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当代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先明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的史学发展以“新史学”话语来诠释自己的时代价值，其成就之一就是社会史或者新社会史的兴起。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它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史学的面貌。当然，如果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评鉴的话，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社会学化、区域化取向以及刻意求新的风尚，等等。在未来新时代历史学构建的进程中，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

新时期以来的史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世所共见。在深刻的内在反省和高度对外开放交流的促动下，历史学发展在开拓创新中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新领域、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甚至新话语等方面，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探讨，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层出不穷。在张海鹏主编的《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和曾业英主编的《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史著中，已经对史学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总结和展示。这提示我们，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学取得的成就更突出地体现在新领域的开拓与新体系的构建方面。

如何确切地定义“新史学”，是颇多争议的一个问题。①从20世纪初梁启超标举这一旗帜开始，百年来学人多有论议，旨义所在并不相同，其内涵、外延颇多差异。②就本文而言，拟超脱概念本身之纠结，主要立足于问题聚焦和学术辨析的操作性加以适当限定，本文的“新史学”话语特指新时期以来史学演进的新走向或新态势。因此，在这一时段相继兴起或交替出现的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或新范式(如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区域史以及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等，均在讨论范围内。

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的理论思考进入极为活跃的时期。学界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学术思想的活跃与相对宽松的开放学术环境，共同创造了理论与方法多样化的学术生态环境。“历史发展动力论”和“历史创造者”的大讨论，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在批判“史学”的同时，学界对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革命运动”为主导内容的史学理念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任务的提出，面对社会生活的新变动，中国历史学如何确立自己在新时期应有的地位和实现自身的学术价值等问题，就成为学界必须关注但又并非能够即刻解决的课题。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感受到了“史学危机”的存在和由此而生成的学术压力。

20世纪80年代之初，“史学危机”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③这个最初源起于大学生和青年学者的问题，迅速变成社会热议的论题，几乎整个史学界都卷入了这场讨论。事实上，学界虽然争议热烈，在基本问题上却并没有获得多少学术意义上的认同，但也不能不承认史学本身面临着不容回避的时代挑战和寻求新突破的巨大压力的问题。各种创新和努力就在“史学危机”深沉的压力下萌动了。在这个大背景下检视新史学的发展走向，我们应当关注以下两点。

第一，“史学危机”无疑是“新时期”史学转向的历史前提。在思想突破禁锢的特定条件下，史学界率先在史学理论和史学价值方面进行反思，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以及对于史学价值和现实功用的反省和重新定位，就成为新时期史学发展道路探讨的前提。与“史学危机”讨论同时兴起的，是“三论”热、历史发展合力论和“历史创造者”的争鸣，是对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倡导，社会史不过是当时众多寻求突破的努力之一而已。

第二，从整个20世纪发展长程来看，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兴起不能定位于新兴学科，也不是新开拓。准确地说是“复兴”。早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与文化史就已经兴起并一时蔚为风尚。其中，以社会史为题的专著甚多，计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朱其华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易君左的《中国社会史》。还有关于社会史的各方面专题、断代的著作及史料集的出版，如邓拓的《中国救荒史》、黄现璠的《唐代社会概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社会史料丛编》、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瞿宣颖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等。此外，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其后在“中国文化史叙论”中，梁启超将其知识体系划分为三部29篇，其第二部即为社会组织篇、饮食篇、服饰篇、宅居篇、考工篇、通商篇、货币篇、家事及田制篇；第三部宗教礼俗篇等。显而易见，“社会组织”以及衣、食、住、行与社会风俗等，完全属于“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尽管梁氏将其“结构”在“文化史”体系之内。尽管“新史学”体系中还没有提出“社会史”理论范畴，但其研究内容或研究视野却体现着社会史的理念。其间，中国文化史的代表性学者有柳诒征、梁漱溟、陈序经等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曾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此看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复兴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来摆脱史学危机，借以重新构建新时期历史学的学术追求，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也不仅源于西方学术理论的冲击，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恐怕还是中国历史学学科内在发展的必然走向。蕴积在现代中国历史学科构建中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学术统系和要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再度萌生和勃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就历史学研究的着力点而言，社会史的开拓导致整个史学发展态势的变向：以往以王朝或英雄为中心的历史移向了芸芸众生；以往聚焦在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历史叙事开始转向基于百姓日常生活的民生历史；以往的通常以重大历史事件构建的叙事模式转向了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解析，等等。史学研究取向的历史性变动，及其选题趋向的社会性聚焦，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由“革命史”向社会史或者新的整体史的转型。新时期的历史学研究是极具动态性和活跃性的，但如果要在纷繁多变的态势中寻求相对主导性的话，毫无疑问，则非社会史莫属。学术趋向不能脱离时代需求，时代诉求制约和影响着学术的追求。从某种意义而言，《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是这一历史逻辑和学术逻辑的现实表达。

社会史研究获得经久不衰的学术活力和研究空间的持续扩展，实得力于学科内容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和学理内涵与社会科学相融互含。社会史研究的论题总是追踪着时代的关切，始终因应着社会的诉求，既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研究领域，也不断地延伸着新的学科方向。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史又以区域史、乡村史的拓展和社会生态史或环境社会史的构建，刷新了自己的学科面貌。从近十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学术著作两大项看，乡村史仍然是学者们相对集中关注的领域，分别占到论文的30%以上和著作的2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主题内容。2000年以来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逐步聚集了一批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和论题上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一研究态势仍在持续发展，且有更为深入的拓展和提升。④区域社会史以及区域史视野下交通社会史、生态环境史等也是学术研讨中较为集中的主题。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史发展呈现出新的方向，其中以社会生态史或环境社会史的构建最为突出。在全球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历史学领域对这一论题进行纵向思考和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增长，而环境学和社会史的相互促动融通也应时而行。史学界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史研究既需要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必须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生态环境不能仅仅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背景”，而是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变量。问题在于，学界对这些变量之于社会历史的实际影响还缺乏真正的研究，对其运行和作用的机理尚无足够的认识。由此，一个崭新分支即生态史学或环境史学就成为新世纪以来社会史发展的新趋向。医疗社会史更多也更直观地与民众生活和健康密切相关，一定意义上凸现了史学致用价值。尤其在当代疫病突发的现实冲击下，这一新史学的取向愈发引人关注。这些论题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学术研究空间和学理构建内涵极其丰富，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预示着近代史乃至整个历史学方向和学科的创新。

