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重生(尚重生 武汉大学)

豆瓣9.2，我又发现一本好看的通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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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时候，每学期初都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选课。依稀记得是登录校内教务系统选课，系统的开放时间好像总是某一天的晚上8点或9点。很多同学都会提前十分钟坐到电脑前，像参与商品秒杀般等待选课按钮由灰色转为彩色。几分钟之后，便会听到同寝室或隔壁寝室传来或兴奋或失落的声音。

“耶！终于选上了！”

“唉，又没选上。”

用参与秒杀来形容选课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有些课实在太受欢迎了，手速慢几秒便抢不到。

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学生们口中“四大名嘴”的课：哲学系赵林教授的西方文化概论、邓晓芒教授的西方哲学史，历史系李工真教授的德国史，政管学院尚重生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

他们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场场爆满，很多人即便没选上也要去旁听，每到开课时，走廊里、教室后排全都是人，很多人都是坐地上或站着听完了一两个小时的课。

我很幸运，大一时便选上了赵林老师的课。赵老师曾上过《百家讲坛》，当时还是学校辩论队的总教练，带队拿过几次全国大专辩论赛冠军。学校里流行着一句话：“没上过赵林的课就相当于没上过武汉大学。”

赵老师的课极为精彩，他知识底蕴深厚，讲述深入浅出，表达生动。他有一种能力，可以始终牢牢抓住你的注意力，不给你一丝开小差的机会。每次上完他的课我都有种感觉，所有的知识都好像用刻录机刻进了我的脑子里，即便不看笔记，我也能将当天的内容复述个十之八九。

听过他讲课的大部分同学应该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从学期初到学期末，他的课堂都爆满到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刚刚离开小县城，经历了十几年应试教育的我被他的课深深吸引了，一个新的世界也在我面前缓缓打开了。

大学毕业至今好几年了，我时常会想起那些年上过的精彩的公共选修课，那些日子是我在大学里最值得怀念的时光之一。不过，我心中同时也会泛起一丝遗憾，遗憾于自己没有再多发掘一些精彩的通识课，白白浪费了很多好时光。

通识类著作多少弥补了我的遗憾。这两年陆陆续续读过一些通识类的书，比如心理学通识类的《津巴多普通心理学》，经济学通识类的《薛兆丰经济学讲义》《经济学原理》，哲学通识类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政治哲学类的《公正》。

最近我又入手了一本很精彩的通识类著作——刘瑜的《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对于政治，我是个门外汉，前段时间集中读了一些关于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书，才对美国政治有了些皮毛的了解，除此之外就是在发生国际大事件时看了些关于政治局势的分析文章。

不过我读这本《可能性的艺术》却丝毫不觉得吃力，也不觉得枯燥，全程都读得津津有味。可见这本书还是相当适合作为入门读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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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脱胎于刘瑜老师在“看理想”开设的比较政治学音频课程。

什么是比较政治学呢？

就是以比较的视野来研究政治，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之间在政治制度、国家能力、经济制度等维度上的相同点和差异性， 从而找到到底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国家的繁荣、哪些因素让国家走向衰落。

比如有A和B两个国家，两个国家都是制国家，但其中A国家综合实力十分强大，政体稳固；B国家却民不聊生，经常发生政治。通过比较这两个国家，研究者就可以找到造成这种差异以及导致B国家政体不稳固的原因。

也许B国家的制度是伪劣化的，虽然有周期性的选举，但却限制了公民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并且政府缺乏法治精神，不仅肆意打压政敌，而且监视公民言行，肆意逮捕意见不一致的人，导致国内弥漫着一种政治恐怖情绪。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时实行的政体是一种极权主义。

导致B国家不稳固的也有可能是另外的原因，比如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虽高，但却缺乏规则意识和服从意识。

这方面有个典型的例子是当代泰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泰国发生了21次，过去四五十年代以来，所有推翻的都是民选政府。也就是说，在泰国推动转型并不难，难的是维持稳固。而导致泰国不稳固的原因就在于民众缺乏规则意识。

就拿泰国过去20多年的情况为例。2001年，他信赢得大选，这是一位农村民粹主义立场的总理，得到了很多农民和穷人的支持，却得罪了城市精英阶层。

于是在2006年，城市精英阶层组成的黄衫军发动，将他信赶下了台。但支持他信的群体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组成了红杉军，并且在接下来选举中将他信的代理人选上了台。但这么一来黄衫军又不乐意了，又将新任总理赶下了台。

接下来，黄衫军和红杉军不断对抗，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两位他信的代理人以及一位黄衫军的代表被赶下了台。

泰国的政局如此动荡，可以归结为泰国人在进行政治参与时没有边界感和节制感。

一旦哪一方对选举结果不满，他们就推翻之前的民选结果，通过的方式将对方的代表赶下台，再推选出自己这方的代表，双方都不肯让步，都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种对选举规则的漠视和不服从，导致不断，不可能稳固。

书中介绍了不少选主政体的国家，他们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治理绩效方面的表现却截然不同。

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虽然实行政体已经70多年，但经济和基础设施依然落后，和公共服务匮乏的问题也十分严峻。政体并没能为它带来良好的治理绩效。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政体有限论”，也就是说，不是万能的，只是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次要因素，它最大的功能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给民众发言权并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至于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是否提高，更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国家能力等一系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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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从全球视野（宏观的时代背景）、政治转型（国家的转型）、国家建构（国家能力）、政治文化、政治经济5个维度，对法国、埃及、南非、印度、美国、韩国、泰国、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的政治问题进行了分析，还讨论了一些较热门的政治话题，比如：

近年来，很多发达国家的右翼民粹代表纷纷上台，这是怎么回事？发达国家蓝领工人对全球化的抵制与右翼民粹的上台之间有什么关系？

著名政治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怎么回事，如何评价？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是怎么回事，如何评价？

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有什么影响？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

看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收获有两点。

第一点是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与“文官制”之间的关系。

首先，文官制是一种官僚制，它与封建制度不同：在封建制度中，贵族的权力世袭，意味着权力是贵族的“私有财产”，对国王来说，爵位是不可再生资源，分完后国王对贵族的掌控力就没了，所以容易产生离心力。

而在官僚制中，官职是天子的可再生资源，每重新分配一次官职，天子就重新确立一次权威，因此能够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天子也因此具有了超级动员能力、维稳能力和财政能力。

其次，中国文官制系统地培养读书人当官，这在其他国家很少见，其他国家更多的是武将、财阀、教士当政。中国的皇权寻求与读书人结合，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读书人既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经济基础、宗教基础，他们无法像武士、商人阶层那样培育起皇权之外的独立力量，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保证了皇权的稳固。

我收获最大的第二点是了解了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

刘瑜介绍了美国“主义的国家观”，也就是说，从建国之初开始，美国人就对国家、政府和权力充满了根深蒂固的怀疑，在宪法中赋予公民持枪权就是这一国家观的体现。因为公民的持枪权实际上打破了国家对于暴力的垄断，当国家权力侵犯到公民自由时，宪法赋予了公民武装权来对抗国家权力。

即便到了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时刻，它的政府还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国家的财政和军事能力十分疲弱。直到近100年以来，在一系列社会运动的推动下，美国的政府才变得越来越强大。

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转述了，附上一份笔记，如果你感兴趣，也强烈推荐你亲自阅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