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是什么意思(紫微斗数三台是什么意思)

按：1930年代初，在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陈恭禄与萧一山之间，围绕后者所著《清代通史》下卷，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主战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异常激烈的“文字战”。当年（1932），陈恭禄三十三岁，为金陵大学历史系讲师，萧一山三十一岁，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论战过后，后者搜罗各方辩论文章，辑成《〈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辨论集》（北平中华印书局1934年8月版），并特作一长序，从自身立场回顾“辩论”始末，从一开始得见陈文，“闻而色喜”，鉴于“讨论之责任”而“竭诚答之”，到无法忍受对方“强诬狡赖”，进而“痛心国难，疾首士风”，不得不“浪费笔墨，详函申辨”，透露心态的曲折变化。这一场以“学术批评”为导火线而引发的笔墨官司，此来彼往，步步升级，生动呈现了学界生态的复杂面相，文字锋芒背后，蕴含当时学人之基础素养及各自汲引的思想学术资源，公共媒体性质的大报副刊为“书评”所提供的发表空间也充满了张力（详拙文《陈恭禄与萧一山笔战始末》，《南方周末》2023年8月4日）。陈恭禄书评从“论历史方法与史料”（举例十余）、“论作者应有之态度”（举例凡三）、“指正书中错误”（举例凡十）、“指摘别字”（举例凡四）等四方面立论。最后一项，萧一山既诿责于“校对疏忽”，辩解说“印讲义作者均不校对，一委诸印刷局手民，故别字连篇也”，此处也不再赘。惟前三项兹事体大，质言之，包含了史法、史料、史观及史事考辨，荦荦大端，多关系“史学根本问题”者，与萧一山诸反论合观比勘，足资启发。窃以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发轫期的学术派分、暗中竞逐，在陈、萧二氏笔战文字中多有透露，藉此可窥1930年代学界主流、非主流各派在纠葛中并进的多元学风。

萧一山（1902-1978）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讲稿辨论集》，北平中华印书局1934年

陈恭禄（1900-1966）

裘陈江编校：《陈恭禄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总字数达一百二十万的《清代通史》上、中卷在1923、1925年先后问世，彼时萧一山还是一个廿岁出头、大学未毕业的年轻人，在梁启超、朱希祖、蒋百里、李大钊、李泰棻、蒋梦麟等名家前辈“加持”之下，这颗学术新星以飞快速度冉冉升起，可谓名动一时。1925年，他从北大毕业后，执教于北京数所院校，多次讲授“近世史”。不晚于1927年，《清代通史》下卷讲义已基本完稿，“当时随编随印”，发给北大、北师大与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诸生习读，民间书局借机翻印，而有“盗本”流布。《清代通史》上、中卷叙事时段始自清朝开国，迄于战争，下卷接续而作，第一册内容全为表格，起清初，迄清末，收录《清代宰辅表》《清代军机大臣表》《清代督抚表》《清代学者生卒及其著述表》等；第二册叙述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之役，历二十四年（1850-1874），包括粤、捻、回、苗乱之起灭，以及咸丰、同治两朝之内政外交诸史事，基本属于近代史范畴。

1932年10月3日，陈恭禄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册》一文，率先发难，直言“此次印行下卷第一二册，作者萧君一山仍用前法编著成书，吾人读之颇为失望。盖自上中卷印行以来，据余所知，未见公允之评论”。所谓“公允之评论”阙如，大约是指萧著前两卷问世后，众人推扬过甚，而少谈其问题，文中针对“下卷第一二册”的尖锐评论，可以说是萧一山一帆风顺的学术道路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击。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之二，北平文治学院讲稿，二十年（1931）

陈恭禄：《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册》，《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0月3日

陈恭禄书评开宗明义，揭示“史书之价值，视作者所用之材料及编纂之方法而定”。关于“编纂之方法”，按陈氏表述习惯，义同于“历史方法”，主要就史书编纂之体裁、体例而言，侧重“技术”层面。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今西龙为《清代通史》作序，便颇欣赏萧一山“能够将浩瀚的旧材料，融化成自己的东西，又加上许多新史料，并且记述也安排得宜，详而且确，实是从来得未曾睹的佳著”。梁启超也极揄扬作者“欲操之术”，径言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清代通史·梁序》，此文落款：“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梁启超序于京师北海之松坡图书馆”）

