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复璁(蒋复璁口述回忆录)

查良镛：在武侠宗师金庸之前

时代，对个人而言，是一个能置身其中又不能全始全终的宏大场面。我们无法预知它从何开始，至何结束。在绵亘千万年的时空长河里，我们终将变成尘土灰烬，或建功立业却不人尽皆知，或谋衣糊口也得走完一程。

虽如此，我也总想写点作点。就像王蒙创作《青春万岁》时，他是想把充满了希望、朝气、信念的青年们和那段历史记录下来。于我也是这样。写什么，写谁，千头万绪，不能决定。

一天，在看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回忆录时，页下有注，译者是查良铮，忽想起查良镛，也就是金庸。我没有如椽之才，仅凭灵光一念，信笔而书。

1

金庸，本名查良镛，祖籍浙江嘉兴海宁袁花镇。查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曾受康熙亲题宗祠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1924年，查良镛出生于此，并在这里读完小学。

1936年，12岁的查良镛告别了龙山小学堂，考入了久负盛名的嘉兴中学，著名文学家沈雁冰（茅盾）、文史大家钱玄同都毕业于斯。张印通是当时嘉兴中学的校长。上三年级时，查良镛和几个同学把许多中学考题汇集在一起，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本书一出版便畅销一时。

1940年前后，查良镛就读于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其时，战火已侵袭浙北，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中学迁到浙南丽水，成立了浙江省立联合高中。他是学校的高材生，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校内各班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

1941年某日课余，忽然人头挤挤，有数十人在围观图书馆外走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有人谛听，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刊有《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的是阿丽丝小姐不远千里来到联高校园，邀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彩色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我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寝室，时而到教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

文章讽喻训导主任沈乃昌。他戴眼镜，讲话时常夹着“如果”二字，学生就以“如果”作他的绰号。这是一位令人讨厌的、不近情理的训导主任，人皆敬而远之。文章假阿丽丝之口，讲出了学生想讲而不敢讲的话。故读壁报者拍手称快。文章作者署名“查理”。

文章刊出后，当天全校师生都知悉。沈乃昌大悲，恼羞成怒，下令查办。几天后，沈乃昌逼校长张印通作出决定，开除查良镛。后经张印通校长介绍，查良镛转入衢州中学。

衢州中学有很多课外活动，像体育比赛、运动会及一些文艺演出，查良镛都会积极地参加，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写作。自“眼镜蛇”事件之后，写作思潮便如同滔滔江水一般涌现了出来，迅速占据了他的主要兴趣方向，并对学校订阅的报纸杂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东南日报》副刊《笔垒》。

一日，查良镛的一位同学与学校的训育主任发生了冲突，双方言语激烈，甚至要动手。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查良镛也被吸引了过去。那位训育主任为人严厉不留情面，仰仗自己老师的身份，蛮不讲理地谩骂眼前的学生，学生忍无可忍，抢起一个板凳便向训育主任砸去，幸亏被周围同学拦了下来。

但这似乎也避免不了被开除的命运。查良镛看到这一幕，不禁想起自己在联合高中的遭遇，更对当前的训育制度充满了愤恨，也为同学与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而叫屈。

1941年9月4日，“查理”再度出山，《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在《笔垒》横空出世，迅速吸引了全校学生的目光和猜测。《笔垒》主编陈向平看到这篇文章时，竟也惊诧地称赞不已，当即决定前往衢州中学一探究竟。而当他见到查良镛本人，心中惊异更是溢于言表。

他万没有想到，言语之间充满文学气息的查理先生竟是一位消瘦的高中生，当下极赞后生可畏。就这样，查良镛与陈向平一见如故，就此结下了忘年之交。

据联高同学叶炳炎讲，查良镛的创作才华和反抗强权的精神当时就长留在联高同学的回忆中。他为何敢于抗暴？或许与其自幼受教相关。祖父查文清是光绪进士，曾任丹阳知县，为了救焚烧丹阳教堂的爱国百姓而毅然辞官。祖父的德行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从小便铭记：一要读书明理，二要佑民除暴。

之后查良镛的大学教育，则在陪都重庆完成。1944年，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由于看不惯一些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他就打抱不平，向校方投诉，反被勒令退学。查良镛只好离开校园，步入社会。

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校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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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中央图书馆馆长、表兄蒋复璁（蒋百里侄子，蒋英堂兄）的帮助进入图书馆阅览组工作。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图书，尤其细读了司各特的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传》以及大仲马的《隐侠记》、《基度山恩仇记》等文学名著，奠定了以后创作的扎实基础。

蒋复璁

或许是这份工作太过安逸，填充不满一颗年少的心。查良镛在工作读书之余总是会思考人生的价值，或许自己的人生应当更为精彩，是时候做些其他事情了。

当时在重庆流行着一本半月刊——《时与潮》，由几个东北青年于1938年在武汉创办，主要翻译国际上出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文章。查良镛也是这本期刊的热心读者。受它的影响，有一天查良镛做出了“也办一本杂志”的决定。

有了这个想法，他便与几位同学商议创作。查良镛作为主编，每天上班他就着手编写杂志，下了班就翻译新到的外国报纸。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一个月之后，模仿《时与潮》的《太平洋杂志》问世了。

但这时，印刷却成为了一个难题。好在重庆大东书局雪中送炭，他们见几位学生年轻有为，创编杂志也实属不易，便答应先行替他们印刷，等到杂志销完之后支付费用。

1945年2月《太平洋杂志》顺利面市，一经销售，反映强烈，3000册很快售罄。这给了查良镛和同学们带来了极大鼓舞，马上着手第二期。然而受到战火影响，纸价疯涨，大东书局也无力先行印刷杂志，《太平洋杂志》被迫流产。创刊失败使查良镛备受打击，穷途末路的感觉再度袭来。夜晚重庆的霓虹彩灯在他的眼里也只剩下了灰暗。

