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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大山仍是一团黑影。手电筒的微光跌跌撞撞地晃闪着,72岁的王伯佝偻着腰,左手提着便盆,右手费力夹着扫帚和簸箕,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位于桑干河畔、太行余脉与燕山交界处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南山区敬老院大河南镇分院,是王伯工作了36年的地方。做饭喂药、端屎端尿、洗衣缝被、种地养猪……从1985年起,王伯就与敬老院的老人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炕,身兼数职的他既是采购员、炊事员、服务员,又是护理员、理发师、清洁工。
10月11日在河北省涿鹿县南山区敬老院大河南镇分院拍摄的王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三十六载敬老路,王伯如亲人般伺候过近百位老人,为40多位老人养老送终。然而,他却没来得及赶回8里之外的家中,见上老母亲最后一面。
2009年王伯光荣退休,但敬老院一时离不开他,聘任他担任名誉院长,继续照顾老人们。
“老人们离不开我,我更离不开他们。”有着55年党龄的王伯说,自己的初心就是照顾好这里的每一位老人,一直到干不动为止。
10月11日,王伯(右)和敬老院的老人聊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光杆司令”撑起一个“烂摊子”
黢黑的额头“淌”着两条河:竖着的“川”是劳苦的烙印,横着的“江”是岁月的留痕。
王伯习惯性摩挲着前额,似乎两手反复用力,就能抚平那两道沟壑。
1949年,王伯出生在大河南镇台峪村。自打王伯记事起,父亲就整日卧床,哮喘病发作起来,喉咙里咕噜作响,全家人都喘不过气来。
家里弟兄四个,王伯是老大,为照顾父亲念到四年级就辍了学。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每天除了伺候父亲,就是提着篮子满山寻野菜。
父亲是党员,曾冒着生命危险多次给解放军送物资。临终前,父亲把王伯拉到身边:“你是老大,要带好兄弟,要做好人,不能干损事儿。”
那年王伯13岁,父亲的几句话影响了他一生。
1966年初,王伯入党,因为忠厚实在,连续在村当保管员11年,还干过户籍员、村治保主任。
1984年,原大河南镇敬老院成立,起初管理不当,老人们意见很大,眼看要散摊子。镇里来查账,账上有酒有肉,老人却说没有吃着,一天三顿喝稀粥。
“王伯是党员,人好,上过学,在生产队干过管理,靠得住。”村妇联主任向镇里推荐了王伯。
1985年元旦,一位副镇长找上门来。王伯心想去当院长,还能领工资,再说伺候老人有什么难呢?于是,这个白净后生背着铺盖卷就离开了家,让王伯没想到的是,自己不仅是“光杆司令”,还接了个大大的“烂摊子”。
三间破房,九位老人,纸糊的窗户到处是窟窿……王伯顿时傻了眼,同时又是一阵心酸。王伯放下行李就烧热水,给每位老人洗脸、理发,做好一锅热饭菜,又自掏腰包买来麻纸,糊好门窗。
10月11日,王伯给敬老院的一名老人理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更棘手的事情还在后面。一位名叫刘明的老人,因为对敬老院不满,已经绝食三天。王伯做好饭,端到面前喂,老人还是双眼紧闭。
“噗通”,王伯双膝一弯,跪在床前。“你老人家无儿无女,我就是你亲儿子。不吃,儿子就不起来。”
一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过去,老人终于被感动,一把扶起地上的王伯说:“好儿子,快起来吧。”王伯赶紧热了饭,一口一口喂给老人。吃着吃着两人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从那天起,王伯就同这些老人吃在一个锅里,睡在一张炕上。他坚信,将心比心就能赢得老人们的信任。
早上7点要开饭,这么多年来,王伯雷打不动4点起床,先洗漱烧水,然后去每间屋倒尿桶便桶,再把脸盆端到老人跟前挨个擦洗,紧接着收拾屋子,一刻也不得闲……
说话间,王伯总是不时就站起身来。“闲不下,坐不住,干点活反而舒心痛快。”他笑道。
10月11日,王伯的大女婿刘玉龙(左)搀扶老人进房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最“不机密”的老头儿
在当地方言里,“不机密”是脑袋不大灵光的意思。令人没想到的是,王伯被大家认为是敬老院里最“不机密”的那个。
“不机密”这件事,王伯幼时就初露端倪。左邻右舍谁家碰到难处,王伯看到就一定要去管闲事。15岁那年,邻家老人患了半身不遂,无人看管,王伯主动照顾起老人,挑水做饭、劈柴碾米,直到老人去世。
王伯到养老院时30多岁,浓眉大眼,笑起来两个酒窝,利落的平头乌黑发亮,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俊。附近黄金坎村村民说,来时白净小伙子,现在成了糟老头子,脸上坑坑洼洼都是生疮留的疤。
“傻了吧唧,有儿有女,干嘛给人抓屎抓尿,没出息才干这样的活儿。”周围有人说些难听的话。王伯听了却不以为然:“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
工资低,又脏又累,还拴人,敬老院不是没请过护工,最多干半年就跑了。
老支书王永万心疼王伯,劝他另寻出路。“那么能干的人,回去干个啥不比这强?”
王伯烹调是把好手,曾有学校、饭店、企业高薪聘请他掌勺,都被他拒绝了。刚到敬老院时,王伯每月工资36块,几经调整,1997年才拿到320块。
彼时,大河南镇矿产丰富,农民去矿上每天能挣几十块。人们劝王伯:“凭你的手艺和肯下辛苦劲儿,在别处早成万元户了,受这罪能挣几个钱?”
王伯不是没打过退堂鼓,因为“受过的委屈比流过的泪还多”。但王伯心想,老人们得有人照顾,自己走了,这摊子谁愿意管呢?“咱是党员,不就应该冲在最前面吗?”
