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年是哪一年(己巳年是哪一年属什么生肖)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国家危难之际，才能彰显英雄本色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多事之秋！

这一年正月，崇祯帝钦定逆案，开始对阉党进行清算；二月，裁驿站，进一步激化了陕西民变的事态发展；三月，蓟州，巡抚顺天右都御史王应豸试图毒杀索要欠饷的官兵，引发兵变；六月，蓟辽督师袁崇焕以阅兵为名，入皮岛设伏，矫诏诛杀了江东镇总兵毛文龙。

而这一年影响最大的，当属后金军叩关。

十月，后金之主皇太极亲率八旗劲旅，以蒙古喀喇沁部骑兵为向导，避开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由蒙古绕道，直接叩关大安口，突破蓟镇大明守军，直逼大明京师。

一时间，明廷震动。

这是大明朝自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以来，遇到的第二次危机。

己巳之变：后金军进攻路线

面对来势汹汹的后金军，年轻的崇祯帝重新启用已经退休在家的孙承宗为兵部尚书，赐中极殿大学士，主持抗金大局，同时调各地兵马入京勤王，以加强京师城防。

京师已经戒严，除了调各路勤王大军外，崇祯帝还下令在京官员、皇亲国戚、功臣宿将等大明既得利益者，带着自己的家丁到城墙上去巡逻和守卫。

国危之际，君思忠臣献策，良将征伐，崇祯也不例外，他需要有人能够主动站出来为自己分忧解难！

此时的大明朝堂还是有救的。

在这危急之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针对大明眼前的困局，不仅指出了朝廷当下应该防守的重点，还向崇祯推荐了一位草莽英雄，并自荐上阵带兵以御后金。

这个人就是崇祯元年的新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的金声。

“『通州、昌平为京师左右翼，宜以重兵掎角；而天津漕粮并集，防御尤急。恐将士不足任，有草泽义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屡荐未用；顾仗陛下威灵，同申甫练敢战之士为陛下杀贼』，上从之。”---《崇祯实录.卷之二》

安徽省立图书馆先贤像：金声

金声，何许人也？竟然敢自荐上阵杀敌？书生胆气，竟然如此之大！

要知道，自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竖立反明的大旗以来，明朝在辽东的优势逐渐减弱，到了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优势损失殆尽，明廷对建州女真的政策由最初的镇压，改为了复辽，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虽说袁崇焕向崇祯立下了“五年复辽”的军令状，但此时的大明朝堂，早就漫延着一股后金不可战胜的畏惧情绪，“建虏”带来的军事压力是压在大明君臣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很多人对“复辽”的结果都打了一个问号。

当然，此前的后金一直在辽东转圈，自有关宁铁骑、各边镇军士们抵御在前，躲在京师的大明官僚们，包括崇祯帝在内，都知道八旗军打仗厉害，但实际上是体会不到他们有多可怕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后金军居然绕过了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直扑京师，八旗兵胯下的战马铁蹄震得大地尘土飞扬，这一刻谁还敢高枕无忧，夜夜笙歌？

很多文官犹如无头苍蝇束手无策，只能躲在家中祈祷京师的城防坚固，后金军不善攻城！

八旗铁骑

所以，在众人都把抵御后金的希望寄托于孙承宗、袁崇焕以及各路勤王大军的身上，而这位名叫金声的翰林院庶吉士，竟然敢站出来自荐练兵，还要出城杀敌，这在他的很多同僚心里，都不由生出了一丝疑问，这金声是想要出风头，还是真的书生意气？

那么，金声是否是因为书生意气用事，头脑一时热血上涌才站了出来，但在崇祯同意其所求后，心中又后悔了呢？

汪郎告诉你，金声并不是书生意气，也没有后悔自己站出来为君分忧，因为练兵抗金，以御外辱，是他自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举旗反明后，就立下的经邦戡乱的坚定信念！

“经邦戡乱，匪异人任。王文成①本贵胄，生承平时，犹怀沙练步。我何人，敢耽软媛？”②

己巳之变：京师守卫战

金声，字正希，号赤壁，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南直隶徽州休宁瓯山村！

他自幼天资聪颖，四岁入私塾，七岁就能作诗，十一岁时中徽州童子试中，得了秀才，有了功名，并在当年随经商的父亲到了湖北嘉鱼县，此后长期在嘉鱼生活、求学。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十八岁的金声返回徽州，和鲍氏女子成婚后返回嘉鱼，而此时的他，早就在道德文章领域中闯出了自己的名声。