关于“技术罕见”一语，著名版本目录、古籍整理专家杨家骆（1912-1991）续有发挥，1933年在《图书年鉴》推介萧著，说“至十二年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书成，始能称为新史体输入后之一大创作，凡梁帝、郑樵欲变而不得其道，章学诚识其意而不能得其体者，一举而解决之”，其表彰萧著“盖有四善”，有所谓“诠配之善”，即附表众多，政治史与文化史之比量各居其半，可以“参互排比，因果自明”，“体例之善”，即能糅合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志、通典体与新式章节体于一炉（按另二善为“立场之善”“资料之善”）。及至晚年，又为新版《清代通史》撰跋，概括定本的体例特点：

全书十七篇，分九十六章，四百二十九节，节之下又立目，篇章节目，各有标题，不惟可见纂组之功，抑且助循览之易。自司马迁仿世本旁行斜上为十表，著者亦师其意，所附宰辅、军机大臣、督抚三表，固旧史所曾有，大事、世系、学者著述、外交约章四表，则此编所新创。贯会全史，补其未详，既省史文，复便检寻。至全书事求详确，文务明晰，征引必列其书名，附及则系以小注。（杨家骆：《萧一山先生著清代通史稿跋》，《中国一周》1963年7月29日，收入《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677-680页）

然各花入各眼，上述萧著“体例”之“善”者，在书评作者陈恭禄看来，反而最落下乘，最为史家不惬人意处，文中所举“史表”“古史问答”二例，及其引发的争论，堪相连类，掎摭利病。

梁启超题署“清代通史”

一、关于“史表”

《清代通史》下卷第一册内容全为“史表”，如枢臣疆吏表、学者生卒著述表，各达数百页之谱。陈恭禄从三方面提出质疑：

（一）就作用而言，“表占若许重要地位，殆囿于古人之体例。对普通读者毫无益处”；

（二）就内容而言，“枢臣疆吏表有《熙朝宰辅录》《枢垣纪略》《清史稿》等足供检查，作者稍将其损益抄入，攘为己有，天下著书之易，无过于此”，譬如一八六一年，“朝廷创设总理衙门，其组织同于军机处，职权尝或过之，按照作者体例，必当列之为表，何竟缺乏？或将疑作者无蓝本可抄矣”；

（三）就位置而言，“作者以表为下卷第一册，更不可解。政治上之演进，莫不有延续性，乃于战后，咸丰朝前，插表一册，分之为二，岂适宜之地乎？”

陈恭禄：《为〈清代通史〉下卷答萧一山君》，《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2月27日

按“史表”一体，渊源有自，向为史家作重。太史公《史记》创立“十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皆楷模之作，而“开著作家无数法门”，后世多沿之。刘知幾视“表以谱列年爵”为《史记》长处之一，“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史通》卷二《二体》）。顾炎武认为人物列表可补“传中有未悉备者”，“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日知录》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条）。为萧一山尊崇的梁启超，生前屡谈“把正文变为图表”对于历史表述的必要与好处，“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瞭然”，“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可以把许多不容易摆在正文内的资料保存下来”，他本人身体力行，自述“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造表所用之劳费，恒蓰什佰于著书”（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的论次》《中国历史研究法续编》“总论”第二章《史家的四长》、“分论三”《文物的专史》等处表述）。蒋百里为《清代通史》作序，也说：“通史之要，莫重于图表。而图表之术，今胜于古。记载一事，往往有历数千百言而不能明者，划一线而大势可了然于掌。且可使读者于瞬时间得全体综合之观念。此新工具为吾人所不能不利用者也。”（《清代通史·蒋序》）此处图、表二事，当分别言之，且梁、蒋二氏更多从“新史学”的辅佐工具论其功用；萧书制作各表，则接近于传统的人物世系表，与正文配合，充“通史”之一体。

