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红线是什么意思(月老牵红线是什么意思)

联谊男女图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相亲，是甘肃定西陇川镇青年丁玉雷这几年时不时就做的一件事。可日渐高企的彩礼，还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结婚套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29岁的他在婚姻之路上不断求索。

在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农村结婚民俗中，“一动不动”是标配，“万紫千红”也普遍。“一动”是汽车，“不动”是房子；“万紫千红”则是一万张紫色5元纸币，1000张红色的百元钞票。此外，还有“万里挑一”“六六大顺”等说法。

房、车、彩礼“新三大件”，让年轻人的压力骤然上升。和丁玉雷一样，一大批西部农村青年面对婚姻大事，“彩礼”“房子”“车子”依旧是“一山放过一山拦”，要进入婚姻殿堂，得迈过好几道门槛。

西部乡村青年遭遇“婚姻挤压”

彩礼、经济条件、家庭出身等综合因素在深刻地影响着婚恋市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城里女孩不愿意“下嫁”到农村，乡村男青年在城里“娶不起”。

相亲市场广为流传的“ABCD男女婚配理论”认为：男女被分为ABCD共4个层级，A为最高等级，D为最低等级。女性在择偶时，一般都更偏向比自己条件优秀的男性，而男性则希望找一个比自己差一点的女性。

“最终剩下来的就是我这种没学历、没车、没房的农村大龄男。”丁玉雷自嘲是一位“标准剩男”。

父母经常托人在老家附近为他寻找年龄相仿的女子，但丁玉雷却对结婚越来越没有了信心。

他记得，第一次相亲时，对方因为他的学历不高，拒绝了他。后来，他尝试从自己的兴趣聊起。

可之后的相亲道路依旧不顺畅。有一次，本来已经和对方约好次日见面，结果前一天丁玉雷接到电话，被问及是否在城里买了房子，得到否定回答后，对方挂断了电话。

丁玉雷直言，周围的90后，除了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剩下的基本和他一样，想都不敢想结婚，“房价每年都涨，彩礼也在升高，唯独工资不涨”。

和丁玉雷一样，来自陕西略阳县某乡镇的王志明（化名）也刻意回避结婚这一话题。他在苏州一家机械厂上班，每月有6000多元的收入。

他说，以自己现在的收入水平，哪怕不吃不喝，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凑够结婚的各项支出。

车子，他已经买好了，但房子，需要买在汉中市，每平方米6000元左右，还有彩礼，“女孩的父母通情达理的话，可能需要6万元、8万元，但大多数家庭都是10万元起步。”王志明有些无奈。

在苏州时，王志明处过一个外地的女朋友，两人谈过结婚问题。当时，对方的父母没有提彩礼，但要求他必须在工作地有住房。大城市的房价委实让人难以接受，王志明想尽了办法，也凑不出首付。

“爸妈快60岁了，还在工地上打工，买房子，那么大缺口，我实在是张不开口。”王志明说。最终，他的女朋友顶不住压力，不辞而别。

难过了好一阵子，这个西北小伙才算调整好了情绪。他一面天天加班，想着多挣些钱；另一面，则托人在老家给自己“牵红线”，“谁能看上我，我就跟谁过去”。

在甘肃临夏青年李军（化名）看来，结婚是一场复杂的社会活动。“因为这里面牵扯的问题太多，非个人能左右”。

32岁的李军是一名医生，按道理，像他这样研究生学历，收入有保障，在省城医院工作的年轻人找对象不会太困难，可事实上，李军至今是单身。

“很多人对当下的实际情况看得很重，对农村出身也很介意。”李军老家在临夏的乡镇，父母亲长期务农，加之刚到省城工作不久，房子车子还没有买，虽然职业稳定，有发展前景，可相亲过程同样不顺利。

“不服不行。”李军越来越感觉到来自现实的压力，“乡镇青年在外发展，除了经济上的制约，社会认知层面也有一道无形的玻璃墙。”

