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秉铨(冯秉铨简介)

同学挚友一生——记冯秉铨和梁方仲交往片段

1930年在清华合影，左五为梁方仲、左九为冯秉铨

在清华时先父已与王力伯伯认识。而冯伯伯更是先父同级不同系的同学，在校时已相当稔熟，1944—1946年他俩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一起生活学习，可谓相交甚深。两位先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母校——清华，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后人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生前死后皆同学”的情谊将渊源流芳。

冯秉铨伯伯自上世纪30年代大学毕业后，一直服务于岭南大学和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是我国极负盛名的电子学家；先父梁方仲则于1949年2月始来岭南大学（1952年转入中山大学）执教。两人在粤共事生活前后达20余年。虽然两人所从事的业务领域迥异，一是自然学科，一为社会学科（经济、历史），他俩间却交往不断，友谊深厚，甚值回忆缅怀。兹录下若干献,以飨校友、读者。

史学研究会同仁，左二为梁方仲，左四为罗尔纲，左五为张荫麟，左六为吴晗，左八为汤象龙

冯伯伯力荐先父来岭南大学

1948年8月时任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王力伯伯曾致函先父，云：

一别经年，近维事凡如意为颂。弟本学期转入岭南大学仍负责文学院，因新校长陈序经兄系弟旧交，故邀来相助。此间有清华同学冯秉铨、陈汉标、容启东诸兄，相见甚欢。秉铨兄现任教务长，极为陈校长所器重。文学院共有六系：（1）中文，（2）英文，（3）历史政治，（4）经济商业，（5）社会，（6）教育。其中以经济系为人数最多，共二百余人，占全校人数四分之一，全院人数之大半，而教授仅只四人，现拟增加二三位。弟与秉铨兄极力推荐吾兄。序经先生亦表示十分欢迎。现粤人在京沪者多有南返意，不知吾兄亦有此意否？功课以中国经济史为主，其他各课候兄愿来兄再商。关于待遇方面；大约在港币四百之以上。岭南房屋缺乏，然兄肯来，当尽量设法也。尊意如何，盼早日赐覆。

耑此拜恳，即颂研祺

王力手上

卅七、八、九（1948年）覆示请寄：广州岭南大学东南区住宅五号

[按：此信载梁承邺《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83—190页。陈汉标（1906—1982），广东兴宁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留清华心理学系和西南联大任教。美国爱荷华大学博士，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任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华南师范大学任教授。容启东（1908—1987），广东香山（今珠海）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历任西北大学、岭南大学生物系教授。1951年香港大学植物系高级讲师，系主任。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第一副校长。香港太平绅士。]

王力于1926年（十五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力伯伯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伯伯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1927年（十六年），王力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研究实验语音学。在巴黎期间，深受其老师房德里耶斯和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的影响。1931年（二十年），他以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二十一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

在清华时先父已与王力伯伯认识。而冯伯伯更是先父同级不同系的同学，在校时已相当稔熟，1944—1946年他俩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一起生活学习，可谓相交甚深。回国后，他们又一直保持联系，知道彼此动向。当岭南大学经济系须补充教授时，冯伯伯脑子里检索出先父的名字和形象，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之事。可以说先父到岭大任教，与冯伯伯的力荐自然极有关系。

共事切磋于岭大

据笔者了解，在岭大三年半有多的时间里，先父在维持、加强岭大经济商学系的师资力量，创建岭大首个经济研究所，复办《南大经济》杂志等方面作出了令人称道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先父与其同事们辛勤努力克服困难的付出，更与当时岭大校、院领导——陈序经伯伯（校长）、王力伯伯（文学院院长）和冯伯伯的首肯和大力支持戚戚相关。据先父讲，当时冯伯伯是主抓科研教学业务的教务长，以上所举的事情他甚为用心，助力很大。

最近，我们在整理出版《梁方仲遗稿》时，找到了一封冯伯伯致先父的短简，颇能看出，他俩这对同学尽管专业学科不相同，但是坚持学术切磋的传统却不曾改变。

冯秉铨、高兆兰给梁方仲的短简

冯伯伯给先父的短简谈到了几个名词的中英文意思和翻译，估计先父当时开“中国经济史”课程时需用到这些词，因解放初期有关专业英中词典甚缺，为严谨准确，故请教冯伯伯。

笔者在清理先父《梁方仲遗稿》时还发现一份冯伯母（高兆兰）送给先父的其1953年4月所编《光学讲义》第五章，内附一短简：

烦送交梁方仲教授指正。墨晶有关光学各种解释，只写成笔记未印出，不久印出后再请指正。高兆兰同样看出学人间交往的墨足所在。

陈寅恪和王力（右），1949年摄于岭南大学九家村“仰光屋”陈寅恪寓所前

笔者尚记得，大约1950年，我家从岭大九家村搬至模范村，与冯家只隔一家之远，其间冯伯伯与先父经常串门，可说乃老同学情谊所致。其中一事，笔者印象尤深。1950年暑假，父亲参加岭大一个赴京小组，调查了解京城高校教学 （教材）有关问题。先父走后先母与先祖母发生严重口角，颇有不可开交之势（这应该是婆媳之间难以避免的家务琐事），住在附近的冯伯伯，几次过来规劝，使我家婆媳口角平息。那时笔者年纪尚小，但冯伯伯关心我家的情景至今未忘。先父返穗后，曾向家人表示，幸得老同学的帮助。

