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凡是什么意思(仙女下凡是什么意思)

作者：毕旭玲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春节蕴含着我们民族对于种族延续、家庭繁衍、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认知与想象，是中华智慧传承的重要载体。

传统春节节俗异常丰富，其中有一类以防疫为主题的习俗集中体现了辟邪求吉的节日内涵，特别值得重视。这些习俗的形成是先民在长期与冬春季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防疫理念与知识的集中体现。虽然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认知水平的提高，很多防疫习俗逐渐淡出了春节，但其中蕴含的中华智慧与经验依然是我们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古人模仿方相氏驱疫动作所跳的具有巫术功能的祭祀舞蹈，后来发展为年终岁尾的重要仪式——傩仪

方相氏驱疫仪式是先秦时期就在官方和民间盛行的驱疫习俗。方相氏（也写作“方相士”）是先民创造的驱疫辟邪之神。方相氏驱疫仪式就是古人模仿方相氏驱疫的动作所跳的具有巫术功能的祭祀舞蹈。这种舞蹈后来就发展为年终岁尾的重要仪式——傩仪。“傩”字的本义是指人的行动符合礼仪，有气度，比如《诗经·竹竿》有“巧笑之瑳，佩玉之傩”一句，描述的是佩玉女子行走时优雅从容的模样。而驱瘟仪式本以“难”字指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指称驱疫仪式的“难”字假借为“傩”，“傩”字的本义便逐渐废止了，演变为专指驱疫仪式的词了。

《周礼》记载了周代宫廷中的方相氏驱疫仪式：方相氏由四位勇士扮演，只见他们头上蒙着熊皮，戴着黄金铸造的四眼面具，上穿黑衣，下着红裳，手持戈和盾，率领一百个手下四处搜索疫鬼，然后击打、驱逐疫鬼。民间的驱疫仪式被称为“乡人傩”，《论语·乡党》载：孔子曾郑重地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观看乡人傩。“不语怪力乱神”是孔子的重要主张，但从他郑重地观看乡人傩的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人对于傩仪的重视。因为瘟疫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即使是民间的驱疫活动，也是极为庄重的仪式，并非娱乐活动。

到了汉代，官方驱疫辟邪的傩仪有了变化。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录，一种变化是时间上的。先秦时期的傩仪没有固定日期，一年四季只要瘟疫流行都可以“请”方相氏来驱瘟，但汉代官方仅在一年中最隆重的腊祭前一日举行大傩仪。腊祭是古代祭祀祖先和百神，并祈求来年丰收的祭祀活动，我们熟悉的腊月就因腊祭在此月举行而得名。可以说，腊祭拉开了新年祭祀活动的序幕，而腊祭之前的傩仪则是腊祭的准备活动；另一种变化是在仪式方面，汉代大傩仪更隆重，皇帝与文武百官都要参与。腊月初七夜半时分，官员们扎着红头巾侍立于宫内，待皇帝在御座上安坐好后，仪式就正式开始了。戴着四眼黄金面具的方相氏率领着由人扮演的十二神兽，一同驱赶、追打疫鬼。为了壮大声势，还要提前从官宦人家选出一百二十名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男童，让他们手持棍棒、鼗鼓（与今日之拨浪鼓类似）等不断敲打，协助方相氏驱逐疫鬼。宫中傩仪结束后，还要由千余位五营骑士将代表着疫鬼的火把押送到洛水边，投掷于洛水中，象征着将恶疫镇压于水底。参与驱疫仪式的男童被称为“侲子”，他们的加入为汉代傩仪增加了祛除儿童疫病，庇护儿童成长的新内涵。

