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排名(帝王谥号排名)

古代文臣最高的谥号是什么？原来，“文正”只是第二等

《逸周书·谥法解》记载，西周初期周公旦制谥，用以对已故之人盖棺定论，根据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文字，长短字数不定，或一两字，或二十余字，字数不定。

在二千年的封建王朝中，经天纬地的文臣，犹如海中之沙天上繁星层出不穷，萧何、房玄龄、韩愈、王安石、司马光、张居正等，他们既是忠臣也是能臣，更有大毅力大勇气，建立了一番大功业，那么盖棺定论时，封建王朝给了他们什么谥号呢？鲜为人知的是，在历代这些文臣中，“文正”谥号只能算第二等，第一等只有王安石、朱熹等数人获得过。

战国时期，随着列国战争升级，列国或多或少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秦国改革最为彻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功爵制度，将爵位与军功牢牢挂钩，而一般职位又需要相应的爵位，因此先秦很多官员能文能武，或者说当时文武还没有真正分开，比如吴起与商鞅既是改革家又是军事家，当时也没有人觉得文官就不能打仗。

汉朝初期，刘邦论功行赏排位次时，群臣以传统思维看认为曹参战功最大，应该排在功臣榜第一，但关内侯鄂君指出没有萧何在后方源源不断的支持，刘邦早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应该是萧何第一、曹参第二，此言正中刘邦下怀，于是就将萧何排在第一位。将一位管理后勤的、没有一点实际军功的萧何排在功臣榜第一位，这是史无前例之举，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邦夺得天下的必然性，因为他对张良、萧何、韩信等分工明确，又重视相关文职工作，组织架构远比项羽更完善更先进。更为重要的是，自萧何之后，文臣的作用慢慢得到高度重视，他们的地位也急速提升，到了汉唐时已可与武将集团分庭抗礼，到了宋明时期已经压过武将集团。

由于萧何对汉朝的贡献，在他死后按照谥号原则，汉朝定下“文终”之谥，同时代的张良谥号是“文成”。按照谥号原则，顶级文臣谥号一般以“文”字为第一字，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搭配的字有贞、成、忠、端、定、简、懿、肃等，以强调其人的特点，也就是通常用“文X”评价某人一生。

由于汉朝文臣武将区分还不明显，文臣放下笔墨可做武将，武将放下刀枪亦可作文臣，因此也没有什么文官最高谥号之说，但到了唐朝之后，文臣最顶级谥号约定俗成的是“文贞”或“文正”，北宋司马光说过“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即所谓“生封太傅，死得文正”者也。相传明朝时期，内阁首辅李东阳弥留之际，杨一清探望他说要给“文正”谥号时，李东阳激动地跳起来向人磕头，以至招来时人讥笑。到了清代，“文正”谥号的拟定，“悉出特旨”，群臣无权建议，尊贵无比。由此可见，在文臣心目中“文正”谥号已经成了终极梦想。

唐朝时期，文官的最高谥号是“文贞”，其中“贞”是忠于信仰和原则，坚定不变的意思，因此文贞的评价就非常了不起了，得到这一谥号的只有魏征、张说、宋璟等寥寥几人，其他的比如房玄龄是文昭，狄仁杰是文惠，张九龄是文献。

宋朝时期，由于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为了避讳，同时谥法文献中有“内外宾服曰正”之说，于是就将“文贞”改为“文正”。自宋朝以后，文臣得到的最顶级的谥号就是“文正”，一直延续到了清朝。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司马光说得并不正确，因为文臣谥号中还有一个比“文正”更高级，这就是单谥“文”！

从历史上看，得到“文”之谥号者只有寥寥几人，即春秋时的孔文子孔圉、季文子季孙行父，唐朝韩愈与白居易，宋朝杨亿、王安石、朱熹。不过，尽管这几个人都得到“文”之谥号，但其中部分在当时并不算最顶级的谥号。也就是说，有的时代算最顶级的，有的时代不算。

孔圉是卫国政治家，曾经以下犯上攻打国君，被授予“文”之谥号时，子贡疑惑不解，孔子解释说孔文子这个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因此孔文子的谥号更多的表现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面。但孔子这个解释放在季孙行父身上就不准确了，因为季孙行父是一位重磅级的改革家和权臣，执政鲁国33年，厉行节俭，开一代俭朴风气；开初税亩，促进鲁国的改革发展等，都与学问没什么关系。因此，孔文子与季孙行父的谥号尽管都是“文”，但从两人生平来看，“文”代表的评价无疑是不同的。

