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塔(梦见塔倒塌有什么预兆)

陈岭：中国诗书画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书画展销中心主任） 、全国促进传统文化发展工程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京汇聚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普兰朵文化有限公司总监、《国家艺术》杂志特约撰稿人。

疏影竹帘瘦，半壁光亮灿。

墨梅细径成梦灘，孤山吹风寒。

客堂染香飞夜外，熏染扣金殿。

佛灯贡花飘云烟，恰似天庭梦游幻。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依史料记载，一般认为是东汉时的汉明帝时期，“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自三国以来即被广泛流传。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在一个春天的夜里，梦见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汉明帝将此梦告诉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叫佛陀，形象与陛下梦中所见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汉明帝听罢大喜， 遂派使臣蔡愔、秦景等十余人，出使天竺拜求佛法。永平十年（公元67），蔡愔等人不仅带回佛经和佛像，还请回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位高僧抵达京城讲经说法，并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其实，据学者们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公元67年，至少在公元65年，汉代的楚王刘英，在今天的中国徐州，已经有了信仰佛教的行为，而在更早的公元前119年，印度的佛教便沿着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进入了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据史料记载，公元前二年，汉哀帝元寿元年，有位大月氏的使臣名叫伊存，作为使者来到长安，给中国的学者口授佛经，这是当前学术界经常说起的：“伊存授经说”。对于这种外来的宗教信仰，起初人们并不了解佛陀的形象，没有人知道这种外来的佛像是何模样。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艺术特点及其演变。

佛像初到中土，人们很少理解它，因而把它视为神仙。现存最早的一些东汉时期石刻和陶塑佛像，或混杂于道教的画像之中，或塑刻在原来神仙的位置上。如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的汉末佛教摩崖造像，佛的基本形象与东汉画像石上的人物相似，而且杂置于道教造像之中。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陶“摇钱树”座上塑造的佛像，则完全取代了传统神仙的位置。其姿态、衣纹的处理也与西王母像类同，佛像取代神像，说明这时的佛陀形象仅仅是作为一种神仙被人崇拜和供奉。实物资料表明，中国式的佛像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初见端倪。从目前所见的这一时期佛教造像来看，已不再是依附于其他物体上的浮雕或浅刻形象，而是人体结构完整、圆雕式的佛像。中国的佛像艺术也由此步入初创期。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释迦牟尼佛鎏金铜像是早期佛像的典型代表。其头作高肉髻，眉间有白毫像，脸庞稍长，脸颊丰腴，大耳小嘴，有八字胡，整个形貌宛若中亚人。结跏趺坐于双狮高座上，手结禅定印，代表了当时佛坐像的规范化形式。其背出肩有火焰纹，这种形式在我国尚属罕见，应当出自《佛本行经》释迦牟尼佛降伏外道时“身上出火身下出水”之神变传说，也成为后来佛像火焰纹背光的先兆。同类作品尚存几例，他们基本依西来的创作模式，形象规范，变化不大，表明此时的佛教造像还处于模拟阶段。目前所知，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的十六国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88年）造佛鎏金铜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纪年立体雕塑作品。佛作高髻，发纹刻划精细，额际宽平，下颚部渐收，仍保持了犍陀罗造像风格特征。柳眉杏眼，鼻梁平挺，嘴角微微上翘，含有一丝笑意，面貌端庄，如汉人形象。整个造型虽具西来的规范风格，却也显出一定的演进和汉化的征兆。出现在中土最早的菩萨造像，是依据在家贵人形象塑造而成的。现藏日本藤井有邻馆的铜鎏金菩萨像即为一例，此像原出陕西境内，作于十六国早期，头作高髻，若展开状，长发披肩，有白毫像，杏仁眼，留八字胡，裸上身，配颈饰，挂璎珞，带臂钏，下着长裙，脚穿凉鞋。从整体上看，印度犍陀罗风格甚浓，但其比例不太合理，应是中国菩萨造像的草创之作。北魏佛事大兴，传播甚广，深入人心，故在民间形成以铸造小型佛像祈求福享之风气。创作热情的高涨，虽然带来了佛像艺术的繁荣，却也不免有随意制作者，因此，看待这一时期的佛像，不能以同一种艺术法则或鉴定标准去衡量它。既有制作工艺的进步与落后，又有精丽与拙朴的审美差距。特别是一些高不过10厘米的小型佛像，具有民间作坊式的铸造特色，形象比例不合情理，纹饰也不够精美，其实，这是一种讲究实用，携带便利的小作品。它们的创作特点是：形象拙朴，刀法硬朗，衣褶贴身，线条凸起，极富立体感，显然是受西来的秣菟罗艺术影响。秣菟罗艺术是一种具有印度本土传统美的佛教艺术。它对于中国佛像艺术的影响，并不亚于犍陀罗艺术。它以形态端庄、表现手法细腻为特色，这同中国传统的写实手法有共通之处。因此，它容易被中国佛像艺术所吸收。北魏早期的佛像题材，丰富多变，最具特色的是一种二佛并坐形式。完整的称法是：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因为这是根据《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所述，多宝让座，请释迦牟尼佛入塔同坐，宣说经义而来，故也是多宝佛的主要形体刻划，所以也可简称为“多宝像”。这种形式的多宝像有相当延续性，至北魏中晚期仍时有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结果表明，河北地区是现存北朝佛像经典作品的诞生地。它不仅是佛教兴盛的中心，而且云集了来自各地的能工巧匠，这为中国佛像艺术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期的河北派佛像风格是多元的，它既有汲取外来风格的一面，又受到来自云冈早期风格的影响，同时亦融合了传统的画像石艺术特色。云冈石窟的开凿，使中国佛教造像进入新的繁荣期。传世和出土的这时期单体佛像，有纪年者多为太和年间作品。通常，我们把这类作品概称为“太和式”佛像。由此，我们发现佛像亦分官造和民制。云冈昙曜五窟就是皇家洞窟，佛是帝王的化身，端庄威严，是具有精神性的作品。小型的单体佛像受其影响，制作的优劣、纹饰的简繁、刀法的精拙，都可以推测作品的施愿者身份。日本著名收藏家新田先生藏有一尊太和元年（公元477年）释迦牟尼佛鎏金铜像，制作精美，实属罕见。从制作风格上讲，它深受云冈早期风格的影响：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有丈夫相，且身躯壮硕，神态端庄，尤其是服饰的处理，更与云冈大佛相一致。我们把这种佛像称为皇家经典之作。而太和式的民间小像作品，则以制作菩萨像为主。其基本形式是：菩萨头戴高冠、发纹刻划细腻、面相丰腴、五官表达简括，身躯及四肢圆鼓而较为程式化。从总体上看，太和式菩萨像形式规范，工艺相对稳定，创意之作不多。太和式佛像的中晚期作品风格，明显趋于本土化和世俗化。而这种风格形成的源头，就是麦积山石窟艺术。在麦积山石窟中的佛教造像，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那现实生活中的僧人、贵妇、乃至山村少女孩童，都被改装成洞窟的主人。中国佛像的艺术发展到北魏晚期，以龙门风格为主导，出现了形象上的“秀骨清像”和服饰上的“褒衣博带”，以及创作手法上的精细入微，一丝不苟，趋于写实。而这种令人兴奋的艺术风貌到了孝明帝正光时期已十分成熟，我们把这时期出现的佛教造像，总称为“正光式”佛像。

