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金是什么字(敖金是什么意思)

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演变一

作者：中国计量网

时间：2008-01-2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中，发现了自然界存在着“量”，并且创造了诸如“结绳记事”、“布手知尺”、“手捧成升”、“迈步定亩”、

“滴水计时”等计数和计量的方法。“度量衡”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出于《尚书·舜典》中“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我们这里说的度量衡，度是关于长短的量——长度；量是关于多少的量——容量；衡是关于轻重的量——重量（质量）。

第一节测量的起源和度量衡制度的产生

人类对数的认识比对量的认识要早得多。在早期人类群体仅以野生植物和鸟兽鱼蚌作食物的时代，人们已感受到气温对肌体的侵蚀，而有了季节的认识和随季节迁徙的习惯，同时用数来观察和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先民们不但学会了计数，而且逐渐地发现自然界存在着“量”。用数和单位来表示事物的物理量就叫做“计量”。中国古代，计量的称谓是“度量衡”。“度量衡”和关于年月、时日的时间计量、关于寒暑冷热的温度计量一样，是人类最早了解和应用的几个物理量。

一、量的概念的产生和原始社会的比较测量

1.从穴居到建造房屋

人类大约是从天然洞穴里搬迁出来，靠自己的双手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屋时起，就开始进行测量活动了。原始人经历了约一百多万年迁徙流动的生活方式，从穴居山洞、构木为巢逐渐学会建造房屋，组织村落，开始了定居生活。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已密集着成百上千个母系氏族村落，半坡和姜寨遗址就是西安城郊、渭河之畔已被发掘而比较典型的古老居民区。半坡遗址现存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当时至少有居民四、五百人。遗址分居住区、制陶区和公共墓地三部分。居住区内排列着结构相似、大小相仿的房屋四、五十间。我们测量了其中一座方形房屋的地基，每边长约1.6 米。

姜寨遗址的一座大房子地基，四边长约9.1 米。(1)这时期房屋多似锥形，用不同长短的树枝、树干做支柱，外面再用细碎的草和泥土抹上一层。这样，在建造房屋之前必然要考虑到每一根支柱的长短，现场不能一一找到合适的材料，人们便用手幅和肘来进行比较以帮助记忆；对于重要的长度，开始知道用棍棒来进行测量。半坡和姜寨遗址不少的房屋和建筑，都有一定的尺寸比例，这些可以证明，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已形成了早期的比较测量。

2.从种植到分配

据考古发掘报导，半坡遗址除了有许多房屋以外，还有一、二百个地窖。这些地窖是氏族村民们的公共仓库，其中一个大地窖里发现堆积层达18 厘米厚已腐朽了的粟。原来这些都是公社集体的储备粮，这些粮食由氏族酋长掌握，其中一部分待需要时再分期、分批地分配给大家，另一部分则准备有灾荒时作应急之用。

其实，对储备粮食的必要性，半坡村民也是经过长期积累生活经验才逐步认识到的。在收获的季节，氏族酋长把大家召集起来，把粮食按人数平均分配给大家。得到较多粮食之后，大家就不再愿意到外面去寻觅其他食物加以补充了。一旦这些粮食吃完，尤其是冬季来临，自然界找不到食物时，不少人因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而先后死去。许多年代过去了，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不能把所有的粮食分光、吃光，而应该有所储备。于是在收获的季节里，只能把一部分粮食分配给成员，其余的储备起来，平时以采集和狩猎来补充不足，待到天寒地冻，采集野果和捕捉鱼蚌十分困难时，再把集体储备的粮食分配给大家。

在过去分光、吃光的年代里，可以临时找来一件陶罐作为分配的工具和“标准器”，每人得到的粮食也能基本相等，粮食一分完，这个陶罐便失去作为标准器的作用了，下次分配时再临时找一件。然而，当人们有了储存活动之后，就要考虑到储存多少才能勉强度过寒冷的冬季，今年与去年相比，收获量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等等，这时就有保存一件相对稳定的专用测量工具的必要了。他们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把去年收获量记录下来，待第二年仍用同一个陶罐来测量，这样年复一年，终于总结出一些经验，知道应该分配多少和储存多少了。氏族酋长选择一个或几个容器，每年都用它来测量和分配粮食，这些器具便成为在一定范围内固定的专用量器。专用量器通常都保存在氏族酋长处，公社居民日常生活中似乎没有普遍使用的必要，又和大家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因此器物本身也就不存在什么法制性，只要大家承认它、遵守它也就行了。

在半坡陈列馆里至今还可以看到各种大小不一的陶罐、陶碗..，虽然已无法确定哪一件曾作过当时容量的标准器了，但是可以设想，选择其中某一件作为分配的量器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我国古代第一位建立度量衡标准的人——治水的大禹

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传说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在这一历史阶段有许多传说故事：五、六千年前，我国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洪水泛滥，给人们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鲧、禹治水的神话因此得到广泛而长期的流传。据《史记·夏本记》记载，尧曾命鲧治水，但鲧未能成功，以后舜又命令鲧的儿子禹继续完成治水工程。禹总结出其父治水失败的原因在于单纯地“堕高湮库”，筑堤堵流，于是决定采用堙塞与疏导相结合的做法，因地制宜，灵活处理水土之间的关系。《史记·夏本记》中称赞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洲，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淮南子》中对禹治水也有以下的记述：禹命他的大臣太章、竖亥以步作为单位来测量距离，还用规矩、准绳作为测量工具，用规画圆，用

矩作方，用准定平，用绳量长短。(2)“矩”即后来称之为曲尺，又叫鲁班尺，用一把曲尺可以测量高、深、广、远。绳实际上是一种尺度。大禹治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3)亲自率领氏族村民去勘探地势，测量高山、河流，树干立标，把测量数据一一记录下来，制订出“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治水方案。《拾遗记》中还记述了禹因神助而得到丈量工具的故事：禹为开凿龙门，走进一个深数十里的岩洞，当“幽暗不可复行”时，出现形如豕的野兽，口衔夜明珠在前引路，走到豁然开朗处，只见九河神女华胥之子、蛇身人面的伏羲端坐在那里，交给禹一支“长一尺二寸”的“玉简”，“使量度天地，禹即持此简，以平定水土”。(4)《史记·夏本记》有：禹“身为度，称以出”，这些都说明了大禹治水不但经过丈量，而且在丈量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统一的长度和重量标准，这个标准制定者就是大禹。

第二节度量衡制度逐步建立的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是我国度量衡制度逐步建立的时期，从“关石禾钧，王府则有”的夏代，到出土了骨、牙尺的殷商，以及设置了各级官吏来管理度量衡的西周..，这些历史事实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夏商周三代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兴旺，以及农业生产和赋税制度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

