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詹大悲中学)

一大代表仅有两人走到最后，除了毛主席，另一人的结局如何？

1964年4月5日，年近八旬的董必武老人在由杭州赴上海的途中，特意前去嘉兴重访南湖，参观了为纪念“一大”而仿制的画舫。

董老看得连连点头，称赞道：“仿制得很成功”。

并提笔赋《清明节车过嘉兴访烟雨楼》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导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嘉兴红船

作为当年亲眼见证中国诞生的人，相信没有多少人在这处嘉兴画舫上比董老更加有感慨了。

说来有些唏嘘的是，当年与会的13人中，也只有他与毛主席二人在主义道路上坚持到了最后。

或许董老来到这里时，也会有一种“物是人非”之感。

1921年7月末，以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和嘉兴的这条红船为开始的中国，着实走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路。

董老自己的一生，也随着的发展跌宕起伏。

董必武

1917年2月，董必武第二次东渡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

在此期间，他阅读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

回国后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打响，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爆发，董必武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开始向一名主义者转变。

在走上主义的道路之前，董必武也有过其他经历。最早，他是一名晚清秀才。

董必武

1903年，17岁的董必武连续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考中了黄州府的秀才。

然而，在中秀才前后的所见所闻，反倒让董必武对这个而软弱的清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

在应试秀才时，他先是见到了一名廪生在搜身时与门卫发生了冲突，被当场活活打死，又被主持考试的人指使他人毁尸灭迹。

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行为激起了董必武的愤怒，让他对清政府横生不满。

董必武

这种事很快也发生在了他自己身上。

同年，他去武昌参加乡试考举人时，刚好碰到有官员乘轿子进入府衙内，便好奇地探头看了一眼，只这一眼便被衙役们毒打一通。

这一打打出了董必武的满身反骨，他不再追求科举上的成就，更是对清政府再无期盼。

晚年他还对子女回忆说：“这一打，倒使我看出清政府的无能。”

董必武

年纪还轻，而且在读书方面颇有天分的董必武继续求学。这一次，他选择了新式学堂。

1905年，他在武昌考上了文普通学堂，在这里结识了刘静庵，了解到了他所领导的革命团体日知会，开始接受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

董必武曾经向埃德加·斯诺讲述过自己的这段经历：“我的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新团体，我不想参加，可我是一个好学生，总是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虽然这样的印刷品是要秘密地购买的。”

这些需要秘密购买的印刷品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在东京主办的《民报》等。

埃德加·斯诺

这些刊物中对许多资产阶级民权学说进行了介绍，公开宣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

董必武看完《民报》上刊登的《驳康有为革命书》、《请看立宪党之真相》等文章后，越来越能够接受、章太炎等人提出的革命思想。

在此期间，刘静庵是他的良师益友，多年后董必武仍称刘静庵为“自己走上民族革命道路的‘启蒙师’”。

被革命救国思想打动的董必武很快付诸行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刻辞去了自己在黄冈中学的教职，直奔武昌革命军中参加战斗。

诚如董必武所说：“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

刘静庵

1914年7月8日，董必武在日本东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旋即回国从事反袁世凯的革命活动。

期间，因被叛徒出卖，他两次被捕入狱，险些被立即“解省法办”。好在这时袁世凯去世，董必武这才被营救出狱、继续革命。

告别家人之际，他留下这样一首诗：“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很快，董必武便认识到，“神州种遍自由花”这个梦想很难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实现。

湖北省议会议长一事更给了他相当大的警示。

当革命党人选上了詹大悲成为湖北省第一届议会议长后，当地军阀却频频阻挠，以至于詹大悲始终无法上任。

这让董必武认识到：“一部史，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不断破产的历史”。

詹大悲

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自己的挚友蔡济民的下场。

发起护法运动后，蔡济民、董必武等人加入了护中为革命奋斗，不料旧军阀派人于1919年2月18日杀害了蔡济民。

得知真相后董必武等人立刻赶赴上海拜访，要求严惩凶手。可当时并没有真正掌握这支军队，只能在口头上进行谴责。

诚如董必武所写：“蔡部无实力，所以案子无结果……”

