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闱指的是(秋闱指的是什么考试)

贡生、监生有何不同？如果选官，一般会授予什么职务？

清代文官出身被分为两大类，一曰“正途”，一曰“异途”。按《清史稿》记载：“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余为异途”。

科甲即科举自不待言，但对于贡、监生，想必有很多读者还不是那么清楚。御史特地梳理了史料，与各位分享贡、监生以及国子监的相关知识。

清入关后，修明北监为太学，称国子监。在监的学生，被分贡生和监生。其中贡生分为六类，即：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分四类，即：恩监、荫监、优监、例监。

1、岁贡。

“贡”顾名思义，就是地方向朝廷进贡的意思。岁贡是指各省按照规定的时间，选取府、州、县的生员（秀才）入国子监读书。注意，六类贡生中除了例贡以外，其出身皆为生员，故而有“五贡”之说。

岁贡含金量最高，选送的前提必须是廪生（享受国家补助的高级秀才），且选送的人数也极其有限。

清初时规定，府学每年送一人，州学每三年送二人，县学每二年送一人，选送之岁贡需经过各省学政与地方长官层层把关，不得徇私舞弊。

2、恩贡。

恩贡与岁贡有相同之处，通常遇国家重大庆典，比如新皇登基、大婚、万寿等，才会下旨在各省额外收取贡生，选取人数与岁贡相同。

恩贡的要求也很高，也是在廪生中选择。只不过恩贡之廪生的资历、食廪年份略低于岁贡，学政照例还要举行考试，只有考取一等的廪生才有资格保送恩贡。

3、拔贡。

拔贡也称“选贡”，顺治初年由于国家缺乏人才，故而每年都会下旨在各省选拔优秀之生员送入国子监。选拔之条件也比较苛刻，必须是在一、二等生员中择优录取。

康熙时期，国家渐入正轨，科举人才储备充足，故而时选时不选，或二年或数年一选。

雍正五年规定，每六年选拔一次，人数不定，但基本上不会超过岁贡、恩贡的人数。事实上，这也是朝廷为了笼络读书人，作出的一种象征性的举措。

4、副贡。

副贡最好理解，取名于乡试“副榜”。按例，各省乡试的录取榜单分为正榜、副榜，中正榜者为举人，中副榜者通俗地理解就是“半个举人”。

按例，中副榜之增生、附生可以入国子监学习。增生地位仅次于廪生，不享受国家补助；附生也是生员，但没有进入地方官学学习。

5、优贡。

优贡是指各省不拘廪生、增生、附生，只要是经过考试被认为是品行兼优者，各省学政即可保举入监。但优贡也是有名额限制的，一个省只有三至五名的定额。

以上“五贡”，与科甲出身者并入“正途”。

6、例贡。

例贡即通过捐纳入监者。但需要注意的是，例贡的身份既可以是廪生、增生、附生，也可以是没有任何功名的白身，白身就是史料中通常提到的“俊秀”。例贡、例监称为“异途”。

监生不属于进贡的范畴，是朝廷给八旗子弟、官员子弟的一种特殊照顾，总体分为四类。

1、恩监。

由八旗汉文之官学生，算学满、汉结业生，皆可通过考试入国子监学习。此外，圣人后裔也可被选为恩监。

2、荫监。

荫监又分为恩荫和难荫。恩荫是按照官员的品级送其子弟入监读书者，恩荫与荫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荫子是朝廷给予的一种极高奖励，凡被荫之子为嫡子且品级是固定的。

比如一品官荫五品，二品官荫六品，三品官荫七品。而荫监是在荫子的基础上追加的一种奖励，只给监生的名分，至于能不能入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难荫，即为国家死难官员可荫子入监，勤事任满而死者，也可荫子入监。

3、优监。

优监的名字出现的比较晚，始于雍正朝，此前优监属于优贡的范畴。雍正五年规定，凡是由附生入国子监者，改为优监。

4、例监。

例监是指由俊秀捐监生者，此类学生是国子监中地位最低的。例贡虽然也是捐纳入监的，但至少有些人的出身是秀才，而例监则是清一色的白身，且他们大多是花钱捐个名声而已，一般也不到国子监报到学习。

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也是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所以门槛很高。各省的选出的贡生，也不是全部都能进入这座最高学府的。

按例，贡、监生要被送到礼部，经过仔细审核并通过考试，才能真正入监学习。而那些没有通过考核的贡生，则需要打回原籍以备下一次考试。

那么，国子监实际的招生人数是多少呢？

根据史料记载，国子监内的教室仅有六间，官方叫法是“六堂”，即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六堂仅有学生150名。

