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位凝命(正位凝命是什么意思)

一代宗师钱穆的学术人生：正位凝命

——两岸文化探源之九：钱穆故里无锡及西山行——

作者清华大学王名教授

7月上旬和中旬，“三王一苏”来到一代宗师钱穆的故里无锡探访，并借赴昆山参会之隙赶往苏州西山，拜谒了先生陵墓。

无锡，江南一隅，因“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而得名。传曾盛产造青铜兵器所用锡而战事不断，后锡矿绝而农耕兴，渐成富甲江南的鱼米之乡。正应了老子所谓“清静为天下正”。

无锡历来德被四方，才人辈出，远有被孔子尊为“至德”的泰伯，近有我们景仰的一代宗师钱穆。这里因此是我们台湾田野研究所倡导新史观的思想滥觞。在无锡市台办严、汪两位主任及各位同仁的周到安排和陪行下，我们在盛夏时节，先后探访泰伯祠庙、钱穆故里、荡口古镇、钱穆故居、灵山大佛和宜兴陶都，并于7月中旬驱车赶往苏州西山，拜谒了隐入湖山之中的先生陵墓。

谨以《周易·鼎卦》的象辞（君子以正位凝命）为训，整理此行心得，表达我们对钱穆先生的无限景仰，以及对大师故里充满的温情和敬畏之心。

㈠ 至德泰伯

《论语·泰伯第八》记载了孔子对泰伯“至德”的评价：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泰伯之德贵在“让”字。无锡鸿山旧名“让皇山”，钱穆先生一生也以让为德，让名让利，让官让禄，“让与傲骨，终身为士。”

我们来到仰慕已久的泰伯祠庙。

位于无锡梅村镇伯渎河畔的泰伯祠庙，始建于公元154年，时东汉恒帝为纪念古公父（周太王）长子泰伯，敕令吴郡太守在其故宅立泰伯庙，又名至德庙。后历多次毁建，今存为一祠庙结合的明清建筑群。

祠庙内有康熙御笔“至德无名”及乾隆御笔“三让高踪”。内有至德桥、至德坊、大殿三间、东西两庑各三间等。

我们在泰伯庙前合影。

图片01：泰伯庙前

门前一幅抱联：

庶子毋忘 岁月蹉跎怀先圣

苍天有灵 荆蛮教化遇太伯

以表达对泰伯奔吴的怀念。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了泰伯奔吴的故事：

三千多年前，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周太王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想把王位传给他。泰伯为了成全父亲的心愿，三让王位，带着弟弟仲雍，从中原跑到当年荒芜的无锡梅村，建吴国，筑泰伯城，成为吴文化的发源地。后来，姬昌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兴邦演易的周文王，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800年的周朝。

㈡ 大师故里

钱穆故居，位于无锡鸿山镇的七房桥村，上世纪曾因钱家大火付之一炬成为废墟，仅存20平米旧址。如今建成故居，占地约5400平米，尽量还原了昔日钱家旧貌。故居门前有一条叫“啸傲泾”的小河，曾伴随钱家子女成长，潺潺流淌至今。近百年来，啸傲泾见证了这里的群星璀璨：从值得笑傲的钱家，先后走出了钱穆及其侄钱伟长等“一门七院士”。

图片02：在钱穆故居

门前一幅钱穆先生手书抱联，上联取自老子《道德经》：“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下联取自王阳明《传习录》：“知之匪难行之惟艰”。

这副对联道出了七房桥钱家恪守的祖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故居为四进五间的大宅院，左三间是钱氏故居，右两间是怀海义庄。

素书堂是钱家藏书、读书处，当年钱穆先生常在此阅读思考。他后来定居台湾的居所称素书楼，以寄托其浓浓乡愁。

在素书堂合影

怀海义庄的又新小学，是当年钱穆胞兄钱挚回乡后于1908年创办的义学，免费招收族内学子。当年钱伟长最早的课堂就在这里。黑板上方的“读书报国 修德为民”当为校训。我们在教室里拍照留念。

