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的含义(七的含义象征)

数字3和7到底有何奥秘？“三生万物，逢七必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不仅用来表达数量，还有很多深层的内涵，比如数字“3”和“7”。

三和七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幸运数字。如果你的生日有三、七，你可能会对这两个数字有特殊的感情。甚至你的电话号码和车牌号码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数字。

说起三和七，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三物生”、“逢七必变”之类的说法，但这两句话并没有联系，来源也不同。 “三物生”出自老子《道德经》，“逢七必变”出自《周易》。传统文化中的数字3和7有何奥秘？

三生有什么意义？

我们先看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即“三物致万物”，出自老子《道德经》。书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第一个是：“道生一”，意思是事物可以从“道”而生，然后才成为“一”。 “一生二人”是什么意思？这里的“二”是指阴阳学说。

因此，“一”说明“道”已经开始演化，“二”则意味着从“道”衍生出其他理论，即阴阳学说。那么“二”为何是阴阳呢？

在古代哲学中，阴阳是推动万物自然规律变化的因素。这阴阳，也是宇宙万物消长、对立相争的物质规律。简单地说：正是因为阴阳，世界万物才得以运动、变化。

如果“阴阳”不是来自“道”，世界就会停滞不前，不再运动。

所以我们来到第三句话：“二生三”。这里的“三”指的是什么？这是一种阴阳相交的状态。此时此刻，世间除了阴阳之外，还有着阴阳纠缠的事物。

正是通过阴阳的相互作用，“世间万物”才诞生。故有“天下万物”之说。

因此，在《道德经》的影响下，古人用数字“三”来代指“多数”。例如，在《论语》中出现了“行动前三思而后行”这句话。

这句话中的“三思而后行”是否意味着你在脑子里想了三遍？当然不是。这里“三思而后行”的真正含义是你已经在心里想了很多次，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为。

由于“三生万物”出现在《道德经》，“三”就成了万物生生的关键。此时，“三”成为质变的关键点。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曾经解释过过度变化与质变的关系。只有量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带来质的变化。而这个“三”就是重点。当“三”出现时，世界上就有了一切。每七日变化一次，为什么呢？

我们看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每到第七天，事情就会改变。”这句话中的“比”字说明了表达这一立场的人的自信。 “Bi”代表绝对、确定。那么为什么当达到数字“七”时它会发生变化呢？

在《易经》中，这个“七”是阴阳五行的总和，意味着此时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这本旧书里有一句类似于《道德经》中的“三生万物”。

这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太极生二阴，二阴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太极指的是宇宙之初的混沌状态，而这些“两仪”也代表阴阳。

另外，这句话中的四象是指太阳、少阳、少阴、太阴。为了更好理解，古人把这四种现象解释为有始有终、有始有终的四种现象，就像“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化一样。

后八卦应该不难理解。指《易经》中的干、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四象和八卦都是用来解释阴阳的，这是对世间万物的分类。例如，can 指的是水之类的东西。

但说到“八卦”，应该是按数字“八”排列的，但为什么《易经》说每七就会变化呢？这是因为古人了解阴阳八卦之外的世界，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理论。

这五种元素也构成了世界万物形成的基础。将阴阳和五种元素相加，就出现了数字“七”。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就等于超越了阴阳五行，就会发生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每七年就要改变一次。比如周公，完成了商朝的国命，仅仅七百年。另外，还有‘七年之痒’，夫妻关系很可能会在第七年发生变化。

所以，“三万物，七而变”，代表着世间万物从阴阳诞生起的变化。 “三”之后万物生，“七”之后万物衰。 。

“三生万物，逢七必变”，传统文化中的数字3和7，到底有何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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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易经》和《道德经》是两本古老而神秘的经典，它们承载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智慧。尽管这两本书难以理解，但它们共同揭示了宇宙的奥秘和人类与宇宙之间的联系。本文将深入探讨《易经》中的“三生万物，逢七必变”这一句，解析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以及它在中国历史中的应用。

正文：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一，传承着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其中最神秘且难以理解的莫过于《易经》。

这本古老的经典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但其中的奥秘却令人望而却步。为了理解《易经》，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

老子的《道德经》与《易经》有着神秘的联系，它们共同探讨了宇宙的法则和人文科学。老子将那些超越人类理解的事物称之为“大”，而《易经》正是在追求这个宇宙的“大道”，阐述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然而，彻底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也是《易经》难以理解的原因之一。

《道德经》则寻求天人合一，追求与宇宙规律的契合。尽管《易经》和《道德经》的内容不同，但它们的理论基础相似。古人因此从这两本经典中汲取灵感，创造出了一句深具哲学含义的格言：“三生万物，逢七必变”。

首先，让我们来解析这格言中的前半句：“三生万物”。这一思想源自老子的《道德经》，其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阐述了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过程。

首先是“道生一”，表示宇宙的起源来自于一种超越人类理解的存在，即“道”。然后，“一生二”指的是阴阳学说，将宇宙分为两极。接着，“二生三”表明阴阳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状态，即“三”。在这个状态下，世间万物开始形成。

为什么古人使用数字“三”来表示世间万物的产生呢？这是因为在《道德经》中，“三”代表了多数和关键的临界点。正如黑格尔所讲的，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质变。

因此，“三”标志着世间万物的诞生。

而格言的后半句“逢七必变”则更加神秘。在《易经》中，数字“七”代表了阴阳五行的综合，包括太阳、少阳、少阴、太阴四象以及八卦中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些概念是古代哲学中阐述宇宙运行规律的基石。

然而，数字“七”之后的变化是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代哲学还包括五行学说，即金、木、水、火、土，它们是世间万物形成的基本元素。

当阴阳五行与数字“七”相结合时，就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宇宙中的一种超越，一种质变。

在中国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逢七必变”的真实事件的例子。例如，周公推演商朝的国运只维持了七百年。此外，“七年之痒”也表明在婚姻关系中，第七年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

