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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在各大战场上节节败退,败局已定。
不久后,开始着手解决退居台湾的问题,在转移大量财富的同时,还带走了颇有名望的“大师”,想要依靠他们大陆,东山再起。
后来,带走的那些大师,拥有怎样的结局?
蒙古活佛带走的第一个大师,是章嘉呼图克图,他被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活佛。部分地区,呼图克图下达的命令,相当于古代皇帝的圣旨。
清朝末年,蒙古活佛就已经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掌管着西藏的区域,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乾隆皇帝时期,蒙古活佛曾经被授予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称号,道光皇帝则授予他们更高的荣誉:大国师金印。
与此同时,清朝百年历史,朝廷国师的身份,一直都由蒙古活佛担任,从未落到旁人之手。
清朝统治结束,蒙古活佛的身份、社会威望却没有降低。大总统为蒙古活佛授予宏济光明大国师的称号,章嘉便是其中之一。
此后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章嘉,也正因如此,章嘉在佛教领域的威望逐步确立起来。章嘉在全国各地广收信徒,拥护者几乎遍布天下。
最为重要的是,佛教作为中国宗教的正统,在社会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章嘉作为佛教的最高领导者,其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
将章嘉带到台湾,最终的目的就是利用他在佛教中的影响力。章嘉信徒众多,只要他一声令下,全国范围内的宗教信奉者随即响应,便拥有了大量的战斗力。
这些战斗力虽然无法与训练有素的士兵相比,制造混乱、混淆视听却已经足够。
新中国向来对宗教问题十分重视,如果章嘉的信徒先行出手,解放军是否出兵反击,尚且处于未知,等到中央政府左右为难时,就是大陆的最好时机。
令意外的是,在他利用章嘉为自己造势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设想应对之策。
章嘉之所以在西藏地区颇有威望,是因为他利用佛教的神性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而打破西藏地区的群众对章嘉的迷信,首先需要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改革。
中国成功解放西藏,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藏族百姓摆脱了农奴的身份,翻身做主人,拥有了更好的生活。
此时部分藏族同胞意识到,章嘉曾经所谓神的救赎,终究只是虚名。只有中国,才能切实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正因如此,中央政府以及军队在当地都得到了藏族同胞的拥护。
如此,章嘉的作用便微乎其微。依靠章嘉信徒做先锋,大陆的想法,彻底宣布破产。
章嘉跟随来到台湾后,在当地传播佛教。他曾经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国佛教代表大会,于195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二届理事长。
同年,章嘉亲自率领日本的佛教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世界佛教徒大会,将中华文化传向世界。
章嘉曾经多次与日本佛教界沟通,希望能够请回玄奘大师的顶骨。在章嘉的努力和坚持下,玄奘大师的顶骨最终被请回日月潭,供人们参拜。尽管章嘉在台湾地区尽心传教,佛教在当地却并不普及。
1957年3月,章嘉尚未完成自己的宏图大业便匆匆离世。
道教之首请到台湾的第二个大师,是道教的领袖张恩溥。张恩溥出生于光绪年间,是天师道第63代天师。
自1924年开始,张恩溥一直掌管着天师道的玉印以及法剑,在天师道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同样门庭无数。
相较于佛教活佛,张恩溥与尘世的羁绊极少。他居住在江西祖传之嗣汉天师府,多次前往上海和苏州等附近地区。
传播道教,几乎是张恩溥与外界唯一的接触。抗日战争时期,张恩溥依旧秉持着避难的思想,隐居在龙虎山。抗战结束后,张恩溥开始频繁活动,在上海成立了道教会。
在上海市民政局局长张晓松的帮助下,张恩溥成功建立起道教协会,提出了以宗教为重,团结为重的口号。
张晓松在内部颇受重用,随着他与张恩溥的联系逐渐频繁,发现其中的利益,便借机拉拢。
后来,张恩溥就与建立起紧密联系。20世纪40年代,张恩溥还曾经出任第二十军副军长,走上仕途。
为了将张恩溥拉入己方阵营,也曾经许诺,张恩溥的儿子一定是下一代天师。
败退台湾之际,张恩溥带着儿子张允贤和玉印、法剑紧急前往台湾,在那里扎下根来。清楚,只要张恩溥的手中有玉印和法剑,他就能号召道教的信徒,为自己所用。
正如所承诺的那样,张恩溥获得了优厚的待遇。张恩溥在台湾地区展开道教活动,曾经三次出任道教会的理事长。张恩溥多次受邀出席的各种传度仪式,在台湾道教界的威望极高。
与此同时,张恩溥多次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菲律宾等地,传播中国的道教思想。
而张恩溥来到台湾之后,道教也遭遇了同佛教一样水土不服的情况。张恩溥在台湾的传教贡献十分有限,也并没有为创造机遇。
1957年,赵家焯成为道教会的理事长,开始在道教内部确立自己的人脉网,张恩溥由此撤离道教的权力中心。
