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骏(马世骏认为生态学是研究)

新中国治蝗专家马世骏，让中国大规模蝗灾变成历史

非洲蝗灾骤然而起，数目多达4000亿只，是25年来最大的一次蝗灾，这次蝗灾横跨十几个国家，包括给我们捐赠了大量物资的友国巴基斯坦也进入了紧急状态。在大家纷纷关注疫情之时，调侃蝗虫似乎成为了最近比较热门而轻松的话题。有人说可以派“鸡鸭大队”去吃蝗虫，甚至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就可以把蝗虫炸着吃到灭绝。其实对蝗虫，我们知之甚少。

​鸡和鸟的确是蝗虫的天敌，但在蝗灾大范围爆发的时候，它们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比如这次爆发的沙漠蝗，每天可以随着季风飞行150公里，从幼虫到死亡可以活3个多月。一只雌性蝗虫可以产卵300多颗，这种繁殖速度和迁徙速度，鸟类很难追上。另外，蝗虫在没有成灾时零散分布在植被上，这时候的蝗虫呈现绿色，数量少且没有毒性，鸡和鸟类都喜欢吃这种蝗虫。但一旦蝗虫聚集，在高密度刺激之下，会在数小时之内分泌苯乙腈，身体呈棕褐色。苯乙腈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是对鸟类发出的警告。飞蝗甚至会在被攻击的时候分泌有毒的氢氰酸，让吃它们的鸟类感觉到不适，所以鸟类和鸡对成群的飞蝗根本不感兴趣。

鸟类都不吃的蝗虫，人类怎么捕捉？这么吃呢？对于极少再见到蝗灾的我们，大概无法想象这种物种繁殖和迁徙的疯狂，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地调侃着蝗灾。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从两千年前就开始困扰中国人的蝗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极少出现呢？那就要说一说，新中国的治蝗专家马世骏。

马世骏，又名马宜亭，1915年出生于山东兖州。东三省沦陷之时，这位一米八的山东小伙正在兖州中学念书，他和同学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却因此被开除了学籍。马世骏非常失望，他离开了家乡，到济南继续学习。他难平心中热血，依旧参加，不久之后又被学校开除学籍。马世骏不甘心，离开济南到北京继续求学，他从马宜亭改名为马世骏，一来是想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二来是想要表达自己一生做“奔腾的骏马”的决心。

1933年，成绩优异的马世骏考入了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1935年，他因为参加“一二·九”被宪兵团拘留。1937年，马世骏从大学毕业，此时的他已经沉稳许多，萌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没有留在北京，而是毅然决然地来到山东农村，专门从事农业害虫的研究工作。

当时的农村条件极其落后，百姓生活惨淡，马世骏在农村一待就是10年，他明白凭借自己有限的知识和力量很难改变家乡。1948年，马世骏离开了祖国，前往美国留学深造，专攻昆虫生态学。1949年，马世骏仅仅用一年时间取得了犹他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前往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这一年，新中国解放的好消息跨过太平洋，让马世骏振奋不已。马世骏在2年时间内取得博士学位，向导师查普曼申请回到中国。查普曼非常欣赏马世骏，竭力劝他留下来，马世骏毅然说道：“我要用我的知识改变落后的中国，我离开祖国很久了，我想念我的同胞。”

马世骏的回国之路非常艰难，他手中拿的是中华的护照，如果要回去，就只得去台湾。马世骏并没有放弃，他假意接受了学校的聘请，1951年，他代替查普曼参加荷兰的国际昆虫学大会，他在荷兰申请去比利时访问，又从比利时来到英国。在英国，他终于联系上中国驻英机构，当晚就悄然登上了前往香港的邮轮。从荷兰到家乡，马世骏辗转多地，耗费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他抛弃了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只为心中回归祖国的心愿。

回归祖国的马世骏成为了上海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态学研究室。那时候的中国蝗虫问题依旧严峻，从1950年开始，政府就在积极组织农民捕蝗，后来又用飞机进行药物喷洒。1953年，我国农药生产有了很好的发展，喷洒药物成了最主要的手段。

但数年之后，蝗虫的耐药性增强，这种方式的效果越来越差。马世骏知道，如果不寻找一条新的思路，大规模的蝗灾依旧会卷土重来。为此，马世骏不辞劳苦，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蝗灾高发区，当时的农村不像今天，路难走，吃住条件不好。马世骏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进行考察，有的时候车坏了，他就扛着车回家。

