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字五行属什么(棋字五行属什么寓意)

《说文解字》何以成文字学千古经典

演讲人：黄德宽 演讲地点：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 演讲时间：2022年6月

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只有汉字从创造之日起延续使用至今未曾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汉字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也是传承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典文明，之所以能完好地传承，汉字发挥了无以替代的巨大作用。不仅汉字历史悠久，对汉字的研究同样也起步很早。这里要向大家介绍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就是产生于东汉（25—220年）时期的一部文字学经典。

黄德宽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在古文字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领域先后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字发展通史”、重大委托项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与研究”等，出版论著多种，其中《古文字谱系疏证》《古汉字发展论》两次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获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社科类)一等奖。

《说文解字》是一部怎样的书

《说文》的著者许慎，字叔重，是东汉著名经学家。根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许慎少年博学经籍，时人称“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许慎在经学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他撰著《说文》的主要目的也是服务于经学。

西汉（前206—公元25年）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当时通行的五经主要是今文经。西汉晚期刘歆领校祕书，发现王庭收藏的古文经书与通行的今文经书颇有不同，于是倡导设立古文经，由此引发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所谓“今文经”即用通行的隶书抄写的经书，隶书是汉字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由秦篆逐步演变而来的；而“古文经”则是用先秦古文字（战国文字）抄写的。古、今文字与文本的差异，是今、古文经学争论的焦点所在。今文经学者按照隶书来解释文字构造，出现了“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的谬说。许慎批评今文经学家为“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说文·叙》）因此，他撰著《说文》一书，为了“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纠正今文经学对文字认识和解说的各种错误。从每个字的解说到整部书的结构布局，《说文》都受到当时的思想文化尤其是经学的深刻影响。就《说文》内在的系统性及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这部说字解经的著作当作经典来阅读理解。

徐铉校定的“大徐本” 资料图片

《说文》的撰写，大约始于东汉（25—220年）建初八年（83年）许慎师从贾逵后的某年，成书于作《叙》之年，也就是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由其子许冲将定稿奏献皇上。《说文》作为第一部系统分析解说汉字的著作能在东汉问世，与两汉时期“小学”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小学”就是以文字训诂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文学，作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时期因注释经典的需要，“小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字训诂大家。两汉学术文化的发展为许慎撰著《说文》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写作《说文》期间，许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贾逵）”。由此可见，《说文》的产生得益于两汉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语文学的进步，这部书既是许慎个人的伟大学术创造，也是那个时代语文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说文》的出现标志着文字学的正式创立，它影响了中国近二千年来文字学发展的走向。历代的字书编纂、文字研究以及文字规范与教育等，都以《说文》为基本依据和标准。不仅如此，《说文》本身也早已成为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如唐代的李阳冰、南唐的徐铉和徐锴对《说文》的校订研究以及宋元时期的“六书”学。到清代，研究《说文》成为专门的学问，人称“许学”或“《说文》学”，出现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等四大家。据近人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统计，有清一代《说文》学者达250多人。

《说文》对上古字词奥义的训释和揭示，对阅读先秦经典具有极大的帮助，是打开中华历史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北齐颜之推说：“（《说文》）隐栝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颜氏家训·书证》）清代《说文》学家段玉裁说：“无《说文解字》，则仓、籀造字之精意，周、孔传经之大旨，薶蕴不传于终古矣！”（《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

随着1899年殷商（约前14世纪至约前11世纪）甲骨文的发现，古文字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埋藏地下三千多年不为人所知。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早期甲骨文学者之所以能较快地考释辨认出甲骨文字，《说文》起到了桥梁作用。比如通过《说文》来考证商周金文，再根据金文去辨认甲骨文，即为罗振玉考释甲骨文的基本路径。《说文》篆文是古文字发展的终极形态，通过篆文可沟通古今文字的联系，使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的释读有了凭借。如果没有《说文》保存的篆文和其他古文字材料，如果没有《说文》建立的文字分析和阐释方法，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考释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说文》原本是为“说字解经义”而撰著的一部字书，问世近二千年来，不仅深刻影响了文字学、训诂学、字书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学者释读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先秦经典和古代思想文化必须凭依的重要参考。即便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和现代意义的古代学术著作也是十分罕见的，《说文》堪称汉字研究的一部千古经典。

徐锴校勘注释的“小徐本” 资料图片

《说文解字》应该怎么读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阅读《说文》？一般说来，从专业的角度阅读这部经典，须注意以下几点：一要把握该书的编纂背景和宗旨，二要了解其总体结构，三应熟悉其解说体例，四要体味其对文化奥义的揭示。对普通读者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字来掌握阅读《说文》的要点，这一组数字是：“2”“6”“14”“540”“9353”“133441”。