在徽州，金声的文章在原籍这个号称“东南邹鲁”之地，深受当地的大儒、士人们推崇，他们认为“新安山水之秀，间钟一人，若不腾空去者，吾当剜其双目”③。

什么意思？就是说，徽州本身就是科举重府，读书是很厉害的，但是金声要返回徽州原籍参加科举，高中者只能是他，如果不是的话，这帮大儒发誓要挖去考官的眼睛，因为眼瞎了才发现不了这么优秀的人。

而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时任湖广提学副使，并创办了江汉书院的杭州钱塘县大儒葛寅亮，对他的评价是“嘉有士若此，科名足道哉”④。

什么意思？就是说，嘉鱼县有金声这样的读书人，科举算什么，嘉鱼人根本不需要通过科举来证明自己（插一句，金声在科举场上中进士，是算嘉鱼县名额的，但古代有借籍一说，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高考移民，故而也可算是徽州籍进士，而且他的后半生是在徽州度过的，所以二者并不冲突，嘉鱼县的朋友不要和我吵，大笑）。

徽州

但是，善作八股文章的金声，却不是一个只会“之乎者也”的书呆子，相反，他对当时大明权贵的心态，尤其大明官场上的不良习气，了如指掌！

“夫终日读圣贤之书，不知所学之何事。一朝享君父之禄， 莫识此恩所从出。朝廷不辞贱，所欲则唾手而得，得且有名；军旅不辟难，所惮则掉臂而行，行亦有辞。过则归己，实或负戾，而强说人以无罪；功则称君，非有诚节，而敢贪天为己力。大率近时之沿习，未保今者之悉去。”---《廷试策》

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才对得起朝廷的栽培；然而，当下的官场习气，却早已把“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抛却脑后，只在意自己的清名，溜须拍马成为立足官场的根本，如此，怎么能够为君分忧，为国解难？

文臣一旦失去了造福百姓的初心，武将一旦失去了保家卫国的壮志，这样的官场，即使君王再善于纳谏，也无法真正实现大明中兴。

故而，要想拯救大明官场的风气败坏，拯救大明的未来，吏治才是根本！

明朝官员

吏治虽是根本，但也不能忽视民生艰辛，也不能落下对社会风气的整顿。

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同时，如果任由不良的社会风气占据大明社会的主流，将会导致大明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堕落，这样，也不利于明君中兴天下。

“臣来田间而有见也，赋豪民之田，莫不什五；贷富室之息，率尽倍称。而督农陇畔，非有田畯；追客蓬门；但闻胥吏。又其甚而椎埋啸聚之杰，正不尽出于饥寒。臣入都门而有见也，趋竭报谢之节日，顿长安之骑传空引满之欢；澷劳庖宰之治，至于息偃在床多对妻妾及其出入，风议半为恩仇。推其故，而丛脞庋阁之事反不尽繇。”---《廷试策》

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什么？以天下为己任！

故而，无论是继续发扬由两宋传承下来的程朱理学，还是推崇和传播在自己的社会环境下催生的王学（王阳明心学），都标志着明朝文治大兴。

文治大兴之下，有理想有抱负的明朝官员，自然也就把宋代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社会责任！

孔子的儒学是大明社会道德的根本

正因为如此，明朝才诞生了一批批名声显赫的名臣、谏官，如：方孝孺、解缙、杨士奇、于谦、商洛、王恕、李东阳、夏言、高拱、张居正、海瑞、袁可立、孙承宗、杨涟等等，莫不如是！

金声虽然不是谏臣，在大明官场上也不算是很有名的人物，但他毕竟是在大明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受时代的影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并不弱于自己的前辈，同辈！

可以说，金声虽然擅长八股文，但他并没有因此被束缚，反而思维敏锐，目光如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大明时局糜烂，朝政的根本，并指出朝廷解决眼前困局的着手点！

金声虽然高中进士，但他对官场上的不良习气并没有选择同流合污，反而更严于律己，对国家局势、社会民情，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度。

在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大声疾呼，这正是封建士大夫的良心所在！

“『国家养士，莫大乎此！士人向学，莫盛乎此！吾所志何学？敢同儿戏？』故每得一题，必究极其归，发人所未发。”---《金正希先生年谱》

故此，心中怀有经邦大略，脑中谋划戡乱远图，以家国天下之太平为己任的金声，见彼时朝中一众文武敢站出来为君解忧，为国解难，为民安生者寥寥无几，才会毅然挺身而出，试图以一己之力救国于危难之时！

