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点蜡烛(梦见点蜡烛拜神是什么意思)

我在现场·我们都是追梦人｜十年“圆梦”

我在现场·我们都是追梦人丨十年“圆梦”

【编者按】

我们都是追梦人。

新闻记者的梦想，是用自己的笔和镜头记录这个伟大时代前进的步伐，记录普通人的追梦故事，从深山“空巢村”的复苏到山水林田的生态变迁，从罕见病少年的大学梦圆到神舟航天员的星辰大海......

“我在现场”栏目以“我们都是追梦人”为题，将新华社记者记录的追逐梦想的故事汇聚于此。这些故事讲述的是追梦人不停的脚步，是“中国梦”照进现实的新时代。

2010年9月的一个早晨，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上堡村村民吴年有的妻子邓丁蓝在县医院产下了同卵四胞胎女儿，从此这个山村家庭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四胞胎的消息吸引了我。要知道自然受孕的同卵多胞胎概率约1500万分之一，同性别的概率更低——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新闻。然而，当我在12年间，6次赴赣南山区采访这个特别的家庭，我发现我记录的不仅仅是一对农村夫妻抚养四个孩子的影像故事。这个故事折射出中国贫困人口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升腾、不断向前的巨变。

拼版照片，吴年有夫妻和四胞胎女儿的合影：上左图为2011年9月14日摄于家中土坯房前；上右图为2016年5月25日摄于家中土坯房前；下左图为2017年9月7日摄于家中在建的三层小楼前；下右图为2020年9月10日摄于新房客厅内。

这是2022年6月19日拍摄的上堡梯田。

上堡村是赣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中国三大梯田”之一的上堡梯田是这里的名片，也是客家人长期在自然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见证。虽说名气在外，但因为交通不便，接待能力有限，这里的旅游产业并不发达。人们以梯田耕种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吴年有一家就是这里典型的农民家庭。

吴年有在照顾出生仅一个多月的四胞胎（2010年10月29日摄）。

对当时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300元的这一家子来说，四胞胎的出生有惊喜，更有相伴而生的沉重负担。

“她们的到来，就跟做梦似的。”吴年有给孩子们取名：吴梦婷、吴梦玲、吴梦云、吴梦琴。可当“四梦”真正来到家中，他却犯了愁。“我和我老婆以前都在广东打工，有了孩子，就去不了，家里只有3亩田，也没其他收入，孩子的奶粉钱都是东拼西凑的。”

邓丁蓝（下）背着孩子在家门口晒谷子（2011年9月14日摄）。

吴年有为四胞胎冲泡牛奶（2011年9月14日摄）。

四个孩子睡午觉时，吴年有抽空到田里收稻谷（2011年9月14日摄）。

四个孩子都是早产儿。四胞胎中的老三出生的时候只有二斤，老大被怀疑患有先天性脊柱裂，手术费就要10多万。而且，只要有一个孩子生了病，其他三个都会生病。

尽管和家人商量过抱走两个给别人寄养，但看着孩子们在澡盆里洗澡时高兴的样子，吴年有最终还是没舍得。

家里只有一个澡盆，小家伙们得轮着洗。一进澡盆她们就拍手嬉笑，这也是吴年有最开心的时候（2011年9月14日摄）。

说到眼下生活的艰辛，四胞胎的奶奶邓光龙禁不住掉下了眼泪（2011年9月14日摄）。

一大家子的艰难的生活处境，也冲淡了我第一眼看到四个小家伙时的惊喜。作为记者的我，能给予他们最好的帮助，或许就是原原本本地记录下他们的生活。

作为图片故事中重要的一个全家福画面，让四个不到周岁的宝宝不哭不闹同时出现在镜头中并非易事。老大笑了，老二闹，老三开心，老四睡觉，想拍到好的合影，只能边哄边等。最后，我让夫妻俩抱起孩子们，坐在自家的土坯房前完成了拍摄。

拍完这张合影，我与吴年有一家告别，踏上归途。路上，心里充满了彷徨：四胞胎的到来，让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家庭又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未来，四胞胎的命运将会如何？吴年有和邓丁蓝的生活又将有怎样的变化？

