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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中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均为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本书籍是网络收集而来,仅供交流学习,版权归作者或出版社所有, 请不要使用在商业用途,谢谢支持!!)
第13章 残阳如血
1942年元旦,中、苏、美、英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表达了联合对日、德、意这三个轴心国发起军事行动的决心。
鉴于当时中国战场牵制了三分之二的日军主力,已实质上成为抗击日本陆军的主战场,各盟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道理很明白:不服气,你跟那“三分之二”扳扳手劲试试看。
1月4日,盟军总部正式划出中国战区,范围除中国之外,还包括越南和泰国,以上将衔担任战区统帅。
这在近代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曾经,“东亚病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都是战争后一直挂在我们身上的标签,想甩都甩不掉。
纵使江山秀丽,纵使家世显赫,也不过是个一睡百年的瞌睡虫,如今终于让别人知道中国其实是一头狮子,醒过来之后同样可以独当一面。
消息传出,不独中国国内,乃至东南亚华侨亦为之欢欣鼓舞。接到任命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
战区统帅有了,还得配个幕僚长,这是个洋人,美国人。
1月14日,由美国政府提名,史迪威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开心一刻
事前曾委托宋子文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很满意。大舅子告诉他:“你的新任参谋长,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
宋子文的评价不免夸张,换一种说法也许更为稳妥——在能够派往中国的将领之中,史迪威应该是当时美国所认定的唯一合适人选。
史迪威,毕业于西点军校步兵科,曾担任驻华武官。除通晓汉语,享有“中国通”之名外,他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举行全军大演习,以少将师长身份参加演习的史迪威一鸣惊人,他指挥的步兵师表现突出,其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美国陆军四十七名少将中最出色的一个。
但是,美国陆军部起初在酝酿人选时,中意的却并不是史迪威,原因就是史迪威的级别太低,不过是个少将,而且从未指挥过任何实战,要一下子放到战区参谋长任上,怕被中国人看轻。
最好是集团军司令这样的角色,还要是中将以上的,可问题是一圈问下来,没人肯去。
去干什么?你又不给派美国大兵,要是我指挥中国兵打输了可怎么办,岂非“尔曹身与名俱灭”……
史迪威说:“我去!”
少将升中将,即刻起程。
3月4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并受到了热情欢迎。
史迪威的“卖相”不错,人很瘦,但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给人一种坚忍不拔的印象,让你知道,这就是一位老牌职业军人。
史迪威“卖相”不错
如果说有一见面就喜欢的人物类型,那史迪威无疑可列入其中。
再加上刚刚佩戴的三星中将标志,一口地道的中国话,没有理由不让夫妇喜不自胜。
史迪威来华时,陈纳德也同时应邀相陪。宋美龄的脸上都笑开了花,这位第一夫人一手挽住史迪威,一手挽住陈纳德,对两人说:“中国终于有了你们两位美官的帮助,我为此感到由衷高兴。”
想一想,确实让人开心,陈纳德踏上中国国土时,才不过是个上尉,但在他的幕后指点下,中国空军曾爆发出惊人的潜力,现在有了史迪威这样的中将直接指挥,中国陆军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是个其乐融融的场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它们会让我们高兴、激动乃至感动,可惜的是,时光总在不停地流逝,再漂亮再动人的相片也会逐渐泛黄。
不过在那一刻,还没有人能想到以后,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史迪威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中队取胜。
当时,中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卫缅甸,虽然后者不属中国战区,但作为援华物资的主要入口,无疑是抗战的一条生命线,不能不以全力确保。
早在中国战区未成立之前,统帅部就已根据情报判断出日军侵略缅甸的意图,因此专门从国内抽出了杜聿明第五军等三个军,以十万精锐的兵力,准备帮助英国保卫缅甸。
然而,都到这个地步了,英国人却还怕中国到其殖民地上来分一杯羹,因此坚决拒绝让远征军进入缅境。
中国人来不了,人家日本人可要来了。1942年1月,日本第十五军侵入缅甸,两个多月后,已攻至仰光附近。
这时候,他们才主动请求中国增援,可是战机早已错过。
大兵团出战,最忌仓促草率,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你熟悉地形和构筑工事,打起仗来那真是连一点把握都没有。
在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之所以能够取得一胜两平的战绩,若无对地形的了然于胸,那是根本难以做到的。
缅甸不是湖南,不是长沙,前路漫漫,委实难卜。
尽管如此,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缅甸失陷,能挽回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挽回。
3月12日,中国远征军正式成立,派史迪威前去指挥。
王师重来
缅甸战场上,英缅军仍在继续败逃。
英国驻缅部队除高层军官以外,低层官兵大多由缅甸人和印度人组成,这些当地人平时被英国殖民者当成奴隶一般,饱受欺凌,到了紧要关头,哪里肯卖命抵抗,因此几乎是一触即溃。
3月8日,日军轻取仰光,局势不谓生死存亡,也已是危在旦夕。
当天,戴安澜率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赶到了仰光以北的东瓜,也就是陈纳德训练飞虎队的那个地方。
戴安澜,号海鸥,安徽无为人,与他过去的老长官徐庭瑶是同乡。
这位毕业于黄埔第三期的青年将领,早在长城抗战时就崭露头角,那时他是杜聿明手下的团长,到杜聿明创建第五军,又特地委任其为第二〇〇师师长。
进入缅甸后,戴安澜发现,缅甸土人普遍敌视英国人,以至有充当日军探子的。但也有很多人,包括华侨,并不相信日本的欺骗式宣传,对来自中国的军队十分欢迎和拥护。
翻一翻史书就会知道,古代缅甸也曾经在我们的西南疆域之内。
据说,三国武侯南征到此,极受缅人崇拜,视之如神,当诸葛亮要北返时,百姓成群结队地来进行挽留。
诸葛亮安慰他们说:“我还会回来。”
可是您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呢?
诸葛亮指了指田间的一种草,“此草开花,余重来矣”。
那是一种不会开花的草,所以一年又一年,引颈北望的缅人迎来的只有失望。
当地人告诉戴安澜,草在不久前竟然奇迹般地开花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吉祥的预兆,预示着“王师应到达矣”。
戴安澜为之感慨不已,于马上赋诗:“扬鞭遥指花如载,诸葛前身今又来。”
被誉为“海鸥将军”的戴安澜
戴安澜的任务是守住东瓜。
从作战地形来看,东瓜实非易守之地,城外以平原为主,三面都有开阔地带可供对方发起进攻。
这种地形下要想守城,能依赖的只有坚固工事。
提起工事,缅甸倒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森林多,树木多。东瓜城有很多现成的枕木,本来是要拿去铺铁路的,如今正好就地取材。
在戴安澜的指挥下,第二〇〇师官兵在地上挖出坑道,然后上盖枕木,修筑出一座座封闭式堡垒。
3月20日,东瓜保卫战打响。
侵略东瓜的是第五十五师团,这个新编师团自成立后一直驻于日本国内,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是进入缅甸后,英缅军的无力和无能,却使它在提高自信心的同时,还积累了作战经验。
不过在东瓜,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戴安澜精心构建的堡垒群使其大吃苦头。
这些堡垒堪比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地堡,轻重武器配置得当,一道道交叉火力网让冲上来的日军无可躲避,以至伴随着每一次被击退的进攻,堡垒前都会留下日本兵的累累尸首。
3月28日,见第五十五师团毫无建树,第十五军司令部急调第五十六师团加入进攻阵营。
两个师团合攻东瓜,最后连放毒气这种损招都使了出来,却仍无法从正面实现突破。
4月1日,第二〇〇师终于决定放弃东瓜。
不是正面守不住,而是侧翼暴露,不得不奉杜聿明之命撤离。撤离时,尽管已受到包夹,但这支老牌劲旅仍然秩序井然,边打边走,未让追兵找到一点可乘之机。
日本第十五军从进入缅甸起,可以说一路都在快速行军,就比谁跑得更快,东瓜保卫战是他们第一次受挫,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这是“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
第五十五师团几乎被完全击垮,一名被击毙的日军大佐在日记中惊呼:“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队。”
第十五军司令部自此才知道对面的“支那军队”,就是昆仑关战役中声名赫赫的第五军。
对第二〇〇师能那么从容地撤出东瓜,已经狼突豕奔的英国人感到十分惊异,但戴安澜本人却不无担心,尤其在得到要予以召见的通知以后。
他以为自己至少要挨骂,因为毕竟东瓜没有能守住,没想到已经听过汇报,他对东瓜保卫战的战果非常满意,“东瓜失守不是你的责任,这一战打得好,很漂亮。”
为了表示嘉勉,特地留戴安澜共进晚餐,晚上还安排他住进自己的隔壁房间。
的部下那么多,这是从未有过的礼遇。
生杀予夺
东瓜失守确实跟戴安澜没有关系,先掉链子的是英国人。
在东瓜的西线侧翼,英缅军就算占有武器和数量优势,都挡不住一个第三十三师团。后者在上高会战中曾是罗卓英和第七十四军的手下败将,未料换了对手之后却威风十足,连连击破英缅军防线。
侧翼一破,东瓜后方即受到严重威胁。偏偏这时候由于英国人不肯提供足够车辆——他们撤自己的溃退部队还来不及呢,远征军的其他部队和机械化装备迟迟不能到达。
这时,经十二日苦战,第二〇〇师粮弹开始出现匮乏,如果后援再不济,在被日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必然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感到不撤不行了,遂向史迪威提出撤退建议。
他的建议算是相当委婉,“撤下来,可以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再与敌决战。”
“什么,你们要撤?”史迪威一听就火了,眼睛一翻,“决不能撤,要进攻,进攻,进攻!”
