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泽喜一(宫泽喜一,对中国友好吗)

日本人为什么不恨美国(下)：如果没有原子弹日本可能已经“灭国”

上一篇文章我讲了美国人是如何改造战后日本的故事，并从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方面分析了为什么日本人不恨美国这件事情。这篇文章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从现实利益层面来看看为什么日本人对打败他们的美国感恩戴德。

2001年7月4日，在东京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发言时提及了美国在二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和统治时，用到了“国土被占，实为丧权辱国”的观点。这时一位与会的长者指出：“先生此言差矣，与其说是丧权辱国，不如说是解放新生”。后来，宫泽喜一将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并特意强调说：该人士德高望重，人格修养都无可指摘，他的话令我无法忘却。

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

其实在日本，像那位将美国的占领和统治看成是日本新生的人不在少数。那么，为什么在日本的精英阶层，会认同战后美军对本国的占领呢？对于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过的国家的民众来说，日本战败当然是值得欢欣的。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赞扬占领者难道不是有些”不爱国“的味道吗？难道他们真的忘记了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了吗？

当然不是，因为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日本人都知道：“原子弹”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个很微妙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既是毁天灭地的“灾难”，又是拯救日本的“恩赐”。两颗原子弹虽然带走了几十万日本人的生命，但是也间接“拯救”了上千万日本人。因为就在决定使用原子弹之前，盟军方面其实已经制定了一个比原子弹更具毁灭性的计划。

德国无条件投降

1944年，美军已经完全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胜利指日可待。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至此，曾经叱咤风云的罗马，柏林，东京轴心，只剩下一个日本还在苦苦支撑。这时，盟军方面作出决定，必须要在一年内迫使日本投降。但这时美国人的原子弹还没有造出来，甚至连原子弹这种武器也还没几个人知道。所以，美军认为登陆作战仍然是征服日本帝国的唯一方法。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美苏两国各自制定了一套针对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而任何一个计划的实施都能让“大日本帝国”从地图上消失。

没落行动

美国的作战计划名叫“没落行动”，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叫做“奥林匹克行动”，预计于1945年10月发起，美军将首先攻占日本九州岛，将其作为空军基地和战略后方，然后再出动3万多架轰炸机对日本本州岛进行不间断大轰炸。另一个叫做“王冠行动”，是第二阶段执行的登陆作战，计划在1946年春天实施，美军将直接向日本核心的关东平原发起进攻，占领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心脏城市，打垮日军的抵抗，消灭全部日军。

没落行动

此外，鉴于日军曾在中国使用毒气弹的行为，美军还计划发起先发制人打击，从登陆作战前三天开始，使用战略轰炸机对日本33处战略据点、工业区和人口密集区域，进行毒气弹覆盖式轰炸。预计投放11.35万吨毒气弹，预计将造成1000万日本人的伤亡。

相对于美国，苏联对日本的作战计划就显得简单粗暴，也更疯狂。当时，苏联研制了一款体型巨大、威力十足的超重型常规炸弹，命名为“斯大林炸弹”。苏联的计划就是用500颗“斯大林炸弹”，对日本最大的火山“富士山”进行轮番轰炸，引发富士山喷发，造成地震、海啸等地质灾害，来毁灭日本。为了这一计划能够顺利实施，苏联还改装了拥有四台发动机的Pe-8重型轰炸机，并成立了专门的飞行小组在远东地区进行飞行投弹训练。在地面，苏联计划在夺取了北方诸岛之后，再从北海道对日本展开全面进攻，最终美苏将会在本州岛上进行会师，从而完成对日本的肢解。

美苏打算肢解日本

此时的日本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是仍在做着最后的困兽之斗。面对即将到来的最后决战，他们如同输红了眼的赌徒，打算再赌上整个日本民族的命运，相应也制定了一个叫“决号作战”的本土防御计划。为了避免在战场上跟美军正面决战，日军在国内紧急扩充新兵，拼凑了400万大军，部署在日本各大城市和军事要地，打算像硫磺岛、冲绳岛一样钻到地下和美军打消耗战，最大程度杀伤美军。

当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虽然已经所剩无几，但海军还有100多万士兵，所以日本海军决定用“特攻作战”反击美军。他们组织了“神风特攻队”、“震洋特攻队”、“回天特攻队”、“伏龙特攻队”等自杀式部队，打算用千架自杀飞机、千艘人操鱼雷、千艘炸弹快艇以及数以万计的自杀式蛙人阻拦美军登陆。

