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别人欠我钱(梦见别人欠我钱是什么意思)

解梦：梦见家人

　心理学解梦梦见家人

　　梦见所有家人，意味着工作岗位出现问题而陷入苦恼。

　　梦见与家人吃饭，表示你最近的收入会接二连三的锦囊日饱，但要注意不可以因为冲动而乱买东西，浪费了你的辛苦钱。

　　梦见在家里与家人一起吃饭，表示金钱运上升。可以期待收入不断增加，口袋中绰绰有余。不过，要注意不可凭一时的冲动而买些没用的东西。

　　梦见离别的家人重新回到亲人身边，将前往梦中人的家或共同生活的征兆。

　　梦见与分离的家人在一起，将邂逅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

　　梦见家人抱头痛哭，不久的将来家里将发生不祥的事情，遭受损失或出现令人担心的事。

　　梦见所有家人聚集在一个屋里，家族之间出现纷争，导致家族分离等运气不佳的事情发生。

　　梦见家人被打死了，表示家里要增添人口。

　　梦见家人尸体，暗示家中可能有人会生病，或是家人的关系不和睦;而对于热恋中的男女而言，梦到家人尸体是指对方不是真心的。

　　梦见全家人一起到亲戚家作客，表示交友运好转。将出现一位长辈对你特别关心，只要坦诚相对，一定对你有帮助。

　　梦见家人被杀，预示着近期的朋友运很好，所进行的事情会得到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是祥兆。

　　梦见父母被杀，预示着你潜意识里想脱离父母的束缚或保护，想要过独立、自由的生活，建议你不要担心，这并不是怀梦，是自我长大的一种标志，你可以好好的和父母沟通，让他们多了解自己的想法，相信父母会给你最好的帮助。

　　梦见家人杀死别人，预示着近期的运势不佳，你的生活可能会充满悲伤，是不祥之兆。

　　梦见家人杀死一个无力抵抗的人，预示着近期的运势很好，会步步高身，但要付出努力才行。

　　梦见家人的案例分析

　　梦境:我梦到自己和家人一起抓青蛇

　　解梦:梦见青蛇，是吉祥的预兆，预示了你的财运不错。

　　梦见青蛇吐信，预示了你现在的处境有点复杂。你可能面临着危险，需要你去寻求别人的帮助。一旦你请求他人的帮助，就会欠下人情债。否则，你可能无法度过此次难关。

　　梦见抓蛇、杀蛇者：吉祥，事能成。

　　梦见抓蛇：一般蛇在梦中出现多数是男性性器官的象征。或有性的愿望，表示性能力强。同时它也反映了你不安的心理，事实上是潜意识对性的恐惧。这个梦也是代表对追求爱情的表现或是散发性愿望。另外，自古以来，梦到蛇有财运之说，蛇是财运的象征。

又要揭开“韩国财阀”丑陋一面了？这部剧因更新太慢，被全网催更

无论是在韩剧、韩影，还是有关韩国的新闻中，有一个词我们一定耳熟能详——“韩国财阀”。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韩国进行了大量的物资援助。

韩国一些与官员关系密切的商人，将美国援助的物资，拿出去售卖，赢取利润后，又大力投资国内工商业。

吃到了美国援助和国内支持两波红利，韩国“阀一代”就此形成，并在韩国根深蒂固。

如今这些财阀家族，控制着韩国超过7成的GDP。

财阀的发家史，也是韩国人民的血泪史，据媒体调查，韩国30家大型财阀中，有13家存在贿赂、造假、等犯罪问题。

一些自杀的韩国女明星，如张紫妍等，也曾在遗书中，揭露韩国财阀骇人听闻的性丑闻。

在韩国的影视作品中，财阀势力常常以大反派的姿态粉墨登场。

譬如《顶楼》《继承者们》《囚犯医生》《老手》《局中人》等……韩剧和韩影中，一旦涉及到揭露社会现实，韩国财阀免不了要被拉出来鞭笞一通。

但作为历史遗留问题，韩国人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却无力改变。

这两天，皮哥又刷到一部女主向财阀宣战复仇的爽剧，不卖关子，就是这部《小小姐们》。

阵容强到让人舔屏：金高银、南志铉、朴持厚。

就连秋瓷炫和宋仲基，也只能给三位女主作配。

豆瓣开分直冲9分，更是被一众观众评为2022“年度爽剧”。

因更新太慢，还被全网催更。

今天，皮哥就带大家看一看，这部剧是如何在一众优质韩剧里脱颖而出的。

01、

老爸欠债，老妈卷钱跑路，缺钱又缺爱的三姐妹，饱尝人间清苦

《小小姐们》的切入点很独特，只有一个字：钱。

整部剧，都是围绕“钱”来进行的，而主人公三姐妹性格和人生的形成，也和钱，有脱不开的关系。

大姐吴仁珠（金高银 饰），二姐吴仁京（南志铉 饰），小妹吴仁惠（朴持厚 饰），三人从小，生活在一个十分清贫的家庭。

父母亲不是没有努力过，但努力似乎都是徒劳。

早年间，父亲因为传销被骗了巨额资产，随后又因欠下一屁股债。

想要投资创业翻身，没想到接着赔，最后妄想在股市里捞一把回本，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债务全都留给了两个工作的女儿，她们整整还了四年。

清贫也就罢了，关键三姐妹几乎没有享受到父母的爱。

父亲就不说了，母亲眼里也只有钱。

小妹吴仁惠学习成绩优异，凭借出色的绘画能力拿到奖学金，考上了韩国一流的艺术学校，母亲却一直以为，女儿是靠特困生名额被录取的。

两个姐姐看妹妹可怜，攒了250万韩元，想让妹妹去完成自己梦寐以求的欧洲修学旅行。

结果前脚拿出钱，后脚就被母亲截胡了。

为了不让女儿发现，母亲还特意半夜起床，梳妆打扮一通，然后悄悄拿着这笔钱离家出走，只给三个女儿留下了一封短信。

连女儿的钱都贪，母亲的自私可见一斑。

更让人没想到是，250万韩元被母亲无情劫走后，三人关于“钱”的噩梦，也才刚刚开始。

先看大姐吴仁珠，她是个大公司的会计，但在公司，却是实打实的边缘人。

她出身贫寒，没有名校背景，没有社会关系，全身上下找不出一件牌子货。

每个月薪水还没发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用途。

房租开支，物业水电，小妹上学，家用补贴……长姐如母，吴仁珠日子过得十分艰苦。

为了帮助小妹完成修学梦想，她只能找与自己并不对付的主管，去预支下个月工资。

结果工资没要到，还被当众嘲讽羞辱了一番。

她缺钱的事实，便成了同事们茶余饭后的笑话和谈资。

唯一和她关系要好的，是同样为被排挤边缘人的花英（秋瓷炫 饰）。

花英人长得漂亮，喜欢兰花，虽然干着会计的职业，但也懂电脑技术和英语，平时与大姐关系很要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最终，这125万韩元，还是花英借给了她。