两人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大,没多大一会儿,竟然闹翻了。
杜聿明那是多温和老实的人,说话分寸从来是掂量了又掂量,跟他都能闹翻,可想而知史迪威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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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平安夜这一天,陆续来援的几支日军是这样的。
中村带领的一路残兵赶到九塘;坂田元一第42联队的一个大队在六塘被围;台湾混成旅团林义雄联队刚刚抵达六塘,跟前面说的大队取得联系。
晚八点,荣誉第1师汪波第2团组建敢死队对罗塘高地进行最后一次攻击。
罗塘高地战斗
田村能康和迫田广一率部扼守的罗塘,几乎是日军各据点中堡垒最坚固的,火力层次繁复隐蔽,又有铁丝网等障碍物。虽然鬼子的人数远不足百,但着实凶顽。
荣2团的中国老兵们,在敢死进攻中更是英勇。
搏杀中,三名中国士兵的刺刀同时刺中田村。接着,中国士兵将日军另一部队中队长迫田广一的双眼抠瞎,战斗之激烈可见一斑。
被抠瞎双眼的中队长迫田广一
高地上的日军终于全部被中国士兵扑杀,汪波当即受杜聿明嘉奖。
第200师高吉人的第598团和刘少峰的第600团此时也相继攻克目标高地。
但是,由于杜聿明战术应变迟了些,所以在日军就要全线崩溃时,继中村的部队后,坂田元一带来的援军也赶到九塘。
圣诞节之夜,坂田元一派出一个中队,携带十万发子弹,给昆仑关的日军补充。
盐田台湾混成旅团此时又派出一个联队,就是在陆屋遭巢威重创的渡边信吉联队,他们已经赶到了七塘,与林义雄联队合兵。不过,由于邱清泉还有一部在此阻击,友军傅仲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萧山人)第99军也已经赶到,所以这里的日军仍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而不能立即援救一线。
骑马者为坂田元一
在九塘,赶到广西战场的陈骥第66军等部队已加入战斗。坂田元一的部队尽被牵制,虽然离昆仑关近在咫尺,同样不能抽出兵力赶去援助。
现在,就看第5军的了。
第5军继再克罗塘外,又攻取了附近的同兴堡(在罗塘和昆仑关之间)据点,又一次攻下653高地。至此,昆仑关周边的钉子,除位于关口正北偏东的界首高地和西南面的441高地外,已全部被拔除。
作为制高点的界首,迟迟不能攻下。日军中队长津田悦二郎率部在界首负隅顽抗。
鬼子攻占昆仑关虽没多长时间,但他们有个拿手绝活:每攻克一个要塞,就会用最短时间将其打造成坚固的堡垒。界首高地的碉堡不但坚固耐射,而且高度几乎与地面持平,加之藤木掩映,隐蔽性非常好,导致攻击界首的第200师伤亡惨重。
杜聿明终于沉不住气了。说实在的,他没想到打昆仑关会如此之艰难。开战前,杜聿明拿到的情报仅仅是:昆仑关有日军的前进据点。通常情况下,作为非主阵地的前进据点,都不会有重兵把守,火力配置和负隅对抗的力度也不会太猛太大。正如前面所言,杜聿明最初的想法是,一鼓作气拿下昆仑关后,跟友军直接南宁。没想到在昆仑关,一打就是一个多星期,主攻的两个师伤亡惨重,陷入筋疲力尽的境地。
杜聿明与夫人
现在,全军将领都在看着杜聿明,更在盯着他。他的第5军又是坦克,又是战车,又是汽车、摩托车,又是重炮,装备是军中最先进的,拿的粮饷也是位列前茅的,而且自南京战后,一直在湖南进行训练,假如成军后这一仗打糟了(此前曾有部分兵力参加了兰封之役和徐州会战,战绩不理想),他是没法在面前抬头了。
最锋锐的武器配备给了你,你却没使好,到时无论什么理由都解释不通。
第5军是唯一一支机械化军,第200师又是第5军的骨干,杜聿明没法不对其寄予厚望。但现在的事实是,在三个师里,根据战绩排名的话,打得最好的倒是作为小兄弟的邱清泉新编第22师,其次是郑洞国荣誉第1师,戴安澜第200师只能排最后。
第五军机械化部队
可戴安澜又何尝不想尽早拿下这块高地?
现在对戴安澜来说最头疼的是,之前打某些高地,他的士兵没攻下来,导致杜聿明换郑洞国的部队,这事已叫他没面子了;如果攻不下界首,再换别的部队,那就真的要命了。戴安澜已持枪,望着眼前一个又一个敢死队员倒下,差一点自己就冲上去了。
事实是残酷的,怕什么有什么。
杜聿明果真又叫郑洞国支援戴安澜了。这一次,荣誉第1师过来的是郑庭笈第3团,杜还是留了面子,叫戴指挥这个团。
戴安澜
界首高地在阴郁的雾气中,被震天的喊杀声包围。
由光荣负伤的归队老兵组成的郑团,作战经验当然极为丰富,但由于日军凶顽至极,几个冲锋下来,九个连长伤亡了七个,连郑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阵亡。
杜聿明亲自给郑庭笈打电话,叫其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把这一高地拿下。
杜叫郑、戴把各自部队的火炮集中起来,军部的重炮也调过来。同时,叫开战以来战绩显著但伤亡较轻的新编第22师进行超越式进攻,从后面越过第200师和荣誉第1师,直接摸向昆仑关。
12月27日,中国空军六架战机对驻守昆仑关的日军进行了空袭。转天,第5军对界首高地再次发起攻击。
这个高地,并非只有一个山包,而是数个互为掎角。中队几乎所有的炮火都倾斜在这几座山包上。
又激战了一天。机枪的火舌穿过郑庭笈团战士的身躯。怎么接近鬼子的堡垒、壕沟成为拿下界首高地的关键。郑团长最后拿出的办法是:入夜后,叫敢死队匍匐逼近日军堡垒、壕沟,混在尸体堆里,忍一宿不动;天亮后,先发起炮击;在炮击结束后,再奋起做近距离的肉搏。这当然极其危险,因为稍有闪失,敢死队员就会被自己的炮弹炸飞。
炮声停止后,朝霞下的阵地一片寂静。
突然,一个战士拎着枪,一跃而起!两个,三个……对面壕沟里残存的日军目瞪口呆。
付出巨大代价后,第5军终于全歼界首高地群以津田悦二郎为首的日军。此时,山雾也已经转红。
中国的炮兵随即变换阵地,猛击昆仑关上的日军,接下来将是最后的一次步兵攻击。
昆仑关的日军虽刚刚补充了十万发子弹,但没有炮弹,只能藏在掩体里挨炸。虽然日本人在调兵遣将,但并没拿出一个全线反击的时间表,加上来援日军纷纷被阻击,导致苦撑的三木吉之助动了放弃昆仑关的念头。跟另一个联队长坂田元一沟通,后者也同意放弃。12月30日日落时分,关上的松本总三郎下令埋了三门重炮后,带着残兵开始在中队的枪林弹雨下突围。
1939年12月最后一天,邱清泉新编第22师邓军林第65团最先突入,把军旗插在昆仑关上!