日益成熟的中国佛造像，不仅避免了创作风格上的片面性，而且逐渐进入一个均衡圆融的境界。这均衡圆融，就是平衡对称和圆满融通。当它们由北魏向东魏过渡时，这一艺术特征就显得更加明确。诸如释迦如来、弥勒多宝，它既不是现实中的士大夫形象，也不是端严肃穆的天国主宰，整个形貌体态的刻划可以说是多种对立元素的大融合：面相既庄严又亲切、形态既神性又人性。虽然以人的形象造佛，却泯除了年龄、性别的拘泥，这种理性与感性、视觉与理念、人间性与超现实的融合，表明中国佛像艺术新观念、新境界的形成。如果说每进入一个新时期，就会产生一种新风尚的话，那么首先得到表现的恐怕就是石刻的佛造像。河北曲阳修德寺旧址曾出土一批北朝至隋唐的白石佛像，其中有纪年的东魏佛像达四十余尊之多，我们发现这些作品上承北魏，下启北齐，别具特色：宽额丰颐，肩圆而不削，身材略见低矮，衣着刻划简略自然，具轻柔之美。又如在山西境内，不断出土一些形体硕大的东魏时期石雕佛像，风格趋于规范化：面相方硕、宽额、细眉杏眼、大耳厚唇、身躯壮实魁梧，这种风格的佛像已与北魏“秀骨清像”差距甚大，代表了东魏佛像的新形象。西魏时期的佛像，是在沿袭北魏晚期“秀骨清像”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既保持了原有的身材清俊，衣着飘逸，又融合更为生活化的艺术情趣。人物表情丰富，风度潇洒，这在麦积山石窟塑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传世的一些单体佛像，虽然没有像麦积山塑像表现得如此强烈，但依然显露出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西魏大统六年（公元540年）释迦牟尼佛造像石碑，上端中央作拱形佛龛，释迦牟尼佛端坐正中，旁有二弟子和胁侍菩萨，座下有双狮和力士形象。这些人物形态各异、身材修美、表情生动。那微启的眼神、含笑的嘴唇，充满着对人间的爱。

