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耕(冉耕,冉雍,冉求的关系)

「孔门」冉耕：德行出众，罹患恶疾（上）韦力撰

孔门七十二贤中，有五位姓冉，其分别为冉耕、冉雍、冉求、冉季和冉儒（亦作孺）。并且五人中的前三位被列入十哲，他姓难比，更为难得者，无论三冉还是五冉均为一家人。

关于五冉间的关系，据山东《冉氏宗谱》引西汉陆贾《冉氏源流考》云：“冉氏乃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后。至曹叔振铎，封曹伯，又封曹侯、都曹，薨，葬陶邱……晋悼公伐戎，洗心奔鲁，鲁公妻之，生鲁子。鲁子业儒，南宫氏以女妻之，生离。鲁有齐祸，离奉南宫逃荷泽之阳。离娶颜氏，景王十年（前535年）生耕，十四年生雍。颜氏死，又娶公西氏，生求。三子从母（公西）命，学孔门。”

【孔门冉耕像】圣庙祀典图考五卷.清顾沅编.孔继尧绘图 清道光六年吴门赐砚堂顾氏刻本

冉氏乃是周文王之后，冉耕、冉雍、冉求是三兄弟，他们的父亲叫冉离。对此，《冉氏河南分谱》中的《吾族源流考》进一步写到了细节：“鲁子业儒，南公氏以女妻之，生离。鲁有齐祸，离奉南公逃菏泽之阳，家贫，以牧为业，有劝之仕者，离曰：‘山川不灵，吾岂其栖。’故人称犁牛氏，其歌曰：‘春日阳阳，菏水荡荡。春当苒苒，所牧拙长。’离娶颜氏，景王十年（前535）生耕，景王十四年（前531）生雍，颜氏死，后又娶公西氏生求。当离娶公西氏时，已四十有四，祷于天曰：‘愿天早赐子以奉公西。’齐宿于坛，夜金冠红袍，执简向公西曰：‘有子冉冉求而得之，有子冉冉学而仕之。’至期年生于，因名求，乃景王二十二年（前523）事也。旋以冉为姓。父卒，公西后闻孔子设教阙里，命三子往从学焉。三子承母公西命从学孔子，虽寒暑晦明，流离患难，皆为依归，各成学而后已。”

冉离带着父亲为避祸逃到了菏泽，因家贫，他们以放牧为业，有人劝冉离出仕，冉离认为时机不到，于是他安心地生活于乡间。后来他娶颜氏为妻，鲁景公十年，他的长子冉耕出生了，四年后又生了冉雍，此后颜氏去世了。冉离又续娶公西氏，此时冉离已44岁，他担心不能生育，于是祈祷于天，希望能再得一生子，果然公西氏一年后生了个儿子，他给此子起名为求。此后，他就以冉为姓，后来冉离去世了，公西氏听闻到孔子在曲阜阙里收徒讲课，她就命三个儿子前去拜孔子为师，而后他们各有所成。

冉家庄

后来三人各自娶妻生子，冉耕的两个儿子分别叫冉兴和冉志，冉雍的两个儿子分别叫冉孟和冉季，冉求的三个儿子分别是冉孺、冉魁、需已。此七子中有两位列入七十二贤：冉雍的次子冉季和冉求的长子冉孺。

从以上情况看，冉耕年岁最大，故其为五冉之首，按照《圣门志》所载，冉耕比孔子小七岁，可见他是孔子早年弟子。《论语·先进》所载四科，冉耕列在德行科，与颜渊、闵子骞及其弟冉雍并列。《孟子·公孙丑上》亦称：“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

冉耕字伯牛，以字行，故各种文献大多称其为冉伯牛，《孟子》中此处简称其为冉牛，并把他排在了闵子骞和颜渊之前，可见他在德行方面十分出众。

村边空地

然而冉耕究竟有哪些德行表现，历史资料阙如，但既然《论语》和《孟子》都认为他德行出众，想必他必有过人之处。黄绍祖在《颜子研究》中说：“伯牛列德行之科，获与颜渊齐名，必有过人之行，实非苟然之称也。孟子谓其善言德行，又于圣人之道，能具体而微，即此，亦可想见其人矣。惜其事迹记载不多，诚为憾事。”

