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董旻、何旻,mín,二声, 旻,秋天也。
傅嘏,gǔ,三声。
傅肜,róng,二声。
韩暹,xiān,一声。“暹罗”,就是古代泰国。
韩矍:jué,二声,精神矍铄。Jué shuò。
李傕,jué,二声。
泠苞,líng,二声 。
李歆、孙歆,华歆:xīn,一声。
刘谌、荀谌,chén,二声。
潘濬、王濬、周濬,两个读音jùn,和xùn,人名时都读jùn。
桥蕤,ruí,二声。葳蕤:草木茂盛的样子。
秦宓, mì,四声。《洛神赋》中宓妃怎么念fú。
全怿,yì,四声,悦也,乐也 。
邵悌、张悌,tì,四声。
眭固的眭,Suī,一声。
王粲、吾粲,càn,四声。
王昶,chǎng,三声。
辛毗,pí,二声。
荀顗,yǐ,三声。
羊祜,hù,四声。
杨祚,zuò,四声。
杨阜, fù,四声,阜新,地名 。
笮融的笮,zé二声,或者zuo二声,做姓氏念ze二声。
张嶷,nì,四声,幼小聪慧的意思。
蔡邕:邕yōng 一声。
蔡琰: yǎn, 三声,文姬姐姐真是漂亮,成熟女人的味道。另崔琰。
张闿:闿kǎi四声。
王垕:垕hòu, 四声,就是那个被曹操剁掉的可怜粮官。
马谡:谡sù,四声。
夏侯楙:楙máo,二声。
步骘:骘zhì,四声 。
阚泽:阚kàn, 四声。
彭羕:羕yàng, 四声,意思和“漾”一样。
蒯良:蒯kuǎi 第三声。
韩胤:胤yìn , 四声。
张纮:纮hóng, 二声。
陈珪:珪guī,一声。
荀彧:彧yù,四声,趣味高雅的意思。
皇甫郦:甫fǔ,三声,不读pu。郦Lì,四声 。
郭汜:汜sì,四声,汜水关。
士燮:燮xiè,四声,也可以写成爕。
嵇康:嵇jí,二声,竹林七贤。
孔伷:zhou,四声,通“胄”,还有司马伷。
刘璝:guī 一声,古同“瑰” 。
毌丘俭,guàn,四声,不是“毋”,wú,四声。
麴义,qū,一声。连字典里都说“麴义”,牛X。
袁燿,yào,同“耀”
夏侯敦: 敦dūn,一声。
车胄:zhòu,四声。
朱儁: jùn,四声,通“俊”。
许褚:chǔ,三声,这个字还有zhe(三声),zhu(三声),不过三国里叫chǔ。
诸葛瑾:jǐn,三声,诸葛亮的哥哥。
管辂:lù,四声。
傅巽:xùn,四声。
贾诩:xǔ,三声,“自诩”,吹牛。
全琮:cóng,二声,还有刘琮,刘表的小儿子。
何晏:yàn,四声,多做姓。
刘晔:yè,四声,不读hua。
费祎:yī,一声,不读wei。
戏志才:xì,四声,同“戏”。
郤正:xì,四声,通“隙”。
师纂:zuǎn,三声。
钟毓:yù,四声,“毓停”。
沮授:jǔ,三声 。
张勲:xūn,一声,古同“勋”。
图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西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也就是公元541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十三。这一天傍晚,落日余晖,满天红霞,把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般若寺映照得金碧辉煌,缓缓流淌的洛水,犹如一面明镜,倒映着层层迭进的寺宇堂塔,粼粼闪耀。从寺院深处,传来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声,给般若寺平添许多喜气。
一、关于杨坚出生时的佛教灵迹这家主人是西魏赫赫有名的云州(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南)刺史、大都督杨忠。妻子吕苦桃,从她的名字也不难看出,并非出自什么大户人家。这年,杨忠三十五岁,戎马倥偬,一晃已届中年,自大统四年(538)与东魏大战洛阳后,总算能过上短短几年相对安定的家庭生活,盼望有个儿子继承香火家业的心情,尤为焦灼。
夫人有喜,带给他无限的喜悦和希望,使得婴儿的诞生,显得如此郑重,不能有丝毫的差池。可是,一双号令千军万马的大手,实难承托起幼弱的新生命,夫妻俩再三合计,决定求助于毗邻的般若寺,一来祈求平安吉祥,而且,当时战事频仍,杨忠说不定哪天就得开赴前线,婴儿也好有个寄托。二来将头胎儿女献于佛前,报答神明的保佑,并祈福于未来。
新生婴儿是个健壮的男孩,方脸高额,五官端正,看上去就是个将门虎子。一家人欢天喜地,斟酌着给儿子起了个“坚”字单名,希望他长大后能像父亲一样威武坚毅,卓尔不群。洋洋喜气,灿烂霞光,映照在杨坚红喷喷的小脸蛋上,越发显得光彩照人。放眼窗外,深庭幽径,笼罩在紫金暮霭之中,令人陶醉,仿佛眼前的一切,竟是神迹!
