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是什么意思(古代的绞刑是什么意思)

南京大的罪魁祸首：被执行绞刑时，整整挣扎了12分30秒

在一期《最强大脑》的中日对抗赛中，水哥王昱珩需要观察200把扇子来赢得比赛，但是他却放弃了观察。当时很多人都纳闷水哥这么有信心赢吗？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在水哥赢得比赛之后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这个数量比较少，如果是30万把扇子的话我觉得更适合我。”

顿了一下水哥继续说：

“我曾经看过一把扇子，上面全是文字但是合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把空白的扇子。”

那大家知道这“30万”和“空白扇子”指的是什么吗？

30万是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数字，虽然合上确实是一把空白扇子，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并没有忘掉里面的文字。相反我们更应该把这些文字让世界人都看到，这段历史必须被所有的中国人铭记。

今天我们就看看这一段历史的罪魁祸首，当日本战败时他是如何推卸罪责的，所以对他的审判异常艰难。但是再难我们都不会放弃，最终让这个战争犯付出了他的代价。这个人是谁呢？

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号出生在日本名古屋，松井石根家里世代武士，而他的爷爷在当时的日本小有名气。但是随着松井石根出生后，日本处于明治维新时期。这导致了家族没落，生活困难。松井石根从小就身材矮小，性格懦弱。长大后父亲就把他送到日军学校学习，因为这样可以省下一笔学费，还能把他胆小懦弱的性格改变一下。

松井石根就读于陆军军官学校，由于他学习不错，在上学期间就被派到了日俄战场上去了。这仗还没有打起来，俄国人就已经全歼了日本军，而松井石根大腿上挨了一枪被送回了日本。因为他在日俄战场的表现，松井石根受到了嘉奖。1908年他调任日本驻广州武官，1915年又跑到上海做武官，1922年调任哈尔滨坐上了特务机关长。

从1908年起，松井石根的行动轨迹基本上都是在中国，而他也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但是作为中国通的松井石根，中国人的儒雅善良是一丁点都没学会，反而是想尽办法在我国搞破坏，搜集情报派遣特务。

所以1922年在他当上东北的日本特务头子之后，他开始不遗余力地挑拨中国各方军阀的关系，让他们在中国自己人打自己人。因此松井石根当上了陆军少将。松井石根开始一步步向上爬，从陆军少将到陆军中将只用了5年时间。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松井石根的政治主张，因为这和他后来攻打南京有着巨大的关系。松井石根因为在日内瓦会议上看大中日两国代表争得面红耳赤，而美国人则是坐在那里像一个法官一样从中调解。所以松井石根觉得让欧美人统治亚洲人简直是扯淡，而只有亚洲人才能自治亚洲，这就是他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但是不要以为这个人有多高尚，他所谓的亚洲人自治亚洲其实就是日本人来统治亚洲，并且他在这一点上坚信不疑。

1935年对于松井石根是倒霉的一年，本来事业蒸蒸日上的他突然因为涉嫌谋杀时任军务局长而被迫引咎辞职。于是他不得不在事业正好的时候退出军界，转战政界。在政界他也是一直推行他的主张，这一点上他倒是很执着。

1936年2月此人偷偷来到中国开始和几大军阀接触，想要打探大家对“伪满洲国”的意思。在那一年虽然中国动荡不堪军阀割据，但是大家都对“伪满洲国”这件事深恶痛绝。最后他找到了提出自己的来意，想要用日本对的支持换取满洲国，当然就连他觉得最有可能同意的也拒绝了。（这里不再做赘述，松井石根和很有渊源。）

1936年3月在中国受到挫折的松井石根恼羞成怒，天天喊着南京是当时的首都，应该攻打南京给中国政府一点颜色瞧瞧。可是日本军界对于他的想法也不感冒，从不接茬往下谈。但是就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淞沪抗战相继爆发了，这让日本人最终想把松井石根派回中国，指挥其在上海的登陆战争。

其实从日本军方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只是找了一个退役的军官主持这场战争，暂时并没有想把战局扩大化。主要是因为上海这个特殊的地点，他们怕一旦开打就会引发来自国际社会各方的压力。可是松井石根并不是这么想的，可以说南京大就是在这个刽子手一手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松井石根当时在政界发展的并不好，想要回到军界又无门路。就在这时有这么一个大好机会他怎么会放过，所以这就是他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只有拿着一个巨大的功勋他才能再在军界站稳脚跟。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方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是松井石根2次违抗命令不断向南京开进。日本本来还碍于一些原因没有进攻，但是后来在他的不断游说下，他们同意了攻打南京的战略。

在日军开到了南京城之前，11月20日由于多天来的战事，日军的军粮告急。于是没有下限的日本人发了一条命令，“部队为求得补给，应尽量用现地物资。”这一指令在日本人看来就是让日本军队公开抢劫。其实在进入南京城之前，日本军人已经提前实操过了。

12月13号南京最后的剩余部队也被打散后，日本军队终于开进了南京。有人就问了，为啥只剩这一点部队了，日本到底来了多少人？在日本人攻打南京的前几天，就下令部队撤离了，剩下的官兵只有一小部分。而松井石根在来中国前就申请了5个师的兵力，在他心中南京是势在必得的。所以说南京大是此人一手策划和实施的。

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禽兽干的事儿人都干不出来，但是日本人似乎不符合这个界定。提前知道日本人要打过来的人都想逃离南京，人们疯狂地朝船上涌。在那个时候不管有没有船票，只要能上船就行。人摞人，对就是这样子的，人们是叠在一起的。有被压在下面的小孩子哇哇大哭，但是他们更怕留在城内，遇见日本兵。