因为蝗虫喜好在水草丰茂之处产卵，马世骏经常在湖区考察，有一次他和同伴三人迷了路，在荒野走了三天，只能靠吃水草活命，所幸最后他们找到了一户人家，算是得救。

​50年代末，马世骏终于完成了考察，提出了根治洪泽湖和微山湖蝗害的建议。马世骏提出改造洪泽湖和微山湖附近的生态结构，用修建堤坝和控制水位等方式转变蝗虫生殖繁衍的有利条件。马世骏从蝗虫的源头开始，从根本上遏制了蝗虫的大量繁殖。从那时候开始，危害中国两千多年的蝗灾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根治蝗灾是马世骏众多贡献之中的一部分，1981年，马世骏提出《生物环境系统中相生与相克》，是国内率先提出生态保护和治理污染的先行者。几十年来，马世骏坚持7：15上班，晚上八点多才下班。回到家里之后，不少研究生学生还会来拜访他，他都会耐心辅导。

1991年，76岁高龄的马世骏老先生已经因为青光眼和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他却依旧坚持工作。5月22日，马世骏参加了中国科协四大会议，大会26日才结束。27日，刚刚休息一天的马世骏乘车前往河北迁安参加另一个农业会议。

5月30日，马世骏院士乘坐轿车返回北京。在京津唐公路上，一辆违规行驶的卡车猛然撞了过来……这场车祸带走了这位一生都在为祖国而努力的老人。

（2015年，纪念马世骏院士诞辰100周年活动）

​今天，我们再也不知蝗灾是何种场景，可以拿着手机开开心心开玩笑，这都是因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用一生为我们负重前行。他曾经不顾一切得喊出爱国的口号，他曾经放弃在美国的大好机会，坚持改变贫穷落后的新中国，他曾经推着自行车行走在泥泞的农村，他曾经划着小船游走在荒无人烟的湖区……

马世骏：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先驱

马世骏：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先驱

《拆弹专家2》大反派谢君豪的戏剧人生：从男护士到金马影帝

谁也没想到，2020年末上映的《拆弹专家2》口碑远远超过上一部，打破了“续集必烂”的魔咒，目前豆瓣评分7.9分，票房超过6亿，成为年度爆款，可以说是近年来最佳港片之一。

年近花甲的刘德华饰演拆弹专家潘乘风，一如既往贡献了拼命三郎般的演技，片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和反派oss马世军的爱恨情仇，当马世军对潘乘风大吼“你为什么背叛我”时，许多人纷纷表示磕到了！

片中最大的惊喜除了宝刀不老的刘德华外，就是谢君豪扮演的气场强大的霸道总裁反派马世军，一头白毛太酷了！

谢君豪的出现唤起了观众的怀旧记忆，纷纷表示：“为什么会有谢君豪这么帅的男人啊！”

“谢君豪为什么这么苏，好多年过去了，依旧对他的酒剑仙念念不忘！”

谢君豪是一位同时活跃在话剧舞台、大银幕、小荧屏的全能艺人，参演话剧影视作品上百部，被称为千面演员，优雅、怪诞、深情、狂放、阴郁、不羁……不论什么样的角色都诠释的恰到好处，人性有多少面，他就能演多少面。

谢君豪给人的印象是“不红”，似乎是二三线演员，但他在话剧界的成就很高，被誉为香港话剧皇帝。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港话剧史1907—2007》封面就是他的《南海十三郎》剧照，人家是留名史书的人物，不能用通常意义上的“红”与“不红”来定义。

1963年3月23日，谢君豪出生于香港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是小餐馆厨师，母亲靠缝缝补补贴补家用，全家住在专供穷人租屋的贫民区。

他家只有一个房间，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沙发，一个柜子。睡觉时，父母睡床，姐姐和妹妹睡沙发，谢君豪铺块布睡地板，一直睡到20岁。

对谢君豪来说，贫穷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早点发掘自己的潜能。因为不喜欢填鸭式教育，他小学逃课、中学换了三所学校，毕业没通过大学学前会考，只好走上社会，去小公司端茶倒水打杂，当过文具售货员、推销过化妆品，一个月才卖出一支唇膏，这样的生活让他迷茫。

幸好上中学的时候，全班排演话剧《雷雨》，谢君豪因为长得帅被选上饰演男主角周萍。谢君豪演得很过瘾，还获得全校戏剧表演的最佳男主角奖，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奖项。

谢君豪对戏剧产生强烈的兴趣，香港有很多小剧团，他白天工作，晚上偷偷到小剧团排练，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做舞台剧演员。