萧一山认为史书有表，可以“置繁赜于简明，条事物于一贯”，十分重视史表，也投入很多精力和时间编制史表。最初所拟“六表”包括：清代大事年表第一、清代宰辅表第二、清代军机大臣表第三、清代督抚表第四、清代学者著述表第五、清代外交约章表第六，见《清代通史六表叙例》（十二年稿，二十五年一月修订于北京，《非宇馆文存》卷五）。《清代通史》上卷收入各类史表三十余个，占近百页篇幅，中卷有表二十八个，占二百页，下卷史表所占比例更大，仅《清代学者生卒及其著述表》将近三百页。李泰棻称许《清代通史》中的史表作用，以为“有清制度较繁，往代《会典》《通典》，虽载其详，顾卷帙纷多，览之匪易。一山于其官爵，禄位，兵刑，选举，学校之制，多纳于表；卷首并详列大事俾读者一目了然”（《清代通史·李序》）。后世学者总结《清代通史》的著述特点，也突出“重视史表的作用”一点，认为“作者把一些繁琐的事迹，枯燥而又难于记忆的数字、世系、制度、条约、行政区划、学者著述等等，均通过提纲挈领、钩要提元的工夫，一一列成简表，附于书前或文末，既节省了大量的篇幅，又给人以一目了然的印象，效果较好”（萧立岩：《萧一山传略》，《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1610-1611页）。近时仍有学者表彰萧一山对“史表”的成功运用，认为 “发扬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表现出极其可贵的创新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历史编纂仍然富有启发意义”（参见陈其泰：《现代史家对史表的成功运用——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例》，《人文杂志》2013年第11期）。

《清代通史》六表之五《清代学者著述表》

然而，陈恭禄看待《清代通史》下卷第一册之“史表”，不惟“效果”不佳，甚且性质可疑。其批评意见包含三点。其一，次序突兀，位置不当。萧一山对此辩解说，“愚书七表，本为附录，初与正文无干，因全书未成，续有增刊，此亦无可如何之事。陈君谓插表于咸丰朝前，直可谓无的放矢”（《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1932年11月3日）。是否“无的放矢”，陈恭禄作有反驳：“萧君既言表为附录，而印行之讲稿，则称表为卷下之一，史稿为卷下之二，书中亦无说明，岂能谓余‘无的放矢’乎？”（《为〈清代通史〉下卷答萧一山君》，1933年2月27日）惟《清代通史》下卷一、二册为“讲稿”性质，既属未定之书，“史表”位置亦具有临时特色，究竟何为“适宜”，此处不必具论。（按1963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清代通史》定本，“七表”置于卷末，目录为：清代大事年表第一、清帝爱新觉罗氏世系表第二、清代宰辅表第三、清代军机大臣表第四 、清代督抚表第五、清代学者著述表第六、清代外交约章表第七。）

其二，内容庞杂，饾饤獭祭。“表所列举者，多为人名、官名、年代，读者不能记忆，且或不愿一读，其性质近于人名大辞典，辞典固非历史”，如此不惟不能“省篇幅”，更视史书无异“百科全书”，这在陈恭禄看来“原不足取”，他进而质问：“二十世纪之史书，当以明了整个社会为目的，何必不辨是非，墨守旧法？”（《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册》，1932年10月3日）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表之有用无用，端赖读者眼光。陈氏径谓“对普通读者毫无益处”，或嫌稍过。差不多同时，谢国桢在《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二号也发表关于《清代通史》下卷的“介绍文”，指陈同一事实，但表示“作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些表虽然不能无漏落的地方，但也很可以备人的检查”。所言未掩其善，似较平允。

谢国桢：《新书介绍：清代通史下卷甲集二册（铜山萧一山著）》，《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 第2号，1932年3-4月

其三，“攘他人之著作以为己有”。针对“史表”制作，陈恭禄敏锐地指出，凡下卷收录之枢臣、疆吏、学者各表，均有现成著录文献可资参考，故排比铺陈，不厌其详，而近代新设的总理衙门，一无凭藉，职官年表只能阙如，如此不能不有“作者编书之方法，多为一己之便利”的嫌疑。对于此种严重指控，萧一山当然不肯承认，反问道：“不知陈君曾看过《熙朝宰辅录》《枢垣纪略》《清史稿》否？愚敢必其绝未看过，不过据愚书各表前之例言，而知其书名而已。天下批评之易，真无过于此矣！”不过，这一观察并非陈氏独有。谢国桢也发现“史表”其来有自，而且更加具体地揭示了所据“蓝本”——

