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石一个乐念什么(一个石一个乐念什么字啊)

羌笛：唐玄宗临终还在念叨的流行乐器

编者按：羌笛是唐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之一，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符号。马融在《长笛赋》中记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的族群记忆和文化传统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中，它是怡情遣兴的乐器，也是民族交融的见证。

羌笛在唐代究竟有多流行？叶廷珪《海录碎事》记载唐玄宗临崩，特意嘱咐侍臣将自己常玩的紫玉笛赠给代宗。卢肇《逸史》说越州（浙江绍兴市）人花重金聘请笛艺第一的李谟从京师长安来演奏，李谟到越州后，引起一阵轰动，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纷纷斥巨资听他吹笛。李颀《古意》、李白《金陵听韩侍御吹笛》、杜甫《城西陂泛舟》、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经常写到唐人以羌笛为乐的事迹，以至于林庚先生在《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一文中盛赞唐诗“只要碰见笛声，便似乎无往而不成为好句”。可见，羌笛多受唐人欢迎。

东汉陶吹笛俑。汉代笛箫区分并不明显，箫被称为“篴（音dí，同笛）”，也称“竖篴”。直到唐代，开始出现六孔加竹膜的笛子，箫笛才正式分家。我们今天的俗语“横吹笛子竖吹箫”，便是从唐代才开始的。宋代《朱熹语录》也有记载：“今呼箫者乃古之笛，惟排箫乃古之箫。”（图片来源：成都博物馆）

羌笛风靡大唐，但它却不是在唐朝传入中原腹地。羌笛什么时候传入中原，史无明文记载。但是，马融《长笛赋》说汉武帝时期的丘仲知道笛来源，又引其话说“近世双笛从羌起”。此外，应劭《风俗通义》、许慎《说文解字》提到羌笛，《宋书》说汉朝有《筝笛录》，《后汉书》记载汉灵帝好胡笛，贵戚竞相效仿。可见，羌笛应在汉朝时传入中原。具体可能在汉武帝开拓陇右、西域时传入。这两地正是羌族主要的聚居地，汉武帝打通陇右、西域后，葡萄酒、汗血宝马、曼衍鱼龙幻术等殊方异物开始大量涌入中原腹地，羌笛作为羌族文化的瑰宝，很可能就在这时传入中原。

汉代丸剑宴舞画像砖，1972年大邑安仁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羌笛传入中原后，经乐工改造，其形制从原来的三孔变成四孔、五孔、六孔、七孔等，笛管的材质、长短纷繁多样。人们又称之为笛、长笛、玉笛、十二律笛、横吹等，仅陈旸《乐书》就著录17个不同的笛名；同时，羌笛也成为中国笛子的传统。尽管学界对中国笛子的来源持有多种说法，但截至目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羌笛”条说“长笛与羌笛皆出于羌，汉丘仲因羌人截竹而为之，知古篴汉初亡矣”，仍然比较可靠。汉唐诗人常将笛、羌笛混用，如李白《清溪半夜闻笛》、高适《塞上听吹笛》等，题名写笛，实际却吟咏羌笛；吕延济注《咏霍将军北伐》“羌笛陇头鸣”一句说“笛，起于羌”；段安节《乐府杂录》说：“笛者，羌乐也”。唐代佚名者《笛赋》说笛“厥草创自羌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羌笛为中国笛子的源头，汉唐诗人所说的笛，即为羌笛。

徐州苗山汉画像石墓出土的“乐舞图”画像石。图中长袖舞者的左边有一人跽坐于地，双手击节，作歌唱状，舞者的右边有一人在抚琴，他的后边还有吹竽、 吹排箫、吹笛等伴奏者。（图片来源：徐州博物馆官网）

形制的变化增强了羌笛的表现力，快速提升了它的音乐地位。早在魏晋时期，羌笛成为庙堂、宴飨之乐的协律乐器。《晋书·律历上》说：“飨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羌笛被魏晋人广泛用于“杂引、相和诸曲”，逐渐走入文人的日常生活，变成他们消遣娱乐的节目，同时也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题材，诞生了马融《长笛赋》、李尤《笛铭》、曹丕《善哉行》等众多杰作。到了南北朝，诗人将羌笛写入边塞诗，如戴皓《从军行》“羌笛管中嘶”，张正见《陇头水》“羌笛含流咽”等，羌笛又成为诗人展现塞外风情的文化符号。

到了唐代，人们对羌笛的喜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究其缘由，主要有四：

其一，精粹动人的笛声。唐代羌笛以五孔、七孔为主。《通典·乐四》“笛”条说：“今横笛去觜。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陈旸《乐书》著录义觜笛图如下：