国子监外也有六间教室，为肄业生学习所用，共120名。内堂、外堂总计学生270名。

贡、监生学习三年期满后，吏部要主持选拔考试，合格者进入铨选程序。清初时贡、监生可任命为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吏目等佐贰官。

雍正以后，大多用为教谕、训导等教职。乾隆朝规定，岁贡、恩贡、拔贡、副贡、优贡生考取一等者以州同、二等者以州判、三等者以县丞选用；恩监、荫监、优监列一等者以主簿、二等者以吏目选用。如果是愿意就任教职者，听其自便。

总体来看，贡生的出路比监生要好一些。不过这只是初次任职的情况，至于以后的晋升则不在此列。

事实上，清代的州县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出身为贡、监生。以乾隆朝的情况来看，全国一千三百多个知县中，进士占比56%、举人、贡监生占比38%，剩余的为异途出身者。

趣知识 | “乡试”不是乡里考试 监生是在读学生

试想，成为进士，要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合格；一旦中了进士，金榜题名，将被委以职，身价十倍；而入国子监读书的举人，身份不过是“监生”，况且不止是举人，还有其他生员、官僚子弟及捐资者也可“入监”；监生是在读学生，相当于现今国家一级大学的学生。

偶翻一本讲陈白沙的书，见其中写道：“20岁那年，陈白沙参加乡里的考试，取得了第九名”又说：“第二年，陈白沙来到了北京，他参加科举考试，成了进士，获得了进入国子监（明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读书的机会。”（《开风气岭南先贤》，广东教育出版社，第67页。下称《开风气》）

陈白沙，名陈献章（1422—l500年），广东新会白沙里（今江门）人，明代大儒。史载陈白沙于正统十二年（1447）参加乡试，得中举人。这年他25岁。翌年他上京参加会试。所谓“乡里的考试”，当是指乡试。把“乡试”解作“乡里的考试”，似是通俗了，但却解错了。不能把“乡试”说成是“乡里的考试”。乡试不是在“乡里”举行，而是在城里举行。“乡试”的乡，不是指单个的乡。古代一个乡有多大？按《周礼》，五家为阊，四阊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一乡合一万二千五百家。若按一家五口计，一乡大约有六万二千五百人。“乡试”的乡，却比这大得多。“乡试”不是一个乡的考试，而是全省各乡合资格的士子集中到省城考试，实即是“省考”。

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主办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和各政使司所在地（省城），每三年一次，在八月举行，又称秋闱、乡闱，考中者成为举人。会试——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在乡试的第二年于京师举行，由乡试中式的举人参加。殿试——由皇帝主考，又称廷试，是最高级的考试。录取名次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顺便说说，现今体育赛事称前三名为“进入前三甲”，是乱套科举“三甲”概念。）

监生是在读学生

以为“乡试”是“乡里的考试”，错在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诸如，以为“太子洗马”就是替太子刷马的，“上书房行走”就是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的，都是望文生义惹的笑话。

进士才能入读国子监？上引《开风气》那段话，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是说陈白沙到北京考取进士后才获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机会，这完全违背史实。

第一，陈白沙从来没有成为进士，他中举翌年上京参加会试，未被录取，只中副榜（备榜），乃入读国子监；下科再考，却落第了，从此没有再考。他是以举人资格入读国子监，而非以进士身份“入监”。

第二，以进士入读国子监，在整个科举时代，从未有过。试想，成为进士，要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合格；一旦中了进士，金榜题名，将被委以职，身价十倍；而入国子监读书的举人，身份不过是“监生”，况且不止是举人，还有其他生员、官僚子弟及捐资者也可“入监”；监生是在读学生，相当于现今国家一级大学的学生。

从举人监生到进士，不知要付出几多艰辛，才能跨过会试、殿试这两道大坎，攀到科举的顶层。哪有中了进士还降格纡尊入读国子监的道理呢？

编写历史通史俗读物，首要的是要准确、真实，编者须具一定的国学知识，了解相关的典章制度，否则容易出错。

上述诸般错，便是由于不了解明代的科举制度所致。

「历史大剧也有谬误·科举篇」此南京非彼南京，宋代也没有乡试

来源：紫金山新闻

历史大剧《清平乐》播出以来备受关注，不过，一向以打造“良心剧”著称的正午阳光团队，在一些方面也难免有谬误。

这部剧说宋仁宗时期故事，有若干知名文人出现，善于填词的晏殊，“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北宋文坛大家欧阳修，以及名臣、名相韩琦、富弼等等，这些文人、词人，几乎都经历过科举，高中进士，入仕，成为北宋栋梁。服饰史学者、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客座教授黄强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指出了这部剧关于科举方面的一些谬误。