大明军队

那么，金声的同僚们除了少许人奔走城中做着抗金的准备工作外，其他人除了向老天祈祷后金军不善攻城外，还在做什么呢？党争！

起因，源自崇祯元年十一月初三，吏部会推内阁增补人员名单中，东林的钱谦益在榜，而和阉党有外围关联的温体仁，对入阁志在必得的周延儒都不在榜单之中，为此，以温为主，以周为辅，二人联手对钱谦益发难。

由此，也拉开了崇祯朝的党争序幕！

“体仁以告讦见知于上，结党之说深启圣疑，攻者愈力，而圣疑愈坚矣。”---《烈皇小识》

党争的进一步加深，是阉党清算的不彻底。

崇祯二年正月，崇祯帝开始清算阉党；四月，钦定需要清算的阉党名单。

但崇祯帝为了减少因为清算阉党所带来的朝堂震荡，他并没有扩大范围，只是抓大放小，对天启朝臭名远扬的阉党核心成员进行处决，非核心成员或外围不予追究，以至于很多阉党成员混入朝中，伺机对东林进行报复。

而报复的契机，就是抓住袁崇焕有无勾结后金为入手点，对钱龙锡发起政治攻击，意图替阉党翻案。

“当袁崇焕之狱起，攻东林之党，欲陷钱龙锡以编织时贤，周温⑤实主之。”---《幸存录.门户杂志》

参与党争的文官们，只顾自己政治利益的得失，对后金军兵临城下也不管不顾。

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只在意自身处于朝堂上的位置，至于抵御后金，有守城京营，有勤王边军，他们除了祈祷，还是祈祷！

崇祯帝的影视剧照

对于当时朝堂大部分同僚的不作为，金声是难以接受的。

这位科场上的小辈，朝堂上的晚辈，在拯救万民于水火的责任感下，只知为君尽忠，为民安命，对于朝中大佬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屑一顾，既然你们不动，那我来！

抱着一颗必死之心，金声就是在这样的朝堂派系争端下，毅然走向了京师城外的抗金战场，挥舞着手中的长剑，抒写一腔热血！

壮哉，金声！

注：

①这里的“王文成”，汪郎理解为是王阳明，“文成”是王阳明的谥号，明代习惯用人的籍贯、官职、谥号等加上姓来称呼对方；这里的“贵胄”，是因为王阳明生前平宁王叛乱，封伯爵，死后赐侯爵，他的心学对明末儒家弟子影响很大。

② ③④高原《文学家、思想家金声研究》

⑤周温：周延儒、温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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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军队

清朝能取天下，并不是因为吴三桂，根本原因是1629年“己巳之役”

1644年，清军入关，占据北京后，清朝权贵内部就是否要迁都北京，还是仍旧退回关外产生过争执。

多尔衮认为“京师乃天下之根本”，执意迁都，但阿济格等人表示反对，认为满汉无法齐心，不如任取财富，满载而归。

多尔衮抬出了皇太极生前说过的话“若得北京，当即徒都，以图进取。”否定了阿济格，立即送出奏折给盛京的顺治。

顺治于当年九月甲辰日下午进入紫禁城，标志着清朝经营天下的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无论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即汗位之初，并不敢考虑入主中原。

努尔哈赤在1622年迁都辽阳之后，就认为“大业已成”，建立八王共治制度，以让子孙“大福永享”。皇太极则说得更明确：以山海关为界，以西归明朝，辽河以东归后金，各自立国。

《圣武纪》：昔我师既克广宁,时诸贝勒将帅咸请入山海关,我皇考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而入处汉地,易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欲划山海关以西汉人制之,辽河以东我制之,满、汉各自为国,故军未入关而返,原无争主中原之心也。