蔡济民

在上海暂住期间，董必武再次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不久后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各界人士为声援北京学生，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集会，并进行了游行，两万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让董必武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人民大众才是历史和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力量。

另一名“一大”参与者李汉俊刚好在这个时候从日本回到上海，向董必武介绍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书籍。

李汉俊

了解得越多，董必武越想要办一张报纸，或者一所学校，来扩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回到武汉后，董必武联系了武汉当地的主义者，在1920年9、10月间创版了中国武汉主义研究小组，这正是武汉支部的前身。

武汉也因此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如董必武所愿，他主办了《武汉星期评论》一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的工作。

作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在主义道路上坚持时间最久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董必武有能力可以争一争领导者的位置。

但大部分时候，他甘于做一名“配角”，隐藏在无名战线上。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董必武的精力基本放在了我党隐蔽战线中，成为了一代“谍王”。

董必武

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是周总理，尽管董必武的年龄和资历都长于周总理，但他仍兢兢业业地做好了辅助者的工作。

他亲自培训的特工、亲手经营的隐蔽战线，都为我党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罗援将军曾经透露：“南方的和情报工作由周总理领导，但具体执行人就是董必武。”

我党许多著名地下党员，如熊向晖、韩练成、郭汝瑰，还有红色女特工沈安娜都与董老直接联系，受过董老耳提面命的教诲。

沈安娜

熊向晖曾经回忆自己1938年初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受董必武的指示："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做闲棋冷子；隐藏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内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

而熊向晖的情报无疑也给了我党许多机会.

如1943年胡宗南第34集团军计划闪击延安时，是熊向晖及时透露了该计划；1947年胡宗南率领23万大军进逼延安，也是因为熊向晖的情报而处处受制，在进击的路上多处战败。

熊向晖

作为暗子的韩练成与我军莱芜战役的胜利，更是董老领导情报工作的伟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军情报工作最为经典的案例之一。

1946年10月，韩练成列席最高军事会议，了解了全面内战的计划。

同年年底，他便被调到山东莱芜一线。这些情报方便了我军分析进攻方向，便于提前准备迎战。

好巧不巧，韩练成率领的整编第六十四师全员美式装备，是李仙洲集团的王牌军队之一。

韩练成

但是在韩练成有意的指挥，以及情报泄露之下，这支五万余人的美械部队只坚持了三天便被解放军歼灭，身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的李仙洲更是被活捉。

气得王耀武大骂：“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三天也抓不完！”

五万余名装备精良的士兵之所以比五万头猪沦陷得还快，关键就在于韩练成身为了主帅。

他在紧要关头不仅没有守住阵地，反而是率领亲信离开，使得四十六师群龙无首，军纪涣散。

说是三天，其实不到两个小时，的几万大军便被歼灭殆尽。

王耀武

负责这一战的华野司令陈毅后来总结道：“莱芜战役的首功，当属恩来同志和董老。”

显然，这是十分肯定我军在隐蔽战线方面的工作，尤其肯定了董老所埋下的几枚暗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出的力量。

除了谍报工作之外，董必武在我党法律工作方面的贡献同样为人称道。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董必武是唯一一位科班出身的法律专家。

早在1934年2月，他便担任了苏区临时最高法院主席、最高法院院长，为中央苏区的党纪和法制建设贡献了力量。

董必武

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以华北人民政府为“试验田”，开始探索适应未来新中国的法律法规。

在这里，董必武实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

他所制定的《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后来被毛主席引用为：“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关，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关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

在华北人民法院存续的短短13个月时间里，董必武劳心劳力，带领所属工作人员审理、复核了大量刑事、民事案件。

这些案件中仍有三百余册保存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档案机关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审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如今我们非常熟悉的两级审判、终审制度，就是由华北人民法院最初确立的。