1985年，香港演艺学院首届招生，谢君豪兴致冲冲去应考，结果名落孙山。心情沮丧的他为了谋生考取护士执照，进入医院当男护士。

看见小护士谢君豪了吗？

因为男护士少，谢君豪粗活重活都得干，帮病人洗澡、倒大小便，还要处理遗体。他回忆说：“把遗体包起来然后跟他说话，每动一下都要告诉他，一定要尊重逝者。”

谢君豪在医院看尽了生离死别，病人咽气前，家属哭着问他怎么办，他只能无奈摇头，说“对不起，我不懂”。

有一天，他看护病人时打了个盹，病人不小心咬碎体温计，差点把水银吞进肚子。病人惊恐的尖叫声把他吓醒，拼命挖病人的嘴，病人总算被救活了，他也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当护士。

谢君豪又回到小剧团，第二年总算考上了香港演艺学院，接受标准的舞台训练，成为正宗科班出身的演员。

班上的同学只有十七八岁，23岁才上大学的谢君豪总是被安排演爸爸、叔叔之类的角色。

谢君豪在学校最后一年才当上男主角，获颁“杰出演员”大奖，毕业后进入香港话剧团，几个月就升为主演。剧团的艺术总监杨世彭说：“我发现这个参加剧团不久的青年两眼炯炯有神，表演不露痕迹却恰到精彩，于是记住了他的名字。”

谢君豪进入话剧团不到四年就升为香港话剧团的首席演员，当时他只有30岁，是香港话剧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席演员。他说：“首席就是工资多点，演主角的机会多些。”

谢君豪并不是要每部戏都当主角，最重要的是喜欢的感觉。他当上首席演员之后，依然喜欢穿着裤衩背心跑龙套。有时他在台上同时演8个龙套，不停变化身份，在台上玩得特别开心，所以他演的角色一点不吃力。

谢君豪在香港话剧团十年，演出《费加罗的婚礼》、《暴风雨》、《李尔王》、《竹林七贤》、《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北京人》、《仲夏夜之梦》、《上海之夜》等50多部话剧，达2000多场。

谢君豪最重要的舞台剧代表作是《南海十三郎》，《南海十三郎》在香港话剧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北京人艺的《茶馆》。

《南海十三郎》讲述了粤剧著名编剧南海十三郎颠沛流离的传奇一生，谢君豪在20多年的时间里多次演绎南海十三郎这个角色，每次重演，他都将自己新的人生体验加在角色身上，不断丰富着角色的内涵。

《南海十三郎》让谢君豪在舞台上大红大紫，拥有了强大的票房号召力。

他说：“有这么多人愿意买票来看我演的戏。演完回到后台，后台全是人，走不动了。当时的盛况是八百人的大剧场两三天票就卖完了，我们连演了三四十场。以前中等剧场演二十场就很不错了。”

《南海十三郎》代表了香港舞台剧演出的最高水准，编剧杜国威说：“没有谢君豪，就不会有《南海十三郎》。再也不会有像阿豪这样的人来演了。”

1997年，《南海十三郎》搬上大银幕，导演找了3个人来试戏，最终还是选择了谢君豪。第一次主演电影的谢君豪厚积薄发，击败了《春光乍泄》的张国荣，获得第34届金马影帝。

谢君豪当时几乎不会讲普通话，只能让吴君如翻译他的发言：“我很荣幸作为舞台剧演员能够拿到分量这么重的电影奖项。”

谢君豪张曼玉获得金马影帝影后

谢君豪在电影《南海十三郎》中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成为华语电影史上永恒的经典。

《南海十三郎》豆瓣高达9.2分，属于神作的范畴。2019年，《南海十三郎》在北京百老汇影城放映时，原本只有两场，结果电影票不到10秒钟便售罄，只好临时加映到四场，可见《南海十三郎》的魅力经久不衰。

拿了金马影帝的谢君豪并没有顺势进入电影市场，依旧活跃在舞台。“话剧舞台的魅力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我无法抗拒，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投身电影……”

谢君豪在1985年做暑期工时认识了太太戚婉仪，经过10年爱情长跑，两人在1996年结婚，2001年生下女儿。

谢君豪从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取了“采”和“南”两个字，将“南”加上三点水，为女儿取名“采湳”。