又新小学课堂

怀海堂内置钱令希院士所书、钱家祖传的“钱氏家训”。

怀海堂与钱氏家训

钱穆1895年7月30日生于斯。

钱氏为吴越王钱镠后人。钱家在北宋真宗年间从浙江嘉兴迁徙至无锡，其后人中一支落脚在啸傲泾并给七子建七间大宅院，故名七房桥。七房桥钱家恪守“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向以文史传家。钱穆父钱承沛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16岁以县试第一名考上秀才。但因体弱多病，三次乡试不中。遂成立私塾开馆授徒。钱穆受家学熏陶，七岁入私塾，父亲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成为他的启蒙之师。但不幸在他12岁时，父亲撒手人寰。家徒四壁的钱家兄弟，靠怀海义庄的资助完成学业。知恩图报，数年后，钱挚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后选择师范班，毕业后回乡创办了义学。

探访期间，在无锡任职的校友匡辉专程赶来，他是我在清华执教最初课上的学生，如今从政一方。令人深感桃李之幸。

清华校友小聚

㈢ 古脉荡口

荡口古镇是钱穆先生读小学的地方。

荡口原名“丁舍”，相传为24孝子之一东汉人丁兰的故里，后因地改名。江南一带称浅水湖为“荡”。荡口古镇距今有千年历史，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古脉绵延。

荡口古镇

荡口古镇有钱穆先生旧居。

荡口钱穆旧居

1904年，钱穆与哥哥钱挚一起考入新式小学——荡口镇果育学校，他们全家租住在小镇的王氏祖宅中。

果育，出自《周易·蒙卦》的象辞“君子以果行育德”。在果育学校，钱穆学业优异，连跳三级，幸得钱伯圭、华倩朔、顾子重、华紫翔等多位学术渊博的恩师指点，开启了他日后喜治史地、重史观、有强烈家国情怀的治学风格。

小学毕业后，钱穆和哥哥一起考入创办不久的常州府中学堂，他有幸结识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遂成至交。四年级时钱穆因参加退学，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不久辛亥革命发生，学校解散，没有拿到毕业文凭的钱穆辗转回到家乡七房桥任教。

从此，钱穆开启了他的学术人生，兀兀八十年，成就一代宗师。

㈣ 一代宗师

钱穆，字宾四，号七房桥人、素书老人。从18岁潜心进入学术殿堂起，凡泱泱八十载，历七度转型益进，正应其“每转益进说”，合《周易·复卦》卦辞所示之“七日来复”，终成“三不朽”之士者宗师！

⑴ 十年小师

1912-1922年，钱穆做了十年乡村小学教师。

钱穆第一份教职鸿模小学

他辗转在家乡梅村、荡口和后宅的四所小学任教，讲授国文史地，诵读儒家经典，息念静坐独行，尝试著书立说。期间逐渐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治学方法和知史门径。

他的第一部著作《论语文解》作于并出版于此期。京沪多家报刊上也出现了他的美文。

⑵ 八年中师

1922-1930年，钱穆走出家乡，他先后在厦门、无锡和苏州，做了八年中学老师。

在厦门，他任教于集美中学，给高中毕业班讲授国文。他用课余时间通读并注解《船山遗书》，读注《楚辞九歌》，这些都为他后来的著述打了底。为抵制校长开除参加的学生，他辞职回到了无锡。

在无锡，他任教于省立第三师范，从初一到毕业班，每年兼开一课。他的课精彩纷呈，不仅讲得好，且每次课都自编讲义，将研究思考心得写出来。他主讲《论语》，编讲义成书《论语要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主讲《孟子》，编讲义成书《孟子要略》交上海大华书局出版；他主讲“国学概论”，编讲义成书《国学概论》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八年中师的钱穆

在苏州，他任教于江南著名学府苏州中学，任国文首席兼高三班主任。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并继续打磨学问，著书立说。他自学日语并译《周公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读注日语《孔子研究》（蟹江一丸著），多有心得，终成《论语要略》一书；他写成《墨子》《王守仁》两书，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他完成《先秦诸子纪年》初稿并交顾颉刚审读，惊得美言“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最后，他以《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发表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力驳康有为伪经说，震惊学界。