新时期以来新史学研究实践表明，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或跨学科研究似已成为一种惯性态势。跨学科合作越来越深入，“跨学科的交流与联合曾是相互促进与创新的汩汩源泉”。⑤虽然人们所关注的历史理论的学科来源并不一致，但是，在跨学科研究取向中所造成的“社会学化”问题却未能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个问题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就曾提出，⑥但一些学者对此显然有误解，纠结于所谓“社会学概念引入不是多了，而是不够”的表象上。实际上，这一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社会学概念、理论或范畴的引入，也不是引入的多与少的问题。因为史学研究论题复杂，面对不同的问题探讨，移借“他学”的概念范畴根本没有所谓确定的量的标准，多与少的问题显然是伪问题。再者，社会史研究中常用的学科概念，事实上也并非某一专门学科所特有或专享，例如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显然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属于某一学科，而应该是整体社会科学甚至是整个社会表达的话语概念。因此，社会史理论构建中的“社会学化”问题，特指学术研究中“理论模式”(知识结构)的先行取向，亦即以现成的一种(或几种)既成的理论知识框架，来附加以一定时段的史料、史实，由此搭建一个社会史研究的体系，而相对疏离了对一定时段社会历史本身的深入考究。这种以论带史的惯性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且颇成风气，不能不引起反思。

正是基于学科理论构建的必要性，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取向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憾。比如，社会史的复兴及其学科构建伊始，实质上包含着对既有的“革命史”“阶级斗争史”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的反思，作为新时期史学研究的历史性转向，它并不隐讳自己对既往史学模式的批判性姿态，认为传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并不能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其结果是“将历史的内容排挤出了历史”。从而，中国近代社会史旨在构建整体的、全面的历史，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征的新史学。由此，一个基本的学科构建的前提必然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古近之分的标志是什么？显然，作为一种学科或学科方向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无法回避的带有学科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下的问题。

第一，中国近代社会史划分的标志是什么？任何历史研究都无法回避历史分期问题，它是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历史学学科构建的基础性问题。因为“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这不是事实，却是一种必要的假设或思想的工具，只要这种划分仍旧能够说明问题便为正当，而它的正当性是建立在解释之上的。”⑦1840年作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分期，体现着自己的学科质性，也秉承着自己的学理宗旨。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1840年显然不是简单的年代标记，它包含着特定的历史认知和史观，这是一个关涉中国社会历史理论及其体系构建的重要节点，亦即用以划分中国社会历史古代与近代的标志是什么？既然社会史与事件史或革命史是不同范式的历史体系，又为何以革命史或事件史的历史时间为标志？这一问题体现着社会史之不同于政治史、通史的理论内核。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构建和发展中完全被忽略了。这自然为社会史学理体系构建设置了内在的困境：一方面，社会史的形成原本就具有对“革命史”范式的反思，其主旨是构建“有血有肉”的“全面”的历史，以此超越内容过于干瘪的“革命史”；另一方面，作为近代社会史研究起点却又沿袭“革命史”的历史分期。这种学科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无疑构成社会史学科发展的困境。再则，“革命史”范式下的历史分期及其时代标志，有着自己完整而系统的学理体系，逻辑上是自洽的；在其规范之内，理论认知和解说至少在其逻辑范畴内是合理的，是具有学理解释力的。既然社会史是不同于“革命史”的另一种新史学体系，那么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历史分期为什么等同于革命史的分期？

第二，无论社会史有多少种不同认识和理解，但在学科定位上属于历史学则并无太多争议。因此，如何在历史长程中与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有所不同地揭示和展现社会历史的演进趋向和独具特征，无疑是其学科构建和学理认知的基本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忽略或被模糊，社会之为史则无以为据。问题是，社会史研究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学化”问题，主要在于由此构建的知识体系呈现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历史上的社会”的知识体系；在这一知识架构中，将相关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或其他不同的内容设计)归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之内分别加以描述，却无法真正说明社会本身演变的历史趋向、时代特征以及各社会要素的内在关系。在既有的丰富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精微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人口、家庭、流民、村落、失业、械斗、邻里纠纷等，而社会存在本身及其演变情势却无声无息地被这些具体而细微的“社会问题”所淹没。人们所能真正看到的其实是“社会问题”史研究，而非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学化”取向莫甚于此。

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曾经受到“理论先行”或“以论代史”非正常发展的伤害，我们对此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颇具吊诡的是，有学者对笔者提出的观点进行诘难。他们强调的基本理据就是：“先建立体系然后才能开展研究”是不合研究常规的。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所认同和选取的“社会学化”立场恰恰是“先建立理论体系再搞具体研究”的一种取向，只不过是以一种先验的“社会学知识体系”来重新解构历史史料而已。先有一个概念，甚至有了一个想象中的结论，然后再选样式的找材料，加以证明，也就是找一些合乎模式的材料，再把模式套上去。这种学理模式先行或者理论先行的取向，当非历史研究的正途。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区域史与区域化取向问题。区域史研究成果的丰富多样和千姿百态，对于近代史研究传统取向的转换、研究问题的深入展开和基本研究格局的改变，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而且，这一研究的路向依然保持着持续长久的影响力。同时，区域史研究中也呈现出一些共性的问题，而且是学科层面上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区域史并不仅仅是时空结构下的历史。如何定义区域史以及如何规范性的开拓区域史研究，笔者曾有过讨论，⑧此文不再赘述。在此可引述国际区域史研究的经典以为参证。