谢君豪想到自己童年受的是填鸭式教育，成年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专长是什么，觉得作为父亲有必要努力赚钱，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话剧演出的菲薄收入实在无法实现他要给女儿最好的生活的愿望，2001年后，谢君豪放下了孤傲清高的艺术家做派，将工作重心放在影视剧上来。

谢君豪在内地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徐文长外传》，内地的工作环境给他带来了新鲜感：“一个人的内涵必须不停更新，所以我不能老待在香港。香港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城市，但文化积蕴毕竟不如内地那么深厚。”

“御剑乘风来，除魔天地间，有酒乐逍遥，无酒我亦颠。一饮尽江河，再饮吞日月，千杯醉不倒，唯我酒剑仙。”2005年的《仙剑奇侠传》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李逍遥的师父酒剑仙让谢君豪打开了在内地年轻人中的知名度。

谢君豪还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金笛书生余鱼同，《隋唐英雄传》中的暴虐昏君隋炀帝，虽然都是配角，但他出众的演技和颜值气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5年，谢君豪签约了海润影视，主演了一些颇有人文深度的电视剧，其中《长恨歌》、《记忆之城》和《医者仁心》可以说是他的三大电视代表作，豆瓣分都在8分以上。

《长恨歌》改编自王安忆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谢君豪饰演了为王琦瑶付出一生的程先生。开拍前谢君豪住进上海一个普通居民小区，体验了一个月生活，普通话水平突飞猛进。

谢君豪深刻理解了程先生这个人物的内涵：“他身上有很多老上海的特点，包括对老派生活的坚持。他的趣味、对感情的看法、对喜欢的女人的态度，都隐藏着一种不亢不卑的尊严。”

《长恨歌》播出后好评如潮，谢君豪把隐忍、痴情而又勇于担当的程先生演绎得入木三分，一个香港男人演出了上海男人的味道。

《记忆之城》再现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谢君豪饰演的男主角朱今墨是集地下党员、军统特工、日本间谍三重身份的特工，在多方势力间游走。

为了贴近这段历史，谢君豪做了很多功课，强化了朱今墨身上优雅的一面，他说：“朱今墨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肮脏的战场上，他可以微笑着面对死亡。在他身上，可以体现出中国文化里的那种尊严感，那就是你可以杀我，但不可以侮辱我。”

2010年的《医者仁心》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反映医生职业生活的医疗剧，荣获了飞天奖一等奖，谢君豪饰演医术高明的海归心脏外科医生钟立行。

谢君豪此前就有当男护士的经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翻阅医学方面的书籍，多次到医院深入体验医生的工作和生活。

《医者仁心》播出后，网友称赞谢君豪成功塑造了一个善良、正直、敬业的外科医生，表演真实、自然、毫无痕迹。

谢君豪可以说是在大陆电视剧中表演最好的香港演员，多情才子、武林高手、荒淫皇帝、地下党员、军统头子、知识分子……似乎没有他不能驾驭的角色，也没有一些香港演员在大陆电视剧中的违和感，展现了他深厚的演技和文化底蕴。

最近几年，年龄渐长的谢君豪开始演长辈的角色，他精益求精的表演态度和专业风范得到胡歌、陈晓、李易峰等年轻演员的尊重。

胡歌与谢君豪合作了《仙剑奇侠传》和《天外飞仙》，结下了师徒情。2016年，谢君豪的话剧《南海十三郎》在内地巡演，胡歌前来为师父捧场。

胡歌这样评价谢君豪对自己表演的影响：“很厉害的谢君豪师父，我在背后管他叫音乐家，因为只有音乐家才会有那么好的节奏感。好的节奏在表演中非常重要，无论是语言的节奏还是肢体动作的节奏，非常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演出的效果。我总开玩笑说，和谢师父演戏时，我全身的雷达都是打开的。他的台词和行动都能像箭一般射中我的心脏，给我刺激，激发我的情感。”

谢君豪和陈晓在《那年花开月正圆》中饰演父子，陈晓说谢君豪和他分享了香港学习西方的表演理论和方法，与北影中戏的教育体系不同，让他受益匪浅。“豪哥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他对于表演的执着会打动你。”

谢君豪在《心理罪》中短短出场几分钟，一抬头、一个眼神、一个邪魅笑容瞬间抓住了观众，秒杀了李易峰。

谢君豪在影视圈活跃的同时，永远不会放弃舞台剧。近年来他出演了《梨花梦》、《情话紫钗》、《南海十三郎》等话剧，并多次来内地巡演，反响热烈。

他说：“我是话剧舞台上成长出来的演员，它带给了我太多的东西，精神和物质，话剧对我来说就像一种信仰。”