并在图下说明“义觜笛如横笛而加觜，西梁乐也。”唐《笛声似龙吟赋》说笛“四孔有加，五音具备”。可见，唐朝确有五孔羌笛。李善注《长笛赋》说：“笛，七孔。长一尺四寸。今人长笛是也。”可知，七孔羌笛也传至唐代。这两种羌笛的孔数、笛管长度均超出原来的三孔羌笛，其表现力更加突出，能吹出多种精粹动人的笛声。

比如，清越逸发之声。李肇《唐国史补》说：“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廖亮逸发，上徹云表。” 卢肇《逸史》记载越州文人盛赞李谟吹奏的笛声为“钧天之乐不如也”。“廖亮清越”“廖亮逸发”“钧天之乐”，这些词语表明羌笛可以发出仙乐一般的逸韵。李唐王室拜老子为始祖，崇尚道教，养成道家以虚无、淡然、适性为美的审美心理。羌笛这种逸韵正符合唐人基于道家哲学而形成的审美标准，故而俘获他们的欢心。

比如，悲泣怨切之声。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玄宗幸蜀，行次骆谷，谓高力士曰：‘吾不用张九龄之言，至此。’索长笛吹一曲，潸然流涕。后有司录成谱以进，且请曲名，上曰：‘吾因思九龄，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音怨切，诸曲莫比。”李白《观胡人吹笛》：“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不管是位高权重的官员、乃至天下至尊的唐玄宗，还是王昌龄、李白、杜甫等文人，以及普通百姓，生活中不免碰壁受挫，悲泣怨切的羌笛声往往成为治愈他们受伤心灵的良药，故而普遍喜爱羌笛。

比如，欢乐寥亮之声。王维《凉州赛神》写到凉州城外的健儿吹着急促欢乐的羌笛声增强比赛的氛围；李白《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说崔钦常坐在胡床上吹奏紫玉笛来招待他，笛声响彻云霄，无比欢快娱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传达出急促欢快的羌笛声。可见，欢乐寥亮的羌笛声也是唐人宴饮娱乐时不可或缺的节目。

其二，丰富感人的笛曲。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羌笛的曲目“与觱篥、箫、笳列横吹部者同。有悲风、欢乐树等四十余曲，见前鼓吹曲内”。除了这些横吹古曲外，唐人还创作了许多感人肺腑的笛曲，如《谪仙怨》《阿滥堆》《荔枝曲》《六州遍》等。表现力强的羌笛吹奏这些感心动耳的笛曲，唐人听之，往往“伊满堂之咸惊，疑在田之忽至。凄清韵起，方将乐以忘忧；想象云生，实曰物从其类”，令他们流连忘返，爱不释手。

其三，权贵豪民酷爱羌笛。李唐王室身上流着北方少数民族的血液，又推行胡汉一家亲的民族政策，他们对殊方异物本就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特别在开元、天宝间，唐玄宗洞晓音律，酷爱羌笛，他不仅擅于吹奏羌笛，而且深谙笛律，创作诸多感人肺腑的笛曲。在他们的影响下，贵戚豪民，平民百姓，普遍喜爱羌笛。如尉迟偓《中朝故事》说：“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太平广记》记载唐玄宗特别喜爱梨园弟子中一个善于吹奏羌笛的胡雏，胡雏犯罪被抓，唐玄宗特意下令释放他。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以唐玄宗为代表的权贵豪民的带动下，羌笛备受唐人瞩目，羌笛之盛前所未有。

其四，教坊机构的推动。崔令钦《教坊记》记载唐代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均设专门的音乐机构——教坊。教坊分左右两个部分。据任半塘《教坊记笺订》考证，“西京除左右教坊外，尚有仗内教坊，属鼓吹署，在宣平坊”。容貌俊俏的平民百姓可被选入教坊，教习歌舞、乐器等。羌笛即是教坊课程的一项。唐代教坊规模十分庞大，尽管他们不全是负责练习羌笛的，但其人数应不在少数。唐人旅居长安，夜里经常听闻教坊乐人练习笛子，如王谠《唐语林》说：“王瑀为太常卿。早起，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教坊的设立对羌笛流传的作用不言而喻。何况，教坊乐工可以抽空到坊外表演，如李谟到越州、瓜州吹笛，更加有利于羌笛的传播。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教坊乐工或被抓往北方，或四处流浪，羌笛随着他们的脚步传遍中原大地。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1959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图中七个男乐俑分别手持笙、琵琶、排箫、拍板、箜篌、笛、萧，中间立一载歌载舞的女子。该俑造型新颖，形象逼真，被誉为唐三彩俑中的压卷之作。（图片来源：新华社）

