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郑佳明的个人资料)

深读丨郑佳明：左宗棠如何以家书齐家

左宗棠文化园内的左宗棠雕像（资料图片）。

文丨郑佳明

家书是左宗棠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独特门径

左宗棠大名鼎鼎，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率领湘军收复新疆。但是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也只止于此。因为他争议比较少，所以研究他的成果很多。家书以其真实性成为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手史料，得到史学家的重视；以其亲切私密的风格，为广大读者喜欢。家书是左宗棠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独特门径。近代以来史学界不乏家书出版和研究成果，如《清十大名人家书》《中国历代名人家书》《湘军四大将帅家书精选》等等。在《左宗棠全集》中，左宗棠家书首次全部收录。晚清以来重要的湘军将领、湖南名人的家书研究成果很多，对左宗棠的家书研究也有专著，也有博硕论文。但是大多数成果偏向于学术性，通俗性大众性不够。

《左宗棠家书抵万金》是徐志频的研究左宗棠家书的新作，是近一个半世纪来首部对左宗棠家书做出深入解读与全面述评的著作，除了全文照登左宗棠30余年所有家书之外，还介绍了家书的历史背景、与家书有关的人和事，阐发了左宗棠的内心世界和其中的思想精义，释疑解惑，引导阅读，别开生面。这本书以左宗棠家书为纲，以家书时间顺序为轴，书写了一部晚清32年简史、左宗棠家族史、左宗棠思想史。读罢掩卷，一个真实、生动、丰富、深刻的左宗棠跃然纸上，既是对左宗棠家书的深入研究，也对广大读者起到了导读传播的作用，把专家和大众联系了起来，具有时代气息。徐志频虽然是个年轻作者，但对左宗棠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文字和史学功底不错，思想见解也常有新意。

家书，渗透着左宗棠的骨肉之情与责任意识

家书总体上体现了左宗棠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和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追求与人生信仰。家庭和家族的自治是社会、国家安定的基础，“治家”是治国平天下的起点，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人就一直把家庭、家族关系看作社会秩序的基础、文化观念的根基。“修齐治平”是孔孟之道对士子的基本要求、宋明理学强调的基本理念。“士子”一身二任，在家有“齐家”的责任，出门有“治国平天下”的义务，是家和国的联系纽带、转换的枢纽。左宗棠与其他湘军将领一样，深受湖湘理学的涵养，以齐家治国为己任，内圣外王为理想。湖湘理学是晚清湖南地区产生的“经世理学”，崇尚理学价值信念，实行经世致用方法。“修身齐家”是通过自己以身作则把全家带好，从而使国家安定，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可以说这就是左宗棠家书呈现的主题思想、价值观和方。

家书中洋溢着左宗棠作为丈夫、父亲、家长的那份责任感和亲情，他用家书凝聚一家人，强化大家对家的认同。1852年离家之前的情况我们知之不多，他生命的后30余年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没有与家人在一起，如何“齐家”？32年，他与家的联系见诸于10万余字的家书中。这么多内涵，通过精炼的文字表达出来，字字句句渗透着他骨肉之情与责任意识。

家书，让全家人在同一个时空和氛围中存在

32年的家书连起来，既是一部晚清历史，也是一部湘军的征战历史，还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记叙了他治国平天下的事迹：率领新建的五千楚军解祁门之困，攻占杭州，剿捻平乱，西征新疆，血雨腥风，惊心动魄，劳苦功高，节节高升。艰难困苦的西征，老病之躯的挣扎，虽然只几笔带过，但妻子儿女如在场一般，像一家人坐在庭院听他娓娓道来，孩子们知道了老父亲的作为与情感，妻子也“见字如面”，聊慰相思之苦。征战、调防、筹饷、用人、皇帝恩赏、人际交往，很多本不需要向家人叙说的事情，他都一一提到，既不是邀功，也并非炫耀，仅仅是平等的分享，仅仅是与亲人的沟通，让全家人在同一个时空和氛围中存在，让孩子认同这个千里之外的父亲，和这个天各一方的家。他通过家书，让孩子和夫人更了解他，跟他一起驰骋疆场，跟他一起艰苦奋斗，跟他一起呕心沥血，跟他一起长时间的思索，这样就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家。用心何其良苦！