宋代科举有省试，没有乡试一说

中国科举制度始于隋大业年间，但是隋唐的科举远没有明清时期鼎盛。科举制度有三级，院试（县试）、乡试（省试）、殿试，但是这样的完备体系，在明清时期。南京夫子庙的江南贡院即进行乡试的考场。

唐及五代科举考试，主要分为解试和省试两级。这里的省试不是指行政级别的省，而是尚书省礼部，故又称礼部试。

科举到宋代成为科举社会，人们的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高低不再以血统和出身来划分，代之以是否考中科名并以科第的高低为依据。北宋科举制度规制是三年一开科的确定，即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考试三年一次。第一级州试在宋代称发解试，指将各地区报考进士科目并通过考试的举子按照解送名额送子尚书省，也称解试。解试多在秋天，故称秋闱。

第二级考试，到地方省城参加省试（尚书省礼部主持）。时间为每年二月，初一到初八。因为在春季二月举行，又称春试、春闱。宋代行政区划为路，有京东路、陕西路、河东路、河北路、京西路等。《清平乐》中说乡试，实际是省试，但是宋代有省试一说，没有乡试一说。明清时期才说乡试，在省城考试。第三级考试是殿试，宋代殿试与唐五代不同，是北宋嘉祐二年（1057）规定，此后凡是参加殿试的进士不再黜落，而是重新排定取录名次，并成为定制。

宋太祖赵匡胤对科举改革，禁止公荐，沿袭唐五代旧制开科取士，贡举目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宋代也是取进士最多的朝代，尤以宋太宗时期最为突出。《宋史·选举志》记载：太宗一朝开科举8次，取录进士1487人，平均每次录取186人。如果加上其他科目所录人数，取录人数就更多。有的年份取录近千人，太宗淳化三年（992）取录人数为1317人。

宋太宗时期所行科举一个不同之处：一旦科举及第即行授予官职。《宋史·选举志》记载：“甲乙第进士及九经，皆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亦优等授官。”唐代科举及第，并不立即授官，还要参加吏部考试，才能做官。唐代韩愈就参加了4次吏部试，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才进入仕途。

应天府书院不收女生，此南京非彼南京

《清平乐》中有晏殊出任应天府知府，范仲淹来应天府书院任教。这里的应天府指河南商丘，剧中南京也指商丘。

应天府书院是一所典型的官办书院。天圣五年（1027）起，范仲淹应南京留守（剧中说是应天府知府）晏殊之聘，主持院务二年。培养了大量人才，有向敏中、尹洙、富弼、江休复等北宋名臣。

《清平乐》中范仲淹应应天府知府晏殊邀请来应天书院，范仲淹与书院学监发生冲突，正好遇到女扮男装的曹丹姝。等到范仲淹主持书院，曹丹姝也顶替兄长之名、女扮男装进书院（府学）读书，晏殊、范仲淹都知道曹丹姝的性别，这种剧情只是戏说，历史上没这等事。时而说书院，时而称府学也不妥当。范仲淹主持时是书院，十多年后才改为府学。

女扮男装混入书院读书，《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编得有鼻子有眼，不过是臆造的桥段。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对于文化，官宦人家，经济条件好的，可以请老师来家做西席。宋代的书院不可能也没这个条件招募女生来读书。书院在古代集学校、图书馆、出版社于一体，可以自行刊印图书。有学问的大儒，以教书为业，也会来到书院做山长（院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如朱熹与白鹿洞书院。书院基本上是寄宿制，需要吃住学在书院，没有女生宿舍，如何安排曹丹姝这样的官宦人家的女生来读书？这是电视剧中的一厢情愿，为了故事发展的需要。

应天府书院自景祐二年（1035）改为应天府学，庆历三年（1043）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更高于地方一般官学，而与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国子监鼎足而三。这样知名的书院，府学更不会，也没有可能容纳女生入学。

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北宋时称江宁府，南宋时称建康府，到了明朝才称为应天府，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用十天时间攻破集庆路（今南京）；同年三月，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宋代应天府则是河南商丘。

南报融媒体记者 邢虹

古代科举考试秋闱是哪一级

乡试，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之一。唐宋时称“乡贡”、“解试”。由各地州、府主持考试本地人，一般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明、清两代定为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岁科、录遗合格者，均可应试。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亦在八月。

各省主考官均由皇帝钦派。中式称为“举人”，第一回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称为亚魁。中式之举人原则上即获得了选官的资格。凡中答式者均可参加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古代科举考试，要想成为状元需要经过以下考试：

