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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运）佩妮2022年6月星语寄言

疫情下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还不起信用卡 去公寓打扫卫生

文丨高佳

编辑丨陶若谷

摘要：今春求职期，豆瓣出现一个热门话题《疫情对你的行业或工作有什么影响》，目前已被浏览2566.1万次，有5009篇帖文，超过1万人关注讨论。

我们在留言区认识了一些失业青年。他们都放弃过安稳的工作，凭借兴趣爱好支撑起不那么平稳的生活。有人形容自己是一颗“漂浮的种子”——飘进大城市，飘进喜爱的行业，然后遇上疫情的大风。

漂浮的种子

柳亭发在豆瓣上的自拍，大多只拍侧脸。他留络腮胡，眉毛浓郁，喜欢耷着眼皮看镜头。他显然会在穿上花心思，穿束口的米色工装裤，戴毛线织的口罩、鹅黄色的棒球帽。偶尔做个便餐，食材也选得细致：面包切片，香肠煎至金黄，淋上沙拉酱、蜂蜜、辣椒酱，码好三色灯笼椒和黄瓜片，再撒上薯片碎屑和豆苗。不少展览和咖啡馆都有他的足迹，失恋艺术展上还有他给前任留下的字条——“我祝你们都有美好的明天，你们都是混蛋”。

刚满30岁，住在北京3年，他在这个城市搭建起生活，也在豆瓣上营造着小资情调和文艺气质。

柳亭一米八多的个头，甘肃人，温温吞吞地讲话。“我太……幸运了。”他拖着腔，说幸运，语气又似乎在抱怨，“刚找到这份工作就被房东赶出来了。”

去年7月，他辞掉平面设计师的工作，想转型插画师，交了3万块学费，到北京西五环一家培训机构上插画课。没有收入，他为了省钱，在附近租了间不到10平米的阁楼，和朋友同住。那是在原有公寓上加盖的一层，没有床，只放一张床垫。他个子高，在房间里都直不起腰。窄窄的窗户开向楼道，没有光，跟在地下室没什么两样。

“坏运气”是跟着阁楼一起来的。去年11月，插画课结束，之后5个月里，他一直没找到工作。豆瓣上的“转运大神”，柳亭转发过七次，但貌似没起作用。年前，他接到过几次面试通知，对方大多兴趣寥寥。

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的面试官讲得直白，“项目经验太少”。他当过五年兵，大学毕业已经27岁。在设计行业，30岁月薪三四万的人也有不少，但柳亭自嘲，“我30岁，跟应届生没太大区别”。

也有一家美术馆的面试官问：“你觉得，你和我们皇家艺术学院、中央美院文史系毕业的同事，有什么差距吗？” 他答不上来，上豆瓣记下这段难堪的经历，感慨：“在北京，慢慢成了一颗蝼蚁。”

窝在阁楼里打游戏，投简历，偶尔画画，3月份很快就过去了。父母知道生活难捱，劝他，“要真找不到工作，就回来，服个输。” 他告诉他们，“再坚持最后一个月。”

4月，终于有机会找上门，一家连锁公寓的老板对退役军人有好感，希望柳亭来做公寓管理员。工作内容是处理合租室友之间的关系，打扫公共区域卫生。这跟设计不沾一点边儿，月薪5000块，包吃住，但他决定接受。

对求职者来说，2020年工作难找已是一个共识。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财经》杂志报道，这个数字比1月份提高近1%，是2018年以来最高值。智联招聘4月发布的《2020年春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全国人才求职竞争指数（简历投递量 / 发布职位的数量）为46.3，意味着平均每46.3人竞争一个岗位。

柳亭等不了了，“信用卡中心已经对我失望了，像哄孩子一样说先还2000，可是我没有。” 兴趣、理想都先搁一边，柳亭想，以后有什么机会，再说。

就在入职那天，他接到房东的“劝退”通知——之前办出入证，他和朋友各办了一张，居委会才发现小小一间阁楼竟然住了两个人，“房东说被罚款了，让马上搬出去，只准留一个人。”

还好新工作提供了下一个住处。柳亭带着床单、被褥、行李箱离开阁楼，如他所说，“幸运”地住进连锁公寓的员工宿舍。

4月20日，他在豆瓣话题《疫情对你的行业或工作有什么影响》下留言：“这次的疫情教育我们：千万别冷不丁辞职了，那可能真是你的救命稻草。”

他留言时，另一位设计师已经在快手上卖了三天货。这是名高定服装设计师，所在的高级定制部被公司砍掉，他因为高颜值成为部门唯一留下来的人，但被分到休闲男装部做线上模特，直播带货，工资减半。接到公司通知后，他也来话题下留言，“我的2020开局就这么惨，这说明什么？说明往后都是上坡路，毕竟啥都没了。”