“齐家”首先是夫妻之道，“夫妇贵在同心”

顺便讲一句，大家都知道左宗棠是穷书生，倒插门女婿，周夫人对他不仅没有任何轻慢之意，反而对大器晚成的丈夫一往情深，贤德无比，以至胡林翼赞誉周夫人是“闺中圣人”。左宗棠除了单独给周夫人写信外，还不断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要求孩子转达对他们的母亲、他的夫人的问候和关心，这无疑在孩子的心目中，确立了对母亲尊重，对父母亲密关系的认知，对父亲品德的敬重，对家庭的珍惜。周夫人不幸于左宗棠58岁时去世，他万分悲痛之余，去信亲自安排后事，读了让人心痛动容。

一个家夫妻关系如何，对家庭类型、文明程度、孩子的教养与出息，至关重要。“齐家”首先是夫妻之道，左宗棠与周夫人离多聚少，却恩爱一生。在父权社会里，男性是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左宗棠在外自信骄傲，连巡抚都不放在眼里，可对夫人却一腔侠骨柔情。他有自己的夫妻理念。他在给侄子左奎叟的信中说，好的夫妻相处的标准，像爱兄弟一样爱老婆，像待客人一样待妻子，以感情相联结，以礼数待人，只有这样夫妻才可以做得久。他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夫妻之道的基本标准：“夫妇贵在同心”，“一床无两人”，意思就是，两人要同心同德，不要同床异梦。

父慈是子孝的前提，左宗棠齐家身教言教并重

中国流行一句话：以“孝”治天下。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对父亲的要求，父慈是子孝的前提。家书告诉我们，左宗棠齐家，身教胜于言教，身教言教并重。如果说自己的故事和心路历程是身教，那么他对儿女的关切和教诲，常常流露笔端，溢于言辞。对孩子，他把做人放在第一位，要求孩子首先要做好人。他反反复复地讲，要做好人。什么是好人？他要求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学习先贤，做“古时圣人豪杰”；何为圣人豪杰？他的标准是“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应该树立什么人生目标？他现身说法，“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谚云：富贵怕见开花。我一书生，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惟常尽力，以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应做之事，为尔等留些许地步”。读到这里，让人想起曾国藩的“求阙”之说，曾氏认为最美好的时光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心是相通的。“上报国恩，下拯黎庶”，视富贵如浮云，他们的人生目标和富贵观念不谋而合。

如何做一个好人，左宗棠教育子侄：“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第一，“要读书”，“刻刻念念以学好为事，或免为下流之归”。他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尔等更能蕴蓄培养，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学，则诗书世泽，或犹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日渐灭殆尽也”；第二，读书不只为做官，读书是为了使用，为了做事。在科举道路和读书的关系上，他要求孩子做实事、立实功，他为左氏家庙所撰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求子孙“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否则，“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他从不鼓励孩子一心攀登那个僵化死板的科举台阶。第三，要勤俭。同治元年（1862年），他给儿子写信：“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尔曹年少无能，正宜多历艰辛，练成材器，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他身居高位后，并非没有钱，但为了保持寒素家风，告诫子孙以“清苦淡泊为妙”。

家，人格的摇篮，人的灵魂无以遁形的神圣殿堂

俗话说，家人眼中无英雄，在家庭里，一仰一俯，一呼一吸，一笑一颦，一言一语都是自然而然的，父母在家人面前总是比较真实的，长久地装是装不像的。家也是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专制、偏心、溺爱、懒惰、贪心，各个小家庭，一个大家庭，常矛盾重重，错综复杂，也是难以搞清楚的地方。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田余庆先生的夫人、我的经济学老师李克珍教授跟我说了一句话：夫妻生活、家庭生活，最能暴露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这句话我记了几十年。家，既是人格的摇篮，也是人性成长的伊甸园，还是人的灵魂无以遁形的神圣殿堂。