董必武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全面领导了新中国司法工作。

彼时，人民的法治意识十分缺失，董必武曾经说：“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

为培养人民法治意识，董必武以身作则，并且要求当地领导干部全部带头守法。当某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带头不守法时，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些人。

当下我国许多法律理论和思想，仍依托于董必武的奠基。例如他所提出的“司法为人民”思想，和“恶法胜于无”等。

董必武

当然，董必武最不能忽略的成就，还要属他在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董必武重回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前往重庆同周总理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主要负责红岩机关的财务开支和工作。

战时经济异常吃紧，维持红岩机关正常运转相当困难。董必武以身作则，处处节省，为机关开源节流。

例如，1941年为改善南方局领导干部的生活状况，南方局重新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提高了部分担任繁重工作的同志的生活津贴。

然而，工作最繁重的周总理和董必武却没有列入其中。

周总理与董必武同志

还有一次，月底结算伙食费的时候有六角钱的开支始终平不了账。对财务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账面不平这种事还是经常出现的。

但董必武坚持认为是自己分管的工作出了问题，自责了很久，还向身边的同志检讨道：“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铺张浪费的权力。”

就为这六角钱，董必武在机关大会上公开作了检查，还向中央写了检讨信。

这事给邓颖超同志都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1985年，邓颖超故地重游时谈起了这段往事，她无不感慨道：“董老为了六角钱都要做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几十万都不心疼呀！”

邓颖超

在工作这方面，董必武绝对是全党数一数二的出色。早在1923年，董必武便积极动员各地青年参与到革命中来。

他在这一年选拔了大量青年团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到黄安地区创办平民学校和师范学堂，传播革命理论；次年，他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麻城工作组。

这两个地名联系在一起，一定会让大家想起一个著名的事件：黄麻起义。

没错，篡夺革命成果后，1927年11月黄安和麻城的农民自卫军起义，起义军党代表戴克敏便是董必武发展的党员，起义军的武器也是由董必武亲自在武汉采购。

黄麻起义烈士纪念碑

黄麻起义的队伍，后来成为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基础，也是红四方面军、刘邓大军的基础。而这个坚实的基础，是由董必武打下的。

可以说董必武在湖北省内农动所取得的成就，与同期毛主席在湖南取得的成就相差无几。

1927年毛主席写《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时，说湖南农民协会有两百万会员，能直接指挥群众一千万人。

而1927年6月的数据显示，湖北农民协会中也有250万会员。可见董必武在动员农民这一方面绝对有一手。

毛主席与董必武

看起来，董必武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在幕后。实际上，他也曾经多次代表中国“单刀赴会”，在重要会议上技惊四座，引起众人钦佩。

典型代表之一是1943年重庆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当时答应绝不在会上发表，董必武这才作为籍参政院前往参会。

然而，这群人能改掉的论调，就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要不可思议了。

会议的第四天，何应钦利用军事报告之机突然发难，指责不遵守军令、政令，是“双方发生军事摩擦的罪魁祸首”。这个罪名扣下来，的黑锅都要背不动了。

何应钦

董老在现场先是保持了基本的礼貌，等到何应钦讲完才发言。他提出质询道：“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政府四年多没有补充他们一颗子弹，三年没有给他们一文钱，纵然如此，十八集团军还是在敌后依靠人民坚持抗战，牵制了敌人十几个师团的兵力，粉碎了多次‘扫荡’。政府不嘉奖这样的军队和人民，反而谴责他们不遵守军令和政令，这有什么道理呢？”

何应钦所说的摩擦，显然指的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大量高级将领丧失生命，叶挺将军也被扣留，这显然是心头之痛。

董必武痛斥：“关于摩擦，那是由于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某些军队奉命跟在后面去抢地盘搞起来的！”