其一是布罗代尔，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是区域史的经典之作。正如布罗代尔所言，“区域并非研究的框架。研究的框架应是问题。”⑨所以，布罗代尔对于“边界”——“不管它们分开的是区域还是学科——几乎没有耐心。”他始终关注事情的全貌，力图将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纳入一个总体史结构；布罗代尔史诗的主角，不是传统帝国之类的政治单位，也不是诸如菲利普二世之类的个体，而是大海本身；在布罗代尔这部经典性区域史著作中，“整体”史或“总体”史学术理念，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标准，而是结构整体。⑩从学科理论的规范性和准确度看，笔者认为布罗代尔提出历史时段理论，有助于我们对区域史学科规范的思考。他将历史时间分为三个层次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分别赋之于历史学特质的概念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这是一个蕴含全面的时间空间和经济、文化、制度与人事的历史学范畴，具有学科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其二是滨下武志。他提出的“亚洲经济圈”理论对我们理解区域史研究规范不无启示。从“地域性”到“区域性”再到“全球性”的线索，构成他的“亚洲经济圈”理论和“全球化与东亚区域历史”的独特视角，这种视野以探求历史学规律的“总体史”为目标。这一模式建立的基点提示我们：区域史是一个新的整体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而不是一个研究地域范围的大小或宽狭的问题。如何在研究实践中体现或把握区域史学术规范，滨下武志在华南区域史释义上提出三个基点：第一，狭义的解释是指以广东和广西两省为中心的地域；第二，从与华中地域和西南地域比较的角度来看，华南地域也许可以包括福建、广东以至广西、海南、湖南等省，更多人认为华南地域是指福建广东和海南等东南沿海的省份，这一观点是建基于历史上的华南沿海各省是通过活跃的贸易活动而成为财富累积的中心；第三，进一步构思的话，也许它并不止于中国的华南地域，而是具有更宽泛的经济、文化、宗族等要素的区域体系。(11)滨下武志认为，“地域研究的对象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地理范围，它可以是从问题观点引申出来的空间。因此地域研究的范围是因应观点而伸缩。从而，地域研究的研究方法可以单独或同时为论题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以至从长期的历史学方法来进行”。(12)无论范围的广狭，地域构成的因素是多元的。宗族和乡党、市场和商业网络，甚至广大范围内的贸易和国际关系等，都是我们要充分注意的因素。

作为社会史新趋向的“区域化”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即区域化取向和区域选取的随意性和零碎化。对此问题，有学者提出进行“跨区域研究”或“区域比较研究”作为弥补。然而，这仍然未能切中要领。因为，跨区域的区域史研究和区域史比较研究并不具有操作性。在已经失范的学术状态下，“区域”并无限定，完全是研究者个人随意设定的范围，何谓跨区域当然也就无从说起(跨省区、跨县区还是跨国区？区域比较是省区比较，还是华北、江南大区比较，抑或超国界的大区比较？)。如果各自所持学科的研究规范和话语体系相去甚远，信手拈来的人云亦云的“区域史”，只会是一种削足适履的病态概念移植，而从根本上无益于研究的科学展开。

如何从学术规范角度来构建整体史意义的区域史？由于区域范围的界定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区域史的实践也就难以在规范的学理层面获得一致认同。正如哈特向所说，区域本身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现象，这与历史学的“时代”不是一种现象是完全相同的。它仅仅是为研究的现象群所充填的理论上的“框架”，是现实中所不存在的抽象的概念。(13)显然，区域史是现代历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学术构建，它不是历史本体存在(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典章制度等)。正因如此，学术规范的构建尤其关键，否则无法进入真正的学术话语体系，致使所有的研究内容都可标以区域史，而实际上又在消解着真正的区域史。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学一定意义上是伴随着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和植入而兴盛成长起来的。“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国家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14)新理论、新方法、新范畴、新话语，前涌后继，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甚至当代许多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即“三论”)受到青年学人的追慕，也出现以此理论书写历史的尝试。(15)“衡定一个时代历史学的进步可以有多项标准……一个更为本质的大标准，这就是史学观念或史学思想。这是一种深刻的力量，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是通过观念和思想达成了自己所属时代的史学目标，并因此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的起伏、变化和进步。”(16)“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来不缺少丰富的理论来了解和揭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17)问题在于，我们的历史学学科理论只是“一味忙于求新，忙于引进，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并没有在吸纳、继承和创新中形成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理论体系，从而未能“引导中国史学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18)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强势引力作用下，“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一经引进，就成为史学界的新动向”。(19)许冠三认为晚近以来之新史学流风所及“有三事最堪留心”：一是“所有学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或以洋为师，或经洋为鉴，连擅用土法的考证史家陈垣也不例外，等而下之的，则挟洋以自重”；二是“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三是“各派的宗主虽各有所偏，或重方法，或贵材料，或尊理论，但彼此对立之情况，实与其历史形象相去甚远”，“从表面看貌似两极，实则均因国人的科学迷恋而兴，并齐以‘科学的史学’相标榜”。(20)晚近以来的史学发展多染此习尚，竟有束书高阁、游谈无根之流波。

新时期的史学发展进程中形成多种面相，其理论基点和研究方法已经日趋多元。这一发展态势其实蕴含着一个相对趋同的诉求，就是力主解构既有的史学体系或理论诠释构建，当然，有些是“无意”的解构。新时期以来，“学者在理论方法的追求上做足了功夫，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接踵而至，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21)但是其在学术建树或学科构建的实效方面，却未能取得典范性成果进而建立起属于自己时代的学术高度。有学者尖锐地批评道：30多年来的史学界对西方新理论方法的追求，突出表现不过是借取了几个看似时髦的名词概念，真正的理论方法未学到手，而我们自己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优势，却基本丢失。(22)我们应该深刻地反思曾经走过的路，在回溯足迹的过程中，思考如何超越新史学发展中“系统性的缺失”，有效地规避“理论追求上的浅尝辄止与见异思迁”的流风，通过新史学理论体系和诠释体系的建设，最终获得属于自己时代价值的方向性变革。尤其对于走向新时代的历史学的学术使命而言，系统性的学理诠释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新某某史”(23)的相继推出，划出了一条刻意“求新”的当代史学演进轨迹；逐新风尚一路猛进，虽然其论证内容或有不同，但其思维方式和立论模式却基本一致。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史学演进的总体趋势。其中，的确也有务实求真的创新性成果的推出，为新时期史学的发展助力颇多；但也出现了一些逐新求异的流风，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结构出所谓新成果。这些流风所向影响颇大，值得学界认真反思。