时值北伐，天下剧变。钱穆于江南一隅，先后执教中师八年，潜心治学，于教书育人之际勤耕勉著，一批彰显其功力的文史新著频频问世，他有幸结交钱博基、唐文治、蒙文通、陈旭伦等文史名儒，初识胡适，并得顾颉刚这位名满天下的史学大师力荐，终于走到了大师的门前。

⑶ 八年大师

1930-1937年，钱穆北上京城，在中国最顶尖的一流大学燕京、北大、清华任教，以“北胡南钱”享誉学界，并出版一批不朽名著，成就学术大师。

在燕大，钱穆精彩的授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至今穿越时空仍长久地回荡在师生的记忆中，他强大的文化气场也迅速感染了这个著名的教会大学，“穆楼”、“适楼、”“未名湖”等有着华夏文化印记的名称皆因他而起。

在顾颉刚的力荐和胡适、傅斯年的盛邀下，钱穆转年受聘于北大，任历史系副教授，讲授秦汉史、中国上古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转年他升教授又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并从1933年起开设贯通一年的《中国通史》课，又在清华历史系兼课。

北大教授钱穆

身材矮小、南音国语的钱穆在京城的讲坛掀起了一股轩然大波，他的讲课精彩纷呈，不仅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且观点鲜明，充满智慧。

几十年后，弟子们依然记得他讲课的风采：

“他讲课每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何兹全）

“宾四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小小个子，可是讲起中国历史来，见解新颖，史实的援引，尤左右逢源，历历如数家珍。…越说越有劲，思想间带着史实，如江河之下泻，一路下来，两小时便不知不觉过去了。”（詹耳）

钱穆自己也这样形容：“一登上讲坛，发言讲论，讲到得意处，不但不见下面有大群人，也浑忘天地人世，连自己也都忘记掉了；只是上下古今毫无顾忌地任性尽情地发挥。淋漓尽致，其乐无比。”（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

慕名来听钱穆课的，除了历史系的学生外，许多其他院系的学生以及京城其他大学的学生也都来旁听，教室换了又换，最后换到数百人的大礼堂，依旧坐立皆满，连北大清华的教授夫人们也蜂拥而来，据说她们上午一窝蜂去听胡适的课，下午一窝蜂去听钱穆的课，遂有“北胡南钱”之美誉。

来到一流学府的钱穆如鱼得水，他在著述上也频频发力。1935年底，他的扛鼎之作《先秦诸子系年》问世，这部耗时十二年的大作甫出，震惊学界。顾颉刚赞之“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陈寅恪盛赞：“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心得极多，至可佩服”。钱穆晚年回顾也颇自豪曰：“惟《诸子系年》贡献实大，最为私心所惬。”1937年5月，钱穆又一力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问世，这本与梁启超同名之作，是钱穆在北大授课讲义基础上历五载写成，旨在弘扬经世济民、以天下行为己任的宋学精神，为即将进入全面抗战的中国提供思想武器。此外，他还撰写《周初地理考》、《秦三十六郡考》、《楚辞地名考》等多篇考辨古史地理的论文，在沿革地理的研究上“贡献为最大”（顾颉刚语）。

京城八年，钱穆在北大清华等大学讲坛叱咤风云，于学术发表日臻成熟，他亦广交学界名流，闲时遍览书市，偶或登山览胜，承大师之胸怀。

⑷ 八年史师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钱穆随校南下，经香港转长沙，半年后又历经艰辛转赴昆明，至1946年的八年间，他先后在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任教，期间出版巨著《国史大纲》并提出划时代的新史学，成就一代史学大师。