于而言,张恩溥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因此在张恩溥人生的后期,当局对其的态度一直是放任的状态。
张恩溥在台湾默默无闻地生活了近十年之后,于1969年离世。张恩溥离世之后,与张恩溥有血缘关系的张源先担任第四十六代天师职位,张恩溥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衍圣公,余威犹在从大陆带走的第三个人,是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孔德成,孔子第77代孙,袭封31代衍圣公。
作为孔子的后人,孔德成在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颇有威望。
1920年2月,孔德成的母亲临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北洋政府派兵包围产房,三步设立一哨,五步设立一岗。与此同时,北洋政府的将军还亲自坐镇孔府。
自孔家文化成为中国主流传统文化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孔氏后人的册封十分重视。久而久之,人们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观念:只有正统的封建王朝或者,才可以册封衍圣公。
换言之,如果一个政府拥有册封衍圣公的权力,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正统,是被历史与大众认可的。
之所以带走孔德成,是为日后大陆做准备。败退台湾就意味着中国建立的新中国成为合法政府,倘若日后重回大陆,必然广受诟病。
而如果掌握着传统文化的代表——家族孔氏家族,便可以堵住悠悠众口。
事实上,将孔德成带到台湾,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弄巧成拙。孔德成改革出生时,北洋政府的种种行为就遭到了批判。
在革命思想高涨的时代,革命派将孔子文化的复兴当作是倒行逆施。控制孔德成,最终的目的也是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这原本就是时代的倒退。
1935年,仅15岁的孔德成宣布效忠。来到台湾后,孔德成一直被放在极高的位置上,然而他的政治权力却十分有限。
1946年,孔德成成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而这一身份,能够行使的权力更是微乎其微。
孔德成在台湾更像是一名学者,他曾经在台湾大学担任教授,讲解三礼文化、金文研究等内容。后来,在的要求下,孔德成全身心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复兴之中,更与政坛无缘。
孔德成的晚年,也是郁郁不得志的典范。
2008年,孔德成在台湾去世,台湾领导人亲自前往追悼会,以表哀思。遗憾的是,孔德成离去后,中国再无衍圣公。
孔德成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如有需要,大可以将他们册封为衍圣公。
显而易见,也意识到,衍圣公的存在,对于自己争取政治权力、赢得民众认同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孔德成依旧按照极高的规格下葬,没有因为失去价值遭到破坏,也算是善始善终。
佛教活佛、道教圣人,衍圣公,此三位大师,原本在大陆深受人们的追捧,颇有威望。
然而当他们决定跟随前往台湾的那一刻起,命运悄然改变。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是丧失了民众的支持。仅仅依靠三位“大师”,便能够凝聚起民众的信任,得到人民的拥护,如今看来,也是贻笑大方。
时代发展永远向前,如一般,所有的逆潮流而为,只能害人害己。
1949年,国民政府几乎被击败彻底失去民心,无奈地撤退到台湾。在离开之前,他下达了死命令,要求身边的人不仅要带走金银珠宝,还要将这三个人带走。那么这三个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对他们如此重视?
实际上,下令带走的三个人有很大的来头。他们是衍圣公孔德成、天师道天师张恩溥以及章嘉活佛。这三人是传统的道、儒、释的象征人物。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可以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位是孔德成。孔德成是孔子的第77任孙子。在中国古代,皇室非常尊敬和敕封儒家的祖先“衍圣公”孔子。而且孔子的后代还继承了“衍圣公”的爵位。孔德成是第31代“衍圣公”,也是最后一代!
孔德成出生时,北洋政府担心孔德成被别人掉包,所以就派遣重兵守卫孔府。孔德成出生后,北洋政府放礼炮庆贺,并祈祷孔子的后代和中华文明将经久不衰。那么为何大家都对他如此忠实呢?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孔子代表了当时的正统,对当时的人民来说,孔德成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儒教在中国已经传承了数千年,在人民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孔德成是孔子的后代,被蒋介带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二个是章嘉活佛。章嘉活佛是藏传佛教中地位最高的活佛。章嘉第七世活佛名字叫罗桑班达丹毕蓉梅。他出生于青海省的一个藏族家庭, 8岁时就进入晋京,驻系锡嵩祝寺。那么,为何章嘉活佛会被如此重视呢?