二姐吴仁京，混得也不好。

她是个记者，但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在新闻播报中，很容易与当事人共情哭泣，所以常常被主编教训“没有专业素养”。

因为压力大，二姐染上了父亲的坏毛病，她开始酗酒。

她的包里有一瓶漱口水，没事儿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当做酒，嘬两口，以减轻压力，缓和情绪。

要命的是，在一次对首尔政客的采访中，她因为问题犀利，被政客盯上。

会后交流的时候，当着摄影机的面，政客直接指出了她的酗酒问题。

这件事被绿茶同事看在眼里，回到单位，她直接拿来了酒精检测仪，硬是往二姐嘴里塞。

还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大量龙舌兰。

当着同事的面，二姐百口莫辩，被停职一个月，要给妹妹筹钱，更是天方夜谭了。

小妹吴仁惠，活得更压抑。

吴仁惠原本有出色的绘画天赋，但因为家庭缘故，她只能陪富二代同学画画，以换取微薄的“车马费”。

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小妹看两位姐姐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辛苦努力，于心不忍。

于是自作主张为富二代画了画，让她拿去参赛，获取国际大奖，以换取她父母资助自己留学的筹码。

如今，在母亲卷钱跑路后，三姐妹的生活陷入了更深的泥淖。

这种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突破阶层壁垒的徒劳，也映射出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和求生的困境。

02、

闺蜜意外身亡，三姐妹一夜爆赚700亿，能逆天改命？“死亡兰花”背后到底是谁？

关于贫穷，大姐和二姐的两位同事，似乎一语道破天机。

一直排挤大姐的小组长，毫不犹豫地告诉她：

“我们不是排挤她，我们只是身处不同的世界罢了。”

是啊，她身边的同事，不是名校毕业就是家世显赫，与其说是来工作，不如说是来找个活干。

对她们来说，工作只是消遣，但对大姐来说，这份工作，可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二姐的绿茶同事，在二姐搞砸新闻后，也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你家境很贫困吗？因为你太会隐忍了。”

是啊，有钱人可以高高在上地，指责任何没她富有的人，告诉她们，她们之所以那么贫困的原因。

而这种对底层的轻蔑和傲娇，才是所有穷人最看不惯富人的一点。

有时候，变富，靠的不就是运气吗？

你还别说，前面三姐妹有多惨，后面她们暴富就有多爽，因为这个梦，在一朝之间实现了。

大姐在和朋友花英吃饭的时候，就发现了花英的不对劲。

虽然她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次去高档餐厅，但她似乎跟这里的服务生很熟。

她浑身上下都是奢侈品，但在大姐面前，她只是淡淡说都是高仿的。

一天，花英突然消失了。

焦急的大姐去她的出租屋寻找，刚一进门，就看到满地堆积成山的，还没有拆去包装的奢侈品。

昏暗的小屋里，大姐替花英喂了鱼，突然发现衣柜有些不对。

上前查看，大姐的胆差点被吓破：花英在衣柜里上吊自杀了。

她全身，只穿着一身珍贵的皮草，下身穿着丝袜，脚踩一双红艳艳的高跟鞋，在黑黝黝的衣柜里，显得格外扎眼。

报警后，大姐才得知，花英一直在秘密转移公司里的资产，已经侵吞了多达700亿韩元。

这对大姐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她做梦也没想到，这些钱有一天会和自己扯上关系。

花英去世后，将自己健身房的VIP卡过户到了大姐名下。

一天下班，大姐闲来无事，准备去健身房练瑜伽，打开储物柜的那一刻，她再次惊呆：柜子里放着满满当当一包现金，有20亿韩元（约1000万人民币）。

而这是，花英留给自己这个最好朋友的“死亡礼物”。

大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拿到钱的第一时间，她竟然不知道怎么花。

穷日子过惯了，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姐，能想到最奢侈的事，就是去超市买了一包最贵的雪糕。

然后去化妆品店，将所有颜色的唇彩包圆。

钱毕竟不是自己的，大姐花着也有些心虚，与此同时，公司也展开了对花英的调查。

老板发誓，一定要将这700亿韩元找到。

因为大姐和花英关系要好，在老板的劝说下，大姐也加入了调查的队伍。

随着调查的深入，大姐发现，老板申理事，似乎才是幕后最大的黑手。

因为她查到，花英在临死之前，曾专门写信检举过申理事。

而在花英之前，一个姓梁的会计师，也曾和申理事有过合作。

诡异的是，她也是在自家衣柜自杀身亡，就连死法和穿着，也和花英一模一样。

大姐反应过来花英可能不是“自杀”，赶忙找申理事对峙，但话没说完，申理事就开着车，坠楼身亡了。

线索自此而断，拿着20亿韩元，拥有700亿韩元账户的大姐，一直不知道，自己对抗的，其实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大型财团。

财团的真面目，虽然还没有出现，但它的标志，被隐喻成了一朵蓝色的兰花。

这朵花，曾出现在各种遇害场合，花英上吊的时候，脚踝上就纹着这么一朵兰花。

花英的房间里，也养着这么一株兰花。

申理事看到这株兰花的时候，吓得连连后退。

他死去的时候，车头也飘着同样的兰花。

而竞选首尔市长的朴载相胸前，也别着一朵兰花的标志。

更为离谱的是，这朵兰花，也已经出现在了二姐和小妹的生活里。

三姐妹的故事线，在起首分开之后，因为这一朵兰花，又将实现汇合。

当大姐，收到那一双代表着死亡的红色高跟鞋，三姐妹和财阀之间的战争，也刚刚拉开了帷幕。

03、

三姐妹代表着现实中三种女人，韩国财阀控制下的丑陋一面。

有观众说，韩剧就是韩剧，最终还是落入了“一夜暴富”的俗套。

其实，多看几集，大家可能就不会再这么想了。

虽然是姐妹团与财阀之间的战争，但《小小姐们》却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女性视角。