（一）所谓“2”，是指《说文》有两个通行的早期版本。《说文》通行本有“大徐本”和“小徐本”。“大徐本”就是徐铉校定的本子。徐铉，字鼎臣，初仕南唐，后归于宋。徐铉对《说文》进行了改易分卷、增加各字反切和新附字，也有少量补充《说文》的注释。“小徐本”则是徐铉胞弟徐锴校勘注释《说文》的本子。徐锴，字楚金，仕于南唐，逝于南唐覆亡前夕。徐锴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分为“通释”“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等部分，是全面注释和系统研究《说文》的首部著作。二徐对《说文》的传承贡献很大，二徐之后传习和研究《说文》都依据这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也存在一定差异，可相互参看。

（二）所谓“6”，指的是“六书”，是《说文》阐述的六种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六书”一名最早见于《周礼》，郑众《周礼》注和班固《汉书·艺文志》都提到“六书”的具体名目，班固说“六书”是“造字之本”。《说文·叙》不仅有“六书”之名，而且对“六书”作了界定。郑众、班固和许慎的“六书”名目和排序虽各有差异，但应无根本差别。“六书”是《说文》“说文解字”所遵循的基本方法，尽管该书并不是对每个字都注明属于“六书”哪一类，但根据其分析，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判断。《说文》之后，讲“六书”基本上都是依据许慎的说法，“六书”也成了东汉以来讨论汉字构形的基本理论，宋元时期还形成了“六书”之学。清人戴震认为：“六书”之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字之“体”，即造字之法；“转注、假借”是字之“用”，即用字之法。“六书”“四体二用”说，广为学者所接受。今天看来，《说文》对“六书”的界定虽然略嫌简单，但以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来验证，许慎的“六书”理论基本上还是符合古文字构造和使用实际情况的。《说文》“六书”说为汉字构形理论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至今还对文字学理论建设有重要影响。

“六书”的具体含义如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说文·叙》），是指由抽象符号组合或在象形符号上加标记而组成新字的造字方法。如“一”“二”“三”“四”，就是抽象符号的组合；而“亦”是在一个人（大）两腋各加一点，标记腋窝所在；“甘”是在口里加一横画，表示口含着食物，味道“甘美”。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说文·叙》），是根据客观物象的形态轮廓来构成文字符号的方法。象形字又称作“文”，“文者，物象之本”。如“贝”就是一个海贝的象形，也指货币；“册”，就是由竹简编起来的简册的象形；“身”为妊娠的形象，突出腹部。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说文·叙》），是由一个与字义相关的形符和一个表示该字读音的声符组合成字的方法。许慎举的例子是“江”“河”，二字的字义都与水有关，形符为“水”，“工”“可”分别是表示它们读音的声符。形声字是汉字最主要的构形方法，一方面形符继承了汉字以形表意的传统，另一方面声符则通过记音建立起字与所记词的联系，为汉字构形开辟了广阔的发展路径。根据研究，西周时期，新造字80%左右为形声字，到战国时期新造字99%都是形声字。即便在今天，我们要为新发现的化学元素造一个新字，用形声造字法就能很便捷地实现。形声造字法确保了汉字这一古典文字体系永葆生命之树常青。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说文·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字符组合在一起表达一个新意的造字方法。甲骨文等古文字中的会意字，大体上可参考许慎的界定来进行分析。如：“获取”的“取”，就是用象形字“又”（右手）和“耳”组成，表示战争杀敌后，取左耳作为请功的凭证。《说文》分析说：“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司马法》曰：载献聝。聝者，耳也。”“立”，《说文》：“住也，从大立一之上。”“立”表示人（大）在地（一）上驻足。《说文》：“竝，倂也，从二立。”“替，废，一偏下。”“竝”“替”二字都是由两个“立”字组成，差别在于“竝”为二人并立，“替”字一个“立”的位置“偏下”，表示“废替”“更替”的意思。许慎分析字形“一偏下”，显然是有来历的。

《说文》：“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举例是“考”“老”二字。按照许慎的分析“考”是形声字、“老”是会意字。对“转注”的定义理解多不相同，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戴震认为“转注”就是同义字相互训释。《说文》：“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假借”是同音字之间的相互借用，戴震称“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