自古穷通皆有定。命运再一次眷顾了查良镛。原来在他赴重庆投考大学的路上曾路过湘西，在他同学家里有过短住。恰湘西同学的哥哥来到重庆办事，巧合之下与查良镛相遇。同学的哥哥盛情邀请查良镛前往湘西代为经营农场，并且承诺农场若是经营有方，并且能够栽植油桐树，他便送查良镛出国深造。查良镛很是动心，便与同学余兆文一同前往。

在湘西农场工作之余，他没有忘记读书，更没有忘记理想。“自己还有机会再重返校园嘛？”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湘西农场，查良镛不禁泪流满面：自从上高中以来，便与家人开始了异地流亡。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是时候与家人团圆了。他迫不及待收拾行装，却不想同学哥哥百般挽留，恳请查良镛再继续经营农场。盛情之下，他只得答应下来。直到1946年夏天，查良镛才踏上前往海宁的归途。

家人团聚的场面温馨而感人，查良镛不断询问着父亲这些年在外流亡的经历，而他自己这些年的见闻却成了家人倍感新奇和敬佩的经历。看着家人饶有兴趣地听着，查良镛这些年的苦楚和挫折似乎也都烟消云散了。

家乡现下安全，家人尚且安泰，但查良镛不甘就此屈居家乡，他再一次拿出少年之时的那一股闯劲，想走到外面做一番事业。即便无法利国，但求可以益民。这时候，查良镛记起了忘年交陈向平。

陈向平立刻向《东南日报》杭州分社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1946年11月20日，他成为了《东南日报》的外勤记者，自此查良镛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据时任《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回忆，查良镛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间不长，仅一年多光景。

“他初来编辑部，我了解他的英语水平相当高，就请他担任收听外国电台如、大英电台（BBC）的英语广播，择其可用的译出来。偶尔我也选一些英文报上的短文请他移译备用。他一接手就马上动笔译好交卷，给予我良好的印象。”

有了稳定的工作，那半途而废的学业仍然是查良镛心中过不去的坎。思虑之下，他做了一个坚毅的决定：继续求学，完成大学梦！查良镛把目标锁定在了近在咫尺的浙江大学。1946年，浙大已迁回杭州，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之下逐步走上了正轨，渐渐广为人知，并被李约瑟赞为“东方剑桥”。查良镛权衡再三，报考了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的研究生。

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力和文学上的顶顶才气，查良镛毫无疑问通过了笔试。在面试之时，校长竺可桢对他的笔试成绩非常赞赏，见到查良镛本人之后，更是对这位谈吐不俗的年轻人多了一丝敬佩。两人进行了一番谈话，查良镛表示自己对浙江大学向往已久，希望能够如愿进入浙大。但是他又坦承，自己如今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学费。

竺可桢表示，战后回迁的浙大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各方建设也急需资金，实在无法接受查良镛延后缴纳学费。但是竺可桢同时鼓励查良镛，不必太过灰心，可以先行凑足学费，到时再来浙大也为时不晚。

50年以后，金庸也将这段经历做了分享。1996年11月5日，金庸在浙江大学礼堂为500余名师生作了“浙江学人与学风”的学术报告。报告前，金庸讲了这样一段话：“1947年，竺可桢先生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我在《东南日报》当记者，我想进浙大读硕士学位，因为经济问题不能放弃记者的职业而没有读成。但当时竺先生对我说的一番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他说‘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第二，做学问是为了服务社会，你现在当记者也是一样的。’”

无缘浙大的查良镛没有沮丧，依然进行着他所热爱的写作事业。此时，原在重庆的《时与潮》杂志也回迁上海。1947年，查良镛在《时与潮》刊登了一篇《苏联也能制造原子弹》的文章。这之后，《时与潮》老板邓莲溪便写信邀请他担任主编。在当时的新闻界和文艺界来说，上海绝对比杭州活跃得多，更有发展前途。

恰时，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的堂哥查良鉴帮助他获得了成为东吴大学国际法专业插班生的机会。这令查良镛兴奋不已。

查良鉴

没有迟疑，1947年10月6日，查良镛便向《东南日报》请了两年长假，请求报社允许他前往上海求学深造。因为陈向平的关系，报社很爽快地批准了。查良镛便动身赶赴上海，他先是来到了《时与潮》任职，随后便在10月底进入了东吴大学。

查良镛没有想到，自己仍然能有机会就读大学，所以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又开始了废寝忘食地学习。

孟子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查良镛此前多舛的命运似乎是有意磨炼这个年轻人。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贸和金融中心，也是文化中心，近代出版业和报业在这里起步。发轫于天津的《大公报》将上海作为发行重镇，并在1947年六、七月间，面向全国招聘电讯翻译，总共3名。

《大公报》名声煊赫，可想而知，应聘书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大公报》“开风气，牖民智”，任人唯贤，不问出处。同年10月底，查良镛幸运地从众多人中杀出，时年23岁。

1947年底，有感于时事，《大公报》派骨干赴港开辟新的阵地。因为工作关系，急需一名翻译，于是，最后选中了查良镛。翌年，查良镛赴港。对此，他曾说：“《大公报》原来是派另外一个翻译来香港的······如果我不来，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