这是用比较法来予以说明，既然颜回是孔子最看重的几位弟子之一，且在宋代时颜回之名气可直追孔子，并且孔颜相并提，可见冉耕在德行方面的确有极佳的表现。汉王充甚至认为冉耕的德行水平已经接近了成圣的程度：“六子在其世，皆有圣人之才，或颇有而不具，或备有而不明，然皆称圣人，圣人可勉成矣！”

王充所说六子乃是指子夏、子游、子张、冉牛、闵子骞和颜回，虽然是六子并提，但却说明了冉耕也占据了那个时代的道德高地，并且为后世广泛歌咏。

《论语大义》十卷 唐文治辑 刻十三经读本

虽然冉耕有这么好的名声，但《论语》中仅有两条提到他，一是《论语·先进》中所讲的四科，二者则为《雍也》所载如下一段：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冉耕生了重病，孔子闻讯后前去探望，孔子从窗外握着冉耕的手，感叹说：丧失了这样的人，这真是命中注定啊！接着孔子又说连说两遍：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得这样的恶病呢！

这段话引起了后儒广泛的讨论，首先讨论的问题是伯牛究竟得了什么病，大多数人认为伯冉得的是癞，也就是今人所说的麻风病。这种说法本自《淮南子》：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不塞其囿垣，使不野心，系绊其足，以禁其动，而欲修生寿终，岂可得乎？夫颜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学也。然颜渊夭死，季路葅于卫，子夏失明，冉伯牛为厉，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

《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汉刘安撰.明茅坤、茅一桂辑评.明刻朱墨套印本

这段话显然是在批评儒家观点：儒家不探究人们产生欲望的原始原因，而只是一味地禁止人们的欲望，不探究人们追求人们享乐的由来，而只是努力地阻止人们享乐。这种做法就如同挖开了江河的源头，却又想用手掌来阻挡江水流淌。管理百姓如果用畜养禽兽做比喻的话，这就如同管理者不去补上围栏的缺口，就会让禽兽产生逃跑之心，然管理者却去捆住禽兽的腿脚不让它们跑，这怎么能让百姓修身养性得以长寿呢？所以，颜回、子路、子夏和冉伯牛尽管都是孔子的高徒，可是颜回早死，子路在卫国被砍成肉酱，子夏因丧子悲哭而导致失明，冉伯牛得了恶疾，他们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恶果，乃是因为他们没有顺性而为，损伤了中和之气。

在这里，《淮南子》说冉伯牛“为厉”，清武亿在《群经义证》中说：“厉，癞声相近。”以此说明厉就是癞。关于癞，《史记索隐》中称：“赖，恶疮病也。”但是程树德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在《论语集释》的按语中说：“伯生患癞，汉儒旧说如此。然余不能无疑者。癞惟热带之地有之，今闽广多患此者。冉牛鲁人，地居北方，不应得此疾，一可疑也。患癞不过残废，不必致死。今曰亡之，有当时即死之意。此必患暴病，卒不可救，故作此言。此以语气上观之，而知其决非癞也，二可疑也。癞系一种传染病，患者腥秽触鼻，断无与病人执手之理，三可疑也。”

在村内探看

程树德认为麻风病主要发生在天气炎热之地，比如福建、广东等，冉耕为鲁人，鲁处在北方，他不应当得南方病。这是程树德提出的第一个疑问，他所提到的第二个疑问，即使冉耕传染上了麻风病，就后世的情况看，患此病者主要是致人残疾，而非患此病必死。按照孔子感叹“亡之”一词，说明孔子认为冉耕马上就要故去了，可见冉耕患的是暴病，已经不可救治，所以孔子才说出这样的话。这样说来，冉耕患的应该不是麻风病，更何况，麻风病是一种传染病，患此病之人身上会散发刺鼻的难闻之味，如果是这样的话，孔子不太可能会隔着窗户握他的手。