汉以后，宫廷傩仪规模继续扩大，比如南北朝时的宫廷傩仪中有“侲子”二百四十人，到隋唐时期，“侲子”更增加至五百人。作为新年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宫廷傩仪中增加了“迎春”的内涵，时间也较为灵活。初唐诗人沈佺期在《守岁应制》诗中写道：“南渡轻冰解渭桥，东方树色起招摇。天子迎春取今夜，王公献寿用明朝。殿上灯人争烈火，宫中侲子乱驱妖。宜将岁酒调神药，圣祚千春万国朝。”诗中描写的是唐代皇宫守岁的情景，天子在迎春的除夕夜还欣赏了侲子们的驱疫表演，说明唐代宫廷傩仪已经成为春节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驱疫迎春的目的。唐代傩仪的表演性比前代大大增强，逐渐向傩戏演进。当代不少地区春节期间的傩戏表演就是古代傩仪的遗存，依然带有强烈的驱疫求吉内涵。

相传，驱疫辟邪的傩仪是由中华民族的共祖——黄帝创立的。此神话记录在《庄子》佚文中，经《太平御览》等文献的转载而留存。《庄子》一书中有《游凫》篇，有学者认为这一段佚文本是《游凫》篇的一部分，译为现代汉语如下：

游凫问：“现在的百姓为什么要举行驱逐瘟疫的仪式，敲鼓击铎，大声呼号呢？”雄黄回答说：“从前，民众常为传染病所苦，黄帝因而设立了巫咸这一官职，带领民众沐浴斋戒，以通九窍；敲鼓击铎，以振奋精神；劳动身体迈开步伐，使阴阳之气顺畅；喝酒吃葱，使五脏通畅。百姓不知道这些缘由，以为敲鼓呼噪真的是为了驱逐瘟鬼呢。”

《庄子》善用寓言故事讲道理，游凫与雄黄都是拟人化的角色，前者是一只水鸟，后者是一种中药材。此段黄帝立傩仪的神话解释了先民发明傩仪想要达到的目的，揭示了傩仪的本质。大多数驱疫行为——沐浴斋戒、敲鼓击铎、劳形趋步都可以达到强健身心的目的，从而提高个体的抵抗力。而饮酒茹葱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杀灭进入体内的病毒。这些科学的防疫方法是非常珍贵的信息，曾代代相传造福了不少民众。

“爆竹”与“入屠苏”都是重要的春节防疫习俗，其中燃烧爆竹为驱赶传播寒热疫病的山臊恶鬼，饮用屠苏酒有预防瘟疫的功效

在描写春节的古诗中最出名的恐怕要数王安石的《元日》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的“爆竹”与“入屠苏”都是重要的春节防疫习俗。

“爆竹”在唐代也称“爆竿”，意思是用火烧竹竿，使其爆裂发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驱赶山臊。相传，山臊是一种生活于山间的疫鬼，又称为山鬼。它相貌类人，但只有一尺多高。《神异经·西荒经》说：山臊喜欢光着身子捕捉虾蟹。它不怕人，如果在野外看到行人点燃篝火休息，就会靠近，利用人类的篝火炙烤捕来的虾蟹，并伺机盗取食盐，用来佐食虾蟹。如果接触了山臊，就会感染“令人寒热”的疫病。“令人寒热”即怕冷发热，是很多传染性疾病的共同症状。如何才能驱赶山臊，不让它靠近人，传染人呢？据说，曾有人尝试着将竹竿扔到火中，发现竹竿爆裂发出的声音可以吓跑山臊，后来就有了在新年第一天燃烧竹竿驱赶山臊的习俗。早在先秦时期，从宫廷到民间都有燃烧竹竿驱除山臊的习俗。《诗经》中有《庭燎》一首，描述的正是周代王宫在新年于庭院中燃烧竹子的情形。《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初一，民众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前燃烧竹筒，以驱赶“山臊恶鬼”。

作为一则重要的防瘟避疫神话，山臊神话其实反映了民众对于时间和高温杀灭病毒的认知。首先，民众在春节前后燃烧爆竹驱赶传播寒热疫病的山臊恶鬼，说明冬季是以发热为表征的传染性疾病的多发期；其次，以燃烧竹子的方法吓走山臊恶鬼的情节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可能反映了先民对高温能杀灭空气中的病毒的粗浅认知。