北齐的佛像雕刻以内容丰富、人物众多、表现手法富于变化而著称。特别是一些佛像及其眷属的组合，犹如一幅佛国景象的繁丽图画。1965年安徽亳州咸平寺旧址出土的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上官僧度等造佛像石碑即为典型例子。碑之正中结跏趺坐主尊，面相方硕、体态健壮、表情端严，侧面有声闻、菩萨和天王形象，上端两侧各雕四大弟子，作两两对语状；拱形佛龛上部是维摩诘与文殊菩萨言辩对答图，中有众生旁听，场面生动，人物表情各异；碑之下端有双狮和二力士形象，夸张与写实相结合左右对称，颇具装饰效果。同类的佛像石碑，北齐一朝颇多，而且不乏精品。北齐的佛造像在形式上还有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注重大背光的装饰之美。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尊典型的北齐大像，硕大的背光高达144厘米。其中的宝珠状头光，饰以三层纹样，内层莲花纹，中刻数重同心圆圈，外层是写实的荷莲图案。背光内层为三重弧线，中层作荷莲图，外层作熊熊燃烧的火焰纹。整个作品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背光的繁丽豪华！但这绝非喧宾夺主，恰恰是“喧宾托主”。制作者刻意表现异常热烈的背光图案，正是对佛主庄严静谧的烘托。然而，在现存的北齐优秀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岁月的风沙消蚀的残缺不全，其中的人为因素是主要的。历史上的“三武一周”灭佛运动，使佛像艺术蒙受莫大的灾难；近代盗毁佛像，也使之损失无数。尽管这些残缺不全的躯体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人们没有摒弃它，相反更加珍视它。因为它的残体部分依然很美，美得让人爱不释手！北齐流行的大型碑刻佛像形式，到了北周时期更为兴盛，不仅形制更大，而且雕凿工艺更加精到，如著名的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陈海龙等造释迦牟尼佛像石碑，是存世不多的庙堂巨制。因为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大的灭佛运动，大型的碑刻佛像几无完整者，庙堂被毁，庙堂的主人岂能幸存。然此大型的佛碑得以留世，实乃大幸也！此碑中心上下三重佛龛，内置佛或弥勒菩萨，均有弟子、胁侍者相配，两旁各有十二龛小佛。整个布局对称，设计精巧，人物形象端庄规范，刀法细腻精炼并兼及高浮雕和线刻艺术，具有传统特色。佛经上说，过去的庄严劫、现在的贤劫、未来的星宿劫，都有千佛教化世间。当你走进石窟寺内，其四壁就雕刻有无数整齐划一的小佛龛，这就是所谓的“千佛”。北周的金铜佛像相比前朝，发展势头已趋减弱，但也不乏精美之作。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艺术资料馆就藏有一尊铜鎏金菩萨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头戴高冠，顶嵌宝珠，冠旁缯带垂肩，面相丰腴，嘴角略上翘，含有笑意，体躯俊健，胸前满饰串珠璎珞，制作十分精细。整个形象如贵妇气派，珠光宝气，极为动人。如此精湛的北周菩萨像，恐怕仅此一例！因此，有人怀疑它是入隋以后得作品。但它上承西魏之婉丽，毕竟不类入隋之润媚，而且形体丰腴亦与隋像的挺腹曲体不同，故应视之为北周作品。

总之，自佛法传入中土以来，至隋唐以前，在这漫长的500多年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但同时也是佛教造像艺术获得大融合、大发展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第一个巅峰！

来源：消费日报

在上海，人们对地标的认识，往往从东方明珠开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勘察设计大师、著名工程结构专家江欢成于1985年担任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1984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将新建一座电视发射塔；1989年，在上海市委常委的一次会议上，江欢成任设计总负责人的“东方明珠”在12个候选方案中脱颖而出，当时相关领导称其可以成为上海的“land mark”。

江欢成手绘的东方明珠结构概念图

于1990年代最先提出“城市有机更新”的两院院士吴良镛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这座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高塔；中新社报道称“了解古代中国要看西安兵马俑，了解现代中国就要登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英国《今日建设》杂志则给出“伦敦有塔桥，巴黎有埃菲铁塔，上海有东方明珠”的评价。

东方明珠落成后，江欢成又担任曾经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的业主设计顾问组组长。接受记者采访前，这位从事城市建设近一个甲子的地标打造者查找了大量城市更新相关新政，并针对采访提纲里的问题在笔记本上预先写出回答，在这些手写的回答最后，他写下重要声明：本人是结构工程师，不懂规划，不适当地接受了澎湃新闻网对城市建设和规划的采访，我的看法，尤其在城市更新和规划方面，只是一个市民的看法，不是院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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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欢成院士谈地标建筑 （视频拍摄：上海市建筑学会）(02:16)

而事实上，在参与了两大地标打造后，1998年，江欢成在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内成立JAE（江欢成建筑设计所，2005年改制为股份制民营有限公司）。在他的主导下，JAE对一座座上海地标进行了保护性修缮与更新——2001年，对建于1954年的上海展览中心进行了大规模修整；2002年，JAE作为技术顾问，联合其他合作方将上海音乐厅整体抬升3.4米，移位62米，为延安路拓宽让道；2004年起，JAE投身思南公馆整体综合改造，从一期到二期，历时十余年，以保护、保留历史建筑为核心，谨慎添加筑构时尚休闲商业区、花园别墅区、现代生活居住区。

“‘城市更新’我的理解是变化和发展，变化不忘前人，发展前瞻未来。历史保护建筑的‘修旧如旧’，我看重在‘如’字，是‘如旧’而不是‘回旧’，在大格局上如旧，以不忘传承，但该变的还是要变，让它焕发青春，以适应当代生产生活的需求。”江欢成告诉记者，特殊的纪念建筑不能变，大多数都要加固和改造，新天地和思南公馆的改造，是不错的城市更新案例。