吴年有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女儿（2011年9月14日摄）。

2016年的儿童节前夕，时隔5年，牵挂把我带回到这个深山里的家庭。

穿过小石桥，经过几亩稻田，沿着碎石土路一路上行，就看到了吴年有家的小院。看到屋前晾晒着的同款衣物，就知道四个孩子都长大了，走进屋里，惊喜扑面而来：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奖状。

四胞胎姐妹在家里展示她们获得的奖状（2016年5月25日摄）。

坐下来慢慢聊，我了解到，在脱贫攻坚中，吴年有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地政府为夫妻俩提供了公益性岗位，为四胞胎姐妹申请了低保。夫妻俩起早贪黑，干农活，一有空还到附近工地打零工，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我注意到，吴年有家的院子边建了鱼塘和鸡舍，鱼塘边还种了几株刺葡萄。养鱼、养鸡、种刺葡萄，这些都是当地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广产业。

最让夫妻俩高兴的是，4个孩子都健康成长。当初最担心的老大吴梦婷通过进一步检查，确认先天性脊柱裂并不严重，身体不受影响。得益于健康扶贫政策，四胞胎的就医支出报销比例达90%以上。

四姐妹都进了乡里的幼儿园，园长也只收了两人的学费。“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幼儿园正组织孩子们彩排节目，园长还特意为四姐妹编排了一个时装秀的节目。身穿裙子的四姐妹，就像阳光下盛开的四朵小黄花，格外耀眼。

四胞胎姐妹在幼儿园里表演节目（2016年5月25日摄）。

四胞胎姐妹在幼儿园里玩耍（2016年5月25日摄）。

四胞胎姐妹坐在家中土坯房门口画画（2016年5月25日摄）。

放学后，孩子们拿着我带来的画笔，在土坯房门口画起画来。

四胞胎家里原来住的土坯房年久失修，墙体多处裂缝，一到刮风下雨天，一家人都担惊受怕。吴年有告诉我，当地政府推行农村危房改造政策，他会做些泥水工，自己也准备在宅基地上建新房。而对邓丁蓝而言，她更在意的是女儿的教育。在她看来，要走出眼前这片大山，读书是最好的渠道。

在邓丁蓝小时候，因为家贫，只供得起弟弟一个人读书，邓丁蓝和妹妹刚读完小学就不得不辍学，在田间耕作到可以外出打工的年纪后，到邻省广东打工；到了结婚年纪，再回到山里相亲、出嫁。

时代的脚步不断向前，邓丁蓝的人生境遇不会在她的四个女儿身上重现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小学学龄女童净入学率自2015年开始连续6年保持在99.9%以上。

在脱贫攻坚中，政府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2017年，四胞胎姐妹上了小学一年级。“她们这一辈子肯定和我自己不一样了。” 邓丁蓝对我说，她确信，女儿们一定会继续读书，将来还要上大学。

四胞胎姐妹出发去学校，身后是家中在建的三层小楼（2017年9月7日摄）。

2020年9月，穿过小石桥，经过几亩稻田，碎石土路已变成水泥路，我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小院，原来的土坯房边建起了一栋三层小楼。

吴年有把我迎进门，热情地向我介绍家中的布置，四胞胎姐妹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和书桌，再也不用趴在床上写作业了。我注意到，新房客厅墙上贴着一张“脱贫光荣证书”：2019年1月1日，四胞胎一家退出贫困户行列。

十岁的四胞胎姐妹已经不再那么瘦弱，她们都在乡里的中心小学上学。像其他孩子一样，她们爱吃零食，爱打闹，爱抱怨功课多。姐妹们分在两个班，虽然有时也会选择不一样的衣服去学校，但老师还是经常叫错她们的名字。

四胞胎姐妹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远处是家里的土坯房祖屋和新建的三层小楼（2020年9月10日摄）。

四胞胎姐妹在学校教室里看书（2020年9月10日摄）。

吴年有学会了开挖掘机，在种田搞养殖的同时，也会去建筑工地接活干，乡里还让他和妻子做起了村里的护林员和保洁员。

这几年，县里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通往山外的路也拓宽了，来上堡梯田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吴年有打算把房子的3楼改建成民宿接待游客。

吴年有在家门前检修挖掘机（2020年9月10日摄）。

四胞胎姐妹在家里的小院旁给饲养的鸡和鸭喂食（2020年9月10日摄）。

生日蛋糕的蜡烛点亮，烛光映照在4个公主造型的小女孩身上。蛋糕前，4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十岁了”。这一刻，多年以来一直缠绕着我的担忧，瞬间消解了。