综上所述，形制的改变，赋予了羌笛更强的表现力，使其具有寥亮精粹的音质，吹奏出诸多沁人心脾、哀感顽艳的笛曲；加之，权贵豪民酷爱羌笛及教坊机构的推动，羌笛成功俘获了唐人的欢心，深深地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文人以品赏、听闻、书写羌笛为纽带，展开的文学活动，在唐代十分活跃。文学的反作用，又加速了羌笛的传播。最终，羌笛成为大唐数一数二的流行乐器，成功融入唐代璀璨的文化长河。（采写 陈海龙 制作 胡琪）

作者简介：

龙正华，厦门大学文学博士，铜仁学院人文学院青年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羌笛：唐玄宗临终还在念叨的流行乐器

编者按：羌笛是唐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之一，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符号。马融在《长笛赋》中记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的族群记忆和文化传统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中，它是怡情遣兴的乐器，也是民族交融的见证。

羌笛在唐代究竟有多流行？叶廷珪《海录碎事》记载唐玄宗临崩，特意嘱咐侍臣将自己常玩的紫玉笛赠给代宗。卢肇《逸史》说越州（浙江绍兴市）人花重金聘请笛艺第一的李谟从京师长安来演奏，李谟到越州后，引起一阵轰动，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纷纷斥巨资听他吹笛。李颀《古意》、李白《金陵听韩侍御吹笛》、杜甫《城西陂泛舟》、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经常写到唐人以羌笛为乐的事迹，以至于林庚先生在《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一文中盛赞唐诗“只要碰见笛声，便似乎无往而不成为好句”。可见，羌笛多受唐人欢迎。

东汉陶吹笛俑。汉代笛箫区分并不明显，箫被称为“篴（音dí，同笛）”，也称“竖篴”。直到唐代，开始出现六孔加竹膜的笛子，箫笛才正式分家。我们今天的俗语“横吹笛子竖吹箫”，便是从唐代才开始的。宋代《朱熹语录》也有记载：“今呼箫者乃古之笛，惟排箫乃古之箫。”（图片来源：成都博物馆）

羌笛风靡大唐，但它却不是在唐朝传入中原腹地。羌笛什么时候传入中原，史无明文记载。但是，马融《长笛赋》说汉武帝时期的丘仲知道笛来源，又引其话说“近世双笛从羌起”。此外，应劭《风俗通义》、许慎《说文解字》提到羌笛，《宋书》说汉朝有《筝笛录》，《后汉书》记载汉灵帝好胡笛，贵戚竞相效仿。可见，羌笛应在汉朝时传入中原。具体可能在汉武帝开拓陇右、西域时传入。这两地正是羌族主要的聚居地，汉武帝打通陇右、西域后，葡萄酒、汗血宝马、曼衍鱼龙幻术等殊方异物开始大量涌入中原腹地，羌笛作为羌族文化的瑰宝，很可能就在这时传入中原。

汉代丸剑宴舞画像砖，1972年大邑安仁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羌笛传入中原后，经乐工改造，其形制从原来的三孔变成四孔、五孔、六孔、七孔等，笛管的材质、长短纷繁多样。人们又称之为笛、长笛、玉笛、十二律笛、横吹等，仅陈旸《乐书》就著录17个不同的笛名；同时，羌笛也成为中国笛子的传统。尽管学界对中国笛子的来源持有多种说法，但截至目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羌笛”条说“长笛与羌笛皆出于羌，汉丘仲因羌人截竹而为之，知古篴汉初亡矣”，仍然比较可靠。汉唐诗人常将笛、羌笛混用，如李白《清溪半夜闻笛》、高适《塞上听吹笛》等，题名写笛，实际却吟咏羌笛；吕延济注《咏霍将军北伐》“羌笛陇头鸣”一句说“笛，起于羌”；段安节《乐府杂录》说：“笛者，羌乐也”。唐代佚名者《笛赋》说笛“厥草创自羌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羌笛为中国笛子的源头，汉唐诗人所说的笛，即为羌笛。

徐州苗山汉画像石墓出土的“乐舞图”画像石。图中长袖舞者的左边有一人跽坐于地，双手击节，作歌唱状，舞者的右边有一人在抚琴，他的后边还有吹竽、 吹排箫、吹笛等伴奏者。（图片来源：徐州博物馆官网）