“入屠苏”即饮屠苏酒。屠苏，亦称屠酥、酴酥，屠苏酒是用中药浸泡而成的药酒，古人认为在春节期间饮用屠苏酒有预防瘟疫的功效，这种习俗至晚在南朝已经产生。《荆楚岁时记》载：大年初一早晨，一家男女老幼穿戴整齐，按照辈分依次拜年祝贺后要共饮屠苏酒。

相传，屠苏酒也是由黄帝发明的，所以又被称为“轩辕黄帝神方”。除了黄帝发明屠苏酒的神话之外，民间还流传着其他屠苏酒创制神话。南北朝时期的中医方书《小品方》说：让人不生瘟疫的屠苏酒配方是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创制的，大年初一饮用它，能够避瘟疫及一切不正之气。而明代的《通雅》则说是唐代的医药学家孙思邈调制了屠苏酒方。相传，孙思邈曾在常州城中居住，他看到冬末春初时民众常身染瘟疫，就潜心研读医书，拟出了一个药酒配方。常州的病患服了孙思邈的药酒后，身体很快康复。后来孙思邈公开了药酒配方，并告诉大家每年除夕时饮用此药酒可预防瘟疫。

神话并非历史，屠苏酒究竟是谁发明的并不重要，在黄帝、华佗、孙思邈分别作为屠苏酒发明人的神话中，我们看到的是古人以药酒防治瘟疫的知识传承过程：原始社会晚期，先民在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了某些植物对于防治瘟疫有着特殊的效果，由此产生了黄帝发明屠苏酒的神话；汉末三国时期，社会的动荡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在治疗过程中，从原始社会传承下来的瘟疫治疗方法不断得到补充与改进，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瘟病药方，由此引发了华佗发明屠苏酒配方的神话；到隋唐时期，随着治疗经验的累积，医者发现温热的酒可以加速药效的发挥，屠苏酒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药王孙思邈配制屠苏酒挽救病患的神话因此产生。

屠苏酒神话还传承了防止瘟疫人际传播的经验与观念。东晋《肘后备急方》载：全家一起饮用屠苏酒时，要从幼至长依次饮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明代《本草纲目》记录屠苏酒的饮用方式说：制作屠苏酒的药材配好后，装在三角形的红色袋子中，于除夕夜悬挂在井底，初一取出放于酒中，将药酒煮沸几次，去掉药渣后，全家人从幼到长依次饮用。喝完之后的药渣仍然放入井中。这里有几个细节很有意思：第一，全家一起饮用屠苏酒是为了防止瘟疫的人际传播，即使一家中只有一人饮用，一里的百姓中只有一家饮用，也可以阻断瘟疫的人际传播；第二，饮用水是瘟疫传播的重要载体，而将炮制药酒的药材和药渣浸入井水，其目的就在于净化饮用水，防止疫病的传播；第三，从幼至长饮用屠苏酒的顺序与一般的长者为尊不同，既照顾了儿童体弱的特质，又体现了爱护幼小的传统道德观念。

春节饮屠苏酒防瘟的神话与习俗传承了以药物预防瘟疫的经验，它在古代得到了长期而广泛的认同，苏东坡有“但有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除夕野宿常州城外》）之句，赞赏了屠苏酒的保健功效，并针对长者后饮的风俗评论说：我只要健康，不怕年老。