一、度量衡是划分土地、征收赋税的依据

1.从文献记载看夏商两代的度量衡

传说夏共传十四代十七王，约四百七十余年，主要活动在山西、河南一带，据有关材料证明，夏代的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以南直到长江流域。自夏启建立了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国家后，发展中的私有财产制度逐渐改变了原始公社的性质。公社成员在分化，少数人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发展奴隶制度，夏代不但有了专门的军队，制定了刑法，还需要建立赋税制度。《孟子·滕文公》：“夏后氏五十而贡。”郭沫若先生解释：贡“大概是指平民对贵族的贡纳额。”此外被夏朝征服和承认夏朝共主地位的部落，大都对夏朝承担着贡纳义务。(5)既然有贡赋，就必须对农业的收获进行量度，并且要求有统一的计量方法和统一的测量标准。收获如此，财产的划分也如此。少康逃奔有虞氏后，有虞君分给他“田一成，众一旅”。(6)一成大约是十里见方的土地，一旅则是五百个农业奴隶。(7)《夏书》中已有关于度量衡的记载：“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禾钧，王府则有”。(8)“典”“则”都是法度，石和钧是度量衡单位。由于赋税制度的需要，夏代不但有了度量衡器具，而且把度量衡器具置于王府，作为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9)度量衡器具的使用范围已打破了各个氏族的界限而由夏王朝统一颁发和管理。

农业生产与季节有密切的关系，夏代已设立了“掌天地四时之官”，即天官，而且在东南西北各方还分设了地方上的天官。立杆测影是最简单、最古老的测影定时的方法，天文官对日影的测量是连续性的，因此各地区、各个时代所用来测量的标杆上的刻度也应该有统一的标准。我们虽然已无法知道当时测影所用的尺度，但流传于后世的《夏时》、《夏小正》都应该包含了夏代所积累的天文、物候等科学知识。夏代农业、手工业分工，出现了世代相传的专业生产者。“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10)传说奚仲是黄帝的后代，夏禹时被封为车正，善造车，他所制造的车，方圆曲直皆合规矩，尺寸大小皆合比例，既能“引重致远”，又灵活耐用，手工业的发展

对测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周天子与权度量(11)

西周是一个礼仪制度十分严格的时代，即一器之设，一物之用，莫不合王制，而许多制度的订立又都离不开度量衡，有了度量衡才能立信于民。《礼记·明堂位》说：“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大传》又说：“圣人南面听天下，立权度量。”西周设置了掌管度量衡的各级官吏，如内宰、大行人、合方氏等，他们共同的任务是保证诸侯国度量衡的统一。

(1)设官职划分土地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又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经济。从《诗经》中可以知道，早在上古尧舜时期，周民族祖先对耕作技术就颇为擅长。至古公亶父时期周族迁徙至周原。他们来到周原后，首先开拓田畴、划分疆埸，把土地分配给氏族成员去耕种，另一方面又兴建城廓，营造宫室，并设立各级官吏，把各部落人民分别组织到大小邑中，逐步使国家这一体制粗具雏形了。周建国之后，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受到重视，被看成是天赐之圣物，在名义上属于周的最高统治者“天子”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土地的耕种者还是广大奴隶和农奴。为了便于管理，天子又必须把除自己直接管辖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又以采邑的方式分赐给大夫，大夫再以一部分转赐给家臣，这样层层领有土地的形式成为西周封建领主土地占有等级制的基础。(12)《周礼》的篇头上往往都有如下五句话：“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民为极”。意思是说，周族总家长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划分田野为井邑。(13)《礼记·王制》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

这种土地划分的形式又可称为“井田制”，并且逐渐形成了各级单位面积的名称、进位关系，组成了一个系统的专门计算田亩的计量单位制，例如一夫耕种土地一百亩（约合今28.8 亩），九夫耕种九个一百亩，九百亩称为一井，面积约一里见方，九个井为一成，面积是十里见方。从耕种一井的九夫以此类推，一直到九千夫，九万夫，这种计算土地面积单位的名称就叫夫、井、成、同，都是九进位。西周的土地制度决定了此时丈量土地已经是比较准确地用丈尺来测量了。

(2)授权量征收赋税西周是通过井田制来压榨和剥削奴隶的。井田制在商朝就开始施行了，至周代井田制已经有了较完整的灌溉体系和比较准确的田亩制。对于奴隶主来说，井田制是分封赏赐和计算俸禄的依据，各诸侯国还要根据所分得田亩的多少向周天子缴纳一定的贡赋。周民族早在公刘时代已实行“彻田为粮”。田虽有公田、私田之分，但耕种时则由一井农民在土地上“通力而作”，收获时则勿论公私都“计亩而分”。所谓计亩而分，就是把总产量依公私田亩数量的比例加以分配，这种方式，对统治阶级来说，可以防止农民耕作公田不出力的弊病，对农民来说，又可以避免把劳动时间过多地被强迫使用在公田上。(14)这种“计亩而分”的赋税制，不仅要计算田

亩，更要计算每年的收获量才能进行。《周礼》中记载：“凡葛征，征草贡之材于，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大意是说：天子向诸侯征收贡赋，设有专门官吏，用天子颁发的度量衡器具去收纳各种实物，而周天子在分封诸侯时，往往发给他们相应的度量衡器，于是这些度量衡器便成了权力的象征，一旦掌握了它，便有权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征收赋税，因此，度量衡便成为对劳动者进行经济统治的工具。

二、度量衡是建筑宫殿城堡的准绳

1.定度量建筑宫殿

1974 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掘了商代宫殿遗址。盘龙城是商代在长江流域的一个小小的方国首领的城堡，总面积约在6000 平方米左右。现在已发现的上层宫殿基址共三座，它们前后平行，方向同城垣一致。第一层基址保存较好，根据柱穴及墙基的残迹，可以看出该建筑物四周有回廊，中间是四室的大型宫殿。四室中有二室较大，长各为9.4 米，两端二室略窄，长各为7.55米，进深同为6—6.4 米。(15)从盘龙城宫殿遗址可以看出，整个宫殿的布局是经过一定规划的。《考工记·匠人》中说：“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

三尺，四阿重屋”。说明殷人不但掌握了一定的营造技术，而且在建造宫殿时还必须符合一定的规格要求。《考工记·匠人》中还记有：“匠人建国，水地以悬”。在盘龙城的发掘中发现有的水沟切面呈■状的契形，有很结实的夯土，底部几乎呈水平，根本不能流水，故有人推测，这是泥水匠用水测平的方法。(16)建造这样大型的宫殿，柱础的水平度已成为必需要考虑的技术条件了。可见在商代，度量衡不仅限于长度的测量，而是已扩展到对水平度的测量了。