第一部分的《清代宰辅》等表是依着《清史稿》和潘世恩的《熙朝宰辅录》做的，清史馆所修《清史稿》是按年月排的，这个表是按人名，不过把《清史稿》的表重新倒转过来罢了。所以如鲍承光等人原表所略的事实，这个表也未能举出来。《清代督抚表》是依着吴廷燮的《同治以来督抚表》《清史稿》中之《疆臣表》而倒转来排列的。《清代学者生卒及其著述年表》是依着《疑年录》和顾颉刚的《清代著述考》而作的。

关于“史表”问题，萧一山在后续辩论中，援据吴廷燮、陈垣等前例，说明治史为治史之大端，绝非“不过抄胥之事，将无价值可言”，又驳斥“著表最易”一说，自我剖白仅《清代学者生卒及其著述表》一项，“愚费三年之力，尚未完全，而六十万言之书，亦不过费时三年而已”。他抨弹陈恭禄“无史表常识，而又妄发议论”，甚而奉劝“如其反对史表，可读《史通》，未尝不可于子玄之说，假一例证”，“《史通》既不曾读，亦尚有此‘可以一读’之《清代通史》在”（《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致〈大公报·文副〉编者书并答陈恭禄君》，1932年11月3日）。但对于诸表攘袭前人之说，未作出正面回应。

还可略补一笔的是，几年后，一位名叫许霁英的青年学人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文章，也对《清代通史》中卷第一篇所载《乾隆宰辅表》提出“商榷”。全表共列宰辅六十人，“今观表中所编列，体例则前后不一，讹误挂漏不下四五十处，且遇有不难查考者亦多任其空缺”，作者一一举证，由此感喟——“是则疏荒之讥，亦不能为萧君谅矣”。

许霁英：《对萧著〈清代通史〉中卷“乾隆宰辅表”之商榷》，《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18日，第11版

二、关于“问答语体”

《清代通史》下卷第二册主体部分为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之役，书内叙事记人，屡现历史人物对面“问答”的场景。陈恭禄以为此类不合史法——

古史中之有问答，原为古代之文体，在今严格论之，殊难作为有价值之史料。盖二人问答之语，何由传出？史官记之者，何从知之？记录有无附会、润饰、夸张之辞？殊难断定，其真伪成分亦难辨别。近时史家除引用节略或可信原文之问答，从无用之入书者。萧君于其书中竟常用之。（《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册》，1932年10月3日）

书评中举出星相术士、萧朝贵、洪大全、李续宾、李秀成、法美广州领事、洪秀全等七例，质问道：“兹就所举者论之，或为密谋，或为军国大事，或为一二人之私语，作者何以知之？”进而批驳其病在“以小说视历史”，“根稗史为史料”，“囿于夸张之说”，“为作者装点附会之辞”。

按“问对”一体，古已有之。《文心雕龙·杂文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此类之作，“（形式上）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内容上）以著其意”，徐师曾《文体明辨》、吴讷《文章辨体》等著作从“文体”角度皆作有解说，一般归纳其性质为“文人假设之辞”。余嘉锡《古书通例》“古书多造作故事”一条，论“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古书通例》卷二“明体例第二”）。传统典籍中出现“问答”的场合，数见不鲜，一些史学本位者仍倾向于区分“假说”与“实录”，并不以“采为逸事，编诸史籍”为然。如专讲“史法”的刘知幾，很早就划分文、史界限，“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揭示“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后世史家，“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史通》外篇卷十八《杂说下》）顾炎武也认为文史有别，不宜牵混，“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不可“掎摭史传，以议此赋之不合”（《日知录》卷十九《假设之辞》）。

萧一山：《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再致〈大公报·文副〉编者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连载于《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7月7日、14日、21日、28日

陈恭禄依据“存疑”“辨伪”的史学原则，不接受“问答之辞”可以征信，亦不认同其可以入史。萧一山起而辩难，而谓：“姑不论问答语体之见于史册者，若二十四史，若两《通鉴》，若九种《纪事本末》等比比皆是，但如陈君所云，令弟证书中问答之语，则非起死骨于地下不可。弟固无此还生术也。”（《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再致〈大公报·文副〉编者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1934年4月28日）此处援古证今，坚持认为“问答语体”适用于史著，不足为奇，更不必有疑。