唐朝韩愈的政坛生涯几起几落，官职最高才吏部侍郎，为人胆大包天，气的唐宪宗要杀他，与宰相关系也不好，这是一位职场“刺头”，后来唐穆宗选择包容韩愈，将他提拔为吏部侍郎。韩愈去世之后，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韩愈的谥号高不高呢？在韩愈之前，唐朝严郢议谥时曾说：“国家故事，宰臣之谥皆有二字，以彰善德焉。”从唐朝到宋初，正是中国谥法变革期，围绕一字谥与二字谥争论不休，当时二字谥号仅占27%，因此一字谥易得二字谥难得，所以严郢才会说二字谥尊贵，需要一定的政治地位才能获得，即“双字为美，单字次之”。由此不难看到，韩愈、白居易、宋初杨亿的“文”之谥号，显然只能算是较高的评价，远远达不到无比尊贵的程度。

宋仁宗之后，谥法改革，一字谥与二字谥争论结束，之后除了极少数人是单字谥，其他的无论官职大小都是二字谥，这时反而就凸显出一字谥的珍贵了。更为重要的是，从王安石的谥号由来可知，“文”之谥号在当时最为尊贵。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而高太后在宋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因此她垂帘听政后，立即启用保守派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同年，王安石去世，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以保守派对变法的态度，自然不会给王安石什么好脸色。1094年一心想要变法的宋哲宗亲政，立即启用支持新政的章惇执政，而章惇是王安石的铁杆支持者，这时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赐给“文”之谥号。

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文之谥号属于“隐其恶也，似褒实贬”，但实际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宋哲宗准备启用推行新法，给已故领袖王安石以崇高名位，既能表明态度，也能得到支持，因此宋哲宗给王安石的谥号必然是最高褒奖。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王安石的地位又一次被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死后谥号是“文正”，而蔡卞无论在文学还是在治国领域都无法与王安石相比，那么蔡卞的“文正”谥号怎么可能比王安石的“文”之谥号等级高？

其实，宋哲宗给王安石“文”之谥号，原因就在司马光说的“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上，因为司马光是保守派代表，全面推翻了王安石变法措施，让一心想要变法的宋哲宗恨之入骨，所以给王安石这个谥号，是让王安石压住司马光一头。

除了王安石之外，朱熹得谥经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之谥号的最为尊贵。

宋朝理学大家朱熹晚年时，宰相韩侂胄上台后，为了打击异己，尤其是主和派，于是策划了“”事件，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后来禁绝朱熹理学，贬谪以宗室赵汝愚为代表的大臣，史称“庆元”，而朱熹就在血雨腥风的“庆元”运动中去世，死后八年没有谥号。

后来，韩侂胄北伐失败被杀，史弥远等上台，庆元结束，群臣讨论朱熹谥号，在“文正”或“文忠”之间摇摆不定，后来刘弥说“孔氏之道，赖子思、孟子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明者复晦，由汉而下暗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焰，至公圣道粲然矣！”将朱熹提升到接续孔子绝学的地位，于是宋宁宗赐朱熹谥号为“文”，配享孔庙。显然，从朱熹获谥经历来看，“文”要比“文正”更为尊贵。

值得一提的是，宋仁宗之后的单字谥号者开始变得尊贵，比如王安石谥“文”、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张栻谥“宣”、吕祖谦谥“成”等，他们基本上都配享了孔庙，其中王安石不仅配享孔庙，还配享了太庙。由此不难看到，宋朝文臣第一等级的谥号无疑就是“文”，而非“文正”。

由于不同时代“文”之谥号的尊贵程度不同，显得这个谥号比较混乱，远不如文正谥号严谨，加之文正这个谥号有司马光的“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这句话的加持，于是后世就将文正视为文人最高等级的谥号。

历代文臣最强谥号文正、忠献、忠武，谁才是真正排名第一的谥号

谥号是古代对于一个人的终极评价，有盖棺定论的意思，不仅帝王们都有，文臣武将们也有，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谥号，只有那些对于王朝做出一定贡献的人才可以获封谥号，文武文武，文臣以文字开头，武将则以武字开头，还有一些以忠为开头，搭配各种字就成为文成武将的谥号了，当然除了美谥之外，还有恶谥，赐给一些罪大恶极的人。