谢君豪是极少数同时在话剧、电影、电视三个表演领域中都有一定成就的华语演员之一，他对表演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舞台和荧幕就是他的伊甸园。“我每演一个角色，就好像活了一遍别人的人生，那种感觉很美妙，很充实。”

谢君豪还开办过戏剧培训班，在香港《成报》和内地《中国银幕》开过专栏，出了两本随笔集《跳进人间烟火》和《采湳》。他喜欢读书观察生活，文字清朗，颇有哲理。

他曾写下这样的文字：“真正的单纯并非一厢情愿的相信世界的美好，而是曾经沧海、千帆过尽之后仍能选择一颗赤子之心。”

谢君豪才貌双全，业务能力过硬，戏外也是好丈夫、好爸爸。他的妻子是初恋，两人在一起30多年，他一直是绯闻绝缘体，更没有黑料，拥有幸福的家庭。他在随笔集《采湳》中记录下女儿成长的历程，无论工作多忙也要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女儿，这样的好男人在娱乐圈基本绝种了。

2009年，谢君豪出演《杨贵妃秘史》时，片场意外起火，他见义勇为，冲进现场救出了饰演女儿的小演员，导致自己脸部烧伤，不得不做了手术，休养了一段时间才复出。

演员是靠脸吃饭的，别的演员出了这么大的事，早就闹得沸沸扬扬了，但谢君豪从未拿这件事炒作过，直到被同剧组的李念爆出来，大家才知道这件事，由此可见谢君豪的人品多么让人敬佩。

很多人为他不平，认为以谢君豪的颜值、演技和人品，本来可以更红的。谢君豪对此幽默调侃说：“我当不了明星，因为明星不是靠唱歌、演戏，是靠娱乐记者，一天到晚被报道的人才能做明星。”

谢君豪说自己并不是不渴求名利，但也不强求：“对我来说就像面包一样，有就有，没有我还有米饭，还有面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并不是每个演员都要成为像刘德华那样在大众视野中风光几十年的天皇巨星，像谢君豪这样有代表作、有奖项、有口碑，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低调踏实默默演戏几十年的表演艺术家同样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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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转基因产品的生态学家车祸离世，暗藏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中国已经有五位生态学专家在车祸中离世，或许一位是偶然，二位是意外，三位是巧合。对于第四位和第五位来说，我们无法确定是否仍然是巧合。车祸是一种突发事件，发生与否不仅取决于驾驶员的技术水平和道路交通状况，也与各种意外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在道路事故中遇难并不一定意味着有阴谋或者背后的目的。

第1位，1991年5月30日，马世骏院士在外出开会返京途中，遭遇车祸。

第2位，1998年5月21日，李博院士在考察欧亚大草原西部时遭遇车祸身亡。

第3位，2007年5月12日，林鹏院士在厦门遭遇车祸不幸去世。

第4位，2017年9月25日，钟扬教授在内蒙古出差途中遭遇车祸，年仅53岁。

第5位，2023年6月23日，张大兵教授在赴外地参加学术会议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年仅56岁。

这五位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都与粮食安全、种子安全、转基因技术安全以及生态安全相关。且都是反对转基因产品的专家，这种巧合的背后确实让人感到不安和惊讶。科研领域是一个敢于探索、开拓新领域的领域，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争议。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专家们常常需要与各种利益相关方进行角力，同时也面临压力和威胁。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车祸归结为阴谋或者有意的行为。车祸是事故，无法预测和控制。虽然这五位专家在车祸中离世，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事故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和动机。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巧合的现象就无端猜测和猜忌他人的动机。事实上，对这些专家的离世应该感到惋惜和痛心，同时也需要重视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危险。

对于这个巧合的现象，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和保护在生态学领域工作的科研人员。生态学研究对于保护我们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他们的工作对于我们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面对这样的巧合事件时，我们应该理性思考，不要凭空猜测和产生不必要的恐慌。相反，我们应该以一种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对待这些事件，并从中汲取教训，加强生态学研究的保护和发展，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在当代社会，种子安全、转基因技术安全以及生态安全成为了困扰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三个方面的稳定与和谐互为关联，彼此影响。

种子安全是农业的基石，对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农作物的起始点，健康高质量的种子库在保障农业生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种子安全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