“把媳妇早早占上”畸形现象源自无奈现实

愈演愈烈的“新三大件”成为让乡村青年望而生畏的成家“三大巨石”。“内卷”模式被迫开启，很多应对之举透露着无奈。

甘肃陇南一名乡镇干部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年来，农村相亲定亲的时间大大提前，一些女孩可能刚刚初中毕业，就有媒人上门打探，孩子是继续读书还是要步入社会，有没有意向谈朋友。

他认为，出现这种畸形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男女比例失衡，且大多女孩向往去城市生活。反之，男孩年纪越大能匹配到的结婚对象越少，大家都想“把媳妇早早占上”。

在严峻的婚恋形势下，很多人选择面对现实，根据自身情况作出选择。

“完成了这件大事，真是一身轻松。”家住宁夏固原乡镇，24岁的马利民（化名）前不久刚结婚，而在他之前的规划中，结婚应该是30岁左右的事。

马利民去年刚大学毕业，在浙江义乌一家外贸企业就职，可工作刚刚上手，家里就催着他早早完成婚姻大事。

“同龄好姑娘一部分外流了，再不下手就找不上称心如意的了。”在父母亲看来，作为从西北贫困农村走出的年轻人，在外人生地不熟，找对象不现实，只能回乡找，可老家女孩子一般结婚早，而且一部分女孩子还被条件好的城里人、或是农村经济条件好的提前物色好了，给普通青年的选择空间并不大。

“我听了父母的分析，也觉得有道理。”起初马利民并没有把父母的劝说放在心上，还想在义乌找对象。可逐渐地，他认识到，婚姻比爱情现实得多，“还是要从现实出发做安排”。

马利民找的对象是附近乡镇的女大学生，两人年纪相差一岁，两家人的家庭情况也差不多，还有远房亲戚关系，结婚前后各种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彩礼两家商量着定的，要了10万，在老家算正常，房子我出首付，两个人一起还，车子还没考虑，也都是我们自己的事。”结了婚，马利民觉得很踏实，小两口打算都去义乌发展。

不同于马利民回乡成家的现实安排，就职于甘肃某省直单位的姚鑫（化名）还是希望遵从自己的本心，找一个在同一城市工作生活的伴侣。

姚鑫来自甘肃天水某乡镇，2014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私企、国企工作过，一度还在家炒股。其间，他与大学时的女朋友分手，因为对方考上了另一个地市的公务员，姚鑫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与女孩距离太远、差距过大。

2017年，姚鑫端上“铁饭碗”，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多了起来，但不少女孩又提到了住房问题。

他记得，某次相亲时，他说自己在朋友家暂住，对方的脸色很快就变得“高不可攀”。后来，姚鑫在父母帮衬下购买了房子，但又被相亲对象泼了冷水，“觉得我的房子地段有些偏”。

离结婚最近的一次，他见了女孩的父母，女孩的妈妈总是提到侄女结婚收了25万元的彩礼。姚鑫一听，感觉“有点过了”。

他和女友商量，要么彩礼少一些，把房子装修好，要么给足彩礼，装修“将就”一下。但这位女孩并不认可姚鑫的提议，她支招：“你可以让你的父母去借钱。”

“我还有一个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为了我的婚事，掏空父母的家底，于心不忍。”姚鑫说，那一瞬间，他感觉眼前的人很自私。后来，他断掉了与对方的联系，婚事告吹。

婚恋市场需引导也须规范

西部乡村青年的婚恋困境，引起了有些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脱贫攻坚阶段，“因婚致贫”或“因婚返贫”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旗帜鲜明地反对农村存在的天价彩礼现象和问题。要求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也将青年婚恋问题作为十大发展领域之一，并提出要通过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和引导；切实服务青年婚恋交友。

西部很多地方也出台了对高价彩礼等畸形婚恋习俗的干预政策。2018年，甘肃省平凉市出台《关于平凉市各县（区）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的通告》，明确了平凉市各县（区市）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城区最高标准为6万元，农村最高标准为10万元。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难度。《平凉日报》不久前的调查显示，当地农村、城市彩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趋势。北塬农村彩礼普遍在15万元至20万元上下，城市婚嫁彩礼最高已达15万元，最低也要七八万元。加上新房、新车，成本差不多在一百二三十万元以上。