敬老院原来有个孤儿叫张利,后来到深圳工作,多次来信让王伯跟他做买卖。
王伯在回信里写道:“钱这东西固然好,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说世上还有比金钱更珍贵的,那就是干好事业。这儿的孤寡老人哪一个吃不好穿不好,我都不忍心。”
不光“不机密”,王伯还总没事找事。过去作为镇办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敬老院靠乡村统筹款维持基本收支,但王伯还想尽可能改善一点老人们的生活。
1993年伊始,王伯开始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垦荒。山地石头多,就带大家镐刨、锹铲,用独轮车把石头一车车运到别处,两年垦出近三亩耕地。
零零散散的地里撒上菜种,也播下希望。每年种三茬地,能产土豆600公斤、大白菜5000公斤、白萝卜700公斤、倭瓜500公斤,另外还种了西葫芦、菠菜、黄瓜、茄子、莴苣、韭菜等。
秋收在即,王伯每晚都去看菜,守到冷月高悬。收白菜时,王伯累得一弯腰就流鼻血,衬衫都染红了。
10月11日,王伯展示刚从菜园里收获的萝卜。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除了种菜,王伯还栽了300多株杏树,养了四头猪。每逢春节,敬老院要磨两锅豆腐,杀一头猪,吃不完腌起来。
白天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晚上锄地挑水,下雨天缝补衣服、拆洗被子。这么多年,王伯愣是没能回家陪家人过上一次春节。
“我不讲究什么,不求回报。不管多少钱都是国家发的,为党干工作,分工不同,不能挑三拣四。”说话间,王伯从衣柜摸出两个鼓鼓的红布包裹,里面的证书有50多个,摞起来足有半人高。
“包裹外的红色是党旗的颜色,里面装的证书都是党对我的认可。”1991年,王伯被评为河北省优秀员,还曾被提名为河北省助人为乐模范,获评河北省五保敬老工作先进个人、“河北好人”等荣誉称号。
1997年张家口市印发《关于在全市民政系统干部职工中开展向王伯同志学习的决定》,原大河南镇敬老院也于1999年被评为“省甲级敬老院”。
10月11日,王伯在敬老院展示所得的荣誉证书。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捋不直的双手和吃不完的药
院里不少老人生活难以自理,吃喝拉撒要靠王伯一个人照顾。
敬老院和镇卫生院原来在一起,为了不污染医院环境,老人们换下的脏衣服,王伯总是装进竹筐,背到半里地外的池塘边去洗。
数九寒冬,不知多少次,王伯用石头砸开坚硬的冰块。寒彻入骨的冰水冻僵了手臂,但冻不灭王伯对老人们的热情。
1996年,敬老院有了洗衣机。但很多衣服太脏洗不净,还是得拿手洗。手泡在污水里,时间一长,王伯皮肤反复感染,溃烂生疮,后来蔓延到身上脸上,一到晚上又痛又痒。王伯说,自己摸额头的习惯就从那时养成的。
10月11日,王伯的大女儿王术环在晾晒衣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1997年,听说市里记者要来采访,王伯连忙摆手:“脸上都是疮,咋见人呐,握手都不好意思。”
“一到阴雨天,疼到快麻木了。”王伯伸出关节粗大的黝黑双手,怎么捋都捋不直。
10年前,大河南镇政府工作人员刘国莲,遇到脸上疮血结成黑痂的王伯,差点没认出来。
那段时间,敬老院新买一批煤,王伯弯腰揽煤,旁边帮忙的老人一铁锹顶到他眼周,血流如注,打那以后眼睛就看不太清了。
闺女要带王伯去市里看看,他执意不肯。“谁知道还能活几天,浪费那钱干嘛?”
王伯住的小屋十多平方米,最值钱的家当是台老年机,除了破烂床板和木柜,就剩下五花八门的药。
长年过度劳作,脑血栓、风湿病、支气管炎、肾炎都没放过他。身体实在吃不消时,王伯就吃安乃近(一种退烧止痛药),从半粒到两粒,越吃剂量越大,但效果越来越差,索性就强忍着。
为节省时间,王伯之前早起空腹喝一堆药,结果胃疼反酸。孩子们送的药王伯嫌贵,自己买来几块钱的小苏打冲水喝。
身穿百家衣,脚踏百家鞋,王伯一身上下不是捡的,就是别人送的。孩子们买的新衣服挂在柜子里,出去开会才舍得穿一次。
“买了就穿,扔着干嘛?”大女婿刘玉龙问。
“我穿着破烂好干活。”王伯犟得很。
提起王伯,大河南镇卫生院医生张玉利说了三个字“没毛病”,随后解释道,“没毛病”是方言,就是一点毛病都挑不出的意思。
老张认识王伯近30年,老人们去卫生院,每次都是王伯推着轮椅或搀扶着。“王伯冬天手足皲裂,创可贴不管用,就用医用橡皮膏一圈圈缠着。”
“他身上的基础病掰着手指头都数不过来。”老张叹了口气,“一天两天忍忍行,这几十年谁知道他是咋熬过来的”。
10月11日,敬老院的老人们在观看电视节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那边出着太阳,这边雨夹着雹子就打下来,山里气候向来翻脸不认人。王伯抱着头奔出门去,把刚晾上的衣服收进屋。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老人们而言,王伯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在敬老院,刘明大娘活得岁数最大,94岁得了一场大病,久治无果,连续四天滴水未沾,医生无可奈何,人们悄悄准备好了花圈。
王伯不死心,到处寻医找偏方,连续六个月每天为她梳头喂饭、端屎倒尿、熬更守夜。说来也怪,大娘鬼门关走了一遭,愣被王伯拽了回来,只是落下了半身不遂。
那年夏天,大娘坐不住、吃不下,就是一言不发,像是遇到难开口的事。王伯就坐在床边开导,“娘啊,有了病和亲儿子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
原来大娘长了褥疮,又不好言声。王伯用药和纱布给老人敷上,悉心照顾200多天,大娘的褥疮再没犯过。
到了秋天,大娘连续36天没有大便,肚子鼓得像脸盆,憋得头撞墙。王伯急得团团转,用手蘸上麻油,连续三天十一次,把小石头般的大便一块块掏了出来。
大娘逢人便讲:“我一辈子无儿无女,王伯就是我好儿子。”96岁那年,大娘躺在王伯怀里安详地走了。
王永全老人瘫痪后大小便失禁,一天要换五六次裤子,有时刚换上干净衣服,还没等转过身,老人就又拉在裤子里。
老人气得用拳头直捶腿:“王伯呀,对不住你,我太不争气了。”王伯却从不埋怨嫌弃,低头默默地给老人换裤子。
瘫痪多年的王哲善天天流口水,吃不下饭,王伯做流食一勺一勺地喂。老人曾四次因吞咽问题呼吸困难,都是王伯做的人工呼吸,及时送医院才救活。临终前,老人眼里噙满了泪,一直对王伯比画着“四”字——意思是,王伯救了他四次!