种子的商业化以及种子基因的高度重复导致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匮乏。由于种子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其商业化导致了大量的种子生产企业涌现，并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导向。这种商业化趋势削弱了农作物种质的多样性，导致越来越多的农作物依赖相同的基因，使得农作物面临被病虫害侵袭和环境变化影响的风险增加。

、假冒伪劣种子的流通也给市场带来了混乱。种子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农民的权益，并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假冒伪劣种子的流通不仅使得农民购买到品质低劣的种子，也破坏了农作物种质的纯正性，进一步加剧了种质资源的匮乏问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政府必须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管。首先，政府应确保种子的来源可追溯，加强对种子生产企业的监督，保障种子生产的质量和安全。其次，政府应加强种子的品种纯正性检测，防止假冒伪劣种子的流入市场。

转基因技术自被广泛应用以来，一直备受争议。转基因作物被认为具有提高产量、抗病虫害、适应环境变化等众多优势，但人们对其带来的风险忧虑不可忽视。

转基因作物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稳定性以及对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因此，为确保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我们需要加强监管并制定全面的安全评估和标准。

加强监管是确保转基因技术安全的重要一环。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销售和种植进行有效监管，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潜在风险的发生。不仅要加强对转基因产品的质量把关，还要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追踪和管理。

制定全面的安全评估和标准也是十分必要的。科学家和专家应该对转基因作物进行严格的安全评估，深入研究其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只有在确保对环境和人体安全无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才可将转基因作物推向市场。

科学家们应该加强研究，准确评估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他们应该充分了解转基因作物的特点，开展深入的实验和研究，确保科学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将研究成果向公众透明传达也是至关重要的步骤。通过向公众公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促进科学辩论，消除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困惑和不确定性。

生态安全是维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对于农业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人类的不合理开垦、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行为导致了土壤退化、水质污染等生态破坏问题。为实现生态安全，需要采取保护生态系统的措施，如推广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土地的过度耕作，切实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知料 | 浙江10万“鸭子军队”出征，30 年治蝗往事重现

文 | 牛耕

编辑 | 苏建勋

10万只绍兴鸭摇摇晃晃、三五成群地拥在一起，它们喜群居、体形肥大、觅食能力强，一只鸭子一天可以吃 200 多只蝗虫，所到之处连蝗蛹都不会放过——它们是蝗虫最优秀的猎捕者。

2月27日，据《宁波晚报》报道，由于蝗灾威胁巴基斯坦，受巴方所托，浙出10万只“鸭子军队”代国出征，奔赴巴基斯坦灭蝗，这一事件随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而在浩浩荡荡的鸭群背后，是中国从蝗灾重区到治蝗大国的一段逆袭往事。

在历史上，中国曾饱受蝗灾之苦，有“唐太宗吞蝗”安天下的典故。但短短数十年里，中国就转变为治蝗大国。2000年8月，新疆特大蝗灾仅持续了3个月就被消灭，背后是70万只鸡鸭和椋鸟的调度。2017年，山东蝗灾仅持续数周，而俄罗斯却蝗灾失控，一时有“中国人吃灭蝗灾”的戏言。

如今，历史又在全球多地重演。

2020年开年，数亿只蝗虫就袭击了东非，规模达到25年来罕见。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完全瘫痪，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称，这已经造成当地粮食短缺，有200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

肆虐非洲后，这些蝗虫还飞跃红海和阿拉伯海，进入欧洲和亚洲西南部。巴基斯坦在非洲和伊朗蝗虫的双重打击下，全国40%农作物遭殃。印度也受灾数十万公顷。

“蝗虫群所到之处，玫瑰色的蝗虫把树干都染红了”，美联社这样形容说。

现在，蝗灾在印度已基本控制住。但印度政府仍预警称，今年6月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蝗灾。其原因在于这种蝗虫繁殖迅速，部分蝗虫已经产卵孵化。据《国家地理》报道，蝗灾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尚未到来，6月的蝗虫数量可能是现在的400倍。亦不乏这种蝗虫飞跃青藏高原屏障，进入中国云南的可能。

不过，经历了 30 年前的治蝗翻身仗，中国对防治蝗灾更显得胸有成竹，这要归功于治蝗英雄们不为人知的往事。他们为今日中国做出的贡献，可不亚于名满天下的企业家。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路19号院，如今紧邻国家会议中心，这里诞生了中国灭蝗第一批功臣。