分隔两地仍联系不断，友谊甚笃

1952年秋广州高校院系调整，冯伯伯被调去筹建新的院校——华南工学院。石牌华工与中大康乐园相距近20公里，冯伯伯一个星期才回康乐园两天，平时两人又各忙各的，难得有相见的机会。他俩的交往随之大为减少，不过仍未中断，却更显真挚。

先父从1957年开始有在案历上记事的习惯（当然并非每天记，其中，1960年便缺记）。现查看其《案头日历记事》，和冯伯伯交往的有这样几则：

（1957年）11月24日 下午与秉铨夫妇在南方大厦吃饭

（1958年）2月23日 全家照像

（1961年）1月30日 冯秉铨夫妇来

（1964年）2月16日 秉铨来谈至晚十时许始去

2月19日 给高兆兰母亲拜年，留谈一小时许

（1966年）1月26日 秉铨来访

以 上 其 中 两 条；57、58年记事甚值书写。

反右鸣放时，冯伯伯因一句“运动之风何时去，学术之风何时来”（其实此话最先并非出自其口），当时被某些人斥之为典型的右派言论，欲加之罪。后来，冯伯伯虽逃过戴“右派”帽子之劫，却仍被划为“内定右派”，处境甚受影响。先父虽知道此事，却从未与冯伯伯疏远，反而在反右运动高潮（接近结尾）时的1957年11月请冯伯伯夫妇于南方大厦用膳。

1958年，冯伯伯夫妇在我家聚会后，大家拍照留念。据冯高义分析，当时相机是冯家的，手执相机者分别是冯伯伯和冯伯母。从这些事可看出，特殊历史情况下我们两家的亲近关系和互勉共渡时艰的具体场景，甚堪留念作证。

1958年在梁方仲家聚会后的留影，中间为梁方仲母亲，右为梁方仲，后排左一为高兆兰

“生前死后皆同学”

环顾历史，冯伯伯与先父之交往，可用“生前死后皆同学”一话来形容。1978年7月29日中山大学在中大大礼堂为先父等18人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冯伯伯从石牌赶来参加，他特意来到笔者面前，脸色沉重但亲切地要我们节哀并嘱咐要照料好家庭。生前同学痛悼逝去同窗挚友的情景，笔者感动不已，至今难忘。

或许有一事应该特别一提。历史后来把这两位清华同学在一个十分庄重的场合再次“召集”到一起，展现了“生前死后皆同学”之动人一幕。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在该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电视台”的“清华人物栏”中，他俩又“相聚”在母校。该栏列出（介绍）的清华人物共20位，代表了百年清华各领域的杰出人士。这20位分别是：朱光亚、冯秉铨、华罗庚、彭桓武、邓稼先、侯德榜、赵萝蕤、钱锺书、陈寅恪、范敬谊、吴阶平、冯友兰、季羡林、钱三强、梁方仲、朱自清、梁启超、梁思成、俞平伯、王明贞。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在“清华人物栏”介绍的20位百年来清华各领域杰出人士

在20位校友的介绍中，对他们俩的介绍分别是：

梁方仲：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奠基 当经济史学界一窝蜂地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却相信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从整理基本的资料，尤其是基本的数据开始，进而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花在了当时没有任何人重视的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去，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计量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冯秉铨：愿得英才三千数春蚕丝尽方长眠 他少年得志，

被视作哈佛的学术新星，却选择孔雀东南飞，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当个“穷教书匠”；他在“”中备受迫害，却从未向人抱怨，还以“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为座右铭；他的振荡理论本可发展出更多的可能性，但为了培养学生，他却自愿搁置自己的科研工作……

两位先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母校——清华，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后人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生前死后皆同学”的情谊将渊源流芳。

作者：梁承邺 叶秀粦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胡文辉︱记梁承邺先生：经济史大家梁方仲遗事述闻

就在写此文的前一天，我才在微信群里转发过有关《梁方仲遗稿》的东西。而到了当天晚上，就在朋友圈里见到梁承邺先生故去的消息。

我分明记得，最近一次见承邺先生，是和沈展云一同跟他午饭（几乎每次都是我们三人），就在他家附近的餐馆。就是那次，他送了我一套广东人民出版社刊行的《梁方仲遗稿》，共八巨册，我背回去时觉得沉重无比——可想而知他提着书过来有多费力，也可想而知他那时身体还甚健旺。人世无常，如露如电，信然！

梁承邺先生

《梁方仲遗稿》

我与承邺先生结识甚晚，想来应是起于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写到他父亲方仲先生。后来见面所谈的，也大体有关他父亲的著述和轶事。承邺先生的本行是植物遗传学，我无所了解，他似也未曾谈及。故而我只限于略述与他接触时的所闻，鸿飞无迹，这算是承邺先生留下的一点泥上指爪吧。