叶挺

这一连串的质问让台上的何应钦尴尬不已，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

而台下的某些顽固的派，也被董老说得恼羞成怒，开始扰乱会场，导致会议完全无法进行下去。

董必武也不打算和这群无赖瞎扯，在不卑不亢地声明要求退席后愤然离席，当晚又公开致函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声明因部分人违背承诺、公开，自己将不再参加会议。

董必武的所作所为赢得了许多清醒者的赞叹，就连内部的情报大员谷正纲都曾经感叹：“董必武讲话的时候，地下掉根针都可以听得出来。为什么有这种老头子，却没有？”

谷正纲

还有一次更加重要的会议，是1945年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1945年初，中、苏、英、美四国牵头发起了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和参加过参加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彼时中国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却擅自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人的代表团。

对此，方面表示了反对，周总理亲自致电美国驻华大使，指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应有国、共、同盟三方组成，且三方各占三分之一的要求。

周总理

当大使赫尔利表示“须由政府及选择”时，周总理立刻要求他将的要求转达给罗斯福。

罗斯福接到意见后委婉向表示，代表团中应当包括代表团。

最终，虽然没有如周总理事先所设想的那样三方代表各占三分之一的人数，董必武仍然作为代表成为代表团一员，一起参加了大会。

这也是高级领导人首次亮相于国际政治舞台。

董必武

与会全程，董必武表现出了宽容大量、谦虚礼让又不卑不亢的态度。

他从不粗暴打断别人，即便某些发言者对苏俄和中国的主义运动大放厥词，甚至有些说辞不堪入耳。

他只是绵里藏针、点到为止，展现出了气度和语言的艺术。

6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当天，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在上面签了字。

因而多年后董必武逝世的时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了唁电，称他为“联合国的参与创建者之一”。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董必武一生中曾经做过许多在别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例如以五十岁的高龄走过雪山草地，在六十几岁时领导新中国法制建设等等。

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名老人了，再没有年轻时那样敏锐的头脑，丰沛的精力，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么健康的身体了。

1969年与朱德同在广州时，两人还曾经一同鼓劲。

朱德通过散步锻炼身体，董必武则通过写毛笔字。两人都不太理解对方锻炼身体的方式，却又要比一比“谁活得时间长”。最终，两人都是以九十岁高龄去世。

董必武与朱德

1974年冬天，董必武被诊断为肝癌，彼时的他已经88岁了，医生不敢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次年1月13日的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了董必武最后一次参加的重要国事活动。

1975年4月2日，他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

一大代表仅有两人走到最后，除了毛主席，另一人的结局如何？

1964年4月5日，年近八旬的董必武老人在由杭州赴上海的途中，特意前去嘉兴重访南湖，参观了为纪念“一大”而仿制的画舫。

董老看得连连点头，称赞道：“仿制得很成功”。

并提笔赋《清明节车过嘉兴访烟雨楼》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导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嘉兴红船

作为当年亲眼见证中国诞生的人，相信没有多少人在这处嘉兴画舫上比董老更加有感慨了。

说来有些唏嘘的是，当年与会的13人中，也只有他与毛主席二人在主义道路上坚持到了最后。

或许董老来到这里时，也会有一种“物是人非”之感。

1921年7月末，以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和嘉兴的这条红船为开始的中国，着实走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路。

董老自己的一生，也随着的发展跌宕起伏。

董必武

1917年2月，董必武第二次东渡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

在此期间，他阅读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

回国后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打响，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爆发，董必武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开始向一名主义者转变。

在走上主义的道路之前，董必武也有过其他经历。最早，他是一名晚清秀才。

董必武

1903年，17岁的董必武连续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考中了黄州府的秀才。

然而，在中秀才前后的所见所闻，反倒让董必武对这个而软弱的清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