形制的变化增强了羌笛的表现力，快速提升了它的音乐地位。早在魏晋时期，羌笛成为庙堂、宴飨之乐的协律乐器。《晋书·律历上》说：“飨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羌笛被魏晋人广泛用于“杂引、相和诸曲”，逐渐走入文人的日常生活，变成他们消遣娱乐的节目，同时也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题材，诞生了马融《长笛赋》、李尤《笛铭》、曹丕《善哉行》等众多杰作。到了南北朝，诗人将羌笛写入边塞诗，如戴皓《从军行》“羌笛管中嘶”，张正见《陇头水》“羌笛含流咽”等，羌笛又成为诗人展现塞外风情的文化符号。

到了唐代，人们对羌笛的喜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究其缘由，主要有四：

其一，精粹动人的笛声。唐代羌笛以五孔、七孔为主。《通典·乐四》“笛”条说：“今横笛去觜。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陈旸《乐书》著录义觜笛图如下：

并在图下说明“义觜笛如横笛而加觜，西梁乐也。”唐《笛声似龙吟赋》说笛“四孔有加，五音具备”。可见，唐朝确有五孔羌笛。李善注《长笛赋》说：“笛，七孔。长一尺四寸。今人长笛是也。”可知，七孔羌笛也传至唐代。这两种羌笛的孔数、笛管长度均超出原来的三孔羌笛，其表现力更加突出，能吹出多种精粹动人的笛声。

比如，清越逸发之声。李肇《唐国史补》说：“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廖亮逸发，上徹云表。” 卢肇《逸史》记载越州文人盛赞李谟吹奏的笛声为“钧天之乐不如也”。“廖亮清越”“廖亮逸发”“钧天之乐”，这些词语表明羌笛可以发出仙乐一般的逸韵。李唐王室拜老子为始祖，崇尚道教，养成道家以虚无、淡然、适性为美的审美心理。羌笛这种逸韵正符合唐人基于道家哲学而形成的审美标准，故而俘获他们的欢心。

比如，悲泣怨切之声。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玄宗幸蜀，行次骆谷，谓高力士曰：‘吾不用张九龄之言，至此。’索长笛吹一曲，潸然流涕。后有司录成谱以进，且请曲名，上曰：‘吾因思九龄，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音怨切，诸曲莫比。”李白《观胡人吹笛》：“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不管是位高权重的官员、乃至天下至尊的唐玄宗，还是王昌龄、李白、杜甫等文人，以及普通百姓，生活中不免碰壁受挫，悲泣怨切的羌笛声往往成为治愈他们受伤心灵的良药，故而普遍喜爱羌笛。

比如，欢乐寥亮之声。王维《凉州赛神》写到凉州城外的健儿吹着急促欢乐的羌笛声增强比赛的氛围；李白《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说崔钦常坐在胡床上吹奏紫玉笛来招待他，笛声响彻云霄，无比欢快娱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传达出急促欢快的羌笛声。可见，欢乐寥亮的羌笛声也是唐人宴饮娱乐时不可或缺的节目。

其二，丰富感人的笛曲。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羌笛的曲目“与觱篥、箫、笳列横吹部者同。有悲风、欢乐树等四十余曲，见前鼓吹曲内”。除了这些横吹古曲外，唐人还创作了许多感人肺腑的笛曲，如《谪仙怨》《阿滥堆》《荔枝曲》《六州遍》等。表现力强的羌笛吹奏这些感心动耳的笛曲，唐人听之，往往“伊满堂之咸惊，疑在田之忽至。凄清韵起，方将乐以忘忧；想象云生，实曰物从其类”，令他们流连忘返，爱不释手。

其三，权贵豪民酷爱羌笛。李唐王室身上流着北方少数民族的血液，又推行胡汉一家亲的民族政策，他们对殊方异物本就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特别在开元、天宝间，唐玄宗洞晓音律，酷爱羌笛，他不仅擅于吹奏羌笛，而且深谙笛律，创作诸多感人肺腑的笛曲。在他们的影响下，贵戚豪民，平民百姓，普遍喜爱羌笛。如尉迟偓《中朝故事》说：“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太平广记》记载唐玄宗特别喜爱梨园弟子中一个善于吹奏羌笛的胡雏，胡雏犯罪被抓，唐玄宗特意下令释放他。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以唐玄宗为代表的权贵豪民的带动下，羌笛备受唐人瞩目，羌笛之盛前所未有。