关于东方明珠的7个场景

跨年烟火，建党一百周年的无人机表演，世博会、进博会的灯光秀……每当盛大而璀璨的时刻来临，东方明珠牢牢占据盛大而璀璨的画面中央，它是满城琳琅的C位，是这座城市的荣耀图腾。

建成28年后，东方明珠仍是满城琳琅的C位。

很多人会用到上海后的第一笔工资买一张“巅峰票”，东方明珠业主方曾做过统计，因为这座地标，游客们在上海多停留了半天时间。从游客、市民到名流政要，每个人都有关于东方明珠的独家记忆，作为东方明珠的设计总负责人，江欢成的“独家记忆”是7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摆在东方明珠里面的12个1988年投标的模型。

1980年代，因原有发射塔不胜负担，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开始修建全新的广播电视塔。为了修建一座体现出上海的国际风范与腾飞寓意的电视塔，共有12个方案参与竞标，其中，华东院的5个方案分别命名为：东方明珠、白玉兰、申、跃上穹隆、飞向未来。

考虑到斜撑不好施工及球体不利于工艺设备布置，曾经备受专家推崇的东方明珠差点在评审会上“夭折”，当时相关领导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上海得有敢想敢做的劲头。上海要建的这座塔，是一座超常规的、100年后都不会后悔的塔。

第二个场景是现场设计室工棚门口的标牌——创上海腾飞标志，树世界建筑丰碑。

1991年，作为东方明珠建设工程副总指挥，江欢成率领由30人组成的设计组进驻现场，除了将这两句话作为设计的座右铭，他还在设计室的墙上挂上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金门大桥及悉尼歌剧院的图片，作为赶超的目标。

“到底有没有赶超，要大家来评判。东方明珠的业主方表示，目前全世界观光电视塔中人流最多的，一个是埃菲铁塔，一个是东方明珠。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已经比肩甚至赶超了当时的目标。”

第三个场景是设计室图板上的灰尘，地板上面的坑。

当时，浦东开发的号角刚刚吹响，陆家嘴到处是塔吊，住在临时工棚里的设计团队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擦图板上的灰尘，因为长年累月伏案做设计，每个人座位底下的地板都形成一个坑。

第四个场景是从南京路外滩看东方明珠，仿佛在看画、唱诗、听音乐。“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第五个场景是曾有外国元首提出“东方明珠造歪了”，时任上海副市长赵启正回应：从不同角度看，东方明珠都不一样。这是变化的美，犹如斗转星移。

江欢成解释，三个筒体和圆球除了三个正视图之外，看起来都是偏心的，有种不稳定的“错觉”。为了改善这种错觉，球体下部的斜撑，支在有倾侧感觉的一边。

第六个场景是他出差阿联酋，踏进机场，迎面就是东方明珠的照片。

第七个场景是英国《今日建设》杂志曾用5个版面报道东方明珠，并评价“伦敦有塔楼，巴黎有埃菲尔铁塔，上海有东方明珠”。

上海城市建设的9个关键词

“再过2个月，我从事建筑设计就整整一个甲子了。”

江欢成告诉记者，自1963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在上海60年，目睹上海城市建设的伟大变迁，感慨万千。

1963年2月他第一次来到上海时，除了外滩、南京路之外，几乎都是低矮的房子。1964年，他参与设计了虹桥机场指挥塔8层楼，令老工程师们羡慕不已。

“当时居住条件不佳，我住凤阳路100弄5号，2层楼3开间的石库门房子，住了14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交通靠自行车和公共汽车，挤公交车时需要互相帮忙推一把才能上去。绿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公园，人民公园、西郊公园等。”

江欢成表示，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基础设施方面。而今，距离他初来上海接近60年之后，他用9个关键词概括上海的城市建设——大桥、高架、地铁、高楼、小区、水清、水净、绿色、步道。

“浦江13座大桥，把浦西浦东联成整体；130公里的高架道，市内外血管通了；831公里，20条地铁，508个站带动了508片热土；930多幢百米以上高楼连同小区建筑，使上海人均住房从小于4m²提高到超过20m²；苏州河的臭水变成清水，鱼、水鸟多了；饮用水干净了，青草沙水库等工程立大功；人均绿地面积从一双鞋的大小扩大到一页报纸，到一张床，到一间房间；绿道1093公里，大大提高了人们幸福感！”

江欢成表示，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延中绿地，它是市中心的“肺”，并大大提高了周边土地价值。这位院士用一连串的数字来证明上海城市建设的巨大发展，在他手写的回答里，排布着一连串的感叹号，字里行间，是一个从事城市建设近60年的专业人士的振奋与澎湃之情。

从地标打造到地标更新

从1990年代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到“十四五”规划中的“全面实施城市更新”，时代及城市发展，对城市建设者提出不同命题。

“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是满足当时的需要。首先是解决‘有’和‘无’，现在要解决的是传承和发展问题，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参与两大地标打造、刷新城市高度之后，江欢成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进行大量探索与实践：2001年，对建于1954年的上海展览中心进行了大规模修整，使历史建筑焕发新春，优化区域空间环境；2002年，JAE作为技术顾问，联合其他合作方将上海音乐厅整体抬升3.4米，移位62米，为延安路高架让道……