（三）所谓“14”，指《说文》这部书有14篇，即《说文》的结构和分篇。《说文》从“一”字开始，到“亥”字结束，一共收了9353个篆文作为解说对象，再将这些篆文划归14篇，每篇包含若干“部”，每部按照一定规则系联相关字，这就是《说文》的基本结构。另有第十五篇为后《叙》及许冲所上表等，也合称为15篇。

《说文》“始一终亥”有何深意？许慎说得很清楚。《说文》“一”下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是万物之初始，所以《说文》从“一”开始。为什么最后一个字是“亥”字？《说文》“亥”下说：“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亥而生子，复从一起。”夏历以十一月配十二支的“子”，以此类推，到十月就是十二支的“亥”。因“十月（亥）微阳起，接盛阴”，于是阴阳交替，周而复始，循环无已，所以说“亥而生子，复从一起”。这显示《说文》的结构受到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阴阳学说的影响。

（四）所谓“540”，指的是《说文》的540个部首。《说文》将所收全部字归类分为540部，每部选取各字所共有的一个偏旁（意符）列于这部字之首，以统领该部所有字，这个被选出来的偏旁（意符）就称之为“部首”，部首与该部所有字都有意义上的联系。《说文》所收第一字是“一”，“一”也是部首，“凡一之属皆从一”就是对“一”作为部首的说明。“亥”是《说文》所收最后一字，也是540部最后一个部首，但“亥”这个部首下并没有所统属的字，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这表明许慎确立部首时既考虑各个部首分部统字的实际作用，同时也兼顾《说文》全书结构的系统性，体现出“以究万原”“知化穷冥”的思想，因此，即使“亥”没有统属字，也被列为部首。

《说文》540部之间根据字形特征“据形系联”，如第一篇共14部，按照“一、二(上)、示、三、王、王(玉)、珏、气、士、丨、屮、艸、蓐、茻”排列。“一”为《说文》之始，“上”的古文作“二”列于“一”部之后，“示”从“二(上)”列“上”部之后，“三”承“上（二）”次于“示”部之后，“王”三画而连其中列“三”之后，“玉”与“王”形近次于“王”之后，“珏”为二玉次于“玉”之后。“气”小篆（见图1）与“三”近似上承“三”，“士”“从一十”上承“一”。“丨”为“上下通”一竖划，随后的“屮”“象丨出形”，“艸”从二“屮”，“蓐”从“艸”，“茻”“从四屮”。第一卷十四部排列的先后顺序皆“据形系联”，全书540部也都按照这一原则排序。“540部”是《说文》的一个重要创造，是许慎揭示和建立汉字系统内在联系性的一次成功尝试。《说文》分部奠定了历代按部首编纂字书的基础，现代字书的部首就是从540部逐步简化发展而来的。

图1

《说文》各部所收字的编列，按照“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的办法。有的部首列字根据事类编排，如“玉”部按照先玉名、次玉器、再玉事等顺序排列各字；有的部首收字按字义关系编列，如“示”部第一字是当朝皇帝的名讳“祜”字，其后分别为“福祐”“神祇”“祭祀”“祸祟”等各组字。《说文》各部字的编排，从不同角度建立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使看起来杂乱无章的众多字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不仅表明许慎对汉字字际关系及其系统性已获得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而且还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进行了字书编纂的实践。

（五）所谓“9353”，指的是《说文》所收全部正篆，即《说文》分析解释的全部字。《说文》收字以篆文为“正”，作为标准字体，这就是许慎所说的“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收字原则。“今叙篆文”，就是以篆文（小篆）作为标准正字，同时也会根据需要收列部分古文和籀文。《说文》所谓“古文”主要是孔子壁中书和民间所献古文经所用的文字，“籀文”即传为西周晚期太史籀所编字书《史籀篇》上的文字。从《说文》来看，收入的古文、籀文，主要是与篆文有明显差异的字形。如篆文“箕”“子”“雷”下所收列的古文、籀文：

《说文》正篆之外，共收列籀文二百多个、古文近五百个。除此之外，《说文》还收有部分篆文或体、古文奇字和时用俗体。这些就是《说文·叙》所记的1163个“重文”。许慎撰写《说文》时，对当时所见篆文、古文、籀文以及俗文或体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这不仅有助于比较篆文与古、籀的异同，也保存了汉代流传的各类古文字和篆文异体资料，这是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使篆文以及古籀文字能得以较好传承。