范仲淹让文正名垂青史

当然谥号众多，自然要比个高低，其中文臣中的谥号有文正、文忠、忠武、文臣、文襄、文端、忠献等等，那么这些谥号中，谁才是真正排名第一的谥号呢？

其实早在宋朝之前，文臣们的谥号很多，大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排名第一的说法，因为每个人的谥号都比较随意，没有风一二三四等级，都是根据其功绩和能力来给予，因此没有完全排名第一的说法，而且还有单字的谥号，比如杜如晦谥号“成”、秦琼谥号“壮”、魏征谥号“文贞”、高士廉谥号“文献”、房玄龄谥号“文昭”、虞世南谥号“文懿”等等，这些都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功绩和能力其实都很重要，不过却没有以谥号进行区分等级，谥号只是代表他们的功绩。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如果说唐朝之前真正可以拿得出手的，被视为最高的谥号，那就“忠武”了，第一个获得“忠武”这个谥号的是汉朝的莎车王延，似乎并不是很有名，他是匈奴人，因为“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去世后被追谥为“忠武”。

而在他之后得到“忠武”人，很多都是大家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如诸葛亮、司马师、温峤、王猛、高长恭、尉迟恭、郭子仪等等，尤其是司马师，当时司马家已经位极人臣，就差篡位了，而给自己人司马师上谥号“忠武”，也是他们肯定这个谥号是他们所认定的最高谥号了。

文献是司马家认定最好的谥号

有人说两宋时期，最高的谥号莫过于单字“文”了，虽然地位看上去有些超然，但实际上也超然不到哪里去，单获“文”谥号的有王安石，当然他比较特殊，其余获得“文”这个谥号的有欧阳修、杨亿、王洙等等，他们都是文学家，因此给他们单个的“文”主要体现他们在文学方面的突出，至于其他方面不太明显，因此不会在加其他字。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朝首次获得“忠献”谥号的是北宋开国功臣赵普，赵普对于北宋的功绩可以说是伴随着北宋，也是开国功臣中第一的存在，他策划了陈桥兵变，协助赵匡胤建立了北宋，北宋建立后担任宰相，并且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策略，并且完善了宋初的各种制度，为宋初统治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他是宋初文臣最高的一位。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

其次获得文献的是韩琦，一生经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先后两次册立之功，并被拜相，去世后不仅被追谥王爵，到了清代还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可以说韩琦也是北宋中期位极人臣的文臣了。

韩琦

至于后面得到文献的，就是著名的权臣秦桧了，虽说秦桧后面名声臭大街了，但是在当时秦桧可是真的位极人臣的存在，不仅朝廷内外党羽遍布，甚至宋高宗身为皇帝都畏惧秦桧，以至于在自己的靴子里藏有匕首，以防不测，而在秦桧去世后，他的谥号也是“文献”，这样代表当时他的文臣党羽们在所有谥号里最好的和最高的。当然到了宋宁宗时期，改谥号“谬丑”，但不影响“忠献”在当时文臣谥号心中的地位。

秦桧

而后面让人觉得“文献”名声不行的是另外一个和秦桧一样的人，这就是史弥远，他在南宋后期专权26年，深受宋宁宗和宋理宗的宠幸，但他坚持投降政策，杀害主战派的韩侂胄，并且祸国殃民，搞的民不聊生，至于为何会得到“忠献”这个谥号，就是因为史弥远大力支持朱熹的理学，直接改写了理学学派千年的命运，可以说是理学发展的恩人，去世后自然会被理学的文臣们追捧，甚至连宋理宗的庙号“理”都是理学的含义，自然被他们追谥最高的“文献”了。

南宋权臣史弥远

只不过因为秦桧和史弥远都得到“文献”的谥号，名声太臭，这个不错的谥号后面基本没人使用了。

在明清时期，有“生晋太傅、死谥文正”的说法，因为从明清开始，“文正”这个谥号成为文臣的最高荣耀，而且一般人都不会得到。

“文正”其实就是“文贞”，在宋朝的时候为了避宋仁宗的名讳而改为“文正”，第一个获得“文贞”的名臣就是唐朝的魏征，后来人因为崇拜魏征，以获得这个谥号为荣，不过当时文臣的谥号还是“忠献”的天下，让“文正”开始步入大家视野的是司马光，当年宋仁宗想给自己的老师夏竦以“文正”的谥号，结果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尤其是司马光，直接说出：“谥之至美，文正也”。