这点，在他们子孙康熙的实录中也有记载：“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

什么原因让皇太极之后发生了转变，并影响了多尔衮等人呢？转变开始于1629年的己巳之役。

明朝崇祯二年（1629年）岁末，对大明帝国来说，新君即位二年，正锐意中兴，关内农民军还未燎原，关外后金已两年没有发动战事，似乎还算平静。

大变突然爆发，后金大汗皇太极率领十余万大军，不走寻常路，绕过山海关，借道蒙古，兵分三路从龙井关、大安口和洪山口突入长城。

史称“己巳之变”。

这是后金第一次入塞，之前他们闹得再凶，也只是局限于辽东，这次敢于大举入侵大明，原因何在？

表面原因似乎很简单——没吃的了。

这一年，关外发生严重饥荒，女真和蒙古都吃不上饭，

《清史稿·太宗本纪》：“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

然而深层原因，却远不止如此。从后金角度看，己巳之役是他们从政治到军事转变的开始，影响深远。

己巳之变破关地-龙井关

在努尔哈赤时期，建州虽然通过战争手段统一了女真各部，又把势力扩展到辽东，但后金的本质还是部族统治，他们重视资源和财富，土地并不是最看重的。崇尚武力的满洲勇士认为，只要能打，哪里都是领土，随时能拿下。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后金社会从渔猎逐渐过渡到农耕，满洲贵族们的理念转变，却没有这么容易。

简而言之，之前后金出兵，以劫掠为目的，也就是一个“抢”字——“汉人闻我动兵，亦曰: ‘来抢我矣! ”。

抢可以抢一时，却很难抢一世，最好的参考就是邻居蒙古。

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蒙古各部落退回了游牧状态，也就失去了再争天下的资本。

退回游牧状态，蒙古各部落也恢复了之前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对明朝作战的目的，也就逐渐恢复到了最初的掠夺。

从明初到明朝中晚期，蒙古与明朝始终在边境不断交战，这些战事里，却多半是以小规模的蒙古部落抢掠为主。

就算举世震惊的土木堡之变和俺答汗兵临北京的庚戌之变，其最终目的也还是抢掠，也先俘虏了明英宗，也只是作为交换更多资源的人质。

蒙古各部落就算偶有强人出现，也并没有重新进入中原争霸的野心。更多的反而是彼此之间的互相争斗。

带来的结果，是部落的不断衰落，只能成为边患而不是心腹大患，再也没法对明朝统治构成实质性威胁。

这时强盛的后金，之前也类似蒙古，女真各部彼此竞争，互相仇杀也是常事，如果没有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他们也就是类似蒙古一样的边患，在明朝羁縻政策下，被不断扶持又被不断打压。

作为大汗的皇太极，必须考虑后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继续一条道抢到黑，还是改变思维模式，以求长远统治。

努尔哈赤很强，皇太极也很强，但能否超过他父亲，还有待证实。就算皇太极也和努尔哈赤一样强，那么后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是否也能和他们的祖辈一样？

指望代代出强人显然是不现实的，更聪明的是在理念上动脑筋，也就是对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更适合后金的发展，才能保证已征服部落不生异心，更好地团结在八旗框架里，保证可持续发展。

己巳之役，皇太极率领后金军长途转战四个多月，收获了大量人口财富，缓解了后金的饥荒。

但相比经济上，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收获要重要得多，它决定了后金之后的发展路线。

皇太极是个高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政治框架上，他首先要作出改变。

远征明朝腹地是后金历史上从来未有之事，诸多满洲贵族心中没底，皇太极要安抚他们，打消他们的疑虑，保证自己的威信。

十月二十日，军队已经出发半个多月，代善和莽古尔泰两大贝勒向皇太极发难，要求班师。

《清实录》：大军次喀喇沁之青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于途次私议，晚诣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

皇太极的对策是利用其他贝勒请战的呼声，压制住了两大贝勒的班师要求——不与两大贝勒直接发生冲突，这是很聪明的一招。

岳讬、济尔哈朗众贝勒劝上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诣两大贝勒所定议。两大贝勒云: ‘我等所谋如此，今闻尔等言亦是，仰听上裁可耳。’是夜子刻议定，上遂统大军前进。”

皇太极初期，还是四大和硕贝勒一起执政时期，他们与皇太极并坐左右，分享权力，对皇太极的集权需求形成制约。

在他即汗位之初，八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四大贝勒执政制度下，其他贝勒心有不甘，时而和他意见相左。

皇太极亟需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平息反对派的质疑。

安抚了两大贝勒，也就是对后金战争理念的一次升级。在之前，后金虽然在对明作战中一再取胜，但那都是在自己熟悉的辽东作战，如今要深入明境，就算是勇猛善战的八旗将领也并没有必胜把握，所以以代善和莽古尔泰为代表，保守派提出不同意见。

事实上，皇太极即位以来，已经在宁锦连吃败仗，对后金士气打击颇大，连他自己也认为“（明朝）虽师老财遗,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

皇太极力排众议主导的这次入塞，可称得上大获全胜，既给了明朝以军事打击，又收获丰盛。己巳之役的胜利，让皇太极树立了威信，之前反对的代善和莽古尔泰被压服。

二月十七日，皇太极收兵回师，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仍然在后金手中，他从沈阳调阿敏前去防守。两个月后，在明军下，阿敏丢弃关内四城逃回关外，皇太极对他严厉斥责：

《满文老档》：我以尔等为人，用尔为全军统率，谓战必胜，谋必成，实信赖尔等。尔等不死于彼处而归，厚颜至此，可耻也!