数以万计的自杀式蛙人

与此同时，不甘心失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军训了2800万日本平民作为“挺身队”，他们让老人、学生、妇女甚至是儿童都要上前线。日军配发给他们的武器只有弓箭、砍刀和竹枪，最多再发一枚土制手雷。而且日军要求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和美国人同归于尽，日军管这个叫“一亿玉碎”计划，准备跟美军鱼死网破，用日本平民的生命为天皇陪葬。

日本天皇

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一触即发。根据美军估算，这场战争一但爆发，日军的伤亡将在300万以上，平民的伤亡将在1000万以上，而且会有大约3000万日本人将遭受饥荒，此时的日本正处在毁灭的边缘。如果日本内阁和天皇执迷不悟，等待日本的肯定是被灭国，这个代价连盟军将领都感觉胆寒。

但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1945年7月15日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紧接着，美军在8月6日和8月9日，将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随后，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也按下了“没落计划”的暂停键。从这一点上来说，两颗原子弹虽然带走了几十万日本人的生命，但是也间接“拯救”了上千万日本人，也算得上是日本的新生。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现在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但实际上，日本当时的投降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保留日本天皇。

现在有很多人说日本天皇本来就是虚职，保不保留也没那么重要。其实，在日本和平宪法颁布以前，根据1889年日本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不但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所有政策的最终决定者。所以，日本天皇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魁祸首。因此，作为反对纳粹军国主义先锋的罗斯福总统，一直要求要彻底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策源地，包括军国主义的头子。

日本天皇

那么美国为什么最终还是同意了日本投降的条件呢？这里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日本的投降条件，那么日本就真有可能负隅顽抗。虽然美军已经对此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但美军深入日本本土作战也不可避免，根据美国评估，登岛作战时间可能会超过两年，同时会有100万以上的士兵伤亡。可以说，这个代价是巨大的，美军必须权衡利弊。

第二点，1945年4月12日，一直主张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的罗斯福总统突然因病去世，继任的杜鲁门不想延续罗斯福的政策。这时，恰好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帮”官员提出保留一个完整的日本来牵制苏联的建议，正中杜鲁门下怀。

罗斯福总统突然因病去世的新闻

第三点，1945年8月，在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炸响之后，苏联就对日本在华的关东军发起了8月风暴攻势，仅仅一周时间就消灭了关东军，俘虏了60多万日本军人。然后继续杀入了朝鲜半岛，并发起千岛群岛战役，把日本的北方四岛收入怀中，并想趁势南下在北海道地区进行登陆。因为罗斯福此前曾经答应苏联，可以在日本北部划分一片势力范围。但是杜鲁门完全否定了罗斯福做出的承诺，坚决不同意和苏联人一起共享远东的利益。

苏军的8月风动

所以，在当时错踪复杂的时局下，在那样一个微妙的时间点上，为了尽快完成对日本的接管，美国就“默许”了日本提出的保留天皇制度的条件。但是从日本军方的角度来看，拥有把日本打回石器时代能力的美军居然答应了他们的条件，简直是仁义之师，不但避免了日本被肢解的命运，也为战败的日本挽留了一丝颜面。但是更让日军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美国人的操作堪比再生父母。美国人不仅洗白了天皇，还包庇了众多的战争罪犯，而这才是他们感恩戴德的根本原因。

说到这里，就必须要回顾一下那场不太公平的正义审判——东京审判。

为什么说是不公平的正义审判呢？因为这个长达两年半的审判虽然本身是正义的，对美国来说也很公平，但是对饱受战争之苦的亚洲人民却很不公平。

早在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就提到，“所有的战犯都将受到正义的制裁”，这个意思很明确，就是要对那些策划了惨无人道的战争案件背后的决策者进行秋后算账。

但是，审判还未开始时，驻日盟军最高统领麦克阿瑟便提出，应由美国单独来进行审判。这个提议遭到了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麦克阿瑟只能放弃这个打算。但他依然主导了东京审判，所有的审判官都是由麦克阿瑟所决定的。在全部12名法官中，饱受战争摧残的亚洲只有3名法官，而欧美法官多达9人，光是美国自己就有3个法官。