2.立法度修筑王城宫室

西周时，天子与诸侯国，诸侯国与士大夫的城墙和宫室的大小都有严格规定，决不允许僭越，为了保证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周天子在一段时间里就要到各地去巡察。在儒家经典著作中也常常用一定的篇幅来宣传和维护这种等级制度。《春秋左氏传》第一篇记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的是郑武公之妻姜氏如何与其次子企图篡夺其长子郑庄公诸侯爵位之事：郑庄公在他母亲姜氏的请求下，答应把京城这片领地分封给他弟弟共叔段。姜氏偏爱共叔段，多次怂恿他篡夺。共叔段得到了京城这个重镇以后，便擅自扩大城属范围，并且加强防卫。郑国的臣相祭仲见到后深感不安，私下对郑庄公说，都城的大小先王有严格的规定，大都不得超过诸侯国的三分之一，中都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得超过九分之一，士大夫的都城如果超过百雉，将是国家的隐患，现在京城这地方已远远超过先王规定的范围，将来必然会造成叛乱。郑庄公对祭仲的警告表面上置之不理，暗地里却早作准备。不久，共叔段果然在他母亲的内应下发起了叛乱，胸有成竹的郑庄公很快将叛乱镇压下去，共叔段也被赶出国境。

《考工记》中说：“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诗经》中还有描写周人早期修筑城墙和兴建宫室的情况：“其绳则直，宿版以载，..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当时筑墙的方法是，先在墙基放线以定直度，再用绳子把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木板捆束住，填上土，一板一板向上打，五板叠起来的高度叫一堵，五堵之长叫一雉。雉这个单位似乎早已不用了，可是这种筑墙的方法却一直为我国北方农村所沿用，“堵”作为一种民间习用的单位也流传了数千年。

三、度量衡是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基础

1.商、周时代的手工业与度量衡

近年来出土了大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占卜用的龟甲、兽骨，反映了这期间的生产和社会面貌以及手工业发展水平。

商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已很发达，用青铜制造的礼器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品种繁多，器形多样，纹饰复杂而且变化有规律。最大的司母戊鼎重875 公斤，它是以87.77％纯铜，11.64％锡（外有2.79％铅）合金冶炼而成的，冶炼温度在1000 摄氏度以上。《考工记》中有关于各种器物铜锡的比例和温度的调剂记录：“六分其金而锡居一（铜85.71％、锡14.29％），谓之钟鼎之齐（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铜80％、锡20％），谓之戈戟之齐（剂）”等。铜锡按所铸器类分剂调配适当后，就要装入坩锅精炼，精炼的

程度要看火候：“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以铸也”（《考工记·栗氏》）。

这些制造青铜器的方法，都是根据千千万万劳动者经验的积累而总结出来的，(17)在早期的冶炼中，铜锡的配比和对温度的测量，虽然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利用精密的计量仪器，但在商周确实已总结出分析合金成分和观察高温的方法和标准。

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18)《殷墟书契菁华》第一片中有车字，作■，很象西周的战车。1976 年在山东发现了西周车马坑，埋葬了一部西周贵族使用的大型战车，车轴长304 厘米，两端装铜軎和铜辖；车舆为长方形，前后长97 厘米，左右宽164 厘米，同时出土的还有很多车器、马具以及兵器。

据考古工作者研究，这时期战车的结构和武器的制造都有很大的改进。《考工记·轮人》：“是故规之以眂（视）其围也，萭之以眂其匡也，悬之以眂其辐之直也，水之以眂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薮以黍，以眂其同也，权之以眂其轻重之侔也（郑注：侔，等也，称两轮钧石同，则等矣，轮有轻重，则引之有难易）故可规，可萭，可水，可悬，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工。”可见制造车时，其测量的范围已不仅仅限于长度、容量和重量，而要求测量、水平、准直等比较复杂的物理量了。

2.商代的骨尺、牙尺

牙尺

商代的骨尺、牙尺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度量衡器具。骨尺，长17 厘米，尺面刻十寸。牙尺两支，各长15.75、15.8 厘米，尺面刻十寸，每寸刻十分，分别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骨尺朴素无华，是用一根兽骨磨制而成，尺面中间还可以看到明显的骨沟。牙尺则不但有寸格，而且还刻有细小的分格，分寸都采用了十进位。(19)（图1）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殷墟甲骨卜辞中，有一部分所标数字之间的间隔，均约略相等，决非临时目测而成，必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作为依据，只有根据一定的尺度单位方能达到骨骨划一，这也是商代应用尺度的实物见证。(20)

迄今虽未见有西周度量衡器出土，但是从当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和结构严谨，并具有一定互换性的车马器上可以证明，度量衡器具已比较普遍地应用于手工业生产。

四、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度量衡器的广泛使用

“市”出现于原始社会中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易经·系辞》中有：“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的说法。不过当时的交换仅处在以物易物的初级阶段，直至传说中尧舜时期也不过是“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淮南子·齐俗训》）。相传夏朝时王亥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由于当时商品交换还没有成为重要的经济形式，货币也还没有出现，人们对交换物品的轻重多少一般不甚计较。商品经济只是促使度量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只有在交换从偶然性变成经常性的社会活动，并且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时，度量衡在商品市场上的地位才会日趋重

要。

西周时的商业已相当发达，而且对各种“市”有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据《周礼》记载中所说：凡建国营都，总要建立市，用度量衡来管理“市”上交易的官吏叫司市，他的职责是把丈尺、豆区等度量标准呈示出来，统一货物的辐广、匹长。“司市”还掌管市上的治教、政刑、量度、禁令等事务。

凡是运送货物的商人，都要凭玺节出入官市。“市”上对不合格的货物的禁令十分严格，关于百姓、商人、贾者、作工者也各有规定。“质人”除负责确定市上的各种货物价格外，还负责考察各种量度之器：“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21)这样丰富的商品经济、严格的市场监督和度量衡的管理制度，足以说明西周时期度量衡器在民间的广泛使用，早已冲破“王府则有”的禁界了。

在出土文物中，至今未见有这一时期度量衡器，但在青铜器上已可以看到有关度量衡单位的刻铭。西周裘卫四器中有关于租田一事，卫盉记：矩伯租给裘卫一千亩田，裘卫给矩伯一块玉璋；倗生簋记，格伯租给倗生三千亩田，倗生给伯格四匹好马。(22)周成王时代的召卣铭文记载，成王赏赐土地给贵族召说：“赏毕土方五十里。”可见亩和里都是西周时计算土地的单位。