其四，教坊机构的推动。崔令钦《教坊记》记载唐代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均设专门的音乐机构——教坊。教坊分左右两个部分。据任半塘《教坊记笺订》考证，“西京除左右教坊外，尚有仗内教坊，属鼓吹署，在宣平坊”。容貌俊俏的平民百姓可被选入教坊，教习歌舞、乐器等。羌笛即是教坊课程的一项。唐代教坊规模十分庞大，尽管他们不全是负责练习羌笛的，但其人数应不在少数。唐人旅居长安，夜里经常听闻教坊乐人练习笛子，如王谠《唐语林》说：“王瑀为太常卿。早起，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教坊的设立对羌笛流传的作用不言而喻。何况，教坊乐工可以抽空到坊外表演，如李谟到越州、瓜州吹笛，更加有利于羌笛的传播。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教坊乐工或被抓往北方，或四处流浪，羌笛随着他们的脚步传遍中原大地。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1959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图中七个男乐俑分别手持笙、琵琶、排箫、拍板、箜篌、笛、萧，中间立一载歌载舞的女子。该俑造型新颖，形象逼真，被誉为唐三彩俑中的压卷之作。（图片来源：新华社）

综上所述，形制的改变，赋予了羌笛更强的表现力，使其具有寥亮精粹的音质，吹奏出诸多沁人心脾、哀感顽艳的笛曲；加之，权贵豪民酷爱羌笛及教坊机构的推动，羌笛成功俘获了唐人的欢心，深深地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文人以品赏、听闻、书写羌笛为纽带，展开的文学活动，在唐代十分活跃。文学的反作用，又加速了羌笛的传播。最终，羌笛成为大唐数一数二的流行乐器，成功融入唐代璀璨的文化长河。（采写 陈海龙 制作 胡琪）

作者简介：

龙正华，厦门大学文学博士，铜仁学院人文学院青年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奇瑰编钟背后的“曾国”，是怎样“挖”出的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尊盘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湖北随州擂鼓墩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举世闻名，那里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等青铜器，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成就推向巅峰。

然而，翻开历史文献，却难以在江汉一带找到“曾国”这个诸侯国的痕迹。“曾国”是个啥？“曾侯”又是谁？代表古代音乐文化高峰的曾侯乙编钟，何以出现在汉水之滨这个无名之国？曾侯乙墓青铜器所表现出的诸多成就又从何而来？

历史扑朔迷离，但考古发掘总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经过40余年的考古发掘，研究人员逐渐拨开层层迷雾，窥见汉东之地两周时期一个诸侯大国的面目。

不仅有曾侯乙，还有“曾侯丙”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曾”字铭文的青铜器。比如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就曾提到“曾”字铭文青铜器。20世纪30年代遭军阀盗掘的安徽李三孤堆楚王墓中，有大量青铜器，其中包括“曾姬无卹壶”。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垄发现“曾侯仲子斿父”铭文铜器。曾侯乙墓更是震惊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

曾侯乙编钟以宏大巍峨的“曲悬”架构，“一钟双音”的绝妙构造，以及丰富生动的错金铭文，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上都占得一席之地。2016年，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在武汉签署的《东湖宣言》称，曾侯乙编钟“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成就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高度”。

曾侯乙墓的发现，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也开启了对“曾国”的“揭秘”之旅。曾侯乙墓青铜器铭文上反复出现“曾侯乙作持”等字样，曾侯乙编钟最大的一件镈钟上，铭文写道：“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表明春秋战国之时，确实存在着一个名为“曾国”的诸侯国。而曾侯乙应为与楚王熊章（即楚惠王）同时期的曾国国君。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是考古人的惊喜、音乐人的惊喜、历史研究者的惊喜，也是中国的惊喜、世界的惊喜。它将2400年前的乐声带到今天，让全世界都可以领略来自孔子时代的华彩乐章。它还将一个在地下沉睡两千余年，在历史文献中几乎为空白的诸侯国，拉入今人的视野。

1981年7月，在距曾侯乙墓仅百米之遥，又发现一座战国古墓，定名为擂鼓墩二号墓（曾侯乙墓为擂鼓墩一号墓）。墓中出土一套保存完好的36件编钟，还有12件编磬。尽管墓葬发现时已被严重破坏，墓主身份是难解之谜，出土编钟规模也远不及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65件，编磬32件），但经专家鉴定，二号墓编钟与曾侯乙编钟为同一体系，音色、音律相通。因此，二号墓编钟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二号墓中也发现其他青铜器，特别是一组9鼎8簋的青铜礼器，显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非同一般，有学者推测其可能为曾侯乙夫人墓。

今天我们看到青铜器铭文中的“曾侯乙”，可能会觉得奇怪，堂堂曾国之君怎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有意思的是，在与曾侯乙墓一水（厥水河）相隔的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座“曾侯丙”墓。这是一座战国中期墓葬，墓中出土青铜器物70余件，其中两件铜缶上都有“曾侯丙”铭文。

从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等线索，专家认为这也是一座曾侯墓，其墓主应为“曾侯丙”。曾侯丙墓的年代略晚于曾侯乙，“乙”和“丙”是他们的“日名”。“日名”是以十天干来命名的，在商周时期王侯之中并不少见。