（六）所谓“133441”，是许慎所记《说文》释义、说形、注音的总字数。《说文》在每个正篆之下，首先是“释义”。许慎释义采用了同义为训、音近声训、注明字源、标定义界等多种方法，如：“禄，福也”；“天，颠也”；“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吏，治人者也”。此外，《说文》还引用文献用例、引通人说或方俗语等为辅证来阐释字义。如：“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许慎用“天下所归往”之“往”释“王”是声训，引董仲舒和孔子说，是为了说明“王”的形义关系。《说文》引通人说或注明何人所言，或用“一曰”“一云”，保存不同解释。

其次是“说形”。《说文》在各字释义之后，对该字字形予以分析，以揭示形义之间的关系。许慎说形，就是将“六书”说具体落实到各字的构形分析之中。象形字用“象某之形”“象某某”等来分析，如：“人”“象臂胫之形”，“屮”“象丨出形有枝茎也”。指事字用“从某”并指出指事标记所在，如：“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形声字用“从某，某声”来分析，如：“祐，助也。从示右声。”会意字用“从某从某”来分析，如：“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许慎认为还有些字的结构是会意兼形声，用“从某从某，某亦声”来分析，如：“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

第三是注音。《说文》产生的时代，小学家们对字音的标注还停留在“某音某”的直音法阶段，直音法就是选用一个同音字来标注另一个字的读音。《说文》的注音主要是通过分析形声字，指出“从某，某声”，既分析字形结构也兼及注明这个字的读音。形声字在《说文》中占80%左右，通过分析形声字指出该字读音，是一个可行的方法。由于形声字的来源较为复杂，并不是每个形声字的声符与该字读音都完全一致，而其他非形声结构类型的字却又不包含表音要素，因此，《说文》的注音并不能完全依据分析形声结构来解决。形声结构分析之外，《说文》采用“读若”“读与某同”等方式，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比拟注音。如“珣”“读若宣”、“㺨”“读与私同”、“㚘”“读若伴侣之伴”等，采取了常见字、常用词和经典文献用字来比拟注音。在今天看来，《说文》的注音手段比较落后，但在当时能通过系统分析形声字从构形层面解决绝大多数字的注音问题，再辅之以“读若”等办法来标注一些字的特殊读音，对许慎而言也可谓煞费苦心了。

通过以上这组数字，对《说文》的版本、造字用字方法、全书结构、内在系统性、收字范围、分析阐释文字形音义的体例和方法等主要内容，我们就能获得一个总体认识，基本上可以把握阅读《说文》的要点。

阅读《说文》应注意哪些问题

关于文字对中华文明延续和传承发展的重要性，许慎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说文·叙》）许慎的文字学思想和观念，即便在今天来看，依然具有重要的现代学术意义。许慎不仅通过探求文字构形与其负载的文化意义体现其文字学观念，而且《说文》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汉字的阐释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刻影响了传统文字学的发展。因此，阅读《说文》，首先必须真正地认识许慎，体会许慎撰著《说文》的用意，更好地领略《说文》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

阅读《说文》也要认识到该书的时代局限性。虽然历史文化的发展在汉字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但阐释者对文字构形及其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涵的阐释，难免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许慎的汉字阐释受到先秦秦汉历史文化的影响，既体现出对孔、孟等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亦接受了混合阴阳五行观念的汉代儒家学说，同时，其他先秦秦汉思想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在《说文》中隐现。归根结底，《说文》对许多汉字构形及其文化内涵的揭示，只是许慎在他那个时代所理解的历史文化，未必符合汉字构形的本义。因此，阅读《说文》，既要重视许慎对文字构形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要素的阐释，更要从历史文化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地寻找和还原不同历史阶段文字产生与发展所凝结的思想文化内涵，努力探索汉字阐释的科学方法和正确路径。

《说文》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所依据的文字形体方面。《说文》“篆文”是汉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沿革之后的形体，只是秦汉时代文字的样本。“古文”“籀文”虽然是先秦古文字，但其数量有限且为传抄材料。许慎以字形为依据，探求构形本义和历史文化内涵，所据“篆文”却是古文字发展的末流，而“古”“籀”也非最早的形体，尤其是属于战国文字的“古文”已多有讹变。许慎利用长期演变甚至讹错后的字形来探求造字初意和文化意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错误。尽管许慎以其惊人的卓识，将这种错误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但全书剖析字形不当、解说文字失误者仍不在少数。因此，阅读《说文》，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许慎存在的各种错误和问题。

百余年来，随着殷商甲骨文的发现，两周青铜铭文、战国秦汉文字等大量问世，一方面《说文》为释读甲骨文等古文字提供了凭借，另一方面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也为发现和纠正《说文》错误、解决其问题提供了可能。因此，阅读《说文》，必须高度重视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新成果，只有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成果来校正《说文》之失，才能更好地发挥《说文》这一文字学经典的当代价值。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2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李昕（单位：中国书法家协会）