正月初五迎的众多财神中，影响力最大的赵公明曾是一位瘟神。其身份的变化，反映了先民面对瘟疫时的积极辨证思想

正月初五迎财神是春节节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迎财神仪式的隆重程度堪比除夕夜祭祖迎春。在众多财神中，影响力最大，最受人敬仰的就是赵公明。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财神赵公明在南北朝时曾是一位瘟神。梁代道士陶弘景在《真诰》中提到：以赵公明为首的五方诸神是专司“土下冢中”的阴神，手下有一千两百员，被呼为“瘟鬼”。《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一也说赵公明与刘元达、张元伯、李公仲、史文业、钟士季等各自率领二十五万鬼兵，在人间散播瘟疫。到隋唐时期，瘟神赵公明神话和信仰逐渐成为五瘟神神话与信仰的一部分。五瘟神，也称五瘟使者，分别是：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说：隋文帝曾下令为五瘟使者建祠。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大发展时期，人口聚集的集镇、城市不断增加和扩容，瘟疫暴发引起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比如公元832年，从剑南道（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至浙西道（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瘟疫，唐文宗在救灾的诏令中说：灾民中有全家都死亡的，由官府准备棺木，并出丧葬费，死亡一半及以上的民户都可以减免赋税。公元855年，江淮一带又发生另一场大瘟疫，唐宣宗下诏说：江淮数道因为旱灾和瘟疫，民众或死或徙，十室九空，收不上税，因此特赦三年。正因为瘟疫给古代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隋文帝为五瘟使者建造了神祠，定期祭祀他们，使瘟神祭祀进入了官方崇拜体系，企图通过祭祀瘟神控制瘟疫的传播。

五瘟信仰最深厚的地区在长江以南。可能因为环境湿热，易生蚊虫，古代长江以南常常暴发大型传染病，五瘟神话与信仰因此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后来，五瘟使者中在民间威望最高的赵公明获得了特别的发展机会，成为至今仍广受欢迎的财神。

大约在蒙元时期，赵公明被封为赵元帅。元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记录了赵元帅的生平事迹，说他是中南山人，秦代避世隐居，后修炼得道。该书还对他的外形进行了详细描述：赵元帅长着一张黝黑的面庞，头上戴着铁冠，手里执着铁鞭，跨坐于虎身上。这副威风凛凛的样貌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当代，执鞭、跨虎依然是财神赵公明形象的标志性特征。在《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赵元帅首次超越了瘟神身份，具有了更广阔的职司范围，比如能驱雷使电、呼风唤雨，甚至可以保佑打官司顺利，做买卖发财。至此，赵公明已经由单纯散播瘟疫的瘟神转变为多能神，而且是一位既可以救助瘟疫，又可以为商业经营行为保驾护航的善神。

此后，赵公明与瘟神的定位渐行渐远，并终于在明启了通往财神之路。明代神魔小说《北游记》叙述说：赵公明等本是擅自下凡的神仙，住在徐州府风清洞危害百姓，被祖师擒拿后受感化成为护佑百姓的善神。这种邪神转向善神的叙事为赵公明由瘟神向财神的转变做了铺垫。到《封神演义》中，赵公明已经成为一位比较明确的财神了。姜子牙敕封阵亡者，赵公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率领四位正神，行使迎祥纳福、追逃捕亡之职。赵公明帐下四位正神分别为：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单从神名上，我们也可以了解这四位辅神都是专职财神，而作为四位财神上官的赵公明自然也是财神了。在江南地区，很多民众将赵公明与四位属下并称为“五路财神”，也称“路头神”，并逐渐形成在春节后店铺开市的正月初五迎接路头神的习俗。

赵公明由瘟神到财神的变化有深刻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先民面对瘟疫时的积极辨证思想：瘟疫的暴发已经是极坏之事，但如果人类可以寻找出治疗疫病的方法，瘟疫也可以被制服，如此便否极泰来。这种思想反映在神话中就表现为为祸人间的瘟神可以转变为造福人间的善神；另一方面，神话和信仰的出现或消失都与民众的客观需求有关，赵公明瘟神职能在明代的消失可能代表了当时一些民众已经认识到在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知识，比求神拜佛更可靠。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副主任）

来源： 文汇报

祝：大家天天开心，心想事成，笑口常开哈！

天上的星宿为什么老爱下凡？汉高祖一个谎言，让神仙纷纷动了凡心

​文丨舞雩

大家好，国学趣谈栏目又跟大家见面啦！

在晴朗的夜空下抬头仰望，漫天繁星数不胜数。

此时如果展开一幅中国星图，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被西方星座学影响的天文体系，而是一个由东方天帝统治的星空帝国。