昆仑关下的战壕,几乎被尸体填满,中国人,日本人。
整个战役中,第5军战死官兵5683人。杜聿明看到昆仑关上的猎猎军旗,他已疲倦至极。
大战间歇,翻看缴获的战利品时,杜聿明发现一个名叫《皇风万里》的小册子。
在这本口袋书中,日本人有一个记载:1937年冬,残酷的南京战,在城陷之际,两名中国装甲士兵,藏在一辆被击毁的坦克里,连连袭击日军……
杜聿明眉头紧皱。
杜聿明想起1938年春,他的装甲部队在湘潭地区的东安县收容整训,有个第1连的战士辗转而来,称自己与战友在南京方山外郊孤军奋战,利用一辆被打坏而停滞路边的坦克与日军,打死三四十名鬼子,最后他在夜色中侥幸突围,战友则牺牲在南京城下。
杜聿明的装甲部队在1937年的冬夜有着深深的悲怆。还记得前面讲的一件事吧?
陷城之夜,装甲部队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刘树芃终于上了船,开船前,叫人下去炸毁岸边的几辆坦克和汽车,但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舍不得。僵持中,那四个人说他们不走了,拆了坦克上的武器,跟进城的鬼子再干一场。随后,几个人下了船。后来,当刘树芃跟杜聿明说这件事时,杜的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
至于在方山阻敌的坦克兵,讲完自己的故事后,杜聿明没特别在意,因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用一辆废弃的坦克打死几十个鬼子?这事儿听上去有点悬。杜甚至认为那个士兵在谎报战功。现在,看到日本人的记载后,他为之一震:那战士,说得竟一点也不假!
杜聿明马上叫来郑洞国,叫他寻找该战士。
令人难受的是,被分到荣誉第1师的那名士兵,已在两天前战死了。
新编第22师副师长廖耀湘(师长邱清泉车祸受伤,已被送到柳州治疗)听完装甲士兵的故事,更是别有感触,因为他同样有在南京死里逃生的经历。
廖耀湘对身边的一名部队长说:“你我都是幸运的人,至今仍未马革裹尸!”说罢,流下两行浑浊的眼泪。
廖耀湘
前路莫测、风云诡谲的1940年,就这样在昆仑关上到来了。
在东京,1940年1月,留着小分头的平庸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取代同样平庸的阿部信行出任新首相。上任第一天,米内就拿到上一届内阁留任的陆军大臣畑俊六递交的昆仑关战报。
此时,后到的李延年第2军一部接手关口守备。
昆仑关前的七塘、八塘、九塘还在激战,在昆仑关和九塘间的441高地,仍在反复争夺中。
第5军夺取了昆仑关,也已丧失战斗能力。
完全接替第5军作战的是刚刚赶来的陈骥第66军所辖的第159师和第160师,他们是参加过南京战和正面突围的广东部队。该军现在隶属于叶肇为总司令的第37集团军。随后第5军全部撤至迁江休整。
对第5军的表现,没表扬。
一句话,虽然昆仑关打下来了,但伤亡太大。这多多少少叫他失望。
日军那边,去龙州抢东西的及川旅团主力终于赶回南宁。今村钧告诉及川,要想扭转前方战局,只有一个办法,即由他亲率一部,从四塘和五塘间绕到坂田联队正面的中队的背后。今村说现在当务之急是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桂南地图,日军手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跟实际地形有不小差距。
对第5师团的命运,无论是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还是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都极为关注,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铃木宗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爱知县人)的陪同下已直飞广州了。
在广州的第21军司令部,军参谋长根本博向泽田抱怨东京划给第21军的兵力太少,使得该军一面在广东作战(第18师团、近卫旅团、第104师团正与张发奎、余汉谋战区的部队作战),一面在广西作战,顾此失彼。
泽田茂毫不客气地指出第5师团陷入被动跟今村均敌情判断失误有直接关系:12月17日,中队发起攻势时,今村仍认为对方不会有大行动,而没拿出积极的应对办法,最后逐次增兵,犯了兵家大忌。
12月29日,铃木宗作以及第21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飞到南宁。按日本人的描述,虽然广州军司令部为第5师团的处境垂头丧气,但第5师团司令部的气氛却“异常平静”,师团长今村均像个练太极的,正在司令部推挪腾移。
联席会上,今村提出亲率人马进兵的计划。
佐藤贤了亮出安藤利吉和泽田茂达成的共识,不希望第5师团单独决斗,一线部队应后退三十至四十公里,全面采取防御姿态,等第18师团赶到广西,再进入反击。推算时间的话,还需要等大约一个月。
昆仑关上剖腹的日本军官
佐藤说完,拿起红色铅笔,在作战地图上的三塘和四塘间画了道防线。今村均找来橡皮,把那道防线又擦掉了。他告诉佐藤:“不必等第18师团集结,第5师团有能力和意志独自击破当前的中队。”
今村认为,对一线的情况,广州第21军司令部不会比南宁第5师团司令部更清楚。现在,南宁外围的五塘、六塘和七塘的中国士兵在减少,大多已回撤去围困八塘和九塘间的日军增援部队了。在那里,日军被两到三层的中队围困,如果后退三四十公里,等于把防线回撤到南宁外郊,如此一来中队就会顺势攻打南宁,第5师团士兵失败的情绪就会上升,不但完不成掩护后面日军集结的任务,还会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
今村还提到一点:“如果第5师团回撤南宁,中队极有可能分出一部分兵力赶往钦州,去阻击将在那里登陆的第18师团。”
佐藤顿时被今村说得如鸡啄米。
今村抗令成功。按他的计划,自己带着部队前去解围,但广州的安藤利吉认为他还是留在南宁比较好,最后解围的任务给了旅团长及川源七,叫他带人替下八塘和九塘间的坂田联队和三木联队。
1940年元旦,及川带着旅团的一个联队从南宁出发。
走之前,今村叫及川“下功夫研究一种操典上没有的新战术”,用来对付中队。除带了最大量的和粮食外,他还叫及川带上所有能带的用于修建战斗工事的工具,做坚守一个月的准备。
1月1日午夜,及川带部队悄悄开抵八塘。
过七塘时,当地日军交给及川一个宝贝:从中队那里缴获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
此时,九塘方向枪声不绝。
3日黄昏,坂田联队和三木联队开始撤退。
按计划,三木联队、坂田联队都撤回南宁。但当撤回三木联队后,今村均觉得有点不合适,因为台湾混成旅团(林联队和渡边联队)还在一线。当初,台湾混成旅团主动前来救援,此时把自己的部队撤去,有点说不过去。今村琢磨了一下,叫及川把坂田联队留下来,只撤回作战最久、伤亡最大的三木联队。
从1月上旬开始,日军重新掌握了昆仑关上的制空权。
1月13日,近卫混成旅团和第18师团在钦州湾登陆。一个多星期之后,近卫混成旅团出现在七塘,第18师团出现在南宁。现在,决定全线反击的日军的目标是宾阳,也就是昆仑关的后背。
在日军援军不断开来之际,白崇禧抽掉5个师加强正面。但这三万多人马在路上遭日机轰炸,损失严重。
2月初,宾阳徐庭瑶第38集团军司令部遭空袭,一度造成司令部与前线部队的通信中断。此时,近卫混成旅团已攻向宾阳。不过,日军在灵山县与钦州交界的泗合坳,一度遇第46军阻击。
会战以来,何宣第46军和韦云淞第31军(欠苏祖馨第135师)担负了拦截日本援军和破袭交通线的任务。韦部经大迂回,攻击钦州到南宁公路的北段;何部则进攻这条公路的中段(蔡廷锴集团军破袭南段)。
韦云淞手下的那两个师,虽多次拦截日军,取得一定战果,但一打起争夺战就不行了,没攻下沿途任何一个日军据点,无奈中开始往公路上撒三角钉,扎日军汽车的轮胎。
两个师长都不是那种敢放手一搏的人。举个例子,贺维珍那边,当一支部队无意中走到日军背后,请求跟正面友军两面夹击时,贺居然拒绝,认为太危险,又把那支部队从日军背后调到正面。
相比之下,第46军那边就主动多了,叫日军十分头疼。凑过来的近卫混成旅团的任务之一,就是把第46军赶出钦州到南宁的公路沿线。在上面说的泗合坳,巢威又打了一仗。
这次会战,巢威指挥有方,先护北海,后战陆屋,表现出色。军长何宣每每直接跟巢威联系,下发战斗指令,叫夹在当中的师长冯璜很不爽,但也没办法。
泗合坳血战中,近卫混成旅团集合在战场上的兵力达到1500人。
阵地最危险时,巢威带预备队顶上,一线士兵见团长冲在最前头,一个个也都跃出战壕,扑向日军与之肉搏。
激战三昼夜,日军伤亡甚多,中队长浅田亦重伤被俘。巢威发现此君身着一种奇异的战服:用长方形的钢片叠成防弹衣。
因团中正好有一会日语的干部,战斗间隙巢威提审浅田。开始,浅田黑着脸,一言不发。一再讯问,才开口。
“你是哪里人?”
