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算命免费的(我想算命免费的2020)

“聋哑高僧”街头免费算命 现场还有“翻译”见了警察全现原形

“高僧”街头算命，现场还有“翻译”，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还可买“佛牌”消灾避难，这只是团伙的手段。2月2日，公安新城分局通报了一起冒充“高僧”案件。

1月10日10时许，在新城区西五路某医院住院的游先生像往常一样，到医院门口的早餐摊买早点。这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群人簇拥着一个身着“僧袍”的男子，好像在讨论着什么，人群中不时传出“真神”的赞叹声。受好奇心驱使，他也上前看热闹。挤在人群中，他听见周围的人都在议论着“这高僧真‘神’，把俺屋的事情算得准很......”“我刚算了一下，确实是‘神僧’呀，上个月我家......”等等。这时，他才了解到，人群中的“高僧”是聋哑人，专门给过路人“免费算命”。因为这位“高僧”不能言语，身边懂手语的“翻译”显得格外忙碌，一会给这个答疑释惑，一会给那个翻译“高僧”所指。

围观过程中，游先生不知不觉地就被挤到了人群最前面，看着大家各自争相询问“高僧”，想着反正是免费“算命”，他也尝试着询了一卦，“高僧”在人群中比划了几下。此时，旁边通晓手语的“翻译”主动一番释疑，便让游先生喜中有忧。喜的是能有90岁高寿，忧的是必须先躲过近日的“灾祸”，但如何避灾那人却又欲言又止。听到这些，游先生顿时“上了头”，开始连连催问。原来算命免费，但是请神“避灾消难”却需要请“佛牌”庇佑，为了消灾避难给自己和家人保个安宁，游先生将身上所带的900元全部用来请了“佛牌”。交钱后，拿了所谓的“佛牌”，对方就劝他赶紧拿着回病房。刚离开几步，他还想再问几句时，才发现之前还围观的人和“神僧”都不见了。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肯定上当了。

“高僧”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当时，游先生顾不上换病号服就急急忙忙跑到公安新城分局西五路派出所报警。根据游先生提供的线索，民警初步判断，他肯定遭遇了团伙。随后，民警通过大量走访侦查后，发现该团伙自2020年10月以来，先后在未央、长安、灞桥、雁塔等区作案。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摸清了这个团伙的作案规律和活动范围后，西五路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在多个地点布控。

1月21日，当几名嫌疑人再次出现在西五路某医院门外的天桥上时，被早已守候在此的便衣民警控制，并当场查获了用于作案的僧服、皮尺、佛吊坠、铃铛等工具。

至此，一个在西安市各大医院、菜市场、公交车站、天桥等地，以“算命看相”“消灾避难”为伪装的团伙被新城警方成功打掉。

经查，警方已落实该团伙用此类手法作案10起，涉案金额7000余元。所谓的“聋哑高僧”既不聋哑，也不是僧人。他们只是为弄钱纠集在一起，没有正当职业的者。目前，5名嫌疑人对利用迷信实施供认不讳，全部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警方提示：希望广大群众尤其是中老年人以及病患者要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崇尚科学，切勿相信天降灾祸、鬼怪害人、消灾避难等迷信之说，不要轻易将财物用于购买所谓的能够庇佑平安的物件，遇到过于热情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上当受骗，要及时报警。相信科学，拒绝迷信，同时奉劝所谓“高僧”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文/图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王涛　实习生雷晨越

永不过时的项目，风水算命术，在家兼职就能赚钱，月赚10万

唉，今年运气不好，没赚到钱。我得找个大师给我算算，改改运。

最近店里生意不多，找个大师买个开光的风水摆件，提升下店里的风水。

最近什么事都不顺，处处碰壁，倒霉的事都让我遇到了，是不是冲撞了什么东西了？我得找个大师看看。

上面这些都不陌生，我们身边人或是自己都可能遇到过，人们喜欢在遇到挫折，迷茫，失败的时候寻求心里安慰，有的事情家人或是朋友给不了这种安慰，所以就寄托到算命或风水大师的身上，得到他们的指点，让你得到心理安慰。

最后你会觉得，哦，不是我不够努力，是我今年运气不好。不是我营销方法不行，是店里风水出了问题。听到这样的回答后，你会得到心里的释放，麻痹自己，从而你会越来越依赖这些。

咳咳，有点跑题了。

我今天要给大家聊的就是这个经久不衰的风水算命的项目，这东西信的人比不信的多。很多人喜欢把最近遇到的不顺，失败，纠结到风水命运上去，通过这些来取得心理安慰，自我麻痹。既然有需求，那么必定有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挺大的。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干货，先看下搜索指数。

再看下某宝的销量，每个店铺都是月销3000左右，折合每单30元，月入10万很轻松了，而且这种客户90%还都是回头客，并且还会自动裂变客户。

既然今天打算给大家聊一下这个项目，那我就会把详细操作流程和大家说一下。怎么引流、这怎么给人家算命、还有话术操作流程。

先说说这个算命工具吧，用点心都能找的到，实在找不到联系我，我发给你。

有了这个软件，你已经完成成为大师的第一步了，一般的问题都能应付。

再说话数，做这个话术是不能少的，你不给人说的头头是道，怎么能让人家相信呢。话术也好解决，从面相到风水，要什么有什么。整一套，认真学习下就行了，话术也熟练了，你差不多就是一个准大师了，90%的客户你都能搞得定。

再说下引流怎么搞，我觉得这个项目引流最简单了，我们在朋友圈应该都遇到过，扫码免费算命，这招肯定好使，不然可定不会这么盛行。既然好用，我们照搬就行了，自己做个带广告的二维码，先让身边的朋友分享下，谁还没有十几个朋友不是。朋友分享朋友，很快就会裂变出去。