我不算是有记性的人，自2010年起意，就留有一份断续的笔记：与师友饭局时，尤其是拜会长辈时，若觉得有特别的事，返家后辄草草记下，作为个人的“如是我闻”，自名曰《师友燕谈录》。查检笔记本，果然找到与承邺先生见面的四次记录。今据笔记录出原文，除明显的文字疏误之外，只个别地方稍有删略，其言有未尽者，则间下按语说明。

第一条记录是2010年9月3日（东湖新村麦当劳餐厅）：

中午跟展云、梁公承邺吃饭，梁公赠我其父方仲五十年代听陈寅恪讲课的两种笔记，席间多涉梁方仲事。

梁公还出示了梁方仲四十年代在美国时听胡适讲演的笔记（英文），大约是中古思想史方面（展云说其中多涉及禅宗人物）。我说梁方仲和胡适的交往，似无人谈及。梁公说起，梁方仲对胡不无芥蒂，大约是因为罗尔纲——罗在北大研究所整理拓片，是胡介绍去的，但待遇很低，后来吴晗和梁设法使罗另谋高就。

梁公又谓，梁方仲跟向达关系也不错，六十年代去北京——承邺自己在场——梁方仲曾想将吴晗、向达请到一块，但向达当即拒绝。他对吴晗不满，吴在1957年反右时表现太狠，而向达自己是右派。

我提起前两天看《怀念吴晗》，里面提到，罗隆基四十年代末托吴转给当时在香港的民盟领导人一函，要他们对保持独立性，但吴扣下未转。到了反右，吴抛出此信，遂成“章罗联盟”的一大罪证。

梁公说：梁方仲本来跟陈序经不太熟悉，陈后期不得意，两人才交往渐多。六十年代陈序经娶媳妇，还向梁方仲借过钱呢！

我跟展云建议梁公，将关于梁方仲的回忆和评述文字汇辑起来，编一本《梁方仲学记》。我说，梁是够格进入这个系列的（三联）。后来我又补充，可以将梁嘉彬收入（就像《容庚容肇祖学记》）。

梁公完成了写梁方仲的一本书，约三十万字。他说过一阵可考虑此事。

按：梁方仲听陈寅恪讲课、听胡适讲演的笔记，今已收入《梁方仲遗稿·听课笔记》。承邺先生当时写完的著作，即后来由中华书局刊行的《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至于我们当时提议的《梁方仲学记》，大约承邺先生无力兼及，而我过后也忘了此事。现在想来，这仍是个很值得做的题目。

然后就到了2017年2月15日（东湖新村表哥茶餐厅）：

原来承梁公承邺赠所著《梁方仲实录》，读后校出一些错误（有几处较重要，也较有难度），连同张求会的纠错文章一同交给他。还是展云一起。

席间梁公谈起其书出后，王则柯专门找他聊天，表示比不上梁，自己对父亲（王起）的了解不多。其实王则柯本来研究经济学，写文章的资格非梁可比……

又说起容庚跟梁方仲来往特别多，见于梁（方仲）的日记（梁自己不名为日记，估计是故作低调，以免万一惹麻烦）。梁去世后，容跟他说：你父亲不玩收藏，你也不玩，但你父亲藏有一幅祝枝山的东西，拿给我看看吧。梁公就拿给他，容就不还了，说是他的学生马国权想要。我说：可查查容捐赠的书画（广州艺术博物院的古代书画藏品据说十分之一系容原来收藏的）。梁公却说算了，反正也要不回来了。梁公可能只是私下跟朋友提起，不会写文章，但我却不可不记也。

以容老所藏之丰之佳，一幅祝枝山未必算得上什么，但在老友身后，忽悠小孩子，未免失德了。

按：《实录》一书，当年我在广州学而优书店新媒体一个访谈栏目里，作过简单推荐：“在中国经济史领域，梁方仲是有数的人物，真正有国际影响。作者身为后人，不满足于写出个人和家族的回忆，外缘的史料搜集甚勤，叙述踏实，见解平实，完全达到了学者传记的标准。梁方仲毕竟是纯学者，若非作者的努力，世间恐怕就没有这样的传记了。”这个评价，自觉非阿私之言。当然，承邺先生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退休后始因纪念父亲之故介入文史领域，难免较为吃力，尤其手稿释读方面颇有疏漏，此固不必讳言，亦完全可以理解。由这一点，倒益可见他为表彰先人德业而不避难的精神。张求会写的书评题为《〈无悔是书生〉瑕疵录》，后发表于山东大学《国学季刊》第五期。至于梁方仲的日记，包括案头日历、工作日记，时间跨度为1957年至1969年，内容多较简略（最宜与《刘节日记》对照）；但照我的印象，这一政治高压时期留存的学人日记似甚罕见，虽片纸亦可珍也。

另有一事：梁方仲散篇论文的最早结集，应是中华书局1989年版的《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中了梁氏最精萃的论著。原先手头只有复印本，后来才补购一册原版——就在这一天，我特意拿了过去请承邺先生签名。方仲先生不及亲承謦欬，请他的哲嗣留下笔迹，也是一个特别的纪念吧。如今字在人亡，区区签名，固不可复得矣。