“洋先生，洋先生，我还是一个小孩子……”这是一个在南京大幸存的老婆婆的口述，但是最后婆婆泣不成声。日军并没有因为婆婆当时还是个孩子就放过她。

一些新兵因为没有上过战场，那些日本军官为了让日本士兵练手，绑来中国平民百姓，让这些士兵做杀人练习。他们把人放在麻袋里，泼洒汽油，点火取乐。

写到这里我已经气愤难平，那些更加令人发指的行为言语已经不能描述了。就连那些社会上的变态杀人魔在见了这些日本士兵时也要称呼一声祖师爷！在12月17号日本的一个亲王准备到南京视察，所以他们要举行一个所谓的“入城式”。当时的日本16师觉得17号太赶了，应该推迟到20号。谁知松井石根坚决不同意，于是16师为了迎接长官，在14~16号大肆中国人。

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之后，看到了满目疮痍的南京城还夸赞日本16师的军人做的好。比起那些执行的禽兽来说，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松井石根才最为可怕！他为了自己的政治欲望和军事野心，竟然拿人命当做筹码！这样的人不来接受审判那就太不公平了。

先来看一组数据，日本在南京大的时候共发生29起集体大，被杀害者19万；零星858起，被害者15万，加在一起有30多万。由于南京大的恶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把他们单独作为一个单元进行审判。

然而整个审判过程可一说是一波三折，当时的中国代表梅汝璈刚刚抵达东京，就遭到了日本人的各种嘲笑。弱国无外交，虽然当时的中国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也是付出代价最多的国家，然而在进入审判位的时候，中国竟然排在什么也不干的英国代表后面。这让梅汝璈无法忍受，他以拒绝出庭表达了抗议，这场仗梅汝璈胜了。

然而最难的还是审判这一群战犯，他们的嘴脸更加无耻：一个比一个怂和无耻，对我们的指控都一一否认。而松井石根更是说自己因为生病不能阻止这场的发生，然而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理由。可是当我方拿出了松井石根的日记时他傻眼了，因为日记上分明的记载了当时南京城的惨状，而他并没有阻止。在他离开南京之后，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2月。

这还不算完，他让我们拿出证据来证明南京大是真实存在的。南京大保存下来的照片是少之又少，但是再难我们都不能放弃，因为放弃就等于背叛。为了能永远把他们定罪，我们已经提前做好准备，虽然证据不好找，但是我们经过不懈的努力也找来了。

见局势已经无可挽回，这个人竟然说“我们打中国好比是哥哥打弟弟，哥哥对弟弟忍无可忍了才出手教训，但是都是为了弟弟好！”我只能说见过无耻的，但是没见过如此无耻的。虽然他们百般抵赖，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容不得他们狡辩。

整个审理用了近2年时间，梅汝璈从来没有想过，审判一个证据确凿的罪犯竟然这么难。可是让梅汝璈更加气愤的事还在后面，在已经认定日本人的犯罪事实之后，那些所谓的同盟国代表们突然一个个都很善良慈悲，要求文明，所以不同意判死刑。

梅汝璈死的心都有了，但是四川人有一句话说的好“打不死老子，老子就再站起来。”于是梅汝璈重整旗鼓，舌战群雄。法国人说：“死刑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梅汝璈随手扔掉手中的水杯说：“这个杯子就是人类，里面的水就是文明。人都没了要文明干什么！”

法国人无话可说了，印度代表又跳出来说：“佛祖会感化他们的！”梅汝璈说：“是嘛，请问东条英机会去皈依佛祖吗？你能保证把这些人放出去他们不会再掀起一场侵略战争吗？也许到时候就是各位的国家遭殃了，这里是法庭不是寺庙！”是的就是这样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深思了，因为在美国检察官问东条时，“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再发动战争吗？”那个人嚣张地说：“会”！

最后中国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取得了胜利，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送上绞刑架，就是愧对于那些在中惨死的中国人民。1948年11月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12月他被送上了刑场。

然而此时这个臭名昭著的战争犯不复往日的嚣张，只剩下无尽的害怕，他站在行刑的台子上的时候浑身都在颤抖。随着松井石根脚下的木板被移开，这个恶贯满盈的战争犯被吊在了半空。绞刑比枪毙更让人痛苦，如果罪犯在行刑的过程中脖子没有扭断的话，他的生命时间会被延长但是要承受更多的痛苦。而松井石根就是这样死的，他的脚在空中踢腾了大概有12分30秒才不动了。这也许是老天对他的惩罚吧！

每每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都在告诉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比起忘记，我们更应该了解这段历史，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这一段历史。就像水哥说的，这把扇子看的时候是写满文字的，但是当它合上的时候就变成空白的了！因为日本人一再的篡改历史，他们想让这世上的所有人都忘却了这段历史。

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忘记就是对那30万人的背叛。华裔姑娘张纯如在美国的图书馆里查找南京大资料的时候，竟然一无所获。为了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张纯如回到祖国搜集材料，在美国出版了《南京大》一书。而她也因此受到日本右翼的威胁，然而这些都不能让这个善良的姑娘退却。但是让张纯如陷入无尽黑暗的就是她书中所写的史实，5年之后这位姑娘饮弹自尽了。