“努力干活，改善生活，把小孩教育好，她们长大成才，就是我最大的梦想。”有些“发福”的吴年有眼里闪着光。

四胞胎姐妹在新家里吹蜡烛过生日（2020年9月10日摄）。

2022年，江西省崇义上堡梯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在这个被稻田包围的农家小院中，吴年有夫妻俩和孩子们又一次走进了我的取景框，我再次为这一家人拍下了全家福。

照片中，所有的人都笑得那么灿烂，此刻的瞬间仿佛穿越了时空。12年前，四个小小的梦想播种在这片大山中，生根，发芽，努力生长，逐渐绽放……

吴年有夫妻和四胞胎女儿在新房前的合影（2022年6月15日摄）。

策划：郑卫、费茂华

统筹：周大庆、刘金海

记者：万象

编辑：黄晓勇、卢烨、蔡湘鑫、程婷婷

命运的转折——写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70年之际

新华社成都10月17日电 题：命运的转折——写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70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惠小勇、周相吉、康锦谦、卢宥伊

1950年11月24日，在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征途中，新中国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建州后，被称为“娃子”的农奴们通过改革获得自由新生。

七十年风雨征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转折。这一转折，蕴含着历史必然。

“娃子”翻身

向秋卓玛身上有两处病根，犹如历史的烙印。

第一是眼疾。在她儿时，阳光和雪山总是那么刺眼，晃得眼睛生疼。她日复一日在地里劳作，可肚子从来没饱过。

第二是腿疾。瘦弱的向秋卓玛和其他农奴的孩子一样，在领主的土地上无休止地劳作，导致双腿一直隐隐作痛。

夏秋之交，向秋卓玛坐在自家经营的小旅馆里，腿上盖着厚厚的毡子，孙子和重孙在一旁嬉戏。谁能想到，一个曾在命运的樊笼中苦苦挣扎的农奴，如今能享儿孙绕膝的幸福天伦？

1935年，青稞抽穗时节，向秋卓玛出生在道孚县一个贫苦家庭，阿爸阿妈是终日不敢抬头的农奴。为讨口饭吃，她自儿时便辛辛苦苦地犁地、放牛放羊、洗碗扫地，换取每天的口粮……

向秋卓玛记得，那时天一亮就得干活，到太阳落山，她才能分到一点青稞果腹。饿得没力气，就悄悄把别人喝剩的茶叶渣放嘴里嚼。她见到过别的农奴被吊打三天，鲜血淋漓。向秋卓玛记忆中的童年，是黑暗的。“以为这就是命，我们这些‘娃子’就该无休止地劳作，煎熬直至死亡。”

1956年，向秋卓玛和无数农奴一起，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通过改革，向秋卓玛分得了土地、获得了自由。在解放军和工作组的动员下，她还加入了民兵。

这一年，炉霍县泥巴乡四季村的所波只有14岁。他报大了两岁年龄，加入民兵端起了枪。

村口有条泥巴河，河边的土碉堡就是岗亭。所波加入民兵后，也去岗亭执勤、放哨。所波回忆，当年解放军打跑了土匪，把土地和粮食分给了“娃子”。

向秋卓玛、所波以及成千上万的农奴，摆脱了压迫，获得新生。他们跟学明白了一个道理：农奴命如草芥，并非上天安排；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1962年，所波成为四季村的村支书。他带领村子向前走，见证了村里从蜡烛到电灯、从泥路到硬化路、从破旧土房到藏式新居的巨变。

而85岁的向秋卓玛每天还会早起蒸馍馍、煮酥油茶。她说，这是为了告诉孩子们，新的时代，勤劳的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

生活跃升

甘孜州封建农奴社会被推翻后，数以万计的被压迫群众获得新生。但此后岁月里，高山峡谷、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严重制约了他们的生产生活。

党的以来，随着精准扶贫启动，农牧民的生活质量再次跃升。

在德格县龚垭乡雨托村，76岁的脱贫户泽仁拉呷有了一个新爱好——吃火锅。

“吃火锅的时候很热闹，浑身暖乎乎的。”泽仁拉呷说。

雨托村，藏语意为绿松石上的村落。千百年来，这个小藏寨镶嵌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险壑中。村民从山下进村，骑马要一天时间。