那么程树德认为冉耕患的是什么病呢？经过他的推论，他认为“伯牛之疾，即冬厉也。”何为冬厉，其未解释。

村名牌

看来冉耕患的不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孔子不到房间内去探望他，而是隔窗握手呢？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用包曰：“牛有恶疾，不欲见人，故孔子从牖执其手也。”

包氏认为冉伯牛觉得自己得了恶疾，所以不想见人，看来是他主动不让孔子进屋，所以孔子只能隔着窗户握他的手。对于孔子去看望冉耕何以不进门的缘由，朱熹有另外一番解释，他在《论语集注》中说：“有疾，先儒以为癞也。牖，南牖也。礼，病者居北牖下。君视之，则迁于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视己。时伯牛家以此礼尊孔子，孔子不敢当，故不入其室，而自牖执其手，盖与之永诀也。命，谓天命。”

冉子祠处在大路边

朱熹说《论语》中这段话的“牖”字特指南窗，按照礼法上的规定，得病人应当卧于北窗之下，如果君王来探望，病人需要暂卧于南窗之下，以此使君王处在北面的正位。当时冉伯牛的家人就是用君王之礼来推崇孔子，孔子觉得这是越礼的行为，所以他不进入冉伯牛家，只是隔窗握其手与他永别。

其实朱熹的所言乃是本自梁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所阐述的观点，只是他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的这段解释可谓用心良苦，他认为孔子不进门并不是因为担心传染病，而是因为冉耕家人对他太过尊重，孔子是十分讲求礼法的人，他看到这种情况，决不逾礼，故他不进门，只是隔窗与弟子道别。有不少人支持朱熹的这个观点，南宋赵顺孙《论语纂疏》中称：“辅氏曰，不人其室以避过奉之礼也。自牖执其手以致永诀之意，仁也，此圣人从容中礼处。”

左侧古柏

但也有人认为朱熹的分析没道理，程树德《论语集释》中所引陈天祥《四书辨疑》中称：“注文既言‘当时伯牛家曾以此礼尊孔子’，必有所据，今不可考。然以人情推之，伯牛纯正之士，必不如此轻率，妄使家人僭以人君之礼过尊孔子也。纵使有之，孔子必正其失，使之更改其位，亦不难为。心知其非，隐而不言，但不入其室，师弟之间，岂宜如此？子路使门人为臣，夫子固已明其为诈，切责之矣。况夫子未尝为君，而伯牛辄以人君之礼尊之，其诈不又甚欤？然夫子于子路则谆谆然以正其非，于伯牛则略无一言以正之何也？伯牛见夫子不敢当而不入，亦竟不改其位，尽从夫子在外，但自牖中出其手与之永诀，又无此理。”

陈天祥揣测朱子有此说，想来有所依据，但可惜朱子没有说出依据是什么，如果以当时的情形来推论，冉伯牛乃德行高士，他不太可能让家人对孔子做逾越君臣之礼的事情，即使其家人做过这样的事，孔子也会当场指正其失，陈天祥举出了子路使门人为臣的掌故，以此说明孔子会纠正弟子的错误。既然如此，那孔子为什么对冉伯牛家人的行为不置一词呢？如果冉伯牛看到孔子因为不合礼法而不敢进其家，那为什么他不改正错误，而只是隔窗与师相别呢？陈天祥认为汉儒谈到冉伯牛患的是癞疾，所以他自惭形秽不想让老师见到，这才是正解。

右侧古柏

但这里也有说不通之处：既然孔子知道冉伯牛患了恶疾，他为什么还要握对方的手呢？江声在《论语竢质》中予以的解释是：“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执其手者，切其脉也。既切脉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

江声的解释比较奇特，他认为孔圣人无所不通，当然他也懂得医理，所以孔子当时握着冉伯牛的手，其实他是在给冉伯牛把脉，孔子从脉象上得知冉伯牛患有不治之症，所以他才会发出那样的感慨。

程树德认为孔子确实会给人看病，故其在按语中引用了《论语·乡党》中的所言：“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季康子给孔子送来了药，孔子拜谢后收了下来，然后说：我对这药的功效不了解，还不敢尝用。如果以这句话来推论，说明孔子对其他药了解，所以程树德说：“是夫子知医之证”，所以他认为江声给出的切脉说有道理。

