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风景里”。

2020年起，绍兴市开始实施“千年古城”复兴计划，拟投资300多亿元，以全城申遗的标准，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古城保护利用是一项综合工程，更是一项民生工程。我们在保留老城区特色空间格局和肌理的基础上综合改造，补齐历史街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越城区委书记徐军说，除了大型文旅项目，还推动了多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台门保护利用、环城河治理等民生项目的实施。

“里弄的马路拓宽了，每家每户的屋檐、门头都统一修复改造，尤其是厕所等生活设施，简直是千年的跨越。”陶亚琴说，她家的台门是两户共住，有150多年历史，“趁着这次改造，我们彻彻底底搞了次大扫除，把上百年的破烂物品清理了出去”。

沿袭千年的传统，绍兴古城的台门建筑，没有铺设下水道，因而既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浴室，给迈入现代生活的古城居民带来“时空交错”的烦恼。“下雨下雪，要走100多米去倒马桶，去吧担心路滑摔倒，不去家里又有异味；长时间不洗澡难受，只得在天井里拉个布帘，烧点水偷偷擦擦身子。”陶亚琴说。

和厕所浴室同步改造的，还有年久失修的屋顶，以及早已老化的线路，“现在住在古城，路上干净了，河水变清了，舒适感有了，安全也不用担心。”陶亚琴说，“听社区讲，将来还要建设数字古城，看病什么的都能在那个网上看，那日子好得不敢想。”

陶亚琴老两口每月有8000元的退休工资，生活开支3000元，剩下的5000元就成了老两口的旅游经费。退休后，他们去过西藏、新疆、内蒙古，去年还去了九寨沟，“既然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得到处去看看好风景”。

“鲁迅外婆家”：家家户户好才是真的好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

鲁迅最后一次回乡的路上，所见皆是了无生气的村庄。鲁迅笔下的故乡村庄，除了《社戏》中主人公外婆家所在的“平桥村”还有着美好的童年回忆，其余的往往破败衰落。

而在现实中，鲁迅的外婆家位于越城区孙端街道。无论是鲁迅的家人，还是鲁迅研究界的学者，普遍认为“平桥村”的原型，就是孙端街道的安桥头村。

“过去村里除了少数人家，家家户户都吃不饱饭。改革开放后，村民办起了作坊，一开始做网线袋、编草蔸、孵豆芽……现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多元，还办起了10多家企业。”村党总支书记宣明德介绍说。

在“平桥村”，“双喜”“阿发”都是摇橹的好手，而在如今的安桥头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了轿车。2019年，安桥头村创建了3景区村，新拓了停车场。“否则过年回来，大家的车都停不下了。”

但，宣明德也坦言，全村700多户、2063人，一半以上在外经商，村里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房子都是小洋楼，却没有多少有人住。村子是漂亮了，但总感觉少了点人气。”

在安桥头村头，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村头一片辽阔的彩色水稻田里，色彩各异的水稻拼成了一幅巨大的人物形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

“这是利用鲁迅外婆家的独特资源禀赋，规划的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的一个元素。”负责运营安桥头村的上海陆鼎集团董事长谭启钰说，按规划安桥头村将尽可能恢复旧时的风貌和传统文化活动，比如祝福文化节等，原汁原味再现《故乡》里的生活，打造《故乡》的故乡。

“乡村振兴，我们不能苛求村民都留在村子里，但我们可以挖掘每个乡村的独特优势，发展产业让乡村在留住人的同时吸引外来人流，最终实现乡村的人财两旺。”一手规划打造安桥头村乡村振兴工作的孙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彰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毕业的李彰介绍，安桥头村是绍兴市首批确定的乡村振兴先行村之一，走的是一条“文化解码——文学作品场景化再现——高质量业态资源助力”的文旅产业发展道路，“从今年的旅游数据看，来的游客超过了预期。”