这一定是神迹!一家人兴奋不已,奔走相告,让远近的人们,共享这份喜悦,流传下美丽的传说。后来,隋朝的文人墨客采撷当时的传闻,撰就珠玑篇章。
内史令李德林欣然落笔:
“皇帝载诞之始,赤光蒲室,流于户外,上属苍旻。其后三日,紫气充庭,四邻望之,如郁楼观,人物在内,色皆成紫。”
著作郎王劭撰《隋祖起居注》,称:
“于时赤光照室,流溢户外紫气充庭,状如楼阁,色染人衣,内外惊异。”
一代文豪薛道衡赞颂道:
“粤若高祖文皇帝,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龙颜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异,著在图箓,彰乎仪表。”
这些传说,在隋代广为流传,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以至唐人在编修《隋书》时,也采纳其说,似乎杨坚是膺天命而降生人世,注定要位登九五,统一中国,从而给他披上一件金光灿灿的神衣。而这件神衣,在杨坚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古代,大凡君王伟人出世,都有一番神灵瑞象的铺陈。但是,像杨坚这种以佛教灵迹为底蕴的渲染,却是绝无仅有。
二、抚养杨坚的尼姑相传,杨坚出生那天,有一位俗姓刘、法名智仙(或作智先、智迁)的尼姑,从河东(山西一带)风尘仆仆赶来,深夜造访。当时,异常闷热,吕氏打扇驱暑,却将杨坚扇得寒战不已,几致气绝。就在这紧急时刻,智仙赶到,杨坚转危为安。
于是,智仙对杨忠夫妇说道:“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虚惊一场的杨忠便将杨坚托付给智仙抚养,还将自家宅院改作佛寺。过了一段时日,吕氏按捺不住对儿子的思念,悄悄来到智仙房中,将杨坚轻轻抱起,仔细端详。就在这时,杨坚突然头上长角,遍体生鳞,化作一条小龙。吕氏见状大惊,把怀里的婴儿坠落于地。智仙从外间进来,连忙将杨坚抱起,埋怨道:“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从此以后,杨家人不敢轻易过问儿子的日常生活。
就这样,杨坚随智仙在佛寺里一天天长大,度过燃灯颂佛的童年。十三岁那年,杨坚已是伟岸少年,“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俨然一副人君仪表。智仙十分喜爱他,给他取了个与其名字相对应的小名,叫“那罗延”,送他出寺回家,转入太学学习。
上述传说,反复出现在唐人编纂的各种佛教典籍里面,研究者多斥之为荒诞不经的“小说家编演之谈”。传说中包含许多附会成分,固不待言。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
实际上,南北朝佛教十分兴盛,颇受文人武将的尊崇。杨忠一家为其信徒,毫不奇怪。而且,杨坚出生于佛寺,也是事实。上述传说,显然是根据隋朝文人,特别是王劭的《隋祖起居注》敷衍而成。但其中附会的成分,也十分明显。
《佛祖历代通载》卷第十记载:
“释尼智迁者,河东蒲坂刘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长通禅观,时言吉凶成败事,莫不奇验。居般若寺,会文帝生于寺。”
据此可知,智仙并不是从河东特意赶来抚育杨坚的神尼,而是常住般若尼寺的尼姑,偶然遇上杨坚诞生的喜事。这样,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显得合理多了。
杨忠割宅为寺,在当时亦属司空见惯之事。北魏后期,王公贵族滥设寺院,乃至“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
不安于寺庙的僧尼,游涉村落,走家串户;而朝中显贵,也经常召唤憎尼,算命问卜,举办佛事斋会,甚至尊以为师,充当军政顾问,称作“家僧”、“门师”。智仙长期居住在杨家,充任养育杨坚之责,显然就是杨家的家僧。后来,周武帝灭佛时,智仙隐匿于杨家,终获保全,可知杨家与佛教关系至深,由此也可了解当时佛教社会影响力之一斑。
三、那罗延与杨坚对于养育自己长大的智仙,杨坚终生难忘,思念情深。登基之后,命史官王劭为她立传;晚年还为她铸造等身像,并令画师将她画于自己身旁,颁发四方。
智仙给杨坚起的小名“那罗延”, 是梵文音译, 指的是印度教中的大神祇毗瑟纽,在佛典里,则是指金刚力士、坚固力士等,是力大无穷的神祇。南北朝时代,普遍流行以佛教神祇为名字,例如,南朝有王僧达、王僧祐、王僧绰、王僧虔等;北朝有元夜叉、元罗刹、高菩萨、尔朱叉罗、尔朱文殊等。杨坚对自己的小名,颇为自豪。
开皇九年(589),河南省安阳市宝山灵泉寺开凿的大住圣窟,门外东侧浮雕一座高大精美的护法神王,左手持剑,右手紧握三股长柄钢叉,脚踏卧牛状怪兽,威风凛凛,上方题铭“那罗延神王”。灵泉寺是在杨坚的支持下,由最高僧官灵裕国统主持扩建的,号称“河朔第一古刹”。
在佛寺里长大的杨坚,深受佛教的熏陶,而智仙也不断向他灌输佛教,当他开始懂事时、智仙就反复告诉他,他不是凡人,而是护法金刚转世,注定要成为伟人,成就一番宏伟事业,精心培养他领袖般的远大抱负和深沉的性格。
七岁时,智仙郑重地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殷殷期望他能担负起济世弘法的重任。这一切都深深烙在杨坚幼小的心灵里,永难磨灭。后来,杨坚在回首这段童年往事时,说道:“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中来,由小时在寺,至今乐闻钟声。”
启蒙的教育,在杨坚一生中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他自己也未曾完全意识到。
但是,他坚信自己是“那罗延神王”,是上天派他来到人世间的。唐人张鹫在《朝野佥载》卷二记载了如下一则传说,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杨坚的性格和抱负。
相传,北齐文宣帝年间(550~559年),并州(山西省太原市)有一位稠禅师,自幼落发为沙弥。当时,寺中有许多小沙弥,闲暇时常在一起嬉戏打闹,稠禅师体弱力小,常被欺负。于是,他躲进佛殿,抱着金刚的大脚,祈愿金刚赐力于他。一片诚意,感动了金刚,当第六天曦光微露的时候,金刚终于显灵,让他饱食筋肉,顿时浑身充满神力。
稠禅师大喜,天一亮便兴致冲冲地来到沙弥中。伙伴们见他躲藏数日才露面,便又要与他斗殴。稠禅师正想显示本领,当下飞檐走壁,举重搏击,直让沙弥们看得惊恐不已,俯首认错。消息传了出去,四方僧众慕名而至,常有数千人随侍左右。齐文宣帝听说稠禅师聚众于林虑山,便亲自带领骁骑数万,前来讨伐。
稠禅师率众出山迎候,于文宣帝面前作法,让数千根造寺梁柱在空中翻腾搏击,声若雷霆,吓得文宣帝叩头认输。三十年后,隋文帝路过并州,见此寺院,“心中涣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修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大力长者云。”
这则故事固然荒诞不经,但它告诉我们,杨坚为金刚转世的传说,在当时流传甚广。传说的背后,显然存在着刻意的编造,目的在于宣扬隋文帝具有天命。联系上述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的那罗延神像,不难看出,这些人为造作明显带有隋朝官方的政治意图。