有没有发现，吴家三姐妹，其实代表着现实中三种女人，对金钱和欲望的“三种态度”。

大姐吴仁珠，是“暴发户”型。

她喜欢钱，当然也喜欢消费带来的快感。

但突然得到的巨额财富，并没有脱掉她身上因“贫穷”累积而成的人性特质。

一个穷人，不管突然得到多少财富，依旧会露怯。

跟着闺蜜去吃一顿西餐，生怕别人发现自己不是“经常来”的。

穿着全国限量三双的镶钻高跟鞋，生怕给踩坏了。

背着一大袋子钱，知道买件新衣服，甚至不知道买个行李箱。

与人群那么格格不入，既是贫穷的现实，也是贫穷的真实。

小妹吴仁惠，是“趋炎附势型”。

小妹是三姐妹中最有才的，也是最受到疼爱的，她虽然没有钱，但她有天赋，有艺术细胞，画得一手好画。

小妹很小就知道用自己的“手艺”赚钱，刚开始是赚车马费，到后来直接代笔画画，让自己成了政客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她与人家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无论着装还是气质，都那么格格不入，但她知道，只要抱紧这个大腿，她就可以留学，就可以挣钱，就可以走上人生巅峰。

小妹对金钱，完全是结果导向型态度，至于过程如何，她是不在乎的。

贫困已经改变了她的人格，比起高尚的品格，她更在意怎么才能有钱地活着。

三姐妹中最惨的，是二姐吴仁京，她也最像我们普通人。

她没有大姐的运气，没有小妹的能力，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艰难往上爬。

前有绿茶同事拦路，后有无情上司拆台，中间还有个不听话的小妹要照顾，二姐的人生似乎过早进入了焦头烂额的中年。

但在对待钱上，二姐却是三观最正的一个。

得知大姐的钱来路不明，她坚决不要，甚至要举报。

得知小妹在富豪家，她不惜喝醉酒爬上路灯，也要带小妹回来。

一家三口人，三个不同的视角。

皮哥很好奇，当这三个视角同时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再往深看一层，无论是兰花、死亡还是追问，《小小姐们》的深层次内核，依旧是被韩国财阀控制的社会阴暗面。

社会权力、资源和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个个具体个体困境的积累，上升通道的倾轧和生活的艰辛，渐渐汇成社会普遍问题。

当这些问题一一显现，所爆发出的能量，是不可想象的。

几乎每一部韩剧背后，映射的都是社会问题。

《少年法庭》也好，《鱿鱼游戏》也罢，褪去惊悚悬疑的外衣，最后指向的，也都是这些问题。

在内核深度上，韩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只不过，韩国的社会问题是顽疾，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目前剧集已更新6集，小姐姐们和幕后财阀们战争，究竟会走向何处，我们拭目以待。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蜉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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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从未使用，却收到欠款短信，是谁盗刷了她的信用卡？

小文（化名）在银行工作，年轻，长相不俗，工作也好，这样的女孩本可以拥有一份美好生活。然而，小文却因一时贪念，“偷偷借用”他人信用卡里的钱，最终因无法偿还东窗事发。

被礼物吸引

热情女孩帮忙办卡

12月11日，李丽（化名）将一面锦旗送到了龙南公安分局刑警队办案人员手中，向办案人员表达了谢意。

李丽原以为自己被人盗刷的1万多元钱找不回来了，当办案人员通知她已经抓到嫌疑人并追回了自己损失的钱款时，李丽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说起信用卡被盗刷一事，李丽感觉像做梦一样，从来都没想过当时热情接待自己办理信用卡的银行工作人员，竟悄无声息地盗取了自己信用卡里的钱。

李丽还清晰地记得，一年前的一天，她偶然间看到某银行为吸引客户推出了办理信用卡赠送礼物的活动。

李丽看到办卡送的礼物还挺实用的，就打算办张卡。

于是，李丽来到银行大厅表示要办理信用卡，当时，身着银行制服并挂着胸牌的小文热情地接待了李丽，并细心周到地协助她办理了信用卡。

信用卡“压箱底”

意外收到欠款通知

在李丽的印象中，银行工作人员小文是个热情大方的姑娘，同时也年轻漂亮。

在小文帮李丽办理信用卡过程中，因其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李丽没有任何防备心。李丽非常配合地让小文帮自己办理了信用卡，就连设置信用卡密码时都没有防备小文。

信用卡办完之后，李丽将其带回家放在抽屉里就再也没拿出来过，成了“压箱底”的物件。

李丽认为，信用卡不使用，自然不会出现欠款，也不会有逾期等问题。

直到不久前，李丽收到银行通知，称其有1万余元欠款到期未还。对此，李丽感觉十分奇怪，自己从来没向银行借过钱，哪里来的欠款呢？

再三确认后，李丽才发现，产生欠款的账户，正是一年前自己办理的那张信用卡。

看到这种情况，李丽一下子蒙了，从来没用过的信用卡怎么会出现欠款呢？

李丽一时间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笔钱是怎么欠下的。

生出贪念

盗刷他人信用卡

钱虽然不是李丽花的，但银行系统信息显示，李丽名下的信用卡确实欠了1万多元钱没还。

思来想去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李丽来到龙南公安分局报了警。

经龙南公安分局办案人员调查发现，是当初为李丽办理业务的银行工作人员小文盗刷了信用卡。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小文共从李丽的信用卡里刷出了2.6万多元钱，其间陆续还上了1万多元。李丽在收到欠款通知时，还有1万余元欠款。

此时的小文早已辞去该银行的工作，人已经到了杭州市。

李丽听说小文已经逃到外地后，认为自己的1万多块钱可能打水漂了。

警方提醒

办卡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接到龙南公安分局办案人员的电话，称已经将小文从杭州带回，且小文主动偿还了那1万余元时，李丽意外又惊喜。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小文今年26岁，年轻，长相也好。但是，在花钱上，小文习惯了大手大脚，总是感觉自己赚的工资不够花。