在应试秀才时，他先是见到了一名廪生在搜身时与门卫发生了冲突，被当场活活打死，又被主持考试的人指使他人毁尸灭迹。

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行为激起了董必武的愤怒，让他对清政府横生不满。

董必武

这种事很快也发生在了他自己身上。

同年，他去武昌参加乡试考举人时，刚好碰到有官员乘轿子进入府衙内，便好奇地探头看了一眼，只这一眼便被衙役们毒打一通。

这一打打出了董必武的满身反骨，他不再追求科举上的成就，更是对清政府再无期盼。

晚年他还对子女回忆说：“这一打，倒使我看出清政府的无能。”

董必武

年纪还轻，而且在读书方面颇有天分的董必武继续求学。这一次，他选择了新式学堂。

1905年，他在武昌考上了文普通学堂，在这里结识了刘静庵，了解到了他所领导的革命团体日知会，开始接受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

董必武曾经向埃德加·斯诺讲述过自己的这段经历：“我的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新团体，我不想参加，可我是一个好学生，总是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虽然这样的印刷品是要秘密地购买的。”

这些需要秘密购买的印刷品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在东京主办的《民报》等。

埃德加·斯诺

这些刊物中对许多资产阶级民权学说进行了介绍，公开宣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

董必武看完《民报》上刊登的《驳康有为革命书》、《请看立宪党之真相》等文章后，越来越能够接受、章太炎等人提出的革命思想。

在此期间，刘静庵是他的良师益友，多年后董必武仍称刘静庵为“自己走上民族革命道路的‘启蒙师’”。

被革命救国思想打动的董必武很快付诸行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刻辞去了自己在黄冈中学的教职，直奔武昌革命军中参加战斗。

诚如董必武所说：“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

刘静庵

1914年7月8日，董必武在日本东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旋即回国从事反袁世凯的革命活动。

期间，因被叛徒出卖，他两次被捕入狱，险些被立即“解省法办”。好在这时袁世凯去世，董必武这才被营救出狱、继续革命。

告别家人之际，他留下这样一首诗：“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很快，董必武便认识到，“神州种遍自由花”这个梦想很难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实现。

湖北省议会议长一事更给了他相当大的警示。

当革命党人选上了詹大悲成为湖北省第一届议会议长后，当地军阀却频频阻挠，以至于詹大悲始终无法上任。

这让董必武认识到：“一部史，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不断破产的历史”。

詹大悲

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自己的挚友蔡济民的下场。

发起护法运动后，蔡济民、董必武等人加入了护中为革命奋斗，不料旧军阀派人于1919年2月18日杀害了蔡济民。

得知真相后董必武等人立刻赶赴上海拜访，要求严惩凶手。可当时并没有真正掌握这支军队，只能在口头上进行谴责。

诚如董必武所写：“蔡部无实力，所以案子无结果……”

蔡济民

在上海暂住期间，董必武再次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不久后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各界人士为声援北京学生，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集会，并进行了游行，两万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让董必武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人民大众才是历史和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力量。

另一名“一大”参与者李汉俊刚好在这个时候从日本回到上海，向董必武介绍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书籍。

李汉俊

了解得越多，董必武越想要办一张报纸，或者一所学校，来扩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回到武汉后，董必武联系了武汉当地的主义者，在1920年9、10月间创版了中国武汉主义研究小组，这正是武汉支部的前身。

武汉也因此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如董必武所愿，他主办了《武汉星期评论》一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的工作。

作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在主义道路上坚持时间最久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董必武有能力可以争一争领导者的位置。

但大部分时候，他甘于做一名“配角”，隐藏在无名战线上。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董必武的精力基本放在了我党隐蔽战线中，成为了一代“谍王”。

董必武

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是周总理，尽管董必武的年龄和资历都长于周总理，但他仍兢兢业业地做好了辅助者的工作。

他亲自培训的特工、亲手经营的隐蔽战线，都为我党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罗援将军曾经透露：“南方的和情报工作由周总理领导，但具体执行人就是董必武。”

我党许多著名地下党员，如熊向晖、韩练成、郭汝瑰，还有红色女特工沈安娜都与董老直接联系，受过董老耳提面命的教诲。

沈安娜

熊向晖曾经回忆自己1938年初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受董必武的指示："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做闲棋冷子；隐藏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内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

而熊向晖的情报无疑也给了我党许多机会.