左宗棠作为一个南征北战的统帅，用“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形容都不为过；特别是后期，作为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可以说身心疲惫。他曾在信中告诉家人，行走要借助拐杖，但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无论多么错综复杂，无论如何征战疲倦，他对远方家人的思念关怀都不曾减少，他的家书如鸿雁飞过万水千山，到那间居住着亲人的屋子，到那些与他血脉相连的亲人心中。一个统帅、一个英雄、一个圣贤、一个书生，这些家书谱写了他伟大人格的颂歌，将永远映照着千千万万为夫为父的人们。

郑佳明：湖湘文化的三重属性

郑佳明

现在湖湘文化很热，说法也很多。从空间上讲，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讲，湖湘文化是历史文化；从内涵上讲，湖湘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文化，我们从多维度认识湖湘文化，深刻理解湘人精神、湘人血性和湘人思想，这有利于更深入全面地把握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

“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是指湖湘流域的文化。虽然湖南到清朝中期才成为单独的行省，但是湖湘流域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数千年，如果说湖湘文化像一条河，则在这块土地上流淌了千百年。马克思主义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充分肯定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深刻持久的影响。湖湘文化从属于中华主流文化，并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反过来对主流文化作出重要贡献。

湖湘流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湖湘文化农耕文明的基本属性。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存中，发掘到一万二千年以上的农耕稻谷与陶器，在澧阳平原彭头山新文化遗址也发掘到八千至九千年前的早期农耕文化遗存。炎帝神农创立农耕文化的传说，舜帝南巡和大禹治水的传说，都表明湖湘地区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具有领先、成熟、深厚的优势；“鱼米之乡”“湖广熟，天下足”等口碑就是一种历史的认同。湖南农耕文化占优势的状况一直持续到近现代，湖湘文化也一直在这个基础上生存和发展。这个基本属性决定了湖湘文化本质和类型，决定了湖湘文化的价值观和思想方法，决定了湖湘文化与中国主体文化的同一性，决定了湖湘文化的先进性与历史局限性，也是对湖湘文化的“道南正脉”做了注脚。

湖湘地理深刻影响湘人的性格气质。湖南是一块美丽神奇的土地。湘、资、沅、澧四水由南向北，从群山中穿过，注入洞庭湖，留下星罗棋布的山水田园，如锦绣的画卷。一年四季，绿树常青，鲜花盛开，动物繁多，生机盎然，养育着三湘儿女。湖南多山多水，山多，使人坚强，水多，使人灵秀，湖南人能雅能俗、能文能武、能柔能刚、能狷能狂。湖南地形地貌特殊。险峻武陵，苍莽罗霄，逶迤五岭，三面环山，一面向北开口，面对着浩淼的洞庭湖和滚滚长江，形成一个巨大的马蹄形盆地。地势南高北低，冬天北风毫无遮拦地直贯三湘四水，气温骤降；夏季太平洋带来的雨水被阻隔在山外，炎热异常。洪水和干旱常常结伴而行，接踵而至，锻炼了湖南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少数民族的“霸蛮”和极端的气候造成了的湖南人的“血性”。

钱基博在《湖南近代百年学风》一书中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重山叠岭，滩河峻激，地质刚坚，民性倔强。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文明所沾被。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好一个“盖地理使之然也”！自古至今，湖湘文化有两个因子，即本土的习性与外来的义理，曾国藩说的“血诚”，“血”就是本土习性，“诚”就是儒家道德。他还说湘军将领必须做到“忠义血性”，教育孩子做人要“明强”，都是同一个意思，这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色。湘人举世公认的“霸蛮血性”“独立根性”、忧患担当、思变求新，都是“地理之使然也”。