总结：

《易经》与《道德经》是古代中国文化的瑰宝，它们探讨了宇宙的奥秘和世界万物的生成。格言“三生万物，逢七必变”深刻反映了古代哲学的思考，以及宇宙规律的复杂性。

明清时期的数字广灵

刘祖福

数字资料表达准确，很少受时空形式限制；

量化信息内容明晰，大多能反映社会情景。

——题记

广灵县地处山西省东北部，位于东经113°51′-114°24′，北纬39°35′-39°56′。旧石器时，广灵境内即有人类生息。汉高祖七年（前200）始建县治，名平舒县，存治750年。几经变革，至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建置为广灵县，延续至今。

广灵县地处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融合转换地带。全县地貌呈现北、西、南三面环山的基本构架。地势自西向东倾斜伸展，壶流河横贯全境东西。县境东部属华北平原边缘，西部则具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位于县境西北的六棱山脉，在地理构造上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六棱山主峰海拔2375米，壶流河出境口海拔850米，县境内相对落差达1500多米。全县平均海拔1500多米，全县国土面积中土石山区占38%，黄土丘陵区占23%，平川区占25%，峪口冲积扇区占14%。

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地貌构造，使得县境内能保持相对安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延续性，部分明、清时期的数字资料和信息也得以留存。数字广灵一文中搜集到的这些数据，是几百年前本县民众留下的生活印记和历史见证，可以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各个领域的现实情境，提供量化资料和可靠依据；在相互印证中便可勾勒出县域内更多历史脉络，使沃野乡里口口相传的文化故事，得到令人信服的印证，从而更真切守望与传承；同时也可作为深入研究本地经济模式、生态环境、民众信仰与民风习俗的量化依据。

本文中引用史料时，记述时间使用公元纪年表示，不再注写明、清时期（1368—1911）的帝王年号，以便更清晰地显示时间的连续性；数字史料仍保持汉字的写法，以期更确切地显示史料的原貌。

数字广灵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城池及营建

史料中有关建筑的数字信息很少，仅收集到境内县城及县城内文庙、延陵书院、圣寿寺，以及六棱山脚下乱泉寺的有关记载，还有创建桥庙的一些数据。

《广灵县志》（清·乾隆甲戌年）载：“广灵县境南北广八十里，东西袤八十五里。”当时辖有阳眷一带，县域总面积比现今的1283平方千米要大许多。

广灵土城始建于924年。1382年重修时砌石甃砖，周围计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六尺，堞六尺，脚阔三丈，顶阔一丈五尺；垛口四百零七个。门楼二座，各三间，高二层；角楼四座，铺楼八座；重门二座，南曰“景阳”，北曰“永安”；城壕之深、阔俱三丈。航拍图片显示，广灵县城呈正方图形，依周长折算城墙边长为135丈，占地三百零三亩七分五厘。县衙位于城内东侧中部，占地四十多亩。

文庙在县城西北隅。1370年创建，之后屡加增建并修葺。大成殿为间凡五，深四丈，广六丈，高如广之半有奇。东西两庑各五间，殿后崇圣祠三间；戟门左右，名宦、乡贤、忠义祠各三间。前为棂星门，左“德配天地”坊，右“道冠古今”坊。门内泮池，上跨砖桥，池中李、杏树各一株。桥北为戟门三间。广灵文庙，四邻封称巨观矣。

1259年县城之内建圣寿寺。1790年重修圣寿寺时，为楹有三，左右监坛各一，遵旧制也。丹墀两侧合建配殿六间。

1725年于县城内东南始建延陵书院。1851年，在书院东北隙地建童试号舍，南北相向各二楹，可共容百数十人。1888年，又改修号舍及老屋十数间。

1475年，县境北重修乱泉寺，中盖佛殿三间，入深以尺而计者为十则二，横则加深之一焉。既设释伽、文殊、普贤、阿难、伽叶像於中，复设二十四位护法之像于侧，左右翼以伽蓝之殿各一，而塑伽之像各三。山门内金刚侍立，为像二焉。山门之前，则有观音之寺。观音寺之东，则有龙王之堂。

1550年，县城东创建庙桥，用石以丈计，三百二十有奇；用灰以斤计，二万四千有奇；夫匠以工记，通七千八百八十。

邑人咸慕义从风，不数月而聚钱一千四百千有奇；又拨城工局钱二百五十余千，梁封翁即慨输制钱五百千以足之。

村落及堡墙

几百年中，县境内村落逐渐增加，当时多数村庄就筑有堡墙，而今有的村还有残存堡墙，而史料中仅留有几处夯筑堡墙的记录。

1685年,全县共有村庄八十五个，分设为四乡九里。嘉顺乡有蕙花村、殷家庄等十五村，分布于县城东部；安流乡有翟家疃、冯家沟等十五村，位于县城南部；平宁乡有作疃、望狐等三十村，坐落于县城西南；静乐乡有一斗泉、滴水崖等二十五村，均在县城西北部。九里分别是：隆复里、留老里、百家里、梁家里、壶川里、加斗里、平政里、石门里、荞家里。初建的村落大多邻近水源、或地处通衢，之后逐渐向粮食产区扩展。

1754年，全县新增村庄七十四个，达到一百五十九个，嘉顺乡增加杜家庄等村；安流乡增加南加斗等村，平宁乡增加香炉台等村，静乐乡增加荆家窑等村。

1800年刻立《城隍庙捐施碑》载有的75个村庄中，与现有村名一致的有41个，不一致的34个，有的是音同而字不同：炭堡、递家庄、上临灌；有的是个别用字不同：道坡沟、南柯崖；有的使用古名：塔儿村、野场村；有的嵌有“家”字：翟家疃、苑家庄；有的村庄已不知所在，如：宅里、大山村、白塔村。