在对地标性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的同时，2004年起，江欢成带领的JAE与夏邦杰建筑设计公司共同担起思南公馆的改建与更新，令一度被“72家房客”分割的花园洋房经过保护、整治规划与建筑设计，从“城市伤疤”蜕变为“城市名片”，成为地标性的网红打卡点。

2004年起，江欢成带领的JAE与夏邦杰建筑设计公司共同担起思南公馆的改建与更新。

“把思南公馆原天主教嬷嬷宿舍改为公馆宴会厅，用技术手段让原本南北朝向的建筑旋转90度，变成东西朝向，让这座连拱式建筑最漂亮的连拱朝向重庆路，提升沿街形象，很有仪式感。同时腾出空间，为整个地块腾出一片空地，建造新建筑，实现经济收益。”

对于成片的花园洋房，JAE则采取了“掘地三尺”与“削尖屋顶”的方式来扩大空间，满足当下的使用需求。江欢成告诉记者，思南公馆花园洋房的底层原本是工人房，为了提升层高，向下挖了六十公分，使之成为一个“像样的空间”，现在，这些改造后的建筑很多都作为酒吧使用；而对于层高同样局促的阁楼，江欢成则通过稍微抬高一点屋顶的手段，一方面维持原有形象，一方面使内部功能得以完善。

今年年初，黄浦区区委常委、副区长洪继梁专程走访江欢成院士及JAE，并就黄浦新一轮城市更新，特别是外滩第二立面的更新改造、城区历史风貌保护等工作，听取他的意见建议。

江欢成告诉记者，对于外滩第一立面，他曾有过大胆设想，由于防洪堤提高之后，影响外滩亲水性，并让“万国建筑群”的壮观打了折扣。这位结构专家的设想是把第一立面建筑提高几米，“技术上是办得到的，但影响太大。”，并笑称“做梦而已”。

外滩第二立面是指四川路以西一带的改造，他的想法是：维护和发展商业特色，典型的是金陵东路的骑楼商业、福州路的文化产业、北京路的机电市场等；同时进行地下空间开发，让几条道路地下相通。

“难度也不小，穿地铁，移管线，绝非小事。”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惠小勇、廖君、熊琦

贯穿八百里洞庭湖水，万里长江千古一日地向东北奔流，忽而在此处急拐向东南，形成著名的“长江第二弯”。古时过往船只于一片灰黄中，唯见此地有山独青，故以“青山”名之。

在青山这片水泽之地，孙权驻军演武，宋元大军曾经激战，诗仙李白、诗人陆游也曾畅游。然而，最让这里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经苏联专家考察，这片长江右岸的滩涂，被选址为新中国第一家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的建设基地，“十里钢城”从此拔地而起。

鼎盛时期，青山区的工业产值一度占到武汉的三分之一，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红火的“钢城”沦为“坐守青山望青山”的“灰城”。走过钢与火的工业文明时代，步入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时代，千年古镇，何以乐享“青山”？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山区的大街小巷，探寻这座重工业基地的“换颜”之路。

从“避江而逃”到“逐水而乐”，这个江滩不一般

樱花、海棠花、玉兰花……阳春三月，花海绵延绽放在7.5公里的长江岸线上。沿江4米宽的红色塑胶步道上，大人和孩子追逐、嬉闹。每逢周末或长假期间，青山江滩的4个停车场、近2000个停车位近乎满满当当。在触手可及的绿色空间中，市民亲近自然、忘忧尽兴。

同样是这片滩涂之地，数百年前，人们忙于围垸垦殖、抵御洪水。由于青山地势低洼，河道变化大，每逢洪涝，往往成为重灾区。江水将现在的沙湖和东湖一带“连成一片”。数十万亩良田，尽成湖荡。据史料记载，仅明、清两代，武汉有文字记述的水灾至少有92次。

新中国成立之后，满怀豪情壮志的武汉人民开始建设百废待兴的城市，千军万马战洪峰，打桩还土填坡，使堤身比汛前更高更固。此后，长江武汉青山江段的江堤又历经多次加固，堤顶标高达到32米。

“那会儿的江堤，像是一道‘土墙’，隔绝了江与城。”回忆起十几年前的青山江滩，71岁的摄影爱好者赵志刚找遍自己积攒的影像资料，却没有找出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堤坝又陡又窄，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平时大家很少过来。”

在追求GDP快速增长的时期，原本秀丽的长江岸线逐渐被30多座砂场和码头侵占。江堤上，常见载着砂石的大货车往来飞驰，路面被轧得坑坑洼洼；江面则被各类运输船排放的油污和生活污水染得五颜六色。

为了根除原堤段的渗漏险情，同时改善武汉滨江环境，2013年，武汉启动青山江滩改造工程，通过实施防洪清障、岸坡整治、堤防加固、景观绿化等工程措施，沿线原有的工业码头、砂石码头退出了江滩，一些相关设施设备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印记被保留了下来。