“东京。”
“叫什么?”
“浅田浩。”
“年龄?”
“27岁。”
“军衔?”
“陆军大尉。”
“部队番号?”
浅田不语。
再问,依旧不语。
转而问:“为什么参加侵略战争?”
“打击重庆政府是我们的使命。”
“假如我们的军队踏上东京,你会有什么感受?”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巢威狠狠地踹了浅田一脚。
此战中,巢威的部队夺得日旗十二面。
固守泗合坳,为的是等第46军的其他部队,然后夹击日军。由于友军迟迟不到,日军重整旗鼓,围攻甚急,军长何宣十分担心,叫巢威撤下来,双方争辩良久。
巢威说:“军长,此地位置重要,不可丢!”
何宣说:“我何尝不知?现在援军难以上来,不知那边又有什么新情况,你孤军作战,我担心。”
巢威说:“军长莫担心。对军人来说,阵前决死是最小的事。我决定,死守泗合坳,等友军到来,夹击当面之敌。即使友军不到,我也决定在此流到最后一滴血。我相信,只要顶住最后五分钟,友军一定会到。”
何宣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把特务营给你派过去。”
巢威说:“不可,特务营担负着护卫军部的重任,不可轻调。”
何宣说:“万不可勉强,能顶得住就顶,顶不住就下来,你相机独断吧。”
几个小时后,何宣电话又来了,还是叫巢威撤。巢威坚持己见,叫何宣把军部往后移,免除后顾之忧。
何宣把电话交给参谋长。
参谋长叫张琛,他对巢威说:“巢团长,军长已为你难过得流下眼泪。你还是服从命令,撤吧。”
巢威说:“战斗三昼夜,九十九步已经坚持了,只剩下最后一步。如果现在撤,如何对得起阵亡的兄弟?另外,如果我带部队撤,军心容易散,那样更容易被身后的日军围歼。参谋长放心,我必定完成任务,假如友军不能到来,我当与阵地共存亡,这是中人的荣耀,也是我46军的光荣。”
过了一会儿,张琛在电话那边说:“军长说了,支持你的意见。他还说,在你部不撤的情况下,军部不能先撤。军部就在你们后面,成功成仁在一起。万一有变,大家一起殉国。”
坚守中的巢威终于等来第一批援军。
当面日军发现有被包围迹象时,也害怕了。不过,由于巢威的部队伤亡太重,在最后的时丧失力量,援军在包围上也没能做到最好,日军还是突围而出。尽管如此,巢威的表现已足够优秀。后来,在柳州军事会议上数落其他将领,唯独表扬何宣。何宣说:“我军之功,多在第524团团长巢威。”
此时,日军开始进攻宾阳,想切断昆仑关与宾阳的联络线时,第2军军长李延年叫郑作民第9师放弃昆仑关。但这个师此时应受叶肇的节制。撤退时,出现溃散的一幕,参加过武汉会战田家镇大战的师长郑作民遭日机轰炸而亡,整个部队也垮掉了。
日军迂回宾阳,布防在南宁至宾阳公路正面的叶肇第37集团军也陷入崩溃,纷纷后撤。
叫白崇禧指挥各部夹击向宾阳迂回的日军,白回复:“我各部伤亡太大,在日军迂回下,全线产生动摇,已无法展开攻击。”
白崇禧
一个月后,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何应钦总结了中队作战时的八个弱点。其中一个就是:正面作战部队常因敌人侧面迂回和威胁即行溃乱。
2月3日,赶来的日军第18师团接替第5师团阵地,重新攻占了昆仑关。宾阳县城在前一天傍晚亦陷落,桂南会战就这样结束。
会战中,日军被毙两千多人,自己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伤亡就不说了,十多万军队被击溃。虽然昆仑关的钉子一度拔掉了,但整个桂南会战仍以中队的失败而告终。
在1940年2月21日冷着脸飞到柳州,入住羊角山官邸,准备召开检讨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的炸弹也来了。
蒋在日记中写道:“午睡初醒,二时十五分,闻机声,命卫士审其方向,旋忽警觉敌机必来炸余,乃急披衣整装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焉。余知敌机如来炸柳,其目标必在余,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少顷,敌机二十余架齐向洞上投弹。旋又来袭,低空俯冲投弹,弹皆着洞上右方五十米至百米之山巅,计伤卫士十二人。”
日机是得到情报后专门来炸的。
幸好判断准确,反应快,闻敌机声后,就近藏到山下一个天然洞穴,否则必死无疑。这是他继武汉撤退后最惊悚的历险。蒋还是沉着的,转天仍按计划召开了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开出八年抗战中最严厉的一张罚单。
对会战后期的溃退,不能释怀,追问白崇禧,后者说:“当时守备南宁到宾阳公路正面的是叶肇的部队。”
对叶肇说:“你是守过南京的,有功;但现在,该枪毙!”
叶肇解释:“第9师不听我指挥,擅自撤退,我也没办法……”
第9师干部说:“叶肇在战局发生重大转变时,毫无当机立断的决心……”
结果是,白崇禧“督率不力”,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1940年春,白崇禧做主任的桂林行营亦降低一格,改为桂林办公厅,至1943年冬最终被撤,后设立赣州行辕,由顾祝同统一指挥长江以南各战区);陈诚“指导无方”,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直到抗战结束,张学良退出现役,腾出一个一级上将名额,白崇禧才重新晋级。陈诚直到1947年因冯玉祥退出现役才得以递补。
除白、陈之外,被惩处和查办的高级将领还有: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抗命避战,贻误大局”);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撤职查办(“优柔寡断,未能挽回战局”);第36军、第66军、第99军的仨军长撤职查办;第36军参谋长、第49师师长、第160师师长撤职查办;第9师师长郑作民因阵亡而免究,但该师番号被取消,改无名师;第135师师长苏祖馨也受到惩处,只是稍微轻一些——撤职留任……
被记功的只有三个人: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46军军长何宣、第76师师长王凌云(此时属李延年第2军)。
包括杜聿明在内的第5军的干部没被提及。
白崇禧的桂林行营不再担负指挥各部队的职责,指挥权转归张发奎第4战区。
惩罚之重,可谓空前。正如前面说到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广西是西南国际运输线的咽喉,太重要了;二是担心日军趁势经柳州进攻川黔大后方。
罚单开完了,长出口气,飞走了。
那么,日本华南方面军到底有没有打柳州的想法呢?