应聘到银行工作后，小文发现，有些客户办了信用卡以后根本就不使用，自己是不是可以先借来消费一下，随后再慢慢还，神不知鬼不觉，还能买到心仪的物件……

动了歪心思后，小文就琢磨起客户的信用卡来。她刷了几次李丽的信用卡，最初，刷的钱都还上了，所以，事情未露出“马脚”。

可是，随着小文的胃口越来越大，后来怎么都还不上李丽信用卡中那1万多元钱时，她担心事情败露，便逃往了外地。

当警察出现，得知自己将被刑事起诉后，小文悔不当初，一再表示，如果可以回到一年前，一定不会动客户的信用卡。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小文有多么后悔，也无法逃避法律的制裁。

本报在此提醒市民，在办理信用卡过程中应注意保护个人信息，特别是信用卡密码等信息不要透露给他人。

如果暂时不使用信用卡，不要为了贪图赠品或给他人帮忙办理信用卡，以防发生被盗刷的情况。

她不只丢了一个孩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曾经的李静芝一家三口合影。

李静芝和她帮助过的走失者。

李静芝去鹤壁寻亲留影。

李静芝和寻子家庭登上舞台。

嘉嘉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

团聚后的李静芝和嘉嘉。

32年后，李静芝见到了儿子。

这个男人34岁了，和专家模拟出的成年画像并不相似。他不记得4岁以前的事，从没想过自己曾是被拐儿童。他出生在西安，如今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李静芝仔细地看，他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走路时右脚习惯性向外撇——像妈妈。人脸识别和基因比对确认了他的身份。

为了找儿子，李静芝印过十几万份寻人启事，走了20多个省份，见过300多个孩子。她帮其中29个找到了家，第30个是自己的孩子。

李静芝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还长期担任“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这个网站与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合作，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反拐寻亲网站。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儿童失踪案件的高发期。财新网近日在该网站爬取的一组数据也显示，在“家寻宝贝”话题下，1989年至1999年，每年有超过700条失踪儿童的登记信息。

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针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晰，公安部组织“打拐”专项行动，失踪儿童登记数量逐渐回落。2018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5397起，达到5年来最低。

这依然意味着，平均每天有约15名妇女或儿童被拐卖。

1

1988年10月17日，西安。下午，2岁8个月的嘉嘉被父亲从幼儿园接走。回家途中，嘉嘉口渴，父亲去街边一酒店后厨找水，“就一两分钟的工夫，儿子不见了”。

李静芝正在出差，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家。没有手机、互联网，街上也没监控摄像头，她只能去汽车站、火车站干等。她把寻人启事贴上电线杆，也寄给“看上去和儿童走失有关系”的政府部门。她还联系过各地报刊的寻人栏目。

一开始，她收到不少线索，有人打来电报“你儿子在这，快来”。她就去买玩具和衣物，“做足接他回来的准备”。她估算着孩子成长的速度，衣服从100厘米买到130厘米，玩具从塑料小手枪买到变形金刚。

在这位母亲的记忆里，嘉嘉脑后靠近右耳处有一块胎记，隆起约1毫米。每次去“接”孩子，她都会仔细打量，可往往还没到生物信息比对环节，她就知道不对。

孩子走失后的第一年，李静芝外出找寻过三四次。为了安全，她出路费求同学、朋友陪伴，积蓄渐渐不够用了。

有一天，她去西安电视台登寻人启事，被人拦下问路，对方也是要找孩子。

李静芝开始琢磨着，和其他家庭互通线索，结伴寻子。她从电视、报刊上搜集了50多份寻人启事的联系方式，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每个月开两次会，沟通信息，制订计划。

这些寻找孩子的父母按照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给几个相关部门写信——计生部门、妇联、公安机关、教育和民政部门。八九年的时间里，10多万份寻人启事寄向31个省级行政区，反馈回来的是五六百封信和电报，线索约200条。

一旦收到线索，这些父母会几人一组前往当地查证。

西安女子陈琴西是“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一员。31年前的一天傍晚，她家忽然停电，她3岁的儿子贾牛娃正在后院玩耍，灯亮起来时，孩子不见了。

一家人分别守住火车站各个入口，不敢离开片刻，等了一个星期后才离开。

家在陕西咸阳的张会侠多次参加过“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聚会。32年前，她3岁的儿子在家门口消失。有几次，她和李静芝搭伴外出认亲，“真是大海捞针的感觉”。

即使收到线索，要见孩子也并不容易。张会侠曾和丈夫两赴河南南阳，都扑空了。第一次，对方说孩子没在。第二次，她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孩子，不具备她描述的最重要的特征。

一位当年的走失儿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小时候，养父母只要听说有人要来村里找他，会赶忙把他送走，“到别处躲上几天”。

嘉嘉失踪7天时，李静芝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想要孩子，拿5000元到指定地方赎人。她带着钱去，可迟迟没人来取。来回折腾3次后，她报警了。

李静芝后来得知，几乎每个寻子家庭都有过类似经历，有的被骗了不少钱。

32年改变了很多事。李静芝离婚了，从西安搬到天津。老房子早拆了，现代化的商圈重新塑造了老街，报刊亭撤了，街角停放着共享单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把母亲节视为最苦涩的节日。

2

连不上的线，一端是父母的焦灼，另一端是孩子的追问。

今年36岁的罗新是4岁那年走失的。他记得，那天母亲让他和哥哥去理发，还给了两人5角钱。兄弟俩经过一家游戏厅，驻足了一会儿，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给了罗新一个红红的苹果，把他带走了。

之后的记忆断断续续，他说自己被一个高个子男人带上火车，雨滴打在车窗上像泡泡。有人骑着自行车，载着他穿过土路，灰尘荡起。一路上他都在反抗，到处乱踢，第二年春天，腿上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来到山东农村的养父母家后，几乎每天晚上，罗新都会重复回忆原来家里的模样：房子中间有棵树；对面有家银行；街区附近有位补鞋的叔叔；母亲卖布；他吃过石榴；有次躺在床上，手被熨斗烫伤……自我强迫式的回忆，令他神经衰弱。

上初中时，他终于获得线索，村里一位老人说，罗新是从陕西来的。高一那年，他偷偷写信给陕西警方，对方派了人来，可因为线索不足，没能调查下去。之后高考，他报考了陕西的学校。

罗新拼命拼凑细节。他记得，自己来到山东后不久就见到邻居结婚，那对夫妻的小孩出生于1989年，“这说明我走失的时间应该在1988年”。

为了找家，他多数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查找1988年前后的报纸，或在网上搜索信息，走街串巷地找寻记忆。他忙得不见人影，被室友起外号“丢丢”。