1948年的香港，无法与上海相比。上海是国际大都市，而香港不过是一个繁华都市旁边的落后乡村。面积小，人口多，居住拥挤，秩序混乱，竞争激烈。因此，初来乍到的查良镛猛然觉得自己到了乡下，一时间竟无所适从。

3

1948年底，内战结局呼之欲出。面对种种，这些变化，查良镛心起波澜，在不适应中也面临着新的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平不再是梦想。11月9日，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全体员工4000人在香港宣布起义，12架飞机飞回大陆，加入中国民航的行列。与此同时，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方面也派员到香港，想接管上述资产，双方起了争执。

一向关注时势的查良镛写了一篇长文，题为“从国际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先后于11月15日和18日在《大公报》发表，阐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些文章发表后，并未在香港激起太大反响。他的几篇文章被译为日文后，却得到了一个人的赏识。

这个人就是梅汝璈。在东京读到查良镛的评论文章后，一直想找机会与他见面。一次，梅汝璈路过香港，特地约了查良镛，发现竟然如此年轻，分感意外且赞叹不已。那么独到的见解，那么深刻的思想，似乎绝非一个年轻人所能达到。

梅汝璈是东京战犯法庭的中国首席大法官，曾参与判处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即邀请他任外交部顾问。于是，梅汝璈甫抵北京，即电召查良镛赴京做其助手。

查良镛闻讯，大喜过望。然而此时，查良镛已经成家，工作也不错，经济上又日趋良好。其妻听到打算，大加反对。但查良镛其志甚坚，遂将妻子安顿回了娘家，离开报馆，前往北京寻觅其外交官之梦。

到北京后，查良镛先见过梅汝璈。交谈中，查良镛听出了弦外之音。原来，梅汝璈供职于外交学会，这只是半官方性质的组织。而查良镛想的却是进外交部，当一个真正的外交官。

梅汝璈

而进入外交部，非梅汝璈所能决定。于是，他建议查良镛找找乔冠华。当时，外交部长由周恩来兼任，乔冠华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且与查良镛是老相识。

乔冠华虽不想泼冷水，但也只能坦诚相告：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但你要进来恐怕并非易事。首先是你的学历，你在中央政治学校接受的是的专门教育，外交部不可能接收；其次是你的出身，特别是家庭的阶级成分。

左侧乔冠华

但乔冠华还是给查良镛指明了出路：你必须先进入人民大学接受“脱胎换骨”的教育，并且凭着自己的实际表现，争取加入中国，然后再先进入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间，再慢慢转入外交部。

乔冠华的建议虽然善良，但无异于一瓢冷水兜头浇下。“这是毫无把握的事情啊，即使将来能够成功，又需要多长时间！”查良镛顿时透心冰凉。但查良镛仍不死心，又找到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曾在《大公报》工作的杨刚。杨刚的说法与乔冠华如出一辙。

多年以后，查良镛回忆起这段往事：“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敢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做出贡献来表现自己。”

4

查良镛这次进京求职，事先辞去了《大公报》的职务。重回香港后，他还是想回归老东家。但此时个别负责人拒绝他，便将此事提交有关领导讨论。幸亏主持香港“爱国报刊”统一战线的领导认为他的经历和身份是一种可贵的资源，正为形势和未来所需。他才得以回到报馆。返港之后的查良镛丢掉所有“不切实际”的念头，一心在《大公报》工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因为香港《大公报》、《文艺报》等采用新华社的消息，而新华社新闻又来得较慢，于是，《大公报》便创办了《新晚报》，以便及时报道朝鲜战争的战况。罗孚任总编辑。查良镛的又一贵人出现了。

1952年，查良镛调入《新晚报》，担任副刊“下午茶座”的编辑。这是一个消闲性的副刊，但他却极感兴趣。因为他对琴棋书画、电影、戏剧、舞蹈等都有浓厚的爱好。这段时间，查良镛成了大忙人：看电影、听戏、听音乐会、看舞蹈、观美术展，回来就写成文章，发表在副刊上。

关于查良镛的文笔，倪匡曾评价说：“曾读过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晰，是一时之选。”

查良镛曾对京剧《狮子楼》有一段评：

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地表明内中必有。事实上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地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

几乎同时，查良镛生命中的对手、好友陈文统也出现在《大公报》。陈文统，即香港另一武侠大师梁羽生。抗战胜利后，陈文统进广州岭南大学读书，后经校长陈序经向李侠文推荐进《大公报》工作。1950年2月，陈文统主编《大公报》副刊“天方夜谭”。两位副刊主编渐渐熟悉起来。

二人时常在一起下围棋，又因共同喜欢武侠小说而颇有共同语言，常常口若悬河聊个没完。这对“梁兄查弟”后来成了气候，双双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在查良镛以及梁羽生走上武侠小说创作道路之初，《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堪称伯乐。

左罗孚，右廖承志

1953年，香港两位著名拳师吴公仪、陈克夫欲在澳门比武打擂，因香港禁止比武私斗，二人便约在澳门。香港市民翘首以盼。比武时只打了几分钟，便以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这件事情引起香港市民极大的兴奋，一段时间街谈巷议，成为焦点话题，好不热闹。

报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新晚报》将比武消息印成《号外》，瞬间一抢而空。看到市民们对比武打擂竟如此痴迷，罗孚一时计上心来：何不趁此热闹之际在报上搞个“武侠小说连载”？这岂不是招徕读者的绝妙一招吗？

罗孚首先找到梁羽生，梁羽生一口答应说：“行！”就在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便刊出预告说本报将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丝毫不含糊，只酝酿了一天时间。第三天，《龙虎斗京华》便开始与读者见面，并每天连载下去。