刻意标新的各种史学诉求层出不穷，在“新某某史”的标帜下一时蔚然成风。这与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崛起完全不同，它们毕竟有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之外的特定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尽管学者对其具体研究对象的内涵、外延有不同认识，但其中心内容是相对确定的——社会史研究社会的历史，文化史研究文化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不会有歧义。流风所及的许多“新某某史”研究成果，就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向而言并无新异之处；其所谓的新，按其提倡者的论证主要是研究方法、理论、研究视角或问题表述的“新”而已，甚至有些研究只是换了一套话语模式：新词、新语、新概念、新样式。然而，史学研究“决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远”。(24)严格说来，“是学问无新旧”，唯“以事实决事实，不以后世人之理论决事实”，(25)方为新史学研究之正宗。

一个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其前提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存在。学术用语或范畴的形成要遵循语言的基本规则，否则会引起表义的不确切或导致意义的混乱。从许多研究成果看，他们论定的“新”是基于研究理念、方法、视角方面，而这些并不构成新学科、新领域、新方向的要件。就学术研究而言，新方法、新理论、新视角等是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学科研究中的(如有学者特别提出的“向下看”视角，国家与社会理论以及“微观深描”等方法，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新某某史”的专用的学术范畴)，它们同样适用于政治史、经济史乃至事件史(如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趋新意味着工具性或研究手段的变化，却并不能由此形成或构建一个新学科或新领域。

当代“历史学已经达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意味着它一定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误入歧途”。(26)毋须讳言，新视角、新方法、新范畴的形成及其运用几乎是整个当代新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它实质上就是当代史学新趋向的核心要素。“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道路”的恰恰是这些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范畴的运用。吴承明先生对史学方法的评判十分切实而明智：“我主张史无定法……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一切理论都可视为方，而“任何单一理论或单一模式解释历史都不行。这就是‘史无定法’的基本含义”。(27)因此，无论什么新方法、新视角、新理论，它们从不属于也不可能专属于“新某某史”的特殊领域。学术概念和学术范畴应该在严谨、准确、规范和科学的前提下精确凝练。倘若从更为严谨的学理层面上推敲，这些问题是否值得三思呢？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8)检视历史学发展的行程，笔者体会到，在一味追逐求新的风向引导下，新史学的发展似乎正在疏离史学求真的学科特质。“从科学的观点看，学者只应问一学之真伪是非，而不问它的新旧”。(29)以求真为宗旨，原本就是史学学科的立身之所在，刘家和曾指出：“中西史学都是力求在‘求真’与‘致用’的张力中来确保自身的学术地位的”。(30)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之构建，其史学义例“有不少是一成不变的，其中信得最早持的最坚的是存真”，“他更进而以‘忠实于客观’为‘史家第一件道德’”。(31)要而言之，史学之求真可分四个方面。

其一是考订史料之真实。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石，是人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所必须的材料。史料可以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或称为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史料有真伪之别，亦常存真伪相混之事。所有史料都是人的活动的遗存，与人本身密切相关。人始终受到利益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史料本身也当然地受限于各种利害关系，即使不是刻意伪造史料。单就主体之“意”而言，其对史料真伪的影响之大，不可不给予高度关注。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已经过往的客观实在，史学研究者既不能直接进入历史情境，也就无法直接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只能通过史料、史实(文献的或实物的)去进行学术研究，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历史资料的形成非常复杂，其间冒名作伪、以假乱真者有之，传抄中笔误脱漏者有之，保存流转中错乱佚失者有之，历代传注者凭臆已断、妄改致误者有之……撇开历史资料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性不谈，单就资料本身，要看清它的真实面目也显得非常不易。这就催生了旨在求得史实之真的辨伪学、校勘学、辑佚学、版本学、考据学和史料学的成熟。(32)因此“根穷材料来历，辨析其源流异同，判别其是非优劣，本是中国旧传统，亦是西学新风格，乃治史者应有之事”。(33)辨别史料之伪求得其真，是史学求真的根基。荣孟源在《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真伪》考订中发现，真本中的“调正粮食之产销”与“伪本”的“调查粮食之产销”，虽仅一字之差，却致“意义全非”。(34)因此，历史研究要求得历史之真，首先得辨析史料之真。

其二是揭示史实之真相。史料学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史料学不等于历史学。只搞史料的考订、编排，最多能把一个个的个别史实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种史实之间的互相联系，真正呈现历史真相。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历史史实纷繁复杂，史实不可能脱离人们的利害关系而独立存在，因此，史实本身就是一个选择的结果，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意味着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史学应当实事求是”，“阐明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这既是历史学的学科准则，也是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品格。尽管史学研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学术流变，呈现着不同的特色，但揭示史实之真相却是史学之所以为史学的基本特质。无论是胡适所说“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还是顾颉刚之《古史辨》的疑古辨伪，其要义都在于辨伪求真，“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35)

其三是构建史学之真知。“就其实质来说，事实与档案并不构建历史；它们本身也不为‘历史是什么’这个烦人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36)历史学在不断追求真知的过程中，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知识和那些被千百次研究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的经验进行科学抽象，构建史学的学识真知，以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历史并非一个天然存在选择的体系，它不过是借助于史实和史料，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构建的解释知识体系，从而赋予这些因果关系以历史意义。史学研究构建历史的同时，也是构建史学知识体系。任何一种历史都要求相应的渊博学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人们对它的认识受到时代的制约和条件的限制，史学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是时代的产物，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37)就史学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意味着其知识体系的变革，也意味着史学知识体系在不断求真过程中的自我完善。不断扬弃伪识和构建真知，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辨伪求真与实事求是，是史学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价值。