跟着游客，记者从建设三路路口进入青山江滩，率先跃入眼前的是一台巨大的塔吊起重机。在改造过程中，这座20世纪90年代内河码头的“举重冠军”被专门保留，成为游客取景拍摄的热门打卡点。

武汉生态投资集团所属碧水集团青山江滩项目负责人殷振介绍说，不只是这一台塔吊机，相当一部分青山特有的历史印迹，在景观设计中得到体现和保护，成为工业文明与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代表性景观。

从空中俯瞰，青山江滩仿佛一条生态绿带，将长江和城市连在一起，秘密就在江滩停车场最深处这堵厚实的钢筋混凝土防渗墙。殷振拍打着墙壁说，墙的另一边就是江水，这堵防渗墙将江水与城市隔开，这便是在武汉市首创的缓坡式堤防，通过维持原堤高度和外侧堤脚不变，放缓坡度，向临江大道一侧推进约20米，堤身内部则被“植入”高10余米、厚0.6米的混凝土防渗墙，确保防洪安全。

这种改造方案意味着青山江滩会向城市内部“生长”，一度让设计人员有所顾虑。最终武汉市政府决定，“与其要一座高高在上、不被市民亲近的大堤，不如拿掉高墙，让大堤敞开怀抱。”

坝顶则被设计成蜿蜒起伏的无障碍小径，漫步小径之上，一路树荫覆盖、鲜花簇拥。水杉、香樟、杨树等防浪林带经过精心设计，在堤身上模拟出自然山地横纵起伏的层次感，颇有一番“堤在林中，似堤非堤”的韵味。

巧思不仅在眼前，也藏在足下。作为湖北首个以海绵城市为理念建设的江滩，大面积铺装的透水材料让江滩能自由“呼吸”。每逢降雨，雨水通过导水盲沟和盲管，汇集到近2万平方米雨水花园及生态草溪中，最终补充到地下水中。即便雨后初晴，人们在江滩上玩耍，也不会感觉地面湿漉。

从水患重重，到岁岁安澜；从生产岸线到生态岸线，沧海桑田间，防洪险滩不再，眼前已是缤纷画廊。武汉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江滩共建成滩地公园2039亩，总绿化率超80％，每年增加碳汇量约723.8吨，释放氧气量约2400吨。

“江滩之变，是亲水与亲民理念的双重体现。”青山区政府负责人说，江滩的作用不再仅仅是对抗水患，还要有助于让水的灵性滋养城市，让自然、城市与人之间形成亲善如水般的关系。

2017年青山江滩整治项目荣膺国际C40城市奖“城市的未来”奖项，系全国唯一获奖城市项目。如今的青山江滩，已经成为该区的一个生态品牌，它的蝶变效应正在影响青山，助推该区的经济之变、生态之变。

戴家湖的五次变身，见证发展的绿色转型

“50年代一湖碧水，70年代一池煤灰，90年代一座黑山，00年代一堆垃圾。”这个曾被青山老百姓用顺口溜相传的“主角”，就是位于青山建设十路的戴家湖。

在武汉，恐怕很难找出一个与戴家湖相同命运的湖泊，它的五次变身记，见证着青山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全面转型。

上世纪50年代，拥有973多亩水域面积的戴家湖与几公里外的长江、杨春湖、东湖共同构成南北向的水系。湖中盛产的鱼虾菱藕，是当地人民重要的生活依靠之一。

作为武汉市的中心城区之一，青山因武钢建区，随后又陆续建成一冶、武石化、461厂、471厂、青山船厂等12家国有特大型工业企业，形成了较为健全的钢铁冶炼、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工业体系，成为全国闻名的钢铁基地和重化工集聚区。戴家湖也从“农业户口”升级成为“工业户口”，被规划为青山热电厂的生产用地。

伴随着“十里钢城”的蓬勃发展，青山热电厂发电产生的大量粉煤灰无处可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戴家湖就成了倾倒粉煤灰的“理想”容器：几条管道从厂区接到戴家湖，日夜不停地排出黑色灰浆。

20世纪70年代，灰蒙蒙的泥灰取代了过去清澈的湖水，湖水变成了煤渣填埋场，戴家湖的“湖”从此消失。戴家湖的惨痛经历还远远不止于此。到了90年代，因为倾倒的粉煤灰越积越多，戴家湖又成了“戴家山”：十几米高的粉煤灰堆一度“溃堤”，粉煤灰顺着破口染黑了和平大道。

2002年，随着循环经济兴起，一批新型建材厂开始尝试用粉煤灰做砖。曾经被当作工业废料、人见人嫌的粉煤灰顿时变“俏”。几年工夫，有灰的地方，坑挖到十几米深，雨水积攒，“戴家湖”似乎回来了，却再也不复原来水清鱼游的景象。

“年吃半块砖，自饮洗脚水，名为青山，实为‘灰城’”，这是青山人的自嘲。青山区工业废气、废水、固废和燃煤消耗全市占比六成以上，区域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长期在全省垫底。