再说说别的方法，老地方，贴吧，抖音，知乎，等等，发帖就行了，最好整个软文，什么通过看了风水，赚了大钱之类的，效果很好。

但是注意不要乱发，注意每个平台的发帖规则。

这样引来的客户，第一次最好给人家免费算一次，留下来的基本都是准客户了。

让他们分享朋友圈，又会帮你招揽一批生意。

这个不用你怎么说，只要话术对上了，软件OK。他自己就会帮你打广告。所以我说这个项目很好做。

最后整理下操作流程吧：

第一：注册个公众号，不想注册引流到自己的微信也行，把朋友圈打造一下，不知道怎么弄，你就去网上加个大师，看他朋友圈，照搬就行了。

第二：电脑下载个这种软件，有实力的最好不要用破解的，这种软件是根据某些书编译出来的，正版的能得到很好的更新。

第三：学习下这类的话术，别人问问题都能够用专业的话术，去回答人家。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如果想操作，可以关注我，私信给我，我会和你详细的聊一下。

在线卜卦、AI看相……算命师傅们开启了“网络战场”

“缘主，我看你印堂发黑，恐有不祥的事情呀。”

走在马路上，你有没有被“算命的”纠缠过？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达，算命占卜这门生意也开启了网络战场，在线卜卦、专栏讲解、AI看相……当年街上拦过你的算命师傅，现在可能正在屏幕后指点着你的人生。

但是，他们真的很“灵”吗？

你在淘宝上算过命吗？

隐蔽的屋子、天桥上的小摊、神神秘秘的《易经》图谱，是很多人对算命活动的印象，不过现在，你跟“大神”之间的交流，只需要一个手机。

在网购平台上，只要在搜索框键入“算命”，就能看到许多仙风道骨的师傅，销量最高的店铺，30天内就能卖出8500 件，交易成功的有6000 件。

算一次命，价格多在50-300元之间。在客服发来的业务讲解中，有姻缘、事业、财运等等项目，个人综合全科还可以组合打折。

基本上所有的商家都写着测不准可以全额退款。一家收费较高的店铺号称，本店是先根据八字推算一二前事，符合了再测未来，要是不准确，大可以直接退款。

记者选择了其中销量较高的一家店铺下了单，在提供生辰八字信息的30分钟后，“师傅”就发来了多段语音，表示会在不久后遇到满意的缘分。

但换了一家店铺，另一个“师傅”则说，“你的八字格局里有煞，遇到了也可能不行”。

分析到最后，他建议记者去恭请一道化解的“灵符”：

“我自己做些努力有可能吗？”

“这是唯一化解方法。自己是改变不了的。”

再去搜索“灵符”，画风是这样的：

想要爱情美满？来个“爱情锁心符”；

想要财源广进？来个“转运财运符”；

“特强回心转意符”、“死心塌地符”、“平安健康护身符”、还有专门定制符……总之，大多数的心愿，都能在这些符里找到。

当算命也玩起“黑科技”

正在上学的张然(化名)数了数，自己已经算过七、八次命了，因为考虑到未来的工作和婚姻，“什么都不确定，心里就跟一种执念一样就想算卦”。

她坦言，都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和迷茫，加上受到综艺节目和周围朋友的影响，所以想去试试。

第一次算命，张然是跟着亲戚去的，不过后来她发现，现在的算命师傅都开辟了“网络战场”。比如，她就在某知识分享网站找到了不少打广告的师傅。

还有，微博上永远不会落下热点的“命理大师”。特别是娱乐新闻的评论区，他们的抵达速度总是远远快于大多数的吃瓜群众：

微信朋友圈，也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在线占卜：“免费看手相，只限女生，很准的哟。”要么转发朋友圈获得两百个赞，要么选择掏钱一对一服务。

如果二维码测试看起来已经习以为常，现在还有更先进的“黑科技”——AI看面相。

一款名叫“面相研究院”的小程序曾经风靡朋友圈，号称用人工智能来测面相，准确率高达95%。只要上传一张露出五官的正面照，就能换来一份人生事业、财富、爱情的分析报告。

小程序的简介这样写道：“由3位国内资深相学大师整的面相学基本概念，和5位人工智能工程师运用深度神经网络学习语言，让AI学习近20万拥有108个定位点的真实人脸样本数据。”

尽管没有更科学的证据表明用人工智能算命有用，但付费算命课、小程序在线占卜的花样依然层出不穷。

几个人，上千万的生意经

2019年年初，微信公众号“s神棍局s”被封号，有网友评论说：“算天算地、却没撑过自己的水逆。”

“s神棍局s”的主要业务，号称是通俗易懂地分析风水、命理、面相、性格等“玄学”。

但这个只有8个人的团队，曾经在6个月内涨粉36万，制造出数篇10w 文章。2017年，神棍局获得数百万人民币的天使轮融资，2018年又完成了Pre-A 轮融资，累计融资金额近千万元。

除了讲解风水，他们的获益方式还有微信算命。90分钟与命理师对话过去和未来，便宜的2000，贵的要一万元。每周，每个命理师的25个预约号“十分钟内就抢完了”。

2018年底，一篇《北京望京SOHO风水大局，互联网“滑铁卢”？》引发热议，文章称望京SOHO所在地存在八字路煞、反弓煞等等风水大忌，还举例了多个陷入困境的入驻企业。随后遭到起诉。

3月18日，望京SOHO起诉自媒体“神棍局”的侵权诉讼案正式开庭。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表示：“相信公正的法律会战胜‘神棍搅局’，相信科学理性会战胜封建迷信。”