另一位走失者陈立鸣，是在结婚前的宴席上发觉身世端倪。在座的长辈酒后说漏嘴。那时，他21岁，已在河南某村生活了18年。

当天夜里，他敲开亲戚家门，终于问到自己刚进村的故事：他3岁多被拐卖到村里，因为长得大，“像是四五岁”，一度没人要。最后，养父贷款3800元将他带走——那时候，养母已经生了两个女孩。

陈立鸣的家原在陕西安康，家里做木材生意，因为忙，常把他托给熟人照看。后来，那个人将他带走了。

模糊的记忆缠绕这些孩子的童年。陈立鸣记得，自己听过火车行驶声，可他居住的村子离铁轨少说也有40公里。初中毕业时，他坐上绿皮火车，忽然想起小时候曾被一个绿衣男人带上火车。

来到养父母家5年后，罗新偶然听说附近有百货大楼要拆除，他忽然想到，父亲就在百货大楼里上班。

走失前，他尝过巧克力，吃过很多种水果。到新家后，有村民给小孩分香蕉，拿到的孩子无一例外地直接往嘴里塞，只有罗新下意识地去剥香蕉皮。

罗新喜欢砸酒瓶上的金属圆牌，因为“很像吃过的巧克力”。看见梧桐树球状的果实掉落，他也会掰开尝尝，因为“很像核桃”。

3

李静芝记得，第一次见面，罗新花了4个小时介绍自己：我来自陕西，有个哥哥，我们两兄弟其中一个名字带“新”字，我手上有一块儿烫伤的疤痕，走失前，我吃过石榴。

石榴是陕西临潼的特产，李静芝翻找过去的资料，看到临潼一个家庭的情况与罗新的描述相似。时隔多年，寻人启事上的7位数电话号码早作废了，地址里的大厦也已拆迁，仅剩孩子父亲的名字可以查找。

警方协助他们查询户籍信息，系统里同名者有50多个。之后的四五个月，李静芝逢人便打听，陕西电视台找她做节目，她也托节目组找人。

巧的是，节目组有临潼人。这名工作人员托亲戚打听，一问之下发现，罗新父亲就是这位亲戚的前同事。

陈立鸣已经36岁了。他是在有孩子后，才下定决心寻找亲生父母的。大儿子上幼儿园的那段时间，他经常担心孩子的安全，“突然明白了为人父母的心情”。

他和妻子到西安寻亲，不知道找谁，直接去了派出所。登记信息及采血后，有民警向陈立鸣推荐了李静芝，“她那儿有很多线索，应该能帮到你”。

李静芝提着3个大号无纺布袋子前来见面，袋子里装满寻人启事。他们一一核对，没有结果。李静芝推荐他登报，再到“宝贝之家寻子网”做登记，8个月后，陈立鸣认亲成功。

有一次，李静芝在碰头会上公布了一个生活在陕北的走失者信息，在座的家长跑去当地辨认，找到了丢失半年的孩子。

一位陕西泾阳县的家长曾告诉李静芝，女儿在5岁走失。李静芝说“孩子还有记忆”，让对方赶紧回忆事发当天的情景，描述家里环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布。网站志愿者很快发来消息，这则帖子提到的特征与一位前来寻家的女孩情况吻合，基因比对结果还没出来，这个家庭已和女孩相认。

陈琴西记得，每次出门认亲时，李静芝会反复强调，尽可能给孩子多拍照片，实在困难，也要把对方的特征记下来。

湖北襄樊福利院曾给李静芝来信。有人贩子在当地买卖孩子，警方赶来时他们丢下孩子逃跑，孩子们被送到福利院。

其中一个孩子很像李静芝描述的嘉嘉。嘉嘉外婆前往认亲后，发现不是。李静芝还是特意嘱咐母亲，多给男孩拍些照片。这些照片被她拿到家长碰头会上，一位祖母认出那是走失8个月的孙子。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一位贵州的家长找到被卖至福建的儿子，只花了2个月。李静芝陪着男孩回家，男孩的母亲从山坡上飞奔下来，一把拉住她：“你放心，我儿子就是你儿子。”

李静芝发自内心地高兴，但越为别人高兴，也就越为自己难过。她想知道：“为什么牵住孩子手的不是我？”

走失时超过4岁的孩子，会有家的记忆，不少人已在“宝贝回家寻子网”做过登记，等待与前来找寻的另一方匹配。

在不少寻找过嘉嘉的民警眼里，李静芝的情况难度很大。孩子两岁失踪，不具有可参考的记忆和寻找父母的主动性，家人只能单方面寻找。

嘉嘉丢失后的第一个3年过去后，李静芝收到的线索越来越少了。有一年，她没收到过任何消息。“彻彻底底绝望，根本不知道往后方向在哪儿。”

2009年，中国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李静芝会告诉寻亲者去做登记，“只要采血入库，总有一天能比对上”。

她刷微博，玩抖音，“站在大家都能看见的地方”。迄今为止，她一共上过30多次电视节目。55岁那年，她报名一档演讲类的选秀节目，嘉嘉是她“非来不可的理由”。

她被写进一条又一条新闻，寻子的内容不变，一直更新的几乎只有找寻的年头，23年、27年、32年。

有人说她图出名，李静芝回应，“如果有其他办法，谁愿意把伤疤撕给别人看呢？我还得说下去，多一个人知道就会有多一点（找到孩子的）机会。”

每次面对镜头，讲起儿子的故事，这个在别人眼里乐观坚强的女人，都会大哭。

她的社交网站签名是“为了找回自己的骨肉不能放弃的母亲”。她会定期转发寻子微博。更多家庭依赖她。陈琴西60岁了，她的微信从注册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使用昵称“寻子贾牛娃”——儿子丢失时，她还没喊过他的大名。张会侠也已65岁，她会用的手机软件不多，只能在微信群一遍遍发寻人启事。

这些年来，他们得到的线索几乎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李静芝。

陈琴西说，李静芝去天津生活后，每年攒够一定数量的线索，就会回到西安，把这些家庭聚在一起开会，“一年还是能见上六七次”。

今年4月，李静芝将3条新线索递交到西安市“打拐办”。其中一条线索显示，多年前，一名四川男子收养了一个来自西安的男孩。查到男子的住址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成都，抽血采集DNA后，比对上了。

5月13日，李静芝接到了西安市“打拐办”的通知。等待认亲的那几天，她数次失眠，“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数到天亮。她怕儿子认不出她，将花白的头发染黑又烫卷。