《龙虎斗京华》一问世便大受欢迎。《新晚报》销路大增。“武侠小说连载”成了香港各阶层、各公司、各商店、各家各户人人争读的抢手货。其它各报都坐不住了，眼红之外，纷纷起来仿效。

梁羽生名声日隆，成了各报争夺的作者。但他无“分身之术”，于是举荐新人上阵，便成当务之急。与梁羽生称兄道弟的“武侠迷”查良镛，自然成了最佳人选。

1955年的一天，罗孚找到查良镛，对他说：“《香港商报》急需武侠小说连载，我已向他们推荐你来写，你就写吧！”查良镛毫不推辞，说：“行！”

可是怎么写？写什么内容？安排哪些人物？从来没写过小说的查良镛躲在家里冥思苦想。忽然，瞬间冒出灵感，他想起家乡流传已久的乾隆皇帝出生于海宁的离奇故事。再后来，洋洋洒洒、飘逸清隽的《书剑恩仇记》就诞生了。

《书剑恩仇记》在《香港商报》连载。查良镛第一次将他姓名的第三个字“镛”拆开成“金庸”，作为笔名。《书剑恩仇记》一炮打响，大受读者欢迎。从此查良镛的创作便一发而不可收。接下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熟悉了，一部部精彩的武侠小说从他笔下潺潺流出。

金庸先生已故去近5年。现在我还记得读初二那年，与我堂弟放学后，骑车纵横在野间乡路上，听他讲《倚天屠龙记》的故事。那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接触查老的武侠世界。

最后，列几个与查老有交集的人物，不论次序。毕竟武侠小说既非我专长，又旧调重弹。

聂荣臻，，聂绀弩，，，聂卫平，姬鹏飞，王震，，穆旦，徐志摩，钱学森，蒋英，琼瑶，池田大作。也欢迎列位看官补续。

金庸：相信你们都知道我家亲戚有多牛了

1932年春天，一代诗人徐志摩的灵柩被运回故乡浙江海宁硖石安葬，7岁的少年金庸代表全家前往吊唁。

几个月前，一场空难夺走了这位新月派诗人的生命，在文坛引起巨大轰动。但那时的金庸还是查良镛，当时年少，对这个“死得很早”、他“接触不多”的亲戚还没什么概念。

很多年后，当他读到徐志摩的《西湖记》，才深为表兄的才华所倾倒，他说“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

1931年《日报》报道

1.

金庸的妈妈徐禄，是徐志摩父亲徐申如最小的堂妹，尽管只比徐志摩大一岁，但按照辈分，徐志摩还得尊称她一声姑妈。

徐志摩在山东坠机后，在家里开丧，金庸代表父母前去吊丧。当时徐家有钱有势，10岁不到的金庸，对当时徐家周到隆重的接待十分印象深刻：

我在灵位前跪拜后，舅舅徐申如向我一揖答谢，舅舅的孙儿（徐志摩的儿子）则磕头答谢。然后开了一桌酒席宴请。我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经验，是一个人独自坐一张大桌子吃酒席。桌上放满了热腾腾的菜肴，我当时想，大概皇帝吃饭就是这样子吧！两个穿白袍的男仆在旁斟酒盛饭。那时我自然不会喝酒，只做样子假装喝半口酒，男仆马上把酒杯斟满。我不好意思多吃菜肴，只做过样子就告辞。舅舅送出大门，吩咐用自己家里的大船连同船夫、男仆送我回家，再向我爸爸、妈妈呈上礼物道谢。

60年后，1992年金庸回硖石西山表兄徐志摩墓凭吊。

袁花查家和硖石徐家，同是海宁的名门望族。查家盛文风，读书北上入仕者颇多，曾有过“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在清朝初期，北京、天津地区形成气候的查氏家族显赫一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着很大影响。查家与曹雪芹祖父曹寅为世交，据说曹家被抄举家逃难之时，曹家人就将年幼的曹雪芹托付给查家。

而徐家代代经商，到徐申如这一代，投钱庄办实业，成为远近闻名的硖石首富，辛亥革命爆发后，徐家还曾积极支持过革命。硖石与袁花两镇相距仅14公里，查徐两家祖辈也素有来往，早结姻亲。

比如徐志摩少时的其中一位塾师，即是查家“澹远堂”的查桐轸，查桐轸的儿子查猛济，后来也当过徐志摩独子徐积锴的塾师。徐志摩日记和家书中还多次提到一位“蒋姑母”，就是金庸同宗的远房姑姑查品珍，她嫁给了同为海宁硖石人的蒋百里。蒋百里早年留学归国后在外另娶了一位日本夫人，新夫人为其生的三女儿，就是后来著名的音乐家蒋英，也就是金庸的表姐。金庸23岁的时候，这位漂亮的表姐嫁了人，表姐夫名叫钱学森。

蒋英和钱学森

2.