“这些年村子的变化很大，群众满意度越来越高。”曾经当过13年村主任的鲁阿良说。

鲁阿良今年75岁，他的高祖父鲁安久和鲁迅的外祖父鲁安涤是堂兄弟。鲁安久族中行四，人称“鲁四老爷”。60多年前，鲁迅的妻子许广平来安桥头村会亲时，还和鲁安涤的孙媳妇见了面，小鲁阿良也挤在人群里看过热闹。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就是鲁安久。鲁阿良说，“鲁四老爷”的酒作坊生意，在儿孙辈的操持下，一度远销到了东南亚。“虽然家里不缺钱，但日子也不好过。解放前，他的父亲在求学返乡的途中，就好几次被绑架。赎金没少拿，人还每次都挨了揍，受了惊吓。”

“一家好并不好，家家户户都好了，才是真的好。”鲁阿良说。

名士之乡：永别了，孔乙己！

鲁迅在《孔乙己》中，塑造了一个在酒肆“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嗜酒如命，除了在咸亨酒店成为“短衫主顾”取笑的对象外，孔乙己并不被外人所关注。而且，他显摆文化，比如茴香豆的“茴”要鼓捣出四种写法，换来的是嘲笑和讥讽。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通常对《孔乙己》都这么解读。但这很可能是误读，鲁迅对孔乙己其实同情，如果说“怒”，更多的是指向那些凉薄的旁观者。著名学者孙伏园回忆，鲁迅曾就《孔乙己》告诉过他，此文之目的主要意在凸显社会对于孔乙己这种苦命人的凉薄。在那个时代，有文化的孔乙己，同样难逃悲惨；而“孤独者”魏连殳，迷惘、彷徨，死后“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

据老辈人回忆，当年绍兴城里，像孔乙己这样境况凄惨的人不在少数。“如果孔乙己生在当今，也能学有所用，说不定还能成为学者、教授呢！”

的确，如今的咸亨酒店，再也见不到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的顾客，多见的是新时代品尝新生活的绍兴人。

新时代的绍兴，对文化，对文化人，充满了尊重。“鉴湖越台名士乡”，这座千百年来人杰地灵、名士如云、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重拾尊重知识、崇尚文化的优秀传统，成为独一无二的“软实力”。

在绍兴，我们见到了何琳尔。这位绍兴市广播电视总台的制片人，一手创立了“绍兴朗诵群”，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聊友”每天都在热情地读着美文与诗歌，探讨朗诵的技巧、交流读书的感受，为正能量“鼓与呼”。 “绍兴朗诵群”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公益性网络朗诵团体。今年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绍兴朗诵群”组织了一场有一场赞颂党的丰功伟业的朗诵活动。何琳尔说：“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伟大的党。没有，绍兴一定还到处都是孔乙己，哪能像我们这样尽情释放对美好生活的欢欣？”

在绍兴，我们还见到了低调的黄震。这位主业是外贸的商人，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埋首于契丹、女真文字的研究。

法律专业毕业的黄震曾在绍兴市检察院工作，1997年辞职干起了外贸，挖到“第一桶金”后，逐渐拓展到房地产开发行业，事业越做越大。

“周围朋友研究古代书画、瓷器的比较多，受他们影响，2000年左右我也开始了古代文化的研究。”黄震说，2008年，在内蒙古开发房地产期间，偶然接触到据说是契丹文字的书籍，萌生了研究这些文字的想法。

“这是一个绝对冷门的学科。”黄震介绍说，1922年，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在内蒙古发现了一块刻着古文字的石碑，后来这块石碑的照片流传到欧洲，有德国学者认为是失传的契丹文字。但发现这些契丹文字近百年来，受限于研究资料和研究人员的不足，契丹文的研究没有太大的进展。

“当时的感觉是，这是老天给我的机会，让我看到了这些文字，我觉得有责任把它研究出来。”黄震至今回忆时仍难掩兴奋，10多年来，他收集了散落在民间的近万册契丹、女真、西夏等的书籍和佛经，一头扎进了古代民族文字的研究。