这里有帝王将相、后宫妃嫔、宦者仆从、军卒庶民；有田地沟渠、仓廪苑牧、陵墓茅厕；有龟鳖鱼狼、瓠瓜八谷、雷电云雨。

中国的天文思想，就似把人间的一切照搬入星空中，而如此之多的意象，该如何进行辨别、区分，那些历朝历代的星宿下凡神话又为什么流传甚广呢？

上古人们仰望天空将群星划分为若干组团，并赋以人、物或神话的形象，这是中外天文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站在地球上观测，太阳在星空背景中缓慢移动，一年正好转一圈，其轨迹称为“黄道”。

于是，西方人在这里为太阳建立了12座宫殿，称为“黄道十二宫”。

这便是我们熟知的白羊座、金牛座、射手座等星座。

而古中国人则有不同的想法。

当时中国处于四时分明的自然条件，经过长期观测，环列在日、月、五星四方的二十八处星辰因为很像日、月、五星栖宿的场所，所以被称为宿。

古人把二十八宿分为东、南、西、北四宫，每宫七宿，各宫分别将所属七宿连缀想象为一种动物的形象，以为是“天之四灵，以正四方。

春天黄昏时南方的若干星星似一只鸟形，谓之朱雀；东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一条龙，谓之青龙；西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一只虎，谓之白虎；北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龟蛇形象，谓之玄武。

四象的概念，第一次形成。

而在湖北随州发现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公元前433年稍后)中，有画着二十八宿和青龙、白虎的漆箱盖。

这说明四神二十八宿体系起源甚早。

早期的二十八星宿主要是用于观测天文和气象，被当成日历使用，这对于当时的农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诗歌中来看看古人对一个星期的划分。

四五六日一二三

角亢氐房心尾萁

斗午女虚危室壁

奎娄胃昂毕嘴参

井鬼柳星张翼轸

后来，民间术士又配以二十八种禽兽，进一步发展出了二十八星宿的吉凶内涵。

到了三国时期，陈卓总结前人的思想，作“陈卓定纪”，后在隋唐时期得到完善，将全天星官分归为了“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统辖，由此，我国的星官体系基本定型。

《紫微斗数》云：“夫人者，禀天地之气，受阴阳之精，生其身命，上属五星，下属五行……更喜乐旺无刑，而吉星在高强宫，皆为福厚之人也。此乃前定，星辰之所主也。”

一套天上星宿和人间万物的对应关系被确立，独属于中国的星空世界开始衍化。

有世界，就会有生命，有生命，就会有统治与阶级的划分。

于是天官系统与“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的星空分布密切联系在一起。

《说文解字》曰：垣，墙也；宿，所也。

三垣，是星空世界的三个板块，分上中下三处。即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

紫色是皇家的象征，例如故宫本名叫做紫禁城。

而紫微垣就象征着处于全国最中心的内层宫殿，对应人间之皇家。

整个紫微垣据宋皇佑年间的观测记录，共合37个星座，附座 2个，正星163颗，增星181颗。

它的天区大致相当于现今国际通用的小熊、大熊、天龙、猎犬、牧夫、武仙、仙王、仙后、英仙、鹿豹等星座。

太微垣则可以理解为朝廷公卿之居所。

这一片区域的中国星名多为官职，例如左右执法、东西上相、虎贲、常陈。官名有文有武，例如刚才前两个是文书官职，而后两个则是禁卫部队。

整个太微垣以“五帝座”为中枢，“五帝座一”则是该星座的首星。

作为三垣的上垣，太微垣位居于紫微垣之下的东北方，北斗之南。

约占天区63度范围，共含20个星座，正星78颗，增星100颗，也包含室女、后发、狮子等星座的一部分。

市，集市也。顾名思义，天市垣对应的则是士庶百姓，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象征繁华街市。