在现场等待时，她已经哭过一场，很紧张，“最害怕给出拥抱后，儿子没有反应”。结局是，两人的拥抱持续了近5分钟。

得知李静芝找到儿子后，一些家长来到她位于西安的家楼下，举着硕大的寻子牌，希望引起记者、警方的注意。

有人问她：“你找到了孩子，是不是就不会再帮我们了？”李静芝郑重地说，“我一定会继续”。有媒体来采访时，她会推荐那些人露露脸，她还帮几个家庭录了视频发到网上。

4

张宝艳是“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协会的理事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曾提过多项有关打拐的建议。截至目前，她发起的这个网站已帮3357人找到了亲人。

根据她的经验，在寻亲的群体中，李静芝花费32年，其实并不算长，“甚至可以说是中间数”。

张宝艳接触过上万个类似家庭，她总结过规律：“一般来说，‘家寻宝贝’的难度较大，‘宝贝寻家’则相对容易。可问题是，具体到每一位走失者，他们想法千差万别，要踏上寻家路并非易事。”

有人对自己被拐的身世不了解；有人因为已搬过一次家，在养父母身边生活得不错，害怕再次面对未知；有人被养父母告知，“你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被抛弃了”，结果对寻亲很排斥。

陈立鸣在公开寻亲的前一天晚上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无法和养父母开口，找来一位叔叔代他表述。

不少走失者的担忧都是——找亲生父母，会伤害养父母。张宝艳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对方执拗地强调，只有当养父母去世，自己才有开启寻亲之路的可能。

如今，手机普及了，拍照不成问题，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街道装上了摄像头，火车站也有了人脸识别装置。张宝艳明显感觉到，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寻亲的成功率正在逐步提升。

5月18日，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也对媒体透露，2009年至今，全国公安机关已通过积案攻坚和DNA数据库比对等方式，找回6300余名被拐多年的儿童。

她特别指出，现行盗抢儿童案件案发量每年不到20起。

对每位登记的寻亲者，“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会对应地长期跟进。这些志愿者会提醒寻亲者，去公安部门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并录入全国数据库。

他们每日在网上检索，但那些陈年旧案的线索实在有限。“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去突破。”张宝艳坦言。2017年，李钢等人发表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显示，他们基于“宝贝回家寻子网”拐卖儿童数据库，以跨度为1980-2015年进行数据筛选，获得了拐卖儿童信息共14352条。其中不少至今仍在寻找中。

一个叫谢小芳的女孩生于2001年，到达养父母家已经7岁；一个名为米桂兰的老人，寻家时已经91岁，她被拐了84年；有人自称“养父说我一个多月时被抱到这里”；有人记得自己被转过几次手，“当时哭得厉害，嗓子疼得说不了话”。

在基本信息登记表里，多数失踪者除了所在地和失踪地之外，其他项目大片留白。一个出生三四个月后就被拐走的男孩小虎，目前生活在山东临沂，他的失踪地点写着“亚洲”，不愿公开照片寻亲；一名叫胡铨容的老人，自称出生于1933年，“身份证日期，不一定准确”。他称家人是抗战时期逃离广东，父母被日军飞机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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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节，在一档电视节目中，9个年纪相仿外形各异的年轻男子站成一排，为李静芝合唱了一首改编的《天使的翅膀》。

这首歌献给他们共同的“妈妈”，他们是得到李静芝帮助成功认亲的部分走失者。

张宝艳介绍，嘉嘉走失的1988年，正是中国儿童被拐的高发时段。她介绍，那时候在农村，不少人认为家里不能没有男孩，可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下，再次生育并不可行。

也有一些地区，家族文化氛围浓厚，比如在福建和广东，“家里男孩多，人多势众，在当地就有话语权”。张宝艳见过一个福建的家庭，已有6个女孩和4个男孩，仍要再买一个男孩。

“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被拐卖的孩子里，男孩占了绝大多数，而女孩的走失，多数源于被遗弃。

张宝艳说，贵州、四川、云南、重庆、陕西是儿童拐出的重灾区，而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江苏则是排名居高的拐入地。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一文中，有学者将其总结概括为，“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罗新就在其中。他自称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才能睡着，有时候彻夜清醒。

这些年，他做过装卸工，在后厨配过菜，在网吧当过网管，卖过电视机和方便面。“起初一些工作做得挺有样的，但因为长期失眠引起的健康问题，没法坚持下来。”

他“思想负担重”，和朋友一直保持着客气的距离，“生活乱糟糟的”。

“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已经被压垮了。”他说，那时候，他就想要一个答案，害怕等得太久，找到父母时，对方都已经不在了。

认亲时已是2009年，罗新的亲生父亲离世了，哥哥被人打伤留下后遗症。家里的布料生意早不做了，母亲在街上卖水果。他老家在临潼书院街，那是华清池景区外的第一条街。原本只能一辆车通过的小路变成了6车道快速路。

如今，陈立鸣的妻子全职看孩子。他当年走失后，母亲生了两个女孩，父亲和其他女人又生了个儿子。

这些年，他也接触过一些走失者，不少人的成长经历都颇为曲折：有人没上过学，因为农村的养父母害怕他有文化后离开；有人被拐卖到新疆，养父常在酗酒后实施家暴；有人被认为“不好养”，被转卖过好几次。

李静芝接触的走失儿童中，后来考上大学的没几个，不少人在初中阶段就已辍学。

张宝艳总结，对家有记忆的孩子，容易变得非常敏感，极端的状态下还会仇视社会。她帮助过的一个男孩，养父母对其关怀备至，而他总找理由离家出走。

“有人在迷茫中丢失了自己，有人在惭愧中度过漫长的岁月，走失的打击对孩子和父母都一样沉重。”她说，前来登记的家庭中，不少夫妻已离婚。

失去儿子的时候，李静芝埋怨过丈夫。两人一起找了5年，之后丈夫想要再生一个，可她的心思全在嘉嘉身上。后来，他们都不太愿意踏进那个没有孩子的家，“太冷了”，就离婚了。

直到嘉嘉走失的第二十三年，前夫和李静芝说了对不起。那时，两人都已再婚。

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不少寻子父母如今超过60岁。张宝艳见过有家庭因为找孩子倾家荡产，家人互相埋怨。有人自杀，有人“一直在路上”。也有人积劳成疾，壮年离世。