第一个：童生试

其实这是一个入学考试，只有通过了这个考试，才能够取得生员的资格，而童生试包括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县试、府试和院试，只有全部通过了，才能够参加真正的科举考试，。

第二个：乡试

这个考试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秋闱，这个考试是地方上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因为在八月举行，所以才会成为秋闱，只有通过了童生试的人，才有资格参加这个考试。

第三个：会试

这个考试是全国的考试，举办的地点在京城，时间也是三年举办一次，在乡试的第二年举行，举人还有国子监的人都可以参加，因为是在春天举办的，所以称为春闱，录取其中三百名，考中了就是贡生。

第四个：殿试

这个考试时由皇帝主持的，参加考试的人称为贡士，是在所有的考试里面级别最高的，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没有落榜的说法，不过会出现三甲，第一名的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

文献中的科举与明清社会生活

演讲人：汪毅夫演讲地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网络讲座演讲时间：2020年10月

科举与捐纳

台湾文人王松《台阳诗话》（1905）记：“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称科名曰功名，甚而捐纳、保举，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吾台改隶，已经十载，国籍虽异，而习气犹存，寄金捐官者尚不乏其人。故每遇庆贺、祭礼，红帽、黑靴，汉官之威仪依然如在也”。王松此话似乎语有微词，但我每次引用总是心生感动。试想，当时已是清代末年，风雨飘摇，国家多难，财政亦极困难，台湾则沦于日人之手“已经十载”，而台湾同胞“习气犹存”，热衷科名、迷恋“汉官之威仪”者“不乏其人”，至其“寄金”，则于国家财政不无小补。这是令吾人心动处也。然则，科举毕竟有其弊端、捐纳毕竟属于稗政，吾人又当有说焉。

汪毅夫台湾省台南市人，1950年生。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学术著作有《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闽台缘与闽南风》《闽台地方史研究》等18部，曾获福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项。

在历史上，科举制度同捐纳的交集在于，捐纳的项目包括卖官鬻爵，也包括出售科名。科名里有监生、贡生可以捐纳。捐纳而来的监生称例监或纳监，捐纳而来的贡生称例贡或纳贡，以其援例捐纳取得监生或贡生资格也。取得监生、贡生资格，用于炫耀，属于世俗行径；为了参加乡试，则是文人路子。例监（纳监）、例贡（纳贡）经国子监推荐（取得监照），均可参加顺天府乡试。譬如，清道光二年（1822）七月，张集馨到京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又经国子监考到（即入学考试）和录科（相当于各地生员于乡试前一年接受的科考，合格者即有参加乡试的资格），旋参加顺天府乡试并胜出为举人。张集馨后来中进士、点翰林，曾两度入闽，先后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最迟到了清光绪末年，似乎可以在当地捐纳取得监照，经当地官府批准，参加当地乡试了。譬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台湾文人连横到厦门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并得参加当年举办的福建乡试。至于科名里的生员，曾以“生员名目”或“生员名色”做过有名额和止期限制的买卖；而举人开捐，据文廷式《闻尘偶记》，“甲午（1894）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以百名为限”，“举人开捐，至丙申（1896）春，应命捐纳者仅二人”。

科举中的弊案

在科举时代，科名佳话（如“祖孙父子翰林”之类）和科举弊案（如“顺治丁酉江南科举弊案”等），都是热门的话题和谈资。科名佳话作为家族和家乡的荣耀，总被科名佳话主角的后人和乡人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科举弊案则罕有人乐意说起，但作弊作案的手段总是有人暗中使用。

在科举弊案的手段里，“带小抄入场”可以是个人作案，属于小伎俩；动作大的，须合伙作案的有“雇替考”和“送关节”等。我今天要从《清稗类钞》引述和举例，说明“送关节”的情形。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记：“考官之于士子，先期约定符号，于试时标明卷中，谓之关节，亦曰关目。大小试皆有之，京师尤甚，每届科场，送关节者纷纷皆是。或书数虚字，或也欤或也哉或也矣，于诗下加一墨圈者银一百两，加一黄圈者金一百两”，又举例而言之曰：“某科题为‘子谓子夏曰’全章，某生与考官暗通关节，令于破题中连用四个一字，某破曰：‘儒一而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榜发果掇高魁”云云。