又同年6月16日（东湖新村表哥茶餐厅）：

上次跟梁公承邺说起，请他问中大图书馆，是否还有《梁方仲捐赠图书目录》，要一本。承他弄来一本——回来翻看，整理之粗率难以理解。我猜这书之所以难弄，未必因为图书馆已没有，而是太差，羞于示人吧。

临走时梁公说起一事甚重要。

《梁方仲捐赠图书目录》

梁方仲对傅衣凌是很有看法的，认为傅用马克思主义来套史料，大约贬之甚力。（我在《学林点将录》中以梁与傅对比，扬梁贬傅，梁公泉下有知，当引为知己！）在读史笔记有一条，惜中华书局出版时承邺公不愿得罪人，删去了。

又在一本傅的著作上留有不少眉批，提了不少意见，承邺公早年将此册借给叶显恩（梁方仲学生），后来找他要回，但叶推说找不到。承邺公觉得叶后来颇承傅衣凌关照，故不愿公开这些——但承邺公自己都不愿公开，又怎么怪得了叶显恩！

我建议他要求叶提供眉批部分的复印件。径要原书，叶可能干脆不还（据说找不到，拿他没办法）。叶已年过八十，此事再迟就更难办了。（可能是又一例当代学人“借书不还”公案！不过此事时间长了，梁这边记得是“借”，但叶那边可能当是“送”，都是老人家，不易说得清。）

另，我刚好早上去看“容庚捐赠书画特展”书法部分。梁公就问起有没有祝枝山的画？我笑了。上次看绘画部分我已特别留意，未见。

按：傅衣凌著作的梁氏批注本，不知还有没有公布之日呢？此事让我想起，汪荣祖先生在《槐聚心史》里谈到，钱锺书生前有意将自己看过的《柳如是别传》赠予他，但到2003年他拜会杨绛时，吴学昭说“此本已不存在”，想来是钱先生对陈著必有一些负面的批注，其书遂被“人道毁灭”了！希望梁氏的批注不会落到一样的命运。但也需要说明，叶显恩先生对承邺先生也甚有帮助，《无悔是书生》的序就是他写的。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是2019年8月1日（德政北路潮州菜馆）：

梁公承邺约我和展云午饭。送我一套《梁方仲遗稿》。略看目录，颇有可观，梁方仲年寿不永，但遗稿之外又得此，确是专注、勤勉的学人。

席间即建议将梁氏所写陈寅恪讲课记录及讲义（元白诗）批注出单行本，今年陈氏去世五十周年，有纪念意义。盖陈讲梁记，本身亦是可贵记录也。

说起陈美延，他们小时很熟，都就读于岭大（按：岭南大学）附小，陈美延比梁承邺高两级。前些年陈美延表扬他为梁方仲做了不少工作，他答：都是学你的呀！

又说同济大学某机关约他写一文，回忆1949前后的经历和闻见。说起当时人物有来有往（如姜亮夫自台湾返回广州），而杨庆堃，当时系岭大社会学系主任，1950年曾被调去参加《毛选》英译，回来未久赴美——此事未闻，梁氏亦未写过，甚可贵也。（略搜索杨氏，似未有回忆录。）

又提起借书叶显恩不还事。还是催说他设法解决——但叶已年老，梁公与其子女亦不熟悉，软硬都不宜，确是甚难设法。

按：梁方仲手书的陈寅恪讲课记录，当然有特出的价值，但单独刊行，终是我的一厢情愿。讲课记录包括《两晋南北朝史料》《元白诗证史》两种，原来承邺先生给过我复印件，但手迹颇不易读，直到排印收入这部《遗稿》，我才细读一过。其内容虽较简略零碎，但所涉丰富，且有趣味，多可见陈氏论著、讲义所无或有异同者，吉光片羽，自可珍重。《遗稿》中还有一种影印的《元白诗证史·选诗》，系梁方仲批注，也甚有价值。只是《遗稿》的释文仍有不少错讹，若出单行本的话，还需要作更细致的校读。

以上就是我接闻于承邺先生的全部记录了。在我个人，只是直书所闻所感，至于涉及的人事细节是否必定无所偏差，就只好“君其问诸水滨”了。

总的来说，承邺先生晚年为父亲的遗业尽了最大心力，是可与陈美延女士有关陈寅恪的工作相提并论的。承邺先生享年八十三岁，已比其父高出许多，不为不寿；在他的努力之下，其父遗稿已大体整理出版，他本人亦留下了《无悔是书生》《梁方仲学术评价实录》这两部相配合的著作，亦可谓无憾。

《无悔是书生》

梁承邺先生所赠

说起来，承邺先生也有微信，他在2018年6月加了我，只是老人家当然不太熟练。查看微信记录，两年来我们主要有过这些互动：他转赠我一套其家族先辈的未刊著作《梁松年集》，我在《南方都市报》2019年图书年鉴里写了一则短评；他和叶秀粦先生合写了一篇《记冯秉铨和梁方仲交往片段》，我转给上海《文汇报·文汇学人》发表了；我检读《梁方仲遗稿》，发现一些释文上的问题，用手机拍下转给他参考。