在广东，有个丢失儿子的母亲得了癌症。她抱怨化疗生不如死，可她要坚持，活到见着孩子的一天。

在西安，一位白姓男士大儿子有缺陷，妻子没工作，又丢了小儿子。工作之余，他会骑上自行车，沿着西安市区和周边的乡村跑。他习惯背上灌满开水的玻璃瓶，揣几个馒头，到了饭点就停在路边吃两口。

寻子四五年后，这位父亲患上脑癌，很快去世。他们一家人是李静芝的“心结”。

她还记得一个生活在东莞的男孩，在认亲采血前遭遇车祸去世。男孩原本对家有零零碎碎的记忆，他会指着养母手上的戒指说，我妈妈的戒指比你的还要大，他进门必换拖鞋、洗手，为了找到家，上小学时他离家出走了两次。

李静芝找到男孩的养父母，还去了东莞当地的派出所，“找寻之路还要继续，不管他是否还在人世，也该让他的亲生父母知情，尽管足够残忍”。

6

找到人，并不是终点。

李静芝解释，认亲成功后，一些家庭还算融洽，大部分却都“不太容易”。他们面临的问题很现实，比如，亲生父母如今的经济状况不佳；分开多年两方的生活也已脱节。

“相比之下，认亲成了最容易的事。”她说。

不久前，一个年轻人向李静芝倾诉苦恼，自己跟亲生父母见面后，两方都是“淡淡的”，不知道怎么能互相迈一步。还有一个小伙子，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收拾行李住到了李静芝家。

有人回到亲生父母家后，和弟弟相处不好。此前，养父对他不太关心，他也不会接纳关心或是回馈关爱。走失的经历在他心里烙下了印记，总觉得“别人欠我的”。

“很多人都是各想各的，不在一个轨道上。”在李静芝看来，这些家庭“团圆”后，需要心理辅导。“告诉父母该怎么做，孩子该怎么做”。可她也担心，如果这种困境被公众熟知，有人会放弃寻亲。

对大部分寻子的父母来说，多年追寻最终变成几个简单问题——孩子在哪儿，是否活着。

陈琴西说，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和小时候不一样，没法找到了就弄回自己身边，“我只想临终前知道他还在世上活着”。张会侠则说，“只要他过得好，想回来可以，不想回来也可以。”

如今，李静芝再喊起嘉嘉这个小名时，会马上得到回应。母子俩待在一起有种“很熟悉很舒服的感觉”。她给儿子讲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听到他说，“终于知道我3岁以前是什么样儿了”。

和李静芝相处一个月后，嘉嘉从西安回到成都。“他得忙他的事了。”李静芝语气低沉。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李静芝曾明确表示过，找到嘉嘉后，一定会起诉儿子的养父母，可她最终没有这样做。

“寻亲的过程，李静芝也只过了第一关。”张宝艳坦言，事实上，多数家庭在团圆后，不得不作出“折衷”选择——与孩子的养父母和平相处。他们怕伤害孩子的感情，也怕不被接纳，相互间守着一条微妙的“边界线”，小心翼翼地不去逾越。

也有最极端的情况，张宝艳见过有孩子被警方解救之后，始终不认亲生父母，“顶多就是见一面而已”。

有一次，罗新和亲生父母视频聊天，他介绍了养父母，两边的老人匆匆打了招呼，他会叫两个母亲“妈妈”，毕竟“已经拥有的很难去抛弃”。

找到家之后，陈立鸣和养父母保证，会给他们养老送终。身在广州的亲生母亲则淡淡地对他说，“不用管我，我有你的姐妹照顾”。

他一直用着养父母起的名字，直言改回去“可能性不太大”。他求学、工作、结婚，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他把原名“宁非”拆开，放进了儿子的名字里，陈亦宁、陈亦非。

最近，李静芝又组织了一次寻子见面会，这一次的主角是她的儿子。时隔多年，她家的客厅再一次热闹起来，灯上挂着拉花和气球。

她还在家里摆上了儿子小时候骑过的三轮车。32年里，她一直带着这辆自行车，用几层袋子缠好。

认亲之后，她和嘉嘉每天都在一起，可她还会觉得“是在做梦”。她会忍不住捧起嘉嘉的脸，盯着半晌。“我总在想，他其实没有变，只不过是放大了一点儿。”

有一次，她和嘉嘉开玩笑，“你能不能再缩回去，回到3岁，咱们重新开始生活？”她听到嘉嘉轻轻地答了声：“好。”

（应受访者要求，罗新、陈立鸣及其儿子均为化名，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记者 王景烁）

强制执行＃催讨债务方法大全＃

法院执行案件和审判案件过程中经常会有申请执行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起诉到法院了，并且官司也打赢了，但是每当给被执行人打电话索要欠款的时候，被执行人经常说，你都已经打官司了还找我要钱干嘛，你去找法院，申请执行人是不是就不能私下找被执行人索要欠款了？

另外，有的申请执行人会有这种心理，觉得已经打官司了，把案件交给法院处理了，自己不敢被执行人撕破脸，也不想和被执行人交涉所以就等着法院要钱，自己等着领钱就可以了。

首先，需要明确，打赢了官司后对于申请执行人来说更有理由直接去找被执行人索要债务，因为在未打官司时候债权债务没有经过法院确认，索要债务被执行人可以否认，但是经过判决被执行人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因为法院的裁判文书写的很清楚欠款多少，什么时候要还。

其次，申请执行人主动的找被执行人，有利于最终债务的和解双赢。

人与人之间进行经济往来，偶尔有一两次欠款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要是长期这样拖欠欠款的话，就容易造成不零，严重的还会导致个人财务的破产。因此催讨欠款就显得比较重要了。那么该如何催讨欠款?为你具体介绍。

对不同的逾期应收账款,有三种追讨方式,即自行追讨、委托律师或委托专业追账机构追讨。从理论上讲,这三种追讨方式在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条件下都可能成为最佳的追账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帐款产生真实原因和目前的实际情况,即拖欠的时间和原因、追账效率、追账成本以及维护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等。