1881年，又新增村庄二十七个，全县计有一百八十六村。嘉顺乡增加稻地等村；安流乡增加宜兴庄等村；平宁乡增加张家庄等村；静乐乡增加东西冯家庄等村。

现存的十几处堡门匾额，载有这些数村子筑立、重修堡墙的年份。上林关兴盛堡1523年重修；南村堡1531年八月造；1539年孟春西马庄堡立券；1543年殷家庄堡创建。1708年西崖头堡重修；1757年孟夏南加斗堡重建 ；1793年仲春东崖头堡立；1885年立曹川堡；涧西村堡1905年夏月重修，西堡门刻文“逢吉门”保存完好。

1854年西加斗村重筑堡墙 ，南北六十五丈，广如之。折算为佔地面积七十亩四分。留老疃村的堡墙遗存，东西一百二十丈，南北五十七丈，占地一百一十四亩。这样算来，留老疃村东堡占地为西加斗堡的1.6 倍，在当时就是个不小的村堡。

梁卓午等人捐地筹资筑堡，堡墙二百十四丈一尺，基厚一丈一尺，高一丈二尺；总计所费四千二百五十七千四百文。

人丁及田赋

县境中人丁多少与赋役数量，是当时社会治理的基础，官府最为关心，资料记载也详细。赋役志中，分设户口、田赋、起运、经费、税务、仓储等专项，其中就留有大量的数据。

《县志》载：赋者，在古为粟之征，今之大粮是也；役者，在古为力役之征，今之丁银是也，二者千年定规。

1662年，县内实有人丁二千六百四十一丁，均徭银二千二百七十八两三钱八分。中上则二百七十八丁。

1753年，县内实有人丁二千六百五十三丁，人丁分为六等，分别定量征银。其中;中上则二百七十八丁，中中则一千二百六十五丁，中下则七百一十二丁。下上则二百八十四丁，下中则九十四丁，下下则二十四丁。定量征银额为：中上丁每丁征银一两四钱，中中丁每丁征一两，中下丁征六钱六分，下上丁征四钱六分，下中丁征二钱六分，下下丁征一钱三分,以上共征均徭银二千二百八十一两八钱分。

1880年，现在城关四乡，共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户，共男妇大小七万二千五百五十余口，当时户均6.5人。

1648年，实有熟地二千六百五十三顷九十五亩三分五厘。其中:上地一十五顷二十二亩，中地七十一顷十八亩一分，下地二千五百六十八顷五十五亩二分五厘。

1880年，实有成熟上、中、下地，共三千一百四十一顷七十五亩五分二厘六毫。

自1662年至1880年，历经二百多年，我县耕地增加，人口大幅增长。田赋与丁役仍按银两计征。

1683年，广灵全县通共征银九千二百二十二两四钱。

1753年，全县共征收银九千二百五十四两三钱六分。

1880年，广灵全县通共征收银两九千二百五十八两零二分二厘五毫。

二百年间，全县每年通共征收银两均为九千二百多两；所征名目繁多，有：田赋银、丁徭银、牛犋银、士兵银、解部银、内匠价银、宾兴银等。历年开征的税种还有：房田税、商税、畜税、缸房税、牙税、当税、烟叶税等。

地价及粮银

当时的土地价格、地租数量，以及附加在地亩上官府确定征缴的粮银，均留有记载；还存有当时质地、质房的价格（质，就是以实物作抵押，换钱使用）。当时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田赋税粮中包括马草、地亩、驿粮三项。

1648年，上地每亩征银：马草三分、地亩九厘、驿粮一分五毫九丝九忽，每亩共计征银四分九厘五毫九丝九忽；中地每亩征银马草二分、地亩九厘、驿粮一分一厘六丝六忽，每亩征银共计四分零六丝六忽；下等地每亩马草一分二厘七毫二丝六忽八沫、地亩九厘、驿粮七厘零四丝一忽九沫五沙八成，共计每亩征银二分八厘七毫六丝七忽多。另，原额山坡熟地二百八十三顷七十七亩三分，每亩征牛犋银八厘一毫五丝八忽六沫。

1763年，12亩地价一万零四百文，粮银五钱八分三厘。1775年张福财买到桥儿涧闫姓黄家坟地一段，计地二亩四分；桥儿涧沃地二块，计地一亩六分，以上四亩应缴官府粮银二两四钱七分，随地过到买主所在的留里二甲。

1796年，千福山底陆地十五亩，粮银五分加丁在内，卖价六千文。

1838年城西岭后地壹拾叁亩，卖价钱一万三千五百文，随带本地粮银二两二分四厘四毫。

1840年买石桥西地九亩五分，价钱一万五千文，随带本地粮银一两二分。

1850年，西加斗王姓出价五千余千钱，购得涧西庄水陆地亩三十顷、大小树木五千余株；附带应纳粮银三十两。

有关地租的记录仅一条：1796年，任显等租地一顷，每年每亩谷租九升，共租九石整。杜廷元租地八十亩，每年每亩谷租九升，共租七石二斗整。

质地、质房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1763年质到坐落于古城地一段南北畛、计地十二亩，质价钱一万零四百文，随带加斗里四甲粮银五钱八分三厘，过到留里二甲。1863年质到联修和尚坐落南关路南铺房一间，东西南至本庙玄帝宫，北至道，质价大钱五十千文。

上解及运费

县衙向皇城各部上解的银两数量均有记载。上解银两的数量，所占全县当年收银总额的比例，逐年增加。从大同府往杀虎口解运小米时，由本县承担的运费也不菲。

1683年，全县上解户部项下有：夏秋税粮、马草、脚价、地亩并开垦增徭、清出隐漏等项，共计银四百九十九两；上解工部项下有：胖袄银一百一十七两零二分，连同丁、地银共起运上解银钱六千九百三十两二钱六分。以上两项占全县当年征银总数的75.1%。