若不是新冠病毒流行，他是不是会再约我们吃一次饭呢，我的《师友燕谈录》是不是会多记下一笔他说的旧人旧事呢？

6月初的时候，有朋友告知，“孔夫子旧书网”有一套朝鲜丁若镛著的《牧民心书》，内容有关为官治国之道，封面有题字“中华廿六年六月廿七雨夜，与尤炳圻兄、文仲舍弟同游东京本乡区，购于本富士町二番地琳琅阁书店。 方仲记”，内页更镌有“梁方仲教授赠书”印章，看起来是真品，估计是从图书馆中流出的。当时，我不无心动，而一转念，还是将书的链接转给了承邺先生，想先看看他有什么意见。可是他没有回复我。当时觉得老人家或者不常看微信，也就放下了。那是我最后一次想联系他。

互联网时代，又叠加上新冠时代，让我们在现实的三维空间隔得更远，在网络的二维空间靠得更近。而承邺先生的死，也是既显得很遥远，又显得很接近。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生与死；世界上最近的距离，是生与死。聊草此文，以当忆念。

同学挚友一生——记冯秉铨和梁方仲交往片段

1930年在清华合影，左五为梁方仲、左九为冯秉铨

在清华时先父已与王力伯伯认识。而冯伯伯更是先父同级不同系的同学，在校时已相当稔熟，1944—1946年他俩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一起生活学习，可谓相交甚深。两位先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母校——清华，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后人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生前死后皆同学”的情谊将渊源流芳。

冯秉铨伯伯自上世纪30年代大学毕业后，一直服务于岭南大学和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是我国极负盛名的电子学家；先父梁方仲则于1949年2月始来岭南大学（1952年转入中山大学）执教。两人在粤共事生活前后达20余年。虽然两人所从事的业务领域迥异，一是自然学科，一为社会学科（经济、历史），他俩间却交往不断，友谊深厚，甚值回忆缅怀。兹录下若干献,以飨校友、读者。

史学研究会同仁，左二为梁方仲，左四为罗尔纲，左五为张荫麟，左六为吴晗，左八为汤象龙

冯伯伯力荐先父来岭南大学

1948年8月时任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王力伯伯曾致函先父，云：

一别经年，近维事凡如意为颂。弟本学期转入岭南大学仍负责文学院，因新校长陈序经兄系弟旧交，故邀来相助。此间有清华同学冯秉铨、陈汉标、容启东诸兄，相见甚欢。秉铨兄现任教务长，极为陈校长所器重。文学院共有六系：（1）中文，（2）英文，（3）历史政治，（4）经济商业，（5）社会，（6）教育。其中以经济系为人数最多，共二百余人，占全校人数四分之一，全院人数之大半，而教授仅只四人，现拟增加二三位。弟与秉铨兄极力推荐吾兄。序经先生亦表示十分欢迎。现粤人在京沪者多有南返意，不知吾兄亦有此意否？功课以中国经济史为主，其他各课候兄愿来兄再商。关于待遇方面；大约在港币四百之以上。岭南房屋缺乏，然兄肯来，当尽量设法也。尊意如何，盼早日赐覆。

耑此拜恳，即颂研祺

王力手上

卅七、八、九（1948年）覆示请寄：广州岭南大学东南区住宅五号

[按：此信载梁承邺《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83—190页。陈汉标（1906—1982），广东兴宁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留清华心理学系和西南联大任教。美国爱荷华大学博士，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任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华南师范大学任教授。容启东（1908—1987），广东香山（今珠海）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历任西北大学、岭南大学生物系教授。1951年香港大学植物系高级讲师，系主任。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第一副校长。香港太平绅士。]

王力于1926年（十五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力伯伯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伯伯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1927年（十六年），王力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研究实验语音学。在巴黎期间，深受其老师房德里耶斯和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的影响。1931年（二十年），他以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二十一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

在清华时先父已与王力伯伯认识。而冯伯伯更是先父同级不同系的同学，在校时已相当稔熟，1944—1946年他俩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一起生活学习，可谓相交甚深。回国后，他们又一直保持联系，知道彼此动向。当岭南大学经济系须补充教授时，冯伯伯脑子里检索出先父的名字和形象，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之事。可以说先父到岭大任教，与冯伯伯的力荐自然极有关系。

共事切磋于岭大

据笔者了解，在岭大三年半有多的时间里，先父在维持、加强岭大经济商学系的师资力量，创建岭大首个经济研究所，复办《南大经济》杂志等方面作出了令人称道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先父与其同事们辛勤努力克服困难的付出，更与当时岭大校、院领导——陈序经伯伯（校长）、王力伯伯（文学院院长）和冯伯伯的首肯和大力支持戚戚相关。据先父讲，当时冯伯伯是主抓科研教学业务的教务长，以上所举的事情他甚为用心，助力很大。