在徐志摩的丧礼上，少年金庸见到了徐志摩独子徐积锴，那是徐志摩跟张幼仪的孩子，听说他葬礼之后就外出读书去了，后来又去美国留学，几乎再没回来过。尽管辈分上金庸要高一辈，但年龄上，徐积锴却比这位“表叔”还要大6岁。

徐志摩长子徐积锴（左一）20世纪80年代回硖石。

金庸同族兄弟中有一位出身天津于的堂兄，查良铮，跟徐积锴同岁。徐志摩遇难这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京津首当其冲，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查良铮愤笔写下一首《哀国难》：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将“查”姓上下拆分，“木”与“穆”谐音，得“穆旦”(最初写作“慕旦”)之名。也不知道是不是同款巧合，20年后，金庸开始从事小说写作之时，也把自己名字“查良镛”的最后一个“镛”字左右拆分，取“金庸”名。

穆旦从南开中学毕业后便顺利考入清华，抗战爆发后，随学校辗转于长沙、昆明等地，最后就读于西南联大，他一边攻读文学、外语，一边在香港《大公报》等刊物上发表大量诗作，成为当时有名的青年诗人。

穆旦就读西南联大那年，他和金庸的另一位族兄查良钊，正就任西南联大训导长。后来穆旦毕业，留在联大作助教，直到1942年以一腔热血和中校翻译官的身份参加中国远征军，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

西南联大三校领导，左起：查良钊（原西南联大训导长）、胡适（时任北大校长）、梅贻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黄珏生（南开大学秘书长）

跟堂兄规规矩矩的求学之路不同，金庸则从中学开始就很叛逆，日军攻入浙江后，他从嘉兴中学转入省联合中学，结果快毕业时，因为写文讽刺训导主任被学校开除。穆旦参加远征军那年，金庸被西南联大录取，可惜为躲避战乱，家财早已散尽，加上路途遥远，最后只得放弃。之后他又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然而没多久又因为与训导长争辩，反被退学，后不得已在学校图书馆挂职。

穆旦和金庸，两个远房兄弟，后来一个成为20世纪中国诗坛巨匠，是现代主义流派诗人代表，一个成为武林盟主，武侠小说影响几代人。尽管性格迥异，也算是继承了家族的书香文脉。

后来金庸回忆起自己故乡的亲戚们，“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

4.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还有一位北京的堂姐查良敏，嫁去了江苏袁家，丈夫是才子袁行云，夫妻俩后来从事教育工作。

袁家也是典型的累世书香、仕宦之门，袁行云的父亲（一说是伯父）袁励准以上五代都在朝廷做官，袁励准为清末翰林，精于书法，曾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据说南门牌匾上的“新华门”就是袁励准写下的。

袁励准的弟弟袁励衡，后来参与创建交通银行，是第一任交通银行行长，知名的金融家。袁励衡的几个女儿也颇具传奇色彩。大女儿袁晓园，青年时代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她也是袁氏汉语拼音的创立人。三女袁行恕是诗书画俱佳的江南才女。四女袁静写了革命小说《新英雄儿女传》，影响了几代热血青年。

袁行恕后来嫁给历史学家陈致平，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陈喆。陈喆后来跟父母去了台北，高考落榜两次后转而写作，取了个笔名叫“琼瑶”。

算起来，琼瑶还是金庸的表外甥女。

袁晓园与外甥女琼瑶

总之，总结一下就是，金庸和徐志摩是表兄弟，金庸和穆旦是堂兄弟，金庸的堂姐嫁了琼瑶的三舅，钱学森的岳母和金庸是姑侄。徐志摩、金庸、穆旦、琼瑶，他们一家人几乎掌握了中国20世纪朦胧诗、现代诗、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的话语权。

5.

可惜如此热闹丰富的一家人，最终也没有逃过战争的悲剧。

抗战结束后，金庸回到故乡海宁，袁花镇老宅已是面目全非，他的母亲早在逃难时撒手人寰，舅舅徐申如也在战争中去世。这一趟回乡没多久，他就因为工作去了香港，紧接着在50年代的镇反运动中，他的父亲被误判死刑。

这以后，金庸便跟海宁渐行渐远。

1953年，金庸(左一)和同学沈德绪(右二)在杭州西子湖畔。

他的族兄穆旦，在抗战胜利后赴美留学，解放后又为支援祖国建设，毅然回国出任南开大学教授，一边继续写诗，一边致力于俄、英作品翻译。

50年代末，金庸凭借《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小说在香港声名鹊起，写剧本，办《明报》，写作之路正一片光明。然而也是在这一时期，留津任教的穆旦，却因为曾经的远征军身份被指为，从此开始十多年的批判和，被迫停止诗歌创作。

1976年年初，58岁的穆旦不慎从自行车上摔下致右大腿骨折，从此病卧床榻，因为病情的延误，到第二年2月，还没来得及接受手术治疗，一代诗人穆旦便在病痛中撒手人寰。病逝前，他才刚刚把自己翻译的《欧根·奥涅金》修改稿全部抄写完毕。

也是在这一年前，他写下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诗：

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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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流传广泛的谣言：金庸不喜欢自己的表哥徐志摩，常常讽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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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镛，出自海宁查家，他有一个表哥比他还要出名，他的这位表哥叫：徐志摩。金庸母亲徐禄出自硖石徐家，是徐志摩的堂姑妈，所以金庸是徐志摩的表弟。

在网络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金庸很讨厌自己这位表哥，认为徐志摩负心薄幸，所以常在自己的小说中讽刺徐志摩。比如，《天龙八部》中四大恶人中的老四叫做云中鹤，是个大淫贼，而徐志摩曾以“云中鹤”为笔名；金庸小说中的表哥都不是好人等等……

这个说法看上去证据充分，可以说是有理有据，让人不得不信。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下面居士我就为大家分析这个说法到底错在哪里。

第一，有人说，徐志摩坐飞机不幸遇难，查家送了挽联“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这副挽联的内容是讽刺徐志摩花心薄情，证明查家不喜欢徐志摩，这一态度也影响了金庸。

查家送的挽联是真实的，挽联中也确实包含了对徐志摩的讽刺。不过，这副挽联是査猛济所赠，而査猛济与金庸（查良镛）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毫无关系。