湘人精神世界中的地域因素。曾国藩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他和钱基博都用了一个词，叫作“群苗所萃”。楚人到沅湘流域之前之后很长时间，由于山水阻隔，众多土著部族，形成了多种多样多变的自然神崇拜。《汉书·地理志》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秦汉史料记载：巫傩活动为朝野所重，巫傩遍及了湖湘民间，屈原的《九歌》就是沅湘之间少数民族的祭歌。李泽厚先生在《己卯五说》一书中把沅湘苗蛮文化称作“巫文化”。“楚辞”就是巫文化信息的记载。只不过是屈原把民间粗俚词语升华为贵族的雅言。“巫文化”浸润着楚文化，楚文化孕育了道文化。老庄都是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军事上政治上秦赢了，但是文化上精神上楚文化成了赢家，道文化得到了传播，两汉、魏晋、隋唐，道文化都是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巫道文化基因渗透于三湘四水，影响着湘人的精神世界与思维模式。周敦颐用道家的无极太极思想资源创立理学恐非偶然，融会道佛的理学思想在湖南落地生根，也有其土壤气候的原因。

湖湘文化是历史文化

地域讲的是空间，历史讲的是时间。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记录、积淀和提炼。湖湘文化是历史文化，讲的是文化的历史属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大历史的发展，对湖湘文化的影响；二是湖南自身历史重大事件和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移动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曾经多次迁移。楚人南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对湖湘远古文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秦汉建立统一的王朝，湖湘地区与中原一体化，加快了进程；但是在宋以前，湖南仍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从宋朝开始，特别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湘文化繁荣发展，不仅出现了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而且出现了影响和贡献巨大的“湖湘学派”，出现了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一批湖湘书院。湘学从此产生，湖湘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支脉。元朝和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湖南发展放缓，文化进入低潮，直到明清之际出现王夫之，湖湘文化才为之一振。

近代历史上文化中心的格局。茅海建先生有个观点很有启发，他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大体可以形成三个区域，一是受满族文化影响的北方地区，其中心在北京。二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南方沿海地区，有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心。三是继承了中国“正统的”文化传统的南方内陆地区，湖南是一个中心。湖南人要么不说话，湖南人一说话，全中国都在听。他说，他是将湖湘文化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来认识、思考、评价的。湖南在近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是从南宋理学产生被认为“道南正脉”开始，到曾国藩和湘军集团以传统文化救亡卫道，“同治中兴”时基本形成。从嘉道经世思潮到辛亥革命，湖南引领思想，人才辈出，成为近代历史鼎革的策源地。

战争和移民给湖南历史带来深刻影响。湖南处在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饱受战火洗礼。楚人南征和秦汉统一战争不说，宋元明清，每一次改朝换代，湖南都成为厮杀的战场。近代太平军起义、湘军起兵、国民革命军北伐、红军北上抗日，湖南都作为发生地而引人注目；全面抗战八年，中日两军主力在湖南对峙七年，全国二十一场十万人以上的中日大会战，在湖南打了七次。“湘人尚武”“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

战乱和灾荒是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基本原因。林增平先生阐述湖湘文化历史的时候，把移民作为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北向南，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期间，由东向西发生大规模移民；北宋、南宋到元朝建立，北方人迁移到江南，湖南因“四塞之国”，封闭安全，聚集大批人才，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明清之际，大规模农民战争和清军入关，历史重演，湖南收留了大批江西、广东等地的移民，人口结构得到很大改善，为晚清湖南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大规模移民，不仅促进了湖南的发展，而且促使湖湘文化具有主动学习的态度和极大的包容性。

流寓文化是湖湘文化形成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李萧聃先生专门著文《流寓学略》论述这一现象。唐宋以前，朝廷把荒僻的湖南当作流放之地，从屈原贾谊开始，一直到李白、杜甫、王昌龄、元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胡安国、朱熹、王阳明等数以百计的高官和文人来过湖南，有的是贬黜，有的是做官，有的是旅行，都给湖南留下了文字。有一本书，叫《历代名人咏长沙》，据记载，古代名人仅仅是咏长沙的诗词就有五百三十八首。他们留下足迹，留下诗文，留下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流寓文化不仅大大提高了湖南的文化品质，客观上大大加强了湖南与全国文化的交流，连通了华夏文明的血脉。