游人在江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内参观匾额。李文宝摄/光明图片

我在《清稗类钞》里还找到一个具体的事例：“光绪癸巳，殷如璋、周锡恩衔命南下，主试浙江，至苏州，船泊阊门外。时苏州府为王可庄太守仁堪，循例谒见。谈次，忽有人以密函至，立待复书。功令，典试者在途，不得与戚友通音问，防弊也。殷得密函，请王启视，王阅之色变，即呼拿下书者。书中所言，皆贿买关节语，并一万两银票一张，署名者周福清，周即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知县，革职捐内阁中书者也。殷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于是周遂被祸。”清光绪癸巳为1893年，为了“恭贺太后六旬万寿”即60岁生日，各省举办乡试恩科。“衔命南下，主试浙江”的殷如璋是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二甲第17名进士，下书“送关节”者周福清是同榜三甲第15名进士，殷、周二人有同年之谊。周福清为子侄5人向殷贿买关节，送“一万两银票一张”。当时启视密函“即呼拿下书者”的苏州知府王仁堪是福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

殷如璋、周锡恩为正、副主考的浙江乡试清光绪癸巳恩科发生弊案，有人撰联讽其事，曰：殷礼不足征，业已如瞆如聋，那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全凭交易度金针。

附带言之，周福清是现代名人、浙江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的祖父。

科举与考题

考题是科举考试的核心。考试之前、考试之余，老师总要出很多、学生总要做很多模拟考题。模拟考题处于科举的周边。用今人的话说，四书、五经是“题库”，模拟考题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题海”。

清初名士尤侗甚至超出四书、五经以外，从《西厢记》取题，用其中张生一句情话、用八股体作了一篇《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他练习的，或者说卖弄的，是写作制义（八股文）的本领，却居然得到了康熙帝的欣赏。

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华书局，2015）据林则徐日记报告，林则徐当翰林院庶吉士时，“仍要按时举行模拟考试，练习作八股文、试帖诗，随时在作各种考试的准备”，课余以文会友，文会做的也是制义试帖，如制义《性相近也二句》《居之无倦二句》，试帖诗《仁义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和《辟宇启论》得才字（《晋书·陆云传》）、《騑马辍解》得春字（《后汉书·章帝诏》）、《多少楼台烟雨中》得与字（杜牧之诗）；又据周作人日记报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早年做过制义《义然后取》《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左右皆曰贤》《人告之以过则喜》，试帖诗《百花生日》得花字、《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苔痕上阶绿》得苔字、《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清代科举制义考题的命题范围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俗称四子书或四书）；试帖诗考题的命题范围则包括成语、典故、名言、名句等。命题范围内的模拟考题，有的会成为考题，有的则是往年或外地的考题。台湾进士郑用锡《述谷堂制艺》收录了他的制艺作品47篇、试帖诗248首。其中，《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至下）原思为之宰，与之粟》《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是郑用锡“取进入学”即参加童生试（俗称考秀才）的墨卷，《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他的“戊寅乡墨”即1818年参加乡试（俗称考举人）的墨卷，《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是他的“癸未会墨”即1823年参加会试（俗称考进士）的墨卷。《述谷堂制艺》里作者做过的考题和模拟考题，又可以是其他备考者的模拟考题。

上记林则徐、周树人和周作人做过的模拟考题，以及郑用锡做过的考题和模拟考题，确实具有智力测验的性质。卢前（卢冀野）《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说，“八股文（一曰四书文）系代圣贤立言”，“因题之异，其格局遂变而益多”。该书举出从单句题如《过则勿惮改》之类，到截搭题如《其为仁之本与，子曰巧言令色》之类，“所举四十种，文格犹未能尽”。邓云乡《清代八股文》谓：“林则徐会课诗题出自《元史》《宋史》，就比较僻了，因而参加乡、会试的人，除四书、五经外，各代正史、先秦子书，也都要读一些了”，并言及用韵（尤其是“窄韵”）之难。应该说，科举考试的出题者和从考试胜出者，总体上来看具有相当高的学识和智力（当然也有部分学识和智力相当高的人，未能从科举考试胜出）。

1996年，我在《厦门大学学报》上读刘海峰教授的《论科举的智力测验性质》，服膺于他的论点和论述。科举考试“具有智力测验的性质，而八股文与试帖诗也具有特定的测验功用”，诚哉是言也。

科举与歌仔册

我是闽台歌仔册（闽、台两地一种说唱文学的文本）的热心读者，又极喜欢阅读科举史，尤其倾心于刘海峰、郭培贵、毛晓阳诸教授的相关著述。今年1月5日，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黄仕忠、潘培忠教授主持的“闽台歌仔册研究工作坊”，席间得了潘培忠教授编校、黄仕忠教授审校的《闽台歌仔册全集》（初编稿），见其所收部分歌仔册有以科举为素材者，我的两个兴趣热点：科举和歌仔册，瞬间联结起来，情绪也瞬间“嗨”了起来。