1753年，全县上解户部项下有：夏秋税粮、马草、脚价、地亩并节年开垦、清出隐、首等项，共银四千五百二十九两二钱五分二厘；上解工部项下有：胖袄银一百一十七两零二钱。连同奉文经费，共起运上解银钱七千四百四十四两二钱九分三厘九毫，占全县当年征银总数的80.4%。

1745年详奏题允，归入地粮征收银一千一百四十两八钱，为仅归其半； 1823年详奏题允，又归入地粮征收银一千一百四十一两。至此，经过两次“摊丁入亩”，广邑丁粮全归地亩矣，每亩摊入丁银一钱六分四厘二毫零丝一忽六末二先五沙八成五渺一埃（0.164201625851两）。

1880年丁银归田后，全县上解户部银四千五百二十三两零钱六分八厘四毫，上解工部银一百一十七两二钱；当年共起运上解银钱八千零六两一钱五分五厘五毫，占全县当年征银总数的86.4%。

清代有记录的二百年间，广邑每年通共征收银钱均为九千二百多两；而上解银钱所占全县当年征银总数的比例，逐年增加。由1683年上解银钱占全县当年征银总数的75.1%，1753年为80.4%，到1880年升为86.4%。历经197年，多上解银钱一千零七十六两，增加了十一个百分点还多。

1681年以来，大同州县均储米于大同大有仓。每奉檄赈济蒙古时，俱令大同州县运米送出杀虎卸。大同到杀虎口二百四十余里。每运米一石，需驴一头，脚价四百余文。康熙年间，指派广灵一邑运米七百石。这样执行运米时，就需费脚价二百八十余千文。

俸银及祭祀

资料中记有县令、典史、儒学的俸禄，也载有县衙内的夫役人数以及其所花费用，还有官府每年预留各处祭祀银两的数量。

自1383年至1898年五百一十五年间，共存有着一百一十六位知广灵县令的姓名，其籍贯遍布各省，唯独无山西籍的。明代任职的有64位，清代有52位。县令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有三位，在任均为12年，最短则不足一年。

1683年，县令俸银四十两，典史俸银十两，儒学俸银十两。春秋二大祭银八十两，清明等三小祭十五两；文庙香烛银六两，迎春神牛银二两；岁贡花红盘费二十两。

1753年，县令俸银四十五两，养廉银八百两；典史俸银三十一两五钱，养廉银六十两；儒学俸银四十两。本县繁费银一百五十两。大同府养廉银八十两。廪生饩（xi赠送）粮每人四两。文庙春秋二大祭银四十两，关帝庙春秋并五月十三日三祭银二十八两八钱二分，启圣、名宦、乡贤祠祭银二十四两，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八蜡等坛祭祀银二十四两；邑厉坛祭祀银十二两，雩坛祭银三两，朔望行香等银五两六钱，迎春神牛银二两。

修理营房银三十五两六钱。解司银六十六两八钱九分五厘二毫八丝七忽二末一先一沙四成五渺六埃九漠（66.8952872114569两）。

1880年，县令俸银四十五两，养廉银八百两；典史俸银三十一两五钱，养廉银六十两；儒学俸银四十两。本县繁费银一百二十两。大同府经历司养廉银八十两。文庙春秋二大祭银四十两，文昌春秋二祭银十五两七钱八分，关帝庙春秋并五月十三日三祭银二十两八钱三分，启圣、名宦、乡贤祠祭银十一两一钱八分，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八蜡等坛祭祀银二十两；邑厉坛祭祀银十二两，雩坛祭银三两。朔望行香等银五两六钱，迎春神牛银二两。二年办岁贡银一十二两。

1880年，县衙内有门子、马快手、禁卒、皂隶、民壮、捕役、更夫、伞扇夫、库子、斗级、轿夫、铺兵、门斗、斋夫、膳夫等夫役人员，共计一百零二人，实支工、食银共六百四十两零八钱。

修庙及收支

几百年来，寺庙修建延续不断，仅收集到四则刻记当时重修动工时的收支款项明细，分别是：重修井之洼龙王堂、千福山新建禅房、重修圣寿寺、滴水崖重修关帝庙。

1803年重修井之洼龙王堂收支明细：收本村布施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五文，收外村布施四万五千九百五十八文，共收布施七万一千零七十三文。

支出七万二千零五十四文。其中：泥匠工钱及吃米钱七千八百零二文，画匠工钱及吃米钱一万零三百文，瓦匠工钱及吃米钱一万零二百文，木匠工钱及吃米钱三千三百二十六文，小工钱二百五十五文。

买椽、檩、攒子、木料钱七千四百二十文，石灰钱九百零七文，绳钱一百二十文，土基钱一千三百七十三文，买金用钱三千八百八十五文。付给永顺铺利钱三千五百九十四文，打石条立碑钱四千四百文。犒工、杂用、买家器共四千零九十三文，开光一切杂用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九文。

1812年千福山新建禅房十二间收支明细：工程总额为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三文。其中犒工并上梁钱 九千三百七十九文，谢土、献戏、斋茶钱十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文。

1845年重修圣寿寺账单：共入钱一百三十万八千四百二十文，其中：布施钱一百二十七万零四百文；本寺历年结余三万八千零二十文。

共支出钱一百三十一万零七百二十三文，其中：木工钱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二文，泥工钱十七万三千二百五十七文，石工钱五万八千六百二十文，油工钱十四万六千九百文，日工钱、饭钱七万三千三百零二文。

砖瓦钱十七万五千六百零六文，石灰、土基钱二万七千七百零七文，木攒钱十四万二千四百三十四文。犒工钱四万五千六百九十九文，脚钱四万九千五百一十文，开光费用钱二十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五文。

净亏钱二千三百零三文。

1865年滴水崖重修关帝庙，总共支出银三百九十五两三钱九分五厘。出泥工银□□□两，出收布施银□□□两，出材料银八十两，出木工银六十两，出石工银三十两，出拉水银一十五两零五厘。