最近，我们在整理出版《梁方仲遗稿》时，找到了一封冯伯伯致先父的短简，颇能看出，他俩这对同学尽管专业学科不相同，但是坚持学术切磋的传统却不曾改变。

冯秉铨、高兆兰给梁方仲的短简

冯伯伯给先父的短简谈到了几个名词的中英文意思和翻译，估计先父当时开“中国经济史”课程时需用到这些词，因解放初期有关专业英中词典甚缺，为严谨准确，故请教冯伯伯。

笔者在清理先父《梁方仲遗稿》时还发现一份冯伯母（高兆兰）送给先父的其1953年4月所编《光学讲义》第五章，内附一短简：

烦送交梁方仲教授指正。墨晶有关光学各种解释，只写成笔记未印出，不久印出后再请指正。高兆兰同样看出学人间交往的墨足所在。

陈寅恪和王力（右），1949年摄于岭南大学九家村“仰光屋”陈寅恪寓所前

笔者尚记得，大约1950年，我家从岭大九家村搬至模范村，与冯家只隔一家之远，其间冯伯伯与先父经常串门，可说乃老同学情谊所致。其中一事，笔者印象尤深。1950年暑假，父亲参加岭大一个赴京小组，调查了解京城高校教学 （教材）有关问题。先父走后先母与先祖母发生严重口角，颇有不可开交之势（这应该是婆媳之间难以避免的家务琐事），住在附近的冯伯伯，几次过来规劝，使我家婆媳口角平息。那时笔者年纪尚小，但冯伯伯关心我家的情景至今未忘。先父返穗后，曾向家人表示，幸得老同学的帮助。

分隔两地仍联系不断，友谊甚笃

1952年秋广州高校院系调整，冯伯伯被调去筹建新的院校——华南工学院。石牌华工与中大康乐园相距近20公里，冯伯伯一个星期才回康乐园两天，平时两人又各忙各的，难得有相见的机会。他俩的交往随之大为减少，不过仍未中断，却更显真挚。

先父从1957年开始有在案历上记事的习惯（当然并非每天记，其中，1960年便缺记）。现查看其《案头日历记事》，和冯伯伯交往的有这样几则：

（1957年）11月24日 下午与秉铨夫妇在南方大厦吃饭

（1958年）2月23日 全家照像

（1961年）1月30日 冯秉铨夫妇来

（1964年）2月16日 秉铨来谈至晚十时许始去

2月19日 给高兆兰母亲拜年，留谈一小时许

（1966年）1月26日 秉铨来访

以 上 其 中 两 条；57、58年记事甚值书写。

反右鸣放时，冯伯伯因一句“运动之风何时去，学术之风何时来”（其实此话最先并非出自其口），当时被某些人斥之为典型的右派言论，欲加之罪。后来，冯伯伯虽逃过戴“右派”帽子之劫，却仍被划为“内定右派”，处境甚受影响。先父虽知道此事，却从未与冯伯伯疏远，反而在反右运动高潮（接近结尾）时的1957年11月请冯伯伯夫妇于南方大厦用膳。

1958年，冯伯伯夫妇在我家聚会后，大家拍照留念。据冯高义分析，当时相机是冯家的，手执相机者分别是冯伯伯和冯伯母。从这些事可看出，特殊历史情况下我们两家的亲近关系和互勉共渡时艰的具体场景，甚堪留念作证。

1958年在梁方仲家聚会后的留影，中间为梁方仲母亲，右为梁方仲，后排左一为高兆兰

“生前死后皆同学”

环顾历史，冯伯伯与先父之交往，可用“生前死后皆同学”一话来形容。1978年7月29日中山大学在中大大礼堂为先父等18人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冯伯伯从石牌赶来参加，他特意来到笔者面前，脸色沉重但亲切地要我们节哀并嘱咐要照料好家庭。生前同学痛悼逝去同窗挚友的情景，笔者感动不已，至今难忘。

或许有一事应该特别一提。历史后来把这两位清华同学在一个十分庄重的场合再次“召集”到一起，展现了“生前死后皆同学”之动人一幕。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在该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电视台”的“清华人物栏”中，他俩又“相聚”在母校。该栏列出（介绍）的清华人物共20位，代表了百年清华各领域的杰出人士。这20位分别是：朱光亚、冯秉铨、华罗庚、彭桓武、邓稼先、侯德榜、赵萝蕤、钱锺书、陈寅恪、范敬谊、吴阶平、冯友兰、季羡林、钱三强、梁方仲、朱自清、梁启超、梁思成、俞平伯、王明贞。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在“清华人物栏”介绍的20位百年来清华各领域杰出人士

在20位校友的介绍中，对他们俩的介绍分别是：

梁方仲：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奠基 当经济史学界一窝蜂地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却相信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从整理基本的资料，尤其是基本的数据开始，进而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花在了当时没有任何人重视的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去，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计量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冯秉铨：愿得英才三千数春蚕丝尽方长眠 他少年得志，