为什么痴迷于算命？

从地摊走向互联网，为什么人们总是痴迷算命？

2005年，中国科协发布的《第三次“中国公众对未知现象的抽样调查”报告》指出，在中国，四人中就有一个人“非常相信”或者“有点相信”算命，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算过命，还有2/3的人表示日常的行为会或多或少受到算命结果的影响。

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多重选择，算命成了一些人摆脱焦虑的出口。

“人在迷茫期都会想个精神寄托或者安慰的东西。”前几年，当张然还在仔细询问算命结果的时候，师傅甚至告诉她，没事不要太依赖算命，还是要注重现实。

尽管各大店铺都表示如果不准可以退款，但它预测的都是未来的事，早就超出了退款时效。

张然后来发现，自己看了很多次命运，最后也只是为了图个心理安慰，对结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上世纪，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通过试验发现了“巴纳姆效应”的现象，即人往往具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已的特点，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

于是，当心烦意乱、对生活失去了控制感，所谓命运的解读就给了人生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久而久之，时常想着用算命结果对标，就自然有希望变成大师描述中的生活，也自然觉得“灵”了很多。

如今，张然早就不热衷算命了，“目标明确了，内心逐渐能稳定了，就没那么大兴趣了”。她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当下的事情。(任思雨)

，寄生在情理之间

，未曾从人们的视线中移开过。如果不是家人或本人亲身经历，我们似乎也习惯了以为那只是一些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的套路。

最近，多起相关的案件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也让这个话题再次变为热点。随着被骗缅北的中科院博士归国后袒露受骗始末，多位“秀才”的中老年受众讲述内心纠葛，原先奇观之下的“”可能逐渐让大家意识到，这与当下每个人的生存境遇息息相关。再以报道标题为例，“为领礼品刷单险被骗547万”、“男子冒充女大学生10余万”，它们原本是这段时间的社会新闻，但如果说是发生在一年前、两年前或其他任何一个已有互联网的时间点，都不奇怪。足可见之普遍。

2019年，孙中兴在台湾大学将“社会学”带进了大学课堂，希望从社会学的视角回看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在孙中兴看来，从来不只是单纯地“骗”而已，它是寄生在信赖之上而成长的过程性事件。人们并非只要不贪图小便宜，就不会上当受骗。对突破阶层的渴望、对情感的潜在需求，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如今事件中的诱饵。说到底，是一场关乎社会信赖的攻防战。

《孤注一掷》（2023）剧照。

不过，这并非他关注的全部——“说起，这里面我比较关心的，反而是一般人比较不关心的部分。”

在社会学的第一节课上，孙中兴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采访身边三个人，收集各自的三段（受骗）经验，并提供自己的三段相关经历。他笑称，这样就能一次性听到十二个故事。“课”开了三年，三届学生“贡献”了上百个关于的故事，而令他困惑的是，在每个人的求学经历中，考试作弊几乎是最常接触到的“”，但没有一个学生把它写进作业。

“谈起，我们好像都默认这是别人的事，和自己无关。生活中我们对家人亲友、老师同学、恋人朋友撒点小谎好像都不算什么，见怪不怪。”在孙中兴看来，实际上这和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他并非反对日常的“客套话”，也无意主张在任何场景都要讲述绝对的“真话”，只是提出，与其社会层面笼统讲“不要说谎”，更重要的是讨论“分析时机”，什么情境下，什么程度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而哪些又涉及底线。当触及底线时，我们的社会又是否能够提供一些别的选择，而不是让人们错以为，只有唯一的路可走。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自觉，在社会层面宣传反诈几乎是不可能的。”

孙中兴，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7年出生于台湾，祖籍河南商水，198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开设课程有“社会学理论”“爱情社会学”“幽默社会学”“孔子：社会学的研究”。其所开设的“爱情社会学”曾被台大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在“课”之前，孙中兴还开设有爱情社会学、幽默社会学等课程，在两岸三地都颇受欢迎。人们喊他“老顽童”，他上课没有“架子”，留着白胡子，手上常常拿把扇子，透过他的讲述，学生们常会感慨，“原来做研究也可以很有趣”。

2022年，65岁的他正式退休。很少有学者会在退休前还开新课，但孙中兴没那么多顾虑，社会学是在他退休前三年才开设的，那之后，他又开了门“怪奇社会学”，起因是想不通为什么有的人或事会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另外他还开了门“比较文明与全球伦理”，这门课相对严肃些，他发现虽然如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已经很深，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好像还是传统的“天下观”。

总之，你很难在他的眼中看到人到暮年的那种静止。他说“退休”和“毕业”一样，“我最早学英文时，‘毕业典礼’叫‘commencement’，是‘开始’的意思，所以‘毕业’和‘退休’都是把你学到的东西拿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近日听闻三年前的“课”即将繁体版成书，我们联系到孙中兴，从缅北等新闻事件聊起，进而延伸到与信任、情感、知识等相关议题的连接。最后也想借这次采访，和读者一同走进这位“老顽童”退休之后的“新”生活。

采写｜申璐

的“生长”

新京报：久违，孙老师。2017年，我们曾围绕爱情这一话题与你有过交流。彼时你开设的公开课“爱情社会学”因智识和风趣在两岸三地都颇受欢迎。如今时隔六年，你的关注领域在不断拓宽，新书《社会学》繁体版也将在台湾地区出版。连日来，关于缅甸电信的新闻在大陆地区备受关注。不知道身在台湾的你对此是否有所耳闻？