离开北平前，钱穆将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做了精心改造，在箱底做出一个夹层，放置他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而成的五六大本笔记。在长沙、蒙自、宜良和昆明的联大课堂上，他继续讲授中国通史，并不断丰富讲课笔记。他的课延续了北大时的盛况，总是被安排在联大最大的教室，且场场火爆。挤满了学生的教室中，钱穆有时只好踩着学生的课桌才能走上讲台。

西南联大教授钱穆

在好友陈梦家的多次劝勉下，钱穆下决心将课堂讲义改写为《国史大纲》。1938年5月，在蒙自那阴雨连绵、空袭频仍的恶劣环境下钱穆开始动笔写作。后因校舍返迁昆明，他转地宜良，借住在城外一寺庙山楼中。这偶得的寂静山居，成为钱穆写史的最佳处境。至1939年6月，历13个月，30万字的《国史大纲》终于完稿。在重庆国难版的扉页上，他写下一行字：“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以表达“书生报国”之志。

国史大纲出版封面

书成之后，钱穆又写了两万字的“引论”发表在《中央日报》（昆明版）上，以说明该书主旨，并一再强调他所坚持和呼吁的“今日急需的新史学”，乃“一种简要而系统之通史”。他说：

“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疑难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因此，钱穆所倡导的“新史学”，有着鲜明的中国立场和中国性格，旨在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价值和文化精神。他严厉批判“革新派”的历史虚无主义和“考订派”以科学之名“整理国故”的客观主义，主张在历史研究中本诸史实，先务大体，通览全史，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反复中觅取动态并揭示有着客观规律性和必然趋势性的“内在通道”。

钱穆反复强调：对待本国历史必须持有“温情与敬意”。他说：

“所谓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国史大纲》出版后一直享有盛誉，影响空前。陈寅恪、张其昀等史学大师盛赞此书，顾颉刚在比较评价20世纪前期中国通史方面的诸多著作后称“钱穆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大。”多年以后，著名学者许倬云评价此书“至今还是中国通史中难以代替的名著。”

⑸ 四年文师

《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先在齐鲁大学讲学，后返乡侍母一年，期间撰写《史记地名考》一书，后入蜀先后在武大、复性书院、浙大等流亡四川的大学讲学，期间开始转向文化研究。抗战结束后，因与胡适、傅斯年结怨未被邀请返京的他先在昆明五华书院，后至无锡江南大学，潜心致力文化研究，成就一代文化大师。

在蜀期间，钱穆应国立编译馆的委托撰写宋元明清四朝学案中的《清儒学案》，该书原稿提交后迟迟没能付排，抗战胜利后书稿装箱在江轮运输中不幸坠落，致使钱穆多年努力付之东流。所幸该书序言已提前发表在四川省立图书馆的《图书集刊》上，可从中窥见书的框架及核心观点。钱穆在书中提出了文化及学术思想演进的“每转益进说”，主张“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图穷而必变。”这一观点解释了中国历史发展虽多次被打断，文化演进屡遭挫折，却总能逢凶化吉不断发展进步，遂成为钱穆民族文化主义思想的基石。

1941年至抗战结束后，钱穆为《思想与时代》杂志先后撰写了42篇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论文，期间《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完成并出版，他的民族文化史学体系大成。其核心观点概述如下：第一，中国文化的真正摇篮是黄河三角地带，即黄河的各条支流汇入主流时相交形成的三角地带，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摇篮；第二，中国文化的演进分为四期，即先秦的宗教与哲学时期，汉唐的政治与经济时期，宋元明清的文学与艺术时期，以及最近的科学与工业时期；第三，中国文化是一种包容性和同化力很强的文化，具有融合会通的文化精神和有容乃大的文化气魄；第四，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是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差异。

1946年秋，钱穆任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主讲中国思想史，又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一年后转赴江南大学教授中国通史和秦汉史，期间完成《湖上闲思录》和《庄子纂笺》两部书稿。

⑹ 一代宗师

1949年初，钱穆应华侨大学之邀前往广州讲学，偶遇好友张其昀，共商赴港办学，遂于是年秋迁香港，开始了创办新亚书院的艰难岁月。期间因缘际会，喜结良缘，大功垂成，一代宗师在享誉世界的同时终于“王假有家”。