让我从《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闽台歌仔册全集》本，以下简称《全集》本）的故事说起：刘永家贫，娶妻金姑。金姑兄金昌有“百万家财好田庄”，悉为金姑的嫂子把持。刘永欲上京赴试，苦无盘缠。金姑向兄家借钱，遭嫂恶言拒绝。金昌私下取钱相助。刘永始得上京，金姑相随。不料途中遭遇劫匪，夫妻失散。金姑只身返乡，暂栖兄家，受嫂虐待，被迫放羊。刘永中了状元，“天子门生出头天”，夫妻也得重逢。金姑不计前嫌，为嫂说情，全家喜乐。在这故事的科举情节里，赴考是起因和起点，考中则是转机和结局。这似乎是歌仔册里科举情节的“母题”，《全集》本的《陈世美不认前妻》《特别最新吕蒙正彩楼配全歌》也有此类科举情节，也有此一“母题”；刘永具有乡土社会成员的本来身份，其他歌仔册之科举情节的主角如陈世美、吕蒙正亦然。这是值得一说的话题。

在历史上，闽台歌仔册的创作者和说唱者（有时创作者就是说唱者，说唱者就是创作者）、读者和听众（有的读者是半文盲，有的听众是文盲），基本上是乡土社会的成员。从科举与歌仔册的视角，我们可以直接了解（而不是通过文人的作品间接了解）科举同乡土社会的关系。从《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等歌仔册，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社会成员有通过科举改变生存状态的可能和愿望。这是科举同乡土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另外，歌仔册涉及的科举的某些细节可以说明，科举在乡土社会是生活里常见的事物，乡土社会成员对科举是相当熟知的。例如，《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里的刘永、《陈世美不认前妻》里的陈世美，都是未经地方考试直接上京赴考的。另有歌仔册如《最新玉堂春三会审歌》（《全集》本）则明白唱道：“趁此乡试好科期，嗡望（希望）金榜挂名时。中了举人去会试”。上京赴试者未经地方考试与必经地方考试，两种说法于传唱中并行不悖。这是因为，乡土社会成员也知晓，宋代科举的科名和考试只有进士和进士科，这同后来明、清科名分秀才、举人、进士三种，考试分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的情况是不同的。

15年前，我曾写《西观楼藏闽南语歌仔册〈台省歌〉之研究》《1826—2004：海峡两岸的闽南语歌仔册》（收汪毅夫：《闽台缘与闽南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深知访求歌仔册的艰辛、校勘歌仔册的繁难。有了《闽台歌仔册全集》，我们就有了收罗相对齐全的闽台歌仔册，有了校注相当精审的《闽台歌仔册全集》本，感谢黄仕忠、潘培忠教授辛勤而出色的工作。

科举与占卜

台湾著名学者黄美娥教授《一种新史料的发现》（载《竹堑文献》第4期，1997年10月）报告，台湾进士郑用锡在其《感悟》诗后，附文《正阳门关圣帝签诗》记签诗与其一生的关系。清道光三年（1823），郑用锡参加癸未科会试后，随友人到京师正阳门关帝庙“叩求签诗，以卜功名上进可否”。他抽到的是“五十功名志已灰，哪知富贵逼人来。更行好事存方寸，寿比冈陵位鼎台”。郑用锡说：“时闱试尚未揭晓，得此签首句有五十功名之语，不胜怅然自失”。可是，“迨揭榜竟邀获隽，遂藉富贵逼人句，附会其说，指为此科之应。但于‘五十’句究竟未有着落”。后来，郑用锡年届五十“以养亲为急”，告老还乡。在乡抗击英夷（即在战争时期亲率家丁追捕侵犯台湾的英军），两次获朝廷奖赏；年届七十，运米赴津救灾，“得邀议叙二品封典”。郑用锡感叹道：“抚今思昔，证诸（关圣）帝君所示，一一颇相吻合”，“京都正阳门关圣帝签诗，灵验著于天下”。

签诗（包括京师乃至各地的关庙签）的灵验虽无其必然性，而确实有其偶然性。签诗灵验的传说同签诗预设的多种可能性有关。我举“京师门前关庙签”的另一首签诗（“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来说明。

清人金埴《不下带编》讲了宁波的两个故事。一是状元史立斋在杭州参加清顺治甲午科（1654）乡试后，于万安桥边关帝庙抽得此签，“心怏怏，谓一第今无份耳”，不料甲午科榜发中举，明年乙未（1655）则大魁天下，应了“甲、未亨通”之语；另一是翰林裘琏参加顺天府康熙甲午科（1714）乡试后，在京师正阳门外关帝庙求得此签，榜发中举；明年乙未（1715）参加会试，中为三甲第一名进士并钦点翰林。此亦应了“甲、未亨通”；而位其名之后者（即三甲第二名）名江济，则应了“江头”一语。