这五种病是古人最害怕的，一旦得了这种病，半边身子就算是入了土

春冬之际，天气变化无常，人就容易生病，特别容易得流感。特别的冬天，人的正常的体表温度为37度上下，这时候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以及自身修复能力都比较好，在冬天的时候，由于气温较低，人会需要更多的热量，而体表温度也会因为环境的原因而有所下降。

当人的体表温度下降时，新陈代谢就会变慢，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以及修复能力都会相应的变得不好，继而容易生病。当生病后，由于修复能力变弱，即使是小病也不容易治愈。这种情况对于老人来说，就更是雪上加霜了，本身年纪大，免疫力和新陈代谢都比较弱，所以，一旦得病，哪怕是一点小病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好在，在科学技术相当发达的今天，很多疾病都能得到有效的治愈了。

但是，古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经常会因为一些流行病丢了命。

《诗经》中说过：“天方荐瘥，丧乱弘多。”这句话讲的就是：苍天正又一次降下灾祸，死丧和祸乱实在是太多了。

“疫”只是一个代名词，它泛指“流行病”，那么，让古人最害怕的五种疫病是什么呢？又该如何医治呢？

第一种：伤寒。

伤寒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种疾病，一般出现在春秋两季，病人会持续高烧、头疼，面容像中毒一样，而且，伤寒会有潜伏期。现代人治疗伤寒只要注意退烧治疗，吃点药就能好，但是，古人死于伤寒的却不计其数。经常看影视剧的朋友就会看到这样的画面：某人偶感风寒，最后竟然死了？这绝对不是夸张。

比如，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大军南征袁绍，打完赤壁之战后，刚好是十二月份，军中便爆发了一场疫病，官吏、士兵死了很多人，而且，导致这场不必要伤亡的罪魁祸首，就是伤寒。中国古代名医张仲景，曾写过一本关于伤寒的著作：《伤寒杂病论》，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总结性医学著作。

张仲景之所以潜心研究伤寒，是因为他的族人十年里死了有三分之二，都是由伤寒引起的。宋朝时，汴京城中疫病横行，五十天里，出门死了的有九十多万人，二个月不到，死了快一百万人。

由此可见，伤寒的可怕。

第二种：瘴气。

大家对瘴气的了解大多来自古代的言情小说，男女主路过一片森林时，里面一片雾茫茫，男主便对女主说：“林中久无人烟，产生了大量的瘴气。”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瘴气并不仅仅是一种“气”，而是一种传染病。得了这种病先是感到一种莫名的寒冷，接着会感到一种火烧般的酷热。

秋天是发病高峰期，南方地区尤其容易流行此病。因为，南方秋季气温还是很高，蚊虫很多，疟疾很容易通过蚊虫传播。当人们大面积感染疟疾时，就产生了瘴气。古代云贵地区山多草盛，瘴气盛行。每次有人想南征，大多会因瘴气受挫。当初，诸葛亮想南征孟获，因为惧怕瘴气，不得不推迟计划。

这其中，最惨的是李隆基派军征讨南方，结果，士兵感染了瘴气，主将被活捉，唐军大败，死伤二十多万人。

第三种：传尸。

传尸就是肺痨，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现在，大家都以为这是一种穷人得的病，因为，穷人长期劳累，身体过度消耗，再加上，营养跟不上，免疫系统越来越弱，且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受到感染，就会得肺痨。古时候的医疗卫生很差，大多数人在温饱线挣扎，非常辛苦，得痨病的人不在少数。

这种病一直到二十世纪，有了各种抗生素和预防药，才让肺痨不再是绝症。但是，在古代，得了肺痨基本宣告死亡，难以治愈。对于肺结核，虽然，古人谈之色变，但是，从史书记载来看，隋唐时期一位叫许胤宗的治疗肺结核病专家，曾用偏方绝技治愈过肺结核。

根据《新唐书·方技传》的记载，当时“关中多骨蒸疾，转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疗视必愈。”