没多久，皇太极就以此为理由，囚禁阿敏，直到他死于狱中。

除掉了阿敏，就只剩了两大贝勒。不久，莽古尔泰也被借故处罚，夺爵罚俸，抑郁成疾，很快病死，剩下的代善只敢俯首帖耳，皇太极大权独揽，四贝勒执政成为历史。

如果没有己巳之役，皇太极想顺利收回权力，恐怕还要多花不少功夫，它对后金的政治体制影响深远。

八旗军的野战实力无需怀疑，如果是野战，很少有明军能抵挡他们，赵率教、满桂、孙祖寿这样的明军勇将也都在交锋中阵亡。

不过在一路进军中，也暴露出老问题——攻城不力。

一路上，后金军也占领了不少城池，不过大部分是靠的内应接应或是招降，比如在蓟州、三河等地，都是如此。

《满文老档》：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

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获一汉人，令持书招降。

如果要强攻，后金军的攻城能力就显得比较孱弱。

以昌黎城为例，后金从正月初十到正月十四日，四次攻城，城内知县左应选坚决不降，誓死抵抗，结果后金军用尽办法，始终无法破城。

这实际上是努尔哈赤时代到皇太极初期的遗留问题，清军缺少攻城经验和重型火器，面对坚城往往采取靠内应、劝降、引诱明军出战等办法，努尔哈赤攻下开原、铁岭、广宁，都是用的这些办法，但在袁崇焕坚守的宁远，老办法失效后，绝对优势的后金军还是无法攻克宁远。

皇太极自己，也在宁远和锦州沿用努尔哈赤的办法，继续强攻，结果是连吃两次亏，损兵折将。

进入中原，后金军攻城能力的短板暴露地更加明显，昌黎这个县城都无法攻破，北京这样的巨城更加无法想象。

一路走来，皇太极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明白，他开始在战术上谋求解决之道。

己巳之变中后金军的攻城乏力，让皇太极在之后的战役里开发了新的战术——围点打援。

两年后，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战。他一改之前强攻的办法，连挖四道壕沟，严密围困。明军无法突围，援兵又被早有准备的八旗军连续歼灭——这就是“围点打援”。

“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

四个月后，城中粮尽，人互食，祖大寿终于不得已出降。

围点打援的战法，从此在后金军中成为一种模式。

在松锦之战里，清军也是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包围锦州，随时准备迎击增援的明军。

入关后，清军围点打援的战术也一再被运用。1649年，金声桓反清归明，清朝派谭泰领兵征讨，谭泰将金声桓围困在南昌，在城外挖掘一道宽达7米，深也达7米的壕沟，金声桓无法突围，长期围困数月后，城内守军粮尽，终于被攻破。

此后，李成栋反清，被清军突袭围在信丰城，清军挖掘壕沟，布置工事，李成栋半夜突围，落水而死，一度好转的南明永历朝局面也再次黯淡。

之前后金军缺乏攻城力量，也让皇太极对重型火器的需求相当迫切，到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在天聪七年投降而来，带来了皇太极急需的红衣大炮后，皇太极相当重视，将三人封王重用，发展起了清军的重炮部队——乌真超哈。

有了火器和战术的支持，入关后的清军面对坚城再也不是束手无策。武器上，清军从冷兵器为主的军队过渡到冷热兵器混用，战术上，既能攻坚，也能打援，支撑起一次次战役的胜利。

在战略上，深入中原使皇太极和八旗贵族掌握到了明朝边镇防务的虚实，对于关内的情况，有了身临其境的了解。之后清军又多次入塞，对关内情况一次比一次熟悉，对之后的统一战争大有裨益。

己巳之役让皇太极对内树立了威信，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集权之下，皇太极有能力转变努尔哈赤时期传下来的“大业已成”的政策。军事上，皇太极对明清双方实力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着手加以解决。

以上转变的开始，正是来自己巳之役。

所以，也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多尔衮以皇太极遗命“若得北京，当即徒都，以图进取”，平息是否迁都的争论。