那罗延神王诞生于弘农杨氏家族,神话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便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王曾瑜著:《点滴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三六、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其影响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後,伟大思想家孔子的学说一直在中国居於至高无上的尊位。但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後最重要的一位儒学大师,长期以来,却并未得到尊崇。有的儒学者往往将孟子视为战国时代诸子之一,或以荀孟并称,甚至对孟子学说提出若干非议。学术大师钱穆早已指出:
唐韩愈始提倡孟子,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子庙。而同时如李觏之常语,司马光之疑孟,皆犹於孟子肆意反对。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此风虽始於韩愈,而实成於宋儒。[1]
纵观两宋儒学之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北宋前半期,儒学者大致株守汉学,正如王应麟所说:“自汉儒至於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2]第二,自宋仁宗庆历时始,各个新的儒学流派纷纷著书立说,甚至疑经惑古,出现了学术思想的活跃。第三,自宋神宗时始,王安石的王学占据此後六、七十年的支配地位。王学的支配地位经历宋哲宗元祐时与北宋末至南宋初两次动摇,直到力主王学的秦桧病死,王学遂一蹶不振。与此同时,程学原为影响不大的儒学流派,至南宋初期,尽管受秦桧的压制,却逐渐兴盛。第四,宋孝宗时,因朱熹著书立说,大力倡导,理学在民间大盛。第五,宋理宗时大力扶植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始占据尔後七百年的支配地位。
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的确立,始於王安石,成於朱熹,与王学、程朱理学两个最大的儒学流派先後各领风骚,有密切的关系。
宋朝官修编年史实录中之王安石传,今保存於《琬琰集删存》卷3,此传说:
安石早有盛名,其学以孟轲自许,荀况、韩愈不道也。
宋人罗从彦说:
王安石以高明之学、卓绝之行,前无古人,其意盖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观之,可谓名世之士矣。[3]
这些评论决非无根之言,今以王安石本人之诗为证,《王文公文集》卷38《扬雄三首》,其一曰: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旻。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欧阳修《赠王介甫》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後来谁与子争先。”[4]王安石答诗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5]欧阳修称誉王安石诗如李白,文比韩愈(一说为谢脁)。王安石的答诗说自己“学作文章力已穷”, “终身何敢望韩公”,但“传道义”之壮心,仍期望能有“窥孟子”之成就。其《孟子》诗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6]
简直就将孟子引为千古知己了。宋初至庆历时,儒学者治经,但并不认为《孟子》是儒家之经典。王安石执政时,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二月,始以《孟子》和《论语》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7]实际上是将两书升格为与《易经》、《诗经》等相近的儒学经典的地位。王安石罢政後,深受王学影响的宋神宗,於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十月,“诏封孟轲为邹国公”。[8]翌年五月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於兖国公(颜回)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於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9]孟子为公,荀子等三人为伯,孟子“配食”,其他三位“从祀”,於是孟子的亚圣地位事实上便得以确立。
尽管如此,宋儒中非议孟子者,仍不乏人,北宋有李觏、司马光、晁说之等人,南宋有叶適等人。刘安世在门人所辑《元城语录》卷上说:
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温公则曰老先生,呼荆公则曰金陵)。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职为意,是所同也。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尔。
宋哲宗元祐初,司马光为反对科场改革而上奏说:
神宗皇帝深鉴其失,於是悉罢赋诗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
司马光此段议论的宗旨有二。一是指责王安石不当以《三经义》等“一家私学”,强制儒学者们接受,并作为“科场程试”中取黜的标准。二是指责王安石不当在“科场程试”中,“黜《春秋》而进《孟子》”。所谓“废六艺而尊百家”,实乃夸大其辞。“废六艺”其实只是指《春秋》不列入“科场程试”,“尊百家”其实只是指尊《孟子》。他在此奏中建议:
《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10]
司马光的主张遭到范纯仁的反对,他说:“《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矣,更乞裁度。”据说司马光对范纯仁之说“欣纳之”。[11]
宋哲宗亲政後,变法派重新上台,王学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宋徽宗崇宁时大力推崇王学,当时所颁《故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廷诏》说:
道术裂於百家,俗学弊於千载。士以传注之习,汩乱其聪明,不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斯已久矣。故荆国公王安石,由先觉之智,传圣人之经,阐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训释奥义,开明士心,总其万殊,会于一理。於是学者廓然如睹日月,咸知六经之为尊,有功于孔子至矣……内圣外王,无乎不备,盖天降大任,以兴斯文,孟轲以来,一人而已。[12]
褒词评价如此之高,确乎实现了王安石生前“窥孟子”的宿愿,将他尊奉为孔孟之後的又一圣人。王安石一时成为继孟子之後,又一个得到“配享”孔子地位的儒学大师。
孔孟并称,业已得到大多数儒学家之公认,而晁说之在《孔孟》一文中仍提出异议,他说:
孔孟之称,谁倡之者?汉儒犹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欤?其学卒杂於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称,荀卿诋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统,闭约而不解,未免为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13]