第四种：疠风。

疠风，即：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皮肤病，得了疠风必须要隔离治疗。这种病，一开始患病的地方会感到麻木，然后，产生红斑，久而久之蔓延全身。但是，这种病相比于前几种稍微好一点，因为，古代已经有了治疗方案。

根据《医宗金鉴》记载：得了疠风是因为体内有虫，应该祛风驱湿，先用针灸活血，再服用药杀虫。不过，疠风虽然能治，但穷人却看不起，所以，患病之后，死亡率还是很高的。古代患麻风病的名人除冉耕外，还有初唐诗人卢照邻等。卢照邻病中曾写下《病梨树赋》，诉说自己的痛苦。

当时，有名的医学家孙思邈曾给他开方疗病，但一直没有治好，最后，竟选择了投河自尽。

第五种：虏疮。

说虏疮可能大家都没听过，但是，说到天花，大家肯定多少有所耳闻。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痊愈后可获终生免疫，染病后死亡率很高。这种传染病并不是中国本来就有的，而是在永徽四年，由西方向东方流传，之后，遍布海内。

中国人对天花的认识很早，没有造成向西方那样的巨大灾难。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人发明了种痘技术，只不过是种人痘。康熙精通医术，深知其危害，在执政期间大力推广，自此，中国因天花而死的人越来越少。之后，英国医生发明种牛痘技术，并在全世界推广，现在天花可以说是已经绝迹。

以上五种，就是古人最为害怕的五种疾病。

因为，得了这些病，大概率会死亡，现今，有的病现在已经可以完全医治，有的病以目前的技术却还是难以根治。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古代，中国人依靠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和聪明的大脑，创造了很多治病药方，使得中国古代医疗水平也领先于世界，这是我们每一个国人值得骄傲的地方！

参考资料：

【《伤寒杂病论》、《新唐书·方技传》、《医宗金鉴》】

涨知识：牛为什么牛，话说农耕中的牛

农历辛丑年春节将来了，牛年到来了。在中国人心中，牛是一种勤劳而温顺的动物。在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中，牛与大地谱写着耕耘的诗篇，寄托着人们深厚的情感。

牛在新石器时代就被人类驯化，距今至少有7000多年的历史。在数千年农耕文化中，牛不仅为人们提供耕种劳力，还在占卜、祭祀、军事、治水、运输乃至民族精神的塑造上起过巨大的作用。

牛能负重且柔顺，“厚德"堪比大地在古人心目中，牛不是普通牲畜，而是有着崇高象征意义和功能十分强大的“神牛”。

我国的群经之首《易经》，以乾、坤二卦象征天地，统领万物。《易经》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牛能负重且柔顺，与坤卦相似，故《说卦传》称“坤为牛”，直言牛是负载生养万物的大地即坤卦的象征物，可见牛的“厚德”堪比大地。

距今6000年左右，被驯化的黄牛与水牛已经广泛出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先民的生活中了。

正史中关于养牛的记述早见于周代。

据《周礼》记述，周代设“牛人”一职，专门负责照料国家的牛：“掌养国之公牛。”为了供养这些牛，国家还专门划拨出田地，称“牛田"。在犁耕出现之前，人们养牛主要还是用于交通、祭祀、肉食和殉葬。

敦煌莫高窟 春耕图 视频截图：登场了敦煌

耕犁来源于未（未是未粗的上端部分，是下端的起土部分），犁耕起源于耦耕。所谓耦耕，是一人手扶、脚踏末相入土，一人牵引于前的耕作方式。按《山海经》上的说法，是周人的始祖后稷的侄子（又说是后稷的孙子）叔均发明了牛耕，这一说法可信度并不高。

西夏 二牛抬杠农耕场面

文献记述和考古发现证实，大约在西周晚期出现铁犁，人们开始用牛拉犁耕田。清人段玉裁说：

“盖其始人耕者谓之耕，牛耕者谓之犁。”按段玉裁所说，正因为出现了牛耕，也才有了汉字的“型”字。

又据《论语》记述，孔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叫冉耕，字伯牛；一个叫司马耕，字子牛。按古人“幼名，冠字”的传统，婴儿出生三月由父亲命名，成年礼之后加字，“字”由“名”衍生、演化而来。冉耕和司马耕的名字中出现“牛”与“耕”，从另一个方面印证春秋时期牛耕已经出现了。