畸形婚恋市场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前召开的上，全国政协委员谈剑锋提交了一份《关于倡导婚恋新风、加强情感疏导工作，同时开放全国统一的婚恋登记信息查询平台》的提案。

谈剑锋建议，由团组织牵头，充分发挥共青团覆盖全国各级行政机构和广大企事业单位的组织优势，全面结合新时代互联网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手段，为广大单身青年搭建信任与交流的平台，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青年联谊活动，帮助广大青年收获爱情、拥抱幸福。

在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婚恋文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近期，从宁夏民政厅传来消息，宁夏将在全区探索建立婚丧事项报备制度，坚决制止婚丧大操大办等行为。同时，建立抵制高价彩礼诚信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指导各乡镇把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遵守村规民约纳入个人诚信体系。

“从机制化层面确保民间习俗健康发展，这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关键在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动态监控，并出台符合实际的奖惩举措。”很多年轻人为宁夏的探索叫好，但同时也认为，民间习俗一旦形成，改变的难度很大，制度规范关键在于如何落地开花。

来源：中国青年报

联谊男女图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相亲，是甘肃定西陇川镇青年丁玉雷这几年时不时就做的一件事。可日渐高企的彩礼，还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结婚套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29岁的他在婚姻之路上不断求索。

在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农村结婚民俗中，“一动不动”是标配，“万紫千红”也普遍。“一动”是汽车，“不动”是房子；“万紫千红”则是一万张紫色5元纸币，1000张红色的百元钞票。此外，还有“万里挑一”“六六大顺”等说法。

房、车、彩礼“新三大件”，让年轻人的压力骤然上升。和丁玉雷一样，一大批西部农村青年面对婚姻大事，“彩礼”“房子”“车子”依旧是“一山放过一山拦”，要进入婚姻殿堂，得迈过好几道门槛。

西部乡村青年遭遇“婚姻挤压”

彩礼、经济条件、家庭出身等综合因素在深刻地影响着婚恋市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城里女孩不愿意“下嫁”到农村，乡村男青年在城里“娶不起”。

相亲市场广为流传的“ABCD男女婚配理论”认为：男女被分为ABCD共4个层级，A为最高等级，D为最低等级。女性在择偶时，一般都更偏向比自己条件优秀的男性，而男性则希望找一个比自己差一点的女性。

“最终剩下来的就是我这种没学历、没车、没房的农村大龄男。”丁玉雷自嘲是一位“标准剩男”。

父母经常托人在老家附近为他寻找年龄相仿的女子，但丁玉雷却对结婚越来越没有了信心。

他记得，第一次相亲时，对方因为他的学历不高，拒绝了他。后来，他尝试从自己的兴趣聊起。

可之后的相亲道路依旧不顺畅。有一次，本来已经和对方约好次日见面，结果前一天丁玉雷接到电话，被问及是否在城里买了房子，得到否定回答后，对方挂断了电话。

丁玉雷直言，周围的90后，除了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剩下的基本和他一样，想都不敢想结婚，“房价每年都涨，彩礼也在升高，唯独工资不涨”。

和丁玉雷一样，来自陕西略阳县某乡镇的王志明（化名）也刻意回避结婚这一话题。他在苏州一家机械厂上班，每月有6000多元的收入。

他说，以自己现在的收入水平，哪怕不吃不喝，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凑够结婚的各项支出。

车子，他已经买好了，但房子，需要买在汉中市，每平方米6000元左右，还有彩礼，“女孩的父母通情达理的话，可能需要6万元、8万元，但大多数家庭都是10万元起步。”王志明有些无奈。

在苏州时，王志明处过一个外地的女朋友，两人谈过结婚问题。当时，对方的父母没有提彩礼，但要求他必须在工作地有住房。大城市的房价委实让人难以接受，王志明想尽了办法，也凑不出首付。