由上述话头引申，二人之间产生了关于“历史的怀疑论者”的一番辩论。先是萧氏指控——

夫二人之语，不能传出，则二人之事，独可传出乎？史官无从知其问答之语，又何从知其问答之事？此历史的怀疑论者，真可谓无微不至矣。陈君何不思之甚耶？

陈氏随即反驳——

关于书中问答语体，余于原评论其毫不足信，并举八[七]例说明，萧君不能自圆其说，斥余为“历史的怀疑论者”。余非其人，亦不愿为之，不过平日对于史料，主张严格鉴别，定其真伪可信之价值，决定取舍，从不以小说视历史，而更加以附会也。二十世纪之历史学者，莫不如此，余非以学者自视，不过未入歧途，而惜萧君不知近代之历史方法耳。

按关于“问答之语”性质为何、能用否、如何用，因立场不同，言人人殊。擅长“谈艺”的钱锺书尝言“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管锥编》第四册，“全宋文卷三四”）。在他眼中，“史不可尽信”，有时还迹近于诗、小说、传奇，掺杂了“文学的虚构”——“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管锥编》第一册，“左传正义一”）史书中所谓“问答之语”，不是实录古人的“记言”，而是具有作者意识的“代言”，并且此种代而言之，绝非随意创造，需要史家“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按钱锺书说法，作史者据往迹、按旧编而“补阙申隐”，也需要“灵奇酣放”的想象，也好似“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在此意义上，文、史之间已非判若鸿沟，不可逾越，相反地，两者关系密切，“接枝交叶”。

钱锺书《谈艺录》

如果说，钱锺书论史学求真之道，“非传真之道，而传神之难，遗其神，即亦失其真矣”（《谈艺录·静修读史评》），终究掩藏不住一颗“文心”，显与实证主义派史家异辄，古事真相可由科学方法重建而传，没有精神的古事，却“仿佛走了电的电池”，其所谓“代言”之善，大致也应在此思路上理解；那么，萧、陈二氏对于“问答语体”尽管见解不一，然身份认同都是“二十世纪之历史学家”，争论重点在于如何还原历史，不论“疑”或“不疑”，尚均发生在史学实证层面上。“史不可尽信”“史事无不待考证者”，大致是趋新学者的共识，他们好讲“方法”，强调“鉴别”，处处抱着“存疑主义”，甚而有一种“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的态度（参阅王汎森《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只是作为北大出身的“新学生”的萧一山，对传统史学抱有某种“特殊情结”，在追叙历史上的真人实事之际，自信更具“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能力。他控诉陈恭禄为“误入歧途”的“历史的怀疑论者”，于“问答语体”喋喋缠纠，恰成“陈君无历史基础常识，而又‘大言欺人’之确证”，后者则径以“近代之历史方法”作为自我辩护的工具，强调要将史料的“严格鉴别”，而抵制一切“附会”“润饰”“夸张”之辞。从以上对话，我们可以看到，检验“问答”的史料价值，二人各持方法与尺度，其故在于所援据的史学理论资源不同。由此，“问答”一体“足信”与否，已成公婆互争有理的“罗生门”，殊难片言定谳，给批评者戴上一顶“怀疑论者”的帽子，似亦不足服人。

三、“文人不与言史事”？

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讲义印行后，谢国桢专门做了书评，有趣的是，史事“搜证”、史料“搜辑”而外，花很多篇幅大谈“史学叙述的方法”——

自从考证学兴，史学叙述的方法，越发不讲了。只要东抄一段，西录一段，加上一点案语，于是乎就是什么考的大文章了。其实作史这一件事，须费了许多气力，找了许多材料，辨别了材料的真假，把他的事实融会心中，我的文章发表出来，那么才有精彩。……我看清初只有万季野“有作史的本领”，近来梁任公的论文，真是光焰万丈，确如他说“吾文有力，吾手有鬼”的样子。即如他做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读了教人忘倦。胡适之，格局小得多，但他的条理畅达，是不可及的。

谢国桢是梁启超弟子。我们知道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讨论“史才”的部分，便“专讲史家的文章技术”，兼取“组织”与“文采”两端，前者注重剪裁、排列，后者则贵在简洁、飞动。谢国桢在此处表彰乃师“作史的本领”，有文有质，文史合一，其实也间接点出了萧一山著述瓣香所在。