主要是因为,在清朝时期,蒙古活佛的权利和地位都非常大。康熙在位期间曾下令,让他们掌管西藏的某些地区。到了乾隆年间,还赐给了他们“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印”,最后到了道光皇帝在位期间,赐给了他们“大国师金印”。清朝这200多年的时间里,章嘉活佛一直是清朝的国师,地位、声望都非常高。
而且光绪皇帝也曾在内庭召见过他,被受封继位为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让他管理青海29旗,内蒙古49旗。在他管辖内的寺庙达到了300多所,可谓是信徒遍布四海九州,威望非常高。
1912年清朝结束,成立后。1912年8月,第七世章嘉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拥护政府。1912年10月,袁世凯任命七世章嘉为“宏济光明大国师”尊号,并给他1万元的年薪,派遣一个警卫队,保护他的人身安全。这样一位德高望重且很有威望的人,自然是要带走了!
第三位是张恩溥。张恩溥是天师道的第63代继承人。他从小就读过四书五经,他的学识非常渊博。早在1924年,他就接管了“天师印”。在民间也进行了各种有意义道家文化传播,这种文化传播老百姓也一直都很信奉,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非常高。
1949年,命令他被带到台湾。 1950年,他在台北建立了台湾省教会,并担任理事长,以弘扬道教传统。众所周知,道教一直是中国的传统教派。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影响了很多人。张恩溥被带到台湾,实际上和孔子后裔带到台湾的意义是一样的。
罗静直言自己没有钱,儿子一岁那年,丈夫突然消失,留下巨额债务。幸好,北京的房价拉了她一把。
她卖掉了北京3环的房子还了债,搬到了5环。自此之后,她的生活走向开始让所有人都不理解:赊账登山、冒死攀岩。
2018年,她完成登上14座8000+米的雪山,成为中国首个摘下这一“圣杯”的女性。
而成功的背后,是现实的困境和死亡的威胁。
她经历过的两次雪崩罗静是湖南衡阳妹子,她的身上既有湖南妹子的辣,也有南方美女的柔。
如果让她的母亲形容她,那母亲会果断说出一个字:犟。罗静犟到什么程度呢?
小时候,母亲打了她一巴掌,她咬着牙、瞪着眼,硬是把眼泪生生憋了回去。只要是她认定的事,就算挨十顿打,她也不会低头认错。
但是生活专治各种不服。2006年,她经历了自己人生的一次大型雪崩,那一年,儿子才1岁,她的丈夫为了躲债,销声匿迹。
留给罗静的只有儿子和一笔夫妻共同债务。面对催债人的一次次上门,她疲于应付,最后只能卖掉北京三环的房子,搬到五环。
在此之前,罗静一直都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但是自从家里出事之后,她一度回归了自己的IT行业挣钱养家。
当她还完债,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罗静突然意识到人的一生其实很短,若是在这一生中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那这一生过得有什么乐趣呢?