其四是洞悉历史之真理。处理史料以了解史实，须通过解释始能达成。历史如果没有解释就不成其为历史，而只是史料。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或者其学科魅力之所在，就在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不竭探求和获取。20世纪初，新史学的旗手梁启超率先提出，20世纪之“新史学”是超越“帝王家谱”式旧史学的时代产物，其要义在于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中求得“公理”“公例”；新史学应该立足于探求历史演进的学理之真。“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历史学的终极追求就在于“发现这些规律”。(38)所以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9)恩格斯1895年3月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40)

在新时代的剧烈变动中，在不断创新的学术追求中，始终坚持历史学求真的宗旨，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学科原则。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达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41)的学科地位。

①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自序”第1页。

②它既用以指称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及其传承的史学走向，也特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发展的新走向、新态势，甚至还被用以指称新世纪以来的所谓“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以及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新史学”之类。例如，“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史也好、文化史也罢，包括新兴的生态环境史、医疗疾病史、女性史、概念·文本·叙事的所谓‘后现代史学’等，都是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夏明方：《导论：历史的生态学解释——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新史学》第6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3页。

③邹兆辰、江湄、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④王先明：《1986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述》，载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1—462页。

⑤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⑥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⑦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⑧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⑨转引自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⑩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36—37页。

(11)滨下武志：《漫谈华南研究和资料中心的设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1995年第1期，第1—2页。

(12)滨下武志：《漫谈华南研究和资料中心的设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1995年第1期，第1—2页。

(13)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叶光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8页。

(14)张海鹏：《当代中国历史科学鸟瞰》，《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5)邹兆辰、江湄、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第39页。

(16)彭卫：《序》，载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7)杰森·摩尔：《现代世界体系就是一部环境史？——生态资本主义的兴起》，赵秀荣译，《新史学》第6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页。

(18)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第344页。

(19)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2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第3页。

(21)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121页。

(22)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第120—121页。

(23)泛指刻意以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革命史等为旗号的研究趋向，而其内容、理论与方法并无学科层面上的时代性更新。

(24)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1—22页。

(25)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78页。

(2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27)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21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29)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04页。

(30)董立河：《中国古典史学中的“求真”问题》，《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

(3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2—3页。

(3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61页。

(33)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80页。

(34)荣孟源：《历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页。

(35)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转引自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第242页。

(36)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4页。

(41)《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第1版。

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美丽的凤山在中华大地的革命史册上，留下了一页绚烂芬芳的动人篇章。图片来源：凤山文学公众号

一

凤山，广西西北部一个山区小县。那构成全县独特风貌的无数壮村瑶寨，都隐藏在云贵高原边陲的千山万弄之中。山高、山大、山陡、山与山的连绵不绝和循环往复，造成与外面世界的诸般阻隔和疏离，然而，外面世界种种的动荡和不安，照样飘进这里的角角落落，就像那些变幻莫测的五色云彩，让凤山大地时刻展现出与外面世界同样缤纷的阴晴云雨。二十世纪初的大革命风暴，穿越浓浓雨雾，来到凤山时，谁也不会想到，它会让凤山拥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心县和百色起义兵源地之一的名称和地位，在中华大地的革命史册上，留下了一页绚烂芬芳的动人篇章。

凤山是我的家乡。写一写凤山的革命故事，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但直到今天才能如愿以偿。如此地“后知后觉”，令我多少对家乡那段惊心动魄的不凡历史产生某种愧疚和不安。

家乡的革命史是由一批一批家乡的革命者和他们组成的一支队伍共同书写的。最早知道他们的名字，大概是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从那时起到现在，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的名字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从未消失。

每一次从首府南宁回我家乡的凤山县砦牙乡所路过的这些地点，甲篆、月里、坡心、恒里、凤城、久加、久隆、乔音、康里、霞里、百乐、长洲、砦牙等等，那都是这支队伍战斗过的地方，是被称为革命遗址的地方。是的，我无数次的往返，都是走在革命先辈的足迹上，他们那些让后人念念不忘的故事常常使我快慢有致的步履，迈进有声有色的历史岁月中。

我知道，这是一支面貌和举止与以往都不同的队伍。他们人数并不多，少的时候才几个人、十几个人，多时也不过千把人、几千人。但是，他们却以特别的精悍和顽强，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在我们凤山县大大小小的村屯山寨和深山老林之中，行走如风，从历史深处铿锵走来，自暗无天日的时光开始，一直走到明亮的朝阳洒满凤山温暖而火红的大地。

二

当年，这支队伍里有父子，有兄弟，有叔侄，有夫妻，有母女，有姐妹。当我的眼光掠过这支队伍走过的坎坷路程，紧随着色彩斑斓的画卷首先跳跃出来的，是凤山县最早的革命者廖源芳，以及跟在他身边的那些同族亲人。不惜带着最亲的人奔赴最危险的事业，是东兰、凤山乃至中国革命者的独有风格。人们尊称为“拔哥”的东兰韦拔群当年就是这样，全家有十七位亲人跟着他一起为革命献出生命，其中就有他的几个亲生儿子和曾任红军团长、县委书记的亲弟韦菁。凤山的廖源芳也是如此。翻开一部《凤山县志》，我看到，在他的名字之后，就有一批同村的族人成为革命烈士，属于他父辈的，有廖训宝、廖训安、廖训球、廖训德、廖训贤等人；和他同辈的有廖源立、廖源洪、廖源修、廖源谷、廖源佑、廖源胜等人；属于他子侄辈的有廖熙义、廖熙水、廖熙和等人。他们和廖源芳一样，为了穷苦人翻身解放的事业血染红土、捐躯疆场。而廖源芳的儿子廖熙英在红军时期就是红七军第六十三团的营长，红七军主力北上后，他和凤山县其他革命领导人一起带领留下来的红军和赤卫队，在白色恐怖中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凤山解放，表现出人坚贞不屈的精神谱系和永不变色的红色基因。