捐施及类别

历代的官员、作坊、當铺、村落、民众，均为修建寺、庙、祠、阁捐施银钱，碑碣中存有29通捐施碑，刻记着详细捐施银钱的数目。其中专刻个人捐施的碑9通、专刻商家捐施的9通、兼刻有二者捐施的碑11通。

据初步统计，这些碑刻自1444年以来，累计有308村、5796人（次）捐施；1793—1896百年间，共刻录捐施商号1291家，不少商铺曾多次施银施钱。重修城隍庙捐施碑中，有煤窑11座共施钱一万一千一百八十文，最多的寺墙窊窑捐二千文。

有九位县令为修建寺、庙、祠、阁捐施银钱及建材。郭磊为千福山寺施银五十两；柴蓁为福智寺施银五十两；朱休度为水神堂文昌阁施银七千文，施檁柱三十条。

1537年，重修罗汉院福智寺时，有16村七百多人捐施，仅西蕉山村就有94人捐施。

1735年，重修灵验庙，有15村385位捐施者，最多者捐银一两五分，最少捐钱三十三文。

1815年，刘庄村重修三元宫、观音殿时，入本村募化钱九百七十七吊二百文；入外村募化钱二百六十二吊零二十文，入本村积累余钱二百五十八吊五百文。

历代捐施多以施银、捐钱为主，施地、施工、施（头）发者，也屡有所见。自1685年始，至1863年的170多年间，玄帝宫、灵官庙共收到6人（次）施地451亩1分。

白玉堂曾施鼓楼地三尺长、三尺宽。

1863年，重修玄帝宫、灵官庙时，县境内共有商铺一百五十三家、四十五村四百九十四人、寺院1处施钱。施钱人数最多的是留老疃村，共195人捐施，其中：仝椿林施钱两万文，仝振兴施钱一万六千文。

1870年，下林关阖村195位施主，为修庙共捐钱四十七万零五百二十文。增生王捐施最多，为三万五千文；捐施最少的每人二百文。

1896年，洗马庄创修南石桥时，共有捐施者229人，最多的捐银十两，最少的几位每人捐银二钱。

上林关村李公成溪自1887年始，前后九年间分四次，捐于书院、义学、夕照寺大钱共二仟六百千文，其中1896年李公就为夕照寺、义学各捐施大钱五万文。

市价及放贷

当时县境中有多家當铺、钱庄，方便资金流动，其放贷时收取的利息，也存有几条记录。

當铺有十四家，《广灵县志》(1991版)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有“双金當”、“魁隆當”和“永和當”三家。碑刻中还保存着为重修寺庙捐施银钱的11家當铺、4家钱铺（棹），分别是：德升當、德恒當、海成當、和景當、金源當、懋迁當、泰来當、永丰當、永升當、永隆當、应急當，恒隆钱棹、恒泰钱铺、合成钱铺、永兴钱铺。

永和當见于碑刻的捐施就有10次，时间跨度超过百年。1896年，永和當为修建洗马庄南石桥“施银一十五两”。另外9次共捐钱18100文，最少一次捐钱一千文。

县令刘务纯于1872年，在圣寿寺大门内纯阳宫设义学，用贷于缸行所生利息，作为延师之需，每年生息钱五十千二百五十文。县志载：“历年积存经费银一千一百余两，生息无多。光绪元年（1875），所有新旧银两按市价易钱，共得五千五百余千文。除用外，以五千一百千文发商生息。每年生息钱五百五十千文八百文，作为书院一切经费之需。”

本金五千一百千文，年生息五百五十千文八百文，以此计算一百五十年前，放贷的年收益率为10.8％。

据《广灵县补志》所载资料测算，1875年银子与制钱的比价为，一两银子兑制钱贰仟零六十文。1881年全县“通共额征地丁钱粮共士兵等银九千二百五十八两二分二厘五毫零。

当时市场上有多种货物销售，对于其价格、租金、劳务报酬，也保留着少量信息；还有人口买卖时的议定价格。

1790年，满洞子鬻妻时，议价为三十贯。

1836—1845年十年间，圣寿寺共入房租六万六千五百二十文。卖树零钱四万三千一百二十文。

1910年，水碾磨粗面者，每斗收大钱五文；磨细面者，每斗收大钱拾文为限。

滴水崖一重修碑文中，刻有1913年书丹立笔钱一千文。

仓储及赈饥

史料中记录着我县几百年中的受灾年份、灾害种类，还有仓储粮米、赈济灾民的具体数目。

据不完全统计，自1500年至1910年共410年间，县境内共有72个年份，遭受各种严重自然灾害87次。其中：明代144年中受灾26次，清代266年中受灾46次。

灾害种类大体有十二种，旱灾最为常见，成灾面积和造成的损失都很大。重大旱情有11次。最早见于1585年“春、夏不雨。”1679年“大旱，至七月始雨。”

1832年发生多重灾情：“壬辰岁，始苦于旱，继潦于雨，终陨于霜，斗米千钱，数十年来未有如是之极也。”邑令李和春在城隍庙设厂放粥，以救时艰。于二月煮粥开放，就食者日增三千。然所及不过十数里贫民耳。而僻在远村，保、抱、携、持，以及茕独无告，不能奔走者，未免向隅。

1680年自春徂夏，土若焦釜，二麦不生，谷黍皆槁。诸生斋戒虔诚，朝夕虔祷，将四十日，六月底始雨。

清代县令于县境内设有常平仓、社仓、义仓。在县治前东偏，内设仓厫22座，共29间，1753年，常平仓储谷二万一千六百零五石二斗七升六合一勺；社仓储谷一千一百三十四石零一升九合；义仓储谷三百一十九石六斗，共计储谷二万三千零五十八石八斗九升五合一勺。