查猛济与查良镛确实同属海宁查氏，不过查氏是个大家族，在永乐年间便分为南、北、小三支了。金庸属于南支，査猛济属于北支，两人只能说五百年前曾是一家。

那么，用査猛济的挽联去证明金庸对徐志摩的态度，岂不太过荒谬了吗？

第二，《天龙八部》中四大恶人的老四绰号“云中鹤”，是个下三滥的淫贼，而徐志摩也用过“云中鹤”的笔名，所以金庸是在讽刺徐志摩。

不错，徐志摩确实曾用“云中鹤”作为笔名，但是，谁能说出署名云中鹤的作品到底有哪几篇？事实上，徐志摩仅仅用了“云中鹤”这个笔名发表了一首诗，那就是发表于1924年11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的诗歌《一个噩梦》。这首诗并不出名，在徐志摩生前并未收入文集，直到1983年7月才由顾永棣先生收录于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徐志摩诗集》中。

金庸出生于1924年3月10日，也就是说，徐志摩使用“云中鹤”这个笔名发表了唯一一首诗时，金庸尚未周岁。当他写《天龙八部》时，恰好知道《一个噩梦》这首默默无名的小诗的概率有多高？要知道当时没有互联网，想查到徐志摩的全部诗作、笔名时很困难的。金庸为何偏偏要使用这个仅使用了一次的笔名呢？

显然，淫贼“云中鹤”与徐志摩的“云中鹤”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在传统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以“云中鹤”为绰号的角色，例如《小五义》、《蜀山剑侠传》、《甘十九妹》中都有云中鹤，而且大多擅长轻功。金庸先生饱读传统武侠小说，他在描写一个擅长轻功的角色时，使用“云中鹤”这个名称，岂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所以没有证据证明淫贼云中鹤就是金庸对徐志摩的讽刺。

第三，金庸小说出现了好几个表哥，比如：《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连城诀》里的汪啸风，《倚天屠龙记》里的卫璧，他们都是负心薄幸坏人，足以证明金庸讨厌表哥徐志摩。

其实，金庸先生笔下的表哥并不都是坏人。比如《倚天屠龙记》中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表哥，非但不是坏人，反而心地善良，武功高强。这个表哥就是张无忌，他是殷离的表哥，因为张无忌的母亲殷素素与殷离的父亲殷野王是兄妹。

在金庸笔下，张无忌是个很知足的人，他虽然与四个女子纠缠不断，但内心还是坚守着一夫一妻的：

张无忌生性谦和，深觉不论和哪一位姑娘匹配，在自己都是莫大的福泽，倘若再娶姬妾，未免太也对不起人，因此这样的念头在心中一闪即逝，从来不敢多想，偶尔念及，往往便即自责：“为人须当自足，我竟心存此念，那不是太过卑鄙可耻么？”（《倚天屠龙记》三联版第四十章）

按照谣言的逻辑，是否金庸将徐志摩比作张无忌呢？金庸很喜欢《倚天屠龙记》的女主角——赵敏，他甚至给自己外孙女取名为“赵敏”（详见：此人是金庸笔下最受欢迎的女主角之一，和金庸外孙女同名），难道金庸希望自己的外孙女遇到一个像徐志摩一样花心的人吗？

金庸描写的这三个坏表哥，全都不是男主角的表哥，而是主角情人或是暗恋对象的表哥，如段誉——王语嫣，狄云——水笙，张无忌——朱九真。一般而言，作家在写小说是，总是将自己代入到主角的身上，如果金庸要用坏表哥来影射徐志摩，为什么不描写主角的表哥呢？难道金庸将自己代入了王语嫣、水笙和朱九真吗？

事实上，古代表哥表妹是一种很暧昧的关系，俗话说：表哥表妹，天生一对。《红楼梦》中不论是木石前缘，还是金玉良缘，都是发生在表哥表妹之间。而且表哥表妹是亲戚，往往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一种恋爱关系。所以慕容复、汪啸风和卫璧的真正身份，是主角的情敌，而不是表哥，他们和林平之、公孙止是一样的。在金庸小说中，敢打主角情人主意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所以这三个表哥都变成了坏人。

所以，证明“金庸讨厌表哥徐志摩”的三条“证据”都完全站不住脚，金庸根本不讨厌徐志摩，也没有讽刺过徐志摩，这就是一条谣言而已。

其实，金庸先生不仅不讨厌表哥徐志摩，反而很以表哥徐志摩为荣。

徐志摩生于1897年，虽然是金庸的表哥，却比金庸大了27岁，等于差了一倍。徐志摩是中国知名的诗人、文学家，金庸怎么会不以这样的表哥为荣呢？又怎么会在小说中一直讽刺徐志摩呢？

金庸在很多访谈中，都会以自豪地语气提起表哥徐志摩。

比如剑桥接受访谈时说：

记者：以前来剑桥有没有到过所有的剑桥学院？

金庸：……还有前几年，还没到Oxford之前，来剑桥玩。我的表哥，叫徐志摩，在这里念过书的，在剑桥很出名的中国人。

在接受《时代周报》访谈时说：

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

1992年金庸回家乡海宁，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我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虽然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文字，对我教益很深。”

金庸先生在文章《关于“金庸茶馆”》中这么说：

从儿童时起，大部分的零用钱就花在购买武侠小说上，每次从家乡（海宁袁花）到硖石（海宁县最繁盛的市镇，我外婆家，亦即我表兄徐志摩、表叔蒋百里的居处）……

可以说，金庸先生总是有事没事就提起表哥徐志摩，哪有半点讨厌的样子，明明带着崇拜与自豪啊！

金庸几次回家乡海宁，曾给徐志摩墓献花，曾参观徐志摩故居，还曾为徐志摩故居题词，为《徐志摩诞辰一百周年专辑》提词。有新闻为证：

由此可以证明，“金庸讨厌表哥徐志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充满了对金庸的恶意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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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毓贤：柯庆明笔下早年的台大中文系