考古写就一部“曾世家”

自曾侯乙墓被发掘至今，考古人员又在湖北随枣一带发现多处曾国墓葬群。据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迄今考古发掘已经确认的曾侯墓达16座之多，这还不包括考古勘探已认定的4座曾侯墓，此外还有10座夫人墓葬。考古资料已经勾勒出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曾国约700年的发展“简史”，使曾国成为迄今为止两周时期唯一一个能利用考古材料构筑其基本历史的诸侯国。

2009年，文峰塔墓地清理发掘一座春秋末期墓葬，出土鼎、缶、鬲、编钟等青铜器。一组10件套的编钟里，有一件通高112.6厘米、重142.7公斤的大钟，上面铸有169字的长铭文。根据铭文推断，墓主为“曾侯與”。在曾侯與墓附近的义地岗墓地，考古人员还发现“曾侯戉阝”“曾少宰黄仲酉”“曾仲姬”等青铜铭文墓葬。这些墓葬、器物、铭文，标识了春秋中晚期的曾国君侯、贵族的身份，将曾侯乙的家族上溯到春秋时期。

早在1966年，位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的苏家垄，在修建水渠时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九鼎七簋，鼎、壶等器物上有“曾侯仲子斿父”“曾仲斿父”等铭文，其年代在两周之际。这是最早发现的曾国诸侯一级的墓葬器物，也是首次考古发现文献记载的“九列鼎”。2014年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苏家垄墓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清整墓葬百余座，确认这里为曾国春秋早期高等级墓葬群。编号为79号的墓葬出土的鬲、簋、壶等多件铜器上都有铭文，显示墓主人为“曾伯桼”。而88号墓主人为女性，墓中有两件铜壶与79号墓中的两件铜壶造型一致，铭文也完全相同，同时墓中盙、鼎等器物上则有“陔夫人芈克”等铭文，推测其为曾伯桼夫人芈克。

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的郭家庙墓地，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发现过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为带有“曾侯絴白秉戈”铭文的青铜戈。2002年和2014—201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清理发掘，显示出这里也是一处存在诸侯级别墓葬、年代为两周之际的曾国公共墓地。一件出土铜钺上有18字铭文，释读为“曾伯陭铸造戚钺，用民为刑，非历殹刑，用民为政”。钺为权力的象征，铜钺上的铭文内容显示其主人“曾伯陭”可能是两周之际的曾国国君。

2010年底，随州市淅河镇蒋寨村农民进行农田改造时，发现一批青铜器。2011年，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现叶家山古墓群。经过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漆木器、玉器等文物，经研究应为西周早期墓葬，多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可见“曾侯”和“曾侯谏”等铭文，这是比曾侯乙要早500年的曾侯。其中一座墓葬还有一件象征王权的龙首铜钺，可知其为国君级别的墓葬。另一座大墓出土的青铜器物上有“曾侯犺作宝尊彝”铭文，推测其为西周早期另一位“曾侯犺”的墓葬。

此外，2018年10月至2019年，考古人员又在随州枣树林发掘清理曾国墓葬54座，马坑3座，出土青铜器千余件。枣树林墓地有两处确定为春秋中期曾侯夫妇合葬墓，其中一处为“曾侯宝”墓和曾侯宝夫人“芈加”墓，另一处为“曾公求”墓和曾公夫人“渔”墓。这些发现又给曾国历史加上了重要一笔，补上春秋中期缺失的一环。

至此，从叶家山到枣树林，从郭家庙、苏家垄到义地岗、擂鼓墩，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经基本构建起一部在传世史料中几乎一片空白的曾国史。方勤说，除西周中晚期外，各个关键历史时间段的曾侯墓都有发掘，考古写就了一部曾世家。

曾侯乙编钟的先声

考古发掘勾勒出汉水流域一个完整的曾国形象，青铜和乐器是其十分突出的亮点。各个时期的曾国墓葬中都出土大量青铜器，都有丰富的音乐文物，尤其是编钟，从西周早期至战国时期一脉相承，到公元前5世纪曾侯乙时达到最高成就。

郭家庙墓地30号墓出土一组10件钮钟组成的编钟，形制统一、大小相次、音高稳定、宫调明确，完整呈现了徵、羽、宫、商、角的“五正声”宫调系统。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数量最多、音乐性能成熟的编钮钟，比曾侯乙要早300年左右。郭家庙墓地出土文物中，还有年代最早的瑟、建鼓，以及保存完好的曲尺型编钟木架、编磬组合。