1833年县令在城隍庙设厂放粥。协济银五百两，善士相助得米三百石；通核赈银籴米，共计仓石五百有奇。当年二月始，至四月十五告竣。煮粥开放，就食者日增三千余人。赈米十日，届期裹米而去者，复计四千余众。

1879年又遭天旱欠收、赤地千里，出现斗米千文的饥馑灾象。当时实行银米并捐，未两月，而得银若干，得米二百石有奇。既又米贵而茭子贱，因易得茭子三百六十石，分存各店。越明年正月，先审明各村庄极贫之户，后按名散给领票，于三月上旬在城隍庙分放。公与同城文武诸公，亲督其事，以防侵渔。

1880年，三类仓共计实存一万一千一百石九斗四升五合九勺。仓储谷物，若遇借放，秋后照秋收份数，定免、加息谷，还仓之谷，用以赈济灾困。

数字广灵一文收集的资料，真实记录着明、清时期五百年间，广灵大地上多个领域的量化信息。这些看似枯燥的数据，更像历史长空中那些闪光的星辰，始终坚守在固定的位置；犹如文献资料中一串串奇异的珍珠，依然散发着理性的光彩。如果仔细将这些看似干巴巴的数字联系起来，认真进行解读，便会拼接出具体、生动的广灵图景。这些数字是广灵历史上社会活动的轨迹与遗存，是我们了解先辈当时生产生活生存状况的入门资料与可靠依据。这些资料能够帮助我们从客观的态度，还原当时的社会概貌以及蕴含的文化特色。虽然这些数字还不足以反映广灵明、清时期的历史全貌，但也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一斑，粗略地概括出广灵地域中某些方面更多的文化特征。

明、清时期的数字表明，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自然经济，在广灵境内传承接续。历代先辈遵从风雨晦明、春夏秋冬的节奏，辛勤耕作，务农为主。经过长期的孕育，在境内形成多个相对集中的粮食产区。浓郁深厚的农耕文明世代沿袭，积累蕴含着富有乡俗的文化故事。

明、清时期的数字表明，广灵大地历来自然灾害频发，而少有战乱纷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呈现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的发展趋势，手工作坊、专营店铺逐年增多。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当行、货行、缸行、店行等专业行会。较长时间存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不断增添着求新拓展的文化活力。

明、清时期的数字表明，广灵民众每逢建修寺庙时，总会做出慷慨大方的捐施义举。他们尊崇神仙信仰与佛道信仰，大多会用微薄之力，表拳拳之心。这种普遍认同三教并尊的民间信仰，总会以自认为完美的方式敬神礼佛，交融合祭，共同诉求物阜民安的万年之康，广泛凝聚着充满情趣的文化追求。

明、清时期的数字表明，广灵民众大都具有慈孝、宽容、含蓄、厚道的处事方式与思维定势。这既受惠于传统，又受制于传统。先辈们在特有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氛围中，艰辛生存，顽强发展，铭记乡愁，铸塑性格，积累并形成乐善好施的民众秉性，真切体现着蓬勃向上的文化气质。

这一个个、一串串、一组组的数字，描绘历史变迁，传递历史信息，有着不可替代的存史资政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数字明白清楚，更是因为数字表达准确，说服力强。

明、清时期的数字，虽然分散地存在于广灵不同时期的各种资料中，但很少受客观时空形式、主观好恶倾向等种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因而能够得到真实、清晰的保存与呈现。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历史数据来进行横比，或者纵比，进而便可联到更多资讯，悟出更多哲理，给人启发，引人深思，使我们更加充满自信，不断追求超越，奋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人去世后，为什么要烧纸过“头七”？传统老规矩有何讲究

时间一晃，马上就快到七月半的中元节，七月半俗称鬼节，这是一年当中继清明节之后最隆重的祭祖节日，在去年的时候，咱们还做过一期关于中元节的风俗和禁忌的内容。

中元节，可能每个地方的规矩都有一定的差异，比如有的地方有放河灯的习俗，有的地方有不能在夜间出门的禁忌，但是大部分地区都有在中元节烧纸的习俗，也就是 “烧纸钱”给已故的亲人，老百姓相信，通过烧纸的方式可以让在身处另一个世界的亲人当成地下钱币（俗称冥币）使用，所以又叫“烧纸钱”。

中元节

其实给亡者烧纸的习俗，不仅仅是在清明节中元节这样的传统祭祖活动中才有，人去世后的葬礼上，也必须要烧纸，而且，按照传统的丧葬礼仪，人去世后还有“头七”的说法，比如有些地方是要等七天以后再下葬，还有地方传说去世后的第七日是回魂夜，有“烧七”的习俗，同样也是以焚烧纸钱为主的一种祭奠仪式。

无论是清明节还是中元节，又或者是丧葬祭奠，烧纸都是必不可少的祭祀形式，还有人死之后的“头七”之说，这些老祖宗定下的传统老规矩，到底是不是迷信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传统老规矩，到底有何讲究？

中元节

先来说说“烧纸”的习俗，这个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烧纸，绝对算不上是迷信活动，包括咱们现代的词典、对烧纸的定义也只是说它是一种“民间信俗”，也就是一种接近于信仰的习俗，大概就和过年的时候贴福字贴门神比较类似，比如说老百姓觉得贴门神可以驱邪避祸保平安，但你能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吗？很显然不是迷信。

所以，给亡魂烧纸的传统，也只是一种普遍的传统风俗而已，它是一种祭祀和祭奠的方式，人们用这种方式来寄托对逝者的追思，让祭祀和葬礼更具有肃穆沉重的仪式感。

中元节

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证，烧纸这种习俗大约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人们是把真钱作为陪葬品，但那个时候盗墓贼比较猖獗，经常人刚刚下葬就被人盗走，所以后来就改成了烧纸钱的方式，以纸寓钱来祭灵，并且给这种纸取了一个专用名词叫“冥钱”或者“冥币”，这就是烧纸的由来。