最后只想说这段历史是应该被所有中国人所熟知和牢记的！

新加坡宣布：已处以绞刑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日凌晨，新加坡政府对一名试图走私1公斤的马来西亚男子Tangaraju Suppiah处以绞刑。这是新加坡2023年第一例执行死刑的案例。

报道截图

4月25日，新加坡法院驳回了Suppiah家人的上诉请求。

BBC称，新加坡拥有东南亚地区最严格的禁毒法律，该国政府认为这是对犯罪的必要震慑，而犯罪在东南亚地区十分猖獗。2022年，新加坡共对11人处以绞刑，目标全部涉及犯罪。新加坡法律规定，走私(包括、、和)超过一定数量的人将被判处死刑。

报道称，2013年，Suppiah因“参与共谋贩运”大约1公斤被从马来西亚引渡到新加坡，随后被定罪。新加坡检方表示，他们在调查这起贩毒案件时，追踪了一名快递员使用过的两个电话号码，发现了Suppiah。Suppiah否认自己参与到贩毒行动中，并表示检方发现的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属于他丢失的手机，另一个并非是他所有。

BBC称，面对多方呼吁不要对Suppiah执行死刑的请求，新加坡内政部指责他们“不尊重新加坡的法官和新加坡的刑事司法体系”，并表示相关制度“有效地保持了新加坡的安全和稳定”。

来源：环球时报

在西方中世纪，女人犯了死罪，一般都会以这种方式代替绞刑

（说历史的女人——第985期）

犯罪，自古以来，都难免存在。但是一个人犯了罪，如何处罚，这基本一直是困扰统治者的一大问题。无论古今，还是中外，都不例外。

既然犯罪，在所难免，因为犯罪的原因无非是贪欲或贫穷所致，贪则无非是财色权，贫穷则是为了求生。

古代的统治者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有的犯罪是因贪念而生，而有的犯罪则跟人性有关。

总之，既然不能从正面解决犯罪问题的根源，那么只能从反面以惩戒来降低、减少犯罪的几率。

因此，古今中外的历代统治者或管理者制定了许多刑法和刑罚，尤其在古代，那时候比较原始，文明比较落后，诸多刑罚堪称酷刑，令人闻之而色变。比如中国古代酷刑之首的凌迟，比如西方最为流行的酷刑绞刑。

不过细看历史，发现被处于酷刑的对象，多为男性。那么女性犯了罪，怎么办？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古代，似乎与男性都略有分别。当然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有女性犯罪被处于凌迟的，但这不是普遍现象，就像在西方古代，一般不对女性处于绞刑一样。

今天，我们着重来看看在西方中世纪时期，一个女人如果犯了死罪，一般都会以这种方式代替绞刑！那么究竟是什么方式？

这种方式，在西方叫浸河。

那么什么叫浸河？简单的说，就是把犯人丢入河水中淹死。

说到此，很多朋友很自然就会想到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浸猪笼。

是的，浸猪笼，也是把犯人丢入水中淹死。

但是呢，浸猪笼与西方中世纪的浸河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浸猪笼，是指把犯人装入一个猪笼中，封上猪笼的口，把犯人丢入水中淹死。所谓猪笼，就是用竹篾编制的笼子，一端开口，用来装猪仔用的。

而被施以浸猪笼之刑的对象，基本都是婚前或婚后搞婚外情的女子。在古代，女子这样的行为会被认为是可耻的，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的。所以，要受到最严酷的惩罚：装入猪笼，沉水而死。

但中国古代的浸猪笼，一般都是作为私刑而存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村落的宗族族长来决定的，并未列入帝国的国家刑法法典。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浸猪笼判处依据，更多是道德的，而非法律的。

西方的浸河之刑，与中国古代的私刑浸猪笼之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西方中世纪的浸河之刑，首先不是私刑，而是官方认可的一种刑罚。

第二方面，虽然浸河之刑是官方刑罚，但是法官判处之后，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却会受到中世纪宗教的干预等因素。

有这么四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特点。

第一个例子：

公元1476年，一个叫马里希·哈比尔兰德的女人，先前因为偷窃东西，被判处不能在布雷斯劳城堡生活，说白了，就是被驱逐出城，永不能再进入。

这个处决看似不算严重，但是实际上还是很严重的。因为对于马里希·哈比尔兰德而言，布雷斯劳就是她的家园。她所有的亲人、朋友，甚至整个前半生都在那里，而她被判处——永别。

如果马里希·哈比尔兰德能从别的地方谋到生路，或者站住脚跟倒还好，可惜的是马里希·哈比尔兰德没有那样的能力，结果是她想法设法又偷偷溜进了布雷斯劳城。

一直靠偷窃谋生的马里希·哈比尔兰德，虽然回到布雷斯劳城，但她也不敢露面，因此就不可能去参加工作。那么她的生存就出现了问题，贫穷再次催促她上路——重操旧业。

结果，她和旧日同伙连续作案数起之后，好运气就用完了——她和同党被抓住了。

布雷斯劳城的议会法庭对她们进行了审判，便是以浸河之刑处死。

之后，刽子手便将马里希·哈比尔兰德等人双手反绑，丢入了奥得河。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马里希·哈比尔兰德的同伙们，全部沉河而死，但马里希·哈比尔兰德却没有沉水而死，反而漂流到了布雷斯劳城附近的乡村马萨尔维茨，而且在这里漂到岸边搁浅后，还活了过来。