自从有了犁耕，牛就一直是传统农耕的主要畜力。史书记载，每到立春节气，官府都会举行“鞭打春牛”仪式，以示春耕开始，并兆示丰年。春牛是用泥土塑造的，塑造土牛始自周代。农历十二月“出土牛以送寒气”，那时的土牛是寒冷的象征。汉以后，“造土牛以劝农耕”，土牛成了春天的象征，故又称春牛。

南朝砖刻《牛耕图》河南邓县出土

西汉出现了直辕犁，到南北朝时，牛耕和犁耕已播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唐代后期又发明了曲辕犁，因其首先在苏州等地应用，又称为“江东犁”。这种犁因辕弯曲，有别于直辕犁，得名曲辕犁。曲辕犁结构完备，轻便省力，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耕犁；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其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以说，牛乃农耕之本，牛在古代受法律保护，历代王朝多有禁止杀牛的政令。

正因如此，在古代“六畜”(牛、马、羊、猪、鸡、狗)的排名中，牛稳坐第一把交椅。在十二生肖排名中，牛也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礼记·王制》载：“诸侯无故不杀牛。”《汉律》载：“不得少齿，违者弃市。”《唐律疏议》载：“官私马牛，为用处重，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故杀者徒一年半。”在周代，诸侯不得无故杀牛，汉代不准杀少壮之牛，唐代杀牛要坐一年半的牢。

此后，历代法律均严禁任意屠宰牛，除非牛年老体衰无法耕作，牛主人提出申请，经官府许可后，才能宰牛。就算是正常死亡的耕牛，牛主人想要出售牛肉，也要到衙门进行报备。

宋代承继了唐代的律令，同样禁止私刑耕牛。元代规定，私宰牛马者治罪，老死病死的牛马杀后只可自食，不可卖肉，告发他人私宰者有赏。保护耕牛的政令一直执行于明、清两朝。

这种待遇，在几千年农耕社会中，只有牛和马有资格享受。

除了用于耕作，牛还用于运输、交通、踏春等方面。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说：“牛之为物，切于农用。善畜养者，必有爱重之心；有爱重之心，必无慢易之意。”古人爱牛、惜牛，并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医牛经验。明人喻本元、喻本亨兄弟所著《元亨疗马集》（清代称《牛马经》）中有医牛专章，印成后流布全国，并传至日本、朝鲜、越南以及欧美等地，在传统兽医界影响很大。

南朝砖刻《牛车图》

清人傅述风的《养耕集》是一部医牛专书，全书集作者数十年诊疗经验，针药兼施，相得益彰，是另一部重要的医牛著述。

除了医牛疾，古人又有所谓的相牛术，即从外形上鉴定牛的方法。据说春秋时齐国大夫戚曾撰《相牛经》，可惜书已不存。在后世民间，民众积累了丰富的相牛经验：“牛齿有下无上，察其齿而知其年，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岁以后，每年接脊骨一节也。”因此，有根据口齿相牛的：“六齿六沦亡，七齿卖田庄，八齿平平过，九齿是牛王。”也有根据牛旋牛的：“旋毛生在后者，则主力微气小；尾尖正中生旋，可少受风邪疾病；映内有旋者，主身体开阔；肚下有旋者，主爱清洁；黄牛眼下有旋毛者，无寿。”

民间的《春牛图》，画上除春牛外，还有芒神，即眉清目秀的放牛郎。芒神光脚，则预示来年雨水大，要防涝；双足穿草鞋，预示来年干旱，要抗旱蓄水；一脚赤足，一脚草鞋，预示不旱不涝，好年景，要辛勤耕作。春牛身长三尺六寸五，象征一年365天；牛尾长一尺二寸，象征一年12个月；四蹄象征四季；柳条象征春天，鞭长二尺四寸，表明一年24个节气。牛肚子里放五谷杂粮，鞭牛之后，人们就将泥牛“瓜分”，撒到自己家地里，争取五谷丰登。