10月11日,王伯的大女婿刘玉龙给敬老院的老人端热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伺候老人难,跟有语言障碍的老人沟通难上加难。于是,王伯自创了一套“王氏手语”和他们交流。
吃饭时,两位老人突然互相拳打脚踢,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王伯上前一比画,两人顿时就消停了。
有时候架劝不开,王伯就把自己脸打得“啪啪”响。
“老人闹脾气,我哪能跟他们发火?”王伯说,有泪自己偷偷流,实在憋屈了就打自己脸,扭过头去对老人们仍是一张笑脸。
方便面、火腿肠、糖果……王伯每次出差都给院里病号带零食,晚辈们给自己买的奶粉和牛奶也都分给老人们。
老人们都把他当成最亲的人,有时王伯有事,半天不回敬老院,老人们就追到家里。
王伯不喝酒、不打牌、不下馆子,就是戒不掉烟。
“最艰难时,各种物资都缺,愁得晚上睡不着,一晚上抽一盒,什么便宜抽什么。”蹲在墙根,王伯伸了伸腿,从裤兜里摸出打火机,眼神留意着院里活动的老人。
敬老院门口有三棵大柳树,是王伯亲手栽下的,现在一人环抱不过来。天热时,老人们搬着板凳,在树下坐成一排。
9月10日在敬老院拍摄的老人(手机照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杜一方摄
王伯就像这几棵为大家遮风挡雨的大树,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已不再枝繁叶茂。如今,腰也直不起来的王伯,心里却想着为老人们留下最后一丝荫凉。
因为劳累,王伯得过两次脑血栓。2019年初,吃完早饭,王伯扶着墙站不住,只觉天昏地暗。在医院输了十天液后,王伯一把扯掉针头跑回了敬老院。
最近王伯老是失眠多梦,总梦见以前上山砍柴砍不动,怕耽误给老人做饭,急得满头大汗。
“原来啥都记得很清楚,现在脑子不中用了,不过忘了也挺好,人活得简单点好。”王伯自嘲道。
10月11日拍摄的王伯和家人们。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难以清偿的“内债”
“娘不行了,你快回来吧!”1997年的一天清晨,妻子陈桂香发现母亲情况不妙,给王伯打电话。
王伯火急火燎地赶回家,还是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跪在母亲榻前,王伯号啕大哭,撕心裂肺喊着:“孩儿不孝,不孝啊……”
1996年,母亲瘫痪卧床,春节后病情加重,弟弟多次找到敬老院,让王伯回去看看。当时,镇里正研究敬老院重建方案,他便隐瞒了母亲病情,工作完才赶回家去。
“孩子,你可回来了,这么近,娘见你一面可真难呀。”母亲对王伯说,“多想跟你说说话,可娘也知道敬老院需要你,快回去吧,好好照顾老人们就等于照顾好娘啦!”
王伯无言以对,脸上已满是泪水。
今年9月8日是妻子七十大寿,在众人劝说下,王伯被大女婿拉回家吃了顿团圆饭。陈桂香说:“这是结婚后他第一次陪我过生日。”
王伯家有四亩玉米地,谷雨播种,端午锄地,忙得不可开交。敬老院离不开王伯,陈桂香天天自己下地,经常顾不上吃饭。
“爱收拾不收拾,烂地里拉倒。”有时候,陈桂香心里觉得委屈,但说归说、怨归怨,拾掇地、照顾老人和孩子,她一点都没耽误。
韭菜、冬瓜、苦菜、西红柿……核桃树和香椿树掩映下,王家小院被陈桂香打理得井井有条,几十朵红艳的旱金莲随风摇曳。
“我这辈子没对不起任何人,只是苦了媳妇儿和孩子。”王伯说,家里盖新房,他连一块砖都没碰过。
“他管着一群老人,我拉扯一家人,都不容易。”陈桂香把腿搭在炕沿上,挽起裤脚“嗔怪”起王伯,“你看,我这膝盖积水一使劲就疼,天黑跟锥子扎似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的妻子怎么不心疼?1991年,王伯第一次去省会石家庄领奖,又“抠”又不善表达的他,破天荒扯了块花布,亲手给妻子缝了件新褂子。
“家里活都让你做了,我这辈子还不完你,下辈子还吧。”四五年前,王伯带上妻子去县城做报告。听了丈夫的这席话,陈桂香的泪水一瞬间决了堤。
两闺女从小就懂事,王伯却几乎没好好抱过她们。就连闺女结婚,这个不合格的父亲也是从头至尾缺席。
孩子们刚开始想不通:“爸爸把老人们看得比什么都重,唯独心里没有我们。”
王伯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谁没有七情六欲?谁没有母子之情?谁没有夫妻之情?谁没有父子之情?但敬老院这一平凡而神圣的事业需要我。我实在是欠家人们的债太多了!”