廖源芳早年是跟“拔哥”一起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的，还进到贵州讲武堂学过军事。作为凤山县农动主要发动者和凤山县农军的主要创建者，廖源芳早年担任凤山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百色起义后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副官处副官长、红七军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时间分别是1929年和1930年。这个时期这个级别的很多红军领导人，后来都成为名耀千秋的新中国开国元勋。可惜的是，廖源芳没能看到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天。1931年6月，在桂系军阀和地方民团的层层“围剿”下，凤山红军和赤卫军的处境十分困难。廖源芳为了解决部队的粮食，亲自带着两个连的红军到隆梅乡隆维村发动群众筹粮，不幸遭敌伏击，子弹击中他的腿部动脉，血流不止，战士们抬着他转战至邻近的东兰县巴奥乡一个地名为砦桂的地方时，他光荣牺牲。当年，廖源芳他们这一批革命者的名字在凤山几乎家喻户晓，有人听见感到春阳般温暖，争着相认，继而跟随；而有人听到却如闻惊雷，胆战心惊，继而咬牙切齿。现在，翻阅一部凤山革命史，以廖源芳、黄松坚、黄伯尧、黄冕昌、黄文通、韦芳、姜茂生、黄明政、廖熙英、黄景墀等人构成的这部长长的名人录，随时都会跳到你的眼前。在他们的身后，有名有姓的还有近千名的战友、亲人，他们都牺牲在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自由的各个战场上；而那些有名或无名的革命群众更是无法数得清楚。不过，有一个数据却是很清晰明白的，这支队伍里，活跃着大量的各少数民族的子弟们，百色起义前夕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全军四千多人，其中右江地区各族工农子弟就有三分之二左右，而壮族即占半数以上。在凤山革命者中，也有壮族瑶族等各民族的子弟。各少数民族子弟踊跃投身大革命斗争，他们像一颗颗绚烂的星星，闪耀在祖国的天边，让这场革命具有了全民族的崇高含义。

三

无论多么偏远的山区，构成阶级分类的经济基础和权力基础都大同小异。凤山原本属于东兰土州的“外六哨”，始称凤山土分州，后改为凤山县，各地所称的“哨”继续使用。二十世纪初的凤山县，封建土司制度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崩解，政体刚刚建立，于是，各“哨”的土豪恶霸趁乱纷纷登台，他们凭借手中的家族武装和财势，占地为王，独霸一方，私设刑堂牢房，随意吊打关押百姓，勒索百姓财物，导致平民百姓家破人亡，于是老百姓把他们比作虎豹豺狼，并根据他们的作恶程度，把他们排名为“一彪五虎二十四豹七十二只野猫狐狸”。凤山的这些“彪虎豹野猫狐狸”们，除了“七十二只野猫狐狸”具体名字已不可考究之外，其他都有具体的人名和他们所占据的地盘，比如，“一彪”就是本农哨的韦述忠；“五虎”就是长里哨的龙达尊、陈运昭、韦锦开（韦虎），芝山哨的罗宝增、罗文鉴（罗颂纲）。此外，随着时局不同，“虎豹”的名单也有变化，如盘阳局局董黄家骥、县教育局局长韩代卿等人也被排进“虎豹”之列。这些土豪恶霸的作恶程度，从“二十四豹”之一的黄宗尤的所作所为可见一斑。黄宗尤是本农哨（今坡心村）人，家有带枪武装民团几十人，私设牢房，定有初夜权，凡是附近一带民间嫁女都必须先送给他过“初夜”，还规定限制百姓人身自由的“十二条不准”，是县内恶名昭著的地痞恶霸。

更可恶的是，这些“彪虎豹野猫狐狸”们很多都进入统治集团为官为僚，掌握军权财权，作恶为害更是有恃无恐。如“五虎”之一的芝山哨（后改乔音乡）的罗文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罗颂纲，后来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个名字，他是名声很大的芝山哨八甲村霞里屯罗家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霞里罗家”的土豪劣绅，有武装民团近百人枪，罗颂纲本人投入桂系军队，还当上了营长，后来又当上了凤山县县长兼县民团司令。另外同是“五虎”之一的龙达尊，他是长里哨（后改长里区、长州乡）郎里村人，也是出身地主豪绅家庭，广有田产，从广西岭南法政学校毕业回乡后，被族人推为家族武装头领，他又广招那些被韦拔群农军打跑的东兰土豪，精于杀人越货抢劫偷盗的邪恶之徒，加上作恶多端的本族子弟作为基本队伍骨干，这些亡命之徒打起仗来特别凶悍，所以龙达尊手上武装民团人数和战力都是县内其他地主武装无法相比的，凭借这样的实力，他还当上了凤山县团务总局局长和县民团副司令。这两“虎”对农动和工农红军恨之入骨，多次率领民团凶狠地“围剿”红军、赤卫军和革命群众，亲手制造了凤山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给凤山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罗颂纲于1931年被凌云县苏维埃主席黄伯尧施反间计，而后被进攻凤山苏区的黔军击毙。

红色中亭革命烈士纪念园。图片来源：凤山文学公众号

四

“一彪五虎二十四豹七十二只野猫狐狸”就是凤山旧社会势力的代表，他们为所欲为，横行乡里，百姓苦不堪言。老百姓要有出头之日，必须站起来跟这些豪强相斗。于是，廖源芳创建的凤山县农民自卫军横空出世。1922年底，廖源芳在家乡长里区百乐村、八达村组织第一支三十多人的农民自卫军。以此为源头，这支不一样的队伍，其名声越来越响亮，步子也越走越坚定有力。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看到，这支队伍在二十几年的征战中，以如下各种不同的样貌向我们清晰走来：首先是凤山县农民自卫军；接着是百色、凤山农民自卫军总队；再下来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第三纵队，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一直到桂西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凤山县游击大队，桂西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二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凤山县独立大队、凤山县大队等。

看到最后这两个名称，我们就知道，这支队伍已经走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可是，要走到这个日子，从1922年到1949年，整整走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在这二十七年里，他们经历了多少的惊涛骇浪，多少的激流险滩。