年代为西周早期的叶家山“曾侯犺”墓，墓中出土一组保存完好的编钟，由1件镈钟和4件甬钟组成。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成套编钟，比曾侯乙编钟早500年，可谓曾侯乙编钟的先声。

曾国的礼乐文物体现了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发展成就。西周初年，周公在革新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制定了具有宗教、政治、伦理多重功能的礼乐制度，明确规定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的乐悬制度以及在不同场合应演奏的钟乐曲目。

编钟与编磬“金”“石”相配，形成“乐悬制度”。《周礼》：“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郭家庙墓地发掘的钟、磬、瑟、鼓等乐器，经复原研究发现，郭家庙编钟的横梁和立柱可组成曲尺形，与编磬刚好构成“轩悬”这一诸侯级的乐悬规制。曾侯乙编钟作为礼乐之器，其巍峨、完美的“曲悬”架式，与配套编磬三面悬挂，完整、明确地呈现了周代诸侯的“轩悬”制度，并与其他青铜礼器一起交织出一幅近于现实的礼乐场景。

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为世人所惊叹。而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中发现的编钟，有侧鼓音的标识符号，通过测音，5件编钟共有10个音高，构成六声音列，这是迄今所见西周早期出土数量最多的双音编钟。可以说，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代千余年礼乐文化积累和曾国数百年传承的结果。

“曾随之谜”

追溯历史，西周灭商以后，将姬姓宗亲姻戚分封到各地，设立诸侯国。按照传统说法，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众多，长江流域及江汉地区并没有强国，只在汉水流域封了一些姬姓小国。楚国也是周封的一个小国，最初的地望在汉水以西。

考古发掘所见的曾国，位于汉水以东。目前发现最早的曾国墓地叶家山西周墓，学者们研究认为其属于周文化系统，墓地的布局、随葬器物组合和形制特征等方面，都具有典型的周文化特征。曾国应是周初分封的侯国。

2012年在随州文峰塔发现的曾侯舆编钟上有长篇铭文，经过释读，其中记述：“伯适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根据这些文字，研究者认为，曾的始封国君是“伯适”。伯适就是南宫适，西周初年著名的贤者，周文王、周武王时的重臣。南宫适有功于周文王、周武王，被封为“南公”，到南方营建国土，以镇抚淮夷，临有江夏，担负着经略长江中下游之责。后来出土的曾公求编钟、芈加编钟等，其铭文记载也可以印证曾国之先祖为“伯适”。叶家山曾侯犺墓出有“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铭文簋，可能是墓主人曾侯犺为其父亲“南公”所作。

曾国既是周的封国，其文化自然源于中原文化，所以西周早期叶家山墓葬中，保留着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但是，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曾国墓葬中的文化元素更加多元，特别是与楚国的联系显现出来。苏家垄墓地出土器物上的“陔夫人芈克”铭文，反映了曾国与楚国的关系。芈为楚国的国姓，“芈克”当为从楚国出嫁到曾国，证明曾楚两国已有姻亲联系。

此时的曾国应当是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诸侯。在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发现长达32.7米、葬车28辆的陪葬车坑，为春秋早期诸侯国中最大的车坑，显示出曾国的强大的军事实力。

“汉东之地随为大。”根据历史典籍记载，周初在南方分封的姬姓诸国中，“随”应是最大的一个诸侯。但是，考古发掘却鲜见有“随”的墓葬和器物。于是学术界提出了“曾随之谜”的课题。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等人根据曾侯乙墓青铜铭文提出，“曾”和“随”可能是一家，“曾”即是“随”，“随”即是“曾”，一国两名，就像楚国有时也叫荆国一样。

曾侯與编钟的出土，为“曾”“随”一国两名提供了新证。根据其铭文中记载，周王室式微之后，曾国与楚国交好，吴兵大举进攻楚国，使楚国生变，这时在曾侯的帮助之下“复定楚王”。这段铭文与史籍中“楚昭王奔随”的历史相合。《左传》记载，公元前506年吴王伐楚，攻破郢都，楚昭王奔随，在随的帮助下复国，回师郢都。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曾侯乙去世后，楚惠王要特制一件镈钟送祀，因为曾侯乙的先辈曾侯與曾经救过楚惠王的先辈楚昭王，有恩于楚国。曾侯乙编钟中最大、也是最特殊的一件镈钟，上面的铭文表明，楚惠王熊章得到曾侯乙去世的消息，特铸镈钟以供曾侯乙永远享祀。

2012年，考古人员在文峰塔发现一件铜戈，上有铭文“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这是考古发掘首次发现标识“随”的铭文，为“随”与“曾”一体说提供了出土实物证据。