南宋初,晁说之“告老”,宋高宗说:“是尝著论非孟子者,孟子发明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14]
程颢和程颐兄弟之学,原是北宋一个较小的儒学流派,其影响最初远不能与王安石之王学相比。程颢和程颐反对王安石变法,程颐本人又受司马光的举荐和提拔,但他们尊崇孟子,却与司马光迥异。
程颢、程颐与王安石同样尊崇孟子,但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释。前面说过,王学的信奉者是将王安石尊奉为孔孟後的又一圣人。程朱理学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在宋朝各代又有不同的说法。最初,程颐为其兄程颢写行状说: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於诸家,出入於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後得之……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15]
《河南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墓表》由程颐撰写,太师致仕文彦博题写,墓表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传之学於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正如邓广铭先生《关於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中所作的精辟论述,程颢和程颐虽曾从学於周惇颐,[16]“决非周敦颐的学业的传人”,“後来之成为理学家(道学家),与周敦颐并无丝毫干涉”。[17]程颐强调孟子死後一千四百年,方有其兄“得不传之学於遗经”,而并非从周惇颐学“得不传之学”。程颢门人刘立之也说: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於千载之後,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阈者盖鲜,况堂奥乎![18]
按以上说法,自孟子後,道统中断,得孔孟真传者,唯程颢而已。程颐死後六年,其子程端中为父亲八卷遗文写序说:
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圣人虑後世不足以知之,载之六经,丁宁教告,纤悉具备,宜若人人见而知之,然自秦汉以下,泯没无传。惟伊川先生以出类之才,独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学士大夫翕然宗师之,圣人之道蔽曀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复明。[19]
程端中此处强调其父得圣人之真传,甚至没有提及伯父。在程门弟子中,受学於程颐者最後更盛於程颢。南宋前期,有陈公辅上奏攻击“伊川学”说:
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20]
撇开其攻击之词,此奏无非是反映到南宋初年,理学已成为颇有影响的学派,但学者们所宗师者主要是程颐,“谓之伊川学”。他们对儒学道统的解释是“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这与前引程颐和刘立之之说有异。“颐死无传焉”,说明当时伊川学派仍处於群龙无首的状态。吕稽中撰程氏门人尹焞墓志铭也说:
吾闻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殁,圣人之道不传。从千馀载之後,得不传之学者,伊川程夫子也。[21]
尹焞死於南宋初,比陈公辅上奏时间稍晚,但上引两段文字的一致之处,正是有程颐而无程颢。与正统程氏门人之说不同者,则是胡安国、朱震等人。胡安国上奏说: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後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於荀、扬之列。[22]
胡安国在二程之外,又提出了邵雍和张载。朱震上奏说:
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之後无传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颢、程颐传其道於千有馀岁之後,学者负笈抠衣,亲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隐或见,莫能尽纪。[23]
《宋史》卷435《朱震传》载其《汉上易解》说: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於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24]
胡安国与朱震并非程门弟子,他们所说孟子以後的道统,却被作为程门三传弟子的朱熹所
吸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就是为确立孟子以後的道统,合计有周惇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五人,但他本人就学於程门再传弟子李侗,所以仍以程颢与程颐兄弟作为孟子以後的道统正宗,《朱子语类》卷93说: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後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後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後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
但他也极口称赞周惇颐的《太极图》和张载的《西铭》,说:“自《孟子》已後,方见有此两篇文章。”[25]
宋朝理学大盛,是始於宋孝宗时,这主要应归功於朱熹,他的学术成就超迈前人,是个集大成的儒学大师。叶適对当时理学的兴盛有生动的描述:
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於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26]
由於朱熹对理学发展有着最杰出的贡献,他身後自然也被列入理学的道统,按其门人黄榦所说: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27]
朱熹不仅从理学道统上推崇孟子,他所撰的《四书集注》,无疑是对崇扬孟子学说的最大贡献,“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於学官”。[28]他强调说: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29]
明确了学习《四书》是通经的捷径。宋宁宗时,理学一度被贬为“伪学”,到宋理宗时,始尊崇理学,於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下诏说:
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30]
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宋理宗又下诏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後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接着,宋理宗“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封周惇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四人为伯,并御“制《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31]王安石在北宋末已由“配享”降为“从祀”,至此被逐出孔庙。[32]王学和程朱理学是宋代两个影响最大的儒学流派,互争雄长,至此以王学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两大学派消长的过程中,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却不断地提高,因为两大学派都尊崇孟子,以孟子的後继者自命。宋代两位最大的崇孟功臣正是王安石和朱熹,尽管其学术观点是互相排斥的。自宋以下,只有明太祖对孟子民贵君轻,杀暴君如诛匹夫一类言论极度反感,他一度撤去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并命令儒臣删定《孟子节文》。但到明成祖时,又重新尊崇孟子。
孟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力阐发孔子学说,以孔孟并称,对孟子可谓当之无愧,也是宋儒对中国经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当然,因孟子与孔子时代不同,有个别说法不尽一致,也因而遭到若干宋儒的非议。但是,此类非议毕竟以偏概全,不可能,也不应当动摇孟子亚圣地位之确立。
孔子倡导“仁”,孟子在“仁”的基础上,大力阐发“义”说。由於宋朝政治、经济等背景,义利之辨,後来成为宋儒争辩的一大命题。尽管宋儒对义、利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持说各异,但推崇孟子之“义”说,确是时代之需求。这是崇孟的重要背景。
两宋时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兴盛期,名儒辈出,群星灿烂。当然,任何时代都不免有假借某种学说,包括孔孟学说,以欺世盗名者。但是,两宋时期也确有一批又一批通经宿儒,他们在孔孟学说的熏陶和教诲下,怀抱经世济时之宏大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特别在民族危难之际,不惜以身殉国,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孟子曾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无疑是一个极高的道德标准,而不少宋儒也确是身体力行。南宋末年,“辛苦遭逢起一经”[33]的文天祥有绝命词说:
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後,庶几无愧。[34]
古代的“圣贤书”,其中包括《孟子》,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进步,确实曾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却又是多灾多难的民族。近百馀年来,业已落伍了的中华民族饱受,其优秀儿女为着本民族的进步,支付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的史实证明,中国人决不甘心永居他人之後,中国也决不会永居他国之後,不管前进之路如何艰难,中华民族完全复兴的日子终将到来。
五四运动楬橥和科学两面大纛,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颇。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份。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华民族处於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於落後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
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这就是中庸之道。在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包括孔孟学说的精华,必将以其久远而顽强的生命力起着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蒙已故刘子健先生教正,作了若干修改,谨志怀念之情。原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注 释
[1] 《朱子学提纲》第13页,三民书局,1971年。
[2] 《困学纪闻》卷8。
[3] 《罗豫章先生集》卷6《遵尧录》六《韩琦》。
[4]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7。
[5] 《王文公文集》卷55《奉酬永叔见赠》。
[6] 《王文公文集》卷73。
[7] 《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
[8] 《长编》卷340元丰六年十月戊子。
[9] 《长编》卷345元丰七年五月壬戌。
[10]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4《起请科场札子》。
[11] 《长编》卷371元祐元年三月壬戌。
[12] 《宋大诏令集》卷156。
[13] 《嵩山文集》卷13。
[14] 《要录》卷19建炎三年正月戊戌。
[15] 《河南程氏文集》卷11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伊洛渊源录》卷2。
[16]关於周惇颐的名字,《宋史》卷427《周敦颐传》作“敦颐”,《伊洛渊源录》卷1周惇颐《事状》说:“姓周氏,名惇实,字茂叔,後避英宗旧名,改惇颐。”《贵耳集》卷上说:“周濂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先名宗实,因英庙旧名改,後名惇颐,又以光宗御名改。”以上两说稍异,应以《贵耳集》之说为准。按周宗实改名周惇颐,乃他生前自改,而周惇颐改名周敦颐,乃南宋人为避宋光宗赵惇名而改,元人修《宋史》显然沿用宋讳,而未加考订。
[17] 《邓广铭全集》第8卷3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18] 《伊洛渊源录》卷2。
[19] 《河南程氏文集》目录。
[20] 《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道命录》卷3《陈公辅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屏绝》。