但凡有一场空前革命的兴起，两个阵营的对垒必定泾渭分明。开打的第一仗总是让人记忆深刻而成为永久的里程碑。廖源芳组建凤山农军后指挥打的第一仗至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风起云涌的农动引起了土豪恶霸的仇视和打击，于是，拿起武器跟他们抗争自然成为顺理成章的事。长里区八达乡是廖源芳组织农动的核心区。当地最大的土豪就是后补为“虎豹”之一的时任凤山县教育局局长韩代卿，他通过巧取豪夺，广有田产，富甲一方，还拥有三四十人枪的家族团丁。他和两个儿子凭借手中的权势为非作歹，对廖源芳的农动既惊恐又愤恨，他们叫嚣农民军的行动只是“跳蚤咬牛脚，成不了气候”，还带着手下民团随意绑架、拷打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十分嚣张。廖源芳在东兰农军协助下，带领凤山农军于1926年4月14日围攻韩代卿的家，一举击毙了他们父子三人，接着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分给贫苦农民。这应该就是凤山革命运动打的第一仗。农民自卫军首战告捷，不仅沉重打击了土豪恶霸的狂妄自大，更是极大激发了农民自卫军和农民协会的战斗精神。这一仗开启了凤山革命血与火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而这支不一样的队伍所打的最后一仗，是发生在距离第一仗二十三年以后的1949年。

1949年，解放大军已经进入广西。虽然凤山县地处边远山区，也已经听得见解放的炮声越来越近，听得见当年作为红七军战士北上的子弟兵们返回家乡的铿锵脚步声。特别是凤山起义取得胜利解放了县城之后，革命形势发展之快超乎想象。这时，残余的武装逃到乔音乡霞里屯，与那里的罗姓恶霸地主势力会合，企图负隅顽抗，卷土重来。

凤山县霞里屯罗姓恶霸势力，当时名声很大。他们自清朝嘉庆初年开始发迹，逐步成为凤山土司时代土官倚重的四大家之一，其财力权势雄霸一方。该屯寨依山傍水，地势险要，再经过罗姓家族近百年的营建，其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县游击队曾于1948年两次攻打，也均未能攻下。霞里就是作恶多端的“五虎”中的“两虎”罗宝增和罗颂纲的巢穴，现在主持据守的头领人物是年轻一代的罗梦麟、罗梦龙、罗梦熊三兄弟。此次解放在即，再不能让他们成为阻挡胜利的“绊脚石”了。1949年11月底，凤山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黄景墀按照全县迎接解放工作总部署，率军围攻霞里寨。经过数日的斗智斗勇，终于在12月2日攻破霞里屯罗家“土围子”，消灭了罗姓恶霸地主罗梦麟、罗梦龙和一批主要头目，罗家兵丁也全部被歼。此战只有罗梦熊逃脱，但解放不久，也被人民政府抓获并处决。

凤山革命第一仗消灭的是长里区八达乡土豪恶霸韩代卿父子，从此举起了武装反抗旧恶势力的旗帜；而最后一仗，消灭的是霞里屯的大土豪恶霸罗梦麟、罗梦龙和“土围子”里负隅顽抗的武装，迎来了凤山县的全境解放。

五

以漂亮的一仗开头，又以漂亮的一仗收尾，这完全符合进步事业的必然走向。然而，在这两仗之间的二十多年里，凤山这片燃烧的土地上发生的那一件件一桩桩事情，并非都是如此欢欣鼓舞，更多的却是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肝肠寸断的惨烈和悲壮。

以往常常说，我们跟敌人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时我只能理解字面上的表层意思。待到深入了解这些惨烈和悲壮的故事以后，看到了敌人种种令人发指的残暴和不择手段，我才更深刻理解隐藏在这个句子里的全部含义。

1930年底，因红七军主力奉命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导致右江苏区革命力量减弱，桂系第七军副军长廖磊带正规军和地方民团一万多人开始对东兰凤山苏区进行“围剿”，他们以“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扑向各个苏维埃乡、村留守苏区的红军和农民武装以及革命群众。参加“围剿”凤山苏区的敌军还有张发奎第四军的两个团和贵州军阀王海平部的两个团。于是，作为右江根据地中心县之一的凤山苏区也陷入被动局面。震惊国人的凤山“恒里岩血战”就这样发生了。

1931年1月，凤山县县长兼县民团司令罗颂纲纠集民团一千多人和进攻凤山的黔军王海平部两个团一千多人占领县城后，直扑凤山革命根据地中心的恒里乡。留守苏区的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团连长黄德昌、赤卫军连长黄现连带领百余名战士保卫躲进恒岩洞里的一千一百多名群众和苏区各类工作人员。从3月到11月，敌军先后出动数千人，更换数名指挥官和多支部队，轮番围攻，岩洞里的红军、赤卫军和群众与敌军展开了激烈战斗，先后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军民们长期在岩洞见不到阳光，缺油缺盐缺粮缺菜，喝的又是碱性很大的岩洞内钟乳石的滴水，缺医少药，个个脸色苍白，嘴巴溃疡生疮，甚至有的腹胀便秘，牙齿脱落，导致病死饿死甚多，然而死者只能简单埋在洞内，到后来连埋葬都做不到，只能将尸体分层堆放，象征性撒些火灰、谷糠而已，尸体腐烂恶臭难闻，洞内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因生病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而洞外又是敌军的重重围攻。虽然如此，军民依然顽强与敌人战斗，直到最后弹尽粮绝，11月23日恒里岩最终被敌军攻陷。这期间，经过斗智斗勇，有部分人员得以悄悄地安全撤离，而尚在洞内的一百多伤病员和其他军民，则全部被杀害。在十一个月的艰苦鏖战中，牺牲军民达374人。《凤山枫叶红》这本书写道：“整整十一个月，从春天到冬天，没有人投降，没有一个贪生怕死，更没有一个人出卖革命。在跪着生与站着死的抉择中，他们选择了后者。”如今，恒里岩成为凤山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凡是到此参观缅怀先烈的人，听到这些惨烈的故事，无不潸然泪下。