“自从父亲去了敬老院,就很少见面,回来也是看一眼就走。”大闺女王术环说,那时母亲下地,姐妹俩就拖着小锄头跟在后面。
2009年,王伯退休后又被返聘为名誉院长。薪资低、环境差,招不来人,王伯就把在外务工的大女婿和大闺女叫来,两人月工资加起来才4000块出头,但王伯总算有了帮手。
10月11日,王伯的大女儿王术环和大女婿刘玉龙在敬老院的厨房准备晚餐食材。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金皓原摄
傍晚时分,老人们吃完饭,王伯把炖得稀烂的土豆茄子热了热,盛上一铁盆,招呼女儿女婿吃饭。
“现在只能吃软乎点的。”王伯笑着张开嘴指了指,“牙没几颗了”。
夕阳挂在树梢上,溜过晚霞的缝隙,投射在王伯泛黄发黑的脸上,竟映出斑驳光影来。
白云悠悠自来去,岿然不动是青山。此时的王伯,像极了敬老院门前的大山,同样无言,一样深重。
命运有时像远山的迷雾,若隐若现,但王伯的信念却清晰而笃定。王伯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照顾好这些老人,干不动了算完。”
说到这,王伯扭过头对闺女说,哪天他死了,不办丧事,不叫亲朋好友,火化后骨灰撒到桑干河里。
“生前清清白白,死后干干净净。”(记者陈忠华、杜一方)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人工心脏”外观看像个蜗牛,钛合金材质,鸡蛋大小,180克重,在手术过程中,它会被精巧地固定在左心室的心尖上。
一条连接着“人工心脏”的导线从胸腔穿到腹腔的皮下,从肚脐旁的出口穿出,与两块体外电池和一个控制器相连。它可以部分或全部替代心脏功能,辅助维持全身血液循环。
“人工心脏“模型。受访者供图
截至2021年4月19日,67岁的天津人赵鸿已和这颗“人工心脏”共处了210 天。夜深人静,侧躺着把耳朵贴在枕头上,可以听到 “心脏”传来微弱的转动声。
他必须时刻连接着体外的这两块电池和控制器,为体内转动的“人工心脏”提供能量,就像健康的心脏需要24小时跳动。游泳、泡澡是不可能的了,饮食也要注意。但他终于可以顺畅地呼吸,躺着入睡,“心里感觉特美。”
赵鸿是终末期心衰患者,心脏扩大了一倍多。对终末期心衰患者的救治只有心脏移植和置入“人工心脏”两种方法,人体心脏移植费用高昂且名额稀缺。据统计,我国每年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仅有四百余人。
在国际医学领域,用人造器官代替自然器官的“人工心脏”临床应用条件也在逐渐成熟。国外每年几千例人工心脏植入,得到了医学界的普遍认可。目前国内共有三家机构进行着“人工心脏”的研制和生产,一家通过临床上市、两家处于临床期,置入“人工心脏”的不足一百人。相关从业者表示,我国的“人工心脏”技术与国际接轨,已进入第三代水平。
快要“爆炸”的心
2020年初开始,赵鸿几乎每个月都要住一次院,治疗他的心脏。“终末期心衰,伴发心律失常、肾功能衰竭等合并症。正常人的左心室只有30-40mm,他的已达到90mm,心脏扩大一倍多,功能严重受损。”
儿子赵胜说,父亲患有心脏疾病已经有十二年了,最初通过输液病情就可以好转。但五年前,情况越来越严重。赵胜最害怕的是在凌晨五点接到父母的电话,“又犯病了,喘不过气来。”
他们跑遍了全国的医院,“每一家医院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说只有心脏移植这一个方法,但这个费用我们家付不起。”
43岁的李晶也是心力衰竭患者,从发病到病危只有不到三个月。
医生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正常人的心脏就像一个气球,到80是极限,李晶当时已经到了79,稍微一活动,心脏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一旦破碎,人就没了。”
今年35岁的天津市民王宁,7年前“上到三楼就全身没力开不了门”,入院治疗后“身体恢复得还行”。 被医院诊断为“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2018年后,病情不断加重,反复住院,被确诊为“终末期心衰”。今年三月初晚上躺在床上,喘不上气,叫了120急诊。
按相关的医学解释,心力衰竭是心脏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这代表着心脏跳不动了,无法再向全身供应血液。
资料显示,心力衰竭后,肝、肾、肺、胃等身体的其他器官也开始出现功能减退。终末期心衰患者单纯依靠口服药物治疗,1年生存率仅为15%-20%。
“当时医生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做心脏移植手术,手术费就差不多要60万。除了手术费,后期还要一直服用抗排异的药,那种药一个月要好几千块钱,而且只能自费,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吃得起的。”李晶说,确诊后,他决定放弃治疗。妻子王新用打算卖房子。
李晶是济南的一名外卖员。小儿子刚刚出生,一家人也才在几个月前搬进贷款买的新房里, “上有老,下有小,都要花钱。”
为了让爱人安心,李晶表面同意了。但他心里知道,心脏移植不仅花不起钱而且根本排不到。他们在医院看到过一个成功配对进行心脏移植的患者,足足等了四年。
“我们在医院也看到很多人等不到就离开了。”稀缺的心脏来源和高昂的费用,加剧了王新用的恐慌。
阜外医院高润霖院士、王增武教授等在《欧洲心力衰竭杂志》发表关于我国心力衰竭流行病学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在我国35岁居民中,加权的心衰患病率为1.3%,即约有1370万心衰患者。而我国每年完成心脏移植只有四百余例。
上一个做手术的是羊
在外科医生眼中,心脏是一台设计精密的“血液泵”。如果把人的循环系统比作一个密闭供水系统,那么心脏就是驱动循环的水泵。心功能衰竭就像是水泵“动力不足”,供水系统里其他的器件也就无常工作了。“人工心脏”是一个人工制造的血泵,它可以部分或全部替代心脏做功,辅助维持全身血液循环。