2011年,罗静辞掉工作,向第一座8000米的高峰马纳斯鲁峰发起挑战并成功登顶。
那时她只是一个登山的傀儡,没有什么自主意识,别人带她从哪走就往哪儿走。这座山花费了罗静10万元,那是她原本要买车的钱。
2011年,登顶第一个800米马纳斯鲁峰
2015年在布洛阿特,她经历了一次雪崩,那时她感觉自己与死亡只有半分钟的距离。
那一次,领队突然改变登顶计划,提前一天出发。登顶过程中,罗静和队友们还沉浸在冰雪童话中的时候,殊不知危险正在逼近。
当时,罗静还拍下过一次小型的雪崩,她把那看做是自然的奇景,实际,那是雪山对他们发出的无声警告。
雪山就是这样,在晶莹剔透的冰雪仙境背后,危险悄然而至。一排雪浪自上而下奔涌而来。
在雪山崩溃的瞬间,罗静被巨大的雪浪包裹住向下翻滚。罗静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在安全锁挂绳的拉扯与雪浪的冲击下,罗静感觉自己的胸口被折得几乎窒息,最后她以倒v型的姿势,雪里。
最终,是她那亮橘色的手套救了她一命,当夏尔巴将她从雪中挖出的时候,她真正感觉到什么叫死里逃生。
不过,这并未阻挡罗静冲顶的决心。经过几天的反思,她并没有将过错推卸别人,而是增强了自己自主权。
她决定不要做一个“傀儡客户”,她要将生命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一条漫长的自我成长之路。
一个既坚强又爱哭的矛盾体所有登山者,都有一个特点:喜欢折腾自己。罗静也是如此,无氧登山、多峰连登,这都是罗静给自己立下的挑战。
对于一些商业的登山公司而言,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登山客户用了几瓶氧气,他们只在乎自己的登顶率。
对于罗静而言,无氧登山是信念也是礼物,是罗静送给儿子诺诺的礼物。
为了达成无氧登山的目标,罗静在训练的时候总会比别人爬的更高,她有意识的锻炼自己。
当她第一次开始尝试无氧攀登时,她一晚上吐了7次。这让她很挫败,她想让儿子见证自己挑战极限后的成功。
7月,她尝试无氧冲顶安娜,在坚持无氧登山13小时后,在距离峰顶1小时的路程,她还是没能撑住。
后来,在与儿子的视频中,罗静大哭:“妈妈真的跟你分享我的挑战成功的喜悦,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其实,对于登山者而言,罗静已经很强了。无氧挑战本就是人类与本能与大自然做的一场双重挑战。
挑战失败并不能表明是人生的失败,这些失败仍让人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那个在困难和失败之下,展现出来的最真实的自己。
登山是个费钱的爱好。实际上,罗静登的前7座山全是自费。若是钱实在不够,她就会赊账,然后通过带队登山来抵消部分账目。
直到后来,罗静爬出了一些名气之后,开始有人请她去做一些有偿的演讲,她也接到了自己的首个户外品牌的赞助。
对于赞助,她并不会主动去挖掘。因为她希望自己的登山行动是不受约束的,她不想自己被所谓的商业价值所束缚。
实在没钱了,罗静还想过卖掉五环的房子,再到其他地方买套便宜的房子,节出钱来爬山。
面对生活的压力,罗静从来没有抱怨过。在她看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她能做的就是接受生活的一切。
雪山路上的生与死在山上,罗静经历过很多次生死边缘。但真正让她静下心来与死亡对话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山难者”。有的人说,对于登山者,最终葬在山上是最好的归宿。
但是当罗静看到那具皮肤已经近乎透明的山难者遗体时,她觉得,这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肯定是活下去。
在安纳普尔纳,立着一块纪念碑,碑上刻的全部都是遇难者的名字。当然还有一些无名氏,永远躺在雪山之下。
这让罗静真正地懂得:要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对于登山者而言,登山从来不是死亡游戏,而是一场与自然的交流。
第二件是在2013年的干城章嘉,15人的队伍里,5位队员遇难。其中就包括一个韩国青年。
在高山之上,人性的善与恶都会被无限放大。在山上,自私一点可能就会就自己一命。
当时,从山上下撤的时候,罗静遇到了这个韩国小伙,原本他们打算一起行动。
但是因为韩国小伙队伍里有一个队员腿脚不便,他想要照顾那个队员。但是若是如此,他们的下山时间会推迟几个小时。
在罗静看来,下山宜早不宜迟,于是她决定不等他们一行人,自己尽早下山。
结果,在她下山几个小时后,山上传来噩耗,那个韩国小伙在内的5人因滑坠而遇难。
这次经历,让罗静意识到,在山上,任何一个选择都至关重要,它可能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从此之后,每次做选择,罗静都会慎之又慎。
第三件事同样是2013年6月,那个带她入登山门的导师杨春风在巴基斯坦遭遇枪击事件遇难了。
在那之前,罗静原本就将攀登巴基斯坦境内的帕尔巴特峰作为自己的下一个攀登目标。
在得知这一事件后,她在为失去一个导师而难过的同时,她的心里也很害怕。
因为,当时那个恐怖组织已经公开表明,后面还会展开类似的恐吓行动,而且她选用的那家探险公司正是出事的公司。
罗静有些犹豫,但是朋友奥斯卡告诉她“不要让外界的恐惧控制你的内心”。
听了这句话,罗静毅然踏上前往巴基斯坦的飞机,并完成了自己的登顶之路。
2018年,罗静开始攀登自己要挑战的第14座山峰,海拔8027米的希夏邦马峰。