孙中兴：最近我也在关注缅北电信的相关新闻。如今这种大规模在组织分工上越来越严密，内部分工越来越细，有相应的激励制度，话术也更加精密，就像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这几年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他们开出的高薪回报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具有很大诱惑力。

实际上在缅北电诈在大陆引起关注之前，台湾已经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很多年轻人会私自前往柬埔寨的KK园区，警方得知相关消息后曾在机场组织劝返，但还是有人去了。以前我们的新闻常说，台湾现在输出了很多犯到东欧国家、东南亚国家，这让我们觉得非常难过。

总之，我相信警方或有关机构一定掌握着具体资料，不然能写出《孤注一掷》这样的剧本的人，不可能仅仅是凭空构想的，只不过大部分学术研究没有渠道接触到这样的资料。

《社会学》（繁体版），孙中兴著，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9月。

新京报：前不久，“中科院博士被骗至缅北”曾引发了公众讨论。由于受骗者的“博士”身份，互联网上有不少声音感慨“博士读了这么多书，竟也这么容易被骗”“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道理，博士都不知道？”且由此还再度引发了关于“读书无用”的争论。对此，你怎么看？

孙中兴：我想这本质上是否还是同个体的处境有关。如果他不为收入焦虑，缅北还能成为一种诱惑吗？当然这也很难完全下定论，一旦失去道德底线，人就可能被更大的欲望所俘获。这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它不是到大学才被教育的，应该从小就明确：“人到底能不能为了钱，去做亏心事”。

另外就是，新闻媒体只是报道了一位博士受骗，我们就不要认为所有的博士都会如此，进而上升到整个“读书人群体”。至少我认为这可能是做评论该有的准则，也是比较好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怎么办呢？因为一个博士受骗，所以撤销所有高校？大概不能这样因噎废食吧。不要谴责受害人，也不要殃及无辜。有些被骗的人很容易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因受一个人骗而对社会上所有的人失去信赖。

如果我们真地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不如去看看他的成长经历，他在求职过程中是否有过阴影？究竟是什么事情导致他最终走上了那条路？我常常觉得，社会上发生的很多新闻背后，我们要不要去了解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要一下子就去下定论、贴标签，“这是坏人，那是蠢人……”去理解他们才有可能在以后的防上真正获得实效，要让他们的经历成为“教材”，而不是让他们本人成为“替罪羊”。

我在教书期间也反复和学生说，不要因为一时的利益作弊，如果真的过不去，坦诚讲出来，学习上遇到什么障碍，我们一起想别的办法。顺着这个逻辑，有时候我们其实真正希望的是人们能有多一些的路子可以走，而不是只有唯一的选项。

《Tinder王》（The Tinder Swindler，2022）剧照。

新京报：这一系列缅北电信案中还暴露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些被骗至缅北的年轻人大多出自底层家庭，抱着想要改变家族命运的冲动铤而走险，去往当地后幻梦破灭，也连带将一个家庭拖进更深的沼泽。当成为短期密集出现的热点事件时，这是否也与人们所处的更大的社会环境，或者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有关？

孙中兴：我不太了解方的具体情况，权且当个推测。他们是否有过童年阴影，因而选择在成年之后以报复社会的方式转移出去。或者他们是否曾在正常的社会体系中被不当对待，进而以更极端的方式对社会上的其他人进行无差别报复。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尔虞我诈的社会，以金钱为最高价值，今天在社会中我是强者，是狼，其他人都是羊”，可能还会将这种狼性放大在不恰当的地方。长期下去，它最根本损害的还是社会内部的深层信赖。

另外这件事也让我想到，社会整体层面的道德氛围问题。还有些者的逻辑认为，只要没被抓到就不算犯罪，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注：该句出自清代周希陶的《增广贤文》，其中的“娼”泛指为了富贵生活不惜手段的人。）

新京报：你之前也曾开设关于爱情的课程。这让我想到近几年大陆出现的另外一类引发争论的案件，与情感和都有关系。从前些年，“六旬阿姨疯狂迷恋靳东”的新闻连续多日登顶头条，到近日网红“秀才”骗取中老年人天价“打赏”。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是否也能从虚假的“骗”中窥见一些表层之下的“真实”需求？你会怎么看中的这种情感置换？

纪录片《走进柬埔寨团的“杀猪盘”爱情陷阱》（The Pig Butchering Romance Scam，2023）画面。

孙中兴：说起来很遗憾，在如今这个社会，很多人没有情感训练或情感教育。当情感一旦来了，对方可以对你嘘寒问暖，三餐关注，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这些不是一次性或一天完成的，它通常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台湾的科学园区经常有男性工程师被骗，通常金额在70万台币左右，对方就收手了，而再往下就骗不下去了，因为下一步就是见面。

在台湾，中年男性和女性上当受骗的情况也相当多。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很难获得感情体验，但同时仍然对感情有强烈的需求，这个需求就容易被利用。日本几十年前有个电视剧叫《爱情师》，男主每一集一位女性的感情，但到最后，没有一位受骗者起诉，她们都觉得对方给了自己一场非常好的爱情，虽然是假的。当时我在看这部片子时觉得，这太没道德了，但转念也会想，有些人在这个社会通过正常的渠道可能是谈不到恋爱的。这是社会中不公平的一面。

我不是在为者辩护，只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情感从来不只是年轻时的需求。情感中的我们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花些钱，这算什么呢？为所爱的人做些事，这又算什么呢？这本是情理之间的事。通常就寄生在这些情理之间的事上，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展，所以我一直强调是一个过程。