天市垣位居紫微垣之下的东南方向，约占天空的57度范围，大致相当于西方星座中武仙、巨蛇、蛇夫等的一部分，包含19个星官（座），正星87颗，增星173颗。

它以帝座为中枢，成屏藩之状。

至于四象二十八宿，则结合五行之色，四象之相，一一对应。

东方青龙：角木蛟 亢金龙 氐土貉 房日兔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南方朱雀：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马 张月鹿 翼火蛇 轸水蚓

西方白虎：奎木狼 娄金狗 胃土雉 昴日鸡 毕月乌 觜火猴 参水猿

北方玄武：斗木獬 牛金牛 女土蝠 虚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貐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八星宿作为中华民族本土产物，与中原大地的联系紧密，具有一个星宿对应一个城池的说法。

不过，和古希腊的星座神话不同，中国最常见的星座神话不是解释星座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像《淮南子》中所记载的星座下凡传说。

在中国星座下凡的神话中，往往是这样一个循环，星座下凡——完成使命——英雄死去——回归天界，俨然是一个天命使然的宿命轮回。

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西方主管战争、杀戮的白虎星君曾今多次下凡，唐代的时候他是罗成薛仁贵，宋代的时候他是岳飞。

《淮南子》中记载的最早一则星宿神话是在商朝时期。

传说商王武丁有个人叫做傅说，傅说身怀安天下之计，但因为身为奴隶无法施展，而商王武丁苦于无贤良之臣。

某天夜里，商王武丁梦见了傅说，便画出画像四处寻找，最后更是拜傅说为相，一起推行新政，形成了所谓的“武丁中兴”。

而创立下这种功劳的傅说在死后自然飞升上天，成为“傅说星”。

严格意义上讲，这类型的神话原本都属于是“感生神话”。

感生就是“感天而生”。

华胥氏把脚放在巨人的脚印中，之后就“有感”，而生下了伏羲；女枢看到奇异的虹光，“有感”生下了黄帝简狄在沐浴的时候，吞下了玄鸟的卵，“有感”生下了商人的先祖契。

这些在神话传说中留下英雄事迹的首领们无一例外都是他们的母亲“有感而生”的。

不过从感生神话演变到后世帝王将相的神仙下凡之说，有个关键人物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汉高祖刘邦。

刘邦和之前的任何帝王都不一样，他没有那些能够和上古帝王建立联系的显赫血统，就算和他争夺天下的项羽，都是楚国贵胄、上古血统。

所以成为皇帝之后，为了政治上的功利诉求，于是产生了刘邦的母亲与神龙梦会之后产下刘邦的神话，这就是“感生神话”的变种—“梦生神话”。

不过这样一来，后世的王莽、曹丕、司马炎等等凡间的皇帝都会模仿刘邦，让自己的母亲被上天梦会，自己是上天的嫡长子，自己的统治权是上天赋予的，也就是所谓的“天子”。

从此造反之人都有了恰当的理由。

到了东汉时期，“梦生神话”和星宿神话产生了联系。

天子成为了象征天空皇权的紫薇星，而他的臣子自然是紫薇周围的星官，一些民间的能人异士也开始被传说成为星宿。

特别是光武帝的云台二十八将，因为数字上的巧合，文人笔记和民间传说中他们成为了协助刘秀光复天下而下凡的二十八星宿，这也是最早把星宿和人对应起来的传说。

到了唐代星宿神话彻底摆脱了“感生神话”和“梦生神话”，在他们的神话里，星宿直接化生为人形，降到凡间。

比如东方朔，唐代人直接认为他原本是岁星，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东方朔在凡间的时间里，岁星是从天上消失了的，而他死后，岁星又出现在了天上。

从此，星宿开始频频下凡。

到了元代，星宿下凡的传说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特别是二十八星宿的传说，元代人认为角宿会在立春之后的第一个寅卯日到寺庙里的游玩，随便还会给人传授养生、种植之类的仙法；除了角宿之外，亢宿、氐宿、房宿也会肩并肩在寅卯日下凡赶集，还会教给有缘人救世之术。