曶鼎铭文中说，匡记抢了曶禾十秭。《诗经·周颂·丰年》中也有“万亿及秭”。秭应该是一个计“量”的单位。此外青铜器上还有许多计重的单位，禽簋和禽鼎记载成王赐金“百寽”。扬..、番生..等也都有“取■五寽”的记载；■敖簋铭文记载“而赐鲁■敖金十钧”。(23)这些青铜器上给我们留下了西周时期计量长度、容量、重量的单位名称，这是可信的历史资料。

第三节封建社会初期度量衡的发展

一、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度量衡混乱

公元前771 年，周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阳后，实力衰微，周天子名存而实亡，各诸侯国竭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再受周王室的控制。随着铁器工具的使用，生产力迅速提高，封建生产关系先后在各诸侯国建立，表现为承认土地私有并开始征收田赋，出现了“布缕之征”、“粟米之征”。(24)公元前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

“税亩”即“履亩而税”，也就是按田亩征收定量的实物。

战国时期，商业有很大的发展，随着交换的增加，出现了商业都市，铜铸货币较普遍地使用，商品的价值观念也日趋精详，在市上买卖双方也开始察及毫末，较及锱铢。“布帛长短同，则贾（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价）相若；屦大小同，则贾（价）相若。”(25)这时期的度量衡也根据各国的特点和需要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度量衡单位制的建立与器具的定型化

春秋战国之前的度量衡，目前还很难勾画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概貌，只能根据一鳞半爪的资料说明它的产生和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度量衡器具逐渐完备。例如齐国的量器有豆、区、釜、钟，并且有法定的进位关系：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豆”原是盛肉或盛酒的用具。《考工记·梓人》：“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由于豆有一定的量，就逐渐用它作为量器的一个单位，后来演化为“斗”。“釜”是烹饪用的锅，适合于一家人的食量，所谓“因人食而制嘉量”，釜也逐渐成为量器的专用名词了。

木衡铜环权

春秋中晚期，楚国已制造了小型衡器——木衡铜环权。目前所见的一套完整的环权系楚国遗物，全套共十枚，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一铢重0.69 克，一两15.5 克，一斤251.3 克，十枚相加约500 克，为楚制二斤。(26)这种精小的衡器是用来称量楚国“市”上流通的黄金货币“郢爱”的工具。1978 年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墓出土了一批金饰件，正面有精美的奔鹿和武士头像，背面都有记重刻铭，如：四两、十六朱（铢）、四分一（铢）等。我们用精密天平作过校量，证明当时称量已相当精确，以所测八件平均值折算，每铢合0.66 克，每两合15.5 克，每斤248 克。(27)说明战国时各国都有相应的小型权衡器来称量金、银之类的贵重物品。

当时不仅广泛使用衡器，而且有了相当完备的杠杆理论。战国时代的著作《墨子·经说下》：“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长、重者下，短、轻者上。”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支战国时期的铜衡杆，正中有拱肩提纽和穿线孔，一面显出贯通上、下的十等分刻线，全长相当于战国时的一尺，每等分为一寸。形式既不同于天平衡杆，也有异于秤杆，很可能是界乎天平与杆秤之间的一种衡器，暂定名为不等臂天平。(28)用这种衡杆称物，可以把被称物与权放在提纽两边不同位置的刻线上，即把衡杆的某一臂加长，这样，用同一个砝码就可以称出大于它一倍或几倍的重量。经过逐步发展，缩短重臂，加长力臂，就形成了秦汉以后的杆秤。

商鞅铜方升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制造了专门用来征收粮食税的禾石铜权；并且为了推行赋税制、俸禄制，消除政治、经济的割据，在“开阡陌封疆”的同时，改革和扩大田亩制、推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过程中，行“平斗桶、权衡丈尺”(29)之法，并规定“举足为跬，倍跬为步”、“步过六尺者罚”(30)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统一秦国的度量衡标准器。流传至今的商鞅铜方升就是商鞅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见证。方升一侧刻“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另一侧刻“临”字，与柄相对的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有秦代加刻的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方升据自铭容积为16.2 立方寸，是先后发给“临”和“重泉”两地使用的标准量器。实测方升长、宽、高便可以计算出战国一尺长约合今23.2 厘米、一升容200 毫升。(31)1964 年在西安出土了一枚秦国铜权，自铭为“禾石”，经考证，秦一石为120 斤，实测权重30750 克，折算每斤重250.3 克。(32)从而可以确切地了解到战国（秦）度量衡三个基本单位的量值。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度量衡制度被后世所沿用，也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齐国也是战国时期实力强盛的东方大国。近代出土的齐国度量衡器较多，其中有代表性的量器有：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和左关铜■。这三件器物上都刻有铭文，以子禾子铜釜所刻铭文最详，大意是说：关口上使用的量器要以仓廪的量器作为校测的标准，如果有人加大或减少它的容量，就要依法惩处。(33)这段刻铭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度量衡管理条例，它记述了当时标准的校定和对违犯者处置的刑罚。（图2）

此外，楚、韩、赵、魏、燕、中山等国也有一些度量衡器和刻有记述其重量、容量的各种器物，这些实物都能不同程度地反映各国度量衡制度的某个侧面。(34)

2.从各诸侯国度量衡的混乱到逐步趋向统一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由于的不统一，也必然造成度量衡的混乱和不统一。据文献记载，秦、齐、魏等国都曾先后提出要在其统治的地区内推行统一的度量衡。但是仅秦国成效显著，而齐国则由于等各种原因，不但没有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却正是由于度量衡的混乱，最后姜姓齐国被田氏取代了。

《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齐景公与他的臣相晏婴谈话，晏婴说，你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太重了，人民怨声载道。(35)而田氏对民众则私下采用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的办法，(36)深得民心。晏婴建议齐景公应废除田氏私自订立的“家量”，以限制田氏的势力。景公置若罔闻。此后，田氏家族终于在公元前481 年夺取了齐国的。楚国的白公胜和石乞也采用类似田氏的办法。《淮南子·人间训》中说：“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管籥之信、关键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以此争取民心，聚集力量。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战国时期在一国之内，度量衡还可以有家量、公量之分，大斗、小称之用，士大夫阶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另设度量衡与诸侯王相抗衡。

各诸侯国之间的度量衡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青铜器刻铭所见，秦国的重量单位是铢、两、斤、钧、石，魏国用镒、釿，东周用寽、■，中山国用石、刀等。容量单位虽多用升、斗，单位量值也不统一。秦国的一升约合今200 毫升，赵国合175 毫升、韩国合169 毫升，楚国合225 毫升。(37)然而，在战国后期，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频繁，又有着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