这座高峰是14座高峰中最矮的一座,但也是罗静攀登后惹起争议最大的一座山峰。
至今,对于罗静当初登顶的位置,人们仍有异议。罗静本人觉得他们登错顶了,但组织方却认为,他们已经登顶。
如今,罗静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儿子诺诺身上,她带着诺诺旅游、跳伞、滑翔。17岁的诺诺越来越有母亲的模样:勇敢、坚强、敢于挑战。
诺诺与教练
当亲眼看到生命的脆弱,人们就会意识到时间宝贵,所以当我们还有时间和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那就抓紧去做。
对于罗静而言,山上的每一个选择都至关重要,对于生活中的我们来说,选择同样重要,每一个决定都有可能改变我们的未来。
在罗静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脆弱与坚韧,在她的身体里,隐藏着一股强大的能量,这股能量来自于她对于生活的感悟与反抗。
在风暴、冰雪、生死的洗礼下,在岁月的沉淀下,罗静犹如一朵铿锵玫瑰一般在风雨之下绽放风采。
(图片及故事素材均来源于互联网)
1948年底,在各大战场上节节败退,败局已定。
不久后,开始着手解决退居台湾的问题,在转移大量财富的同时,还带走了颇有名望的“大师”,想要依靠他们大陆,东山再起。
后来,带走的那些大师,拥有怎样的结局?
蒙古活佛带走的第一个大师,是章嘉呼图克图,他被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活佛。部分地区,呼图克图下达的命令,相当于古代皇帝的圣旨。
清朝末年,蒙古活佛就已经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掌管着西藏的区域,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乾隆皇帝时期,蒙古活佛曾经被授予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称号,道光皇帝则授予他们更高的荣誉:大国师金印。
与此同时,清朝百年历史,朝廷国师的身份,一直都由蒙古活佛担任,从未落到旁人之手。
清朝统治结束,蒙古活佛的身份、社会威望却没有降低。大总统为蒙古活佛授予宏济光明大国师的称号,章嘉便是其中之一。
此后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章嘉,也正因如此,章嘉在佛教领域的威望逐步确立起来。章嘉在全国各地广收信徒,拥护者几乎遍布天下。
最为重要的是,佛教作为中国宗教的正统,在社会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章嘉作为佛教的最高领导者,其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
将章嘉带到台湾,最终的目的就是利用他在佛教中的影响力。章嘉信徒众多,只要他一声令下,全国范围内的宗教信奉者随即响应,便拥有了大量的战斗力。
这些战斗力虽然无法与训练有素的士兵相比,制造混乱、混淆视听却已经足够。
新中国向来对宗教问题十分重视,如果章嘉的信徒先行出手,解放军是否出兵反击,尚且处于未知,等到中央政府左右为难时,就是大陆的最好时机。
令意外的是,在他利用章嘉为自己造势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设想应对之策。
章嘉之所以在西藏地区颇有威望,是因为他利用佛教的神性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而打破西藏地区的群众对章嘉的迷信,首先需要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改革。
中国成功解放西藏,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藏族百姓摆脱了农奴的身份,翻身做主人,拥有了更好的生活。
此时部分藏族同胞意识到,章嘉曾经所谓神的救赎,终究只是虚名。只有中国,才能切实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正因如此,中央政府以及军队在当地都得到了藏族同胞的拥护。
如此,章嘉的作用便微乎其微。依靠章嘉信徒做先锋,大陆的想法,彻底宣布破产。
章嘉跟随来到台湾后,在当地传播佛教。他曾经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国佛教代表大会,于195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二届理事长。
同年,章嘉亲自率领日本的佛教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世界佛教徒大会,将中华文化传向世界。
章嘉曾经多次与日本佛教界沟通,希望能够请回玄奘大师的顶骨。在章嘉的努力和坚持下,玄奘大师的顶骨最终被请回日月潭,供人们参拜。尽管章嘉在台湾地区尽心传教,佛教在当地却并不普及。
1957年3月,章嘉尚未完成自己的宏图大业便匆匆离世。
道教之首请到台湾的第二个大师,是道教的领袖张恩溥。张恩溥出生于光绪年间,是天师道第63代天师。
自1924年开始,张恩溥一直掌管着天师道的玉印以及法剑,在天师道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同样门庭无数。