“这几个少数民族先后与北宋并存，他们都曾大规模组织人力物力翻译汉文化典籍和佛家经书，其中有一些流传到今天，这些珍贵的古籍善本尤其是部分契丹（汉）双语典籍，用事实证明了宋代汉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巨大影响力。”黄震说，这些年来，他已经整理出版了契丹、汉双语版的《史记》和《女真文词汇》两项研究成果。

“越是深入研究，越是对我们的文化充满自信。北宋的军事并不强大，但汉文化却被各民族竞相学习，充分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黄震说，今天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有文化自信，而且要研究如何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助力民族复兴的伟业。

“我比孔乙己幸运得多，即使这项研究在全国没有几个人，也没有人嘲笑，反而收获了许多粉丝。”黄震目前正在多方奔走，让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广泛认可，“我没有独占这些宝贵资料的想法。只要国家需要，我可以把它们捐赠出来。”

14亿人走在大路上

8月15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绍台铁路进入竣工验收阶段。这条高铁，在绍兴设绍兴北、上虞南、嵊州北、嵊州新昌等车站，将连通沪昆、商合杭、宁杭、杭黄、杭深高铁，接入长三角高铁网，绍兴进一步融入长江经济带。

“百舸千舟摇摇摇，一河两岸桥桥桥。”水道纵横的绍兴，乘舟（乌篷船）出行曾是绍兴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1919年底，鲁迅最后一次回到绍兴，有人按照《鲁迅日记》作了计算，从北京到绍兴，路上用了四天三夜的时间，使用了火车、船和轿子三种交通工具，其间还要在天津、南京、上海和杭州中转。

“十三五”期间，绍兴市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综合交通建设投资达到1137亿元，杭甬和杭长两条客运铁路专线建成通车，市内轨道交通实现“零”突破，高速公路运营里程达到535公里，在浙江省率先实现“县县通三条以上高速”。

百年之后，鲁迅故乡的巨变不仅是交通。

就在曹娥江畔，曾经辉煌的纺织业“染缸”、酱货产业“酱缸”和传统黄酒“酒缸”组成的老“三缸”，正变成代表纺织印染的“布片”、集成电路的“芯片”和生物制药的“药片”这新“三片”，绍兴走上了高质量发展道路。

鲁迅故居所在地的越城区，通过集成电路、高端生物医药这两大“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承接国家重大项目落地，集聚起一批影响力大、带动性强的标志性项目。

而整个绍兴，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位列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的前列。近年来，绍兴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以全国万分之八国土面积，创造出全国千分之六的生产总值。

百年中国，沧海桑田。鲁迅故乡不仅小康，走在共同富裕的大陆上，更在于人的表情，早已不是阿Q、闰土、祥林嫂的模样，而是 “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的模样。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民族，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于中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道路。

“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站在鲁迅故乡，回望百年巨变，品味 “民族魂”的寄语，我们对踏上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中国，更加充满信心。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期望：“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方立新、黄书波、冯源 参与采写：潘金洁琼、袁伟江、金亚萍、王思佳）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现状：因父母正在服刑，孩子成为事实孤儿，来自外界的歧视等问题难解决

小女孩玲玲（化名）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笑起来会弯成一对月牙。玲玲的爸爸在福建省永安监狱服刑，父女俩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在“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工作人员为玲玲录了一段视频，小小的脸蛋塞满了整个屏幕，隐约能看到面前的文具和扎起的马尾。玲玲说，“爸爸，我好想你，你什么时候回来？你要快点回来，我们都快长大了！”说完，她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一边，腼腆地笑笑。

“这个视频我看过很多次了，每次都会流泪。”“穿墙引线”组织机构、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又称红苹果公益，下称“红苹果”）工作人员邱添英说，和许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视频一样，玲玲的视频会被送入爸爸服刑的监狱。

像玲玲一样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遍布全国。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的调研，截至2005年年底，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近46万人，约占在押犯总数的30％，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超过60万。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王君健长期关注这个群体，他做过一个估算，以每年平均新增1.5万名在押犯人计，截至2018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数量约为69万。