人类不敢轻易将柳叶刀伸向心脏。直到1967年,南非医生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
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将一颗“人工心脏”置入实验犬体内,使之生存了近90分钟。12年后,美国医生为一名病危的男性成功置入一颗 “人工心脏”,患者靠这颗“人工心脏”生存64小时后等到了供体心脏,但在移植后32小时死亡。
1982年,美国一名61岁的牙科医生愿意置入一颗“人工心脏”,术后,他依靠“人工心脏”存活了112天。此时的“人工心脏”模仿人体心脏搏动运作,依靠两个连接到外部的气泵来膨胀和收缩,将血液推进全身。它需要连接一个洗衣机大小的外界机器。这个巨大的机器随着泵血过程发出巨大响声。
第二代“人工心脏”以离心泵或轴流泵驱动血流,体积小,方便携带,患者可以自由活动。截至目前,已有2万7千多名心衰晚期患者接受了第二代的“人工心脏”,术后两年生存率为76.7%,部分患者已经成功存活10年以上。
最新的第三代“人工心脏”为磁悬浮技术,在多个国家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中国“人工心脏”的研发道路一样漫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已经开始了对“人工心脏”的探索。到2017年,国内有了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人工心脏”。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至少有7个单位在研发“人工心脏”。其中,重庆一家公司的离心泵型人工心脏技术由日本研发,10年前已经在日本上市销售,2019年8月在国内获批上市,是首个在我国获批临床试验的人工心脏;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以下简称泰心医院)、江苏某公司分别研发的两款“人工心脏”均属于第三代,分别于2020年和2019年开始进行临床试验。
赵鸿、李晶、王宁置入的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天津泰心医院联合研发的第三代“人工心脏”,在他们之前,置入这款“人工心脏”的是一群小尾寒羊。
在李晶、赵鸿、王宁之前,置入这款“人工心脏”是一批试验羊。受访者供图
这款“人工心脏”主体像个蜗牛,钛合金材质,重180克,直径5厘米左右。
“人工心脏”被置入人体后,与心脏并联,一头连着心脏的左心室,一头连着人的主动脉。血液从左心室经“流入管”进入“人工心脏”内,“人工心脏”再将血液推出,经“流出管”输送至主动脉,从而辅助患者血液循环。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心脏每分钟搏动超过60次,泵出5升血液。换算下来,每小时搏动3600次,每天86400次,总共泵出7200升血。而置入之后的“人工心脏”,每分钟能泵血1—10升,辅助人体心脏功能泵血。
用听诊器在赵鸿的胸前可以听到柔和的“嗡嗡”声,那是血液在“人工心脏”内转动发出的微弱而持续的声音,它代替了自体心脏泵血的怦怦声。这个转动的“人工心脏”与患者体内那颗艰难跳动的心脏一起,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维持着他的生命。
生活的改变
畅快!这是王宁醒来后的第一感受,新鲜的空气从鼻腔吸入,自由地呼吸,顺畅地呼吸,没有阻碍地呼吸。2021年4月6日,王宁接受了“人工心脏”置入手术。
王宁身高一米八左右,身材微胖,这使他在手术后的康复期间吃了一些“苦头”。由于心衰,他的身体潴留着近10斤的液体有待排出,不能大口喝水。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除了身体的康复,王宁还要习惯适应“人工心脏”带给他生活的改变,如何洗澡、如何给伤口处换药、如何与身体上多出来的电池共处。
赵鸿的一天是从早上5点开始的。起床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心脏”换电池,通过仪器和可穿戴设备了解自己的体温、体重、转速、流量、功率、心率、血氧等十项内容,登记在“每日日记本”上。他每天会量五遍血压。实际上医生要求他早晚各记录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他听说“血压是会波动的”,不放心,就多测几次。
4月14日,赵鸿背着电池和显示屏在室外溜弯。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摄
然后,他将与身体相连的两块电池和显示体内“人工心脏”转速、流量、功率的控制器放进专门的斜挎包中,背上背包,正式开始他一天的生活。两块电池和控制器加起来差不多五斤重。
他不喜欢吃汤汤水水的东西,早上吃了半碗米饭,大半个馒头,配菜是虾酱和西红柿鸡蛋。他每天要服用抗凝血药物。出院这半年,他已经胖了十几斤,他被医生告知要控制饮食。
他吃完饭在家看会儿电视,九点多出门遛弯,完成医生要求的运动量,一般是一公里,最多的时候走过3.5公里。但他不会出小区,就在小区里一圈一圈地走。出门前他加了件衣服,他住的小区邻着海边,他觉得冷。
遛弯时,他的手会握着延伸在外面的线,以免被过往的车剐到,人挤的地方就不去了,碰到邻居熟人,就停下来聊聊天。
他“失去”了两大兴趣爱好,喝酒和打牌,他认为前者不利于健康,后者是因为棋牌室有二手烟,也不利于健康。
十点半,赵鸿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更换电池,给换下来的电池充电。一块电池的使用时间是8-10个小时,但他担心没电,出门前后都会更换新的电池。他拥有四块电池,有两块随身携带,与身上的“人工心脏”并联供电,另两块备用。电池每年更换一次。如果需要出小区,他还会额外多带一块,虽然他外出的时间很少会超过6个小时。
每周妻子会帮他洗澡。他可以淋浴,医院给他配有防水包,洗澡时可以把电池装在防水包里。但因为比较谨慎,妻子只是用湿毛巾帮他擦一擦身体。洗完澡,妻子会帮他给线缆穿出的伤口做一次清洁。一开始妻子总是小心翼翼的,怕碰到伤口或扯到线,现在她已经很熟练了。