唐代颜真卿的书法作品《祭侄文稿》名列“天下三大行书”，使其名垂千古者，不仅是其卓然不群的艺术成就，更是其充溢字间的人格力量。这不是一幅普通的书法作品，它烙刻下厚重悲壮的历史记忆，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华，赓续了博大厚重的书法脉络，其情性张力纵贯古今，其正大气息跃然纸上。

一

公元755年12月，对大唐王朝来说，如同一场噩梦。

手握十五万精锐之兵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叛乱，由此拉开历时近八年的安史之乱序幕。唐玄宗仓皇出逃，臣僚纷争。

颜真卿《祭侄文稿》资料图片

颜真卿故里山东费县颜真卿塑像资料图片

叛军一路攻城略地。河北一带很快沦陷。情势万分危急。朝堂上，玄宗六神无主，捶胸顿足，连连发问：“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

天地浩然气，千秋尚凛然。此刻，颜真卿完全可以选择明哲保身——他就是遭皇舅、宰相杨国忠排挤出朝廷，打发到平原郡的。然而，他毅然挺身而出。

颜真卿和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高举义旗，东西呼应，组织平叛。附近十七个郡纷纷响应，共推颜真卿为“盟主”，拯救时局。义军如同插向心脏的尖刀，在叛军后院拼死抵抗。初战告捷，颜真卿奏表呈递朝廷。尴尬的是，听到义军得胜消息，玄宗大喜，对侍从说：“朕不识颜真卿形状如何，所为得如此!”

国难之际，颜家老小不惧安危英勇抗敌。安禄山心腹刘客奴派人传信，宣称以夺取安禄山老巢——范阳作为归顺朝廷的投名状。为坚定刘客奴信心，颜真卿当机立断，送去饷银十万两，并把十岁的儿子颜颇遣往刘营作人质！还有，颜杲卿三子颜季明，频繁往返于常山和平原之间联络信息，为真卿、杲卿联手抵御强敌奔波出力……

在中国地理版图中，太行山是重要的地理标志，成为地势第二、三阶梯的分界线——向西，黄土高原；向东，华北平原。巍巍太行，如一道地理屏障，自古被誉为“天下之脊”。山脉绵延盘亘，中断裂谷之处称为陉。太行共八陉，第五陉为“井陉”，乃连接晋冀鲁豫至要之地。向东，出土门关，便一马平川。故此，土门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要塞。

义军与叛军在此战事惨烈。最终，义军夺回土门关，打乱了叛军进逼节奏。这暂时纾解了长安的危难，也引起叛军注意。安禄山察觉河北有变，不敢肆意向前，急令史思明回兵争夺土门关，攻打常山。

情势危急，附近太原太守王承业却拥兵自重见危不救。

孤军奋战。苦苦支撑。粮尽援绝。常山攻陷。

杲卿、季明被俘。季明惨遭杀头，杲卿被押解至安禄山大营。杲卿不为劝降所动，大骂叛贼，誓死不降，安禄山“令缚于中桥南头从西第二柱，节解之，比至气绝，大骂不息”。后世文天祥《正气歌》有“为颜常山舌”，写的就是颜杲卿舌诛逆贼的情景。经此一役，杲卿、季明父子双双殉国，颜氏家族三十余人罹难。

758年（乾元元年），颜真卿任职蒲州。他派侄子颜泉明遍寻常山之役罹难亲人遗骸，仅得季明头颅。

亲人离去，阴阳两隔，尸骨不全，魂归何处？季明英气聪颖、英勇干练的形象浮现在眼前。颜真卿不禁惨怆怛悼、涕泗纵横。心酸与愤懑、怜爱与无奈、悲恸与郁结、宣泄与坚忍……椎心泣血，情不能已。颜真卿奋笔疾书，作文以祭，追念故人，寄托哀思，是为《祭侄文稿》。