幸存的马里希·哈比尔兰德跑到附近的教堂祈祷，当然是感谢上帝的恩典。而布雷斯劳议会法庭也没有再追究马里希·哈比尔兰德，对其重新执行浸河之刑。

第二个例子：

在公元1504年，布雷斯劳议会法庭审判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所犯的罪比较重，她向一些修道院的神职人员提供的中介服务工作。因此，被判处浸河，可是刽子手把她双手反绑丢入奥得河后，因为当时奥得河处于旱期，水位比较低，她被河水缓缓冲下，被一名渔夫救起，并带到岸上。当被再次带到布雷斯劳议会法庭的时候，她说是圣安娜帮她渡过了浸河，议会法庭就释放了她。

第三个例子：

在公元1517年，在雷根斯堡，有一名女子因为纵火，被判处浸河之刑。可是这名女子，运气也特别好，被丢入多瑙河，顺流而下，被救出。雷根斯堡议会法庭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不但赦免了她的罪，而且还为此刻了一块石碑以作纪念。

第四个例子：

此事发生在公元1567年，有一名女子因弑童被判为活埋，但巴塞尔神职人员阻止使用活埋之刑，巴塞尔议会法庭只好改判为浸河，可是这名女子运气很好，被丢入莱茵河后，却没有被淹死。而是顺河漂流，漂到托马斯塔，她获救，之后巴塞尔议会法庭就免除其罪，释放。

以上四个例子，说明了浸河之刑，与中国古代浸猪笼的本质区别。

虽然初衷都一样，都是本着惩罚罪犯、警示世人的目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浸猪笼则必然是致被惩戒者于死地，而西方中世纪的浸河却并非如此，其中的变化、运气、偶然性非常多，比如浸河的河水深浅、以及死刑犯会被意外的救起、甚至被河水冲到河边的沙滩和得到神职人员的干预，等等。总之，在诸多因素的干扰下，许多罪犯都会活下来，因此西方中世纪的浸河之刑也被称为偶然性刑罚。

那么为何西方中世纪对犯罪的女人的处决方式要选择浸河呢？根据一些史料显示，虽然浸河是死刑，也有一些女罪犯在浸河之刑下死去，可是也有许多女性活了下来，因此浸河之刑就也变得不那么严酷了。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点特殊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宗教因素；

第二点是中世纪时期对女性的认识问题。

首先是对女性的认识问题，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认为女人类似没有长大的孩子，尤其是智力上，和男性是不在一个级别的。既然是没有长大的孩子，那么她们对自己的行为是无法负全责的。说白了，就是在中世纪的法律中，对女性在罪行当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还没有或无法确定。

所以，女性犯罪，对其采取惩戒措施的时候，尽量避免对其采用过于残酷的死刑，故以浸河代替绞刑。法官在判决女性罪犯的时候，如果她犯得罪不是十恶不赦，那么就把她的生死交给天意，如果运气好，活下来也是合法的，如果运气不好，死掉了则是命该如此。这样以来，至少会有相当多一部分女性罪犯可以活下来。

其次是宗教的干涉，在中世纪时期，如果女罪犯在浸河之刑后，仍没有死去，那么在神职人员看来，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恩赐，或者说经过了浸河的考验后，得到了上帝的眷顾。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死掉的女罪犯就会得到神职人员的保护。所以，议会法庭就无法继续审判，或者再次对其施以浸河之刑。这样以来，女性罪犯就会得以存活。

宗教的干涉作用，尤其在中世纪表现十分明显，不仅局限于女犯人，无论男女犯人，都有可能得到神职人员的保护。比如在1466年，纽伦堡的法庭审判了一个犯人叫昆茨·冯·霍尔，他因犯了重婚罪，被判处以浸河之刑。结果他虽然被装在麻袋里，但在浸泡了很久之后，人们都以为他死了，便将他抬出来，运到圣泽巴尔德的牧师那里，准备祈祷安葬。可是走到路上，昆茨·冯·霍尔忽然吐出许多水，之后，当地法庭要再次逮捕审判昆茨·冯·霍尔。但遭到牧师的阻止，牧师认为昆茨·冯·霍尔挺过了浸河的考验，接受了应该承受的惩罚。最终，在牧师的帮助下，法庭赦免了昆茨·冯·霍尔，昆茨·冯·霍尔等于重新获得了一次生命，他比以前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类似例子，还有许多，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结语：根据简单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中古的浸猪笼和浸河之刑，从处决方式上差不多，但在本质上却是不同的。相对而言，中古的浸猪笼过于狭隘，局限于男女之情的道德，而且惩罚也过于残忍。反看西方中世纪的浸河，虽然是死刑，但比之浸猪笼，却有些许的人性或人道主义、宗教主义的微光。（文/说历史的女人·风满楼）

参考资料：[德]历史学家彼得·舒斯特所著有关欧洲死刑类书籍。

1927年，李大钊被施行绞刑，施刑时间长达40分钟，24年后真相大白

文｜悦悦

编辑｜悦悦侃历史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闯入北京使馆区，突袭抓捕了李大钊及60余名革命党人。

仅仅过了22天，4月28日，临时拼凑的特别军事法庭即以所谓的“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死刑，并于当日秘密施以绞刑杀害。

在张作霖的有意操控下，对李大钊的审讯、宣判、处刑过程均为秘密进行，知情者本就甚少。

接下来又是连年征战，北京城时常变幻大王旗，政府吏员频繁更迭，当年的亲历者起落变迁、飘摇不定。

特别是在蒋家王朝覆灭后，这些曾经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帮凶爪牙，自知罪行累累，一个个隐姓埋名，潜形匿迹，不敢公开露面。