1951年，建国后最大的蝗灾，洪泽湖和微山湖蝗灾爆发。马世骏被征调回国，筹备中科院昆虫研究所，也是后来动物研究所的前身。陈永林、郭郛等人也被调到北京，充当副手。

说起马世骏，一生精彩可能不亚于小说：他参加过学运、当过北漂、办过砖厂、调查过细菌战，毕业于北大农学院生物学系后，又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并在归国时遭到美国移民局阻碍。

面对特大蝗灾，周总理亲自挂帅，成为国家治蝗总指挥，赌注全压在了马世骏的研究所上。

但当时中国治蝗几乎零起步，经验全靠老祖宗口耳相传。马世骏坐镇研究生，陈永林奔赴洪泽湖，中国消灭东亚飞蝗的起点，就从北京动物园的一间简易房、洪泽湖畔的一间牛棚开始了。

1953年，完成筹备工作的马世骏也来到洪泽湖一线。他的首要工作是摸清蝗区的成因、变迁，找到根治蝗灾的方法。为此，他要像达尔文观察雀鸟一样，实地考察野外蝗虫。

然而当时刚建国不久，洪泽湖的湖匪还没有清缴干净。据《飞蝗物语》记载，马世骏、陈永林等人，就在警察保护下乘坐大篷船，在淤泥滩寻找早期飞蝗痕迹。有时碰上水流湍急，船几乎要装上闸板，喝混入牛粪的水得了疟疾也时有发生。次年，一行人又转战微山湖。马世骏靠笔记积累起了中国最早的经验。

此前人们已经知道，蝗虫伴水而生。东非蝗灾就起源于2018年一场大雨。但中国人又相信，“下雨能淹死蝗卵”。对蝗卵能否跨年也众说纷纭。马世骏发现，东亚飞蝗的卵不同于国外物种，全年无休眠，孵化速度取决于降水和温度。因此如果在冬季，蝗卵可能存活数月，在春天爆发；夏季孵化的蝗卵则会当场淹死，难以成灾。

根据这些研究，马世骏提出了预防蝗灾的方法，“防治结合”，取代了此前“只杀不治”的化学+机械式杀灭思路。

有了初步经验，在1952年底，济南全国治蝗座谈会召开。会上明确提出，此前动员人民挖蝗卵的方法是劳民伤财，无助于减少受灾面积。此后的思路从人工捕杀，变成防重于治和药剂为主，中国治蝗进入第二阶段。

伴随学术研究进步的，是中国治蝗国力的发展。在手动捕杀时期，政府只能拨几百万斤粮食支持；灭蝗药登场后人民换上了“机械化”设备；在治蝗第二阶段末期，人们甚至有了飞机。

在中国肆虐的蝗灾主要是东亚飞蝗。它们个头虽小，但能连飞数十小时，受灾面积广阔。同时它们繁衍能力强，一年能繁衍两代，分为夏蝗和秋蝗。中国志书里“田禾俱尽”、“蝗飞蔽天”、“人相食”的记载几乎从不断绝。

直到建国以前，人们都没有成体系的灭蝗方法。冯小刚电影《1942》就描述了那一年河北的蝗灾：大旱后蝗虫蔽日，粮食遭殃，河北全省1200万人受灾，1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300万人逃离河南。电影里张国立无奈地说，“千万不要托生到这儿了”，面对蝗灾只有无奈。

到了1952年，改天换地，政府已经能动员人民力量灭蝗。但当时措施以人工捕打为主，贯彻六字方针“打早、打小、打了”。凡是一地发生蝗灾，责任落实到当地政府，由县政府赔偿损失，力图在蝗卵孵化或成虫前在本地消灭。

据《飞蝗物语》记载，有的县甚至出动12万人，相当于全县四分之一人口，浩浩荡荡去挖蝗卵。挖不及时的，蝗卵就孵化成蝗蝻。人们会围城包围圈，将蝗虫困在小范围，然后拍打或火烧。伴随着甘草，蝗虫噼啪作响烫得发焦，成为零食也是当时人的回忆。

然而决心虽大，这种人工捕杀效果并不好。蝗虫在一地扑杀不尽，密度大则起飞迁徙，造成更大范围受灾。在洪泽湖地区，有的农民家里供奉的祖宗牌位都被蝗虫咬坏，灭蝗人脱下小褂放在田头，回来的时候衣服被啃食干净，只剩下了衣领。

灭蝗手段的第一次升级，在于“六六粉”（六氯环己烷）杀虫剂的大范围使用。政府最初只能拨掉几千斤药粉，配上几十架喷粉器，被农民羡称“机械化”武装。后来地方政府开始自制喷雾器，出借给农民，农民则用六六粉或自制的苦楝树皮粉末灭蝗。