泽仁拉呷回忆，山上的日子漫长而凄苦，一家四口竭尽全力劳动，地里也只能长点青稞。冬天更难熬，村里没电也没路，寒风直往老房子里灌，雨天要用盆子接漏雨。吃水也揪心，大家在结冰的山沟里一点点凿取。

2017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村里所有人都下了山。如今的雨托新村，一排排藏式新房错落有致，一盏盏路灯别致明亮，一条条村道宽敞整洁。

搬到山下，交通方便了，泽仁拉呷的儿子去县城打工，带回许多新鲜玩意，其中就包括两口铜火锅和一个电饭煲。

火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泽仁拉呷夹了一个虾饺。她说，把雨托村的“绿松石”打磨出来了，这石头能保佑平安，带来幸福。

精准扶贫以来，甘孜州有5万多贫困人口跟泽仁拉呷一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贫瘠之地。

变化，不仅仅在搬迁的农牧民身上。

一场雨后，天空放晴，雪山环绕中的理塘县禾尼乡克日泽洼村有了几分暖意。这个村以前交通、电力、饮水等基础设施落后，牧民与现代生活几乎隔绝。

2019年11月24日，对于昂旺洛绒来说是永生难忘的一天。这天，克日泽洼村终于正式通电。昂旺洛绒3个上学的孩子，不用点蜡烛看书了。

村口，新建的“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站”刷上了漆。村里有了新的路灯，超市准备了收银机，宽带也接好了……

康巴高原上，农牧民生活已实现水桶变水管、油灯变电灯、土路变油路、喊话变电话、帐篷变楼房的历史性跨越。

2018年底，雅康高速公路全线建成，结束了甘孜州州府康定市不通高速的历史。沿途群众欢呼雀跃。2019年，甘孜州公路通车里程达34310公里，是1952年的48.7倍。

今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雪域高原。甘孜州所有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20多万农牧民告别贫困，迈向小康生活。

时代回音

道孚县西北角，烈士陵园。

一个周末，张浩又来看望舅公。舅公的墓碑上写着：格桑曲珠烈士，1961年8月3日牺牲……

张浩说，舅公是在剿匪中牺牲的。张浩的阿婆向秋卓玛口中的一些英雄，也静静地长眠在陵园里。

“一些战士被马驮下山，血滴了一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向秋卓玛说。

“阿婆原来是‘娃子’，在保卫改革成果过程中入了党，也投入到战斗中。”张浩说，阿婆常教育他，现在的美好生活与是完全分不开的。

解放农奴、废除劳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七十年间，伟大的转折，蕴含着历史的必然。

2013年，时任甘孜州委常委、宣传部长毕世祥在深入基层时遭遇车祸，不幸殉职，终年53岁。殉职时他衣兜里还装着为孤儿买新衣的记事便条。

1997年，毕世祥被任命为甘孜州旅游局局长时，藏地风景绝美却少有人知。为了到高山深谷实地调研，他常骑马前行，没路时，就拽着马尾跋山涉水。他用脚步丈量出几十个旅游发展规划方案、数十万字的论文。如今，海螺沟、稻城亚丁等一批景点被打造成国际知名景区，旅游业成为甘孜州支柱产业之一。

石渠县，海拔超过4000米，高寒缺氧，条件恶劣。毕世祥在那里了解到，稍微大一点的孩子都去放牛、挖虫草。他比孩子父母都急，用纯熟的当地“牛场话”教育孩子们：最好的“虫草”不在山上，而是在课堂上、书本里。

康巴高原上，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和毕世祥一样，成为当地群众命运突围的脊梁。

雨托村第一书记白马仁真永远忘不了2015年上山时的情景，他骑着摩托走了一段山路。“感觉像在开飞机，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

“我做梦都被吓醒，那条路太吓人。”他说，路再难，也要带领村民脱贫。他访遍了每户村民，办好了村民的医保、低保证明，组织了农民夜校。村民们委托他办理大事小事，白马仁真无任何怨言。

近几年，白马仁真带领村民实现了易地搬迁。下山后村里搞起旅游和特色餐饮业，还建了村史馆。“这是18军住过的村，是红色新村，我们应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白马仁真说。

一代又一代人，在雪域高原上坚守着初心使命。新的时代，成千上万的农牧民，在领导下，又汇聚成追求美好生活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