最初其实是有的。参谋长根本博为此专门到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陈述构想。别以为他的作战计划仅限于打柳州。实际上,他提出一个极为庞大的战略攻势。这个攻势听后会叫人心里“咯噔”一下子。按根本博的计划,打下柳州后,以第5师团和第18师团为主力,组成三个所谓追击队,每个追击队3000人,直接进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同时,派一支部队沿长江进攻,另一支部队向长沙逼迫,牵制薛岳的兵力。在华北,山西的日军渡过黄河,攻取西安。武汉的第11军抽出一支精锐部队直下成都……
依根本博看,在这种攻势下,的重庆必然崩盘。
可以说,根本博这个设想非常大胆,日军高层拿到这个作战计划后什么反应?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用四个字评价这个计划:天方夜谭。同样以胆大著称的板垣觉认为,这样做过于冒失。他的想法是,尽快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在板垣看来,把战线拉长,就算攻占了重庆,也不能保证就一定降服国民政府。如果中国再出现一个战时陪都怎么办?军事就是冒险,这是“九一八”之夜他所坚持的,只是现在他已由大佐成为中将,持重了。
根本博碰了一鼻子灰。
五年多以后,日本投降,那时的根本博是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虽然此人不怎么样,善于投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激进派,也不是传统的保守派,而且喜欢打小报告(前面提到过的“樱会”事件),可是看1940年春他的作战计划时会发现,它比后来冈村宁次的重庆攻略早了好几年。
前面讲过,桂南会战最后失利,难以接受,最担心的就是日军经柳州顺势进攻重庆。
柳渝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
它类似于三国时的子午谷山路。虽艰险,但却可以直插长安,魏延一直建议诸葛亮从这里进兵。如果当时诸葛亮采纳,派奇兵出子午谷取长安,魏国就将面临巨大危急。可是,求稳的诸葛亮每次都绕道祁山,以致五次劳而无功。
1940年,根本博做了次魏延,板垣征四郎做了次诸葛亮。
当根本博的作战计划被板垣扔掉后,重庆国民政府消除了1940年之初的最大危机。
这个隐藏的危机在后来被忽视了,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一个桂南会战,为什么处罚了包括白崇禧、陈诚在内的那么多将领。
秘密正在于此。
几个月后,在欧洲,法国被德国降服,他们已没力量再控制印度支那,于是日本趁机派兵冲入印度支那北部,滇越线和桂越线由此全部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南宁已没什么意义,日军也就撤出了广西。
提到白崇禧、蔡廷锴、张治中等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不仅是同学,还都为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还有一个同学,虽然不如他们的名声响亮,但是部下却出了不少的抗日名将,他就是徐庭瑶。
在嫡系将军中,徐庭瑶并不出名,然后他的部下比如杜垏明、黄杰、郑洞国、戴安澜、廖耀湘等等,每个都是军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且还都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虽说徐庭瑶并不出名,但是能带出这么一群人,他本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徐庭瑶,1892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开城镇先锋,六岁的时候开始接受启蒙,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3期步科,与他同期同科的就有白崇禧、蔡廷锴、张治中等等,这些也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提到保定军官学校那也是一个名声响亮的军校,甚至排在黄埔军校之前,徐庭瑶从这里毕业,又有那一帮同学,本人也确实很有才能的。
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徐庭瑶在安徽地方军阀倪嗣冲的部队效力,后来看到旧军阀的陋习,他一气之下回到家乡当起了一名教书先生。两年之后他起伏,到粤军许崇智之初效力,在这里他受到了的器重,从此一路高升。
1925年时,徐庭瑶担任军队第1军第3师第8团团长,参加了北伐,并任独立第四师副师长,当时杜垏明还是他手下的一个团长,而而戴安澜、郑洞国只是营长。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亲身经历这场战斗的徐庭瑶见识了中队和日本军队的差异,于是他向建议,组建中国的机械化部队,以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之后,徐庭瑶率代表团赴德、法、苏等国考察军事、交通。
回国后徐庭瑶着手逐渐中国的机械化部队,但是当时目光主要在内战中,对徐庭瑶组建机械化部队兴趣不大。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苏联的建议下,徐庭瑶才真正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而这支部队也在昆仑关战役中表现突出,也让见识到了机械化部队的厉害,此后徐庭瑶专门为训练机械化部队。
1949年,败退台湾,徐庭瑶跟随退居台湾,也是在这一年,徐庭瑶被任命为陆军装甲兵司令授上将军衔,他也被誉为军“装甲兵之父”,1974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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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高峰
一在古老的楚国遗都,像史大郢这样带“郢”字的村庄,真是普通不过,数不胜数。可以说,在这里,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史大郢”,那个“郢”字,有着久远的源头,叫起来古气,听起来土气,就像念叨我们小时候的小名。《史记·楚世家》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候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因为打不过强秦,迫于无奈,万不得已,被撵到寿春,给这个淮淝之畔的小城带来辉煌,从寂然无名瞬间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令人瞩目的大都会,而灾难也随之而来。据说,郢都最后为秦所陷,秦国白起大将的无情杀戮,以百万计,那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打开导航,穿过26.35平方公里寿春城遗址继续向南行驶,液晶屏上闪过密密麻麻带有“郢”字的地名,百姓生长于斯,把自己的姓氏、居所与“郢”捆绑在一起,推而广之,“郢”响的范围更大。那是我们古国之都的辉煌名号啊,一个曾经为高贵的国都所独享的“郢”字,变成种子,抛洒在寿春大地,生根发芽,蔚然成林,给这片土地带来宫殿,也带来瓦砾,带来辉煌,也带来灾难。在宽阔绵长的历史中,禀赋了勇敢不屈的钢强血性。汽车驰过安丰塘畔的孙公祠,寿丰干渠堤坝上的杨树叶子已经落得精光,露出枝杈上的团团鸟巢,而笔直的戈(店)苏(王)乡村公路,两旁种植的却是水杉,水杉没有旁逸斜出,直刺蓝天。早晨的雾气飘浮在收割后空旷的田野上,也将成排水杉的树身融化掉一小段,但树尖上的针叶即使寒霜侵凌仍没有掉落,暗红色的水杉针叶在初阳的照射下,忽然要燃烧起来似的,使坐在车里的我有一种要上火山的感觉,到达史大郢还要拐过好几道狭窄的水泥村道,汽车不时被路上的小四轮、散放的鹅鸭阻挡,朝阳把村舍的南墙照成镜子,人群聚集,一派冬闲之象。二史大郢现属安丰塘镇大树村,村委会院外,散乱堆放着石磙,这些被农耕岁月浸出包浆的石头,曾经遗弃荒野,今天又成为人们收藏的宝贝。就像史大郢的革命往事,自从第一次听说,就忘不了,生怕它再次走失,总是想尽快去揭开它的面纱,追忆那个尘封在血雨腥风年代的并不久远的红色记忆。史学先是史大郢的“文化人”,别号芍陂隐士。访谈之前,他将自己撰写的“史大郢革命史”呈送给我,然后如数家珍:“史大郢是寿州史氏宗族聚居地,于明朝洪武年间从山东老鸹巷移民而来,是京兆郡杜陵侯的后裔。先人在史大郢建立宗祠,堂号‘兆堂’,创修家谱,设立牌位。自此,寿州史氏宗族开枝散叶,分布淮河两岸,即寿县、颍上、凤台、长丰、六安等地”。600多年来,寿州史氏家族秉承耕田读书的家风,以:“尊老敬老,以孝为本, 尊师重教,为人凭心,忠字为重,情义为先”为 家训。几百年来,出现了很多风云人物。清朝时,出过两位领圣秀才,所谓领圣,就是三个县(颍、凤、寿)的秀才之首。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的史立斋、史康候等,领导一支300多人的队伍,攻打固始县,给当时的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威震淮河两岸。