各国器物刻铭的重量单位虽然差异较大，但《国语》、《管子》、《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涉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量单位则多用斤、镒。很可能各国虽保留着一些旧的单位制，但是为了便于交往，各国之间又有一个可供换算和比较统一的单位和量值标准，可见战国后期度量衡有着由混乱逐步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这也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二、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实力都得到迅速发展，先后灭了韩、魏、楚、燕、赵等国，终于在公元前221 年统一了全国。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巩固中央集权，都要求有统一的度量衡。“一法度衡石、丈尺。

车同轨，书同文字。”(38)便成为统一的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贯彻、推行统一的度量衡是颇见成效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在各诸侯国度量衡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将秦国实行已久的度量衡制度用法令推行至全国。为了尽快地实现统一的目的，秦始皇用皇权的威力，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1.发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诏书是秦始皇首创的一种法律形式，即以皇帝的最高权威发布命令。统一度量衡诏书共四十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目前出土的大批秦权、秦量上都用各种方式铸、刻或戳印上这四十字诏书，可见其决心之大，涉及面之广，几乎做到家喻户晓。

2.监制大量度量衡标准器发至全国各地

近年来出土的秦权、秦量很多，分布的范围也很广，北至吉林省的奈曼旗（燕国故地），南到江苏省的盱眙县（楚国故地），东达山东省的邹县（齐国故地），西抵甘肃省的秦安县（秦国故地）。目前在国内搜集到的秦权、秦量就有六、七十件，分别为陶、铁、铜质。（图3）铁权上多镶嵌镌刻着诏书的铜版，以避免字体锈蚀。陶量则多半是用烧制好的陶戳将诏书全文打印在陶坯上，这种方法很像后来印刷术上的活字版。

3.订立了严格的度量衡管理和检定制度

近年来，在湖北云梦出土了一批秦律竹简，其中《效律》部分特别对度量衡器的误差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它是贯彻统一度量衡政策的法律保证，对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有很重要的作用。《效律》中规定：衡石不准确，误差在十六两以上，罚该官府啬夫盔甲一副；不满十六两在八两以上，罚盾牌一副。桶（斛）不正确，误差在二升以上罚铠甲一副，不满二升而在一升以上，罚盾牌一副。(39)称黄金的天平、砝码不准确，误差在半铢以上，罚盾牌一副等等。经实测，秦权、秦量单位量值都比较统一，绝大部分误差未超过《效律》所允许的范围。

大量出土文物证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沿用了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时所制定的标准，如战国时秦国制造的商鞅铜方升、高奴禾石铜权上均有加刻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而秦统一后发至各地的度量衡器单位量值亦皆与战国时秦国保持一致，即1 尺=23 厘米，1 升=200 毫升，1 斤=250 克。这一单位量值从商鞅到东汉末年，几乎延用了四、五百年。

高奴禾石铜权

秦除了在《效律》中严格规定度量衡器具的误差范围以外，还规定了器具定期检定的制度。如在西安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器壁上有多次刻铭，第一次铭文：“三年，漆工巸、丞诎造，工隶臣■，禾石，高奴。”是战国时所铸。第二次铭文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后，虽仍沿用秦国旧制，但是器具则需要经过检定，加刻四十字诏书后才能继续使用。第三次刻铭是秦二世时加刻的。二世继位后，表示继承始皇遗志，在器物上再加刻二世诏书，表彰始皇帝统一度量衡的功绩并要求制造器具应合乎标准。(40)从铜权的三次刻铭可以看到它的承传关系和秦度量衡制度的严格性。此外，文献中也有关于度量衡检定制度的记载。《吕氏春秋》：“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均衡石，角斗桶，正权概。”“仲秋之月，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均石、齐斗甬（斛）”指明每年在仲春、仲秋之月检定度量衡器，以便减少因温度变化而产生的检定误差。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不仅促进了度量衡的发展，也为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汉承秦制”以及古代度量衡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

一、从度量衡看“汉承秦制”

继秦而起的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皆如秦制，度量衡也沿用秦制，并且在民间得到推广。“汉承秦制”(41)是指从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一直到汉宣帝，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继承和发展了秦朝的各项制度。

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了全国度量衡，这在中外度量衡史上是罕见的。度量衡的统一不但对巩固当时秦国的，加强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对秦以后度量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兴以后，刘邦即令张苍根据秦制“定度量衡程式”(42)，使汉代的度量衡制度很快地建立起来。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秦汉时期度量衡制度是：

度制：分、寸、尺、丈、引。进位完全采用十进位制，即1 引=10 丈=100

尺=1000 寸=10000 分。

量制：龠、合、升、斗、斛。除二龠为一合外，其它也都采用十进制，

即1 斛=10 斗=100 升=1000 合=2000 龠。

衡制：铢、两、斤、钧、石。1 石=4 钧，1 钧=30 斤，1 斤=16 两，1 两=24 铢。

两汉未闻有定制之举，在度量衡方面也没有颁布新的制度，其单位与进位完全与秦制相同。秦世享国不久，虽立其制，不传其书。《汉书·律历志》所记“审度、嘉量、权衡”各章，既是汉代度量衡制度的实录，同时也是秦代度量衡制度的补记。

迄今所见两汉度量衡器甚多，实测汉尺八十余支，得知战国至东汉末年尺度变化甚小，在23—24 厘米之间。量器五十余件，其中包括撮、龠、合、升、斗、斛六种不同单位的量器，每升约合今200 毫升。权衡器五十余件，西汉至新莽每斤在250 克左右，东汉略有下降，每斤约在220 克左右。

二、古代度量衡科学技术成就

1.用黍、粟定度量衡标准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刘氏的天下，提出复古改制的口号。历律学家刘歆为了迎合王莽在政治上的需要，征集了当时学识渊博、通晓律历的学者百余人，考证历代度量衡制度并整理成文，使它更加规范化、条理化，后收入《汉书·律历志》，成为我国最早的度量衡专著。《汉书·律历志》云：“度者，本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把我国古代长度标准作了简要的概述。