近5000名留言者中，有人不间断在豆瓣上记录生活，在此“蜗居”了10年以上。这里收纳他们的情绪，滋养他们的喜好，被他们当成“树洞”。

现在，其中一些人成为“漂浮的种子”——柳亭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漂浮的种子飘进大城市，飘进喜爱的行业，然后遇上疫情的大风，被刮散，又短暂留驻“树洞”中。

柳亭手绘的黑板画。受访者供图

任性一次

从银行辞职转做编剧的女生初初，4月份写完剧本后，进入失业期，生活日常变成上午睡懒觉，下午看电影，晚上陪爸妈看抗日神剧。她标记看过1784部影视剧，其中300多部在疫情期间看完。

过去的一年，是初初梦想多年的自由职业状态。她不需要打卡上班，和同事一起合租在北京东五环外的顺义区，几乎天天宅在家，拿外卖，扔外卖，邻居还以为她们是传销组织。

平日，她可以花上一整天时间看《花样滑冰教学》，只为了补充剧本里细致的滑冰情节。就算去公司也是开剧本会，从一早聊到太阳落山。初初不觉得累，一集电视剧要写一万五千字，要求五天交稿，“前四天在家葛优躺，最后一天疯狂写成，又得到跑赢deadline的快感。”

刚毕业头几年她在银行工作，等级森严，又要竞争，拉关系，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如果提议去电影院或者喝茶，同事会说，“太无聊了吧！” 他们只能接受唱K、喝酒。这样的日子，让初初一眼看到了尽头，27岁时，她离开老家新疆到了北京，转行编剧。

“这一行有个好处是什么？它有盼头。” 她盼着，有一天自己写的剧播出来，被大家喜欢，或者自己的电影真正上了院线。尽管收入还不到银行的一半，每月用着“借呗”还“花呗”，但她还是觉得做对了选择。

在这个年轻人开始习惯把爱好当职业的时代，跳槽不仅是为了涨薪，也是试图完成自我探寻的方式，对豆瓣青年来说尤其如此。在《疫情对你的行业或工作有什么影响》话题下留言的人，有不少做了跟初初一样的选择，相比安稳和收益，他们更看重喜欢。

26岁的武汉女孩田七觉得自己的青春叛逆期来迟了。她也从银行跳槽出来，身价自动“打三折”，跳到一家美食点评类的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从读书到工作一直听家里的话，努力做个懂事的成年人，但后来很想趁着自己还有失去的资本，任性一次。”

换工作后立刻不一样了。她终日被食物包围，在武汉城里新开的烤肉店、火锅店、日料店、韩料店打卡，比之前开心得多。有一家日系装修风格的烤肉店，她三番五次带朋友去，成了常客，摆盘精致，拍照颇有“深夜食堂”的感觉。

29岁的李电池去年拿到潜水证，直接去了菲律宾墨宝做全职潜水教练。她以前做过广告策划、婚礼摄影、外贸，但这份工作是迄今为止她最喜欢的，“炙烤的阳光更让我有存在感”。

下海的几乎每一天，她都能见到沙丁鱼风暴，成千上万沙丁鱼变换队形，围在身边游动，像银色的晃动的城墙。还有一次见到了鲸鲨，这庞然大物划过沙丁鱼群，转身摆尾游进神秘的深海。她还见过小型沉船和飞机，跟海底生物融为一体，珊瑚蔓延，鱼类穿梭，像宫崎骏画里的景象。最让她着迷的是海里的安静，“那段时间，可以不管不顾岸上所有的一切，是一个短暂的逃离。”

李电池与沙丁鱼风暴。受访者供图

为这场逃离，她损失了一年的收入。原先在外贸公司一年挣10万，但考潜水证、学费、往返机票就花了八九万。当教练这一年，她也有近10万收入，但相当于没入账。

甘肃人柳亭也是如此。他原本有机会在老家，甘肃定西电视台谋一份安稳的工作。父亲托了关系，请人吃饭，给人送烟，但他不想留下——家乡生活单调笔直胜过大西北戈壁滩上的路，安稳的工作下一步，就得迈入婚姻。

“毕加索说，只要看到空白的纸，就想涂满它。” 柳亭也有那样的想法。读高三那年，他养成随身带速写本的习惯，“只要把速写本拿出来，画些东西，就发现好像自己会发光。”