“爸妈快60岁了，还在工地上打工，买房子，那么大缺口，我实在是张不开口。”王志明说。最终，他的女朋友顶不住压力，不辞而别。

难过了好一阵子，这个西北小伙才算调整好了情绪。他一面天天加班，想着多挣些钱；另一面，则托人在老家给自己“牵红线”，“谁能看上我，我就跟谁过去”。

在甘肃临夏青年李军（化名）看来，结婚是一场复杂的社会活动。“因为这里面牵扯的问题太多，非个人能左右”。

32岁的李军是一名医生，按道理，像他这样研究生学历，收入有保障，在省城医院工作的年轻人找对象不会太困难，可事实上，李军至今是单身。

“很多人对当下的实际情况看得很重，对农村出身也很介意。”李军老家在临夏的乡镇，父母亲长期务农，加之刚到省城工作不久，房子车子还没有买，虽然职业稳定，有发展前景，可相亲过程同样不顺利。

“不服不行。”李军越来越感觉到来自现实的压力，“乡镇青年在外发展，除了经济上的制约，社会认知层面也有一道无形的玻璃墙。”

“把媳妇早早占上”畸形现象源自无奈现实

愈演愈烈的“新三大件”成为让乡村青年望而生畏的成家“三大巨石”。“内卷”模式被迫开启，很多应对之举透露着无奈。

甘肃陇南一名乡镇干部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年来，农村相亲定亲的时间大大提前，一些女孩可能刚刚初中毕业，就有媒人上门打探，孩子是继续读书还是要步入社会，有没有意向谈朋友。

他认为，出现这种畸形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男女比例失衡，且大多女孩向往去城市生活。反之，男孩年纪越大能匹配到的结婚对象越少，大家都想“把媳妇早早占上”。

在严峻的婚恋形势下，很多人选择面对现实，根据自身情况作出选择。

“完成了这件大事，真是一身轻松。”家住宁夏固原乡镇，24岁的马利民（化名）前不久刚结婚，而在他之前的规划中，结婚应该是30岁左右的事。

马利民去年刚大学毕业，在浙江义乌一家外贸企业就职，可工作刚刚上手，家里就催着他早早完成婚姻大事。

“同龄好姑娘一部分外流了，再不下手就找不上称心如意的了。”在父母亲看来，作为从西北贫困农村走出的年轻人，在外人生地不熟，找对象不现实，只能回乡找，可老家女孩子一般结婚早，而且一部分女孩子还被条件好的城里人、或是农村经济条件好的提前物色好了，给普通青年的选择空间并不大。

“我听了父母的分析，也觉得有道理。”起初马利民并没有把父母的劝说放在心上，还想在义乌找对象。可逐渐地，他认识到，婚姻比爱情现实得多，“还是要从现实出发做安排”。

马利民找的对象是附近乡镇的女大学生，两人年纪相差一岁，两家人的家庭情况也差不多，还有远房亲戚关系，结婚前后各种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彩礼两家商量着定的，要了10万，在老家算正常，房子我出首付，两个人一起还，车子还没考虑，也都是我们自己的事。”结了婚，马利民觉得很踏实，小两口打算都去义乌发展。

不同于马利民回乡成家的现实安排，就职于甘肃某省直单位的姚鑫（化名）还是希望遵从自己的本心，找一个在同一城市工作生活的伴侣。

姚鑫来自甘肃天水某乡镇，2014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私企、国企工作过，一度还在家炒股。其间，他与大学时的女朋友分手，因为对方考上了另一个地市的公务员，姚鑫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与女孩距离太远、差距过大。

2017年，姚鑫端上“铁饭碗”，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多了起来，但不少女孩又提到了住房问题。

他记得，某次相亲时，他说自己在朋友家暂住，对方的脸色很快就变得“高不可攀”。后来，姚鑫在父母帮衬下购买了房子，但又被相亲对象泼了冷水，“觉得我的房子地段有些偏”。

离结婚最近的一次，他见了女孩的父母，女孩的妈妈总是提到侄女结婚收了25万元的彩礼。姚鑫一听，感觉“有点过了”。

他和女友商量，要么彩礼少一些，把房子装修好，要么给足彩礼，装修“将就”一下。但这位女孩并不认可姚鑫的提议，她支招：“你可以让你的父母去借钱。”