柯庆明教授可以说一生都在台湾大学度过。父亲是台大医学院教授，所以他在台大分配给他父亲住的宅院里长大，后来在台大念书，教书，今年四月在台大他和张淑香住的宿舍里跌了一跤后不治而亡。他著作很多，我细看了两本。一本是三年前出的《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指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受了西方观念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把古代的实用文类摈弃在文学领域之外，似乎除了诗词小说和戏剧以外，都不算文学，等于把《昭明文选》里泰半的作品淘汰了；他提倡我们重新把古代实用文类的美文视为文学。庆明主要研究现代文学，但这本书可能是他对学术最大的贡献。另一本是1999年出版的《昔往的辉光》 。

《昔往的光辉》分章谈台静农、郑骞、叶庆炳、屈万里、齐邦媛等师友。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回忆中零零碎碎地披露了台大中文系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因其涉及中国文学应怎么学、怎么教，范畴应怎么划分、学生应如何评估、系务应如何处理。在同一个时期内，我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朗诺就读于加大圣芭芭拉校区的“日耳曼、东方与斯拉夫语文系”和哈佛东亚系，我们当时学业的进展都受各学府对这些问题处理的方法所左右。

左起：张淑香、陈毓贤、柯庆明、艾朗诺，台北，2016年

据其网站介绍，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前身是大日本帝国政府1928年设立台北帝国大学后，次年所办的的“东洋文学讲座”，内容以中国文学为主，聘请了久保得二和神田喜一郎等日本著名汉学家担任教授。久保在台任教期间筹组了“南雅诗社”，创作了大量的汉诗汉文；神田研究成果很可观；而久保和神田丰富的藏书后来归台大所有，至今仍为学者参考利用。然而，约十五间只培养出三位毕业生。

庆明1964年上台大时，教他大一国文的是台大中文系1950年第一位毕业生叶庆炳，班导师也是他。他用《史记》和《左传》做教材，讲到《左传》重耳离齐时要学生把它改成小说，以揣摩人物的心理，并出如“晨光中的校园”之类的题目命学生作文，以培养他们观察的能力。庆明一向成绩优越，作文没得到最高分数有点不服气，见他批道：“文章所以动人，并不在于词藻意象的堆砌……”，才如当头棒喝。为改进庆明欧化的语法与堆砌的习惯，叶庆炳规定他稿纸每一行都须有个句点。有一次全班到阳明山郊游，庆明见落红被践踏得狼藉不堪，脱口说出：“看到花朵被踩成那样，实在很难过。”叶庆炳则说：“柯庆明啊，你会为花难过，可见你是真的适合学文学的人！”庆明本来要透过古书研究中国思想，受了这句话的鼓励便转向文学，除作业外交了数十篇作文给老师；叶庆炳大概很重视这学生，都耐心地替他修改。之后庆明没再上过叶庆炳的课，但教大二诗词的叶嘉莹，与教大三元明戏剧的郑骞，都和叶庆炳同一个办公室，所以继续相见。叶庆炳正在写《中国文学史》，便请庆明帮他校对，知道他上的文学史只讲到唐代的古文运动，特意让庆明从宋代校起。

台静农

教庆明大二文学史的就是从1948年至1968年当系主任的台静农，庆明为他既尊贵又舒坦的风姿所倾倒，总找机会亲近他。台静农介绍学生看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与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讲的却和这些书不一样，只把资料写在黑板上，而且只讲到唐代。他大三教《楚辞》时则油印讲义给他们。庆明后来才知道台教授自己也在写中国文学史，写到唐代。

有一次某学生得了文艺奖，台静农说：“现在世代真是变了，写小说还可以得到大笔奖金，哈哈哈，从前写小说还得坐监牢！”那时候庆明和同学们热烈地讨论张爱玲、朱西宁、司马中原等当代作家，却不知道他们的老师也曾以写小说闻名，并为言论屡次坐牢。台静农和鲁迅有很密切的关系，而鲁迅在台湾是犯禁的，所以台静农执意保持低姿态，不谈过去，不出书。到了八十年代，他的杂文集、学术论文集才陆续面世。《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终于在台湾再版时，他平静地说：“五十年了，没想到还找得到！”

台静农上课很严肃，但私下很轻松，学生信任他，向他抱怨某兼差先生教学不力，他劝诫无效就不再聘请了。庆明和其他同学又向他提出中文系必修的地学通论对他们无用，希望改为心理学，他们大四时那一年果然改了。那时台大外文系毕业的王文兴在美国读了个硕士回来，台静农听说他没找到事便向英语系提议，两系各出半个名额请他回台大，让他为中文系学生开英美现代文学的课。王文兴此时主编的《现代文学》本来是外文系前后同学办的，主要介绍西方文学趋势；因此机缘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中文系的师生都有文章介入，无意中打破了中文系里古代和现代间的藩篱，中文系也不再把考据视为唯一正当的研究方法了。

庆明读大四时，做了个同学们都觉得很愚蠢的决定，选修只有两个学分的毕业论文，并请非常忙碌的台静农指导，和他商定的题目是“王维研究”。他打算把刚学到的一些欧美文学理论与心理分析都用上，去向台静农请示，支支吾吾说不清，自己都想放弃了，台静农却把他带到有黑板的地方，要他在黑板上整理出各个观点之间有什么关联及其推理过程。结果庆明花了十个月，每晚都弄到深夜，才完成原计划中的三分之一，匆匆以“王维诗研究”为题交上就去金门服兵役了。当了一年兵回来，因论文没好好地写，又没及时申请研究院，已另作打算，台静农却通知他系里有缺，鼓励他申请当助教。把附有许多批语的论文交还庆明时，当面告诫他说，探讨问题宁可平实，切忌穿凿。