[21]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10。
[22] 《要录》卷108绍兴七年正月癸酉,《道命录》卷3《胡文定乞封爵邵张二程先生列於从祀》。
[23] 《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辛卯,《道命录》卷3《朱内翰论孔孟之学传於二程》。
[24]以《汉上易集传》表参校。
[25] 《朱子语类》卷94。
[26] 《水心文集》卷13《郭府君墓志铭》。
[27] 《宋史》卷429《朱熹传》。
[28] 《宋史》卷429《朱熹传》。
[29] 《朱子语类》卷19。
[30] 《宋史》卷41《理宗纪》。
[31] 《宋史》卷42《理宗纪》。
[32] 《宋史》卷105《礼志》。
[33] 《文山先生全集》卷14《过零丁洋》。
[34] 《文山先生全集》卷19刘岳申《文丞相传》。
▼
丨延伸阅读丨
王曾瑜: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一些思考
王曾瑜: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教训
王曾瑜:秦汉至隋唐五代卖官述略
王曾瑜:宋朝卖官述略
王曾瑜:辽金元卖官述略
王曾瑜:忧国忧民启深思——《中国反贪史》有感
王曾瑜:也谈劝戒贪赃的《戒石铭》
王曾瑜:“清官”考辨
王曾瑜: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制
王曾瑜:辽宋金之节度使
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
王曾瑜:完颜亮用人的某些特点
王曾瑜:金熙宗“颁行官制”考辨
王曾瑜:关於金朝翰林待制以下带“同知制诰”衔的考辨
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
王曾瑜:辽南京城考辨两则
王曾瑜: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
王曾瑜:辽宋金代的砲和砲兵
王曾瑜:中国古代的砲——人力抛石机
王曾瑜:中国古代的战场指挥信号——兼说号炮的来历
王曾瑜:试论辽朝军队的征集和编组系统
王曾瑜:《宋史·兵志》一段文字的考释
王曾瑜:南宋後期扬州屯驻大兵番号和今存南宋扬州城砖文考释
王曾瑜:也谈扬州城砖中的南宋军番号
王曾瑜:山西沁县城内关帝庙宋碑中有关军制的考释
王曾瑜:也谈河北境内的辽宋时代古地道——兼说杨延昭抗辽
王曾瑜:韩世忠大仪镇之战述评
王曾瑜:南宋对金第二次战争的重要战役述评
王曾瑜:世界上首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
王曾瑜:胶西海战地名考证
王曾瑜:南宋亡国的厓山海战述评
王曾瑜:读《海客述奇》——谈科学精神
王曾瑜:书同文和标准话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
邮箱:txq1627@126
宋代: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何似 一作:何时;又恐 一作:惟 / 唯恐)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长向 一作:偏向)
译文及注释译文丙辰年的中秋节,高兴地喝酒直到第二天早晨,喝到大醉,写了这首词,同时思念弟弟苏辙。
明月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的?我端起酒杯遥问苍天。不知道在天上的宫殿,何年何月。我想要乘御清风回到天上,又恐怕在美玉砌成的楼宇,受不住高耸九天的寒冷。翩翩起舞玩赏着月下清影,哪像是在人间。
月儿转过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没有睡意的自己。明月不该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为什么偏在人们离别时才圆呢?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这种事自古来难以周全。只希望这世上所有人的亲人能平安健康,即便相隔千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
注释丙辰:指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这一年苏轼在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任太守。
达旦:到天亮。
子由: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把酒:端起酒杯。把,执、持。
天上宫阙(què):指月中宫殿。阙,古代城墙后的石台。
归去:回去,这里指回到月宫里去。
琼(qióng)楼玉宇:美玉砌成的楼宇,指想象中的仙宫。
不胜(shèng,旧时读shēng):经受不住。胜:承担、承受。
弄清影:意思是月光下的身影也跟着做出各种舞姿。弄:赏玩。
何似:何如,哪里比得上。
转朱阁,低绮(qǐ)户,照无眠:月儿移动,转过了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没有睡意的人(指诗人自己)。朱阁:朱红的华丽楼阁。绮户: 雕饰华丽的门窗。
不应有恨,何事长(cháng)向别时圆:(月儿)不该(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为什么偏在人们分离时圆呢?何事:为什么。
此事:指人的“欢”“合” 和月的“晴”“圆”。
但:只。
千里共婵(chán )娟(juān):只希望两人年年平安﹐虽然相隔千里,也能一起欣赏这美好的月光。共:一起欣赏。婵娟:指月亮。▲
参考资料:
1、
陆林 编注.宋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59-60页
创作背景这首词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苏轼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差知密州。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公元1076年的中秋,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参考资料:
1、
周汝昌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1-614页
赏析此词是中秋望月怀人之作,表达了对胞弟苏辙的无限怀念。词人运用形象描绘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反衬自己遗世独立的意绪和往昔的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丙辰,是公元1076年(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做了这首《水调歌头》。苏轼一生,以崇高儒学、讲究实务为主。但他也“龆龀好道”,中年以后,又曾表示过“归依佛僧”,是经常处在儒释道的纠葛当中的。每当挫折失意之际,则老庄思想上升,借以帮助自己解释穷通进退的困惑。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他以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为了权且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调知密州,虽说出于自愿,实质上仍是处于外放冷遇的地位。尽管当时“面貌加丰”,颇有一些旷达表现,也难以遮掩深藏内心的郁愤。这首中秋词,正是此种宦途险恶体验的升华与总结。“大醉”遣怀是主,“兼怀子由”是辅。对于一贯秉持“尊主”节操的作者来说,手足分离和私情,比起廷忧边患的国势来说,毕竟属于次要的伦理负荷。此点在题序中并有深微的提示。