司马光

在司马光眼中夏竦“奢侈无度 ，聚敛无厌”、“言不副行，貌不应心”，如何能配得上“文正”这个谥号？最终在司马光为首的大臣们反对下，宋仁宗只能给老师以“文庄”的谥号，虽然“文正”的谥号开始步入大家眼中，但是真正让“文正”这个谥号声名鹊起的是著名的范仲淹，不过当时范仲淹最高的官职不过是参知政事，和韩琦这种历经三朝担任宰相的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因此当时朝廷给了范仲淹“文正”这个谥号是觉得他合适，而给了韩琦“文献”的谥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将这个谥号当成至高无上的荣誉给出去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不过到了南宋的时候，范仲淹的评价已经远远超出在北宋的时候了，在南宋时期，范仲淹已经有“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等称赞，而范文正这时候已经成为范仲淹的代名词了，由此从南宋以后，元朝、明朝和清朝都对范文正极尽褒扬，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并且从清始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

而范仲淹的谥号“文正”也水涨船高，加上获得“文正”的之前有的魏征、宋璟等人，后面还有司马光等等，成为后代文人推崇效仿的对象，因为认同范文正为文人第一等的人物，那么范文正使用的谥号自然也是第一等的谥号，并且在明清的时候，成为官方认定的文臣最高谥号。

在明朝，只有五个人获得“文正”的谥号，其中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五人，其中方孝孺是在南明弘光帝的时候被追谥的，甚至身为明朝内阁首辅的李东阳获得“文正”谥号后都被认为名不副实，甚至有人嘲讽：“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可见如果名不副实，想要得到“文正”谥号，是要被戳脊梁骨的。

内阁首辅李东阳

在清朝，获得文正谥号的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而且在清朝大臣去世后，“文正”这个谥号是不允许出现在内阁草拟的名单上，只能由皇帝自己赐予，而且只有为人臣者道德功业皆极其出众的人，才会被赐予“文正”的谥号。

刘统勋

清朝八位获得文正谥号的人中，汤斌是康熙时期的理学名臣，直到乾隆元年才被追谥为“文正”，而朱珪、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则是以帝师的身份获得“文正”的殊荣，刘统勋是乾隆时期的名臣，也是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为人刚正，为百姓爱戴，也获得“文正”，至于曹振镛，能力较为平庸，因此他的“文正”谥号一直被人诟病，而曾国藩是历史上最后一位“文正”谥号的获得者，也是同治中兴名臣之首。

曾国藩

总体来说，谥号身为文成武将去世后的盖棺定论的评价，对于极为重视自己后世的名声和在史书上记载的文臣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能获得一个谥号是莫大的殊荣，而获得一个好的谥号足以让他这辈子无憾，而获得一个顶级谥号，那是注定要青史留名的，当然“文正”虽然是明清以后顶级的谥号，但是在明清之前被推崇的谥号还有很多，因此不能直接说文正就是历朝历代最强谥号，这个是不严谨的。

清代谥号文正第一，文襄最隆，曾文正，左文襄，独张之洞名不副实

明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非翰林出身的大臣，死后谥号中不能带“文”。清代打破了这一规定，对于那些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功臣，可以特赐谥号带“文”字。清朝谥号有五个字必须由皇帝赐予，属于特赐，有“文”“正”“忠”“成”“襄”。如果一位大臣在去世后，谥号中带有“文”加后面四字中的任何一个字，都证明他生前对大清功不可没，甚得皇帝的器重。

曾国藩

清代官吏均为二字谥，其中又属文正为第一。大清二百六十八年，只有八人谥号为文正，分别是康熙朝的汤斌，乾隆朝的刘统勋，嘉庆朝的朱珪，道光朝的曹振庸，咸丰朝的杜受田，同治朝的曾国藩，光绪朝的李鸿藻，宣统朝的孙家鼐。其中除了曾国藩之外，其他人都有太子师或帝王师的身份。只有曾国藩是因为挽大清之将倾，战功卓著被谥文正。当然，这也是大清唯一一例。曾国藩对大清的贡献绝不亚于那些太子师或帝王师，被谥文正也是实至名归。