但在动辄上百亩的蝗灾面前，这些小规模机械化仍捉襟见肘。真正扭转地方局势的是飞机引进。

1951年6月，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小范围引进飞机灭蝗。这些飞机由苏联安二型改装，一次能携带一吨药粉，两天能喷洒2000多亩地，相当于14000人的捕杀成果。飞机所到处，蝗虫扑蹬几下腿就死掉了，几无漏网可能。

飞机灭蝗天降神兵，成为当时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据《飞蝗物语》记载，周总理还亲自打电话了解情况，并嘱咐“治蝗不单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

《新华日报》则引述飞行员的话说：“我想到的空军是怎样装上炸弹向人民头上扔，现在又用飞机去灭蝗虫，这是多么明显的一个对照啊！”

在几天内，飞机便灭蝗9552亩，灭蝗比例80%。这极大鼓舞了灾区人民。飞行员陈映有时在村中吃饭，发现背后有小女孩摸他的手，怯生生问他：“你是毛主席的飞机师吧？”有时他下河洗澡，上岸则发现衣服被村民偷偷洗了。

到1959年，飞机灭蝗逐渐转为常规化，直到今天仍是灭蝗主要手段。这次东非和亚洲蝗灾，印度亦出动了飞机和无人机抢救灾区。

但堵不如疏，能否在根源上消灭蝗灾？有时多年无事，有时蝗灾突起，原因为何？这里仍缺少一块拼图，是治蝗从“术”到“道”上的飞跃，需要马世骏他们去寻找。

1959年5月，《人民日报》发文《为根除蝗害而战》，向蝗灾吹起新的号角。中国治蝗也进入第三阶段，从治转防。这是一场国力之战，非大国不可为。

其理论基础归功于动物所的研究。自1958年起，马世骏团队开始将降水量、温度、晴雨日数和虫口基数总结成经验，探寻蝗灾的源头。他归纳发现，中国可分为四大蝗区：滨海、沿海、内涝、河泛，而它们都与水直接相关。

他发现，河流改道和水涝，导致农民对土地失去控制，是蝗灾发生的基本原因。“碰上大雨就淹，水退无雨就旱”，农民疏于耕植，只能任凭蝗灾发展。在历史上，特大蝗灾亦紧接大旱、大雨、欠收而来，背后原因终于揭晓。

由此，马世骏向上级提出：治蝗先治水。要根治地区蝗灾，就要在生态学上改造，消灭蝗虫的生存环境。例如消灭洪泽湖蝗区，根源其实在治淮工程。改造后的洪泽湖可以调节水位，有计划地淹没蝗卵，就再无大蝗灾发生。

而一旦有了国力去大兴水利，改善地貌，治蝗甚至还有新的思路：建设林地、蓄水养殖业，能为蝗虫引来天敌，在卵的阶段消灭蝗灾。

即使不适合改造地貌，也能征调鸡鸭大军灭蝗。1952年江苏宿迁蝗灾，就以当地3万只鸡去啄食殆尽。2000年新疆蝗灾，则异地从浙江征调了10万只鸭子奔赴现场，蝗灾当年即消灭。这也是最近中国国际电视台说“10万‘鸭军’，严阵以待！“的背后底气。

在”治蝗先治水“提出后的八年里，洪泽湖蝗区面积缩减到40%，治蝗人力缩减到9%。到了1976年，洪泽湖作为历史上最泛滥的蝗区，已经不需要主动治蝗了。

洪泽湖今貌

1978年，在马世骏归国将近40年后，他和动物研究所的成果“改治结合、根除蝗害”获得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这40年里，他奔波各地会议上从未断绝。

1991年5月30日，马世骏在一场车祸中与世长辞。全球发来270份吊唁，800多人出席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国主要报纸报道了这位大师的离去。《工人日报》写道，如今提起蝗灾，青年漠不知情，老年人却会想起飞蝗蔽日、饿殍枕道的惨状。其中两代人的转变，就要归功于马世骏。

在马世骏的骨灰安置仪式上，一只蝗虫迟迟无法赶走，最终一同被埋入墓穴。到场人员说，飞蝗素有“神虫”之称，因为百姓无力对抗，只能认为天降灾祸。但他们改变了这一切，肆虐中国千年的“神虫”，最终被这批治蝗英雄们降伏了。

参考资料：《飞蝗物语》，陈应松著

马世骏：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