在大自然的景物中,月亮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可联想到初生的萌芽事物;一轮满月,可联想到美好的团圆生活;月亮的皎洁,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无限美好的憧憬与理想。苏轼是一位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文学家,当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时,其思想情感犹如长上了翅膀,天上人间自由翱翔。反映到词里,遂形成了一种豪放洒脱的风格。
此词上片望月,既怀逸兴壮思,高接混茫,而又脚踏实地,自具雅量高致。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问天这一细节与屈原的《天问》和李白的《把酒问月》有相似之处。其问之痴迷、想之逸尘,确实是有一种类似的精、气、神贯注在里面。从创作动因上来说,屈原《天问》洋洋170余问的磅礴诗情,是在他被放逐后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在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仰见“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后“呵而问之”的(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是情景触碰激荡的产物。李白的《把酒问月》诗自注是:“故人贾淳令予问之。”当也是即兴遣怀之作。苏轼此词正如小序中所言是中秋望月,欢饮达旦后的狂想之曲,亦属“伫兴之作”(王国维《人间词话》)。它们都有起得突兀、问得离奇的特点。从创作心理上来说,屈原在步入先王庙堂之前就已经是“嗟号昊旻,仰天叹息”(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处于情感迷狂的精神状态,故呵问青天,“似痴非痴,愤极悲极”(胡浚源《楚辞新注求确》)。李白是“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把酒问月》),那种因失意怅惘的郁勃意绪,也是鼻息可闻的。苏轼此词作于丙辰年,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自请外任密州。既有对朝廷政局的强烈关注,又有期望重返汴京的复杂心情,故时逢中秋,一饮而醉,意兴在阑珊中饶有律动。三人的创作心理实是脉络暗通的。
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李白的《把酒问月》诗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不过李白这里的语气比较舒缓,苏轼因为是想飞往月宫,所以语气更关注、更迫切。“明月几时有?”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好像是在追溯明月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又好像是在惊叹造化的巧妙。读者从中可以感到诗人对明月的赞美与向往。
接下来两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把对于明月的赞美与向往之情更推进了一层。从明月诞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不知道在月宫里今晚是一个什么日子。诗人想象那一定是一个好日子,所以月才这样圆、这样亮。他很想去看一看,所以接着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唐人称李白为“谪仙”,黄庭坚则称苏轼与李白为“两谪仙”,苏轼自己也设想前生是月中人,因而起 “乘风归去”之想。他想乘风飞向月宫,又怕那里的琼楼玉宇太高了,受不住那儿的寒冷。“琼楼玉宇”,语出《大业拾遗记》:“瞿乾祐于江岸玩月,或谓此中何有?瞿笑曰:‘可随我观之。’俄见月规半天,琼楼玉宇烂然。”“不胜寒”,暗用《明皇杂录》中的典故:八月十五日夜,叶静能邀明皇游月宫。临行,叶叫他穿皮衣。到月宫,果然冷得难以支持。这几句明写月宫的高寒,暗示月光的皎洁,把那种既向往天上又留恋人间的矛盾心理十分含蓄地写了出来。这里还有两个字值得注意,就是“我欲乘风归去”的“归去”。飞天入月,为什么说是归去呢?也许是因为苏轼对明月十分向往,早已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归宿了。从苏轼的思想看来,他受道家的影响较深,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又喜欢道教的养生之术,所以常有出世登仙的想法。他的《前赤壁赋》描写月下泛舟时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说:“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也是由望月而想到登仙,可以和这首词互相印证。词人之所以有这种脱离人世、超越自然的奇想,一方面来自他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自对现实人间的不满。人世间有如此多的不称心、不满意之事,迫使词人幻想摆脱这烦恼人世,到琼楼玉宇中去过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苏轼后来贬官到黄州,时时有类似的奇想,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而,在词中这仅仅是一种打算,未及展开,便被另一种相反的思想打断:“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两句急转直下,天上的“琼楼玉宇”虽然富丽堂皇,美好非凡,但那里高寒难耐,不可久居。词人故意找出天上的美中不足,来坚定自己留在人间的决心。一正一反,更表露出词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同时,这里依然在写中秋月景,读者可以体会到月亮的美好,以及月光的寒气逼人。这一转折,写出词人既留恋人间又向往天上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能够更深刻地说明词人留恋人世、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显示了词人开阔的心胸与超远的志向,因此为歌词带来一种旷达的作风。