湖湘文化是思想文化

我们说湖湘文化是思想文化，并非忽视湖湘文化中的文学、史学、民俗等其他文化形式。重点讲思想文化，是因为思想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统帅和灵魂，是湖湘文化独具的特色和优势。什么是思想？思想的核心是价值观和基本哲学观点，思想有分散的碎片化的思想，也有系统的条理的思想，学术就是思想的整理，学者是思想的代言人，思想家是思想的创造者。湖湘文化在宋代形成了“湖湘学派”，之后“湘学”一脉相承，直到近现代。

屈原以思想和诗给湖湘文化打下了底色。屈原是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一是作为楚国贵族后裔，在他的诗篇中充满了自然崇拜和巫道文化气息，具有鲜明的道家思想；二是他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他在楚国任左徒的时候，和他在《离骚》和其他诗篇中，表达了典型的儒家施政理想。“昔三后之纯粹兮”，是讴歌古代圣王；“哀民生之多艰”，是关切民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是忠君爱国；三是因为他处在改革的时代，多次出使中原，他又具有法家的思想。他主张任人唯贤，遵守法度，限制王族和贵族的权力。

他行吟十余年，足迹遍及沅湘，最终把生命留给了湖南。湘人视他为乡贤、师祖。曾国藩说屈原在湖南“为百代所祖”。我们自称“屈贾之乡”。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一是他那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心忧天下”是他的价值观，他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当他意识到无力救国的时候，便以身殉国殉道；二是他的人格高尚，廉洁纯粹，司马迁说，屈原正道直行，其志洁，其行廉，可与日月争光，大有圣贤气象；三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不悔”；四是他那源于儒法道，又高于儒法道的政治理想。他文以载道，以美丽宏远的诗篇，把这些宝贵的思想传遍了三湘四水，传遍了中华九州。历代湘人学者对屈原、对《离骚》《楚辞》进行了不懈的传承、诠释、弘扬。

周敦颐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有两个层面。第一，他开创了“理学”，被公认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创立理学意义十分重大，他的“无极而太极”完成了道家没有完成的宇宙发生论，同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创造了儒家宇宙本体论。儒家的伦理道德有了形而上的根据。他把儒家的“诚”作为道德本体，统一了天道与人道，统一了天人之道。无极而太极，太极而人极，圣贤可学可至，“希贤、希圣、希天”，君王和士大夫的人生和事业有了最终的归宿和安顿。周敦颐对湖湘文化的直接影响很大，除了因为他的理论之重要，还因为他是湖南乡贤；第二，他的思想在他的两位学生程颢和程颐那里得到了充实和放大，形成了理学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后经朱熹总结提升，传播开来。二程的学问由他的学生传播到湖南，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学派”，这就是所谓的“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湖湘学派、岳麓书院与朱张会讲。大学士胡安国及其子胡宏，于湘潭创立碧泉书院，并在衡山山麓创办文定书院，吸引了众多湖南才子来求学，如胡寅、胡宪、谭知礼和黎明等。他们创立了湖湘学派。后来朱熹和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主持讲学，使湖湘学派更加成熟。胡安国的《春秋传》和胡宏的《知言》成为代表性著作。张栻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先后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提倡“经世济民”，培养实用人才，扩大了湖湘学派在全国的影响，长沙成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有学者说“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湖南各地以岳麓书院为榜样，兴起了建立书院的热潮，多时竟有数以百计的书院分布于湖湘大地，故有“天下书院半湖湘”之说。元明之际湖湘文化似乎沉寂下来，但是以岳麓书院为首的书院教育，弦歌不绝，理学在湖南下沉，深耕细作，根深叶茂，维系湖湘文化的学统与文脉，积蓄着厚积薄发的历史能量。