《清稗类钞》记：状元毕沅于乾隆庚辰（1670）会试前在京师正阳门关帝庙求得此签，“颇不悦，然竟以第一人及第，盖‘君今庚甲’四字，已示先机（庚辰科之甲）也。”

实际上，签卜科举之事不外“中”与“不中”两种结果，“末亨通”可以有“尚未亨通”和“不亨通”两种解释，可以应对“中”与“不中”两种结果；至于“中”的时间，可以是“今”年、“庚”年、“甲”年、“未”年和“兔”年即“卯”年，也可以在月、日上做文章，如“闰八月”应“玉兔重生”等；“庚甲”即庚辰科第一名是一种解释，“甲未亨通”即“亨通在甲、未”是另一种解释，“君今庚甲未亨通”即“一第今无份耳”是又一种解释。无论何种情况，签诗大抵可以应对。签卜近于文字游戏，迷于文字游戏而信之，应该可以简言为迷信也。

科举制度下的会馆

请允我先引述一段故事：张集馨到北京住会馆、考举人、考进士的故事。话说清道光元年（1821），22岁的江苏扬州人张集馨在家“不为诸伯叔所容”、不堪诸伯叔“日寻嫌隙”的困扰，乃到父亲墓前泣别曰：“儿远出避祸，不能常守松湫矣”。然后于十月间“挈一新仆张升，买车二辆入都，寓菜市口，为明年秋战之计”。他在北京住的是位于菜市口路北的扬州会馆（原名江、甘、仪会馆）之联星堂（扬州会馆内有和会堂、联星堂及东西厢房）。同住者有甘泉商人黄藕船，张集馨记得“藕船粗知文墨，学作韵语，而议论卑鄙，究系市井细民，不足与语。然逆旅无聊，听其村谈稗论，藉以消遣闲愁”。张集馨到北京乃“为明年秋战计”，指的是准备参加1822年顺天府举办的壬午科（1822）乡试。张集馨不是顺天府生员（而是江苏扬州生员），也不是贡生或监生，哪有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呢？他自有捷径，只需要在会馆住下，专心读书就是。不久，礼部因清道光皇帝登极，确定增开道光二年壬午恩科（1822）会试。到了1822年春季，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全到北京来了。会馆本有定规，参加会试（春闱）和参加顺天府乡试（秋闱）的人员当相互礼让、相互腾笼换鸟。张集馨另觅居处的动作稍迟，“几为司事者所逐”。唉，且“忍胯下辱，移寓麻线胡同富顺居”吧。“四月，会闱揭晓，公车四散，复至会馆，仍住联星堂”，仍然不管住馆之人嘈杂，“闭门读书而已”。不料，“奈读书声高，又为会馆后进所住之吴中书廷珠所憎，余不顾也”。这个姓吴的内阁中书，不喜人读书声高，自己却是“终日唱曲，而不虑人之厌恶”。到了七月，张集馨到国子监交了足够多的银两，又通过了考到（相当于入学考试）、录科（相当于各地生员于乡试前一年的科考，合格者乃取得参加乡试资格）两次考试，取得国子监的推荐文书，有了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这条捷径叫作“捐监”，是“铜绿色”通道。八月初六日，张集馨“移寓内城举厂”，接着就是参加顺天府乡试，“三场完毕，幸无错误”。及九月初九日放榜，张集馨名列顺天府乡试壬午科（1822）第137名举人。中举之后，“仍住会馆”。越年，应道光三年癸未科（1823）会试，揭晓未经中式。会试后张集馨考取景山官学教习，留京读书。再应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会试，再次报罢。又应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会试，考前又“移寓举厂”，以近贡院也，终成二甲第22名进士。五月初六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

张集馨曾两度入闽，先后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是曾在福建任职的官员。张集馨有自叙年谱传世，该年谱有如一部年谱体的《官场现形记》或《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1981年11月，该年谱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上记故事，乃引述自该书。

从张集馨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北京扬州会馆，张集馨的身份先后是江苏扬州生员、国子监监生（例监）和从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京兆试）胜出的举人。就会馆的“试馆”功能而言，入住扬州会馆的应试士子包括了应国子监考试的扬州籍生员，应顺天府乡试的扬州籍贡、监生，以及应会试的扬州籍举人。当然，会馆往往是多功能的。扬州籍的应试士子以外，在扬州会馆入住的还有扬州籍的商人、扬州籍的京官。会馆有明显的籍贯色彩，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定规如春、秋两闱应试士子相互礼让之类，会馆自有会馆文化。乡试（俗称考举人）是省级科举考试，由各省举办，录取本省举人。顺天府是清初确定的乡试单位之一，各省贡生、监生经国子监考试、推荐，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当然亦可以从顺天府乡试胜出为举人。会试俗称考进士，参加会试的是从各省乡试和从顺天府乡试胜出的各省举人。台湾的第一位进士陈梦球就是从顺天府乡试胜出为举人，再从会试胜出为进士的。顺天府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地点都是北京贡院。