但苏轼毕竟更热爱人间的生活,“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趁着月光起舞呢!“清影”,是指月光之下自己清朗的身影。“起舞弄清影”,是与自己的清影为伴,一起舞蹈嬉戏的意思。李白《月下独酌》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苏轼的“起舞弄清影”就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高处不胜寒”并非作者不愿归去的根本原因,“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才是根本之所在。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在月光下起舞,最起码还可以与自己清影为伴。这首词从幻想上天写起,写到这里又回到热爱人间的感情上来。从“我欲”到“又恐”至“何似”的心理转折开阖中,展示了苏轼情感的波澜起伏。他终于从幻觉回到现实,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葛中,入世思想最终占了上风。“何似在人间”是毫无疑问的肯定,雄健的笔力显示了情感的强烈。
下片怀人,即兼怀子由,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同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转和低都是指月亮的移动,暗示夜已深沉。月光转过朱红的楼阁,低低地穿过雕花的门窗,照到了房中迟迟未能入睡之人。这里既指自己怀念弟弟的深情,又可以泛指那些中秋佳节因不能与亲人团圆以至难以入眠的一切离人。“无眠”是泛指那些因为不能和亲人团圆而感到忧伤,以致不能入睡的人。月圆而人不能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于是词人便无理地埋怨明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明月您总不该有什么怨恨吧,为什么老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才圆呢?相形之下,更加重了离人的愁苦了。这是埋怨明月故意与人为难,给人增添忧愁,无理的语气进一步衬托出词人思念胞弟的手足深情,却又含蓄地表示了对于不幸的离人们的同情。
接着,诗人把笔锋一转,说出了一番宽慰的话来为明月开开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固然有悲欢离合,月也有阴晴圆缺。她有被乌云遮住的时候,有亏损残缺的时候,她也有她的遗憾,自古以来世上就难有十全十美的事。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感到忧伤呢?词人毕竟是旷达的,他随即想到月亮也是无辜的。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忧伤呢?这三句从人到月、从古到今做了高度的概括。从语气上,好像是代明月回答前面的提问;从结构上,又是推开一层,从人、月对立过渡到人、月融合。为月亮开脱,实质上还是为了强调对人事的达观,同时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因为,月有圆时,人也有相聚之时。很有哲理意味。
词的最后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是美好的样子,这里指嫦娥,也就是代指明月。“共婵娟”就是共明月的意思,典故出自南朝谢庄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么只要亲人长久健在,即使远隔千里也还可以通过普照世界的明月把两地联系起来,把彼此的心沟通在一起。“但愿人长久”,是要突破时间的局限;“千里共婵娟”,是要打通空间的阻隔。让对于明月的共同的爱把彼此分离的人结合在一起。古人有“神交”的说法,要好的朋友天各一方,不能见面,却能以精神相通。“千里共婵娟”也可以说是一种神交了!这两句并非一般的和共勉,而是表现了作者处理时间、空间以及人生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所持的态度,充分显示出词人精神境界的丰富博大。王勃有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味深长,传为佳句,与“千里共婵娟”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许浑的《秋霁寄远》说:“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都可以互相参看。但愿人人年年平安,相隔千里也能共享着美好的月光,表达了作者的祝福和对亲人的思念,表现了作者旷达的态度和乐观的精神。苏轼就是把前人的诗意化解到自己的作品中,熔铸成一种普遍性的情感。正如词前小序所说,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字子由)的怀念之情,但并不限于此。可以说这首词是苏轼在中秋之夜,对一切经受着离别之苦的人表示的美好祝愿。
此篇是苏词代表作之一。从艺术成就上看,它构思奇拔,畦径独辟,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是历来公认的中秋词中的绝唱。从表现方面来说,词的前半纵写,后半横叙。上片高屋建瓴,下片峰回路转。前半是对历代神话的推陈出新,也是对魏晋六朝仙诗的递嬗发展。后半纯用白描,人月双及。它名为演绎物理,实则阐释人事。笔致错综回环,摇曳多姿。从布局方面来说,上片凌空而起,入处似虚;下片波澜层叠,返虚转实。最后虚实交错,纡徐作结。全词设景清丽雄阔,以咏月为中心表达了游仙“归去”与直舞“人间”、离欲与入世的 盾和困惑,以及旷达自适,人生长久的乐观枋度和美好愿望,极富哲理与人情。立意高远,构思新颖,意境清新如画。最后以旷达情怀收束,是词人情怀的自然流露。情韵兼胜,境界壮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词全篇皆是佳句,典型地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
作者既标举了“ 绝尘寰的宇宙意识”,又摒弃那种“在神奇的永恒面前的错愕”情态(闻一多评《春江花月夜》语)。他并不完全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发展,而是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娱”的生活意义。所以,尽管这首词基本上是一种情怀寥落的秋的吟咏,读来却并不缺乏“触处生春”、引人向上的韵致。
对于这首《水调歌头》历来都是推崇备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此词是写中秋的词里最好的一首。这首词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寻味。因此九百年来传诵不衰。吴潜《霜天晓角》:“且唱东坡《水调》,清露下,满襟雪。”《水浒传》第三十回写八月十五“可唱个中秋对月对景的曲儿”,唱的就是这 “一支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可见宋元时传唱之盛。全词意境豪放而阔大,情怀乐观而旷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意,以及那浪漫的色彩,潇洒的风格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至今还能给人们以健康的美学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