陕西关中地区流传着一首相牛歌一“十四子”，其相牛的方法则更为形象和直接：“头如狮子，鼻如罐子，舌如刀子，口如绳子，身如担子，如筛子，眼如蛋子，脚如斗子，腿如柱子，耳如扇子，尾如鞭子，蹄如砧子，角如锥子，牙如钉子。”由于外形鉴定既便于观察，又能反映其内部的机能，传统兽医在这方面确实有着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

唐代 《五牛图》（局部）韩滉 故宫博物院藏

金鼠辞旧岁，金牛报春时。不经意间我们即将迎来了牛年，变换的是年轮，不变的是祝福。祝我们的亲朋好友和所有阅读者在牛年里平安健康，事业有成，生意兴隆，吉祥如意！

新的牛年是大有希望的：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是家喻户晓的美好形象，是底蕴深厚的文化意象，蕴含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精神密码。

这正是需要我们在辞旧迎新之际，激扬风雨无阻向前的豪情，凝聚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力量，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披荆斩棘、开拓创新、坚毅前行。

参考文献：刘汉杰，牛为什么“牛”。

商周的农具和牛耕起源

大约距现在一万年前，世界上爆发了农业革命——人类从采集狩猎走向了种植驯养。

西方学者说，这个转变，约在9500年前，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

中国的考古学者发现，即便中国不是农业革命的发源地，至少比这个时间更早，已经开始了种植黍稷和驯养家畜。

古籍里，神农氏是最早和最基本农具的发明者。

《易.系辞下》曰："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这是说神农。

按史籍记载，神农和黄帝同时，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

考古发现，距今7000多年的河北磁山遗址中，"坑壁上留有似斧和木耒之类工具的痕迹"。考古报告说，木质不易保存，因此未能出图实物。

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都发现了双齿耒痕迹。距今均六七千年。

河南庙底沟、三里桥、山西陶寺等遗址，亦有此发现。距今约6000-4800年。这差不多能和神农的时间对上。

甲骨文中有"耒"字——

这个字，象形，用王蕴智教授的话说，为"耕挖起土的农器之形"。

甲骨文中有"耤"字，其形似人持耒脚踏横木耕作状——

甲骨文里，多用"耤"指耕种。

《说文》的解释是，"帝耤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籍"。这是从《周礼.天关.甸师》来的，说古时帝王亲耕，由此带动民众。

这是引申了，大概不确。甲骨文里的"耤"并无此意。

商代遗址中也广泛发现以耒挖土的痕迹，未见木质实物，原因亦为不好保存。在江西新干商墓中发现有青铜耒，有两个扁平齿，长12.7厘米，宽8厘米。

徐中舒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耒耜考》。他说——

耒与耜为两种不同的农具，耒下歧头，耜下一刀，耒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耜为仿效木棒式的农具。

裘锡圭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力"字，即为耜。

商代遗址中，"在窖穴的壁面上，常常遗留有两种不同的工具痕迹，其中一种刃宽约10厘米，像是平刃铲的挖痕，另一种刃宽约6厘米，挖痕有弧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报告）

学者们认为，刃宽10厘米的痕迹，当为耜所留。这些痕迹，"印痕浅，表面光滑，多个耜痕相互叠压，而且方向一致。"

《说文》曰："耜，臿也。"《尔雅.释名》说："臿，插也。"也就是后来说的"锸"，是一种起土的工具。

河南罗山、湖北盘龙城、随县浙诃、江西新干的商遗址中，都有青铜锸出土。

商代的农具，还有钁、铲、刀、镰等。质地多为石、蚌、骨、陶，亦有青铜所制。

周族后来建立了周朝。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后稷，是农耕的祖先。

《诗经.大雅.生民》详细述说了后稷如何善种谷物，教民耕种，如何收获，加工贮藏，祭祀上帝，云云。

《竹书纪年》也有这种说法。

史载，后稷是黄帝的玄孙，帝喾的儿子。他比炎帝神农更晚。说他是农耕的创始人，只看做是周人的先祖崇拜就好了。

可是，《山海经》说，后稷的孙子叔均是牛耕的发明人。这个信息就值得重视了。

当然，说法不一。还有说叔均是后稷的侄子或侄孙子的，等等。不管怎么说，照此计算，在距今四千七八百年或更早的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牛耕。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郭沫若写了《奴隶制时代》一书，他推断，甲骨文中有"犁"字，并认为，商代，已经有了牛耕。