红苹果帮扶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小俊（右二），与舅舅家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因父母健在，这些孩子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孤儿，也不能享受相应的补贴和援助。但因为父母正在服刑或对他们遗弃不顾，他们又在事实上处于无人抚养的状态。

为了照料这些孩子，自1996年起，太阳村、红苹果等公益机构在陕西、福建等地陆续成立，有的对孩子们集中抚养，有的为孩子提供经济援助。对60万服刑人员子女而言，他们来自外界的歧视、童年留下的心灵创伤等，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高墙内的会面

和玲玲一样，许多服刑人员子女多年没见过父母了。为了缓解孩子对父母的思念，自2014年11月起，红苹果开始组织“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总共4天3夜的活动分为两部分：前三天在监狱外，志愿者会和服刑人员家属、子女一起参加专业课程、生日会、户外拓展等，希望在活动中获得情感支持；最后一天，志愿者会和孩子、家属一起进入监狱，零距离进行亲情会见，久未团聚的一家可以看视频、做游戏，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

在志愿者林聪燕眼中，前三天的活动弥补了孩子们日常生活的遗憾。一个小男生告诉林聪燕来拓展营特别开心，因为这里的零食非常丰富。“他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零食，其实那只是一些小面包和牛奶糖。”

邱添英还记得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妈妈因贩毒被判了21年。2011年妈妈服刑后，爸爸组建了新家庭，男孩再没见过妈妈。

男孩和邱添英儿子差不多大，就连颈椎和背部前倾的毛病都一样，但他还有500度的近视。为了给狱中的妈妈准备一份礼物，他长时间地趴在地上画了一幅漫画。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小俊，和舅舅家的兄弟姐妹在墙上印了许多手印。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拓展营的重头戏是请孩子们为服刑的父母录制视频，这是最打动志愿者的环节之一。2019年的一段视频中，一名个子小小的、胖乎乎的男孩眼睛盯着地板，偶尔瞄一眼镜头，拿着话筒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爸爸，我想你了”，然后迅速把头埋到爷爷怀里。再抬头时，他的眼里有了泪水，讲话的声音开始颤抖：“我希望你能早点回来。”

一个缺了门牙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手指不停抠弄写有自己名字的胸牌，“爸爸，我爱你，你今年还好吗？我今年很乖。”

最后一天的亲子见面，更加牵动人心——孩子们可以越过厚厚的玻璃墙与父母亲密接触。

以邱添英的经验，这种高墙内的相聚并不容易：有的孩子离父母的服刑地远隔千里；有的老家属不知如何带着孩子探监；有的家庭非常穷困，拿不出去监狱的路费……但参加“穿墙引线”的孩子不用掏钱，所有活动经费都来自红苹果和爱心人士的筹款。

志愿者邱炎红记得，一次活动中，一个小学五六年级的女孩精心准备了一段舞蹈，想要跳给狱中的爸爸看。但见面时，爸爸一直在和弟弟说话，忽略了女孩。

邱炎红发现，小女孩有些不开心，站在旁边把头埋得低低的。到了拍照环节，爸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抱起女孩，原本闷闷不乐的小姑娘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在红苹果创始人林敏明看来，面对服刑的父母，年龄较大、上了初中的孩子心理更加矛盾。有的孩子见面前装作满不在乎，有的录视频时一句话不说，“但真见到父母，情感表露得最明显的往往也是这两类孩子。”

林敏明见过一个初中快毕业的女生，父亲在服刑，她和奶奶一起参加拓展营。录视频时女孩不肯对父亲说话，“还说他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想来，是奶奶叫我来的。”但见到父亲后，女生在父亲怀里泪流满面，是所有孩子里哭得最惨的。

从一栋乡村小楼开始

72岁的张淑琴曾在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工作，与服刑人员接触多了，她发现他们最惦念的就是孩子。有人说，“派出所带走我时，我正给孩子穿袜子，一只脚穿上了，一只脚还没穿”；有人说，“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的消息，我做梦梦到他被野兽吃了，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有的服刑人员因为子女下落不明崩溃自杀；也有人尝试越狱，就为了回家看看孩子。