前文里说到的白虎星下凡的传说，也是在元代流传开的。

到了明代，因为话本小说的流行，星宿下凡的故事自然就变多了。

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西游记的奎木狼、昴日鸡，隋唐演义的二十八路反王，镜花缘中的心月狐化生武则天等等。

星宿下凡神话从上古传说的只言片语变成后来的长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星宿下凡神话，当然还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牛郎本来是指牛宿，女本来是指女宿，在二十八星宿里面，他们叫做牛金牛和女土蝠，很难想象这两个精怪谈恋爱、结婚会是个什么剧情吧。

纵观中国所有的星宿神话，有天命使然的宿命之论，有浪漫的故事延伸，还有更多在现实基础上对事物的一种另类增补……

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不成体系的幻想传说。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上一颗星辰转世，你期盼是其中的哪一颗呢？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是如斯精舍，你的文化手册，我们下期再见！

跟着典故看新余｜新余：七仙女下凡地

　　在中国，你可能不知道新余，但你不会不知道“七仙女下凡”这个经典爱情故事。

　　而七仙女下凡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新余，发生在新余的仙女湖。

　　仙女湖这么动人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它源自一个浪漫动人的传说。

▲仙女湖。记者赵春亮 摄

　　东晋文学家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这个故事的大意是：很早以前，有六七位披着羽毛神衣的鸟仙，一边飞翔，一边寻找梦中的乐土。当她们飞到豫章新喻县（今江西省新余市）上空时，立即被这里如诗如梦的美景吸引住了。于是她们就飘落下来，化作美丽动人的靓丽少女。她们在这里嬉戏、玩耍，玩到最高兴、最开心的时候，竟然情不自禁地脱下了身上的羽衣。此情此景恰巧被一位翩翩少年看到，他惊叹之余，顿生爱慕之意，情不自禁地悄悄将其中一件羽衣藏了起来，然后满怀地走了过去。待仙女们发觉不期而至的少年时，刹那间花容失色，赶紧披上羽衣，腾空飞去。而那位找不到自己羽衣的仙女，自然无法飞离尘世。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她无奈地转过头来，用她美丽的双眸打量着走近的少年时，顿时被少年英俊洒脱的风度迷住了，两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一段美丽的“爱妻故事”就诞生了。

　　这个故事是古籍中关于“羽人”的最早记载，故事发生地就在今天的江西新余市仙女湖。

▲七夕老街。记者赵春亮 摄

　　2015年8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江西新余仙女湖“中国七仙女传说之乡”称号，仙女湖被推崇为“爱情圣地”和中国七夕情人节发源地。新余也就被确认为七仙女下凡故事的发生地。

　　仔细品味干宝的描述，您是不是对新余这个七仙女下凡故事的发生地心生爱慕了？那就和我们一起走进仙女湖看看吧。

　　仙女湖原为江口水库，是江西省四大水库之一。考古学家考证，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仙女湖地区繁衍生息。先人们的智慧和劳作，为这方水土留下了深厚凝重的文化积淀和人文胜迹。

　　1995年，新余市政府为了开发利用其旅游资源，根据《搜神记》的记载，将截江蓄水而成的江口水库更名为仙女湖。

▲钟山峡。通讯员万仑 摄

　　仙女湖的湖面面积约50平方公里，湖内有100余座岛屿，数万公顷原始森林，汇聚奇峰、峡谷、岛屿、泉洞于一域，拥有仙女湖、大岗山、钟山峡、仰天岗国家森林公园、孔目江国家湿地公园等一批天然景致，森林覆盖率达97%以上，是江西省开发最早的湖泊型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AAA旅游景区，亚洲最大的带树种基因库，中国七夕情人节发源地和“中国七仙女传说之乡”。

（来源：新余日报 作者：郑少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