“我还有一个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为了我的婚事，掏空父母的家底，于心不忍。”姚鑫说，那一瞬间，他感觉眼前的人很自私。后来，他断掉了与对方的联系，婚事告吹。

婚恋市场需引导也须规范

西部乡村青年的婚恋困境，引起了有些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脱贫攻坚阶段，“因婚致贫”或“因婚返贫”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旗帜鲜明地反对农村存在的天价彩礼现象和问题。要求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也将青年婚恋问题作为十大发展领域之一，并提出要通过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和引导；切实服务青年婚恋交友。

西部很多地方也出台了对高价彩礼等畸形婚恋习俗的干预政策。2018年，甘肃省平凉市出台《关于平凉市各县（区）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的通告》，明确了平凉市各县（区市）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城区最高标准为6万元，农村最高标准为10万元。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难度。《平凉日报》不久前的调查显示，当地农村、城市彩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趋势。北塬农村彩礼普遍在15万元至20万元上下，城市婚嫁彩礼最高已达15万元，最低也要七八万元。加上新房、新车，成本差不多在一百二三十万元以上。

畸形婚恋市场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前召开的上，全国政协委员谈剑锋提交了一份《关于倡导婚恋新风、加强情感疏导工作，同时开放全国统一的婚恋登记信息查询平台》的提案。

谈剑锋建议，由团组织牵头，充分发挥共青团覆盖全国各级行政机构和广大企事业单位的组织优势，全面结合新时代互联网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手段，为广大单身青年搭建信任与交流的平台，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青年联谊活动，帮助广大青年收获爱情、拥抱幸福。

在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婚恋文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近期，从宁夏民政厅传来消息，宁夏将在全区探索建立婚丧事项报备制度，坚决制止婚丧大操大办等行为。同时，建立抵制高价彩礼诚信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指导各乡镇把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遵守村规民约纳入个人诚信体系。

“从机制化层面确保民间习俗健康发展，这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关键在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动态监控，并出台符合实际的奖惩举措。”很多年轻人为宁夏的探索叫好，但同时也认为，民间习俗一旦形成，改变的难度很大，制度规范关键在于如何落地开花。

来源：中国青年报

按理说，入党时宣誓对党忠诚的他们，不该背离初心、忘却使命；

按理说，获得提拔晋升被委以重任的他们，不该以权谋私、贪图享乐；

按理说，接受过教育警示的他们，不该明知故犯、以身试法；

但行差踏错的人生没有那么多“按理”，一着不慎便成了悔之晚矣的那个“案例”……

四川宜宾市筠连县原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 卜薪智

案例

卜薪智，男，1968年10月生，四川筠连人。1988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1月加入中国，曾任筠连县原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4月，接受筠连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2年7月，卜薪智因严重违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11月，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1万元。

案情

“大错已经铸成，人生没有后悔药，现在想想，倘若当初自己没有收那些钱，一切该有多好啊，功劳摆在那里，党和人民会记住，可是收钱后一切都变了，还谈什么功劳，人生永远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留置室内，卜薪智痛心疾首，却早已于事无补。

忘记初心

心态失衡陷“局”中

“小时候家里很穷，日子过得很苦，组织给的平台成就了前半生的我，工作中我敢于斗争碰硬，成就了一番事业。”在调任粮食系统之前，卜薪智曾从事过纪检监察工作，深知贪欲之害。但是，在换岗后，他却没有坚守住自己的初心，“贪腐病”悄然滋生。

2007年底，卜薪智调任筠连县原粮食局局长，需要他签字批准的事多了，酒局应酬自然也就多了，看到老板们吃大餐、喝好酒，卜薪智心向往之、艳羡不已，认为“‘有滋有味’的生活才不负此生”，逐步从浅“尝”辄止演变为躬身入“局”。

“这个老板能给我多少好处？这个单位是如何的有权力，有哪些权力？我该怎样‘用好’我的权力，怎样才能权钱相济？”成为了身陷“局”中的卜薪智思考最多的问题。

胆大妄为

将项目作为“摇钱树”

