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学勤
我最近看到有人写文章引用《论语》中的话,说孔子的弟子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凡是涉及孔子讲性与天道的话都不是孔子说的,因为孔子根本就没说过这类话。
“不可得而闻也”,怎么就能够说孔子没有性与天道的思想?实际上那个话不过是他学生的一个谦辞,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学问不高,老师给我们讲性与天道的那些话我们听不懂。根据这句话断定孔子从来不讲性与天道,是没有道理的。马王堆帛书《要》篇讲了孔子老而喜易的事,“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那么到底这个《要》篇和《易传》有没有关系?我想,举一个例子就能很明确地说明《要》篇是和《易传》有明确关系的。
孔子老而喜易这件事,根据《孔子世家》可以断定是在鲁哀公十一年以后,也即公元前484年,而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孔子就去世了,所以《要》篇记的是孔子最后几年的事。那时候子贡在孔子身边,子贡问孔子:“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什么意思呢?子贡问孔子说:老师曾经说过,那些德行不好的人才跑到神灵那里去,那些没有智谋的人才去占卜算卦,怎么今天你却看算卦的书?这与过去所说的不是矛盾了吗?孔子回答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在《易经》这方面你要说算卦我当然比不了那些专门算卦的,我与那些人是“同途而殊归”,“我观其德义耳”,我看的是《易经》里面的德义。
什么叫德义?德义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今天我们常常讲德义,指的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概念,可是实际上在易学里它的含义不是这样。《要》篇里说:“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
孔子说他为什么跟史巫、算卦的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幽赞神明一定要达于数,如果不达于数就和巫没有差别了,而数要不达于德,做不到德这一点的话,那就和史、太祝这些人没有差别了。“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史巫、算卦的那些人对易学的真正内容并不了解,他们只是会进行一种操作,是“好之而非也”,所以孔子说他是“观其德义耳”。
德义两个词完全是易学的两个词,所以孔子是易学的真正开创者,是孔子真正把数术的易和义理的易(或者叫哲学的易)完全区别开来,于是才有我们所说的真正的易学,而正因为区别了这两者,使《周易》的哲学成分进一步纯化,使易学进一步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本文摘自作者的演讲“《周易》与中国文化”)
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学勤
我最近看到有人写文章引用《论语》中的话,说孔子的弟子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凡是涉及孔子讲性与天道的话都不是孔子说的,因为孔子根本就没说过这类话。
“不可得而闻也”,怎么就能够说孔子没有性与天道的思想?实际上那个话不过是他学生的一个谦辞,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学问不高,老师给我们讲性与天道的那些话我们听不懂。根据这句话断定孔子从来不讲性与天道,是没有道理的。马王堆帛书《要》篇讲了孔子老而喜易的事,“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那么到底这个《要》篇和《易传》有没有关系?我想,举一个例子就能很明确地说明《要》篇是和《易传》有明确关系的。
孔子老而喜易这件事,根据《孔子世家》可以断定是在鲁哀公十一年以后,也即公元前484年,而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孔子就去世了,所以《要》篇记的是孔子最后几年的事。那时候子贡在孔子身边,子贡问孔子:“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什么意思呢?子贡问孔子说:老师曾经说过,那些德行不好的人才跑到神灵那里去,那些没有智谋的人才去占卜算卦,怎么今天你却看算卦的书?这与过去所说的不是矛盾了吗?孔子回答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在《易经》这方面你要说算卦我当然比不了那些专门算卦的,我与那些人是“同途而殊归”,“我观其德义耳”,我看的是《易经》里面的德义。
什么叫德义?德义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今天我们常常讲德义,指的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概念,可是实际上在易学里它的含义不是这样。《要》篇里说:“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
孔子说他为什么跟史巫、算卦的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幽赞神明一定要达于数,如果不达于数就和巫没有差别了,而数要不达于德,做不到德这一点的话,那就和史、太祝这些人没有差别了。“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史巫、算卦的那些人对易学的真正内容并不了解,他们只是会进行一种操作,是“好之而非也”,所以孔子说他是“观其德义耳”。