被视作哈佛的学术新星，却选择孔雀东南飞，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当个“穷教书匠”；他在“”中备受迫害，却从未向人抱怨，还以“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为座右铭；他的振荡理论本可发展出更多的可能性，但为了培养学生，他却自愿搁置自己的科研工作……

两位先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母校——清华，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后人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生前死后皆同学”的情谊将渊源流芳。

作者：梁承邺 叶秀粦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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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风采 | 初心·华南理工大学校史馆：数字科技为刃，传承科学之心

美国万没想到，不起眼的留学生，回中国成令他们甘拜下风的大人物

华人星光原创内容

作者：华人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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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重来，

哪怕他再不起眼，

美国不会放走他，

如果能重来，

祖国不会叫他过得不好，

更不会亏欠他那么多。

这一生，

他的伟大，亦是他的悲哀，

破解世界难题，助力中国逆袭，

令美国人甘拜下风，

这位掀起过“滔天巨浪”的“大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毕德显。

他少年聪颖，22岁考上燕京大学，

在这所美国教会创办的贵族学校，

有钱有势的学生很多，

瞧他灰头土脸破衣烂衫的，

一个劲喊他“土包子”。

“土包子”毕德显，

只用了两年时间，

就让瞧不起他的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全优成绩，流利英语，

他不光被热情聘请为燕大物理系讲师，

还加入中国物理学学会，

成了最年轻的会员。

青年得志，意气风发，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门槛不低，

毕德显说来就能来。

他的老师是硅谷之父：

弗雷德·特曼，

一年就拿下硕士学位，

两年在加州理工学院拿下博士学位。

毕业加入的是火箭理论研究组，

他的同事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

再调入美国无线电公司试制部，

当年和他一样，

能玩无线电的都是些什么人？

中国导弹控制系统创始人梁思礼，

中国卫星测量技术奠基人陈芳允。

牛人实在太多了，

毕德显的锋芒倒是不显，

美国人也觉得他不是那么起眼，

傲慢注定了未来，

他们要为这样的轻视付出代价。

1946年，

毕德显送给了祖国一份“超级大礼”。

那会他的老朋友赵忠尧悄悄找上门，

赵忠尧谁呢，

中国原子核物理奠基者，

毕德显见老朋友神神秘秘的，

一猜就是要整一件大事，

果然，是为了一台静电加速器，

加速器，这是核工业必备。

赵忠尧把难处说了说，

一台加速器美国卖40万美元，

国内东拼西凑只带来5万美元，

他打算购买一些相关零件，

再学习制造自行组装，

可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毕德显毫不犹豫就说：

“国之所需，我和你一起。”

赵忠尧后来感慨地说，

为了帮我，为了国家，

毕德显舍弃了太多。

美国的高薪工作也不要了，

什么前程也放弃了，

两人一起投入到加速器的学习和研制，

一年之后，中国核物理史上，

第一台自主设计制造的加速器，

在美国诞生。

为免多生事端，

赵忠尧独自带着加速器回到了祖国，

因为有了这台加速器，

我国拥有了第一批核器材，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钱学森直言：

“赵教授带回来的设备，

在当时贫瘠的中国是搞不出来的，

中国也正是有了这个，

才能快速的研发核武。”

而为此同样立下汗马功劳的毕德显，

几个月后辗转回国，

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许多年里，

如此重大的功绩他从未提及，

直到赵忠尧的回忆录公开，

人们才知道默默无闻的毕德显，

竟是核武伟业幕后的大功臣。

这么重要的人才当年轻易就给放跑，

美国人后悔极了，

不想后悔，

密谋要绑他去台湾，

还好我地下党及时营救，

将他送去了东北解放区，

在那他筹备出了：

大连理工大学电机系、电信系。

好一个毕德显，

一直不显山不露水，

只把满身才华，锋芒毕露，

全部都献给了新中国！

中国电子学界三位一级教授合影左起（毕德显、孟昭英、冯秉铨）

1950年抗美援朝，

美军是飞机大炮，我们是小米步枪，

面对敌人的张牙舞爪，

我军发明了坑道战。

效果很好，坑道工事拦住了美军，

他们消耗几十发炮弹，

打不着一个志愿军。

但这一战术有一个巨大的弊端，

工事都在地下30米修筑，

而那时，

国际对地下无线电波的研究尚未完全，

我军在地道中无法实现通信。

最初，

一个通讯员从地道携讯息狂奔而出，

敌人枪炮大作，他倒下了……

另一个目睹这一切的通讯员，

目眦尽裂毫不犹豫地冲出，

他也倒下了……

第三个，第四个……

直到有人成功送达讯息。

所谓保家卫国，所谓守护河山，

就是这明知是死路，

明知要拿命来填，

仍前赴后继的层层堆叠。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无线通信再难也得解决！

上级领导想到了一个人，

当时中国最为优秀的电子学专家：

毕德显。

经过他的推算和理论，

我军成功实现地下天线通信联络，

从被动挨打到绝地逆袭，

他是绝对的功勋。

战斗结束后，

志愿军总部特意提到毕德显，

说他“埋地天线的创举，

在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

他是当之无愧的幕后英雄。”