但我始终觉得，钱失掉还好，感情失掉也还好，最大的失去是对一般人的信任。信任通常有两个层次，一是人际信任，因为你和我有某种关系，比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学缘关系，所以我信任你；另一种是制度信任，人们通常认为，你是政府机构，不可能骗我吧？你是正规的股票上市企业，不可能骗我吧？而方往往就是模仿这些拥有社会信任的一方来实施，或者说，是寄生在信赖之上而成长的。

新京报：你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讲爱情其实是在谈平等”，那么，透过这个现象，你主要想探讨的是什么？

孙中兴：这里我最想谈的是“以不骗应万骗”。是很实际的问题，人们常常会困惑，为什么我们天天讲“防诈”，依然还有那么多现象存在。这既与观念相关，本质上恐怕还要靠更大范围的制度完善。

首先是从自我做起，包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保有起码的尊重，尤其在家庭环境中，父母不要总是以“为你好”之名就把孩子的一切需求堵死，这样下去亲子关系也不会改善。特别是这个时代，今天年轻人受的教育和父母一辈是很不一样的。其次是制度层面，公权力如何让守法的人不觉得吃亏？这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平等”问题，如果作弊者得高分，行骗者锦衣玉食，这不是把人逼上梁山吗？越是在公平的制度下，就越没有容身之所，大家各凭本事，这是良性的生态。

不只是“骗”

新京报：谈及，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只要不贪图小便宜，就不会上当受骗。据你的观察，事实如此吗？“是否陷入”会受到哪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孙中兴：在谈这个问题前，我先讲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说起来也不算太丢脸（笑）。有一年冬天，我和朋友吃完饭出来，刚下公交车，旁边有个西装笔挺的老先生，他拿着电话在跟另一边讲：“糟糕，我的皮包拉在出租车上，今晚回不去了，赶快想办法。”他不是在跟我讲，我只是碰巧在旁边而已。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觉得你联系你的朋友帮忙就好了。前后相隔不远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停在红绿灯路口，老先生还在讲，他的“基本信息”我几乎都听到了，就有些动了恻隐之心。

我就去询问他目前怎么样了。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自己是某电子公司的副理，着急地说今天必须要赶回去。于是我问他大概需要多少钱，当时台北还没有通高铁，他说他从高雄坐飞机来，需要2000多台币。我追问是否这么多钱就能解决问题，他扭捏说：“不瞒您说，我的旅馆费用还没结，您帮我就帮到底吧。”我后来一共给了他5000台币，对方还一直强调说“不是给我，我会还的”。言语间他上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那时我才反应过来，这钱他怎么还给我呀？

后来得知，这样的事件在当时附近的大学城屡有发生。所以你看，其实不贪图便宜的人也有可能上当受骗。这样的说法还是将责任全部转嫁到受骗者身上，是对“完美受害者”的想象，但关注点其实应该是施骗者的骗术。

话说回来，我也会自责当时自己为什么这么“傻”。这本书中，我不断在讲不要谴责被骗的人“傻”，我们的社会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傻”维持信赖的运转。这些事情就像是生活中的“苍蝇”，很难完全杜绝。但类似缅北导致家庭倾家荡产的事件，公权力一定要介入，才能够让生活在社会的“老实人”觉得这个社会有在保护他，不然这个社会就难维持，可能会变成“人吃人”的社会。

《农民工进城防骗手册》，刘云志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新京报：这就需要回到关于“”的界定上。是一个内容驳杂且相对模糊的范畴，在你的研究中，你是如何定义“”的？为什么说“不只是‘骗’而已”？

孙中兴：我往往会在第一堂课上做一些语言层面的辨析。说起“”，回看《说文解字》时我们就会发现，里面并没有记载“骗”这个字，不过其中有“欺”字，另外还有一些言字旁有关的字。“骗”这个字实际上大约到明朝时期，才普遍流行起来，但依然令人觉得奇怪，“骗”和“马”或“扁”有什么关系。另外我也结合了有关专家对或说谎的定义。综合看来，“”指的是与事实不符的事情。一方面是语言和现实世界不符；另一个方面是语言本身前后不符，自相矛盾，这也叫“”。有研究还会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当事人所说的话和心中的本意不符，比如客套话也算一种“”。

新京报：前些年，大陆流行有“拍花子”的说法。受骗者称自己在走路时被“拍了一下”，对方用喷洒、涂抹、捂闷的方式让自己失去了判断能力，这种说法经媒体大肆报道渲染，逐渐在传播过程中走样，甚至衍生出当事人被“拍”后“丢了魂”的说法，但后经证实，最初其实是受骗者编造的故事。台湾是否有类似的新闻？受骗者为什么会编造这样的说法自我欺骗？

孙中兴：台湾早些年爆出许多有关“金光党”的新闻。受骗者在路上偶遇一袋假的金饰，此时骗徒出现称“见者有份，五五分成”，但黄金不像钱一样，还需要去兑换，而当受骗者回家拿钱交给骗徒后，带着金饰去兑换才发现是假的。后来有新闻报道披露，这些受骗者都觉得当时自己被“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有人去咨询医生，特别是麻醉科医生，是否存在类似武侠小说中的“”，医生回馈说应该是不可能。之所以有类似的说法，大约是受骗方觉得很丢脸，自己因为贪财被骗，多少有些说不出口，但如果是受“蒙蔽”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好歹是个“受害人”。

《诈欺游戏》（ライアーゲーム，2007）剧照。

不仅是受骗者，施骗方也会有一套和常规不同的想法。我曾听过一个相当夸张的说法，作弊的学生称“如果考试不作弊，老师会不高兴”。当时听后我十分震惊，那个学生解释说，如果不作弊导致考试分数低，老师会觉得自己没有教好。显然这套逻辑是有悖于常识的，但这的确是当事人为自己行动辩护的逻辑链条，他（她）必须如此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