迁都北京，正是清朝得以立国的根本。

2023不一般，是孤鸾年、双春年、闰二月，有啥说法？

2023是癸卯（兔）年，翻开日历我们会发现，2023年在农历上有个闰二月，即有两个农历二月，农历全年有384天。

我国古代用干支历来记录时间，分别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10个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个地支，按照固定的顺序组成60个组合，分别用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

就比如2023年是癸卯年，那么2024年就是甲辰年，2025年就是乙巳年，同样的月、日、时也是按照表格的顺序来循环记录时间，用来纪年时60年一个循环，用来纪月时60周一个循环，用来纪日时60天一个循环。

像人的生辰八字就是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所对应的四柱干支，每柱两字，共八个字。

十二生肖是12个地支的形象化代表，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2023年是癸卯年，地支“卯”对应兔，因此明年是兔年，也是属兔本命年。兔年总共有5个，分别是丁卯年、己卯年、辛卯年、癸卯年、乙卯年。，“癸”对应五行中的“水”，代表色为黑色，因此2023癸卯年也称为水兔年

在现存的历法中有阴历、阳历以及农历。其中阴历是按照月亮盈亏变化而制定的历法；阳历是按照地球绕太阳公转而制定的历法；而农历是根据月相的变化，并参考太阳回归年的长度而制定的历法，因此阳历是阴历和阳历的合历，阳历相较阴历增加了二十四节气和闰月，可以说阴历是农历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要增加“闰月”？这是由于一个阴历朔望月平均为29.5天，12个月就是354天气，而一个阳历回归年约为362.25天，两者之间一相差11天，3年累计下来就会超过1个月。为了协调阴历年与回归年的矛盾，为了防止阴历年月和回归年四季脱节，因此农历上每2～3年就要置一闰。

就比如2020年是闰四月，2023年是闰二月，2025年是闰六月。目前采用“十九年七闰”的方法，每19年中就会出现7个闰年，每一闰年十三个月。

2023年是闰二月，下一个出现闰二月的年份是2042年，两者相差19年。

所谓的“双春年”就是一个农历年份中有2个“立春”节气。由于明年出现闰月，农历一年中就有13个月，共有384天。由于农历的时间延长了，而二十四节气的时间又是固定的，这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农历年份中有25个节气，即年头和年尾各有一个立春节气，这就是“双春年”。

2023年，年头立春在农历的正月十四，年尾立春在农历的腊月二十五，所以明年是“双春年”。

有“双春年”自然就有“无春年”，所谓的“无春年”就是整个农历年份中（正月初一至除夕）都没有立春节气。由于2023年有2个立春节气，这样就可能导致下一年是“无春年”，2024年正月的第一个节气雨水节气，最后一个节气是大寒节气，因此2024年是“无春年”。

在民间，人们把“双春年”又称为“孤鸾年”。“鸾”是一种长得类似于凤凰的鸟，有个词叫“鸾凤和鸣”，鸾经常成双成对地出行觅食，而“孤鸾”就好比失去配偶，因此“孤鸾”就表示孤寡一人。

为什么称“双春年”为“孤鸾年”？双春也就是两个立春，在我国民间“两次立春”有“二度春”的含义，二春是个不好的词语，不利于婚姻稳定，有的人就认为“双春年”不宜结婚，因此称“双春年”为“孤鸾年”。因此，在我国民间就有了“明年两个春，寡妇遍地分”的说法。

“双春年”不宜结婚是人们认知有限造成的，没有任何根据，与婚姻没有任何关系，出现闰月和双春年是阳历和阴历之间“置正”安排的结果。“双春年”和“无春年”都与运势没有任何关系。

老话说“两春夹一冬，黄土变成金”。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出现双春年的年份，粮食容易大丰收。“黄土变成金”虽然夸张，但是寓意年景好。

希望2023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南地北大拜年#

为什么清朝视科举是“不劳兵之法”，嘉庆恩科和扬州状元的故事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

科举一般严格遵行每三年一开科的制度程式，恩科是指科举正科之外皇帝特恩开科取士。

上图是海南省档案馆珍藏的“清嘉庆己巳恩科殿试小金榜复印件”，可以读出满清对科举制度的高度重视。

科举制度在清朝，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满族统治者视科举为“不劳兵之法”，是稳定的重要制度。

科举考试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

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部分。科举制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

科举制度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因为进入权力阶层的科举考试以儒家为基本内容，所以儒家和权力的关联是通过科举来实现的；科举对于从事儒业的人来说是一条“利禄之途”，如果科举制度被破坏，也就是切断了儒家和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儒业之无人问津也就自然而然了。那么，清王朝以儒家思想构建的统治体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整个社会丧失了制度体系运转的基石。