读大学前，他去了部队当兵，画越野车，画路灯下的树，画坐得端直的班长。后来，他想考北京的艺术类大学，但文化课分数太低，最后被录取进景德镇一所陶瓷学院，就在瓷器上画戴皇冠的狐狸，垂头丧气的狗，警惕的猫。

“没有一幅画是多余的。” 画画时，他心里一直记着美术老师讲的这句话。在街头画速写的时候，他也得到过赏识，有位老太太路过夸他：“画得真好，要是不嫌弃，把我房子的二层楼给你用，你可以办培训班，教学生。”

2017年，他找到一份在北京的工作，平面设计师，月薪一万二。“当时如果留在景德镇做瓷器，也挺赚钱。” 柳亭说，北京的创意集市上，一只要价30块的小瓷碗从景德镇进货，成本也就两三块。

但他还是随爱好选定了职业，捏泥巴蓬头垢面的，他不喜欢，“还是喜欢干干净净，拿个彩铅或者钢笔画画。” 去年他迷上插画，第二次辞职，打算转型做插画师。

柳亭手绘。受访者供图

理想 VS 面包

不管是插画师，编剧，还是潜水教练，按柳亭的话说，这份职业对社会“不是刚需”，“是锦上添花”。或许要费点力气思索，你才能想起最后一部坐在电影院里观看的影片是什么——这也成了近期豆瓣的又一个热门话题。疫情来临时，刚需之外的社会活动几乎暂停，直接带来一些从业者经济生活的坍塌。

梦想作品登上大银幕的初初，之前总觉得“做编剧要的就是荣誉感”，最不能忍受作品不被署名。现在，初初开始理解宁愿放弃署名也要进大公司的编剧们，“一般会有固定的底薪”。

2020年被她看作很重要的一年。她30岁了，手上攥着三个剧本，一部院线电影，一部网络大电影，一部电视剧，原本打算攒足作品，跳槽到更好的工作室。年前交了大纲，改了几稿，有两个项目导演和资方都满意，等着年后签合同。

但现在没信儿了，只能继续等。她能接到的新项目只有广播剧，“戴着口罩，都市剧没法拍”。往常接单写一集都市剧能挣10万，广播剧降到3万。

疫情期间待在老家，只几个月没回去，她已经有点忘了在北京生活的样子。

在编剧圈她还是个小透明，几乎没什么社交，只待在房间里写稿。她所在的顺义区靠近机场，除了每天听到飞机轰隆盘旋的声音，她似乎感受不到城市喧嚣。一旦有人叫她去三里屯喝酒，初初的第一反应是：先找好住的地方，不然太远，晚上回不了家。上了口碑不错的新电影，她叫上同事去看，“看完吃饭，吃完逛街，钱都这样流走了。”

为了学习基础知识，她提出无偿写剧本，才得到第一家工作室的录用。那是2017年，她入行没多久，编剧行业的黄金期就结束了，“以前，如果有了编剧经验，再做导演也是容易的，但我刚做了几个小项目，2018年（资本寒冬）就凉了。” 去年她换到现在这家公司，项目挺多，可又遇到了疫情。

北京街头的女孩。图源自东方IC，与文章无关

在深圳，一家留学机构的顾问阿紫比她更早感受到，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理想”的工作状态已经出现裂缝。

在过去三年中，她接了几百位客户，帮他们顺利完成学校申请，只有一位给了差评。她温柔、耐心，能不费力地做好这份工作，也有业余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自学了占星，几乎每天都逛“星译社”小组，还打算把占星发展成副业。

但阿紫在年前就辞掉工作，她之前的业务主要在香港，打算转向其他地区，“但疫情之后还在招人的留学公司少了太多，投了二十多个简历，只收到两三个回复，还没有特别中意的。”

她也是资深文艺青年，广东人，在豆瓣潜水10年。年少时彷徨，她觉得彷徨得正当，因为日语老师上课讲过，“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些无聊的忧郁的情绪在日记里积攒、拉长，她美其名曰“思考人生”。

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做了半年，她观察星象，发现接下来一年财运佳，可眼前没有加薪机会，才决定转行做留学服务，月收入涨到了一万多。

留学机构开在深圳商业中心附近，她下班和同事在商场闲逛，周末有了空闲，就跑去仙湖植物园和大小梅沙，在那里，城市中飞驰的时间变慢，这让她感到舒服。她在城中村租了间一居室，房租两千，每天花二十多块钱买菜，自己做晚饭。

这样的生活维持近三年后，她开始真正“思考人生”——不是上豆瓣记日记，是考虑如何赚钱和买房。“在深圳靠自己买房非常难，哪怕年薪二三十万，还是没办法存下少说也要100万的首付。” 阿紫说，“在深圳，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无非是赚钱。”