独自赴港的钱穆和几位友人一起，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开始创办一所以文化为宗旨的新大学。1949年10月10日，名为“亚洲文商学院”的夜校开学，这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次年，更名新亚书院，钱穆为之提出宗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新亚以“求学与做人”为学规：“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崇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为学与做人，恰是钱穆人生最高境界之两端。

新亚初创，除招生并开课外，又面向社会开设文化学术讲座，钱穆和唐君毅等创办人均亲自上阵，自1950年冬至1955年初，四年共开139讲，在扩大书院影响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国文化精神。

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

为维持书院运营，钱穆等人不得不四处筹款。他不得已多次赴台演讲，并向台湾当局申请资助。期间陆续将演讲稿汇集成书，先后出版了《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

一代宗师钱穆

1953年4月16日，钱穆在淡江大学文理学院刚落成的惊声堂演讲，突然屋顶塌陷，被落下的水泥块击中头部。在医院养伤和康复期间，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探望相陪。日久生情，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1956年1月30日，27岁的胡美琦与61岁的钱穆喜结连理。漂泊多年的钱穆终于有了家的归依。钱穆在简陋的婚礼上写下一副对联：

“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幸有凤来仪。”

恰如《周易·家人卦》所喻：“王假有家，勿恤，吉。”

钱穆与夫人胡美琦

正在钱穆为新亚书院经费问题困扰不已之际，美国雅礼协会、亚洲协会、福特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等慈善组织纷纷关注新亚书院，并先后伸出了援手。不久，港英政府也开始谋划在新亚书院和另外两所私立学院基础上筹建新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随之启动。

在港期间，钱穆先后获颁香港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他并先后赴日、赴美、赴英、赴法、赴意讲学，其学术声望日高，影响遍及全球。

同时，港英当局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新大学的筹建，1963年10月17日，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正式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因理念的冲突，1964年7月，获新亚董事会同意，钱穆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居港办学“生平最忙碌之16年”终于落下了帷幕。

⑺ 不朽士师

辞职之后的钱穆，很快开始制订他人生最后一个宏大的学术计划：系统研究朱子。他在港的最后一段时光，避居在青山湾的一所小楼中每日研读《朱子全集》，后应马来亚大学邀请赴吉隆坡讲学，也日夜阅览《朱子语类》。1966年，随着大陆“”的开始，夫妇俩决定赴台定居，这位不朽士师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光到来了。

来到台湾后，钱穆先租居在台北的一处公寓，同时着手自建住房，为此他和夫人踏勘台北各地，最后选中翠林幽谷、靠近故宫博物院的外双溪，并拿出全部积蓄准备购地建房。此事被蒋经国得知后，从胡美琦处索来图纸对钱穆说：“老师不必费心了。”随后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在蒋经国督办下，小楼很快建成。钱穆名之“素书楼”，以怀念童年时读书的地方七房桥钱家大院的素书堂（图片03）。

1968年7月，钱穆夫妇喜迁新居。

随后，钱穆以近全票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绿荫参天、清溪幽谷、鸟语花香、优雅恬静的素书楼，钱穆继续他的朱子研究。

1969年11月，历时近四年的浩大学术工程《朱子新学案》终于完成。洋洋200余万字、五大卷本的这一著作，将朱子学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钱穆以思想、经学、史学、文学之四脉，全方位还原朱子的哲学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之本色，彰显朱子集近古儒学之大成的儒宗地位，使其与孔子呈文化双峰之势。

为便于阅览理解，钱穆又续写《朱子学提纲》一书，作为全书概论。

1971年9月，《朱子新学案》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学界和媒体盛赞其为“当代朱子”。

这是钱穆学术思想最为成熟和鼎盛的收获期。搬入素书楼后，他以一楼客厅为讲堂在家中设讲座，后应友人张其昀之邀担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校方为照顾他身体答应在家授课，直到92岁高龄。期间陆续有学生录音整理，先后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理学三书随札》、《双溪独语》等新著，又编写了《孔子传》、《理学六家诗钞》、《中国学术通义》三本新书，并陆续编写整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其他散篇论文后汇为专辑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灵魂与心》、《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与世界局势》、《中国文化十二讲》等。