我国古代专家为建立度量衡的自然基准，始终做着不懈的努力，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走在世界的前列。英国在十二世纪初仍以英王亨利一世鼻尖至指尖的距离定为一码。德国以十六位最先走出教堂的人脚长的十六分之一定为一个长度单位Foot（脚），故有人翻译为脚尺。西方许多国家都曾用这种方法来定一尺，但由于各人脚的长度不同，因此以脚作为长度标准的各国，尺的长短也各异。目前所知，世界上曾有十几种不同的脚尺，可见用这类方法定长度标准，既不科学，复现性也很差。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也曾采用“布手知尺”，即以中等人身高姆指至食指之间的距离当作一尺。商代遗址出土的三支骨、牙尺，长度皆在16 厘米左右，正是中等身高人姆指至食指间一拃的长度。古人很懂得以人体为长度标准误差很大的道理，因此，一直在寻求一种复现性较好的自然物来定为一尺，许多人在这方面都做过各种尝试。《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一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淮南子》：“十二粟而当一分。”《易纬通挂验》：“十马尾为一分。”《说文》：“十发为程，十程为分。”说法各异。然而都难以和当时的长度单位相合，唯《汉书·律历志》记载，横排一百粒黍为一尺之长。我们曾做过试验，用山西、北京等地产浅黄和深褐色黍子横排一百粒，约合23 厘米，正是秦、汉一尺之长。在两千多年前秦汉时期，用这种方法来定尺，复现性较好，精度也基本上能满足要求。这种用数理统计法来求得平均值，也是合乎科学的。直到清朝，康熙皇帝还曾亲自累黍定尺。由于清尺长、汉尺短，就把横排黍改为纵排黍，一百粒长32 厘米，恰恰正合清营造尺一尺之长，这虽然是一种巧合，但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对尺度标准的寻求上确实作了一翻努力。

2.用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作长度基准

用发出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作为长度基准，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创造。这种方法与几千年后的今天，世界上采用光波波长作为长度基准，其基本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国古代未尝把度量衡列为专门的学科，而多随音律、历算学并存(43)，尤其与音律学互为参证，成为中国古代度量衡史的一大特点。近年来，出土了这一时期的简单乐器——陶埙。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有：“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大意是说：舜继承帝位后，到各地巡视，在泰山下的岱庙，朝拜诸神，为了安抚百姓及时耕作，协同四季之日月，统一了历法，又下令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吕氏春秋·适音》中已有用管定律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这段文字是说，在很早很早的古代，黄帝派他的乐官伶伦，到昆仑山的阴面寻找管壁厚薄均匀的竹子，用来做音律管，又以音频稳定，声音优美的一种鸟的叫声定为基本音律。当律管吹出来的声音与这种鸟的叫声相合时，就把这一基音定为黄钟律，所发出的音为宫音，雄鸟之鸣为律，雌鸟之鸣为吕。

这段话虽然有些神话色彩，但却也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内容：取竹虽然不一定要到昆仑山，但地处西北又背阳光的阴面所生长的竹子，管壁长得致密、均匀，适合于做律管。以鸟定律虽然不一定是凤凰，但据音律学家杨荫浏先生介绍，他曾在四川灌县听见一种鸟的叫声发出稳定的G 音调，(44)这说明以鸟鸣声定律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三寸九分之说还有许多争议，有可能是讹误，历代音律学家考证，多数认为管长应当是九寸，(45)由此可见《吕氏春秋》中的这段话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它说明了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科学

工作者已对音律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且认识到律管的长短与所发生的音频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一根乐管所发出的声音，是由于管内空气柱的震动。当震动的频率增加时，就会感到音调提高。频率愈低，音调也愈低。频率又与声波的波长成反比。理论上闭口管空气柱基波的波长等于管长的四倍，因此，如果管的口径不变，那么频率与管长的四倍成反比。闭口管频率的公式是：

声速频率= 4( 管长+5/3 管径) 。

声速在某个温度条件下是一定的，由此可以得出，管子长，频率小，声音就低。频率增加一倍，音调也就提高一个八度。所以说，把管子的口径和长度确定下来，那么这支律管所发出的绝对音高也就被确定下来。因此，要做一支具有一定频率的律管，就要定出合乎科学的尺寸。反之，律管的频率定下来，它的长度也就可以求出。故我国古代用黄钟律来校正尺度是完全符合科学原理的。

然而，在古代受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利用仪器设备来测定音频并将它记录下来，只是凭着有经验的乐师和音律学家用耳朵来分辨。当人们认识到能发出准确音高的黄钟律管，它的长度和内径是一定的，便用累黍的方法把律管的长度、管径固定下来，并且与度量衡三者相互校正。正如《汉书·律历志》所说：“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这段话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历代凡考证秦汉度量衡者都首先对它作一翻解释和论证。其中关于黄钟生度量衡这个问题也有不少人作了错误的理解；往往单纯地在黄钟起源于尺度还是尺度起源于黄钟上争论不休。(46)其实它真正的含意应该是，用黄钟律管给当时一尺之长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黄钟律管是九寸之标准长度，把律管分成九分，再加一分就是一尺之长。虽然要复现黄钟管长时还不得不借助于累黍，然而其本质上与今天给一米定义——光在真空中在1/299792458 秒的时间间隔内行程的长度——其作用是相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科学家不但用各种方法来定度量衡这三个量，而且已经考虑到将度量衡三者统一到黄钟律管这一件器物上来，也就是说用一根黄钟律管就可以作为度量衡三者的标准了。这种用在一定条件下恒定的声速来定义的长度，虽然其稳定性和准确性决比不上现代计量科学用光波波长定义的长度，然而在数千年前的古代中国即用声来定度，用律管来校正度量衡，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成就。

3.标准器的制作

《考工记》中的栗氏量，是战国时齐国的标准量器：“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量之以为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量有尺寸、有周径、有容积、有重量，是依《尚书·舜典》把度量衡同之以律（“同律度量衡”）而制造成的标准量器。金锡是指青铜，即铜和锡的合金。1972 年国际权度局制造的标准米尺和标准砝码，是90％铂、10％铱合金而成，以保持它的稳定性。战国时代的齐国，虽然不可能采用铂、铱之类的贵金属来作为标准器的原材料，但已求之于铜锡合金，可见其用心良苦。古代度量衡器多用青铜制造，《汉书·律历志》：“凡律度量衡用铜者..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和规定。事实上所能保存至今的度量衡器也确实多为青铜制品。栗氏量不仅要求有准确的容积，还要求有一定的重量（一钧），因此在制作工艺上难度较大。清代学者戴震著《考工记图》，认为制造栗氏量时已运用了水的比重来求得量器的体积，从而保证栗氏量所用青铜为一定的重量，以作为重量标准。栗氏量已不存，战

国时秦国制造的商鞅铜方升却是目前所见最早“用度数审其容”的标准量器，经实测方升的内口长12.4774、宽6.9742、深2.323 厘米，计算容积为202.15立方厘米，据方升自铭，16.2 立方寸为一升，求得方升单位容积202.15÷16.2=12.478 立方厘米/立方寸，折算一寸长3 12.478 = 2.32 厘米，一尺合23.2厘米。(47)