1928年7月,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候,史大郢成立了特别支部,这是寿县瓦西地区成立最早的党组织之一,很快发展为区委会,1931年参加黄家坝武装暴动,1932年红二十五军北征正阳关,参加红军,开赴大别山。《寿县志》上记载八名史姓烈士,他们是史龙昭(1898-1932)、史开邦(1911-1932)、史载权(1895-1932)、史寅(迎)宾(1899-1932)、史钱昭(?-1932)、史代权(1899-1932)、史学俊(1912-1932)和史学信(?-1932)。八名烈士,同出一门,世所罕见,感天动地。需要说明的是,史迎宾牺牲于大别山,其余的七位烈士,全部牺牲于1932年的寿县迎河集战斗。三五四运动后,皖中寿县,颇得风气之先,青年外出求学,接受新思想洗礼,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寄回家乡。1920年5月,寿县人高语罕在《新青年》上发表同乡薛卓汉《皖北寿县的农民生活》,反映农民疾苦。“寿县在十一年(1922年)就有二、三同志的组织,当时是党的婴儿的时候”。这“二、三同志”就是1922年春在上海入党的寿县学生曹蕴真、徐梦周、鲁平阶。1923年寒假,曹蕴真和从上海回乡的薛卓汉,秘密发展了小甸集小学校长曹练白、方运炽、陈允常入党,建立了小甸集特别支部,这是安徽建党最早的直属中央领导的党支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后,相继建立了淮上中学补习社支部、瓦埠小学支部、城关支部、窑口集支部和堰口集支部。党的“星火”由瓦埠湖东岸向瓦西地区扩大,渐成“燎原”之势。1927年4月,在上海发动,杀害了大批人和革命群众,在革命人血泊中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帝国主义走狗。这时,史大郢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曾任淮上军副司令、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史立斋和曾任两淮督军的史邦庆回到家乡,他们认识到非不能拯救国家人民于水火,在1927年史姓家族团拜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史姓青年,投身革命,立志报国。在他们进步思想感召下,恰逢在上海大学读书的三位学生史开祥(号载权)、史开旭(号寅宾)、史泽清(号慰民)也回到家乡。他们在上海已经入党,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芜湖组织运动。回乡后,和薛卓汉等在史区开展农动,于1928年7月成立史大郢特别支部。“北伐军攻克武汉,整个寿县的党员跑到武汉去了。国共后,各同志相继回寿。经临时省委指定几个同志组织县委。到十七年(1928年)三月七日,皖北特委来到寿县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县委,洗刷过去机会主义的余毒……”(《寿县革命史话》黄山书社)。寿县县委在1928年3月、9月、1929年1月、6月,短短一年多时间,先后在城关东大街福音堂、瓦埠小学和上奠寺召开四次党代会,不断改组县委,推动党的工作。正是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党的工作环境十分严峻的背景下,位于瓦西偏僻一隅的史大郢特别支部成立了。“史大郢特支成立后,主要活动在小学。史大郢地形是长条形的,小学位于最北端,就是现在刘家坟的地方,后边有条北河,宽的地方有百十米,长满芦苇,一直通到苏王坝。一旦有情况,特支的同志们就往芦苇丛里跑,隐蔽起来,迅速撤退。《中国安徽省寿县组织史资料》(安徽人民出版社)中介绍:“1928年1月成立史大郢党小组。同年7月建立史大郢特别支部,下辖三个党小组,党员10人。书记周庆宣,委员史开顺、周成永”。两个月后,“1928年9月,在史大郢特支的基础上,在团城子小学建立团城子区委,下辖9个支部”,“由于团城子区委党组织缩小,县委于1929年6月,撤销团城子区委,成立史大郢特支,下辖正阳等5个特组。1930年3月15日,县委扩大会议后,史大郢一带党组织发展很快,县委与同年秋在史大郢特支的基础上,建立史大郢区委,下辖团城子、菱角、李套、井亭、苏王、余庙、马庄、窑口、三十铺等10个支部……1931年春后,区委下辖5个支部,党员35人。1932年5月下旬,红二十五军离开正阳关不久,史区党组织遭到的严重破坏,只剩下三个支部,党员19人”。四提起“史大郢”三个字,90多岁的史台昭老人语颤手抖,心潮激动,不能自已。在我的鼓励下,他孩子般唱起小时候妈妈教他的歌谣《恨声地主们》。恨声地主们做事没良心穷人当牛马家里受剥削穷靠富,富靠天欺骗咱们老百姓……史台昭老人是史大郢红军后代,他说:“瓦西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当年流行的歌谣唱道:‘三年旱三年淹,三年蝗虫遮满天’。史大郢虽然地处安丰塘下游,但解放前,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古塘失修,沟渠淤塞,关键时节用不上水。那时候,种植水稻一季,亩产300多斤,而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只有租种,遇到灾年,生活极端困难”。1927年10月,“以曹广华为书记的县临委……争取合法身份,打入内部,秘密发展革命力量……王影怀、史迎宾跻身于县教育局。曹广华等人以校长、教员的身份作掩护,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在瓦埠湖东大井寺、枣林铺、杨家庙、古楼岗、张家嘴、傅家楼、吴山庙、汤王、姚皋和瓦埠湖西的窑口、堰口、保义、开荒、史大郢等地组织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史大郢党组织领导群众斗争。1929年3月间,县委书记刘启源等从芜湖开会回来,在团城小学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工作指示:即迅速发展组织,扩大力量,加强对薄弱地区的指导,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对敌斗争……同年5月1日,在苏王坝、汪家茶庵、菱角嘴等地分别召开1000余人的群众大会,会上宣讲了五一劳动节的来历,介绍了苏联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讲述中国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抗捐抗税,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当年秋天,史大郢党组织在团城小学召开会议,研究发动佃农、雇农开展减租减息,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会后,支部书记周庆元、委员石开顺召开佃、雇农积极分子会议,统一思想和斗争策略,决定不送租,不做活的办法,和地主作斗争。开始,地主不接受条件,经过半个月的斗争,地主史玉生便出头找当时很有威望的史大郢小学校长联庄会会长史载权(党员)出来调说,结果,地主豪绅作了让步,对佃农实行了二八减租,雇农工资增加三成,伙食由每天‘二稀一干’改为‘二干一稀’,忙天外加傍晚一餐,斗争获得胜利”。(《寿县革命史》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史大郢小学校长史载权烈士证书。史台昭老人介绍:“1928年至1931年, 史大郢区委发展很快,有党员200多人,组织了农协会、妇协会、儿童团等,革命队伍,越发壮大。区委的宣传队由史全清任宣传队长,史学胡、毕英照任副队长,宣传好政策主张。编成《恨声地主们》《兵变歌》和《九一八事变抗战歌》等歌曲传唱。农民协会逐步建立起来,开始组建红军武工大队,打击和地主武装。同时,不断向当局和地主豪绅进行抗捐抗税,扒地主粮食,减租减息,反饥饿反压迫等一系列斗争。群众自愿报名参加红军,不到半年时间,就有300多人报名参军,红军武工大队大队长由书记史迎宾兼任,副大队长史容清,收缴民枪长矛,开展武装游击斗争”。1931年夏,淮河洪水泛滥,颍上、寿县、凤台等地发生了几十年罕见的大水灾。洪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而恶霸地主趁机发灾难财,政府的苛捐杂税,日日增多,阶级矛盾激化,武装斗争,一触即发。1931年8、9月份成立的寿凤游击大队,曹鼎任大队长,凤台县委书记唐志远任副大队长,中央特派员李英任政委。11月3日,颍上县黄家坝农民协会在寿县游击大队的协同配合下,发动了黄家坝暴动,史大郢区委的武工大队部分党员和农协会的群众参加了此次暴动。几个小时的激战,子弹打完,进行肉搏,但终因敌众我寡,曹鼎、李英、唐志远等人壮烈牺牲,史大郢区委损失惨重。这场悲壮残酷的黄家坝农民暴动失败后,曹鼎的战友,员仇西华为悼念死难烈士曾挽诗一首:血染黄家坝草红,追念先烈恨无穷。漫云赤化千家悦,哪料昙花一现空?家室天涯哭望苦,流民满野号哀中。何日红旗飘皖北?喧天鼓乐吊诸公。史学先说:“在黄家坝战斗中牺牲的史大郢党员和武工队员,由于年代久远,都没有留下姓名。