“过去为了发展牺牲了生态。现在要想发展，就要把生态找回来。”青山区委负责人说，青山立志要扫除“黑灰”形象，找回绿水青山。

“放大头针弯，系上缝衣服的线，绑在竹竿上，就能从湖里钓到鱼。”青山区桥头村居民杨国旺老人儿时常在戴家湖钓鱼，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再次垂钓戴家湖，他足足等了一辈子，从小娃娃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

2013年12月，计划投资7000万元的戴家湖公园建设项目破土动工。历经16个月的精心营建，在完成粉煤灰清运、生态修复、恢复水体、景观改造后，戴家湖完成了它的第五次“变脸”：湖水重回清澈，盛夏荷花盛开，草坪上孩子们可自在地奔跑……

“我现在经常梦见儿时的戴家湖，梦见荡起双桨的美好时光，虽然它经历了一段灰色的日子，但我很幸运，又看见它变回波光粼粼的样子了。”作为戴家湖公园园史馆讲解员，76岁的胡昇见证了戴家湖一个甲子的传奇命运，每次给大家讲解戴家湖公园的历史，胡昇会给大家讲述那个口口相传的顺口溜，不过新版的最后加上了一句“10年代一个公园”。

作为武汉首个建在工业废弃物原址上的城市综合公园，戴家湖公园与紧邻的青山公园一同形成武汉市最大的单体“绿肺”，不仅成为周边10余万居民健身休憩的好去处，还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重生的戴家湖公园，没有掩盖它那段“灰色历史”，在公园北入口处保留了一面长10米、高2米的粉煤灰展示墙——“灰土上的花园”，让大家知道绿意葱葱的来之不易。

生态兴则文明兴。越来越多的人从“盼望青山”的等待，转变到“守护青山”的实践中来。

10年间，青山铁腕出击，先后关闭搬迁青江化工公司、青山冶金化工厂、华美饲料公司等一批排污企业，搬迁拆除23个沿江砂石码头，协调春笋集团腾退2.5万平方米控规绿地并完成绿化建设，清除国电青山电厂63万吨灰渣……

重拳之下，“灰城”慢慢被拭去了尘土，逐渐展露出本来的青翠面容：辖区空气质量优良率从33.7％提升至76.2％，优良天数增加149天；多个湖泊水质从劣V类大幅提升为Ⅳ类、Ⅲ类；近五年建成11座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0.14平方米，位居武汉前列。

从天兴洲顺江而下，在青山区东北部的一处沿江厂区，几只水鸟正掠过成荫绿植，各色锦鲤在处理达标的排放水池里自在游弋，道路两侧千株鲜花竞相吐艳。一街之隔，便是纵横密布的银色管廊和数座近百米高的乙烯塔，生产装置正开足马力进行生产，每年近百万吨的“化工母料”从这里发往全国。

“从建厂至今，我们环保投入累计超过20亿元。”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夏取胜说。通过加强管理、应用新技术和设备等手段，这个中韩两国在全球能源化工领域最大的合资项目，外排污水和废气达标排放率已达到100％。

明代文人王世贞因迷恋青山美景，游兴未了地写下“武昌在前头，透巡不肯去。为爱青山矶，且对青山住”的诗句。今日在他曾驻足的青山矶远眺，江水滔滔满眼绿，乙烯塔前白鹭飞，现代工业与碧水蓝天相映成趣。

2020年初，湖北单体最大的数据中心——武钢大数据中心一期在青山正式开始运营。“大数据中心属于高耗电项目，而该中心位于武钢厂区内，使用的是钢厂富余用电，对客户而言，能源保障高，电费便宜。”武汉武钢大数据产业园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丁明星介绍。

随着城区形象不断提升，青山区域内商贸服务业加速发展，奥山世纪城、武商城市奥莱、印象城等商业综合体相继落户，长江云通、柏斯钢琴、黑芝麻科技等新技术企业纷至沓来。经过多年努力，青山区二、三产业结构比已由78：22优化至61.7：37.3，昔日的“红钢城”跃变为“青山绿城”。

2022年，青山区工业技改投资占比武汉市排名第一，全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97家，增幅达46.2％。创新力量驱动下，青山区地区生产总值已跨越900亿元大关，正在向着“千亿城区”加速迈进。

家居绿水青山畔，人在春风和气中

初来青山，首先吸引人的是街区内的一连串地名：建设一路、工人村街、厂前村、简易村、自建村……一个个地名，一条条街名，皆是红火年代的时光印记。

厂前村，因地处武钢厂区的前面而得名；简易村，源于建设武钢时的工厂职工和家属住的简易工棚；自建一村、自建二村和自建三村，由单位筹备材料，工人自己动手修建住房，又按修建的时间顺序来依次命名……

为挺起共和国的“工业脊梁”，20世纪50年代，10万多产业工人从天南地北聚集武汉市青山区。随着一座座高炉、一排排厂房拔地而起，一个新兴的钢铁基地逐步成型。与此同时，顾不上规划设计、日夜赶建起来的大量简易工棚和村落，环绕着厂区渐渐形成武汉乃至华中地区最大的棚户区。