对于夫妻都在服刑的家庭，张淑琴会趁着节假日去做个家访。比如陕西某县的一对夫妇，丈夫被判了17年，妻子被判了四五年，两人有5个孩子。

1996年，张淑琴在两人老家找到了夫妇俩的4个孩子，他们和70多岁的奶奶住在两个破窑洞里。张淑琴问奶奶，不是5个吗？“奶奶说大的生病没治好，已经死了。”

也是那一年，张淑琴和企业家郭建华一起，在陕西省三原县创办了第一家太阳村（儿童村）。那是一栋乡村小楼里的一层，面积大约200平方米，屋里摆着定制的木质小床和爱心人士捐赠的生活用品、食品等。

1996年，陕西三原太阳村（儿童村）开村仪式。图片/受访者供图

张淑琴参考了孤儿院的集中养育模式，把陕西省内的16名服刑人员子女接到一起同吃同住，再和普通孩子一样到外面上学。对孩子们而言，这栋小楼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

经过媒体报道，太阳村越来越有名，目前已在北京、江西、河南、青海、陕西等省份设立了9家，帮扶服刑人员子女上千人。“陆陆续续的，各地公检法常把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涉案人员携带的婴幼儿往村里送。仅2016年，上海一家法院就往北京太阳村送了16个孩子。”张淑琴说。

与张淑琴相似，48岁的林敏明也在司法系统工作，是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教官。2014年，他到北京太阳村做过志愿者，还考虑过创办福建太阳村，但最终放弃了。

林敏明认为，与太阳村相比，孩子更需要一个真正的家。另外如果由亲属抚养孩子，同样的钱可以帮助更多人。“60万孩子太多了，都要有人管。”

2014年6月，林敏明在福建省福州市成立了红苹果，目前已累计帮扶2000多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覆盖全国451个县市。与太阳村不同，红苹果提倡亲属抚养，帮扶的孩子住在各自亲人家中，红苹果会根据不同孩子的家庭困境评估，为孩子们提供分类帮扶，包括经济援助、心理辅导、安排亲情见面会等。每个孩子接受哪种帮扶措施，由志愿者入户走访后评估决定。

邱添英展示了一份《困境孩子评估表》，填写内容包括家庭经济情况、亲子关系、孩子成长需求等。其中，家庭经济情况下又包括收入、支出、居住环境3项；居住环境又被细分为房屋所有权情况、孩子是否有独立房间、家电设备情况等具体问题。

邱添英说，工作人员会根据这些问题评估每个孩子的困境程度，由此确定每年的具体帮扶项目。

尽管红苹果的帮扶面更广，但在张淑琴看来，集中抚养有时是必需的。

张淑琴记得，陕西的一对夫妇合谋杀害了同村的一名男子后，丈夫被判死刑，妻子被判死缓。这对夫妇的女儿与死者孩子同班，悲剧发生后，老师组织学生为死者的孩子捐款捐物，却对罪犯的女儿恶语相向。“女孩上学路上，有人朝她扔石头、吐口水，她就不敢去学校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怎么生存？”

张淑琴还见到过一对双胞胎少女，父母服刑后一直跟着奶奶住。孩子们15岁时被亲叔叔侵犯了，奶奶却捂着不让说，她们从家里逃了出来。

有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

无论太阳村还是红苹果，最初都是从监狱里获得服刑人员子女信息的。

张淑琴记得，太阳村成立前，她在陕西省女子监狱发过一次调查表，以寻找需要帮扶的服刑人员子女。两百多份表格发下去，至少90人申请帮扶，还附上了孩子情况、家庭住址等。

红苹果也在福建省内的监狱做过类似调查，收到服刑人员的帮扶申请后，工作人员会对其家属进行电话访问。“我们会告诉家属我们是谁、是怎样得到他的信息的，会简要了解孩子与家庭的情况。”邱添英说，确定家属意愿后，志愿者才会入户探访。有的家庭不想让孩子知道父母在服刑，会直接拒绝；有的家庭警惕性很强，误以为这是个骗局，会直接挂断电话。