2019年在枣树林墓地发掘的“芈加”墓，研究认为是“曾侯宝”的夫人。墓中出土的编钟上，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这与湖北省博物馆此前征集的一件“芈加鼎”上的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相合，表明芈加是从楚国嫁去随的。这再一次印证了曾侯即是随侯，曾国即是随国，“曾随之谜”再度拨去一层面纱。

曾即是随，一开始或为西周王室为遏制南方蛮夷之国而封建的诸侯国。但是，随着楚国的强大，曾国逐渐“楚化”，甚至受楚国所控制，其文化面貌也逐渐摆脱周文化的影响，而融为楚文化的一部分。春秋晚期以后，曾国出土文物中的楚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叶家山揭示了曾国始封的秘密，郭家庙表明曾国在春秋时期仍是军事强国，义地岗与擂鼓墩揭开了曾随之谜，展示了曾楚之间的历史关系。”方勤说，“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揭开尘封的曾国秘密，与古人进行穿越千年的对话。”

“战略资源纽带”

曾国不仅有丰富而精美的青铜器，考古发掘还显示西周初年以来，曾国可能就是重要的青铜冶炼加工基地。在叶家山西周早期墓中，就出土了随葬的铜锭。在苏家垄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大面积与墓地同期的冶炼遗存。这些发现表明，曾国不仅拥有大量青铜器，而且拥有冶炼和生产青铜器的能力。

考古发现最早的铜矿是江西瑞昌的铜岭古矿冶遗址，至晚在商代中期就已经开采。两周时期，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阳新港下村遗址、安徽南部铜陵、南陵古铜矿采冶遗址群等均已出现。其中，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规模相当宏大，开采时期从西周早期一直到西汉时期。由此可见，商周时期，长江中游的湖北东部至安徽南部，有一条十分重要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带，这条铜资源带沿江布局，因资源禀赋而生，或许又因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而兴。

商周时期，铜是生产兵器、礼器及贵族生活用具的主要资源，是列国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武汉市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重要城址，有着独具特色、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商王朝在此设立如此重要的控制力量，大概也是为了把控长江中游铜矿资源带。

2021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在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仅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地面积就达千余平方米，是迄今所见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商代铸铜遗址。经对其铜矿料的检测分析，其原料可能就来自鄂东铜绿山。这一发现找到新的证据，证明早在商代，长江中游铜业就已实现从开采、冶炼到铸造、运输的“全产业链”发展。

可以猜想，长江中游等地古矿出产的铜原料，通过长江水路运输，集中到盘龙城、郭元咀等“冶铸基地”进行加工，而后又通过水路或陆路运输，源源不断流向中原及北方地区。周灭商以后，势必要继续加强对南方铜矿资源的控制，保障资源供给线路的畅通。从曾国出土青铜器的规模、技艺来看，它应该有稳定可靠的铜资源供应和发达的青铜冶炼加工工业。

历史地理上，有“随枣走廊”之说，即在汉水以东，今湖北枣阳至随州一带，自古就是重要的军事和交通要道，是扼制江淮及汉东苗蛮的战略要塞。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曾国作为周王室“镇抚淮夷”的诸侯国，扼守随枣走廊，是中原地区铜矿战略资源供应安全保障的守卫者。据方勤介绍，苏家垄墓地出土曾伯桼铜壶，铭文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传世曾伯桼簠铭文相一致。传世曾伯桼簠铭文记载，曾伯桼“克狄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且既卑方”，“金道锡行”即为青铜之路。西周时期，周王封曾、鄂于南国驻守此“金道锡行”。

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纷起争霸争雄，原在汉水以西的楚国崛起，迅速向东扩张，控制了从夷越蛮人手中抢下的铜矿资源。而此时的曾国，由于多年“经略南方”，也积累了雄厚的国力。于是，曾楚之间势必发生强烈的冲突。根据《左传》《史记》等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楚国数度伐随，最终使随成为楚国的附庸国。

楚国控制了铜矿的生产和加工，但仍然需要中原及北方的广阔市场，要将铜矿和铜产品卖给周王室和诸侯国，以聚敛财富。曾国或许就是楚国向中原输送铜资源的“中间商”。即使到战国中期，曾国仍然在楚国之侧保持着富有而繁荣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在青铜技艺和礼乐文化上持续发展。而楚国则因掌控了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和“金道锡行”运输要道，遂能“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楚庄王问鼎中原，放言“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既是一种耀武扬威，也是对楚国以铜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军事经济实力的高度自信。

由此可见，在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双星并耀的年代，曾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经济资源流通、往来的枢纽，更是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文化交融的重要纽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和特殊地位。（记者 皮曙初）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