关于“人工心脏”的操作和使用,泰心医院心衰中心协调员史春梅告诉记者,患者都需要通过理论和实操的“考试”,考满分才能出院。
赵鸿一般晚上九点睡觉,睡觉时把充电器放在床边的篮子里,他习惯平躺着或者偏向右边。最让赵鸿满意的事情是每天能睡七八个小时,手术前他无法躺着入睡,这样的情况他已经不记得熬了多少年。
相比之下,李晶的活动范围更大一些。出院后,李晶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他会去公园散步,陪女儿打羽毛球,到图书馆,也会外出乘坐公交、地铁。
李晶在工作。穿着保安服看不到戴在腰上的电池和控制器。受访者供图
佩戴“人工心脏”,要远离磁场,通过地铁和图书馆的安检时,李晶会出示医院开具的一张应急卡片,上面详细写着他置入“人工心脏”的情况,工作人员看了之后都会主动帮他开路,很友好。
和赵鸿一样,为避免“意外”,李晶会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不凑热闹;坐地铁时,如果这一趟人多,他就等下一趟,或者打出租车。
“想想,就和做梦一样”
2020年4月,泰心医院院长刘晓程发现李晶体内自己的心脏恢复健康,可以开始正常泵血,于是手术取出了他体内的“人工心脏”。让受伤的心脏休息一段时间后,它有可能康复,但究竟哪方面起到了作用,目前医学界还没有定论。
置入“人工心脏”后,一般有三种走向,极少数能够像李晶一样,心脏恢复正常工作,“比例应该不会超过5%。”刘晓程说。
第二种是作为等待心脏移植的过渡期,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等到合适的供体。在欧美等国家,绝大多数患者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是终身佩戴。赵鸿和王宁已经做好了终身佩戴的打算。“之前咨询过,心脏移植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治疗要上百万,我们负担不起。另一方面也担心心脏移植会排异。”王宁说。
费用是所有患有重大疾病的家庭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目前赵鸿、李晶、王宁置入的“人工心脏”仍然处于国家食药监局的临床试验阶段,医院免除了“人工心脏”和部分检查费用。
据了解,国外已经上市的“人工心脏”加上手术、治疗费为20万美元。据央视财经报道,目前国内已经上市的一款“人工心脏”一次手术下来,患者需要支付100多万元。目前赵鸿等人佩戴的“人工心脏”和另外一款处于临床试验的国产“人工心脏”,价格还无法确定。
“第三代‘人工心脏’从理论上讲是没有使用期限的。”刘晓程解释,“采用磁液悬浮技术,转子在泵中漂着,没有磨损。”需要考虑的是人体的变化,“机器和人体协调行动,共同决定人体的寿命。”
人体在置入“人工心脏”后,出现了一些传统心外科没有遇到过的新挑战。安装“人工心脏”后人体的凝血和血压指标发生了变化,患者要将血压控制得比普通人更低。“只要血压和抗凝指标控制好,可以保证置入的‘人工心脏’长期安全运作。”
人工心脏属于第三类医疗设备,“是最复杂的,素有心脏外科皇冠上的明珠之称。”刘晓程说,“手术并不复杂,难点在于技术研发。”磁悬浮转子在旋转过程中,容易破坏血液里的细胞,血液会凝结成血块,形成血栓。“红细胞像葡萄一样排列组合,‘人工心脏’在旋转的过程中剪切力要小,不能把葡萄打坏了;摩擦力也要小,不能产热;同时要解决生物相容性等问题。”根据要求,国产“人工心脏”需要完成拯救50例晚期心衰病人的临床试验,而且三个月内的存活率在80%以上才算过关。
“人工心脏”可以取代心脏移植吗?一些学者认为心脏移植更适合治疗心力衰竭晚期的患者,此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董念国医生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现阶段,如果情况允许,最好的方式还是心脏移植。有国外的研究显示,在术后第三年以后,心脏移植的患者比植入机械心脏的患者,有更高的存活率。
“合适的心脏供体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人工心脏’可以挽救大批濒死患者。”刘晓程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心脏”是总的发展方向。
手术后第七天,王宁转到普通病房,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每天步行300多米;上周,赵鸿回医院复查,心功能检查的各项指标均显示良好。
李晶穿着保安服。在人群中,看不出他曾经置入过一颗“人工心脏”。现在他比以前更加注重健康,特别注意感冒发烧。“能好好活着就知足了,这两年的事情想想就和做梦一样。”
(文中赵鸿、赵胜、王宁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陈亚杰编辑胡杰校对贾宁
来源:新京报
“儿子,要挺住,要坚强,战胜病魔,要配合医生治疗,呼吸器不舒服,要忍一忍……”这个2月,与疫情搏斗的武汉,90岁婆婆给ICU里64岁儿子写下的留言令人泪目。
许多人不知道,这位婆婆照顾儿子的照片拍摄者,同样也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2020年1月底开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区(以下简称“协和西院”)发热门诊里,陪护家人的武汉人顾米米(化名)注意到一位满头银发却“很少躺着”的婆婆,并拍下了她在守护儿子的照片。
疫情之下,坚守与亲情每天都在上演。记录90岁婆婆的顾米米,最终也化身“战士”,守护着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双亲。
在协和西院发热门诊,顾米米和朋友合影,她说,身后的白发老人就是那位照顾64岁儿子的90岁婆婆。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2月17日,在“战疫”中度过40岁生日的她对封面新闻说,武汉就是她的家,“我能不保护自己的武汉吗?”