我们在上小学时，都阅读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故事，那是发生在抗日战争的1941年。而这次在凤山采风的日子里，我们听到了比“狼牙山五壮士”早十年的1931年所发生的韦氏送跳崖牺牲的故事，与“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感天动地。所不同的是，韦氏送是一位女战士，她的英勇壮举更是令人摧肝裂胆。

1931年2月初，进攻凤山的黔军王海平部及地方民团六千余人向凤山巴轩苏区进“剿”。驻守巴轩的红军、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坚壁清野，退守卡层山寨。2月12日，由于弹尽粮绝，为保存实力，红军决定撤离部分人员，留少数人继续坚守营寨。中亭乡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韦氏送主动和十多名赤卫队员留守。2月13日晨，敌军倾巢而出，猛攻山寨。战至中午，留守战士一个个牺牲，只剩下韦氏送一人隐藏于石缝中。敌军攻破山寨，搜寻红军。韦氏送突然从石缝中跃出，紧紧抱住一个敌人跳下悬崖，与之同归于尽。韦氏送这悲壮的一跃，耸立起了一座凤山女英烈的巍峨丰碑。

六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写凤山县工委代理书记、凤山县临时人民政府主席韦芳英勇牺牲的故事，却因材料的缺乏而无法动笔。记得我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曾经组织我们学生步行到砦牙坚结坳的革命烈士洞参观缅怀先烈。那时年纪还小，只知道那个烈士洞是因为有五位革命战士被敌人抓获后丢下这个深洞而得名，却不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其实，砦牙坚结坳的这个烈士洞是和韦芳的英勇牺牲联系在一起的。

韦芳，巴马瑶族自治县所略乡人，当时的巴马叫万冈县。韦芳早年就读于万冈县国民中学，后考入广西立田西师范，毕业后曾任所略乡中心学校校长。1945年加入中国。万冈县特支成立时，韦芳任组织委员。1947年，韦芳接受任务到凤山县组织起义。9月起义成功占领县城，并成立凤山县临时人民政府，韦芳任主席。此后，邻近各县前来参加起义的农民武装陆续撤离凤山县城返回原地，武装民团重新占领县城。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起义指挥部只好决定撤离县城。韦芳率五名政工人员到长里街开展政治宣传活动。此时，砦牙籍大土豪、隆梅乡乡长、县民团第二特编队副队长龙永福主动过来见韦芳，欺骗说自己要弃暗投明参加革命，并热情邀请韦芳等人去他家。韦芳一行六人前往砦牙六必屯的龙永福家，刚进门即遭伏击，韦芳冲出屋跑向河边，被埋伏在河边的民团开枪击伤而被捕。韦芳的牺牲非常惨烈，他被龙永福抓获后，敌人用一块巨石把他压在河滩上，活活折磨了两天两夜才牺牲。而跟随他的五名政工战士被龙永福民团抓获后，随即拉到砦牙坚结坳洞，给每人绑上一块巨石，丢下这个深不见底的深洞而牺牲。我那次来到这个名为“砦牙公社坚结坳革命烈士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观缅怀革命纪念地，至今仍然记得，隐藏在灌木丛林中的那个朝天张开的洞口，十分恐怖。2023年5月9日，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又一次来到砦牙坚结坳。现在的坳口已经开通了一条宽阔的柏油公路，路边还建起了一座垃圾处理场，地形地貌也已经有所改变，但站在公路边远远望去，还是看见，那个洞口阴森森地冒出缕缕的白雾，仿佛烈士们久久不散的冤魂，在不断诉说当年社会的黑暗和邪恶。

当然，善恶到头终有报，时间不过两年，解放大军和游击大队解放砦牙时，龙永福即被击毙，他的民团武装也被彻底消灭。传说他本人被抓获后，也被愤怒的群众拉到韦芳牺牲的河滩，同样用一块巨石把他压死。这个传说不知真假，从很小时候起，我就经常听到老人们这么说，也无法得到证实，但有一点是真实的，作恶多端者最终都逃脱不了正义的严惩。

七

1949年12月2日，消灭了霞里屯罗姓恶霸地主势力后，宣告凤山全境解放。紧接着，凤山县工委举行凤山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任命县政府领导人员，并将临时人民政府机关迁入县城正式办公。二十七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终于迎来新的时代，凤山百姓从此走进崭新的生活。

我生虽晚，却很幸运。多年前，我有幸两次拜见从这支队伍走来、转战南北并三过草地、解放后担任广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原属凤山籍的红七军老战士黄荣。黄老当时已近百岁高龄，但对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涯仍然记忆深刻。他深情地回忆道，1930年10月，我们凤山籍红军五百多人参加红七军北上，转战千里，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就是凤山籍的黄冕昌，经过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大多数都壮烈牺牲了，只有我们几十个人看见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黄老在一本书中写道：“凤山与东兰一样，是右江革命根据地腹地，是右江乃至全国革命斗争最惨烈、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一代一代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战火不熄，红旗不倒。”从最早创建凤山农民自卫军到凤山革命最终取得胜利，这支队伍一路铿锵走来的每一个坚定步伐，都生动诠释了黄老这些话的深刻含义。

我经常在想，我们凤山，最出名的标志是什么？是世界地质公园吗？是那个不是海的“三门海”吗？是那副人人争相传说的绝联“凤山山出凤，凤非凡鸟”吗？是，也不全是。4月23日，我再次来到雷峰山凤山县革命烈士纪念园和中亭红军村，默默仰望纪念塔上那一个个烈士的英名，仿佛他们依然以宁死不屈、赴汤蹈火的昂然英姿坚定地走向更远的未来。现在，我可以说，凤山最出名的标志，就是这支队伍和紧跟着队伍的无数人，以及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悲壮、惨烈和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是流淌着血与火的红色故事。

（作者简介：牙韩彰，壮族，编审，广西凤山县人，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等。出版散文集《屈指家山》、长篇小说《夕照苍茫》（合著）、新闻作品集《纪实与思考》。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民族文学》《散文选刊》《诗刊》《星星》《诗歌月刊》《北方文学》《广西文学》等。有作品入选《少数民族诗人诗选2020—2021》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