更多的挫败感，出现在上门找孩子的过程中。

为了获得家属信任，张淑琴曾多次穿着警服到村里找孩子。“但很多人以为孩子父母犯罪了，我们也要把孩子关起来，根本不理我们。”后来，她会先找村干部沟通，再让村干部带着找家属。

林敏明也遇到过不少拒绝。一次，福建省女子监狱的一名服刑人员向红苹果申请帮扶，林敏明等人找到了她的老家。向村里人打听具置时，没人愿意指路。“那家孩子的妈妈杀人啦，你们还去干吗？你们可以帮助其他小孩。”

通过村小的老师，林敏明辗转找到孩子的家，没想到，爷爷得知来访目的后把他们赶出了家门。“老人嘴里一直说，他家没有这样的人。”

在太阳村，孩子们自己收拾房间、叠被子。图片/受访者供图

还有一些情况，申请被帮扶的孩子根本找不到。张淑琴想要救助的孩子中，有下落不明的，有被卖掉被送人的，有出门流浪乞讨的，形形。

1996年，张淑琴和陕西省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寻找一个男孩，爬过满是黄土的山坡，穿过泥泞的庄稼地，打开生锈的铁门，却只看到一个孩子生活过的房间：桌椅上布满厚厚的灰尘，土炕上的棉被破成了絮状，房角胡乱堆着一些红砖，煮饭锅扔在地上。村里人说，孩子已经离开两年了，没人知道去哪儿了。

据司法部2006年的调研，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着家庭经济贫困、辍学现象严重、部分孩子在外流浪乞讨等问题。调研结果显示，其中94.8%的孩子从未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整体生存情况并不乐观。

帮他们接受现实、改善自己

在红苹果秘书长傅雪兰的印象里，不少服刑人员家庭不会对孩子透露真相，他们会说爸爸妈妈出门打工了，要很久才能回来。因为许多小伙伴的父母也在外地务工，孩子们一般都会相信。

林敏明说，包括在亲情拓展营，他们也会把服刑人员称为学员，因为许多孩子并不知道实情。

尽管如此，不少孩子仍会发现大人的秘密，他们会装作毫不知情，把所有委屈压在心底。林敏明说，这些孩子非常内向，“很能藏得住心事”。

红苹果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封11岁女孩的来信，字迹歪歪扭扭，但心思细腻。女孩写道，自己三四岁时，爸爸因为偷东西被抓了，直到现在妈妈还在骗她。她知道有人叫自己“小偷的女儿”，也会在别人问到爸爸时“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妈妈现在有了新家，有了新的孩子，“不会把爱放在我身上了”。

接受帮扶的孩子，写给红苹果的一封信。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看到这样的信，林敏明非常心疼，他认为孩子上到小学三年级后，家长就该适时告诉孩子真相。但依据红苹果2018年对福建18所监狱的调研，17922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近一半可能不知道父母在服刑；约3/4的父母在孩子探监时未告知自身犯罪、服刑情况。

为此，红苹果特意开办了线上课程，想让家长理解为什么要对孩子说实话、怎么引导孩子理解并接受现实。林敏明会告诉家长，有些孩子长大后才知道真相，反而会更加生气，“即便是孩子，也有知情权。”

另一方面，预防服刑人员子女犯罪也是一个重要课题。2006年司法部的调研结果显示，这一群体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未成年人的整体犯罪率。林敏明说，他和工作人员分析过服刑人员的犯罪原因，发现近一半人的犯罪根源在于生活贫困、亲情缺失、教育不足，“服刑人员的孩子也面临着同样问题。”

2015年冬天，傅雪兰到一个男孩家家访，在村里转了一圈没找到，无功而返。3个月后，她再到村里寻找男孩，才发现男孩已经因为摩托车被收押了。

根据红苹果2018年的调研，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超过1/5存在触犯法律的行为，超过1/5存在网瘾、烟瘾、酒瘾等不良嗜好；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更多，约占总数的30%。