刊登陈恭禄书评的《大公报》“文副”版主编吴宓，对《清代通史》的一些“缺点”尽管有所指摘，但从传统文化观出发，欣赏萧一山“旧学”根柢深厚，“文章”辞藻精工，在今皆极不易得——

近世专门之学盛，而一般文化程度低降。故作史者往往于古学缺乏修养，文章素不经心，其著作虽罗列事实，清疏严密，而文字则晦昧干枯，了无神采。此在中国近今尤为恒见，因中国新学来自西方，材料方法取自异国载籍，工为此者，自更难望其于本国文史沉浸有素。况自文字改革，旧学湮灭，读线装书者，亦只急促翻检，寻取可人吾题或适合吾意之材料， 排比堆积，以成吾之著述，谁复精心融会，实行研炼，以撰作有声有色之妙文乎！

今之作者，率皆旧学乏修养，文章不精炼，故著作史书，若其事实之精确相等，则文较工美者胜。本此以言，则萧一山君之《清代通史》似为有价值而可赞许之书。

有意思的是，若以陈恭禄尺度衡之，上述“赞许”之词不仅搔不到痒处，甚至有舍本逐末、褒贬倒置的嫌疑。“文史分立”是他一贯的主张，在他看来，萧一山充其量算是中国传统式的“文人”，而距离标准的“历史学者”尚远。前述“问对”一体运用于史著的争议，便很能反映二人对于文、史边界敏感程度的差异。

《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吴宓

吴宓:《〈文学副刊〉编者案语》，《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1月3日

同一种书，读者观感因眼光不同而大相径庭。吴宓赞赏萧一山“著作史书”而能“有声有色”，诚为难能可贵，陈恭禄却苦其“文章不精炼”，行文大部“仍是未消化未审核之史料”。今日有学者以为萧一山文风“质朴、简洁、生动”，“对于改进当前史学著作的表达方式，大有借鉴意义”（张光华《论萧一山史学著作的文风》，《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王家范却强调“先生征引史料务求保持原貌，往往大段采录，不加删减，由此保存了大量原始历史文献，也为读者留下了独立咀嚼的较大的空间”（《萧一山与〈清代通史〉》，《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陈恭禄特别反感的一点，就是《清代通史》大抄文献，“从不问其所言来自何方，杂然抄袭，毫无主张”，“其视史书无异于百科全书，原不足取”，不禁由是反问道：“著书果若此之易，究何益于读者乎？”

就史学著作而言，行文繁冗尚在其次，吃紧的，更在文省而事误、或文省而事不增。顾炎武尝论“文章繁简”，便主张“辞主乎达，不主乎简”。陈寅恪也说过“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萧一山在论战之际，也从这一角度为自己辩护：

盖辞省则意吝，毕载则言妨，为斯变体，不得不然，陈君固未之能懂也。

盖当时之情形，不能确知，故引附原文，而注明其出处，此是谨慎必然之笔。凡通史写注明出处者，皆作者融会贯通之言。反之，则凡注明出处者，皆引证他人之语，而借以参考，非作者所愿负责。此种写法，于古有征，于今亦有征，中西史书，比比皆是，不仅一部《清代通史》也。

不过，需要说明，陈恭禄批评其实包含两层，一是史料原文抄得太多，二是只有抄录没有鉴别，所以他要强调“史料之利用，非抄袭之谓，乃分析其内容，辨别其真伪，考证其事实，然后引用，否则辗转传抄，仍是未消化未审核之史料，何必多此一举？”萧一山的答文只是回应了第一层（关于萧著“史料”使用问题的具体讨论，参拙文《“批评”如何可能？陈恭禄与萧一山笔战述评（上篇）》，《中国文化》2022年第2期）。

至1942年，萧一山任教于内迁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发表《近代史料史书及其批评》《近代史书鸟瞰》二文。时隔多年，经过长期的“自学”和“补课”，萧一山的史料学素养已非昔日可比，对近代史料“丛林”全局在胸，而能剖析入微，只是间或积习发作，言下仍有若干“大言”的流露。陈恭禄阅读之下，又忍不住作文批判，在一篇题为《史料与学者》的文章开头，即发表了一番“感想”——