庆明回到系里当助教，虽然知道自己以后会升为讲师，仍觉得不上研究院不太有面子，台静农却对他说他已经会做研究了，何必再占一个别人求学的机会？ 不必浪费时间为考试而念书。

庆明当助教，是辅助继台静农做系主任的的屈万里，前后四年。他曾上过屈万里的《尚书》课，屈万里也对庆明说：“博士、硕士学位只是一块敲门砖；你已经进到了门内，重要的是作一辈子的真学问，可以不必再去磨砖了！”他每次考评各校厚厚的博士论文，就顺口说：“又是一块砖头。”遇到有值得庆明参考的，总留给庆明看。

屈万里是学界一位传奇人物，最高学历是曾在北平郁文学院读过书，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所野鸡大学，我在那里挂单过一年。”然而他旧学根基异常深厚，而且办事能力特别强。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是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协助馆长将金石器物、书籍、书法、名画、拓本等运往四川万县保存。1940年蒋复璁创办中央图书馆，屈万里成了蒋的助手，次年知悉中央研究院有个助理员的缺，整理殷墟发掘近四千块的甲骨文残片，便不顾薪酬只有本来的一半，决定去就任，蒋复璁百般劝阻都没用。他花了三年苦工，默默地把许多碎片凑成完整的甲骨，耐心辨析上面的文字，继李济的《殷墟文字甲编》之后发表了《殷墟文字甲编考释》，成了甲骨文权威，并开始把考古得来的新知识用在研究《周易》、《诗经》等古籍上。傅斯年主掌台湾大学时，他又成了傅斯年的助手。

屈万里坚持自己替造访他的客人倒茶，说：“我自己倒茶是主任招待客人，和你来倒茶意义不一样！”庆明负责接听系里唯一的一架电话，管理四百多个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注册与资料，挨家挨户地给系里四五十位教师送聘书，抄录以系主任名义所发的公文；公文起初是屈万里拟稿庆明抄录，后来是庆明拟稿经屈万里过目后发出。此外，庆明还管理系里供师生查阅的二十五史及其他参考书；他加添了一些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趁地利之便随时检阅。

屈万里趋向于把古籍都当史料看待，对“文学”的了解，是采“文章博学”的广义。把中文系视为中国文化系，相当于所谓“国学”。他要硕士生修“中国学术史”，博士班修“文史资料讨论”。然而他也要所有的学生修“高级英文”， 强调研究中国文化须参考外国的方法和成果，并请在台研究的汉学家开“西洋汉学名著选读”的课。

据庆明说，台大中文系有两项变革和他的建言有关。那时系里硕士班每年招收十名，博士班招收三名，“教育部”另送来的外籍生远超这数目，但一共只拨了六个教师员额，没有特别为研究生开课，这些硕士生博士生只好和本科生一起上些选修课。庆明恰恰和几位从德国来的留学生分租房子，知悉在德国的研究生上的课程都是讨论课，便向屈万里建议把系、所的课程分开，前者以演讲为主，后者以讨论为主。屈万里说：“要加开这么多课，师资从哪里来？”庆明说那些学有专精的中年或比较年轻的先生都还在教大一国文，也许他们愿意加钟点，把研究成果和同学分享。屈万里说如果他开口，这些人就不好拒绝了，请庆明探问他们有没意愿，结果头一年就得到六七位先生志愿为研究生教讨论课。后来校方要求中文系增设“夜间部”，屈万里又为了师资短缺打算拒绝，庆明替他打听一些年轻教师不介意在夜间部发挥他们的专长，便成立了各领域齐全的中文系夜间部。

庆明认为中文系不应把新文学摈除在外，使古典的研究与现代的创作，两头都失去了丰厚的资源。屈万里听了虽然没有采纳但并不抗拒，乐见学生在课外组织各种文学讨论会。

屈万里任期的最后一年，首开前例征询系里同事对未来系主任人选的意见，结果赞成叶庆炳的最多。但校方安排的却是刚从香港回台的龙宇纯，许多年轻教员颇有受骗的感觉，原来老一辈的教授对叶庆炳积极办事的态度不以为然。龙宇纯是音韵学家，曾公开说读《诗经》除了可拟测古音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志趣和当时中文系的师生格格不入，六年任满后，终于轮到叶庆炳做。

庆明说叶庆炳平易近人，和台大行政大楼的职员关系特别好，许多别人办不通的事，他出面就可解决。有鉴于台湾非师范院校出身不能担任中学师资，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大多往传播和文化界发展，叶庆炳终于把现代散文、现代诗与现代小说列为中文系的必修课。此外，他将系务集体参与化，成立了聘任升等、课程、经费等的小组，还创例系主任普选。

庆明虽然对像屈万里以“征圣”“宗经”为治学宗旨的学者执弟子礼，却写新诗，主持《新潮》、《现代文学》、《文学评论》等杂志。他后来教的通识课程修课者往往达四百人之多，并在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主持该校的出版中心，担任“台大新百家学堂”执行长，以文化薪传为己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的王德威在《柯庆明论文学》的编后序上说他“力图跨越古典与现代，考证与批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分界，形成多音复义的实验”。庆明能够有这样的视野，和他求学时台大兼容并包的风气与师长们恢宏的度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