在张淑琴的印象里，刚接到太阳村的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孩子有的毛病他们都有，甚至更多。”有的孩子不讲卫生，不剪指甲，脖子黑得要命；有的孩子喜欢打架，会用棍子打破其他孩子的头；有的孩子会偷东西，甚至会翻访客的包……

为了改变这些不良习惯，张淑琴会每天检查个人卫生，不洗脖子的孩子脖子干净了就奖励一袋奶，遇到不剪指甲的小孩就打三下手掌心。为了防止孩子们打架，太阳村在周末组织了很多活动，比如接待、餐厅服务、指挥车辆等，还开设了二胡、手工、绘画等兴趣班。只要让孩子们动起来，他们就没了打架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犯错的孩子，太阳村也有惩戒措施，比如面壁、打扫卫生、蹲马步等。如果一个孩子很爱打篮球，他的惩罚可能就是别人打球时，他在旁边看着。

“前三个月是纠正调整的最好时机。三个月后，大多数孩子的问题都有改善。”张淑琴说。

社会还不够宽容

6岁的小爱（化名）是红苹果的帮扶对象，每年享受2000元经济援助，也参加过“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此外，红苹果每年还会到小爱家家访两次，以了解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

在新年的第一轮寒潮中，红苹果再次来到小爱家，不仅带来了大米和食用油，还为小爱准备了两本童话书。小爱圆圆的脸蛋上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穿了一件粉色羊羔毛外套，刚看到红苹果的白色商务车，就从门口躲到了二层的房间。

1月7日，小爱得了感冒，在家中吃药。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小姨说，小爱妈妈5年前被带走时，公安局就开了一辆白色商务车，当着小爱的面，妈妈被戴上手铐押走了。从那以后，每次看到白色商务车和穿警服的人，小爱都会躲起来，这已经成了孩子的习惯。

据林敏明观察，不少服刑人员子女都有心理阴影，还要承受外界的歧视。司法部2006年的调研结果也显示，如果父母都在服刑，孩子的生活状况将受到严重威胁。

2014年林敏明家访时，发现一个男孩手臂上、后背上都是铅笔、小刀划出的伤痕，问他怎么回事，他却不敢说。从邻居口中，林敏明得知伤口是男孩班上的同学划的，同学们叫他“犯人的孩子”。

为了掌握服刑人员子女在校情况，也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林敏明试图推动一个项目。他请老师们每周抽出半小时，一对一和孩子谈心，每谈心一次，老师可以得到50元补助。

通过家长，林敏明要到了100位老师的电话，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最终答应的只有5人。说到这里，这个中年男人流下了眼泪，“你能想象吗？只有5个人。而且有的老师说话非常难听，其他孩子都关心不过来，怎么关心这些孩子？”

童年遭受的歧视、“服刑人员子女”的标签，有时会伴随孩子一生，让他们难以走出阴影。张淑琴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两个在太阳村长大的孩子相识、相爱，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婚礼上，他们却不希望张淑琴出现。

婚礼前，男孩找人给张淑琴捎了话，“张奶奶，你能不能不要参加我的婚礼？”张淑琴很伤心，却能理解孩子的顾虑，“我一去，就证明他是在太阳村长大的。孩子们还不够勇敢，社会还不够宽容。”

她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对戒指托人转交给新郎新娘，关上手机，大哭了一场。

1998年，张淑琴和孩子们在陕西三原太阳村。图片/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些孩子，我不要求特殊照顾他们，但至少不能让他们被边缘化，他们应该得到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平等对待。”林敏明说。

新京报记者 李桂 韩沁珂

编辑 滑璇 校对 杨许丽

来源：新京报

梦见吃饭说明什么？

梦见吃饭与个人生活状态息息相关，代表着健康、财富等方面。从心理学角度看，食物还象征着性诱惑，梦见吃饭也意味着满足和快乐，因此具有性意味。

梦见独自用餐，预示家里可能会有争吵，朋友之间也会出现矛盾，或者失去地位和地位。

梦见和家人一起用餐，预示收入增加、生活舒适。这个梦也提醒你要多陪伴家人，不要冲动消费。

梦见和情人一起用餐，可能意味着爱情逐渐疏远，或者彼此之间的缺点越来越难以忍受，让你感到反感。

梦见和朋友一起用餐，提醒你注意身体健康，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醉酒等，否则容易生病。