新京报：广义而言，是谎言的一种实践。你在书中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谎言的流变，以及人们对于谎言所做过的思辨性讨论。即便时至今日，当我们谈论谎言时，“善意的谎言”都仍处于一种道德善恶上的模糊地带。而值得怀疑的是，引入道德主义的视角看待谎言本身是否恰当？

孙中兴：这涉及研究中的“动机”问题，也就是常言道“为你好”。日常生活中我们熟知的大多是恶意的，但通常在最开始阶段，这种恶意是很难被识别的。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学习过如何判别对方是否存有恶意，更何况如果对方有心骗你，他（她）刚开始一定是表现出“善意”的。

前些天有学生也问起我，事情是奶奶疼爱的孙子离世，家里人决定瞒着奶奶做一个AI语音，骗这个奶奶说孙子到美国了，然后隔三岔五给奶奶发个“语音”，这个学生是被要求负责技术层面的操作。他问我说老师这个算吗。我说这是标准，只不过这是所谓的“善意的”，欺骗的是对方的情感。

刚刚我们忽略的是，中还要具体看两人的关系。如果是很好的关系，需要用到善意的谎言吗？不能告诉对方真相吗？你觉得他（她）承担不起吗？回到这件事，我反问说你决定什么时候告诉奶奶真相，难道要到她临终时意识模糊的刹那，在她耳边大喊“奶奶，你的孙子已经在那边等你啦，你放心去吧”？这听起来有些黑色幽默。但真的要这样吗？那时奶奶心中在想什么呢？我个人觉得不需要通过谎言来维系关系。

上升到社会层面，如果我们都彼此维系你好过、我也好过，久而久之还有人愿意说真话吗？而且所谓的道德有时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的，当真存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谎言吗？当我们谈论道德主义时，还需要增加一种对“权变”的考虑，真正的大仁是，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古人也常说“行权有道，可以自贬损以行权，但不能害人以行权”。现在我们所讲的很多借口，都还没到那种地步，但已经开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社会学”？

“学”！

《反小组》（Squadra Antitruffa，1977）剧照。

新京报：我们谈了很多有关的分析，回过头来，我其实很好奇，你最初是如何关注到这一现象的？毕竟从“爱情”到“”，这一跨度还是相当出乎意料的。

孙中兴：这和我一贯的学术立场有关。我一直认为，学术就应该与生活发生关联。在社会学中，我虽是研究理论出身，但我在美国所受的理论教育是，理论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去检验。因此我习惯用理论去看身边发生的事情，除了前些年的爱情社会学外，我还教过幽默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而也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

说起，这里面我比较关心的，反而是一般人比较不关心的部分。当我们在谈论时，好像都是别人的错，我们自己都没错。而回到日常生活，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过说谎的行为，尽管它未必上升到的程度，但我们好像也不太对此有所反省。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积压了很久。

大概十年前，我机缘巧合买到一本写于明朝时期的小书，名为《骗经》，这本书也被叫作《杜骗新书》。它希望借书中收集的故事，梳理当时流行一时的骗术手法。我当时很讶异，竟然在明朝时这个问题就已经那么大了。于是我就在想是不是能开一门“社会学”。当时还有人调侃说：“你这个应该叫‘学’。”当我在做相关备课工作时发现，尽管这个现象如此普遍，但真正围绕的社会学研究并不多。前后准备了很长时间，我还在很多网络课程上做过预告，很多人都笑说：“你准备好了，人家就学得到；准备不好，你本身就是。”

《骗经:〈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今译今解》，[明]张应俞著，丁晓山整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1月。

新京报：你提到明朝的《骗经》，从古至今，骗术的演变有哪些新的特征吗？还是说“骗”的手法并没有太大的更新。

孙中兴：《骗经》中记有一篇关于买马的故事。一天有位客人来店里买马，一摸口袋他说没带钱，要你牵着马跟他去住的旅店里取钱。途中路过一家布匹店，他留你在路边稍作等待，说还要进去顺带看看布。走进布店后，买马人还是一样的流程，在挑选好布匹后谎称自己没带钱，跟店里伙计说：“你看外面那匹马，和牵马的都是我的人。我把他们留（抵押）在这，我拿着布先回去给家里人看看成色，然后再拿钱回来给你。”布店伙计等了很久未见人归，出去询问牵马人说：“你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两人才发现上了当。当然，故事中卖马人没有任何损失，只是被当作“关系”的幌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从犯。

这样的例子在《骗经》中还有很多。包括考试时，欺骗考生说和主考官有关系，可以帮忙打通“走后门”。其实相似的套路延续至今，但为什么过了千百年，还是会有人上当受骗。这说明在现行制度下，老百姓不知道实际上有些路是走不通的，但关系社会下潜在的规则盛行，人们总相信“有些人有门路”。而制度越完善，这个骗术就越没有实践的可能。

新京报：你提到目前中文学术界真正围绕的社会学研究有限，不少针对的研究都出自哲学、心理学、金融学等领域，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会提供给我们哪些新的启发？

孙中兴：社会学通常会讲四大不平等——年龄、性别、种族和阶级。年龄方面，老话说“童叟无欺”，意思是不会欺骗老人和小孩，这话好像意味着这两个年龄段很容易被骗，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很多研究不太注意年龄的问题。我注意到有些心理研究称小孩两岁半起就有说谎的迹象，探究者设计了一个情景，将大概36个小孩带到有玩具的房间，告诉他们在研究者离开期间不能偷看这些玩具。离开房间后研究者通过监视器观察孩子们的举动，后来约有18个“偷看”的小孩会谎称自己没看，刚好接近一半。于是有结论得出，有约50%的小孩说谎。这一资料不断经由二手研究引用，逐渐演变成小孩都会说谎。