钱穆在素书楼授课

1986年6月9日，92岁高龄的钱穆在素书楼为博士生上最后一堂课。

他以“正视历史，胸怀中国”为题，谆谆告诫众学子：

“最要一句话，我劝诸位：你不要忘记了自己是一中国人！这是一切大本大源之所在。第二点，要根据这本源来规定自己学问路向，来改良社会风气。”

1974年夏，已届80的钱穆与夫人南游台湾多地，在八天的行程中他写成《八十忆双亲》一书，怀念故去的父母和兄长；后又完成《师友杂忆》一书，追忆一生所遇诸师友。这两本书后来合刊出版，影响很大。钱穆很快得与惜别30多年的子女取得联系。1980年以后，他和夫人多次来到香港，先后见到五个子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和钱辉，以及长侄钱伟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在荷兰进修的长女、清华大学教授钱易几经周折，终于来到台北家中，在素书楼与父亲相伴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月光阴。

不朽士师钱穆

1990年6月，在等人的恶毒攻击下，双目失明的钱穆被迫搬出素书楼，三个月后在落寞中病逝。

不朽士师隐入历史，享年96岁。

㈤ 正位凝命

《周易·鼎卦》象辞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隐入历史的钱穆灵骨，在台北永明寺暂安后，于1992年1月9日归葬故里无锡，以正位凝命。

2021年7月中旬，借赴昆山参会之隙，“三王一苏”一行赶往太湖西山，探寻并拜谒隐入湖山之中的钱穆陵墓。

从百度地图查到“钱穆之墓”后，我们一路驱车。

下午3点，骄阳似火，一行抵达秉常村。

导航显示尚有几百米，却前无行路。

下车询问两处居民无果。

沿山边小路上山下山，左行右探。

遇几位悠闲老者在树下摆牌局。去问路，虽听不懂方言，却也清楚地出现了“台湾先生”的发音！一老者热情起身，指向山根的方向。

循着山根，穿过一片橘林，走到一三岔路口，眼前一棵巨大的银杏树，这便是书上提示的第一个路标么？

树上结满巨大的银杏果。

山腰小院中走出一位老者，热情地告诉我们上山前往墓地的路线。

在下一个路口，遇一对担挑农具的夫妇，一路带我们上到下一个岔路口，指着上山的小路说：“就在山上边，走上去就到了。”

眼前出现第二棵银杏树，结满硕大的银杏果。

果然，正位也！

山上层层密林，道道山脊，一行大汗淋漓，却大喜过望。

在几乎无路可寻的半山之中，远远地，现出一个墓地！

我的心几乎跳出山野，深情地报一声：先生，我们来了！

先露出头的，是几个幽若路标的界石，曲导向上。

在水泥和石板垒砌的台阶之上，有一片安详的圣园。

钱穆先生墓

这就是归隐在太湖西山中正位凝命的钱穆先生之灵么？

这就是在每转益进中经历了十年小师、八年中师、八年大师、八年史师、四年文师，而至一代宗师，终至不朽士师的钱穆先生的精神之鼎么？

足令我们在为学与做人的精进之中鼎礼膜拜！

我们从周围树林中采集各种青草鲜蕾，扎成花束，献上我们的心意。

一行鼎礼，躬身，膜拜，致敬，感恩。

拜谒礼毕，一只神鸟久久停在墓园亭尖，发出亲切的啼鸣。

墓园亭上的神鸟

祂必是先生的使者，来传达告慰的信声？

想起日前隐匿在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楼前小树林中那尊铜雕像，与之相比，这里虽隐入湖山之中，却实属正位凝命。