梦见和别人一起用餐，表示家里或邻居、同事朋友中有人将办婚事。

梦见坐在墙上或高处用餐，预示会得到提升。

梦见和几个人一起用餐，但有人不吃，预示其中有人将遭遇灾祸甚至去世。

梦见和家人或朋友围坐在一起用餐，但气氛沉闷，说明你和家人朋友之间有些隔阂，需要加强沟通。

梦见在高级餐厅用餐，预示近期可能会有愉快的旅行或好事发生。

梦见在摩天大楼或旋转餐厅用餐，表示支出将减少，建议开始存钱。

梦见在普通餐厅用餐，预示工作或学习成绩不稳定，可能突然出色，也可能犯错或成绩落后。

梦见在餐馆点餐后迟迟不上菜，可能会被双亲或长辈批评。

梦见用餐时盘子打翻弄脏衣服，预示爱情方面会有波折，可能会出现情敌，要提高警惕。

梦见看不懂菜单，预示朋友众多，备受信任和尊重，经常有人向你请教问题。

梦见吃馒头、烙饼或硬面条，预示工作中会遇到挫折或生意亏损，需要更加努力。

梦见吃鱼，可能因为个性倔强而与情人发生小矛盾。

梦见吃用鸡蛋类的食物，预示家里将有男孩出生。

梦见用银盘子用餐，会大吉大利，生活富裕。

梦见狼吞虎咽地用餐，还可能象征着满足。

女人梦见和丈夫在桌子旁边用餐，预示即将怀孕。

梦见佳肴一直出现而吃不尽，人际关系会有所提升。

梦见死人用餐，意味着身体不健康，需要注意休息和保养。

周公解梦大全：“屋漏偏逢连夜雨”，梦见房子漏雨是什么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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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家是心灵的港湾”，在我们的梦境中，房子代表着我们内心的稳定和安全感。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当我们梦见房子漏雨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生活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挫折和困境，就像房子在暴雨中漏水一样。这种情景让我们感到无助和焦虑。然而，梦见房子漏雨并不是在警示我们可能遭遇的物质损失，而是在提醒我们内心的脆弱与困扰。

当房子漏雨时，屋内的温暖与舒适逐渐被破坏，水滴滴落，让人心烦意乱。这种情景在梦境中反映了我们内心情绪的泄露。或许我们正在经历一段压抑或焦虑的时期，需要寻找一种方式来宣泄和舒缓自己的情绪。

房子漏雨不仅仅代表内心的情绪泄露，也可能象征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出现了破裂。就像房子的屋顶无法阻挡雨水一样，我们的人际关系可能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这时候，梦境提醒我们需要面对这个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修复被破坏的关系。

在梦境中，我们看到房子漏雨，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漏雨的房子仍然是我们的家，它仍然具有价值。这是梦境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可能会面临困境，但我们仍然有内在的修复力量。我们可以通过接纳自己的脆弱，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重建我们内心的稳定与安全感。

《周公解梦》中对房梦漏雨也有相应的解释。按照《周公解梦》的观点，梦见房子漏雨可能预示着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和困扰。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关系的问题已经成为许多人面临的挑战之一。家庭成员间的矛盾、沟通不畅、价值观的冲突等问题，都可能在梦中以漏雨的形式显现出来，提醒我们应该关注和解决家庭关系中的问题。

当我们梦见房子漏雨时，我们不应该将其简单地视为不幸或者不祥的预兆。相反，我们应该从中寻找深层的启示。这个梦境提醒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挫折时，我们需要找到内在的修复之道。我们应该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泄露和人际关系的破裂，同时相信自己有能力修复和重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困境中找到希望，并继续前行。

你曾经梦见过房子漏雨吗？你如何理解这个梦境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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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完-

东躲西藏野外求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