如1943年胡宗南第34集团军计划闪击延安时，是熊向晖及时透露了该计划；1947年胡宗南率领23万大军进逼延安，也是因为熊向晖的情报而处处受制，在进击的路上多处战败。

熊向晖

作为暗子的韩练成与我军莱芜战役的胜利，更是董老领导情报工作的伟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军情报工作最为经典的案例之一。

1946年10月，韩练成列席最高军事会议，了解了全面内战的计划。

同年年底，他便被调到山东莱芜一线。这些情报方便了我军分析进攻方向，便于提前准备迎战。

好巧不巧，韩练成率领的整编第六十四师全员美式装备，是李仙洲集团的王牌军队之一。

韩练成

但是在韩练成有意的指挥，以及情报泄露之下，这支五万余人的美械部队只坚持了三天便被解放军歼灭，身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的李仙洲更是被活捉。

气得王耀武大骂：“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三天也抓不完！”

五万余名装备精良的士兵之所以比五万头猪沦陷得还快，关键就在于韩练成身为了主帅。

他在紧要关头不仅没有守住阵地，反而是率领亲信离开，使得四十六师群龙无首，军纪涣散。

说是三天，其实不到两个小时，的几万大军便被歼灭殆尽。

王耀武

负责这一战的华野司令陈毅后来总结道：“莱芜战役的首功，当属恩来同志和董老。”

显然，这是十分肯定我军在隐蔽战线方面的工作，尤其肯定了董老所埋下的几枚暗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出的力量。

除了谍报工作之外，董必武在我党法律工作方面的贡献同样为人称道。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董必武是唯一一位科班出身的法律专家。

早在1934年2月，他便担任了苏区临时最高法院主席、最高法院院长，为中央苏区的党纪和法制建设贡献了力量。

董必武

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以华北人民政府为“试验田”，开始探索适应未来新中国的法律法规。

在这里，董必武实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

他所制定的《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后来被毛主席引用为：“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关，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关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

在华北人民法院存续的短短13个月时间里，董必武劳心劳力，带领所属工作人员审理、复核了大量刑事、民事案件。

这些案件中仍有三百余册保存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档案机关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审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如今我们非常熟悉的两级审判、终审制度，就是由华北人民法院最初确立的。

董必武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全面领导了新中国司法工作。

彼时，人民的法治意识十分缺失，董必武曾经说：“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

为培养人民法治意识，董必武以身作则，并且要求当地领导干部全部带头守法。当某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带头不守法时，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些人。

当下我国许多法律理论和思想，仍依托于董必武的奠基。例如他所提出的“司法为人民”思想，和“恶法胜于无”等。

董必武

当然，董必武最不能忽略的成就，还要属他在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董必武重回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前往重庆同周总理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主要负责红岩机关的财务开支和工作。

战时经济异常吃紧，维持红岩机关正常运转相当困难。董必武以身作则，处处节省，为机关开源节流。

例如，1941年为改善南方局领导干部的生活状况，南方局重新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提高了部分担任繁重工作的同志的生活津贴。

然而，工作最繁重的周总理和董必武却没有列入其中。

周总理与董必武同志

还有一次，月底结算伙食费的时候有六角钱的开支始终平不了账。对财务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账面不平这种事还是经常出现的。

但董必武坚持认为是自己分管的工作出了问题，自责了很久，还向身边的同志检讨道：“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铺张浪费的权力。”

就为这六角钱，董必武在机关大会上公开作了检查，还向中央写了检讨信。

这事给邓颖超同志都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1985年，邓颖超故地重游时谈起了这段往事，她无不感慨道：“董老为了六角钱都要做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几十万都不心疼呀！”

邓颖超

在工作这方面，董必武绝对是全党数一数二的出色。早在1923年，董必武便积极动员各地青年参与到革命中来。

他在这一年选拔了大量青年团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到黄安地区创办平民学校和师范学堂，传播革命理论；次年，他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麻城工作组。