在一次县级储备粮采购中，卜薪智收到某粮食供应商送上的5万元“感谢费”之后，他惊喜地发现“只要有项目，就有人来找你，就有人来给你送钱”。

悟出这一“生财之道”，卜薪智开始想方设法“研究”项目，费尽心思“优化”方案，打着“确保县域粮食安全”的幌子，顺利拿下城北粮站的开发和粮库新建项目。那这棵“摇钱树”怎样才能更好地“开花结果”呢？卜薪智开始紧锣密鼓地组织招标，此时，工程承包商胡某进入了卜薪智的视线。

为了争取筠连县海瀛粮油工业园主体工程项目和海瀛粮油工业园低温粮库项目，胡某找人牵线，把自己“引荐”给了卜薪智，在了解到胡某的“态度”和“诚意”后，两人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卜薪智承诺在项目承建、款项划拨、项目验收等方面为胡某提供帮助。2014年至2016年，胡某心照不宣地先后六次“拜访”卜薪智，两年时间内，卜薪智共收受胡某所送“感谢费”184万元。其中，在2016年底，卜薪智一次性就收了胡某所送现金100万元。

“那个时候的疯狂难以想象，收到100万元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迫不及待拿回家，那天晚上我看了好多遍，觉得‘人生得意须尽欢’，这种事情又不能与别人分享，于是独自一个人在储藏室开了一瓶酒自我庆祝，看着那两个装钱的袋子开怀畅饮，喝他个一醉方休，我边喝边想，想到我小时候太穷了，现在看着我老卜有多牛、有多能干……”忏悔书中，卜薪智写道。

为了让自己手中的权力最大程度“变现”，在不归自己分管的领域，卜薪智也会趁机“拔毛”。2015年至2017年，在中储粮、县储粮采购，粮站地块开发，粮站院坝租赁以及招商引资、资产收购等方面，都能看到卜薪智“勤劳”的敛财身影。

经查，2014年至2021年，卜薪智共计受贿230余万元。

信仰泯灭

不信马列信鬼神

更可笑的是，卜薪智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命运拴系于封建迷信，其党性原则、政治信仰、道德防线早已丧失、崩塌。面对组织调查，卜薪智一边求算命先生指点迷津，一边抱着“难道我就一定会出事”的想法，自我安慰、心存侥幸，企图躲过“劫难”。

据卜薪智描述：“我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赚’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心里很激动，那天晚上我梦见我被纪委调查，一下惊出冷汗，醒后我立马去翻了《周公解梦》，看了后我觉得没啥问题，便安安心心上班去了。”吃下“定心丸”的卜薪智却不知“鬼神”这根救命稻草不“救命”，一帆风顺的仕途，不是靠《周公解梦》翻出来的，而是靠自己脚踏实地走出来的。

随着粮食领域专项整治的强势推进，心里有“鬼”的卜薪智整天靠酒精来麻痹自己，请过好几个算命先生占卜自己是否会有牢狱之灾，在进行了反复的心理斗争后，坐如针毡的卜薪智终于坐不住了……

“向组织投案自首的那天晚上我睡了一个好觉，是近段时间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个晚上。”留置室里，卜薪智如释重负。

案说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曾经的为国守粮者，如今靠“粮”吃“粮”，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任性妄为，拿粮食工程项目当生意谈，同商人老板“亲”“清”不分，将“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置若罔闻……卜薪智没有将党员干部的优秀品质从一而终坚守下去，面对形形的诱惑，底线尽失，红线乱踩，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歧途愈行愈远。

党员干部一定要心明眼亮，切莫入“局”，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想一想“为谁掌权、替谁执政、给谁服务”的问题，想一想这顿饭“能不能吃”、这杯酒“能不能喝”，进一步厘清交往边界，守住守牢拒腐防变防线，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部署要求上来，以实际行动服务保障“国之大者”。

——筠连县纪委监委

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 刘阳春

转自：廉洁四川

来源： 南方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