王船山总结了宋明以来的中国学术，开辟了中国近代思想史新篇章。明清之际，天崩地裂，国破家亡。思想家力图找出宋明理学存在的问题。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这个意思。他满怀孤愤，披肝沥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著述三十多年，从“六经”孔孟，到程朱陆王，反本开新，让儒学、儒家文化别开生面。如果说周敦颐解决了宇宙论、人生论、天道人道的问题，那么王船山解决了认识论和方的问题。他在认识论方面，把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放在优先的地位，釜底抽薪地对朱熹和王阳明做出批判，这个批判让思想从空中回到了地面上，回到现实生活中，是真正的“别开生面”。在方上，他强调“变”，他几十年研读、解读《周易》，不断地对《周易》进行思考阐发；他看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人在变，他提出“趋时更化”，不仅仅要与时俱进，而且“道随器变”，要与时代一起变化。在认识论与方的关系上，他强调了“经世致用”，认识论与方统一，理论与实际统一，人生与事功统一。他带有唯物和辩证倾向的思想，已经触到了现代哲学思想的真谛，他跟西方的那些思想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在此基础上他产生了、民权的思想，平等、均权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思想，给了转型应变的华夏民族以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在近代历史转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湖湘文化再一次与中华文化同频共振。

魏源与嘉道经世思潮。嘉庆道光年间，内忧外患集中呈现出来，中国开始了千年大变局。情形与明清之际十分相似。陶澍、贺长龄、魏源、汤鹏、邓显鹤等湘籍官员与学者，受王船山思想影响，以天下为己任，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动力，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武器，掀起一波改变风气，影响政局，启迪后世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湖湘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齐思和先生评价魏源讲了四句话，“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之大儒，新学之蚕丛哉。”章开沅先生说：“对于魏源，前人评价已多，其中以齐思和先生之论析最为概括而又贴切。”嘉道经世派有几个标志性的成绩，第一就是陶澍的漕运、盐税和水利三大改革，第二是《皇朝经世文编》，第三是《海国图志》，最重要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陶澍等人对数年之后兴起的湘军集团核心成员，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和重大的影响，这是湖湘文化史的一段佳话。

曾国藩的经世理学。曾国藩和湘军，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征程。学术界对曾国藩有两个定论，一是说他事功本于学问，二是他的学问是传统文化。这实际上是说，他运用湖湘文化，实践湖湘文化，改造弘扬湖湘文化，让湖湘文化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度和崭新的境界。曾国藩学问第一个特点，叫作“一宗宋儒，兼容汉学”，同时博览经史百家。第二个特点是倡导经济之学。经济之学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管理。包括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等十四个方面，经济之学也就是“经世之学”。第三个特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罗列这样一些湖湘思想史的重要节点，就是力图勾画出湖湘思想重点与脉络。中国近代史到了曾国藩时期，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谭嗣同的改良结束后，黄兴、蔡锷、宋教仁是旧革命，领导的是新主义革命，这是一个中国主体思想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虽然我们不能以湖湘文化的脉络再来概括这些思想和变革，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湘人仍然站在时代的前列，仍然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直到今日，湖湘文化的基因一直在湖南和中国的思想文化中流淌，或多或少，时隐时现地发生着作用。（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选自《新湘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１４期）

《走向共和》20年：硬伤那么多，为何仍是神作？

2003年5月，《走向共和》的导演张黎以及编剧盛和煜，做客某聊天室与网友互动。

现场有网友问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盛老师，您认为您是在为慈禧、李鸿章和袁世凯，包括晚清历史翻案吗？

盛和煜予以否认：我在写作过程中，没有为任何人翻案或平反的想法，更不会狂妄到要反历史的本来面目。

几天后，盛和煜与历史学家马勇做客另一个聊天室，坦言：我现在的状态像个祥林嫂一样，整天在这里解释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我现在对“翻案”这个词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和恐惧。