德义两个词完全是易学的两个词,所以孔子是易学的真正开创者,是孔子真正把数术的易和义理的易(或者叫哲学的易)完全区别开来,于是才有我们所说的真正的易学,而正因为区别了这两者,使《周易》的哲学成分进一步纯化,使易学进一步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本文摘自作者的演讲“《周易》与中国文化”)
1972年,湖南长沙芙蓉区发现一处大型汉墓,墓主是西汉初期长沙王丞相利苍及其家属,墓中出土了大量珍宝,可谓是举世震惊。在这些珍宝中,发现了一封保存较为完好的帛书——《五星占》。在这份占卜书中,其中有两个字引起了考古学者们的关注——“张楚”。
稍微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张楚”是起义者陈胜建立的,其本来意思是“张大楚国”。帛书中的五星行度和另一种古佚书的干支表,具列秦及汉初纪年,值得注意的是,其间只有张楚的年号,却无秦二世年号。很显然,在汉初百姓心中,相比于秦二世的秦朝,张楚实际具有更为正统的地位。
著名学者田余庆在论文《说张楚》中认为,在汉朝人心中,张楚是夹在秦朝与汉朝之间的正统王朝,其意义毋庸置疑。
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秦军一路摧枯拉朽,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然而在消灭楚国时,秦军却碰上了硬钉子。20万秦军遭到项燕和叛变的旧秦宰相昌平君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其后,秦王嬴政命老将王翦率60万伐楚,经过数年的拉锯,秦军才最终“耗死”了楚军,歼灭了楚国。
楚国虽然灭亡了,但楚人对秦朝仍具有十足的威胁。楚国地大物博,一场战役根本无法消灭楚国的残余势力。对于秦始皇来说,楚地也是最棘手的地区。
此外,秦始皇还釜底抽薪,将楚地大贵族屈、昭、景等五族迁往咸阳,想化楚地于无形。然而秦始皇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消弭了贵族们的反叛,却制止不了楚地平民的起义。和楚国贵族一样,楚国普通百姓也极端仇恨秦国,举国皆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最终,楚人陈胜吴广举义于大泽乡,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反秦暴动。
在反秦战争中,楚国发挥了中心作用。首先,陈胜建立了张楚,并派兵四面出击,迅速恢复了六国。相比于其他五国,楚国在灭秦方面最为积极。当时六国复兴,齐、燕、赵、魏、韩等五国皆保境自守,西进灭秦谈都不谈。然而陈胜却命周文为将,一路突破函谷关,距离秦都咸阳仅几十里,这是旧六国从没有做到的。
因此,陈胜被复兴的六国视为盟主,楚国也成了反秦的核心。之后,陈胜被章邯击败,张楚灭亡,但楚国并未灭。很快,楚地的反抗力量全部汇聚于项梁、项羽叔侄手下。随后,项梁扶植旧楚怀王之孙——放羊娃熊心为王。天下正统从陈胜转向了熊心。
随后,项梁败死,楚国大受挫折。楚怀王熊心取代项氏(没错,熊心也被当时的楚人立为楚怀王),暂时掌权,他发布命令——“先入咸阳者王之”。也就是说,谁先灭秦,谁就可以当秦王。这个约定不仅对楚人有效,对其他五国人同样有效。
之后,项羽北上救赵,在巨鹿大破秦军主力,其他各国诸侯军全部受项羽节制。由此,楚人正式统领六国。其后,楚人刘邦率部西进,一路过关斩将,从武关进入关中,完成了灭秦大业。“亡秦必楚”的预言,就这样实现了。
由于项羽在灭秦方面功劳最大,因此他自封为西楚霸王,成为18路诸侯之首,而具有正统地位的楚怀王却被项羽架空,被封为“义帝”。由此,楚怀王尴尬地加冕中国第三位“皇帝”,成为名义上的天下之主。
然而,项羽却指使英布杀害了熊心,使得楚国的正统地位落在了项羽手中。熊心死后,汉王刘邦以此为借口起兵伐楚,最终用了三年时间,击败了西楚,建立一统天下的汉朝。汉朝是以楚人为骨,以秦人为肉的王朝,秦与楚斗了几百年,最终却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最强大的王朝之一。而项羽的正统地位又落到了刘邦身上。从陈胜到刘邦,楚是一脉相承的。
至少在汉初,汉人是绝对承认楚国正统地位的。《史记·陈涉世家》谓“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陈胜守冢之数优于秦始皇及其他六国君长,表明汉高祖特重张楚法统的政治态度。
此外司马迁还在《秦楚之际月表》中提出的:
初作难, 发于陈涉; 虐戾灭秦自项氏; 拨乱诛暴、平定海内, 卒践帝柞, 成于汉家。五年之间, 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 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所谓三擅, 指张楚、项氏( 含楚怀王)、汉朝。其实, 三擅皆楚,只不过最后一“擅”,是披着秦皮的楚人——刘邦所建立的汉朝。
然而到了汉朝末年,汉人逐渐不将陈胜的陈胜视为正统,在《汉书》中,陈胜和项羽同入列传。而在《史记》中,项羽入了帝王才能进的本纪,而陈胜被列入诸侯才可进入的世家。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变化,是因为汉朝中央久居秦朝故地——关中,楚人的气质逐步消退,秦人的后裔占据朝廷,汉朝君臣对楚国产生了陌生感,不再将之视为正统。而且陈胜造反者的身份,实在“”与政治不正确。
就这样,楚朝被有意忽视,隐藏于秦朝与汉朝之间,成了一个失落的王朝。若非马王堆帛书出土,我们自然不会知道,其实汉初人士皆将楚视为秦之后的正统朝代。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
班固:《汉书》
田余庆:《说张楚》
李开元:《秦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