远东军事法庭

在接下来长达2年半的审判时间里，在美国的干预下，与其说是在审判战犯的责任不如说是在模糊战犯的责任。

首先，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后，美国直到8月28日才正式在日本登陆，给日本政府和军队留下了大把消毁战争犯罪证据的时间，这些证据里面包括了各个战争节点的会议纪要，战争命令和计划。在缺少关键证据的情况下，真正在法庭受审的战犯就远远少于被监禁的战犯嫌疑人，很多嫌疑人根本没有受到审判。比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战犯石井四郎就和美国人私下达成交易，逃脱了审判。

甲级战犯石井四郎

就算是被关押的嫌疑人后来也因为各种理由，不断被美国人从监狱中放出来。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只有7名甲级战犯判处死刑，就在7名战犯处以绞刑后的第二天，法庭便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因此，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就处于无事可做的名存实亡状态，各国法官只得回国，东京审判也在潦草中收场。

远东军事法庭

而且，被判处极刑的甲级战犯，基本都是伤害了英美苏利益的人。而在中国，韩国，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地犯下战争罪行的人却被轻描淡写地放掉了，此后不少被释放或赦免的战犯又重回政坛，重新组成了日本在战后的官僚集团。最有名的就是安倍的外公——岸信介，他曾做为甲级战犯被关押，后来因为得到美国青睐而于1948年获释。随后他参与创立了日本自由，成为战后日本政界右翼的鼻祖。而造成这种让人大跌眼镜结果的原因，只是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安倍的外公岸信介

到1948年时，曾经携手打败轴心国的同盟国已经了成对立的两大阵营。在冷战这种全球规模的冲突背景之下，美国的敌人已经从军国主义国家变成了主义国家，此时强大的苏联与陌生的中国让美国人陷入了外交焦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看着战败的日本，早已没有了1945年时要彻底摧毁它的动力，相反他们认为，扶持日本才符合美国的政治需要和战略利益。所以，在利益面前，美国逐渐放弃了正义，反而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一场肮脏的交易。

冷战漫画

在战争结束多年后，日本从战争的灰烬中站了起来，实现了经济腾飞。当那些尘封的资料被解密出来后，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更加让人胆寒。美国的没落计划和苏联的登陆计划都没有实施，日本的一亿玉碎计划也没有发生，一场可能造成上百万盟军伤亡，数千万日本民众惨死的战争幸运地被避免了，这对于逃过一劫的普通日本人来说，的确是一次新生。而对于策划和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来说，相比于将他们犯下的滔天罪孽，投向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已经算是相当仁慈了。他们怎么不感恩戴德呢？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哈佛教授傅高义：中日关系好 对中国全球影响力有好处

1957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家佛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告诫傅高义（Ezra F. Vogel）：“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

当时的傅高义刚刚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立志以研究美国社会为业。然而导师的这一句话，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次年，为了扩大自己的家庭与心理健康研究的民族志背景，傅高义偕当时的妻子苏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刚满一岁的儿子远赴东京，无意间开启了东亚研究的大门。

从1958年研究日本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傅高义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社会学著作——从1963年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到1969年的《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再到1979年《日本第一》、190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年）和《日本还是第一吗？》（2000年）、《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2002年）、《时代》（2011年），等等。他在哈佛获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

11月5日，傅高义接受华东师范大学邀请，在大夏论坛以“中日关系与东亚的未来”为题发表演讲。基于自己对中日两国的多年研究，傅高义论述了中日双边及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历史发展，并分析了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他认为，目前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好时机，而良性的中日关系，不仅有益于维护地区稳定，也能够帮助中国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

这位哈佛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表示，自己的研究领域本不是国际关系，但随着自己年岁增长，与中日两国的朋友交往愈密，“帮助两个国家提高相互理解”成了他的一大心愿。“如今我感到这是我的责任去了解问题的症结，希望能够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赴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换文仪式，并首次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访日期间，除了参加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还会见了日本裕仁天皇。与天皇的历史性握手，对于发展中日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同福田赳夫首相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对日外交方针，而绝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在会见日本经济界人士时，表达了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并强调指出，中国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将努力学习和借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先进经验，借助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以加快中国的建设步伐。

那是一次成功且收获重大的出访。在亲眼见证了日本社会的物质繁荣后，更加坚定了向日本学习的决心：他乘坐了彼时国内仍不存在的新干线，中国人研发高铁的心愿就此扎根；他参观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对陪同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1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从新日铁引进成套设备，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于同年年底成立；他还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与此同时，意识到中日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需要有经济基础，也需要有文化基础。因此，从1980年始，许多日本影视作品引进中国。傅高义记得，他于80年代来中国时，曾看过一部电影，讲的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谈恋爱——一个巧妙的关于两国关系的隐喻。