我1963年至1964年在颍上县焦岗湖农场一队工作,离黄家坝不远,曾找当地老人访谈,他们都含着眼泪说出当时的惨烈情景,个个竖起大拇指,称赞寿县红军,英勇不屈,不怕牺牲。为了缅怀革命先烈,1985年颍上县在黄坝子大桥以南树立了‘黄家坝暴动烈士纪念碑’”。五如果从空中俯瞰,千年古镇正阳关躺在淮河、淠河和颍河交汇的臂弯里。如果没有巨龙般南堤的阻隔,每到六、七月份涨水的季节,真的岌岌可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寿县最大的商业要算正阳关的粮行和油盐杂货,正阳关既是全县交通(水路)要道,又是全县经济中心。1929年冬,中央在安徽建立一个交通站,下设正阳关、舒城、潜山和六安四个分站。正阳关分站站长是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他在正阳关南大街马家行租用一间房子开了一个香烟铺作为联络处。1932年农历四月,分站向中央提供情报:第11军不久将到正阳关驻防,正阳关有大批的食盐、西药和布匹,当时苏区特别需要这些物资。中央决定抢在的前头,派红二十五军北征正阳关。“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在刘士奇的率领下,于农历四月初六(1932年5月11日)从六安晁大巷出发,沿淠河挥师北上,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翌日直取正阳关,在交通分站和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劫富济贫,没收了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财物,分给当地的贫民。同时,把斗争的火焰燃烧到附近的农村。这时关东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农民协会和贫民群众,攻打了史大郢、大西圩、牛家堆房等几个地主庄园,开仓放粮,收缴。红军在正阳关驻了三天,临走时将没收的部分西药、食盐、布匹等物资运往苏区。(《寿县革命史话》黄山书社)四月里来麦子黄红军来到俺正阳打一仗来胜一仗打的白狗子叫亲娘……“正当红二十五军到正阳的时候,正阳附近的史大郢党组织拉起了一支游击队,领导并掩护农民群众进行扒粮斗争,不仅解决了春荒群众的生活问题,而且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五军的军事行动。寿县的游击武装斗争,曾一度开展得轰轰烈烈,但经过1931年瓦埠暴动和黄家坝战斗的挫折,武装力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县委清醒地认识到游击队的军事素质和武装干部的重要,因此,决定曹广化带领史大郢的这支游击队到苏区去,接受红军的正规训练和战斗考验,然后回乡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红二十五军离开正阳时,曹广化带领七、八十名游击队员进入苏区参加了红军”。(《寿县党史人物 曹广化》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史台昭老人说:“不料,红二十五军在撤出正阳关回去的路上,在寿县迎河集与霍邱境内的徐庭瑶部相遇。战斗中红军遭受很大损失,史大郢游击队奉命在淠河东迎击部队,护送红二十五军过河南撤。在这次战斗中,史大郢区委的骨干党员中,光我们史姓牺牲的烈士就有史载权、史寅宝、史开刚、史政昭、史钱昭、史某昭六位红军骨干,剩下的人,包括史迎宾、史慰民等,编入红二十五军序列,开往大别山区打游击,一路上遭遇敌军围困攻打和饥饿疾病,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史大郢区委最后真正成为红二十五军的人数已经不多”。“到达大别山后,史迎宾任红二十五军第一团政委,史慰民任军宣传部长,史容清任警卫排长。但是,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红军队伍中的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史迎宾、史慰民、史容清三人,既是宗族弟兄,又是同学,更是共同建立史大郢特支的同志。他们知道形势不好,秘密商量,必须每天晚上见上一面,互相了解情况。结果三天晚上没有见到史迎宾,就知道出事了,史迎宾被秘密杀害。史慰民于是想出了一个绝招,为了活命,装疯卖傻,就像《红岩》书中的华子良一样。终于寻找到一个逃跑的机会,历经千辛万苦,逃回寿县苏王坝北杜家桥油焖里的亲戚家躲起来,三个月不见天日。解放后,史慰民任迎河区民政区员,配有手枪,1959年逝世。史容清在一次行军途中突患伤寒病,因为传染,被送到当地百姓家中疗养一个多月,病情好转,身体恢复,已找不到部队,干脆回家,他会织土布,解放后在外面靠织布谋生”。六史大郢小学因为地处偏僻,前几年合并到河坝小学,离小学不远的响水坝西500米处,有一片蒿草岗头,上面立有一块青石碑,上写“曹静烈士之墓”,墓碑中间开裂,但没有断开,仍然耸立在草丛中,碑前有一束干枯的花朵,同行的村支书告诉我,那是清明节河坝小学师生们前来祭奠留下的。曹静烈士的家在瓦埠湖畔的小甸集,而烈士的英灵却长眠于瓦西的安丰塘畔。1931年,寿县游击大队在配合颍上县黄家坝农民暴动中,正副大队长和政治委员及大部分的战士壮烈牺牲,只有小部分的队员突围出来,史大郢区委的力量损失很大。面对这种情况,区委觉得有必要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寻求支援。于是,派史开顺、史良昭到皖北中心(寿县)县委驻地瓦埠镇,时任中心县委书记的曹广化亲自带领曹静同志到史大郢区委来帮助指导工作。史台昭老人说:“在史大郢,‘巾帼不让须眉’。史全清和史学胡,她俩是芜湖女子师范(相当于高中)回乡学生,年龄18岁左右,当时都称为史大郢两个‘洋学生’。1932年4月,红二十五军北征正阳关前,史大郢区委奉命就近为红军筹备粮食。有一次,区委在曹静的组织领导下,到戈家店的杨庙村杨九大地主家去打土豪、分粮食。过了几天,杨家勾结派和一些土匪来史大郢进行报复。那一天,曹静同志和史全清到苏王坝去联系工作,刚走到史大郢北边叫响水坝地方,被杨家地主带来的人追上。杨九举枪就打,被机智勇敢的史全清用手把枪托起, 结果子弹把史全清的耳朵打穿,鲜血直流,昏倒在地。杨九以为史全清已死,第二枪打中曹静左胸,曹静壮烈牺牲。史全清苏醒后,到申桥西边的史小圩躲了三个月才敢回史大郢”。“曹静同志牺牲后,曹广化住在史大郢史载权家,每天深居简出,区委有什么事情,都是曹广化和史开顺研究后,派史全清、史学胡去送信联络。到了农历十一月份,曹广化书记的腰部突然生疮,民间俗称腰疽,病情十分凶险,当时没有抗生素之类的西药,史学胡帮助找到一位中医,用祖传单方,调制膏药,外用敷贴。已经隆冬,天寒地冻,而曹广化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史全清上街买了棉花和粗布,自己动手,给曹广化缝了一条灰土布棉裤,曹广化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七1932年5月下旬,红二十五军,离开正阳关之后,作为当时瓦西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史大郢区委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派多次对史大郢区委进行围剿,对区委领导和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由于大批的党员都跟随红二十五军开赴大别山,留守人员都躲藏起来了,他们没有抓到人,于是,狗急跳墙,将史大郢百余户人家的财产洗劫一空。史台昭听母亲说过,红军走了,妇女儿童,留守在家。一次,县大队的人马路过史大郢,正值晌午,要求家家户户烧锅做饭给他们吃,知道他们来者不善,恨得牙根发痒,但还是要硬着头皮干活。乘长官不在,母亲毕英照和史全清、史学胡等几个宣传队员,给小兵子们唱《兵变歌》:不打鼓来不敲锣叫我唱个兵变歌工农人细细听清楚有钱人吃的鱼和肉穷人吃的菜糊糊亲爱的兵友们快快起来干革命……区委书记史迎宾等离开家乡随红二十五军到大别山区后,从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周庆宣担任史大郢区委会书记,史开顺任区委委员。区委会下辖:史大郢支部、袁家湖支部和苏王支部三个支部。当时史大郢区委面积很大,方圆有50余里,东至老庙集,南至双门铺,西至枸杞,北至梨树。史台昭老人说:“1934年4月和1935年5月,前后不到一年,史大郢又遭了两次灭顶之灾。派火烧史大郢140多户人家,史大郢村庄几乎被烧尽,所有的人都跑了,尤其是当时的史大郢区委所在地的史大郢小学,校舍尽毁,一片废墟,烧得只剩下一扇黑乎乎的大铁门。史大郢男女老少,四处逃难,投奔亲戚。当时,史姓的人都不敢说姓史,因为见到姓史的人就杀,只要是史大郢的,就被认定为,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那时,我才几岁,母亲毕英照机智勇敢,当天下着倾盆大雨,抱着我踏着泥泞的小路,把我送到董家郢大姑妈家,我这个红军后代才躲过一劫”。史大郢小学旧址。史学先老人说:“1954年,我10岁那年,亲耳听史景初老太讲给我听的一件事:史大郢的劫难,引起一个叫史景初前辈的重视。他从西安交大毕业后,在西安一家被服厂当主任,他费尽心机,几经周折,找到在国防部当秘书的同学,通过他又找到南京警官学校任教授的史云朴老先生,花掉自己的积蓄,多方努力,才拿到国防部的一纸信函,史大郢才免于再次被劫。”