二

流传于世的《祭侄文稿》作品尺寸并不大，约两张A4纸大小，却堪称伟大的作品。它烙刻下厚重悲壮的历史记忆，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华，赓续了博大厚重的书法脉络，其情性张力纵贯古今，其正大气息跃然纸上。家国恩仇、亲情至爱，笔笔传神，字字泣血……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从父”涂去）叔银青光禄（脱“大”字）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曰。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方凭积善”涂去）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闲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制”涂去，改“被胁”再涂去）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恐”涂去）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拥众不救”涂去）。贼臣不（“拥”涂去）救，孤城围逼，父（“擒”涂去）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河东近”涂去）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提”涂去）携尔首榇，及兹同还。（“亦自常山”涂去）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涂去二字不辨）卜（再涂一字亦不辨）尔（“尔之”涂去）幽宅（“相”涂去）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不需过多解读翻译，直面作品，就是一种独特体悟，就能感受文稿的力量与内涵——因为文字与家国的厚重，因为艺术与道德的魅力，让我们与书者感应神通，见字如面，观文而动容。

书法作品的文字既指组成文本的文辞，也指笔墨表现的线条。《祭侄文稿》文本虽信笔走纸，无意与有心之间但见精心与深情——遣词造句，可见字斟句酌，但不刻意雕琢，不费力矫饰。大朴大雅，文字的精当之美隐藏于涂抹之中，由此寻觅这件作品文字魅力的蛛丝马迹，可解码书者当时心情。

其一，颜真卿父辈有兄弟二人，伯父颜元孙、父亲颜惟贞。至颜真卿辈子女十四个，真卿排行十三。文稿将“从父”涂作“第十三叔”，由一般泛称到具体确指的称谓转换，是情感的郑重倾注，透露了颜真卿与季明的亲近关系。

其二，颜真卿不避烦冗，列举勋衔“银青光禄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并非烦冗多余，而是以庄严肃穆的个体仪式，表达对逝者的尊重。半年前，遭贬谪同州的颜真卿转任蒲州刺史，其间，平叛取得重大进展，朝廷对颜氏一家表彰。“银青光禄夫”，“夫”前漏一“大”字。国荣家幸，告慰逝去英灵，往事如翻江倒海般奔涌而来，可见书写时心潮澎湃不能自持。

第三，“方凭积善”涂去。颜氏一门，道德教化传家。上推至“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历代颜家门风重学修德。生于这样的家庭，后辈晚生亦得以教养成才。“宗庙瑚琏，阶庭兰玉”，如家庙摆置的重器，如庭院植栽的香草仙树，季明可谓颜家引以为傲的后起之秀。

《周易》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今人说，积德虽无人见，行善自有天知，善当有善报。可叹的是，天不假年，世与我乖。战争仍在延续，战事胶着难料。侄儿以身殉国惨剧，不得安生。《诗经》云，“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此时，“念尔遘残，百身何赎”。颜真卿宁愿自己赴死一百次，也换不回季明的生命了！

善？恶？这人间惨痛，天理何在？道义何在？“方凭积善”，今日之境当作何解？此时此地此身，又怎能抚慰内心苦楚？既不能得，也就只能无奈涂去。

浓墨书写，是颜真卿对积善进德念兹在兹的内在属意；枯笔轻涂，是他困顿扼腕百味杂陈的苦苦追问……

三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祭侄文稿》有书法最为宝贵的东西——笔墨线条形诸纸端的情性之美。感人至深潸然泪下的文字和恸彻肺腑哀痛欲绝的感情，使其傲然于宇宙间。书者随心而写，笔墨随性而变，线条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动，姿态横生，气韵流畅。展卷凝神，就会与书者一起沉浸于悲痛郁愤战火纷飞的往事——开始落笔厚重工稳，书者极力控制情绪，越到后来，便越渐流畅奔放、洒脱奔泻，越写越快，情不能抑，甚而援笔蘸墨，落笔成文，直至干枯滞涩为止。文末，“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数字，行书掺进草法，笔走龙蛇，写得汪洋恣肆，荡气回肠，感情到达高潮，意绪难平。回看全篇，笔势圆润雄奇，笔法遒劲郁勃。行笔时疾时徐，文字或疏或密，墨色有浓有枯。如不断涌动的思念，字与字上牵下连，游丝牵引顾盼，似断还连。若说连，则笔连意密，率性自然；若说断，则笔断意连，字断气连，可谓跌宕多姿，意趣盎然。这一气呵成的韵味，与书者波澜起伏跌宕不平的心情相映衬。

艺术经典总能引起观者共鸣。陈绎曾，元代国史院编修，激赏《祭侄文稿》，对其笔墨之功颇有心得：

前十二行甚遒婉，行末循“尔既”字，右转至“言”字左转而上，复侵“恐”，右旁绕“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适与褙纸缝合。自“尔既”至“天泽”逾五行殊郁怒，真屋漏迹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飨”五行，沉痛切骨，天真烂然，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与《禊叙稿》哀乐虽异，其致一也。“承”字掠策啄磔之间，“嗟”字左足上抢处，隐然见转折势，“摧”字如泰山压底柱障，末“哉”字如轻云之卷日，“飨”字蹙衄如惊龙之入蛰。吁，神矣。