说这话时，连她自己都觉得诧异。当收入无法支撑稳定的生活时，她陷入“去”或“留”的抉择。

疫情期间，深圳的菜价变得更贵，阿紫做一顿晚饭，光食材，就要三十多块。失业三个月，占星迹象显示，下半年经济态势不会好转，她又为此忧虑一番。

有位前同事，年长她几岁，结了婚，去年怀孕，在深圳买了车和房，每月还着两万多贷款。但公司现在只发底薪，她和老公的收入加一块还不够付月供。阿紫也跟着焦虑，“哪怕将来能买房，生活还是不轻松。”

她原本以为，在大城市不像在老家，不用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没想到是一样的”。她给自己定了期限，如果今年5月还找不到工作，就回家考公务员，“不能再等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回去晚了，就没位置了。”

豆瓣话题《疫情对你的行业或工作有什么影响》留言区截图

加速器

5月初，阿紫收到一家广州公司的offer，5000块底薪，提成另算。她翻了翻租房软件，发现不到1000块就能在公司附近租房，心动了，“的确比深圳宜居，郊区房价不太贵，搏一搏，还有定居的可能。”

阿紫觉得，疫情中失业的经历就像“加速器”，按钮一启动，她就做了离开的决定。刚到深圳工作时，朋友告诉她，“深圳永远年轻，但你会一天天变老”。那时，她体会不到话里的意思，最近收拾行李她感受到了，“年轻人还在源源不断涌来，但我要走了。我不是这座城市要选择的那个人。”

加速器作用力下，年轻人的生活不得不重新规划。整个4月，从菲律宾回国的李电池没再写过日记。潜水店关门，她飞回国内，热带岛屿的生活似乎已变成遥远的记忆。临近月底，她加入号称豆瓣最大的招聘小组，“即将突破40万人”。

做美食点评的田七直接从企业微信群里被踢了出来。2月份公司破产，她没有拿到补偿金，社保也断缴两个月。当初她打算离开银行，父母坚决不同意，现在即便委屈，她也不敢把失业的事告诉他们。不过武汉解封，父母见她没有复工，也猜到了。关于未来她还想不清楚，但眼前的计划是，先把中级会计师证书考下来。

编剧初初离“变红”的目标还很遥远。按她之前的规划，33岁如果在编剧行业还没做出成绩，就回老家考个教师资格证。现在，手上的广播剧写完了，彻底没了活儿干，初初顾不上三年后，只等着老板把正在联系的一部网剧谈下来，“能再熬两个月都行”。

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过去这一年是柳亭北漂的第三年，他也感受到画画的热情在减退。从时尚街区三里屯搬到西五环的阁楼，现在搬进连锁公寓的员工宿舍，他只能在被窝里画画，灵感也少了。

当年没考上美术系，有朋友安慰他，“既然喜欢，就只管画，只管相信自己能成一个插画师。” 他一直记着这话，但在北京这几年，越来越感觉自己像没削的笔，“经历得越多，越钝”。

但他还不打算放弃插画师的理想。在连锁公寓入职后，柳亭发现还有两个学设计的同事，一个做新媒体运营，一个做客服，而且是从北京的一本学校毕业的，他找到点心理安慰。

前些天，他又在B站看到一个自由插画师的故事：“人家之前的状态，和我现在挺像，也做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后来慢慢地碰上好机会，开始跟一些大广告公司合作。”

他的理想很具体——找一份满意的插画师工作，在大公司里配合设计师，完成漂亮的包装设计。这在他看来，是“巨光鲜”、“时髦”的事情，适合在北京完成，“况且在北京混不好，到其他地方也就那样儿。”

柳亭手绘。受访者供图

他从没把回家看作一个选项。定西，除了被用作《定西》这首歌的名字，柳亭再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介绍它，“之前海底捞有一道菜，叫定西水晶粉，这就是我们那儿的特色，后来没了，就因为电商都很少有人做，在外地买不到。”

柳亭仍想留在北京，还有一个幸福的理由。他已经向父母出柜，父母愿意理解他，母亲还加入豆瓣“同志父母在行动”小组，只盼他找到稳定的伴侣。因此，在北京买房这件事，没有被当作硬性要求，相比同龄人，他少了这份压力。

搬去西五环的阁楼之前，他在闲鱼上挂了好些东西，有相机、电熨斗，有企鹅图书的限量版帆布袋，还有自己画的帽子。必需品之外的零散物件，他大多都卖了，也没多少伤心和感怀，不过一颗“漂浮的种子”，没什么拥有的，也不用谈放弃。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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