于是，李大钊先生的遇害经过，除了当时一些报刊的寥寥数语，诸多细节都成了谜………

李大钊先生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中国主义运动的先驱，怎能牺牲得如此不明不白！

新中国成立后，即把李大钊被害列为头号要案，指派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亲自督办，可见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和彻查决心。

但此时，距离李大钊先生被害，已经过去了22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要想弄清当年事情真相，查获潜伏逃窜的元凶，谈何容易！

调查工作该从何处着手呢？侦办人员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大家一筹莫展，案件陷入了僵局。

既然没有捷径，侦办人员决定先从历史资料查起。

1927年到1949年，从奉系军阀建立的安政府，到上台，再到日伪……，摆在大家面前的北京旧政府档案简直是浩如烟海、堆积如山。

侦查员们发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每天废寝忘食地翻阅着资料，一份份文件被打开，经过认真察看，再原样装好。日复一日，却一无所获。

“军阀既然采取秘密手段杀害李大钊，会不会担心留下文字记载，而压根没有档案呢？”

正当人们心中种种猜测时，一份“1927年的京师警察厅授奖文书”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一阵欢呼。

大家围拢过来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因调查抓捕李大钊有功，被授予陆军中将及二级文虎勋章。”

文书上还有对警察厅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等人的褒奖。

功夫不负有心人，案件终于有了些许眉目。尽管这些当年抓捕杀害李大钊先生的直接凶手，是死是活？现在在哪里？有没有跑到台湾或者国外？

等等疑问，统统都没有答案。但这份“授奖文书”总算是给了大家一个侦查方向，让无从下手的历史谜案有了突破口。

查到具体线索，案件进展就快多了。

公安侦查员根据文书的内容，立即提审了关押的原京师警察厅人员和中统军统特务，辅以档案资料，经过相互印证，终于弄清了1927年杀害李大钊的直接凶手。

他们是：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京师审判厅的推事（即法官）王振南、何丰林、颜文海。

这些家伙，到底藏在哪里呢？侦查人员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工作。

一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查找杀害李大钊先生凶手下落的工作，却一点进展也没有。

这也难怪，新中国刚成立，人口登记不健全，户籍档案缺失，也没有照片资料，如果他们有意隐藏，不再兴风作浪，是很难被发现的。

1950年底，全国轰轰烈烈的镇压运动开始了，这下可给侦查员们帮了大忙。

不仅潜伏在各地的特务、汉奸以及土匪流氓纷纷被揪出，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也先后浮出水面。

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根据群众指认，陈兴亚在上海被捕了。

踏进公安局大门，熟知我党政策的陈兴亚，立马交代了自己当年部署抓捕李大钊的罪行，还指证吴郁文是现场的总指挥。

只是吴郁文躲在哪里，自己也不知道。

很快，第二个好消息传来，吴郁文的下落有了。

1951年5月，铁道部公安局抓获一名中统特务阎振郎。

这个阎振郎当年也参与了抓捕李大钊的行动，直接听令于吴郁文。据他供述，吴郁文现化名吴博哉，隐居在北京鼓楼一带。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立即派出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温振海前去探听虚实。

温振海先赶到鼓楼派出所，查询吴博哉的户籍信息。

可查来查去，没有这个名字。这下可奇怪了，难道这线索是假的？

温振海猜测，也许是阎振郎交待的名字并不是吴博哉，说不定是记录的同志写错了。

于是，他开始翻找与“吴博哉”发音相近的名字。

终于，有一个叫“吴博斋”的独居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今年69岁。嗯嗯，年纪对得上。”

另外，吴博斋的户籍卡片上除了住址和姓名，个人经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填。这点，也令侦查员非常怀疑。

温振海决定实地探访一下。

于是，他换上便装，骑上自行车来到鼓楼大街4号院。放下车子，温振海假装找人，向路边大妈打听起了附近住户的情况。

只言片语中，温振海了解到，这个院子住着一个吴老头，听说解放前当过宪兵队的头头，平时不爱和人打交道。

听了这些，温振海心里有了底，“应该是他！”

告别了大妈，温振海迈步进了院子，只见一个病恹恹的瘦弱老头躺在摇椅上，警惕地盯着自己。

“你找谁呀？”

“我给朋友送封信，他在家吗？”温振海随口编了一个名字。老头不耐烦地说，“没这个人，快走吧！”，有些着急赶温振海走。

凭着职业敏感，温振海断定，这老头就是吴郁文。出了院子，他立即返回局里汇报。市委书记彭真接到报告，当机立断，下令逮捕吴郁文。

这里北京市公安局部署抓捕吴郁文，那边三里屯派出所又接到了一封举报信。

“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

顺着这条线索，侦查员很快在上海抓获了化名赵志安的“了明禅师”。

在这位“禅师”的住处，公安干警翻出了他的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和日伪委任状等证件，原来这位“了明禅师”就是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生。

这个雷恒生，可谓是十足败类。他本是清皇室远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后进入京师警察厅。宣统退位后，他转而投向了北洋军阀。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北京形势不稳为借口，拒绝赴南京就职。

沦为袁世凯走狗的雷恒生，心领神会，率领军警在四九城烧杀抢掠。

几天下来，上千市民惨死街头，无数房屋焚毁倒塌，无辜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只为达成袁大总统的心意。