作品真挚质朴的意蕴气息是任何看似笔法工整、文采斐然、精雕细琢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难怪元代张晏见到《祭侄文稿》，欣喜异常，信笔题跋：

此祭侄季明文，今在余家。住京师，尝会诸贤品题，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观于此帖，真行草兼备三法。

书法是反映生命的艺术，书家喜怒哀乐等情感均在笔墨之中表现出来。康德曾说，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中国古代线的艺术正如诗歌等抒情文学一样，是中国文艺最擅表达和最富民族特征的，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南朝王僧虔有“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之说。如果说《兰亭序》代表的是典雅逸致风格，《祭侄文稿》则呈现了枯拙挺劲韵致。文稿笔墨之功与书者悲恸之情融合，映照出一段悲壮的英雄历史和文人心灵图景。书人交辉，率性书写，无意于佳，开创中国书法审美的另一路径。这或许就是不计工拙的文稿成为历史经典的奥妙。

因其神采，历代书家、藏家以争相观瞻收藏《祭侄文稿》为至高乐事。张晏仰慕已久，得来不易，曾讲述轶事：“宣和书谱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知在钱塘，传闻数年。辛丑岁，因到江浙，得于鲜于家。诸公聚观，以为在世颜书中第一。”

鲜于即元初大书法家鲜于枢。鲜于枢以唐人为师，追求书法的骨气和法度。当得窥颜真卿真迹，鲜于枢逸兴横飞，提笔直抒胸臆：“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

行书，只有行书，才能传达《祭侄文稿》神韵——近正而不拘谨，似草而不放纵，流畅而不失端严，浑厚而不失灵动……

四

身处风雨飘摇的没落王朝，颜氏家族《祭侄文稿》的悲壮故事还在继续。

782年，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攻入汴州，自立“楚帝”，李唐王朝再临劫难。

宰相卢杞向德宗奏议派颜真卿劝降李希烈，“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因为“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

颜真卿向来秉忠直言，卢杞视其为“眼中钉”，一直欲除之而后快。其实，颜真卿有恩于卢杞。当初安禄山攻克洛阳，杀害卢杞之父、御史中丞卢奕，将人头送至河北各郡示众。到平原时，颜真卿设计留下首级，并厚待下葬。当时，颜真卿不忍用手擦拭卢奕脸上血迹，恭敬地以舌舔净，以告慰忠臣英灵。然而此番，阴险狡诈的卢杞忘恩负义，落井下石。

大臣李勉力劝留下颜真卿，但德宗仍首肯了卢杞冠冕堂皇的奏议。《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真卿乘驿至东都，郑叔则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须后命。”真卿曰：“君命也，将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为国家羞，请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于道，不及。真卿与其子书，但敕以“奉家庙，抚诸孤”而已。

已是74岁风烛残年之人，此行凶多吉少，李勉深为感慨，失去一位元老，国家受辱，王朝颜面尽失，兹事体大。颜真卿并不希冀皇帝收回成命，他言之凿凿，“将焉避之”。这在次年，他被扣留蔡州所写《奉命帖》中可印证其心迹：“……然中心悢悢，始终不改。游于波涛，宜得斯报。千百年间，察真卿心者，见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达于时命耳。”悲伤但不改初衷，久在风浪漩涡中，跻身庙堂之高，就要深知后果，担当其责。颜真卿大写的人，一如他挺立的书风。

李希烈派人轮流游说，并许以宰相官位，颜真卿嗤之以鼻，怒斥道：“若等闻颜常山否？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师，后虽被执，诟贼不绝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师，吾守吾节，死而后已，岂受若等胁邪！”

前有颜杲卿忠烈殉国，在颜真卿心底，一定还有季明的身影。颜真卿写家信叮嘱儿子们“戒严奉家庙，恤诸孤”，除此，他心无挂碍，死不足惜。写好死后进献皇帝的章表、墓志、祭文，他甚至指着房间西面墙壁说：“此吾殡所也。”

784年8月23日，颜真卿迎来人生的最后时刻。

囚禁两年有余的颜真卿忽闻门外宦官大呼，“有诏。”颜真卿忙下跪叩首。宦官宣旨：“宜赐卿死。”颜真卿问道：“老臣无状，罪当死，然使人何日长安来？”劝降无功，罪当死，意料之中。他关心的是朝臣出行情况。“从大梁来。”对方冷笑道。颜真卿恍然大悟，怒骂：“乃逆贼耳，何诏云!”