顾米米父母都是武汉市汉阳区退休教师,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的感人一幕发生在2月14日情人节。那天在顾米米建议下,病情好转的母亲给仍在ICU的丈夫录了封视频“家书”:“我想听你在我吃饭的时候给我弹钢琴,院子里的花等你回来浇……”
双亲感染,加上贴身照顾母亲多天,顾米米坚持做好防护,一身“战袍”十几天没换过,万幸的是多次检查没“中招”,于是她决定将防护经验分享在社交平台。记者注意到,她的微博签名是这样写的——普通老师、父母的平凡女儿、女儿的平凡母亲,武汉人。
以下是顾米米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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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病毒
激活我变成一个“战士”
我爸参加了什么乐团,去吃年饭、年终汇演,在这个过程中染病的。直到腊月二十九,我妈才跟我说,“你爸这两天不太吃,总不想动”,我当时觉得70%是感染了。
年三十我妈突然打电话哭喊爸爸倒地了,我是家中独女,最终这场抗击病毒战役激活我变成了一个“战士”。
下午3点,120送爸爸到协和西院,心电图发现心梗、脑梗,进一步做CT,发现双肺多发片状磨玻璃密度影,提示病毒性肺炎。
当时协和西院不是定点医院,我们决定到武汉市第五医院去,但五医院收不进去,只能回家隔离。初一我爸还好,初二就不好了,浑身无力,可能缺氧了。后来联系社区,辗转送到蔡甸区的协和江北院区,查CT,肺部感染很严重,ICU决定马上把他收进去。最后进院,他已不太想说话,一直把头耷拉着。我就不停说,“你这么犟一个人,不可能输给小小的病毒。”我爸点头,然后我隔着手套摸了他一下。
一身“战袍”十几天
照顾隔离母亲
我妈当时做CT显示有感染,但没症状,医院不收。只能回家隔离。隔离这些天,我每天开车送她到协和西院打针,同时等医院开放床位。
我妈不让我和她住一起。她认为我CT是好的,不能染病,我每晚守着我妈,都安顿好了,再开车回家,第二天继续,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
我穿光面袄子,口罩戴两层,戴日常近视眼镜,每天照顾完妈,回家立刻热水澡冲半小时,外面袄子脱下来放阳台通风,里面衣裤洗衣机洗过后烘干半小时,这套“战袍”十几天没换过。
1月30日,很幸运,我妈收进发热门诊留观病房。那段时间,医院里殡仪馆的车和120的车随机出现,不知道走出去遇到什么车。
顾米米的母亲收入协和西院隔离病房的留影。她说自己这身“战袍”十几天没换过。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记录感人一幕
90岁婆婆照顾64岁儿子
90岁那位婆婆,其实1月30日就注意到了,因为确实很打眼,满头银发,很多天都没看她躺着,永远坐着,握住儿子的手。
2月1日,她在我前面排队跟医生哭诉,我安慰她说婆婆你放心,医生会救他的。去拿药时,我忍不住问,“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儿子不来陪护?”她说,“躺着的就是我儿子,我90岁,儿子64岁。”我很震惊,先以为是爱情,后来才知道真正伟大的是母爱。
我爸是乐团主力,武汉这些乐团是有交集的。有天我突然发现,他演出照片里有婆婆儿子,还是主持人、歌手,他们是认识的。
发热门诊的“拐点”
2月9日我咳嗽有些严重,决定去协和西院。发热门诊24小时,我有前车之鉴,要避开高峰人流。凌晨1点30分出发,一去居然一个人没有。我排门诊第一号,从挂号,到查血,到CT,到拿结果,到医嘱,到开药,再到3点半回家,2小时流程全走完。
武汉疫情拐点有没有来?我不知道,但这次所见,绝对是发热门诊拐点,仅仅一周判若两院。门诊医生当初四个忙不过来,现在一个医生“坐镇”还没病患。我CT结果还好,没感染,但有个结节,有点大,医生说“你过段时间要来”,我说“我一直在这里陪妈妈,跑医院10来天了”,他说“你这个结果厉害,防护做得挺好。”
得到医生肯定,回来就写了讲防护经验的文章。我从(疫情)顶峰开始就加入“战斗”,我想提醒大家注意防护,不要怕。因为怕,才永远躲在家里,每天刷新闻,焦虑。焦虑有什么用?要站起来“战斗”。
武汉人会更加坚强
2月11日,那个“NASA立扫把”大赛,我在客厅也立了扫把,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想我爸,他要在,会跟我解释原因,他物理教学那么专业,怎么能躺在ICU呢!
2月13日,因病情好转,我妈转去了新盖好的泰康同济医院。她以前大概隔一两个小时就跟我通一次话,现在三五个小时都不通话,这是个好现象。现在就等她核酸检测变成阴性,就可以接回来。最担心的还是我爸。
2月14日的视频,是我的主意。我妈一直说,不知爸爸每天鼻饲还是自己吃,也不知清不清醒。我说你录个视频,我想办法能不能让我爸看到。
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给自己最坏的打算,做了以后就不怕了。在这个基础上,每天听一点好消息,就是天大好消息。我妈还在留观病房时,我每晚做梦都是不测,每30分钟就突然醒来。第2天去,我妈被收到隔离病房了,是多大好消息?我爸也是,可能下一秒就会接到ICU电话,然后一晚上没接到电话,是希望吧?心情像过山车一样,慢慢就越来越坚强。
武汉人会更加坚强的。有句古话,祸兮福所倚。我觉得至少从不幸当中,看到的是一些改变,一些对武汉有利的东西。
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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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12月24日电 题:跨越90载 兴国再调查
新华社记者郭强、程迪
这是在江西省兴国县永丰乡马良村拍摄的李吉元家新房外景(12月24日摄)。新华社发
江西兴国县,著名的苏区模范县、红军县、将军县。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口中参军参战的达9.3万人,烈士有5万多人,走出56位开国将军。
90年前,同志在行军途中找到兴国县前来参军的八位农民召开调查会,写下著名的《兴国调查》,详细记录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和群众生活。
90年后,中华民族即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兴国县也顺利脱贫。记者深入当地寻访这八位农民后人,在今昔巨变中感受中国为人民谋幸福的永恒初心。
新村新貌:告别土坯房,住上小楼房
这是江西省兴国县永丰乡马良村的合作社基地一角(12月24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走进兴国县永丰乡马良村,64岁的李吉元家新房中,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一应俱全,桌上摆着脐橙、饼干、花生等款待客人。李吉元的爷爷李昌英是当年参加调查会的八位农民之一。
据《兴国调查》记载,李昌英家有六人,年景好时只能收十七石谷,而每年要吃四十石谷,不够的靠番薯补充,除逢年过节外平时吃不上肉。
李昌英家境况,是当时兴国贫苦农民生活的写照。
据《兴国调查》记载,当时的兴国第十区,占总人口百分之六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贫苦农民要遭受地租、高利、税捐等多种剥削,“贫农百分之六十房子不够住”。
