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承先(鲍承先传)

袁崇焕是怎么死在崇祯手里的？

天启帝于当年八月二十二病死, 皇位由其弟朱由检继承, 翌年改年号为崇祯。

崇祯帝于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 便置魏忠贤于凤阳, 寻赐魏忠贤死, 并惩治阉党, 起用东林党。十一月十九, 起用袁崇焕为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添注兵部右侍郎事。

崇祯元年 (1628) 四月初三, 复命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七月, 袁崇焕到京。崇祯帝在平台召见, 先示慰劳, 并咨询辽东方略。袁崇焕答曰:“方略已具疏中, 臣受陛下特眷, 愿假以便宜, 计五年, 全辽可复。”并指出辽东之事不易, 实现五年复辽目标, 需要各部给与配合:“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 须中外事事相应, 方克有济。”崇祯帝当即指示户、工、吏、兵四部全力支持。袁崇焕还以前车之鉴, 列举熊廷弼、孙承宗都因朝中阉党奸小陷害被杀误事, 提出“任人专一, 信而勿疑”。崇祯帝优诏慰答, 并赐袁崇焕蟒玉、银币、尚方宝剑, 许他便宜从事。袁崇焕疏辞蟒玉, 谦不接受。当天, 崇祯帝赐袁崇焕酒馔、银币。命袁崇焕立即出京, 奔赴山海关。

面对铁帅袁崇焕和坚城宁远, 皇太极屡战不利, 关宁锦防线难破, 袁崇焕成为他进占北京、入主中原的最大军事障碍。为实现其军事政治目的, 皇太极在范文程的密谋下, 决定于崇祯二年 (1629) 十月初二, 绕道蒙古, 破墙入塞, 进攻北京, 并施反间计, 陷害袁崇焕。袁崇焕闻报, 急率士马星夜驰千余里援救京师。十月十七日, 袁崇焕怕后金兵逼近京城, 仅率精骑9000, 两昼夜由间道急驰京城, 拼死激战10小时, 在与八旗兵肉搏中, 袁崇焕横刀跃马, 身先士卒, 左右驰突, 奋不顾身。后金骑兵挥刀猛砍, 刀及其身, 材官袁升高用刀挡开, 袁崇焕才免于死伤。经过辽军将士浴血奋战和京师军民的大力支持, 终于取得广渠门和左安门之战的胜利。皇太极对广渠门之败概叹道:“十五年来, 未尝有此劲敌也!”

然而, 阉党余孽布设的陷阱与后金的反间计正在表里为奸, 步步逼近。皇太极终于借明朝崇祯帝与宦官之手将袁崇焕置于死地。

先是, 后金军在广渠门被袁崇焕战败屯驻南海子时, 俘虏了明朝提督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皇太极命将二人带到德胜门外, 特意指派副将高鸿中、鲍承先夜里回营, 坐在两太监卧房隔壁作耳语状, 故意流露说:袁崇焕已与皇太极密约取京, 计日程功。两太监假装卧睡, 细耳窃听。十一月二十九日, 高、鲍二人又受命故意放走两太监。杨春回到紫禁城, 立即将窃听到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报告了崇祯皇帝。对此《清史稿·鲍承先传》记道:“翌日, 上戒诸军勿进攻, 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 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 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 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 有二人自敌中来, 见上, 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 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 纵之归, 以告明帝, 遂杀崇焕。”

此事,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也有记载。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流言蜚语, 又误中后金反间奸计。据《崇祯长编》载:十二月初一, 帝以“议饷”为名, 召督师袁崇焕, 总兵满桂、黑云龙、祖大寿入见。因城门不开, 明蓟辽督师袁崇焕被用筐装载, 以绳系吊到城上, 至宫城平台觐见崇祯帝。“上问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 崇焕不能对。上命桂解衣验示, 著锦衣卫拿掷殿下。校尉十人, 褫其朝服, 丑木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 发南镇抚司监候。”

袁崇焕下狱, 是阉党进行反功倒算, 排挤东林党, 首先打开的一个缺口。在阉党与东林党的再次对垒中, “日与善类为仇”的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御史高捷联合宦官欲借崇焕狱, 株连天下清流。温体仁权欲薰心, 亟谋入相, 所忌惟大学士韩火广与钱龙锡二人。为此, 温体仁“先后五次上疏, 请崇祯帝杀督师袁崇焕”。尔后, 温体仁便藉袁崇焕事挤去韩火广和钱龙锡而居其位。但是, 阉党余孽如果没有崇祯帝的撑腰支持, 他们是成不了气候的。

崇祯帝的昏暴铸成了袁崇焕的冤案。在平台下令逮捕袁崇焕时, 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基命“独叩头, 请慎重者再”。袁崇焕下狱后, 将士一片惊慌, 彻夜号啼。原大学士孙承宗、大学士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总兵祖大寿、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布衣程本直等通过不同形式为其鸣冤, 劝谏崇祯帝别在兵临城下时自毁长城。70岁的老臣成基命跪在会极门外, 自辰至酉12小时向崇祯皇帝谏言不纳。崇祯三年 (1630) 八月初五, 明廷以所谓“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失误封疆”之罪, 将袁崇焕处以极刑。临刑前, 袁作《绝命诗》一首:“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崇焕无罪, 天下冤之。自此, 小人进而君子退, 中官用事, 党争更烈, 朝政日非, 边政日坏。崇祯帝不信士流忠言, 而信内臣阉党, 遂成自毁长城之千古冤案。《明史》评论道:“自崇焕死, 边事益无人, 明亡征决矣!”

朝鲜人局外旁观看得更清:“其失在于不知人, 而非士流之罪也。”据有人统计：崇祯帝在位17年换了50位大学士, 14任兵部尚书。除袁崇焕外, 熊廷弼被传首九边, 其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还有10人, 杀死巡抚11人、逼死1人。14个兵部尚书中, 王洽下狱死, 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 杨嗣昌自缢死, 陈新甲被斩首, 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 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总理蓟、辽、保定军务刘策、总兵张士显并弃市。

崇祯皇帝自认为“朕非亡国之君, 然皆诸臣误朕”。其实, 是君疑臣, 而不是臣误君, 崇祯帝犯了“病急乱投医, 用人多猜疑”的大忌。袁崇焕在军事上胜过皇太极, 而皇太极在政治手段上远高出崇祯帝。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得人则兴, 失人则亡;主昏则臣奸, 君明则臣直, 古今中外, 概莫能外。然道理虽明, 难在掌握尺度。关键是当权决策者需明察, 综合素质要高, 并能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很好地把握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