有感此行，玉宝先后赋两诗以证：

《七律•访钱穆故里谒泰伯陵庙》

滂沱梅雨寻梅里，

陵庙巍巍啸傲游。

泰伯三谦成至德，

素书两岸叹危楼。

春风秋月无时竟，

文治武功当代休。

犹得青铜身等铸，

难循道统使人愁。

又及：

《五律•觅钱穆先生墓终得见》

素书楼尚在，

两岸信同心。

久慕先生德，

今为后辈寻。

树深人失径，

道渺鸟知音。

极目西山翠，

湖光落日沉。

此文行于孟夏，成于仲秋，期间被诸多事情打断，深感不安。好友杰师十年前历尽艰辛出版了《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凡80余册，为钱穆学在大陆传播立下汗马功劳，我也借此机会多读了几本，受益弥深。此文虽为游记，亦当表达我辈后学对钱穆先生的温情与敬意，以及努力进学的决心。

感谢无锡台办的严、汪两位主任，以及陪同和帮助我们调研的各位同仁！

期待着我们携手，共同推进钱穆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弘扬光大，以温情与敬意共同开创两岸文化传承的文明新纪元！

2021年10月5日

于双清园求阙堂

正位.凝命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易经·火风鼎卦》

［译文］

《象传》说：木上有火在燃烧，这就是鼎卦。君子由此领悟，要端正职位、完成使命。

［注解］

①离为火，巽为木。木上有火，鼎就可以烹煮食物。

鼎卦与具体的鼎孰先孰后，是‘观象制器’，还是‘取象于器’？程颐说:‘圣人制器，不待见卦而后知象，以众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设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后，不害于义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为也。曰：固人为也，然烹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则可用，此非人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虽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复用器，以为义也。’

②君子见鼎之端正厚重，所领悟的是‘正位’以及‘凝命’。

‘正位’为端正所处的职位，尽忠职守。

‘凝命’即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完成自己的使命。‘凝’为聚止、完成。

《易经》：读懂这三句话，人生没有怨言

八大山人 《野荷清趣》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因心存恐惧，而自觉地修德省过。

战国时期，鲁国国相公仪休爱吃鱼，别人争相送鱼给他，但他坚决不受。

他认为，收了别人的鱼，早晚会被革职查办，自己再不会有薪俸买鱼吃了。

一个人心中有敬畏，就不会做太出格的事。

心中多了这份敬畏，我们就能更好的约束自己，善待别人。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人幻想一夜暴富，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害人不浅。

很多人为了成功，突破底线，不择手段。

到头来，身败名裂一场空。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学好几年，学坏几天，守住心中的原则，才能行有所止，反省改过。

八大山人 《荷花翠鸟图》

正位凝命，指摆正位置，找准自己的方向，凝聚力量，以完成自身使命。

周国平说：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好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

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循规蹈矩，活在别人眼里，只能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位置。

如果李白去当官，那么中国会多一个不入流的政客，少一个天才的诗人。

如果李广从文，那么中国就会多了一个不入流的文人，少了一个彪悍的将军。

人生一世，一定找到自己的位置，努力活出自己。

精卫填海，日夜不息。

朝着一个目标，用自己所有力气，不忧惧，不彷徨。

哪怕最终失败，却也不枉此生。

找到你自己，成为你自己。

一个人年岁渐长，却没有一天为自己活过，那么他的一生，到底为谁活着呢？

八大山人《荷花图》

《易经》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

解释为渡河不成。

因为不成，所以有后续。

由未济，再次回到乾卦，达成一个循环。

六十四卦，时刻都在变易之中，没有完满，没有结束。

很多人总是抱怨生活苦，希望有一个一劳永逸的happy ending。

然而并没有。

我们希望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不受束缚。

希望可以有不再焦虑的彼岸，有真正的完满。

而事实是，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在祸福中轮转。

弘一法师去世的时候留下四个字：悲欣交集。

真实的人生总是泥沙俱下，有笑有泪。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明白这一点的人，就不会太过执着。

不执着于悲，不沉浸于喜。

所以看透世情的人，都带着一份独特的平静，因为他们知道，事情还远没有结束，一切都将是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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