烧纸，最初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兴起的一种以纸代钱的祭奠形式，而“头七”的说法，则要远早于烧纸的习俗，相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还和历史上著名的神医扁鹊有关。

中元节

据说有一年当朝太子突然患上重病，国君命人赶紧去找扁鹊，但是扁鹊当时正游历行医，一时半会也赶不回，等到扁鹊进宫的时候，太子已经死去快七天正准备下葬，但是经过扁鹊诊断发现，太子虽然没有了呼吸，但却并未真正死亡，于是扁鹊施展了自己的医术，太子随后慢慢苏醒了过来。

从此以后，人们就有了头七不下葬的习惯，希望在这几天里还有奇迹发生，当然七天不下葬基本也只能在冬季实现，在夏天可能就很难做到，所以有些地方是三天，然后说第七天是回魂的日子，逝者的阴魂要回家看最后一眼，然后就要正式转入下一个轮回。

中元节

当然这种说法充满神秘和迷信的色彩，但实际上呢，也体现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哀思与不舍，毕竟是生离死别，所以种种祭奠的仪式、都会赋予一些寄托在里面，因此，民间习俗虽然有一些神秘色彩，但却并不能粗暴地定义为封建迷信。

其实现在经常有种人，每天抨击这也是封建那也是迷信，但轮到他家里要办什么喜事的时候，照样会翻一翻老皇历选一个良辰吉日，所以说很多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老规矩老传统，只有弄清楚了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看似迷信的传统习俗。

“三生万物，逢七必变”：说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神奇数字7

古人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般认为，这句话是整个《道德经》的核心，即天地万物，皆出于三。

然而，提起“三”，就不得不说到另一个被赋予了神秘色彩的数字“七”。

正所谓“三生万物，逢七必变”，“7”这个数字里蕴含的自然秘密，比起“三”，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7”所代表的意义也是大有不同，游走在笔锋下的数字到底有着怎样神奇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一一揭晓。

对于古老的中国传统而言，“7”在一众数字中那可是相当受宠的，提起“7”来，古人的各种讲究可多了。

首先，这“三生万物、逢七必变”的说法来源，就很玄妙。

“三生万物”指的是《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句。此处的“一”，具体为太极初始之意；“二”，乃是阴阳两极，即阴和阳；“三”即阴阳两极之相交产物，乃世间万物之意。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略笔提及《道德经》。

《道德经》一书是老子一生参透人生哲学的著作，被称为不废江河万古流之作。“道”一字，极为玄幻，有人追求一生都不得参悟，有人了却尘缘、大彻大悟。

目前，老子思想研究会遍布全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评价老子说道：“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老子的道家哲学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远。

所以“三生万物”之理作为《道德经》的核心所在，其中对自然万物奥妙的揭示影响了几千年，实在难得。

而“逢七必变”的说法一般都是以《易经》中每卦六爻为准，即古人认为，自六爻之后的数字“7”开始卦象就会生变，所以其后变化之多，不宜占卜。

不同于《道德经》对人世自然、生活哲理的参透，《易经》一书，更像是一本穿越千年的神秘之作，至今都令人无法理解。

《易经》，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其中内容涵盖万物，包罗万象，是中华文明真正的起源。

而且，此书主要是以“玄学”为主，上到宇宙无垠奥秘，下到自然存在哲理，无一不囊括其中，可谓博大精深，震撼古今。

此书尤其研究世间万物之推演变化、八卦之说、以及玄学理论，何人能说清楚？但就是这个让人无法参透又极为着迷的玄学，古来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平民百姓、修道之人为之趋之若鹜，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据说其中用阴阳学说印证二进制，对后代计算机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让人无不嗟叹。其中“逢七必变”的观点，让“7”这个数字，在中国历史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7”的神奇表现在哪里呢？我们接下来一一揭晓。

首先，我们常说“七年之庠”。这表示夫妻二人结婚长达七年之后一切矛盾的总称，此时二人的感情到了倦怠期，需要经历一次较大的波折。

那为什么是“七年”呢？

这里面就有一番说法了。科学表明，人体的细胞平均每七年就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细胞不是同时更换，而是交替更换累计，七年后就会全部完成。

而爱情是相关的人和事物促使脑内产生大量“爱情激素”导致的结果，这个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戒断反应的。

没有人能够保持长久的亢奋情绪，也没有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对自己无比熟悉的对方充满，何况还被生活的柴米油盐所累。

所以，七年之后，当双方体内的细胞全部更替一遍之后，从医学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个人已经不是当年你所认识的对方了。

据科学表明，大脑对爱情的倦怠期也就是七年左右，此时双方就会对彼此产生无聊乏味的情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爱情沟壑——七年之庠。

不过人类是高级动物，具有高级智慧，懂得节制方才长远，这也是很多人都熬过漫长的七年，还牵着对方的手一直走下去的原因所在了。

除了“七年之庠”，传统中国还有众多与“7”有着千丝万缕的说法。

第一，天有七星，主要指北斗七星，主位居于紫薇中垣。分别名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

第二，地有七宝，主要指地藏经中的珍宝无数。在《阿弥陀经》中，七宝分别是金、银、琉璃、玻璃、玛瑙、珍珠。

第三，人有七窍，主要指人体部位。是人体头面部七个孔窍，眼二、耳二、鼻孔二、口一，加起来，就是数字“7”。

第四，色有七彩，彩虹的颜色，就是我们常说的“赤橙黄绿蓝靛紫”。

第五，乐有七律，即音律乐谱中的“哆来咪发唆拉西”。

第六，死有做七，这就是真正的轮回之说了。

我国古代信奉鬼神之说，认为人死后，必然是要进入轮回的。而轮回之说衍生出了很多相关理论，这些理论，将“7”这个数字，奉为神明。

古人谓，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一个人死后转世之时，是以“中阴身”存在于死生之间的。