近代史之史料，浩如烟海，绝非一人之力所能遍读。不自量而言之，徒见其胆大妄为，而为通人所笑。学者知其然也，非亲读或曾利用之史料，决不敢有所论列。其研究之范围，常限于专题或某一时期，既不能以之推论一切，更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凡研究学问之人士，无不如此。近时我国史学视前稍有进步，为一可喜之事，而最大之阻碍，则为文史不分，以为能文者皆可为史家。

此处“文人”，明指萧一山，批评其滥充“史家”，“自居于学者地位，妄议一切，不免误人”。文中“仅就方法上”指出三点“谬误”，一曰“傅会”（牵强附会之解释，非愚即枉），二曰“强不知以为知”（不知外国史料，所言多为新创作之事实），三曰“不知何谓著作”（以抄录史料为著作，辨别史料与著作之基本知识，亦嫌不够）。

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志林》第3期，国立东北大学，1942年1月4日

陈恭禄：《史料与学者》，《斯文半月刊》1942年第2卷第10期

清儒章学诚虽提倡文史贯通，大体仍站在治经史之学的士大夫立场反对文人习气，主张“文人不与言史事”，以为“文士剿袭之弊，与史家运用之功，相似而实相天渊”。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新学者更明确指出：“文史两途，性质固不齐一，史为科学，而文为艺术。”陈恭禄素持“文史分立”主张，如文章标题——“史料与学者”——所暗示的，文人不足以言史学，原因在于：

国人所以如此者，由于不知历史性质，亦不知历史方法。文人未受历史学之训练，偶尔见得一二史料，即自标榜为学者。殊不知史料为一事，保存史料又为一事，研究史料发为论文又为一事。学者之贡献，乃视其研究之结果——有无新知识也。国人受传统思想之影响，不能辨别，原无足怪。文人滥充历史学者，有此观念，而发为文字，则不能不予以指正。

学者之异于文人者，在经过史学的严格训练，明晓历史学之性质与方法，能够在充分搜集和考证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叙述、提供新知。非此，则不足言“史家”。1930年代初，萧一山有海外考察之行，在欧洲蒐辑“太平天国史料”颇有成绩，自居为一大“贡献”，陈恭禄由“保存”与“研究”之异着眼，加以反驳，而谓“实则抄录史料，为任何人所能为，萧先生自视，亦太卑矣”。

那么，究竟“何谓著述”？陈恭禄论“今日编著历史之方法”，亦尝期许“以深切美丽之文写成”（《中国近代史·自序》，1934年），包含了“文”的追求，但更要紧的是“质”的保障，他说：“著作非抄录史料之谓，乃研究可信之史料，分析其内容，据所得之史实并将其融会贯通，然后叙述其发生之背景、经过之始末及对于后世之影响，读之庶可明了各时代之情状也。”（《〈中国通史〉（第一册）自序》，1944年）然则在对史料“辨别虚实”的前提下，重建“真确可信之史迹”，进而“融会贯通”，追求一种“有统系之作品”，反映了陈恭禄考据与综合并重的治史思路。惟运用之妙，因人而异，验证于史学实践的效果，似仍不免众说纷纭、毁誉不一之嫌。陈恭禄不满于“近人关于近百年史之著作”，对曾友豪、孟世杰、邢鹏举、杜冰波、萧一山诸家作品多有抨弹，叹息“求一叙其始末之书，竟不可得”；而给他带来空前学术声誉的《中国近代史》在1934年问世后，同样遭受过批评，被指“其中亦颇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以至于不得不起而自辩，从而在1936年4月至7月的《大公报·图书副刊》再次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文字战”，深有意味的是，这一次笔墨官司的被告成了他本人（说详拙文《“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论1930年代的“近百年史之著作”批评》，另文待刊）。萧一山在1942年发表有关“近代史书史料”的评论文章时，对自己早期著述的“疏漏之处”基本可以平情对待，言下却始终未忘当年辩论的对手方，并悠悠然“捎带一枪”——“陈恭禄先生之《中国近代史》，才力不能驾驭史料，报章常有批评，兹不赘言”——我们似乎也就可以理解，这一次为何反倒是陈恭禄按捺不住火气，所谓“文人滥充历史学者”这样怼人的话究竟有何言外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