直到1963年，

美国才在无线电天线理论方面取得进展，

毕德显比他们早了十年，

提到他的名字，

美国专家只能是甘拜下风。

1952年，

国家决定在塞外重镇张家口，

筹建一所意义重大的通信军校，

它标志着我军院校，

从专科性质的初级学校向正规大学过渡，

毕德显，

被点名成为这盘大棋之上的“帅”，

负责组建电讯系。

和大连的居住环境相比，

张家口连年飞沙走石，条件恶劣，

日军把这里糟蹋的断壁残垣，

又把这里折腾的杂草丛生，

毕德显到的时候，

这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齐人高的草丛中，

还常有豺狼出没，可见十分萧条，

可这一切，挡不住他的热情。

他住在日寇留下的破烂营房，

啃窝窝头，喝掺着沙子的水，

倾尽全力埋头工作，

制定教学计划、

课程教学大纲，组织编写教材，

登台讲授课程，

还写信给国外留学生，

呼吁他们回国参加国防建设，

光是后来为新中国电子工业，

做出开创贡献的专家学者，

他一个人就招揽回来了几十个。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他和那群热血的人们，

要在战争的废墟之上，

描绘出宏伟的明天。

那个激荡人心的年代，

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一穷二白，

可是为了子子孙孙，

为了整个中国，

他们要背负起这千斤的重荷，

他们要点燃这崛起的熊熊烈火！

这豪情万丈的誓言，

毕德显后来是真的做到了。

美国曾流行过一句话：

为我们终结二战的是原子弹，

而帮助我们赢得战争的是雷达。

不言而喻，谁掌握了雷达，

谁的武器就拥有了“千里眼”。

毕德显曾去过制造雷达的基地参观，

美国人有话在先：

不得拍照，不得记录，

他们小瞧了他，

他记住了每一处细小的碎片，

回去再一点点拼凑起来，

这些，

成为了中国雷达诞生发展的星星火种。

50年前，

中国没有一本关于雷达的教材，

毕德显翻译出版了第一本天线专著，

将14门雷达专业课程编写完毕，

一本《电磁场理论》，

至今还是经典教材。

大家领教了他的厉害，

两院院士王越说：

“毕老没有开不了的课，

没有解答不了的问题，

这个印象在那个时候就形成了，

大家都以能听他一堂课为享受。”

平地起惊雷，50年后谈起这段时光，

有人用了“伟大”一词：

“毕德显进入军校，

这是我军军事史上一个伟大事件，

他带来的不仅是正规大学的办学模式，

最主要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

他为新中国创立第一个雷达工程专业，

他为新中国培养出第一批国防高材生，

被誉为我国雷达“裁判长”的保铮教授，

就是毕德显带出来的第一届毕业生，

北京理工大学的院士王越，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院士张锡祥，

这些如今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

也都是他的弟子。

他影响的是整个国家的雷达工程，

中国雷达工程体系奠基人，

仅此一事，足能千古留名。

1956年，历史定格于一个镜头：

七八个年轻人，

正在争论着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如何给一门新兴学科确定中文名。

最后一长者一锤定音：信息论。

这就是科学界公认的，

全国第一个信息论研究小组，

长者正是毕德显，

我国最早的信息论研究专家。

上世纪70年代之后，

信息论发展日渐热火朝天，

尤其是现在，

数据、传输、密码等等都是信息交互，

站在这个全是信息的时代回望过去，

不得不为他70年前的远瞩感叹：

这是何等长远的目光。

世界信息论国外开始，

中国信息论由他启航。

而毕德显的伟大，

不单单在于一个雷达工程的创立，

也不在于抗美援朝的通信逆袭，

也不在于两弹背后立下的不世之功，

也不在于如今的桃李满天下，

那些学问和头衔也都不足以证明，

他的伟大在于，十年运动中，

面对妻子自杀儿子疯了家破人亡的情况，

他的精神没有被击垮。

他过得不好，

他被亏欠了太多太多，

可是一句“中国人需要他”，

毕德显就可以爬起再战。

1971年，

他投身卫星通信第一线，

80年代，

他提出要开设微机课，

1988年，

他八十岁高龄卸甲不归田，

带研究生，修改论文，

学生53万字的专著，

章章节节渗透他的心血。

1991年，

他这荡气回肠的人生即将走完，

癌症折磨得他连话都说不完整，

那昂贵的止疼药，他选择留给别人。

那年1月12日，毕老悄悄走了，

最后的遗愿是一切从简，不办悼念，

一辈子干的都是伟业，

一辈子都是一个“大人物”，

却一辈子不为人知，

仿佛，他从未来过这个世界。

毕德显（右）与吴健雄夫妇合影

天地写尽千秋笔，

英魂令人寸断肠。

面对毕德显的精神世界，

我们只能仰视遥望：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

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斯人已逝，

他在逆境中迸发出的火焰，

绝不会烟消云散。

生前，他的名字不为人知。

身后，他的成就泽被人间！

今天，愿所有人能知道他的故事，

毕德显老先生一生高义，

他为祖国立下的赫赫功绩，

必将永远闪耀苍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