“以前晚上消防车一响，我就吓得跑出去看。”在青山区工人村街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刘桂华老人回忆说，她一家三代6口人曾经挤在34平方米的工棚中生活多年。“那时的房子大多由青砖加石棉瓦搭建而成，再加上分布密集，万一失火，就会‘火烧连营’。又由于排水系统缺乏，一旦下雨，地势低的家里就会‘水漫金山’。”

时光荏苒，这些低矮简陋的平房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渐渐老去。进入21世纪以来，还有13709户共4万余人在此“蜗居”，约占青山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近三分之二的居民是低收入家庭，其中上万户居住面积不到50平方米。因为低矮潮湿，配套设施简陋，居民们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强烈。

为了补齐对棚户区居民的“历史欠账”，从2006年起，武汉市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开始逐步探索形成“政府主导、银企联动、市场运作”的青山棚改模式。老旧破败的棚户逐渐在拆迁改造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社区。

如今的工人村街道，楼房外立面整修如新，幼儿园、活动室和配套商业设施等一应俱全。小区实施海绵工程，铺上渗水砖，改变了雨天污泥、积水混流的状况。绿化带里补种了紫薇花、栀子花、桂花，加上原有的枇杷树和橘树，宛如一个花果园。

从34平方米的棚户，搬到86平方米的电梯房，从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到现在绿草如茵的现代化小区……回忆今昔对比，作为2015年搬入棚改回迁社区青和居的第一批居民，刘桂华笑容满面。

随着最后一个棚改还建房项目青馨居小区在2016年底启动回迁安置，青山区1.37万个棚户家庭终于全部告别“忧居”，搬进宽敞明亮、配套完善的现代化小区。

青宜居、青惠居、青康居、青和居、青雅居等5个“青”字头社区，组建成了华中地区最大的棚改回迁社区和武汉市最大的公租房小区，圆了大伙儿期盼数十年的安居梦。有搬入新居的居民自己总结：“这既是‘青山’的‘青’，也是‘青年’的‘青’，更是‘青史’的‘青’！”

由大杂院到新社区，新挑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人们的精神需求随着居住方式和环境改善“水涨船高”，过去粗放式社区管理路子已难以适应；另一方面，人际关系褪去了“大院熟人”的余温，同时，低收入、困难群体多，老年人集中，居民结构复杂，居住环境更迭没能改变一些陋习……这里成为社区治理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面对新情况，青山区把解决居民“鸡毛蒜皮”小事当作大事，创新社区治理体系，通过“天天敲门组”“顺顺吧”“好样的工作队”等载体让居民在家门口解决纠纷，提供“四点半学校”“社区好味到大食堂”等服务分别为青少年和困难老人提供托管、就餐，全面提升居民安全感、幸福感。

“现在小区周边超市、药房随处可见，学校、医院等配套齐全，去年地铁还修到了小区门口。”刘桂华笑着说，从棚户区搬到高楼里，自己已是心满意足，没想到这几年，生活质量还在不断提升。

“近3年来，社区陆续安装了高空探头、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智慧电梯，新建了300多个电动车停车位。”武汉市青山区青和居社区党委书记桂小妹向记者介绍说，一系列群众急难愁盼的“大事小情”被一一解决，精细化、智能化正在延伸到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

上一辈人为“钢铁过江”的雄心壮志汇聚江城，现在五湖四海的人们再次奔赴青山，吸引他们的是宜居宜业宜乐的生活环境。有朋友发问，应该从哪里开始邂逅青山呢？青山人会自豪地告诉你：

——去地处繁华商圈的青山区图书馆。穹顶、汉字吊灯、白色旋转楼梯等独具匠心的设计让人置身“时光隧道”，创新性的“馆店一体化”运行模式，让读者可买、可借、可“预定”。作为武汉中心城区中最大的区属图书馆，39万册藏书、8600平方米的场地足以让千人同享文化大餐。

——去即将成为国家4景区的武钢文化旅游区。在历经沧桑的武钢一号高炉遗址前轻触屏幕，体验新中国第一炉铁水奔涌而来的震撼，再去现代化的炼钢操控中心，感受轻点鼠标就能加工钢坯的智能。在同一空间下，见证历史与科技的交相辉映。

——去苏联风情住宅“红房子”改造而来的文旅新地标。这里有跟随日落打烊的“游心”咖啡店；有红砖瓦墙色调，用上万本图书和镜面搭建出光影书海的“最美书店”钟书阁；还有通过实体模型展示旧房改造和修缮过程，帮助青山人留住乡愁的“修缮实验室”。

……

一座座新增的文化地标，一批批日益丰富的公共设施，正让钢与火的工业城成为诗意栖居地，将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照进现实。

“家居绿水青山畔，人在春风和气中。”在青和居社区广场里的一处凉亭上，挂着这样一幅居民创作的对联。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理念，青山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去经历、去感受，今天他们更加坚信不疑。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从历史的长河中踏浪而来，人们欣喜地发现，今日的青山，摆脱了水患频频的不安，擦去了“烟尘扑面”的疲惫，褪去了“脏乱危陋”的破旧，终于是满脸笑意，矗立在长江之畔。

在这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新城里，新的诗篇正在不断诞生。

来源：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