这两个地名联系在一起，一定会让大家想起一个著名的事件：黄麻起义。

没错，篡夺革命成果后，1927年11月黄安和麻城的农民自卫军起义，起义军党代表戴克敏便是董必武发展的党员，起义军的武器也是由董必武亲自在武汉采购。

黄麻起义烈士纪念碑

黄麻起义的队伍，后来成为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基础，也是红四方面军、刘邓大军的基础。而这个坚实的基础，是由董必武打下的。

可以说董必武在湖北省内农动所取得的成就，与同期毛主席在湖南取得的成就相差无几。

1927年毛主席写《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时，说湖南农民协会有两百万会员，能直接指挥群众一千万人。

而1927年6月的数据显示，湖北农民协会中也有250万会员。可见董必武在动员农民这一方面绝对有一手。

毛主席与董必武

看起来，董必武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在幕后。实际上，他也曾经多次代表中国“单刀赴会”，在重要会议上技惊四座，引起众人钦佩。

典型代表之一是1943年重庆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当时答应绝不在会上发表，董必武这才作为籍参政院前往参会。

然而，这群人能改掉的论调，就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要不可思议了。

会议的第四天，何应钦利用军事报告之机突然发难，指责不遵守军令、政令，是“双方发生军事摩擦的罪魁祸首”。这个罪名扣下来，的黑锅都要背不动了。

何应钦

董老在现场先是保持了基本的礼貌，等到何应钦讲完才发言。他提出质询道：“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政府四年多没有补充他们一颗子弹，三年没有给他们一文钱，纵然如此，十八集团军还是在敌后依靠人民坚持抗战，牵制了敌人十几个师团的兵力，粉碎了多次‘扫荡’。政府不嘉奖这样的军队和人民，反而谴责他们不遵守军令和政令，这有什么道理呢？”

何应钦所说的摩擦，显然指的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大量高级将领丧失生命，叶挺将军也被扣留，这显然是心头之痛。

董必武痛斥：“关于摩擦，那是由于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某些军队奉命跟在后面去抢地盘搞起来的！”

叶挺

这一连串的质问让台上的何应钦尴尬不已，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

而台下的某些顽固的派，也被董老说得恼羞成怒，开始扰乱会场，导致会议完全无法进行下去。

董必武也不打算和这群无赖瞎扯，在不卑不亢地声明要求退席后愤然离席，当晚又公开致函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声明因部分人违背承诺、公开，自己将不再参加会议。

董必武的所作所为赢得了许多清醒者的赞叹，就连内部的情报大员谷正纲都曾经感叹：“董必武讲话的时候，地下掉根针都可以听得出来。为什么有这种老头子，却没有？”

谷正纲

还有一次更加重要的会议，是1945年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1945年初，中、苏、英、美四国牵头发起了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和参加过参加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彼时中国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却擅自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人的代表团。

对此，方面表示了反对，周总理亲自致电美国驻华大使，指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应有国、共、同盟三方组成，且三方各占三分之一的要求。

周总理

当大使赫尔利表示“须由政府及选择”时，周总理立刻要求他将的要求转达给罗斯福。

罗斯福接到意见后委婉向表示，代表团中应当包括代表团。

最终，虽然没有如周总理事先所设想的那样三方代表各占三分之一的人数，董必武仍然作为代表成为代表团一员，一起参加了大会。

这也是高级领导人首次亮相于国际政治舞台。

董必武

与会全程，董必武表现出了宽容大量、谦虚礼让又不卑不亢的态度。

他从不粗暴打断别人，即便某些发言者对苏俄和中国的主义运动大放厥词，甚至有些说辞不堪入耳。

他只是绵里藏针、点到为止，展现出了气度和语言的艺术。

6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当天，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在上面签了字。