我当时还问了一句话:“老太您当时花掉多少钱?”他笑着说:“花了五百块银元,是我十年薪水的结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寿县也掀起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热潮。县境内的革命力量,转移到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县级抗日。抗战期间,寿县的武装力量加入新四军,在县境内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直到抗战胜利。八1984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双桥区中心卫生院当了一名中医,医院里还有一位在当地享有声誉的老中医,他叫施玉恩,人称“老施先”。施老尤擅儿科,儿科又叫“哑科”,由此可见,施治之难。早早晚晚,“老施先”家里都是挤满了求诊的人,小儿啼哭,闹作一团。他的夫人,忙前忙后,总以笑脸相迎相送,从来不嫌麻烦。那一年,我中专毕业,结束了我人生的求学历程,而他们的小儿子却夜夜掌灯,正在备战当年的高考。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当年朝夕相处的“老施先”,他的夫人就是史大郢的女儿,叫史云宵,是史大郢特支的创始人、区委书记、烈士史迎宾的女儿。从县中医退休的施文玲是史迎宾烈士的外孙女,她告诉我:“外公在大别山牺牲后,外婆把母亲从史大郢带到团城子的娘家,娘家姓洪,家境富裕,为人仁义,二话不说,安顿娘俩住下。从此,几个舅舅们争着帮助抚养烈士遗孤,供她上学读书,教她做人。上世纪40年代末,母亲就是团城子小学的老师。她在课堂上,经常讲到团城子区委的革命史,这里曾经是寿县第一届县委会的驻地,外公史迎宾烈士生前就经常在这一带进行党的秘密活动等。解放初,政府曾经安排烈士遗孤上学,到省委党校培训学习,母亲史云宵当时因为怀有身孕,没有成行,失去这次机会。以后就一直在小学当教师,直至退休”。提到烈士证书,施文玲说:“现在也不知弄到哪去了,多少年都没有找到。不过,对于我们家来说,有这个荣誉就行了,有没有证书无所谓。因为这个证书,妈妈史云宵在世的时候,还惹她生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对烈属有安排工作上的照顾。我家兄弟姐妹都已经有工作了,不需要政府安排,我们全家从来没有因为外公是革命烈士而向政府提过任何要求。但拐弯抹角的亲戚们知道后,纷纷找上门来,索要证书,要求帮忙,统统被我母亲拒绝,得罪了许多亲戚”。人高马大的史学代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大树村委会,他把一张卷得皱巴巴的纸摊开,这是他爹爹史载权烈士证书的复印件。站在一旁的史学先老人说:“这是后来补发的,史载权原来的烈士证书非常漂亮,1980年我和大树小学校长史凯昭叔叔到东大郢史亚昭(烈士史载权儿子)那去拜年,我亲眼看到史载权的烈士证书。上面有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私人印章,二枚印章很大,正方形,直径约有5厘米,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公章”。史学代笑嘻嘻地说:“我家过去是地主,听老人们说,解放前的地主,也分三六九等的,我们这里的地主,也仅仅能吃饱肚子,余几个钱,供孩子们读书,到外地求学。我爹爹史载权从上海求学回来,我们全家只知道他在史大郢小学教书,没想到暗地里在闹革命。他在迎河集战斗中牺牲了,奶奶娘家在板桥集西的毕墙,当年围剿史大郢,她带全家跑到娘家躲过劫难,好不容易延续根脉。解放后,政府照顾烈属,给个名额,要我到烈士小学去读书。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孙’,奶奶怕有闪失,坚决不愿意,舍不得送我去。结果弄得我一辈子‘大老粗’,只能在家里种庄稼”。过了一会儿,村干部又把在田里干活的史台方叫来了,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我们问起他的叔叔史学俊烈士,他才缓过神来。说:“从小听姑姑说过,我们家里穷,二叔史学俊娶不起媳妇,就把我讨给他,他牺牲时才20岁,我还没出世”。看到史学代拿来爹爹史载权烈士证书,他说他们家从来就没有发过证书。在一旁的史学先说:“你叔叔史学俊只是红军武工大队一般战士,史大郢像他这样的人很多,甚至牺牲了没有留下姓名,属于无名英雄”。史台昭老人告诉我:“曾经给曹广化缝过棉裤又给他找中医治疗腰疽的史全清是我的小孃,她后来嫁给团城子区委一个地下党叫徐锦忠,凤阳五中毕业,是个文人。后来把他逮去安庆关了六年,受尽磨难,坚强不屈。但临到要枪毙的时候,他们把我小孃和儿子带去,要他当着娘俩的面讲清楚。在娘俩撕心裂肺的呼号哀求下,他结果自首了。此事成了小孃一生的隐痛,几十年来,直到去世,她都不曾开口讲述”。1984年中央下达政策,落实红军遗补。在晚辈们的一再催逼下,她才口述往事,让别人替她写了一封寻求证明的信,寄给在北京的曹广化将军,时任中央军委部级领导干部的曹广化已经离休,接到来信,曹广化亲自用毛笔竖字写了一封回信,史全清先辈这才办好了红军遗补事宜。后来,把这封信交给了县民政局原局长李永安,现保管在寿县民政局档案室。史全清于2008年去世,享年97岁。九离开史大郢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激动,也很复杂。中午时分,初冬的太阳一扫覆盖在田畴村舍上的雾气,我眼前的史大郢跟附近任何一个村落没有两样。但史大郢给了我一种神秘感,越往深里去,越感到有一种力量的推动或吸引。当拂去历史的烟尘,我离那个真实的史大郢又近了一步。史大郢特支是瓦西地区最早的红色根据地,为什么解放后没有建立起来?原因相当复杂。史台昭老人说:“首先,这一批史姓英烈,尤其是几个特支创建的核心人物如史迎宾、史载权等,都牺牲得太早了。幸存下来的人,解放后没有一个成长为高级干部,没有人有能力能出面操办此事;其次,当时这些牺牲的史姓烈士中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成分高,出身地主,解放后,子女们寻求自保,不敢宣扬。现在看到的几位史姓烈士证书,还是史载权长子史亚昭在我再三鼓动和催促下,找到时任1949年寿县县委书记的董积贤,由他出具证明,才办成的。自古乱世出英雄,也出“孬雄”。“孬雄”是骂人土语,史台昭老人说:“1936年史大郢出了叛徒,叫史光霞。绰号‘小红眼’,有一次,他耀武扬威地从保义集回史大郢,腰里别把枪,人们都讲,怎么几天不见,他‘棒’了嘞。原来,1936年县党部成立‘清查委员会’,他跑去自首,求个官当,给他配了盒子枪。据说,凡是‘官爹爹’以下的近亲他没讲,其余的全部出卖,包括1932年7月至1934年9月担任史大郢区委书记的周庆宣和委员史开顺等人,全部被抓。由于区委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在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期间,区委组织不再健全,没有书记、委员等任职,只有负责人史培书。抗战期间,县境内的革命力量向淮南路东转移,史大郢区委停止工作,不再见诸党史资料,从1928年成立到1940年,史大郢党组织从特支到区委,历时13年。叛徒史光霞解放后被镇压”。史台昭老人最后递给我几页纸张,他在上面写到:“历史是悲壮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多少仁人志士、社会贤达,他们为了改变落后现状,推动社会前进,为了拯世救民、民族生存,为了正义事业、人类进步而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牺牲,谱写下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历史是无情的。有多少英雄豪杰,革命志士,他们战死在疆场,杀身成仁,伴随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无数人的牺牲,沧桑里积淀着太多岁月的沉重,泥沙掩盖住历史的原貌”。“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在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真金白银,得到验证。正如粟裕将军在《激流归大海》中说的:‘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就像在历史长河中洗净沙石,去掉杂质,史大郢特支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筛选。”史大郢现在叫史家大树。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传说中的那棵大树。我想,秘密革命的年代,最忌树大招风,这些革命先烈们注定只能长成一棵棵野草,在大地上蔓延,贴着坚厚的地皮,一旦遇见火种,燃烧起真理的熊熊烈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春风又度,在顽强生命力的感召下,又踏上了草地尽头新的征程。责编 童飞飞初审 孙继奎终审 沈国冰▼ 点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