有研究关注男性和女性谁更爱说谎。有结论称男人在亲密关系中更容易说谎，也有研究称女人为了面子也会说谎。这种过度推论的思维方式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长期存在，但这些都没能帮助我们增加对世界的了解。社会学研究会关注到这些方面，但常常存在言辞模糊的地方，需要更多的语境解释。比如有研究认为，男人会在职称、薪水、身高等方面说谎，这些都是女人很重视的几个方面。像是开车的男性会说自己在运输业，用一个大帽子来包装。而女人通常在身高、照片或三围上撒谎，这是现有的社会研究关注的。

还有研究会关注到某些族群更容易撒谎。十几年前我回大陆探亲，有次聊天中我说起自己祖籍河南，就有人在一旁窃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有一阵子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河南人拐骗”的消息。当然这可能和具体个人的生活环境有关，未必是所有河南人都会这样。这个例子在幽默社会学中也有引用，弱小族群常常会成为强势族群开玩笑的对象。

《骗中骗》（The Sting，1973）剧照。

除了上述关系之外，我也会注意到传统社会学关注的社会制度如何在中发挥作用。比如家庭中是否存在谎言？再如学校中呢？学校中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作弊。美国有个研究很有趣，研究者想了解如何防止作弊。于是他设计了一组对照试验，请一部分人在考试前回想一下教义中的十诫是什么，不需要背诵，只是作为一种道德提醒，结果研究发现，凡是有在考前回想十诫的学生，作弊的概率会降低。还有就是职场。我们其实都经历过面试中的“欺骗”，求职者往往表现出入职后一定会如何的样子，而用人方也会极力称公司拥有多么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但实际入职后都有出入。所谓的面试技巧，本质上可能都是一种“互相欺骗”。

做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事

新京报：2019年前后，你将“社会学”带进了课堂。通过三年时间里和学生的接触，对于“”这个议题你有哪些新的发现或感触吗？课堂上是否发生过让你印象深刻的互动？

孙中兴：这门课其实不像爱情社会学的时候，课堂会有很多互动。很多人知道我喜欢在课前设置提问箱，但这个东西只适用于爱情课，其他课上都行不通，大家没有那么多问题。但我在社会学课上的第一个作业是，请所有学生访问身边三个人关于的经验，并提供自己的三段相关经历。我用这种被动的方式了解这代年轻人的生活。由于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社会经历，受的情况其实不太多。我最大的感触是，几乎每个学生都接触过作弊，听闻过、目睹过甚至自己做过，这是他们求学生涯中最可能接触到的日常，但没有一个学生把相关故事写进作业。

这让我觉得很困惑。谈起，我们好像都默认这是别人的事，和自己无关。但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也曾程度不同地做过，但不以为由？生活中我们对家人亲友、老师同学、恋人朋友撒点小谎好像都不算什么，见怪不怪。大家似乎不觉得这是问题，这就很容易撇清我们的道德责任，实际上这和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自觉，在社会层面宣传防止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父母也从小教育孩子“不要说谎”，但实际是孩子在长大过程中慢慢学会了说谎（不一定去做）。这也反向提醒我们，与其笼统说“不要说谎”，更重要的是和孩子讨论“分析时机”，什么情境下，什么程度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而哪些又涉及底线。

新京报：在这门课开课后不久，2022年你正式宣布退休。我很好奇，你是一个很喜欢和学生接触的人，退休后的节奏还适应吗？这几年是否有在关注新的议题？

孙中兴：我在退休的那个学期开了两门新课，很多老师不理解。我一方面是出于兴趣，另一方面是我总觉得，退休和毕业差不多。英文中说起“毕业”现在都用“graduation”，我最早学英文时，“毕业典礼”叫“commencement”,是“开始”的意思，所以“毕业”和“退休”都是把你学到的东西拿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的意思。

《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2016）第一季剧照。

我开的第一门新课叫“怪奇社会学”。有一个美剧叫《怪奇物语》，我借用了这个名字。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研究社会上边缘的、奇怪的人和事。这门课上我还是从理论出发，想弄清楚为什么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会被认为是“怪”的？怪的另一面是正常，为什么有的人或事会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然后被边缘化？正常和怪之间，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界线，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都在“正常”和“怪”之间游移。比如很多人说我“很怪”，那这可能是好事，人家觉得你有个性；但如果说“正常”，那我希望身体检查报告是正常，它要有些“怪”就麻烦了。这些都很有趣。

另外一门课是“比较文明与全球伦理”。这个时代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新冠疫情前，人类的交往程度是空前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较以往丰富数倍，但我们看待世界好像还是传统的“天下观”，还是中国视域下的“天下”，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观”。

于是在我的构想中，这门课是在之前我所开设的“圣哲社会学”的基础上，向近现代做延展。我最先关注的是五大文明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和穆罕默德，从他们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和做法出发，这些都是古代的部分。随着人类进入19世纪，当人们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多，那不同的文明又都做了什么？这就是这门课中，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辜鸿铭（1856年6月30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英文名字Tomson，学博中西。图为《觉醒年代》（2021）剧照。