上台后，他又成了急先锋，因审讯时残暴嗜血，被称为“雷锤子”。东北抗日英雄赵尚志就不幸落入他手，遭受酷刑虐待。

日军占领华北后，他又毫无廉耻地做了汉奸，为虎作伥，双手沾满抗日义士鲜血，在河北山东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1927年李大钊先生被捕，正是雷恒生带队闯入大使馆抓人；就连李大钊随身携带的手枪，也被他据为己有。

吴郁文、雷恒生被抓的消息传出，隐居北京的蒲志忠惶惶不可终日，主动到公安局自首了。

他不仅坦白了自己的罪行，还检举了另一主凶王振南的行踪。

按照蒲志忠提供的线索，侦查人员很快在上海抓获了王振南。

当年，这个“热心利禄，不明正义”的京师审判厅推事，投张作霖所好，罗织罪名加于李大钊。

后来，凭借杀害李大钊的功劳，他获得的赏识，平步青云当上了上海第一特区的首席检察官。尝到甜头的王振南，从此大肆挥动屠刀，用员的鲜血染红官帽，一路高升做到了军法司司长的位置。

1931年2月英勇就义的“龙华24烈士”就死于他手，鲁迅为此悲愤地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几个月后，王振南又下令枪毙了我党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可谓血债累累、怙恶不悛。

至此，7名主犯有5人落网。另外两名凶手的下落也查清了，何丰林于1939年在北京病死，顔文海在上海解放前夕畏罪自杀。

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抓到了，党和人民对他们进行了正义的审判，以告慰先生在天英灵。

罪大恶极的吴郁文（病死狱中）、雷恒生、王振南被判处死刑。

陈兴亚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死于狱中。

主动自首，且检举有功的蒲志忠，根据相关政策，被释放回家。

通过这些主凶的审讯交待，辅以历史档案资料，李大钊先生被捕及英勇就义的过程渐渐清晰。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二十世纪初——那个动荡的年代。

1926年，张作霖在日本的大力支持下，带兵占领了北京，成了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人。李大钊先生见状，只好携家人和同志们一起躲入苏联大使馆，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进京后，张作霖到处搜捕李大钊，却一无所获，以为他离开了北京，只好作罢。

1927年3月，京师警察厅逮捕了数十名播撒革命传单的进步青年。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次寻常的抓捕行动，竟然捞到一条“大鱼”——党员李渤海。

他不仅是李大钊的学生，更深得李大钊的信任和器重，是李大钊在使馆避难期间的对外联络人。

被拖进审讯室后，李渤海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没等行刑的皮鞭落下，他就毫不犹豫地将李大钊藏身苏联大使馆的秘密和盘托出。

“摸到李大钊的下落，这在张大帅那里可是大功一件呀！”

没想到一次惯例讯问，却有了如此意外收获。

欣喜之下，警察厅决定放长线钓大鱼，悄悄释放了李渤海，让他回到李大钊身边做内应。

既然无人知晓自己叛变，这个李渤海又混回了党组织。李大钊先生遇害后，他居然成为了北京市党组织的负责人，直至第二次被捕以及再次叛变。

张作霖知晓了李大钊的下落，恨不得立即派兵将他抓来。但碍于《辛丑条约》，对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个“国中之国”，就算是张作霖也要慎重行事。

张作霖让警察厅派一名警察，冒充李大钊的朋友，偷偷找到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托他转交一封信给李大钊。

不疑有诈的工作人员，满口答应，接下了书信。这下，张作霖判定，李渤海的交待是真的，李大钊的确藏身在苏联大使馆。

于是，张作霖暗中找到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大使馆，告知中国头目李大钊藏身苏联大使馆，从事“赤色”活动。

视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各国，当即表示：不反对中警进使馆区抓人。

4月5月，张作霖即将动手的前一天。北洋政府诸位高官云集一堂，兴高采烈地把酒言欢。

原来，这天是内阁总理熊希龄嫁女儿的日子，大家来捧场热闹一下。

由于在场的都是北洋政府官员，加上又赶上喜事，大家比较放松。几杯酒下肚，酒酣耳热之际，人们就开始天南海北乱聊一通。这时，有人提起了抓捕李大钊的话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在座的政府参政杨度，一下子留意起来。

这个杨度，本是清末的进士，参加过“公车上书”，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派。戊戌变法失败后，思想转为“共和”。

1922年前后，他通过结识了李大钊，两人交往密切。时间久了，在李大钊影响下，杨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赞同的主张。

在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

此时，北洋政府官员还认为杨度是个保皇派，告诉他抓的事情也无妨。

问答之间，杨度很快就知道了张作霖即将抓捕李大钊的计划。

这下，杨度可坐不住了，连忙找借口离席，打发儿子找到我党联络员，把这个惊天消息传递给了李大钊。

得到情报后，李大钊在大使馆召集众人开会，大家认为张作霖并不一定敢冒得罪列强的风险，带兵到使馆区抓人。

相反如果撤离使馆反而容易被抓。为防止万一，李大钊还是安排了少部分人撤离大使馆，自己和大部分同志继续留在原地。

使馆外，杨度心急如焚，催着儿子到东交民巷观察情况。守到晚上，他也只见为数不多的几人出来，迟迟不见李大钊身影。

杨度暗叫不好，准备亲自劝李大钊时，已经来不及了。京师警察厅派人把守住街口，整个使馆区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4月6日一早，京师警察厅300余人闯入苏联使馆，不顾工作人员的愤怒抗议，闯入营房开始搜捕。