新莽铜嘉量

新莽铜嘉量是公元九年王莽立号为新朝时制造的标准量器。（图4）新嘉量以栗氏量为模式，由王莽国师刘歆设计制造。刘歆是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和音律学家，他设计的新莽铜嘉量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器的正面有一段铭文：“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初班天下，万国永遵。

子子孙孙，享传亿年。”新莽铜嘉量包括了龠、合、升、斗、斛这五个容量单位，即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每一个量又有详细的分铭，记录了各器的径、深、底面积和容积：“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冥百六十二寸，深尺，积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其它四量分铭见《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1984 年版98 页。根据铭文，不但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各量的容积，还可以推算出当时所用圆周率为3.1547，比《周髀算经》：“径一而周三”前进了一大步。南北朝时历算学家祖冲之，以其求得精密的圆周率3.1415926 来考校嘉量，得到了准确的计算容积，并指出了刘歆数学之不精。近人刘复将新嘉量的尺寸、容量、重量作了精密的测量，著有《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根据实测推算出新莽时一尺长23.1 厘米；一升容200 毫升；一斤重226.7 克，(48)为研究两汉度量衡留下了重要的标准。

新莽时还设计制造了铜卡尺，用来测量圆球体的直径，同时对测量容器的深度、端面也提供了简便、准确的测量工具。新莽卡尺的原理和近代卡尺基本相同，是测量技术上一项创造性的发明。新莽时期在度量衡上的改制，虽然没有起到革故鼎新的作用，但这期间在标准器的设计思想和制造工艺上在当时确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米制单位曾以一立方分米的纯水在20 摄氏度条件下的质量定为一公斤。而我国古代文献中已有“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汉书·食货志》）“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汉书·礼仪志》）的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已能运用金属比重和固定温度、固定容量的水作为重量标准了。

第一季“渝水好人榜”出炉

2022年第一季渝水身边好人名单来啦！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些渝水好人的先进事迹吧。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通过综合评定推出了2022年第一季5名渝水身边好人，他们分别是：城南街道西街社区网格辅助员胡冬根、南安乡朝阳村村民张火香、水北镇昌下村委会计敖金保、新钢街道路区居民严水长、良山镇黄虎村委干部邓云华。

渝水好人榜

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为“渝水好人”颁发荣誉证书，并择优向上级文明办推荐参加“新余好人”“江西好人”和“中国好人”以及各类道德模范、先进典型的评选。

每季度区文明办将上榜的渝水好人报送全市公职人员信用信息数据库，提高上榜人员的信用等级。

按照中央、省、市文明办要求，出台“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礼遇办法”，对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予以相关政治和生活礼遇，对生活困难的身边好人，给予一定的物质帮扶。

01 胡冬根 城南街道西街社区网格辅助员

■孝老爱亲好人

胡冬根，男，1968年出生，西街社区网格辅助员。胡冬根的母亲2019年被确诊为帕金森综合征及老年痴呆，行动迟缓，还会时常出现记忆障碍，父亲已90岁高龄，行动不便，常年卧床在家。为了更好地贴身照顾父母，胡冬根辞去了工作，全天候陪伴在父母身边。母亲因为患病，基本丧失了自理能力，他就每天负责母亲的饮食起居，事无巨细，大到天冷加衣、天热减衣，小到每天的漱口水、牙膏牙刷都一一准备好。对于患了帕金森综合征及老年痴呆的母亲，医生建议可以适当室外运动来延缓病情，于是，只要不下雨，胡冬根都会牵着母亲，走在辖区内的人行道上，这样的情景一坚持就是三年。

02 张火香 南安乡朝阳村村民

■孝老爱亲好人

张火香，女，1967年出生，南安乡朝阳村村民。为人和善，孝敬老人是邻里们对她的评价。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张火香的婆婆虽然是个百岁老人，但是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脸上总是挂着乐呵呵的笑容，村民都说这离不开张火香的细心照料。原来在20年前，张火香就开始照顾行动不便的婆婆，每天耐心地帮她喂饭、擦拭身子、按摩、陪她讲话唠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20年来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她用实际行动将平凡人敬老爱亲的中华民族大爱展示得淋漓尽致，为我们书写了平凡英雄的故事。她说：“抚养子女，经营家庭，家庭和睦，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了，婆婆就是自己的亲妈。”

03 敖金保 水北镇昌下村委会计

■助人为乐好人

敖金保，男，1979年4月出生，水北镇昌下村委会计，同时他也是新余市义帮爱心协会的一名成员。2017年，敖金保加入新余市义帮爱心协会并注册为志愿者，自第一次穿上志愿服以来，他一直是同龄人中的志愿服务先行者，累计从事志愿服务1000多小时。2019年7月受市电视台委托，中央电视台七夕晚会需要征集十名男性志愿者。他带领义帮的志愿者赶赴仙女湖拍摄现场，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协助央视团队完成了大量的工作。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爆发期间，他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毅然投入社区值守一个多月，与义帮志愿者们一起为前线抗疫工作人员送物资。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乐于奉献的志愿精神，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推动着公益工作的开展，用自己的爱心关注着需要帮助的人。

04 严水长 新钢街道路区居民

■助人为乐好人

严水长，男，1952年6月出生，路区居民。他长期服务在社区一线，在“敲门嫂”志愿服务工作中任劳任怨，不论邻里大事小事、男女老幼，只要有需要他必定随叫随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他第一时间站出来参加社区疫情防控突击队，每天坚持从早上8点至晚上22点守护在小区进出口卡点，他还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志愿者服务和各个讲座活动。但是，严水长的志愿服务之路却遭到了他的家人、朋友及身边的人的不理解与反对，因为严水长一家并不宽裕，靠着低保维持生活，家里还有一个15岁读初三的女儿，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其他人。面对家人和朋友的反对，严水长却毅然决然地继续坚持着他的志愿服务之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了家人、亲人和朋友，向身边的人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正能量。

05 邓云华 良山镇黄虎村村委干部

■助人为乐好人

邓云华，男，1972年出生，良山镇黄虎村委干部。2021年7月，邓云华了解到集镇上有一名老人走丢，很有可能往黄虎村这边来，于是就广泛告知村民留意一下。在7月9日清晨，龙窝村民小组长肖小军在同安水库巡查时，看到了一名七旬老人打着赤脚，手里抱着一捆干柴在水库堤坝上发呆，于是赶紧电话联系了邓云华。邓云华意识到这位老人很有可能是寻人启事上走丢的老人。想到家人此刻肯定正在苦苦地寻找，于是邓云华让肖小军守着老人，保证其安全，同时立刻拨通了寻人启事上的联系电话。在说明情况后，对方大概确认是自己的母亲，很快跟随着邓云华来到同安水库找到了走丢的老人，避免了意外事故的发生。老人的亲属表示万分感谢，邓云华说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并嘱咐老人的儿子和女儿以后要更加地关心老人，防止再次走失。