科举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

鲁迅翁的小说名篇《阿Q正传》里，目不识丁的阿Q住在“本不是大村镇”的未庄，却也见过“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的情形，知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的道理，听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的消息，有过“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的时候，他在“秀才大爷”家做工，也曾“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还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计划。如鲁迅翁所写，科举制度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

我们来看闽南乡土社会的情况。

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勒石的泉州《青阳乡约记》里说：“夫乡之有约，古也。而约正之名，委重于士类，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乡约制度，古已有之。乡约同乡规民约有关，但不是乡规民约。乡约是官方认可的乡民自愿受约、自约、互约的自治制度、自治组织，乡民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约正（又称约首、总理等），“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劝民为善”。在闽南乡土社会，自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始、从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间以后，闽南地方乡约的主事者改为“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据《青阳乡约记》记载，青阳乡约的约正庄用宾“年未三十联魁科第”，“其为约正”也，年仅30余岁。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属于“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勒石的南安《乡约社学记》也说，南安各乡之乡约也“择乡之庠士秀而有文者，使摄其役”，如“邑之二十二都为霞美乡，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陈生育俊”摄乡约之役。由于“士类”或有非“年高”者如庄用宾，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光地特地在《丁酉还朝临行公约》里与其安溪乡人约定：“约正于族行虽卑幼，然既秉乡政，则须主持公道。自后乡邻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诉本乡者，除尊长发与约正调停者，则为从公讯实，覆命尊长而劝惩之。其余年少未经事者，虽分为叔行，不得役约正如奴隶，约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颠倒是非，以坏民俗”。李光地本人也是“士类”，返乡居住期间也主持乡约事务如制定《临行公约》。在台湾，日人当据台之初也发现，有科举功名之人是“地方的指导者，具有相当势力”。

科举制度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在闽南民俗、民谚和民间文学作品里也有留存。例如闽南中秋“博状元饼”的节庆习俗，就是对科举之途博取功名的模仿。饼分一秀、二举、四进、三红、对堂和状元，一一对应秀才、举人、进士、探花（一甲第3名进士）、榜眼（一甲第2名进士）和状元（一甲第1名进士）。中秋博饼，取的是“秋闱夺元之兆”，乾隆《台湾府志》记：“是夜，士子递为宴饮赏月，制大月饼名为中秋饼，朱书元字，掷四红夺之，取秋闱夺元之兆”。实际上，不仅读书人和读书人家，其他人和其他人家也热衷参加博饼以取“秋闱夺元之兆”，因为古人认为科举制度是开放、公平的，对乡土社会各成员也是开放和公平的。闽南民谚“秀才人情纸一张”（自作字画送人是秀才的交际方式，喻君子之交或世态炎凉也）、“秀才讲人话，举人打官腔”（秀才不失乡土社会成员的身份，举人可以是官员或准官员）、“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举人社会地位高收入也高）、“人怕老债怕讨，秀才怕岁考”（岁考是各省教育行政长官提督学政对在学生员的考试，每三岁凡二举，考后，一、二、三等有奖，四等以下有罚甚至被黜革）、“一名透京城”（入京中进士一举成名）、“家伙了，秀才无”（科举之路艰难，考试失败陷于困顿）、“米街土地公，头顶戴官帽”（台南米街出了施琼芳、施士洁父子进士，是当地荣耀）等，其内涵和背景都同科举制度相关。

至于闽南民间文学作品，容我举《畅所欲言》为例。这是泉州秀才杨介人用闽南“俗语缀成”、闽南“老妪都解”的奇书，收文21种，写作的时间跨度为1897—1907年，曾在泉、厦、漳、台流传。《畅所欲言》一再语涉科举制度，尤其是科举罢废后的社会情形，如“有穷书生旧以钞书度日，转（赚）了三百二百，就有乌米白米，自无小考场，无人倩钞小书”，“自停科、岁，无教书，无用功”，“无考校，又无处转（赚）食，十分枯燥”，“科举一废，书房兄改途趁食，有个学命卜，有个学山医，各人行各路”等。涉笔成趣，是很精彩的“清末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土社会”讲义。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4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