得知军警闯入使馆区，李大钊反而冷静了下来，一边安排销毁焚烧文件，一边指引妻女躲入僻静的房间，自己从容地坐在椅子上，腿上摆着防身手枪，静静地等待着。

军警们闯入房间，李大钊先生没有反抗，他整理了以下衣服，被军警们簇拥着出去了。

很快，李大钊和数十名革命同志被军警用白布蒙住了头脸，架上了等候的汽车。

若干箱被搜到的文件资料、四十余名被捕的同志和7卡车文件资料，一同被押送到了西交民巷警察厅看守所。

一进入看守所，敌人急不可耐地进行了第一次审讯。接着，又多次秘密审讯了李大钊。

李大钊先生，身穿普通的灰色长袍，从容不迫地应对着敌人的提问。

李大钊知道：自己多说一点，被捕的同志就能少受些苦，自己多承担些，大家被释放的希望就多一分。

为了保护这些年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李大钊先生有策略地回答着问题。

比如，李大钊先生的身份职务，在中的任职，体系架构，基层组织设置等众所周知的公开内容，李大钊没有隐瞒，如实做了回答。

对于“联俄联共”主张，李大钊先生也侃侃而谈，因为领导的在南方革命如火如荼，张作霖盘踞东三省鞭长莫及，即使知道这些也无可奈何。

但是，审讯中涉及我党的任何秘密，李大钊只字不提，左右言他，守口如瓶。就连审判者也不得不承认“李无确供”。

据当年参与者回忆，受审时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暗暗赞叹他真是“领袖之气概”。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传开，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我党也积极开展了营救行动，甚至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劫狱救人。

消息辗转传给了李大钊，他坚决反对劫狱计划。

作为我党主要领导人，他知道我党手中没有什么军事力量，与荷枪实弹的敌人硬碰硬只能吃大亏，非但救不出自己，还会连累更多同志。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消耗革命力量；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力量再受损失。”

如愿以偿抓到了李大钊，但张作霖却没了初时的喜悦。因为，如今各方面涌来的种种反对意见，让他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在外交上。首先是苏联提出严正抗议，对于这个紧靠着他东北大本营的庞然大物，张作霖不得不慎重考虑它的意见。

另外，那些原本默许张作霖到使馆区抓人的国家，在国内强烈反对下，口风也变了，“中警进入使馆区抓人，一旦开了这个头，本国今后在华特权怎么保障？”

因此，除日本外，各国纷纷向张作霖表示不满。

在国内舆论上。李大钊先生不仅是主义先驱，同时也是党员，在北京教育界、文化界有着非常高的声望，可以说是北京高校师生的精神领袖。

他的被捕，引燃了北京各界的抗议声援。

北京25所高校联名要求释放李大钊；

社会名流章士钊、杨度等人纷纷拜访奉系高官，希望宽大处理，劝说不要留下杀名士的千古骂名；

李大钊同乡300余人联合上书力保，等等。

面对这些，张作霖有些犹豫了，毕竟靠武力打天下，坐天下还须顾忌名声。

在奉系内部，也有不同声音。

奉系内部也分不少派别，一些亲英美的将领认为，西方列强一贯认为中国落后，军阀干政、干涉司法是不文明的表现。

为了讨好主子，也有奉系将领提出，将李大钊交给法庭审判，不再干预，让友邦看到北洋政府的文明进步。

张作霖毕竟土匪出身，下决心杀害李大钊就不顾一切。当人们觉得事有可为的时候，张作霖心一横，下令组成军事法庭，审理李大钊一案。

军事法庭，而不是刑事法庭，这就意味着，张作霖根本没想走司法程序，李大钊先生必死无疑。

果然，特别军事法庭成立仅5天，就仓促宣判李大钊等20人死刑。

4月28日上午，法庭草草宣读判决书后，李大钊等人就被径直带到行刑场所。李大钊和路友于是第一批被行刑的。

李大钊迈步进入行刑室大门，看到室内矗立的绞刑架，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在即将离开世间的时候，李大钊也没有慌张失措，神态依旧沉稳，从容踏上行刑台。时年先生仅37岁余。

下午四时许，行刑完毕，李大钊先生和其他烈士的遗体，装棺置于宣武门外长椿寺，待各家亲属认领。

第二天早上，李夫人从报纸得知噩耗，悲愤交加，哭得昏死过去。

消息传开，李大钊一众好友纷纷来到李家，看到室内简陋陈设，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得知李夫人如今手中只有1枚银元时，更是唏嘘不已。

李大钊先生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每月薪水约300元。

按照当时的购买力，1块银元可以购买20斤米或者7斤猪肉。300元绝对称得上高薪，可以让一家人富足的生活。

但李大钊的薪水，要么被他用在了党的工作上，要么补贴了穷困的学生，平时家人生活十分节俭，更没有一点积蓄。

这仅余的1块银元，别说操办葬礼了，连维持一家人生计都难。

见此情景，人们无不潸然泪下，纷纷解囊相助。依靠众位好友的捐款，李夫人和孩子们暂时解决了生活问题。

李大钊先生已逝，但张作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李家的监视，李夫人只好带孩子回到老家避难，将李大钊灵柩寄放在浙寺南院。

6年后，政局变动，时过境迁，奉系势力撤离北京，李夫人终于可以回家了。

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发起了募捐活动，号召为李大钊举行公葬。

1933年4月23日，北京市各界代表数百人先是在浙寺祭奠李大钊，接着护送灵柩前往万安公墓。

队伍前方，高举的挽联写道：“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途中，不断有人高喊“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主动加入送葬队伍，不久汇成一片汪洋人流。