这部分我从辜鸿铭开始讲起，他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最被误解的人，当时他对西方文化了解很多，但大部分作品都是英文，我们以前都在讲他的“坏话”，但实际上他对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之后逐渐过渡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汤恩比的“历史研究”等。总之我希望以此拓展学生的视野，能重新唤起对未来的一种“光明”的想法。我最近常说，不要总是搞“军事演习”，我们要不要也来一场“和平演习”，为迎接和平做点准备。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你在课堂上喜欢收集学生的提问，那如果换作你来提问呢？或者说，面对当下这个世界，你的关切是什么？

孙中兴：我有一位恩师是清朝后裔爱新觉罗·毓鋆，大学期间我曾跟随他读了四年书。他曾问过一个问题，他把字拆开来，说我们常常提到“学生”，那么你们要教学生学习的那个“生”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他当时没有给出答案，我也想了很久。这些年，逐渐有了些答案。

我想这里面首先是“生态”问题，如今地球在暖化，这些天港深暴雨（注：采访时间为9月8日；9月7日前后，香港深圳等地曾遭遇强降雨），台湾也在下，那么长此以往，下一代会面临怎样的环境？这是我们所有人终将要面对的问题，但有多少人真正重视呢。

接下来是“生涯”问题，这是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在思考的问题，念大学出来后究竟能干什么。大学那么多，科系那么多，但有些没有对口方向的专业就不该设置吗？大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再次是“生活”问题，很多学生毕业后其实没有为自己准备食物的能力，这点在学校其实是能够培养的，比如在食堂打工或怎样，但我们对此没有做任何准备。由此出发，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可以有哪些期待或想象，这是很可悲的。那种积极性似乎在这一代消失了。

最后就是“生命”问题。大家匆匆来这一世，我们到底要用这一生去干什么。我们用学到的知识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当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后，如何能让我们所处的整体环境文明程度更高一些？这都是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可以做的事情，但我们很少思考这些，这就很可惜。所以通过课程和研究，我也想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应，同时尽可能提醒下一代人，不管是哪里的下一代人，对我们周遭的世界去做些什么吧。

采写/申璐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

算命吗？“免费”还“很准”的那种！

来源：平安南粤

2020年接近尾声

对于即将到来的2021

相信很多人都充满期许

而就在此时

街头看相、微信“朋友圈”算命……

各路“神仙”齐上阵

美其名曰帮大家测测来年“运势”

或是帮助化解灾难

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近日，河源的庄阿姨

被路边一名身穿僧服的“哑巴和尚”

以为其算命消灾为由骗取了200元

有细心的市民发现

在帮衬这个“和尚”的客人里

有几个人几乎天天都来，明显是“托”

当警方抓获这名“哑巴和尚”时

他竟开口说话了……

“哑巴和尚”谢某明交代，其购买了整套算命“装备”，其老婆张某连和亲戚张某娣、张某良，以及同村人员张某峰充当“托”。他自认为装哑算命更有神秘感，便扮成哑巴。

算命时，他用尺子帮人量手指的长度，并称手指长度代表命运字符。而每个命运字符，都被其称作是多灾多难的表现，从而让受骗群众产生恐慌心理，进而通过亲戚当“托”从旁“好心”提醒群众购买平安符化解劫难，以此骗取钱财。

目前，谢某明等5名违法人员

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除了街头看相

此类行为更是延伸到了网络上

今年11月，一位“道人”悄然在

微信“朋友圈”刷屏

大学生小蒋看到大量类似信息后

由于最近学习压力较大

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加了“道人”微信好友

之后，对方让小蒋提供了一张掌纹图片

并承诺免费看相

一天后，“道人”发来数段长语音

听完这些语音后，小蒋深信不疑

接着，“道人”便要求小蒋将看相内容截屏

与宣传海报一起发到微信“朋友圈”

小蒋照做了

随后，“道人”亮出了他的收款码

小蒋带着诚心给其转了一笔钱

可当小蒋忍不住和同样找这位“道人”

算过命的朋友进行交流时

才发现两人的看相结果非常相似

小蒋发觉自己上当受骗

正欲找“道人”询问

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警方调查发现

网络上那些所谓的有多年算命经验的

“大师”“道人”

实际上多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这样的“大师”

都是由一些公司批量“生产”的

通过招募一批青年男女为“业务员”

经过统一培训后在微信“朋友圈”打广告

以免费看手相为诱饵实施

除了看手相外

网络占卜手法也如出一辙

测试者输入自己的信息后

想要获取测试报告则必须先付款

而这些报告中还包含很多单项报告

每项报告都有不同的收费标准

诱导测试者一步步付款

“算命”无科学依据

为何总有人乐此不疲？

算命之所以能有市场

关键还在于抓住了人们的某种心理

到底是什么心理

让一些人对算命乐此不疲呢？

“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昕：网上和线下形式的算命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满足来算命人的心理需求。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做掌控感，是对于不确定性的规避。我们很多情感，或者说生活压力，往往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专家介绍，面对各种压力

人们往往会追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心理学将其分为外归因和内归因

分别指外部环境导致和自身性格使然

内归因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降低自尊

而外归因则会缓解人们的焦虑

有助于调整心态应对变化

这也是算命者对心理学的应用

“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昕：这个在心理学中我们也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或者称为“自证预言”，就是往往我们认同的一个答案，最终可能就变成了真的结果。

另外，心理学上的“巴纳姆效应”

也常常被算命者利用

巴纳姆效应

人们常常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当用一些普通、含糊不清、广泛的形容词来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人们往往很容易就接受这些描述，并认为描述中所说的就是自己。

厅哥提醒

老骗局也会有“新皮肤”

只有了解清楚这些“神仙”的套路

才能将受骗的概率降到最低

莫被封建迷信迷惑了双眼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来源 | 深圳公安、源城公安、@广东台触电新闻、央视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