到来后,贫苦农民才看到翻身的希望。分田地、分山林、分池塘、分房屋……一系列举措让他们的命运开始改变。
据《兴国调查》记载,李昌英家六人每人分得七石谷(注:指产量为七石谷的田),加上一些番薯,勉强够吃,家里欠下的一千二百毛债被废除了。物价也便宜了,过去油二十三元一担,现在只要十元一担,肉过去五百三十文一斤,现在三百二十文一斤……
秉持为民初心,赢得民心所向。
当地百姓踊跃参军。八位农民中,除一人因年龄偏大外,其他七人都当了红军,六人成为烈士。
初心感召,前仆后继,终换来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在兴国,很多贫苦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走上致富道路。但一段时间里,由于自然禀赋差、战争创伤大,兴国整体发展依然不足,成为贫困县,八位农民后代中也有一些未摆脱贫困,面临住房难、行路难、喝水难等问题。
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一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也随之打响。
危旧土坯房改造、农村电网升级、公路危桥改造、安全饮水工程启动……兴国迎来山乡巨变,4万多户住在危旧土坯房的农民住进新房,25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了水泥路,农村安全饮水覆盖率100%。
八位农民的后人全部住上小楼房,水泥路直通家门口。
在兴国县均村乡长教村,82岁的陈显来坐在自家院里晒太阳,身后是一栋外墙贴着瓷砖的新房。他是八位农民之一陈北平的继子。陈北平三兄弟参加红军牺牲后他被过继过来。
在政府补助下,陈显来从土坯房搬进新房,他在新房门前写下对联:“昔日三兄弟,齐心协力干革命;今朝四代人,乐业安居谢党恩。”
新产新业:告别地里“刨食”,迎来土里“生金”
12月24日,在江西省兴国县永丰乡,陈庄奎准备前往集市。新华社发
走进八位农民之一陈侦山的后人陈庄德家,两层半的小楼格外洋气,地上还铺了瓷砖。十多年前,陈庄德前往福建创业,如今年毛收入超30万元。
他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起爷爷的故事:爷爷三兄弟,老大摆油盐摊子,老二读过几年书,从十九岁起学看风水,老三做篾匠学徒……老大“借人一千三百毛做本,蚀掉了”,每年全家收的三十石谷有三分之一要用来还利。
在旧社会,想闯出一片天地谈何容易,更多农民只能在地里“刨食”。但兴国多半石半土的红壤,水土流失严重,一度被称为“江南沙漠”。本就贫瘠的土地,加上极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关系,贫苦农民不仅填不饱肚子,还欠下一身债。
李昌英欠债一千二百毛,陈侦山欠债一千三百毛,雷汉香欠债一千二百毛……据《兴国调查》记载,中农里完全不欠债的只占百分之十,更不要说贫农了。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贫苦农民的日子才一天天好起来。
致富先治穷,治穷先治山水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国投入8亿多元生态扶贫资金,带动10亿多元社会资本,治理水土流失,实施了水保林、经果林、小型水保等工程和项目。
一座座荒山披上“绿衣裳”,兴国植被覆盖率由28%提升至82.8%,穷山恶水变青山绿水。
山增绿,人增收——
八位农民的后代房前屋后变绿了,更重要的是,眼前的青山还变为金山银山。
在李吉元所在的永丰乡马良村,当地通过“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在山上种起脐橙和油茶。“过去,我们在土里‘刨食’,现在地里‘生金’。”村支书钟礼发说,目前,合作社基地规模达360亩,经济效益达800万元,村里贫困户全部脱贫。
在政府扶持下,李吉元不仅种了油茶、脐橙,还养了鸡和牛,去年成功脱贫。
“2016年以来,我们重点发展蔬菜、油茶、脐橙、茶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兴国县扶贫办主任廖顺尧说,目前,全县已建成农业产业扶贫基地515个,带动28377户贫困户稳定增收,全县14.2万亩脐橙基地中,长期务工的贫困户年均增收超1.5万元。
还有许多农民和陈庄德一样走出农村,闯出新天地——
不少农民务工和创业收入成为家里主要经济来源。
八位农民之一温奉章的儿子温常鑫从公办教师岗位退休后,每月有退休金,三个儿子中两个在沿海打工,成家后每人建了一栋房子。指着家里三栋连成一排的房子,温常鑫感慨:“穷苦人民真的翻了身,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新生新梦:告别“代际贫困”,迈向更好生活
在江西省兴国县枫边乡密石村,一名村民在制作腊鸭(12月21日摄)。新华社发(陈鹏 摄)
来到陈侦山孙子陈庄奎家,客厅一面贴满“三好学生”等奖状的墙引人注目。如今,陈侦山后人里有三人考上大学。
这对90年前的八位农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据《兴国调查》记载,这八人中黄大春“未曾读过书”,陈侦山“读过八年书”,陈北平“读过六年半书”,傅济庭“读过六年书,勉强看得清报”,温奉章“读过四年书,标语能认一半”。
而八位农民的后代中,除傅济庭的长子傅学扬没读过书外,其余七位农民的儿子都读过小学或初中,年轻一代中不少考上大学,摆脱了“代际贫困”。
几代人的求学路,也是老区民生改善之路。
2012年,兴国在赣南率先实施“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及孤儿特困生关爱工程”,开设9个“两红班”,供符合条件的贫困学子免费就读,并发放生活补助。
傅济庭的后人傅传荷说,他两个孙子都在“两红班”就读,“每年不仅能减免几千元学费,还补助生活费。我常常跟孩子说,要考大学,回报党和国家!”
改善的远不止教育。党的以来,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养老服务、困难群体救助等一系列制度的完善,包括这八位农民的后代在内,越来越多群众过上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的生活。
黄英明,八位农民之一黄大春的继子,患有心脏病,需要长期治疗。79岁的他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有低保、烈属抚恤金和养老金,一个月能有1500元左右,每天家门口有两趟中巴车到县城,“去医院方便,看病有报销”。
八位农民之一雷汉香的孙子雷贻来说,村里有了小广场、图书室,活动室,开通了卫星电视、互联网,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这样的日子,是爷爷那辈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他说。
2020年,兴国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八位农民后代的生活变迁,就像几滴水珠,折射出人跨越时空、矢志不渝的为民初心和亿万农民从贫穷走向小康的伟大历程。”兴国县委书记赖晓军说。
这是江西省兴国县一个乡村旅游示范点(2019年4月1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陈鹏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