此时他以童子之形游走于天地之间，寻找生缘，七日为一期，总共七期，待七七四十九日后，无论结果是否满意，必得一生窍。

所以我们常说的“做七”，就主要是说，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超度、祭奠，以助其找到轮回之道，托生一心愿之所。

第七，七出之罪，是古代规范女子在夫家生活的条条律律。分别为，无子、淫泆、不事姑舅、口舌、、妒忌、恶疾。若犯其一，夫家便可以将这女子休妻谴回娘家。

除了“七出之罪”与“7”有关，古人还有约束女子的“三从四德”，这加起来，也是数字“7”。由此可见，“7”的用途之广，神秘之说。

我国还有“竹林七贤”等文人团体，他们对“7”也是推崇有加。

行文至此，读者大概已经完全看出来，“7”这个数字的神秘之处以及古人对这个数字的偏爱，它能流传千年，衍生出那么多相关的“周边产物”，实在也不是巧合。

“逢七必变”的说法，自然不是空穴来风。

“7”这个数字不仅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西方文明中，数字“7”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符号。

最为经典的故事就是《圣经》里上帝造万物的故事，而这个故事里的“7”，直接奠定了长达几千年来人们对“7”最为幸运的认知。

传说中，天地混沌之时，是上帝用了7天，创造了这世间的一切。

第一天，上帝将光明与黑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从此昼夜不相见，轮替交织，成就万物。

第二天，上帝创造了空气，弥漫于间，凝聚于上，称为“天”。

第三天，上帝创造了旱地山岩之壁，称为“大陆”；创造了凝水所聚之地，称为“海洋”；接着又在大陆上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果青草、开花结籽的蔬菜以及结满果子的大树。

第四天，上帝为“夜”造就了无数的星斗，寂寥的暗夜中多了繁星点点的陪伴。

第五天，上帝为江河湖海创造了数不清的大鱼小鱼，水中生命；为平原山川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陆地走兽；还为辽阔无垠的天际创造了数不清的飞禽鸟类。一时间，世间生命良多，它们繁衍后嗣，遍布天地。

第六天，上帝总觉得这世间少了什么，最终照着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使其成为这万物之灵的首位，繁衍生息，创造文明。

第七天，上帝眼见万物齐聚、世间安然，便完成了这创世之功。历时六天，他终于歇息了。所以后代人间神父传达上帝旨意，以每七天为一个轮回，第七天便是万物休息之日。

《旧约·创世纪》里上帝创世的故事是西方人眼中万事万物的起源，是人类的诞生。

所以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认为，“7”是一个幸运数字，一周有7天，而第七天就如同上帝创世，是需要停歇的休息日。后来，便又有了“LUCKY7”的说法。

除此之外，“7”这个数字的吉祥之兆还经常表现在西方的文学电影中。

很久以前，在一部电影中，一个男人站在老虎机前，当机器上的数字变成三个“7”的时候，出现了非常神奇的一幕，大量的金币从老虎机澎涌而出，他欣喜雀跃。

剧中的这一幕，其实在潜意识中也是西方文化对数字“7”幸运之意的一种表达。由此可见，在众多数字中，“7”的独特之处绝不是偶然。

风靡全球的《安徒生童话》中，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生活在一起；古罗马历史中，著名的凯撒大帝以其出生的7月为傲，便将自己的名字JULY作为七月的写法，表示幸运之意；在意大利民间传闻中，人们通常认为，猫有七条命，因为数字“7”很幸运......

西方文明对数字“7”幸运之意的起源，除去《圣经》的故事，可以最早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为得到“天圆地方”说法，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天论》中推演，他观测宇宙星辰之变化，认为天际的构成有七层，日月星辰皆依附于上。

所以“7”这个数字被冠上了神秘的色彩，那个时候的人们相信，天有七层，死后的人如果去不了天堂，堕入地狱，那必然是罪大恶极之人。

而七重天堂极乐世界，是留给大善之人的重生之地，他们死后，会被上帝带走。

在西方教堂传颂的《新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彼得问耶稣：“主啊，我的兄弟得罪了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不是七次，应当是七十个七次”。

这是耶稣在告诉彼得，他需要拥有“无限宽恕”的博爱之心，这样才能积累功德。

此处不讨论“神爱世人”的问题，彼得一开始，就提出“7”次，说明在西方人的观念中，“7”是一个十分具有文化内涵的数字。

除此之外，西方人将人类的美德分为七种，分别是信任、希望、仁慈、公正、毅力、节制、以及谨慎。

同时，他们又将人类的阴暗分为七种，名为“七宗罪”，分别是骄傲、易怒、懒惰、贪欲、善妒、贪食、淫欲。

还有《圣经》中关于尼罗河“七只母牛”的故事；毁灭大洪水到来时，诺亚进入方舟之前必须要带的“七公七母”；圣母玛利亚的“七件快乐”和“七件悲伤”之事；以及“七个印章”封印上帝手中书卷的故事等等。

从古至今，从古希腊到当今全球，在上帝的西方世界中，他的世人认为，数字“7”是一个无比幸运的数字。

“三生万物、逢七必变”，看完了全文，我们发现“7”这个数字无处不在，而且除了古老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7”也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数字。

在跨越了种族、宗教，隔绝着万水千山，西方人最喜欢的数字调查结果显示，“7”身居高位，仿佛这个数字，真的会很神奇的得到上帝的帮助。

人们总是寄希望于一些他们喜欢的事物、人物、数字，以此表达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寄托自己的情感，而数字“7”，只是很幸运地被选中了。

但是生活从来都不是因为你得到了关于“7”的眷顾而变得幸运，是你自己的刻苦努力与不服输的顽强赋予了数字“7”不同平常的意义。

在世间人眼中，“7”代表幸运、眷顾、团结、善良...... 代表世间的一切美好。

世人谁知，这幸运，这美好，从来都是你自己的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