傅高义认为，能够增进中日关系，并以此为契机发展中国经济，是因为他具有做出这一决定的政治基础：“这和尼克松总统能够访华的道理是一样的，他能那么做是因为他反对主义的名声在外，这样他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就会容易一些，因为外界不会认为他对中国的立场过于软弱。与之同理，参加过抗日战争，他提出要改善中日关系的阻力就会小得多。谁能说他不爱国呢？”

中日双方高层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傅高义援引访日后的舆论调查结果指出，约80%的受访日本人表示对中国有好感，然而目前该比例仅为10%。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新年伊始，日本副首相渡边美智雄就于1月3日起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4月，时任中央总书记的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8月25日，宫泽喜一内阁开会做出同意天皇访华的决定。10月23日至28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在中日交往的漫长历史中，这是唯一一位出访他国的天皇，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整个80年代的友好关系为之打下了基础。”傅高义说。

然而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在中日关系的平稳水池中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逐渐蔓延开来。1979年中国与苏联的边境冲突，促使中国与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改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的主流舆论也认为应当支持中国的发展。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

傅高义指出，中国担心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其应对之策就是加强民族主义宣传。但因为中国社会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抛弃了阶级斗争叙事，爱国主义成为了新的团结人民的手段。1994年，正式政策文件《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出台，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贯彻了整个1990年代并延续至今，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

爱国主义教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观感。

傅高义认为，1995年至1996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为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1996年，当选为首位直选产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其立场与政治倾向令中国方面担心日本会支持。

另外，中国的经济崛起亦打破了中日之间的权力平衡。“随着中国变得强大，中国人的自信也开始增长。自从1895年开始，日本一直占上风，中国直到1990年代都屈居人下。如今中国强大了，人们开始有自信，认为中国可以对日本更加强硬。然而在另外一方面，日本自古以来都有一种特殊的骄傲，不愿向中国俯首称臣，而是希望拥有一种平等的关系。……即使是在1980年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虽然感谢日本在改革开放时给予中国的帮助，但心理上他们是不舒服的，是不容易接受日本比中国更先进的。到了1990年代，一些中国人开始感觉中国要超越日本了。”

近年来，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的数量屡创新高。随着日本签证政策的进一步放宽，中国人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数将再次攀升，有望在2017年冲击800万人次新目标。民间交流如火如荼，但在傅高义看来，中日关系僵局的症结是两国高层领导人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日本国内政治局势数次变幻，也让日本当局无法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无论是2010年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还是2012年日本政府宣称将“国有化”，都说明了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上的进退失据。

另一方面，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进一步阻碍了双方交流。“很多了解日本的中国人不敢说话，怕被说成是卖，日本也有一些相似的情况。所以当关系恶化时，难以做出改善的举动。”

在回答现场观众的问题时，傅高义感叹说，中日两国不幸错过了处理历史问题的最佳时机，“从1945年到1972年，中日两国没有多少来往，然而解决历史问题的最好时机，正是二战后，可惜两国错过了机会。许多日本人意识到了二战时发生的许多错事，但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日本国内有那么多批评日本二战行径的书出版。”

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傅高义表示，要想改善关系，需要具备一个坚实的基础，即两国都有被本国国民认为是忠诚爱国的领导人、国内社会稳定，而目前两国已具备了这一条件。

傅高义认为，随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若是能够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巩固其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也开始意识到，改善中日关系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应该避免与中国交恶的危险。“我想两国领导人的觉悟在提高，会理解这一点。”

在谈到今年在中国出版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时，傅高义笑道，他曾问过出版社，为何时隔半个世纪才将此书引进中国，出版社的编辑告诉他，这是因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迈入中产，他们希望能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获得某种参考。然而他认为，和日本相比，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明显、人群具有高度多样性，这让中国面临着比日本严峻得多的发展问题。

作为研究日本社会的权威专家，傅高义也与现场观众分享了他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傅高义表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他撰写《日本第一》是在说日本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身为一名社会学家，他的本意是证明日本在有些方面做得比美国要好，“比如说公共教育是比较平等的，有比较好的医疗制度，城市安定，公司对前途有长期发展的想法，这些社会结构是我的关注重点”。

傅高义认为，即使是在经历了1989年的市场泡沫破灭，经历了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之后，当下日本仍然具有许多上述特点。在谈到近日爆出的神户制钢造假丑闻时，傅高义说：“现在日本公司做了错事，中国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但如果你把日本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制造的质量仍然比较高，社会仍然比较稳定，问题仍然比其他国家小。”