而清朝被谥文忠的大臣也是凤毛麟角：索尼、傅恒、林则徐、沈兆霖、骆秉章、李鸿章、荣禄、胡林翼、文祥、陈宝琛、梁鼎芬、周天爵等人。虽然文忠的谥号比文正低，但能在死后获得这一谥号也很不容易。其中荣禄因为深得慈禧的宠幸，即使没在翰林待过也被谥文忠。

左宗棠

虽然在清朝文正是大臣中谥号最高一等，但襄字却是所有谥号中最隆重的。清朝被谥文襄的大臣有：洪承畴、靳辅、李之芳、马佳·图海、华显、富察·福康安、乌雅·兆惠、于敏中、黄廷桂、富察·明亮、舒穆禄·舒赫德、费莫·勒保、萨尔图克·长龄、左宗棠、张之洞等人。

尤其在咸丰以后，文襄成为最隆重的谥号，一般不予谥去世的大臣，甚至比文正更难以获得。咸丰之后，只有左宗棠和张之洞去世后被谥文襄。因为在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曾下谕旨：“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从此襄字不轻取，更难得是文襄更加不会轻易谥。像上面被谥文忠的胡林翼因为病逝军营，功未成，也就无缘文襄的谥号。

李鸿章

左宗棠死后被谥文襄，确实是实至名归，远征西北，成功挽回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功莫大焉。时人曾认为左宗棠远征西北凯旋回朝，被加官进爵，功劳已经超过了曾国藩。有人提议左宗棠应被封公爵而不是诏封二等恪靖侯。当然，因为当时很多封疆大吏都曾出自曾国藩幕府，害怕他们有意见，所以故意压低了左宗棠的爵位。即使这样，左宗棠也诚惶诚恐多次请求辞爵。

张之洞

左宗棠之后，张之洞又被朝廷谥号文襄。有人认为张之洞虽然名列中兴四大名臣之中，但功劳不足以得谥文襄。张之洞在死后能得谥文襄，都是属于“经由上谕发表，加恩予谥”的特谥。当时的摄政王载沣对于四朝元老的张之洞特别加恩予以文襄的谥号。但时人都认为张之洞的功劳担当不起文襄这一谥号。这主要是因为张之洞虽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但所做的事情对当时朝廷没有直接产生巨大利益。不像曾国藩灭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清朝，也不像左宗棠为国家挽回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然也不像李鸿章成为朝廷后期唯一有能力与洋人谈判的大臣。

左宗棠

然而，时人只看到了张之洞对时局没有直接的贡献，但老张却对近代的发展功不可没。张之洞身为封疆大吏曾派三千弟子出国留学，更是建造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所以说提起近代工业的发展，不能忘了张之洞。

清朝谥号中的三个“最高级”：文正、文忠与文襄之比较

清朝在“文”字开头的谥号中，可以说以文正、文忠和文襄三个级别最高，名臣数量也最多。

其中，“文正”级别和标准可谓最高，但获谥大臣中滥竽充数者亦有之；获谥“文忠”者皆为名臣，含金量最高；而“文襄”到了晚清时要求被提高，难度可谓最大。

“文正”的级别和标准可谓最高，“惟`文正'二字不敢拟,悉出特恩。”有清一代共有8人获得此谥号。

清代谥号“文正”的8位大臣

其中，名臣有汤斌（理学名臣）、刘统勋（治世能臣）、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但也有如曹振镛（私德尚可，但政绩平平）和4位以帝师身份受谥的大臣（嘉庆帝师朱珪、咸丰帝师杜受田、同治帝师李鸿藻、光绪帝师孙家鼐），他们其实与“文正”的标准相差有些大，有“名不副实”之嫌。

“文忠”的级别仅次于文正，清代共有10人获此谥号。

清代获谥“文忠”的10位大臣

相比获谥“文正”的8位大臣，这10位获谥“文忠”的大臣含金量高了许多，除了非翰林出身的周天爵最后特谥“文忠”外（平定太平天国中年近八十仍冲锋在前，最后病死军中），其他诸臣皆有功于社稷，都可谓实至名归。

“文襄”主要是赐给文能安邦武能开疆的大臣，共有14人得此谥号。

清代获谥“文襄”的14位大臣

清朝前中期得谥“文襄”的名臣有图海（平定吴三桂）、福康安（一生征战南北）、兆惠（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于敏中（状元宰相）等，而晚清就只有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张之洞（特谥）二人获此谥号。