1、调整心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催收你的欠款，我有一千个理由。 催收欠款难，这是公认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因此，不少申请执行人在前往被执行人处催收欠款时认为这是求别人办事，要看别人脸色行事，由此造成自己没有丝毫的底气，未上阵就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畏缩。见了被执行人一开口说话便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以乞求对方理解、支持，好像理亏的不是欠款的被执行人，反倒是自己。由于这样一种心态，让被执行人觉得你是好欺负的，进而故意刁难、设置推脱障碍甚或拒绝付款。 要想取得良好催收效果，自己就必须摆正自己的架势。所以见到欠款被执行人的第一句话就得确立你的优势心态。通常应当强调是我支持了你，而且我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如：“老兄你这倒做成无本生意了，我费了多少口舌才说服家里的哟!”，尤其是对于付款情况不佳的被执行人，一碰面不必跟他寒暄太久，应赶在他向你表功或诉苦之前，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来的目的不是求他跟自己继续交易，而是他该付你一笔欠款，且是专程前来。不能给对方任何机会让他处于主动地位，在时间上做好如何对付你的思想准备。 还有的申请执行人认为催得太紧太急会使欠款被执行人产生不愉快，影响双方以后的友谊。如果这样认为，你不仅收不到欠款，而且也保不住以后的合作。要知道，被执行人所欠欠款越多，支付越困难，越容易转向别的人借款，你就越不能稳住这一朋友，所以还是加紧催收才是上策。

2、坚定信心，让欠款被执行人打消掉任何拖、赖、推、躲的思想。 鉴于银行贷款的苛刻条件限制，融资是相当困难的事，于是很多被执行人或许做梦都想空手套白狼，认为欠帐是一种本事，是融资能力超强的一种表现形式。面对这种情况，不下狠心是收不回来欠帐的。所以，在向被执行人初次催款时，我们应当将欠款管理的高度重视及催收手段的多样化等强势的展现出来，以坚定的口气告诉对方：宁可花两万也要收回欠款一万。言外之意即是对于欠款不管花费多少代价，我们绝对是要一追到底，由此警示被执行人趁早打消可以抹掉此笔欠款的念头。

3、根据欠款被执行人偿还欠款的积极性高低，把握好催收时机。 对于付款准时的被执行人，约定的时间必须前去，且时间一定要提早，这是收款的一个诀窍。否则客户有时还会反咬一口，说：“我等了你好久，你没来。”还有可能致使原本该支付给我们的货款，被被执行人挪作他用。对于偿还欠款不是那么利索的客户，如果只是在约定的收款日期前往，很可能是白跑一趟，必须在事前就去候着，或先打电话去让他准备，催他落实。 事前上门催收时要先在家里做足功课，对于发货、退货、开等数额都一一明确，确认对方所欠货款的确切金额，了解对方货款拖欠的具体时间。如果是打电话，还得告诉他下次收款日一定准时前去，请他事先准备好这些款项。这样做，一定比收款当天去催讨要有效得多。 如果对方公司总是说没钱，你就要想法安插“内线”，必要时还可花点小钱让对方的人员为我所用。在发现对方手头有现金时，或对方帐户上刚好进一笔款项时，即刻赶去，逮个正着。

4、到被执行人家里登门催收欠款时,不要看到被执行人有另外的客人就走开。 有的申请执行人总是处处为被执行人考虑，生怕因自己催收欠款损害了被执行人的形象，今后业务和友谊不好谈。但你为他考虑，他会以为你是倚重他，因而会怠慢你。你一定要说明来意，专门在旁边等候，说不定这本身对催收欠款还有帮助。因为被执行人不希望他的客人看到债主登门，这会让他感到难堪，在新来的朋友面前没有面子。倘若欠你的款不多，他多半会装出很痛快的样子还你的款，为的是尽快赶你走，或是挣个表现给新的合作者看。

5、有时欠款被执行人一见面就百般讨好你，心里想赖账，见面了却表现得很积极。 他会假意让你稍稍等候，说自己马上去取钱还你。但跑一圈回来，十有八九是两手空空。这时他会向你表示对不起，另一方面还说自己已经尽力了，让你不好责备他。这是客户在施缓兵之计。这时，你一定要强调，今天一定得拿到欠款，否则，绝不离开。

6、在催收欠款时，如对方有钱故意吊你的胃口，那一定在准备下一步有扯皮之事发生，应及时找出对策。 一般不能在此时去耐心地听对方说明，如被执行人确实发生了天灾人祸，在理解被执行人难处的同时，让被执行人也理解自己的难处，你可说就因没收到欠款，你有一个月没领到工资了。诉说时，要做到神情严肃，力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7、不能在拿到钱之前谈生意。此时对方会拿“潜在的订单”做筹码与你讨价还价。 若你满足不了其要求，他还会产生不还钱“刺激”你一下的想法。此时一定要把收欠当成唯一的大事，如这笔钱不还，那怕有天大的生意也免谈。

8、假如你这天非常走运，在一个还款本不积极的欠款被执行人那里出乎意料地收到很多欠款，最好提起包包赶紧离开，以免他觉得心疼反悔，或者觉得对你有恩而向你要好处。

9、有一种说法是：销售人员在把客户当上帝一样敬的同时，也要把他当“贼”一样地防，时刻关注一切异常情况，如客户资不抵债快要倒闭了，或是合伙的股东撤资转为某人单干了。一有风吹草动，得马上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杜绝呆帐、死帐。

10、可打银行的牌，对欠款人收取欠款利息。事先发出有效书面通知，声称银行对个人催收贷款，并给规定出了还贷款期限，如没按期限归还银行贷款，银行将按“什么样的”措施处罚。因此要求欠款户必须在某期限还欠，否则只好被迫对其加收利息。如此一来，一般欠款户易于接受，使他们觉得申请执行人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11、对于经销商类的客户，暂且搁下欠款不提，但强调“要想再进货，一律现款”。这样做可以稳住经销商，保持销量。等经销商销售公司的产品比较稳定，形成积重难返或难舍难分的局面时，压在公司的折扣的积累增加了，再让其偿还欠款容易得多。

12、掌握打催收欠款电话的时机。 在欠债人情绪最佳的时间打电话，他们更容易同你合作。例如下午3:30时开始打电话最好,因他们上午一般较忙,给欠债人留下上半天做生意是个好主意, 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下午是他们精神较为放松的时候一般心情都会比较好。此时催欠容易被接受。此外，必须避免在人家进餐的时间打电话。

13、个人应该有忧患意识，提前做好催账的准备——合规的，无论在什么时候欠债还钱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个人经济往来活动中催讨欠款的就需要注意一些技巧了，否则的话你进欠款追不回来，反而还会得罪其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