从首播开始，《走向共和》就背上了“翻案”的指责，直至今天。

01

时间退回到24年前。

1999年1月3日《雍正王朝》在央视一套首播，引发了全国上下收视热，成为当年最火的电视剧。

该剧包揽了当年所有电视剧奖项的大奖，得到了时任总理的高度评价，并成为党政机关推荐收看的电视剧。

《雍正王朝》大获成功，让投资人刘文武认识到影视剧很有搞头。

很快，刘文武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在北京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专门从事影视制作，他想复制《雍正王朝》的成功，再做一部精品历史电视剧，要求无论是在内涵、思想、品质上，都要超过《雍正王朝》。

此时，两个朋友向他提出了两种思路。

一个是《雍正王朝》的总监制郑佳明，他建议刘文武搞一部有关晚清外交历史的电视剧；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高建民，他建议搞一部有关风云的电视剧。

晚清和是中国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变化最剧烈、变革最深刻的时期，但有太多被忽视的东西，用心挖一挖，可以挖出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东西。

刘文武一琢磨，决定把两个思路结合起来，搞一部全景式展现清末民初的大戏。

剧本的质量是一部电视剧的灵魂。刘文武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此前，国内几乎没有史诗般反映清末民初的文艺作品，这意味着这部电视剧的剧本得纯原创。刘文武找到了长沙电视台台长罗浩，商量找谁来写剧本，最终他们选定了盛和煜。

盛和煜是著名编剧，创作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电视剧本，如《夜宴》《赤壁》《恰同学少年》《血色湘西》《乾隆王朝》《大清御史》《大河颂》等，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

在创作《走向共和》之前，盛和煜是湖南湘剧院的编剧，一直在写舞台剧，从没写过电视剧。

刘文武、罗浩、盛和煜都没有近代史专业背景，很长一段时间，三人都在到处搜集有关这段历史的书和资料进行阅读、研讨。

用盛和煜的话说：听说的（历史资料）能够找到的都找来了······书摞起来的高度有4米左右。主要的书像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剑桥晚清史》，北大的黄德明教授的书我也读了······很多人问我接触过什么学者，我说学者我一个也没有接触，但是他们的著作我都拜读了。

读完了近6000万字的历史资料以后，三人确定了电视剧的主线：

以晚清民初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社会政治生活为主要内容，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精英为中华民族寻找出路为主题线索，塑造出一批逼近历史真实的人物群像，写出“走向共和”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几个重要台阶，写出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之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变幻风云，写出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局限。

02

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剧，非常考验一个编剧的专业水准、创作灵感甚至体力。

盛和煜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剧本写得非常缓慢，光第一集就折腾了好几个月。

这段历史中的有些人和事，历史学家都没弄清楚，也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可参照，只能靠自己，盛和煜往往因为一句话而纠结很久，这种创作态度保证了剧本的质量，但却严重拖累了进度——这对一个商业项目而言，是无法接受的。

刘文武决定再物色一名编剧加入进来，巧的是，在阅读资料时他读到了张建伟的《晚清历史报告》，发现创作中遇到的很多问题这本书里已经有了结论。

刘文武邀请到了张建伟加盟编剧。张建伟是《中国青年报》的主任记者，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之前也从未写过电视剧本。

两个从未写过电视剧本的人，分工合作创作《走向共和》的剧本，盛和煜负责晚清部分，张建伟负责部分。敏感的观众应该能感受到电视剧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风格不同。

与古代史不一样，近代史有很多涉及意识形态的东西，尤其是像《走向共和》这样的历史剧，不可避免地要对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进行评价和刻画，如何不落俗套又不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是一个非常考验政治智慧的问题。

为了顺利过审，刘文武请了两个级别不低的老领导作为顾问进行把关，剧本每写完5集，就送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小组对剧本进行审读并提出意见，编剧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

在如此严格的把关之下，剧本终于获得通过。从接到任务到写完剧本，盛和煜用了三年半时间。

剧本有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把剧本呈现出来：找谁来导演？找什么样的演员来演？

起初，刘文武想找大牌导演和一线演员，毕竟这是收视率的保障，但接触下来，刘文武认识到这样不行。

大导演和当红演员往往很拽，个性十足，不受剧本束缚，很难与创作班子默契合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太贵了，性价比不高。