相较于佛教活佛,张恩溥与尘世的羁绊极少。他居住在江西祖传之嗣汉天师府,多次前往上海和苏州等附近地区。
传播道教,几乎是张恩溥与外界唯一的接触。抗日战争时期,张恩溥依旧秉持着避难的思想,隐居在龙虎山。抗战结束后,张恩溥开始频繁活动,在上海成立了道教会。
在上海市民政局局长张晓松的帮助下,张恩溥成功建立起道教协会,提出了以宗教为重,团结为重的口号。
张晓松在内部颇受重用,随着他与张恩溥的联系逐渐频繁,发现其中的利益,便借机拉拢。
后来,张恩溥就与建立起紧密联系。20世纪40年代,张恩溥还曾经出任第二十军副军长,走上仕途。
为了将张恩溥拉入己方阵营,也曾经许诺,张恩溥的儿子一定是下一代天师。
败退台湾之际,张恩溥带着儿子张允贤和玉印、法剑紧急前往台湾,在那里扎下根来。清楚,只要张恩溥的手中有玉印和法剑,他就能号召道教的信徒,为自己所用。
正如所承诺的那样,张恩溥获得了优厚的待遇。张恩溥在台湾地区展开道教活动,曾经三次出任道教会的理事长。张恩溥多次受邀出席的各种传度仪式,在台湾道教界的威望极高。
与此同时,张恩溥多次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菲律宾等地,传播中国的道教思想。
而张恩溥来到台湾之后,道教也遭遇了同佛教一样水土不服的情况。张恩溥在台湾的传教贡献十分有限,也并没有为创造机遇。
1957年,赵家焯成为道教会的理事长,开始在道教内部确立自己的人脉网,张恩溥由此撤离道教的权力中心。
于而言,张恩溥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因此在张恩溥人生的后期,当局对其的态度一直是放任的状态。
张恩溥在台湾默默无闻地生活了近十年之后,于1969年离世。张恩溥离世之后,与张恩溥有血缘关系的张源先担任第四十六代天师职位,张恩溥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衍圣公,余威犹在从大陆带走的第三个人,是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孔德成,孔子第77代孙,袭封31代衍圣公。
作为孔子的后人,孔德成在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颇有威望。
1920年2月,孔德成的母亲临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北洋政府派兵包围产房,三步设立一哨,五步设立一岗。与此同时,北洋政府的将军还亲自坐镇孔府。
自孔家文化成为中国主流传统文化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孔氏后人的册封十分重视。久而久之,人们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观念:只有正统的封建王朝或者,才可以册封衍圣公。
换言之,如果一个政府拥有册封衍圣公的权力,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正统,是被历史与大众认可的。
之所以带走孔德成,是为日后大陆做准备。败退台湾就意味着中国建立的新中国成为合法政府,倘若日后重回大陆,必然广受诟病。
而如果掌握着传统文化的代表——家族孔氏家族,便可以堵住悠悠众口。
事实上,将孔德成带到台湾,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弄巧成拙。孔德成改革出生时,北洋政府的种种行为就遭到了批判。
在革命思想高涨的时代,革命派将孔子文化的复兴当作是倒行逆施。控制孔德成,最终的目的也是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这原本就是时代的倒退。
1935年,仅15岁的孔德成宣布效忠。来到台湾后,孔德成一直被放在极高的位置上,然而他的政治权力却十分有限。
1946年,孔德成成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而这一身份,能够行使的权力更是微乎其微。
孔德成在台湾更像是一名学者,他曾经在台湾大学担任教授,讲解三礼文化、金文研究等内容。后来,在的要求下,孔德成全身心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复兴之中,更与政坛无缘。
孔德成的晚年,也是郁郁不得志的典范。
2008年,孔德成在台湾去世,台湾领导人亲自前往追悼会,以表哀思。遗憾的是,孔德成离去后,中国再无衍圣公。
孔德成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如有需要,大可以将他们册封为衍圣公。
显而易见,也意识到,衍圣公的存在,对于自己争取政治权力、赢得民众认同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孔德成依旧按照极高的规格下葬,没有因为失去价值遭到破坏,也算是善始善终。
佛教活佛、道教圣人,衍圣公,此三位大师,原本在大陆深受人们的追捧,颇有威望。
然而当他们决定跟随前往台湾的那一刻起,命运悄然改变。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是丧失了民众的支持。仅仅依靠三位“大师”,便能够凝聚起民众的信任,得到人民的拥护,如今看来,也是贻笑大方。
时代发展永远向前,如一般,所有的逆潮流而为,只能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