“赢，羸，嬴”，您能分清吗？三个汉字，体会三种不同人生哲学

我们天天使用汉字，但是却很少有人关注汉字的由来，其实每一个汉字的背后，都可以讲出一个故事，每一个汉字都有它的哲学思想。

有本古籍叫《说文解字》，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汉语字典，它对具体汉字的由来、发展以及作用等方方面面都做了详细地阐述，对于学习和研究汉语的人来说，《说文解字》绝对必不可缺。

赢

很多汉字都具有一定的相似度，有些甚至只有一点细小的区别，如果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认错，所以，了解汉字的构造和由来，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准确分辨每一个汉字。

这期内容和大家分享三个长得非常相似的汉字——“赢，羸，嬴”，您能分清吗？这三个汉字，代表了三种阶层，对应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起透过“赢，羸，嬴”，让我们来体会三种不同人生哲学吧！

第一个“羸”字，读léi，后面的“羸”和“嬴”读音一样，都念yíng。大家最熟悉的，通常是最后这个“输赢”的“赢”字。先说第一个“羸”字。

赢

“羸”字，并不是生僻字，只是因为和输赢的赢字长得比较相像，所以很容易被认错。“羸”字和“赢”字的区别仅仅只是下半部分中间不同，羸字里面是山羊的羊字，而赢字里面是个贝壳的贝字。

一提到羊，我们想到的就是温顺和弱小，因为在动物界，羊处于食物链的底端，不管是狼也好还是狮子老虎也好，羊在这些食肉动物面前永远只能是待宰的羔羊。所以《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羸，瘦也！也就是瘦弱和衰弱之意。

有个成语叫“瘠牛羸豚”，用瘦弱的猪和牛来比喻弱小的国家或者民族，含有一种轻蔑和鄙视的态度，所以羸字还含有低劣的贬义。

赢

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又或者一个国家，弱小就要挨打，甚至被人吞并消灭，因此我们要砥砺前行，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才能避免成为羸弱待宰的羔羊。

“赢”字大家一定不会认错，因为所有人都想成为人生的大赢家，我们看这个字可以拆分为：亡口月贝凡。“嬴”字同样也读yíng，但它是“亡口月女凡”，两个字唯一的区别就是底下的贝字和女字。

底下有个“女”字的这个“嬴”，它是一个源自上古时期的古老姓氏，说文解字里特别说明“嬴”是“帝少昊之姓也”。

赢

少昊是黄帝的长子，也是传说中的五帝之一，所以嬴姓是一个极为尊贵的姓氏，在夏商周时期都是顶级贵族的存在。

在周穆王时期，嬴姓家族被赐封于赵城，所以嬴姓就变成“嬴姓赵氏”，后来还出了个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嬴政。

同时，嬴字还包含有“满”、骄傲自满之意，《荀子》中说“嬴则敖上”，就是说在宽缓的环境中人就容易骄傲自满，从而失去敬畏之心。“嬴”，所以是一个很最贵的姓氏，但是咱们做人，一定要谨记不能“嬴则敖上”。

赢

最后这个大赢家的“赢”字基本就不用解释了，代表的是成功和胜利，本义是指获利，获得利益，获得利润，和财富有关，所以它下面有个“贝”字，贝在古时候相当于货币，代表的是金钱。

关于赢字，亡口月贝凡，网上有很多解释，说亡是指危机意识，口代表沟通能力，月是懂得珍惜利用时间，贝是积累财富，凡是平常心，齐集这五点以后，就可以成为人生大赢家，不知道你对这种富有哲理的解释，怎么看呢？

《国语》12.2 字族（谱系）：高大之“敖”

12.2 字族（谱系）：高大之“敖”

★ 遨，从辵，敖声。本义即遨游。

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太空一日》：估计在我之前遨游太空的国外航天员会有类似体会，但他们从未对我说起过。

★ 嗷，从口，敖声。众口愁也。本义指哀鸣声。《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

又嗷嗷待哺。

★ 傲，从人，敖声。倨也。本义即傲慢，头高则傲。

小学语文三年级下《陶罐与铁罐》：国王的厨柜里有两个罐子，一个是陶的，一个是铁的。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奚落它。“你敢碰我吗，陶罐子！”铁罐傲慢地问。“不敢，铁罐兄弟。”陶罐谦虚地回答。

★ 鳌，从鱼，敖声。本义即传说中海里的大龟或大鳖。

★ 獒，从犬，敖声。本义即体大善斗的猛犬。

★ 螯，从虫，敖声。本义即前螯。大而壮。

高一语文〈劝学〉：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 鏊，从金，敖声。本义即一种中间稍突的烙饼炊具。

★ 廒，从广，敖声。本义即大粮仓。

★ 熬，从火，敖声。《说文》：“干煎也。”本义即干煎或干炒。《周礼》：“丧纪，共饭米、熬谷。”意思就是，有丧事时，供给放在死者口中的米和置于棺侧用的干炒过的谷物。引申指用微火慢慢煮，由慢煮引申为忍耐、勉力支撑。这时读áo。“熬”还指一种把菜放在水里煮至烂熟的烹饪方法，读āo。

小学语文六年级下《腊八粥》：这不能不说是奇怪呀，栗子跌进锅里，不久就得粉碎，那是他知道的。他曾见过跌进黄焖鸡锅子里的一群栗子，不久就融掉了。饭豆煮得肿胀，那也是往常熬粥时常见的事。

★ 骜，从马，敖声。骏马名。骏马则高。

高一语文《纪念刘和珍君》：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 聱，从耳，敖声。本义即话不顺耳。

高三语文易错字词：佶屈聱牙

★ 謷，从言，敖声。本义即诽谤、诋毁，同时还有“高”义。

汉字图像诗之十二：叹关羽

鏊上烙饼，釜内熬粥。哀鸣嗷嗷，胡以麦城败走？

蟹有两螯，独站鳌头。廒仓无粮，胡可四海遨游？

桀骜不驯，傲失荆州。佶屈聱牙，胡为汉寿亭侯？

〇 日就月将先生问：根据今天所学，请你推测“嶅”（ào）的意思是什么？

A.高大的山 B.低矮的山

〇 答案：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