在去年出版的中文版《日本第一》的新版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在我童年时，我有一位老师向我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的故事。老师说：‘这个人是那么聪明，他可以向任何他人学习。’现在，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感到，从规模上讲，中国经济已超日本，所以中国也就不再还有什么要向日本学习的了。一些美国人也这么看。但我相信我的老师是对的，每个国家都能从其他许多国家学到许多东西。我相信绝对正确：他呼吁中国不要跟随任何一种模式，而应研究整个世界发展，考虑中国可以尝试哪些，之后进行实验并改造那些对中国国情最为适用者。”

这是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给予中国的最为恳切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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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家四口惨遭灭门，诸多线索却20年未破案，警察每年登门谢罪

2000年12月31日的上午，家住日本东京都世田谷区的一位老人，给住在前面联排的女儿打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

老人不放心，便拿着备用钥匙前去查看，但眼前的一幕让她惊恐不已：女婿宫泽干夫倒在一楼的楼梯口处，头、颈、胸等多处地方有刀伤，血流一地；而在二楼的卧室内，孙子宫泽礼被人勒死在床上；女儿泰子同样身中数刀，惨死在三楼的浴室前，在她身体下还躺着孙女伊奈的尸体，很显然在危急时刻，女儿试图保护孩子，但最终双双遇害。

警察赶到现场后，封锁现场并展开侦查。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尽管凶手留下了诸多线索，但时隔20年，警方依然未能抓到真凶，这又是为何？让我们来看看当时警方的调查。

首先，警方根据现场情况大致还原了凶手作案的过程：在12月30日深夜，凶手借助外墙的栏杆攀爬进宫泽家二楼的卫生间，先是把睡梦中的男孩掐死。一楼的男主人听到动静正准备上来查看，但迎面撞上凶手，两人在一番搏斗后，凶手用柳刃刀将男主刺死在楼梯口，接着，凶手又窜至三楼，将准备逃命的女主人和小女孩杀害了，由于柳刃刀的刀刃有些损坏，凶手甚至到厨房换了把菜刀继续刺杀。这也可看出凶手对宫泽一家的仇恨之深。

但从事后调查来看，宫泽夫妇在交际、钱财、情感等各方面，都从未与人结仇，凶手行凶的目的让警方感到疑惑。当然，疑惑还不只是这些。

现场勘验中，警方还惊讶地发现，这名凶手心理素质极佳，在杀完人后还在现场停留了数小时，直到天亮才离开。在这期间，凶手也没闲着：

在宫泽家找到急救箱，并且在卫生间清洗、包扎了自己的伤口；

从冰箱里拿了麦茶、哈密瓜、冰淇淋，并且全部吃光，但冰箱里的啤酒他一瓶未动；

这期间还在卫生间解了大手；

拿走了15万日元现金；

最奇怪的是，凶手还使用了一楼的电脑，查看了大学研究室、科学技术厅等一些专业性的网站，还试图在网上订购音乐剧的门票，但未能成功。

警方之所以能了解这么多，是因为这个凶手实在太“粗心”。在整个凶案现场，凶手似乎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留下了外套、鞋子、鞋印、血迹、指纹等诸多线索。

警方据此推断，凶手身高1米75左右、年龄在15-35岁之间、心理素质极佳，可能在军队服役过。可尽管如此，警方依然无法破案。

就比如凶手遗留的衣服、鞋子，这些品牌不仅产量多而且极易购买，根本无法追踪来源。有人会说，那不还有血液和指纹吗？

事实上，警方在这方面也花费了不少精力。首先是指纹，从过往的犯罪记录中未能查到相一致的指纹，所以无法继续；再者是血液，经过DNA鉴定，专家认为凶手可能是“带有亚洲血统的外国人”亦或是“混血的日本人”，但仅此而已，对案件侦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由于该案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所以日本警视厅也是相当重视，在案发后成立了搜查本部，先后调动24万警察参与侦查，还悬赏2000万日元缉拿真凶，这也是日本历史上悬赏金额最高的案件。

但很可惜，20年过去了，该案一直悬而未解。为表歉意，每年12月30日，当地警察都会来到宫泽家门口，鞠躬谢罪。当然，日本警视厅也一再表示，该案不受追诉期影响，他们会一直追查下去，直至抓住真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