尽管这比说叔均是牛耕的发明人晚了曰一千年，但仍然是相当早了。

国外什么时候有了牛耕呢？

古希腊关于农业的记载留下来的很少。而且，那个地方多山，种葡萄、橄榄比较适合，粮食种植不很适宜。而且，他们的奴隶制，也极大限制了农业工具的进步和农耕效率。

小亚细亚和西亚，铁的冶炼很早，大约距今有将近4000年的历史。可是那里又战乱频仍，史籍缺失。

据说，牛耕产生于古埃及。有壁画为证，但年代呢？好像没谁给出确定解答。

后来，一条线路，是公元一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时期，有了牛耕。

另一条线路，是向波斯、印度传播。

也有学者说，这只是"据说"。罗马帝国后来有了牛耕才可以考证。

可别小看牛耕这件事，以牛拉犁，是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堪称农业革命中的一次革命。

叔均发明牛耕，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郭沫若说甲骨文中有"犁"字，亦为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他说的殷商已有牛耕，似也证据不足。

甲骨文中，有"耤"字，无"耕"字，以"耤"表示耕田。

"耕"是和"犁"字同时产生的，在周代。

《说文》曰："耕，犂也。"说到"犂"字，曰："犂，耕也。"

段玉裁说，这叫互训，是为田器，耕田之器。

许慎说，"耕"字"从耒井。古之井田故从井。"以耒在井田中劳作，所以，段玉裁说，"人用以发土，亦谓之耕。"

《仲尼弟子列传》说，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论语》干脆说司马牛。其《注》曰，即司马犂也。

可知，在孔子和他徒弟那会儿，也就是春秋后期，大约已经有了牛耕。

宋代以来，学者们大都相信牛耕出现于春秋之前。例如，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写了《困学纪闻》，其中《合耦为人耦牛耦条》即述此。

徐中舒先生亦于上世纪50年代初，写了《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原》一文。

他认为，中国的牛耕，孕育于春秋战国之际，推广于汉代。

徐先生说，"耦耕"，是指两人共用耒耜。

《淮南子》说："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两人共用一耒，效率便可提高。

他说，牛耕，离不开铁器用于农具。

大约公元前600之前，炼铁技术传入中国，且迅速向农业工具领域扩散。

先是有了铁制耒耜，接着有了铁犂。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当时的人们，学会了"穿牛鼻子"。

春秋中期国佐的一个铜器上，记录了穿牛鼻子的过程。到了战国，牛鼻子上穿环，已很普遍。

《庄子.秋水》曰："络马首，穿牛鼻"。

穿了牛鼻，牛就容易驾驭多了。这为牛耕解决了一大难题。

最早记载牛耕的，是《国语.晋语九》。讲赵简子令牛耕。

徐先生说，牛耕不应遭遇公元前五世纪。这和孔子学生的名字正好相符。

他说，牛耕的普遍推行是战国的秦国。

《战国策.赵策》说："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

徐先生说——

秦国优待死士列之上地，令严政行，固然是战胜六国的条件，但如果没有牛耕，秦国也就不能抽出更多的壮丁和积蓄更多的粮食来作长期的战争。……赵豹说秦国不可与战，毋宁是侧重在牛耕这一方面。赵豹的话是在长平之战的（公元前二六一年），牛耕这时在秦国，当然是已经普遍推行了。

他说，牛耕是从秦国和晋国先普及的。因为这两国靠西。

特别是秦国占领了巴蜀。这两处，原来就有比较高的农业水平。而且，铁的输入，以及先进农业技术的输入，都更有条件。

他说："牛耕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徐先生在《论秦始皇与匈奴的统一及其经济因素》一文中，做了深刻分析。

他的分析，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