清朝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满清一入关迅速地重开了科举考试。当时的大臣范文程曾说：“治天下再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心得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民心，想要治理好天下就要得民心，读书人是优秀的百姓，得到读书人的支持，就相当于得到民心。

科举制度被满族统治者视为“不劳兵之法”。对于清政府来说，重开科举考试，既帮他们选拔了优秀的人才，同时也有利的解决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对稳固满族的统治至关重要，可谓是一举两得。

满清科举制度制定了满不点元、旗人不列鼎甲等政策，这是防止旗人参加科举考试与汉人竞争的优待政策。清朝旗人本身进入仕途的方法和捷径很多。清朝政府要把科举入仕之途留给汉人。

“满不点元”清代科举考试中关于应试的特殊规定。清代科举考试中关于应试的特殊规定。即满洲人不得在乡、会试中拔置第一名。按乡试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 故谓“满不点元”。满不点元这点很好的遏制住了旗人内部关系户们作弊的弊端。为清朝招纳贤人能士提供了比较科学的基础。

康熙制定“旗人不列鼎甲”，是清朝政府针对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制度。鼎甲指“科举考试中殿试的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无论满人还是蒙古人，都一概不在问鼎甲之列。

康熙之所以会下这道命令，一方面是作为特权阶级的旗人，有很多晋升的路子，如果再把科举这条路霸占了，不利于民族团结。另一方面康熙认为“八旗子弟尤以武备为急，恐专心习文、以致武备懈弛。”觉得大清是马上得来的天下，八旗子弟还是应该以习武为重。

清朝的科举制度，自顺治丙戌至光绪甲辰，凡殿试112科，共录取进士26747人。除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有两个状元以外，凡是旗人，无论满族还是蒙古族，都一概不在问鼎甲之列。清史稿记载，清朝立国二百余年，唯有一特例，同治四年蒙古旗人状元崇绮。

这些笼络政策的确很有效果，汉人以学有专长受到朝廷重用为荣。清朝为夺取和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除起用范文程等人外，在入关过程中先后招降了前明汉族重臣还有洪承畴，将领吴三桂、李成栋、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科举制度正是儒家弟子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科举制度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儒家弟子，以自觉与不自觉维护中央集权的皇帝权威，而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人生抱负的。

状元殿试地点：北京故宫保和殿

恩科又称加科，是在三年开科制度之外增设的乡、会试，多在遇到皇帝、皇太后的寿辰，或新皇帝即位等吉庆之事时，特别增设的科举考试。恩科宋代即有之，延续至清代为开科之鼎盛。

清王朝自顺治三年为笼络汉族士大夫阶层并为新王朝吸收治国人才而开的丙戌科，成为清王朝采用科举手段选官的开始。到康雍乾之际，文风日盛，士子想凭借科举出仕的生员越来越多，然而三年一举的乡、会试，录取名额又非常有限，让许多士子终老于场屋看不到出仕的希望。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特开恩科后，其后各代帝王无不对“恩科”怀有极大热忱，以期增加录取名额，从而达到“鼓舞而振兴”士林的目的。

从顺治三年丙戌科起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清朝会试共举行112科，其中：正科84、加科2、恩科26，恩科所占比重为23%。恩科次数之多，成为清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

状元及第

清嘉庆己巳恩科是指1809年嘉庆十四年，适逢嘉庆帝五十大寿，特设恩科取士。从海南博物馆收藏的嘉庆己巳恩科殿试小金榜看到：状元是洪莹，安徽歙县洪源人。实际他是来自江苏扬州府的考生。

大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开科考试112次，出现过112位状元，其中江苏省共有49位状元。府一级行政区划二百多个，一个府平均才轮着半个状元，而先后从扬州府考出去的状元就有4人，其中扬州地籍状元2人，外籍在扬州书院读书考中状元的2人。

王式丹，生于1645年，卒于1718年，扬州府宝应人。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59岁时殿试一举金榜夺魁，康熙皇帝钦点：“此卷作状头，天下人服否？”众考官皆回答：“无有不服者。”王式丹晚年跃上龙门，被称为“花甲状元”、“白头状元”。

陈倓，生于1695年，卒于1739年，扬州府仪征人。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状元，39岁，授职翰林院修撰。他任修撰时，奉命纂《文献通考》。