咸丰帝时对获谥“文襄”的要求有所提高：“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全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正是咸丰对“襄”字的特殊规定，晚清得谥“文襄”者仅二人，而张之洞的“文襄”还是“特谥”。

附：古代文臣武将的谥号等级

“文正”谥号最为尊贵，清朝共8位大臣有幸获赠，曾国藩仅列第六

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对于去世的有大功劳的大臣，统治者都会给其封一个谥号。而在众多的谥号中，尤其以"文正"最为尊贵，为官员最高荣誉称号。纵观整个中国历史，被谥号文正者不过数十人而已，都是对朝廷对国家立有大功劳并且在个人文学艺术、思想道德方面有较高修养的人。强如张居正、刘墉、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死后都没有资格获得文正的谥号。在满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时间里一共只有八位大臣死后获得文正的谥号，他们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那么，这八位获谥号文正的大臣，他们生前都担任什么行政职务呢？谁的行政级别最高？

先来看汤斌。他是河南睢州（今河南）人，出生于1627年，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政治家和理学家。汤斌生前所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是从一品的工部尚书，没有获封大学士，在朝臣里面的排名在20名开外。但是因为朝廷敬重汤斌的功绩及在理学思想方面的突出成就，1736年，由乾隆皇帝赐予汤斌谥号"文正"（汤斌病逝于1687年），为满清王朝第一位获赠谥号"文正"的官员。

刘统勋是山东诸城（今山东高密）人，出生于1700年，雍正、乾隆朝著名政治家，乾隆朝宰相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生前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是吏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获封东阁大学士，正儿八经的正一品宰相，在朝廷所有行政官员里面排前五名。刘统勋1773年病逝后，朝廷追授太傅，谥号"文正"。其子刘墉虽然生前也是正一品的宰相，但因为德操不如其父，死后追授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别看"文正"和"文清"就差了一个字，在谥号的排名上，差了可不是一两个档次。

朱珪是顺天府大兴县人（今北京市人），出生于1731年，乾隆、嘉庆朝著名政治家，嘉庆皇帝的老师。生前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是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进太子太傅，正一品宰相。1806年去世后，嘉庆皇帝追赠太傅，谥号"文正"。

曹振镛是安徽歙县人（今黄山市歙县），出生于1755年，乾隆、嘉庆、道光朝著名政治家。生前担任最高行政职务为工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荣誉称号为太傅（曹振镛的太傅头衔是生前获封）、武英阁大学士，正一品宰相。1835年去世后，朝廷谥号"文正"。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1788年出生，嘉庆、道光、咸丰朝著名政治家，咸丰皇帝的老师。生前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为刑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官员。1852年去世后，咸丰皇帝追赠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杜受田是清朝汉族官员唯一一个追授太师之人。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出生于1811年，道光、咸丰、同治朝著名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战略家、书法家，湘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生前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是直隶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虽为正一品官员，但因为没有在朝廷核心机构任职，不能称宰相。1872年去世后，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正"。

李鸿藻是河北保定人（和李鸿章没有血缘关系），1820年出生，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同治皇帝老师。生前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为吏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官员。1897年去世，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正"。

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今安徽寿县），出生于1827年，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朝著名政治家，光绪帝老师。生前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为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正一品宰相。1909年去世以后，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正"。

从以上八位大臣生前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及级别来划分，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曹振镛（正一品）、刘统勋（正一品）、孙家鼐（正一品）、朱珪（正一品）、曾国藩（正一品）、李鸿藻（从一品）、杜受田（从一品）、汤斌（从一品）。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呢？因为清朝行政职务的复杂多样性，同样是正一品官员，也存在较大的社会地位、职权方面的差异。比如拿曾国藩与刘统勋来说，尽管曾国藩有武英殿大学士的头衔，为朝廷正一品官员。

但因为曾国藩在朝廷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仅仅为从二品的吏部侍郎，地方上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仅仅为正二品官员，不能因为有武英殿大学士的头衔就称为宰相。刘统勋虽然也是正一品官员，但是刘统勋在朝廷内担任吏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获封东阁大学士，是正儿八经的宰相，从行政职权及社会地位来看比曾国藩要高，故刘统勋的行政职务排名就比曾国藩要高。而同样属于宰相，曹振镛为什么比刘统勋的排名要高呢？因为曹振镛曾经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在清朝官员体制内排名第一，而刘统勋只担任过军机大臣，不是首席，故同样是宰相，地位要低于曹振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