因而多年后董必武逝世的时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了唁电，称他为“联合国的参与创建者之一”。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董必武一生中曾经做过许多在别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例如以五十岁的高龄走过雪山草地，在六十几岁时领导新中国法制建设等等。

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名老人了，再没有年轻时那样敏锐的头脑，丰沛的精力，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么健康的身体了。

1969年与朱德同在广州时，两人还曾经一同鼓劲。

朱德通过散步锻炼身体，董必武则通过写毛笔字。两人都不太理解对方锻炼身体的方式，却又要比一比“谁活得时间长”。最终，两人都是以九十岁高龄去世。

董必武与朱德

1974年冬天，董必武被诊断为肝癌，彼时的他已经88岁了，医生不敢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次年1月13日的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了董必武最后一次参加的重要国事活动。

1975年4月2日，他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

昨天，蕲州詹大悲墓前来了一群特殊的人……

88年前的9月18日

是日本辱我中华的开始。

勿忘血泪，勿忘国耻！

蕲州商会作为蕲州的一个窗口，

为了学习、传承老一辈革命先烈

坚定的政治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

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组织了庄重的纪念革命先驱活动。

2019年9月18日上午9点钟，蕲州商会一行30多人前往蕲州镇街口村祭拜革命先驱詹大悲 。

商会常务副会长张剑向大家介绍活动的流程及参加的人员。并宣布纪念活动开始。

詹大悲（1887-1927）原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湖北省蕲春县田桥乡（现已与檀林镇合并）詹山村人。记者、革命家，中国革命烈士，辛亥革命先驱。

蕲春县文物局主任刘斌嵘向大家讲解詹大悲的革命事迹

全体会员向革命先驱敬献鲜花

向革命先驱鞠躬

随后，蕲州商会一行来到大别山红色革命老区，蕲州镇菩提村胡风纪念馆参观学习。

胡风（1902年—1985年），男，原名张光人，谱名张名祯，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州人。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曾遭周扬诬陷。鲁迅却非常欣赏胡风的人品与学术思想，两人常有来往并且关系非常密切。

蕲州镇人民政府张国辉主任向商会会员讲解蕲州红色革命文化历史

蕲州镇菩提村党支部张国成书记向蕲州商会会员讲解胡风同志的家国情怀事迹。

时间可以过去，

历史不能忘记。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在迎来祖国70华诞之际，

祝福我们的伟大祖国

繁荣、昌盛！

昨天，蕲州詹大悲墓前来了一群特殊的人……

88年前的9月18日

是日本辱我中华的开始。

勿忘血泪，勿忘国耻！

蕲州商会作为蕲州的一个窗口，

为了学习、传承老一辈革命先烈

坚定的政治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

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组织了庄重的纪念革命先驱活动。

2019年9月18日上午9点钟，蕲州商会一行30多人前往蕲州镇街口村祭拜革命先驱詹大悲 。

商会常务副会长张剑向大家介绍活动的流程及参加的人员。并宣布纪念活动开始。

詹大悲（1887-1927）原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湖北省蕲春县田桥乡（现已与檀林镇合并）詹山村人。记者、革命家，中国革命烈士，辛亥革命先驱。

蕲春县文物局主任刘斌嵘向大家讲解詹大悲的革命事迹

全体会员向革命先驱敬献鲜花

向革命先驱鞠躬

随后，蕲州商会一行来到大别山红色革命老区，蕲州镇菩提村胡风纪念馆参观学习。

胡风（1902年—1985年），男，原名张光人，谱名张名祯，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州人。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曾遭周扬诬陷。鲁迅却非常欣赏胡风的人品与学术思想，两人常有来往并且关系非常密切。

蕲州镇人民政府张国辉主任向商会会员讲解蕲州红色革命文化历史

蕲州镇菩提村党支部张国成书记向蕲州商会会员讲解胡风同志的家国情怀事迹。

时间可以过去，

历史不能忘记。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在迎来祖国70华诞之际，

祝福我们的伟大祖国

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