梁国治，生于1723年，卒于1786年，浙江会稽人，肄业于扬州安定书院。1748年乾隆十三年状元，25岁，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著有《敬思堂文集》。

洪莹，生于1780年，卒于1840年，安徽歙县洪源人。其父在扬州经营盐业，他随父寄居扬州，肄业于扬州梅花书院。1809年嘉庆十四年，适逢嘉庆帝五十大寿，特设恩科取士，洪莹状元及第，29岁，这是清代从扬州考出去的最后一位状元。其父洪恒裕在江苏扬州经营盐业成为巨富，热心公益事业，出资修桥补路施粥灾民，人称他儿子洪莹考中状元是受他的福报。此说未免太过牵强，祖上的福荫毕竟无关紧要，中状元要靠真才实学为坚强后盾。

1976年，台湾省台北广文书局出版了《历代状元之策》，其中有洪莹状元和缪金城探花 、张岳崧榜眼的《殿试策》的记录，三人竞争激烈。

两篇策文是对《周易》与《礼仪》的见解，三人难分轩轾。第三个问题用人之道，三人各有千秋。

第四个问题是粮食的储运之法。粮食的储运之法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百姓的生存的大事，我国自商周以来，已有粮食的贮存机构和平抑粮价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套制度也不断完善。

殿试策策题中提问我国历代粮食储蓄的方法，要求回答各个历史人物平抑粮价的措施和利弊，以及如何杜绝漕运弊端，保证储粮能平抑市价，而又不至于久存变坏等问题。

洪莹对历史人物平抑粮价的措施回答得完整，对如何杜绝漕运弊端和平抑粮食市价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远超探花和榜眼。这就是他高中状元的实力。

扬州何园

自古以来，扬州就以人杰地灵、人才辈出著称于世。清代，扬州因为地扼运河、长江交汇口，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是盐漕转运的要冲，而成为富甲天下的商业重镇。经济的发达，必然推动文化的繁荣，教育的发展，“藉其财富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

扬州城南渡江南路的中段，有一条迷宫般的曲折小巷——状元巷，听它的名字便可知晓，它的名头不小，准是跟历史上的状元有关联，那就是嘉庆十四年恩科状元洪莹。

嘉庆十四年10月，扬州盐政使阿克当阿进京参加嘉庆五十大寿庆典，嘉庆皇帝亲自询问洪莹家世，评价洪莹有“真才实学”。阿克当阿回扬州后，特创构文昌楼五楹于梅花书院之后，作为孝廉课会文之所，同时设状元厅，“使与试者皆观感而兴起焉。”一时间，梅花书院声名远播，与著名的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白鹿书院齐名。洪莹住过的地方，被叫做状元巷。

当年洪莹居住的“状元府”还在不在，在的话，究竟是哪栋房子，因历史变迁，已很难考证。

洪莹就读的梅花书院，有幸保留至今。

梅花书院坐落在扬州市广陵路248号，原扬州市第七中学，后改为扬州职业高级中学的院内。现为扬州书院博物馆筹建处。

梅花书院是扬州惟一幸存的古代书院。

1527年嘉靖六年建，初名甘泉书院，又名崇雅书院。

1734年雍正十二年，扬州府同知刘重选主持，盐商马曰琯出资始建，在崇雅书院原址上建立“梅花书院”。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由盐运使朱孝纯主持，书院规模廓新，聘请著名学者姚鼐为掌院。其后，又在盐运使曾燠、盐政阿克当阿等人的关注下，延请耆宿名儒任教，培养出许多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其中包括扬州洪莹状元。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书院遭破坏。

1866年同治五年盐运史丁日昌在东关街重建书院，由名书画家吴让之书写“梅花书院”雕成石额，镶嵌在砖刻门楼的上方。

1868年同治七年该处让位于安定书院，梅花书院迁至左卫街官房，即今址，距今已123年。

1962年5月梅花书院为扬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梅花书院现存一座楠木厅、两座书楼、一条长廊，当年“梅花书院”四字石额尚存。

扬州梅花书院内的孔子塑像

历经四百余年沧桑的扬州梅花书院，有过辉煌的盐官兴学、盐商助学的鼎盛时期，有状元及第的辉煌教学成果，也经历了焚书被禁、战火兵荒的萧条破败。

唯其不变的，是梅花书院流传下来的“入礼门、树仁心、走义路”九字教育核心，这也是儒家教书育人的精神传承。

可见，四百年前梅花书院推广的儒家教学的道德范畴，一直有着深远的意义，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