李大钊先生入土为安的次月，悲伤过度的李夫人赵纫兰也撒手人寰，和先生合葬一处。

由于当年对李大钊先生的审判和施刑都是秘密进行，知情人很少，更缺少档案记录。

李大钊先生遇害的过程，也就有了各种说法和猜测。

张作霖为何一定要杀害李大钊呢？

表面看起来，张作霖是讨赤军总司令，李大钊是中国创始人，二人是天然对立的。

但实际上，1926年直奉军阀组成的讨赤军，针对的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军，打出的旗号也是“讨赤讨粤”。

这时的，尚未真正踏上政治舞台，力量微弱，张作霖并未重视，也不会下大力气对付。

这点，从对李大钊先生的审讯内容可见，警察厅主要讯问的是涉及与苏联合作的内容，而对中国的情况，李大钊避而不谈，警察厅也一笔而过，并未深挖。

张学良曾评价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

作为民阀，张作霖堪称枭雄，但在格局眼界上，的确像他儿子评价的那样，无大略。

因此，他一心杀害李大钊，着眼点还要放在自身利益上。

第一，与苏联的矛盾。

日俄对中国东北始终垂涎三尺。

苏联成立后，也没有放弃。先是鼓动外立，再是图谋中东铁路，1922年还出兵占领了北满。

这就与张作霖的军阀利益有了解不开的冲突。而李大钊是国际的中国负责人，国际就是苏联成立的。

在日本趁机拉拢支持下，张作霖坚定了杀害李大钊的决心。

第二，第一次直奉大战的旧账。

李大钊曾积极谋划直系与的合作，以推翻奉系军阀统治，提出了和吴佩孚建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吴佩孚看中了李大钊背后的苏联支持，与中国有了一段合作。

因此，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中国领导铁路工人全力支持吴佩孚，奉系败北退回东北。这次卷土重来，自然要报复了。

第三，北伐战争的新账。

提出“联俄联共”口号，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

接着北伐军从广东起兵，矛头直指北洋军阀，接连击败孙传芳、吴佩孚，下一个就是奉系张作霖。

在这样的形势下，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加入北伐，向张作霖发起进攻。

在此期间，正是李大钊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执掌国民革命军，又协调苏联给予冯玉祥部大量武器。张作霖对李大钊岂能不恨？

李大钊先生受到严刑逼供吗？

应该没有，理由如下：

首先，李大钊先生为了保护同志，并没有硬抗审讯，对不涉及我党机密的内容，知无不言，警察厅没有理由用刑。

其次，从李大钊临终遗照可见，面部干净整洁，起码没有淤青伤痕。

当时的报纸描述李大钊先生“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可见作为京师名士，警察厅还是有所顾忌，不会轻易用刑。

再次，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李大钊遗作《狱中自述》看，纸面整洁，字体有力，书写流畅，如果受到钉竹签、拔指甲等刑罚，很难手持毛笔写出这样字体。

李大钊先生受刑是40分钟还是20分钟。

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认为在张作霖指使下，刽子手使用三绞法杀害李大钊，故意拖延施刑时间，增加他的临终痛苦。

最有力的依据就是李大钊长女李星华的回忆。

她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写到：“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

其实，李大钊先生受刑时，李夫人和子女被关押在看守所。

李大钊去世后数小时才被释放回家，直至次日方在报纸上知道这个噩耗，因此，李星华的这段回忆，应该也是听说所得。

时任京师高等审判庭推事何隽，是为数不多的现场见证者之一。

当日，他看到李大钊

“……旋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毅然延颈就环。”

这段文字记载于何隽撰写的《李大钊殉难目睹记》。

这位何隽，十分推崇李大钊，曾宣称：“吾国先觉如李大钊诸领袖，亦崛起独树一帜，而以中国名震中外。”

他还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左派。

1927年，何隽任法庭主审法院，拒不执行张作霖的指令，宣判对鲍罗廷（苏联驻中国特使）妻子等4人的“共犯内乱罪”不予起诉，当庭释放。

结果受到张作霖的追捕缉拿，直至张学良掌权才恢复自由。

因此，这位何隽推事的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

另外，根据这段描述，显然李大钊先生临终进行革命宣讲，也不符合实际。

《李大钊传》的主笔人之一，也曾坦言，李大钊临终演说一事是根据推测“编写的”。

至于三绞法，根本只适用中国传统绞刑。

中国传统绞刑，通常是将犯人用绳索捆绑在木桩上，在其颈部绳索后插入一根木棒，通过旋转木棒，绞紧绳索，达到绞死犯人目的。

相传，一绞吐舌头，二绞鼓眼睛，三绞七窍流血。

而李大钊先生等烈士，受刑的绞刑架是欧式的。

与中式不同，这样的绞刑架是将人脖颈套上绳索，脚下悬空，依靠体重或加坠重物，让人窒息而死。

这种欧式绞刑架，是没办法使用三绞法的。

此外，如果现场真的将李大钊先生反复悬挂解下，何隽在《李大钊殉难目睹记》中不会不提的。

因此，李大钊先生的行刑时间，应为20分钟左右，也没有使用三绞法。

总之，无论是哪种说法，其实都饱含了人们对李大钊先生的崇敬，以及对军阀的仇恨和鄙视。

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已经过去95年了。

当年，先生播撒的主义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秉承“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瘅精瘁力以成之”精神，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推

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如今，不忘初心的中国，带领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踏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征程。

若先生看到如此“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当含笑九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