刘文武决定在导演和演员的选择上不重名气重实力。根据这个标准，他找到了张黎，请他做《走向共和》的导演。

张黎是一名摄影师，帮冯小刚摄影过《一声叹息》、《大腕》，担任过《雍正王朝》的艺术总监，从没导演过电视剧。但刘文武一眼就看中了他。

《走向共和》火了之后，刘文武对记者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时我就觉得他水平很高，现在可以说张黎是全国最好的导演。

老板定了导演，导演选择演员。张黎与创作班子决定，演员都要试戏，用演技说话，谁好用谁。过了演技的关之后，部分演员们还要过形象的关——要长得像。剧中的伊藤博文、袁世凯、、康有为、黎元洪、段祺瑞等人物，与原型都很形似，保证了历史感。

03

2003年4月12日，《走向共和》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一炮而火，成了当年的现象级电视剧，引发了无数人的热捧、争论以及谩骂，卷入其中的有历史学家、文艺工作者、新闻媒体、历史爱好者以及睁眼看世界的初代网民。

我看了很多当年争论的文章，对比现在网民对这部剧的争论，发现无论争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没有超越当年。绝大部分问题当年争论过，现在还在争论，或者沦落为非理性的互骂。

当年在聊天室，一位网友问了盛和煜两个问题：

盛老师，仅从电视剧的角度说，这是一部很优秀的电视剧，但我有两点困惑。第一，怎么和我从小到大学的历史差别那么大呢？第二，需要把电视剧当成历史来看吗？

这两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一下子就抓到了问题的本质，大体上反映了《走向共和》的两个主要争议点：

与从小到大学的历史差别大，意味着与历史教材（定论）不一致，是否翻案了？

历史正剧能不能当历史看，换句话表达就是：这部剧讲的人和事，真实性如何？

我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跳出这些问题。

从本质上讲，《走向共和》电视剧是一个商业项目，它的首要目的是赚钱，要赚钱必须有好的收视率，要好的收视率必须做出符合市场需要的、观众买账的电视剧，要做出这种电视剧必须有好的剧本、演员以及导演。

如果完全按历史资料拍，既不可能，也没有戏剧性和生命力——那是纪录片。

如果按之前的史观去拍，以脸谱化的形式刻画李鸿章是卖、慈禧是祸国乱政的妖婆、袁世凯是窃国大盗，那相当于把教材图文转视频，未免太教条了。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让电视剧被观众所喜欢，是编剧盛和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另一名编剧张建伟则给出了创作的方：我们从大的历史事件入手，尊重历史，但细节做了合理的虚构。

他坦言：尽管电视剧中的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都是真实的，但很多戏确实是编出来的······有了历史事件这样一个结果，反推事件中人物当时的思想状态和原因，这样就可以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

可以这么讲，《走向共和》大脉络是根据史实来的，枝节则以艺术化创作为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脑补的。这部剧只代表了创作者对这段历史的解读，不能等同于真实历史。

如果以历史专业眼光审视这部剧，硬伤确实很多，但如果以商业角度来看这部剧，它很成功，人物形象丰满，故事情节精巧，许多人看过之后大呼好看，连历史学家也加入了追剧大军。

如历史学家马勇所说：我所看到的消息就是历史学家还是比较爱看的，哪怕是挑剔的看还是看的，我所知道的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

04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认为这部剧是在“翻案”？

对此，当年做客直播间的马勇给出的专业解答是这样说的：

我们到目前历史教材基本上的框架还是20年前的框架，它的框架没变，我们现在电视剧把20年来学术的研究，这种新的东西给糅合进来了，所以现在引起争议这么大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换句话说，大部分人的历史观比《走向共和》的历史观，落后了20年。

这也解释了为了什么20年后的今天，这部剧的豆瓣评分仍然高达9.6分，超过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大宅门》《士兵突击》《武林外传》，仅次于《大明王朝1566》，说是封神也不为过。

20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追上了这部剧的脚步，能理解它，肯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