悲剧再次重演，一代忠烈以缢杀的悲情方式告别历史。但在历史的天空中，颜真卿的灼灼光芒，绕不过去，忽略不了。

从这个意义来说，颜真卿是大唐王朝的面子，《祭侄文稿》是中国书法的里子。

五

1279年，文天祥被元军押赴大都途经平原郡，他心潮澎湃，写下《过平原作》表达对英烈蹈节死义的崇敬。“崎岖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节。当年幸脱安禄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杀公？宰相卢杞欺日月。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当天。”自753年始，颜真卿担任平原郡太守三年有余。立德、立功、立言，历来被视为文人“三不朽”。平原是颜真卿心系社稷安危、百姓苍生的官宦生涯的立德之地，也是他大义凛然力挽狂澜最为壮烈的抗击叛军的立功之地，更是发源《祭侄文稿》的立言之地。平原，与颜真卿紧紧相连，成就他忠鲠谠直人生的不朽形象和精神。

709年，颜真卿出生于家学渊源深厚的官宦之家。三岁丧父，母亲殷夫人教育他长大成人。“既长，博学工辞章，事亲孝。”25岁时高中进士，授校书郎，步入仕途。两年后，因母亲病故，回家守孝，再返官场时，已是天宝元年。先后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如当初调离京师就任平原太守一样，颜真卿宦海浮沉起起落落，就因他不阿权贵仗义执言。

玄宗时，因直谏得罪杨国忠，外放平原。命运阴差阳错，这里使文人颜真卿变身力挽狂澜抗击叛军的义士。肃宗时，颜真卿上书按礼仪先祭太庙，“东向哭三日然后入宫”，引得龙颜不悦，被贬同州，随后转蒲州刺史。其间，史思明投降朝廷，颜泉明得以获释，颜真卿委派泉明到常山访寻，得季明头骨，也就有《祭侄文稿》。

代宗时，宰相元载钳制百官言路，下令凡上书言事一律先经宰相把关，再行禀奏。颜真卿直斥：“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达，此权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后元载借机以颜真卿“诽谤”名由，贬其为峡州别驾，未到任换吉州别驾，移抚州刺史，转湖州刺史。德宗时，卢杞最终把他逼上不归路……

颜真卿离世270年后的宋仁宗至和三年，在他曾经任职的抚州，人们修建祠堂纪念他。当地人延请曾巩作《抚州颜鲁公祠堂记》。曾巩回顾颜鲁公一生，充满感情写道：

公之能处其死，不足以观公之大。何则？及至于势穷，义有不得不死，虽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与。维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始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观公之大也……夫既自比于古之任者矣，乃欲顾回隐，以市于世，其可乎？故孔子恶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杀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谓仁者欤？

不在于直面死，关键在坚守大道，历经坎坷磨难而不顾生死。不屑于苟且生，重在居仁守义。这就是民族的脊梁。

六

说到颜真卿，就会提及书品与人品的话题。

书法艺术审美与书家密不可分，历来有“人书合一”之说。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明代傅山亦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清代朱和羹《临池心解》评论道，“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品贵，人方贵；人贵，书方贵。

欧阳修是宋代高擎书品与人格大旗第一人。他评价颜真卿：“余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清代王士祯也有回应：

子尝谓诗文书画皆以人重，苏、黄遗墨流传至今，一字兼金；章惇、京、卞岂不工书，后人粪土视之，一钱不直。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鲁公书虽不工，后世见者必宝之，非独书也。

颜真卿在世，并未以书名世。756年，肃宗即位，就由徐浩执掌诏令，“浩属词赡给，又工楷隶，肃宗悦其能，加兼尚书左丞。玄宗传位诰册，皆浩为之，参两宫文翰，宠遇罕与为比。”然而后世追捧颜真卿，就在于颜真卿充盈寰宇的气格。秦桧、蔡京、张瑞图、王铎等人单论技法不无过人之处，但其人品声名大大影响了在书法史中的地位。

颜真卿雄浑敦厚书风与其忠义节烈形象相得益彰。自晚唐以来，他是文人士大夫的修身楷模。特别在宋代，“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颜书尤受倡导，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道德文章期待的社会心理。苏轼说：“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黄庭坚亦说：“观鲁公其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肃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米芾把颜真卿书法形容为“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特立，卯然有不可犯之色”。可谓将颜真卿书法的人格气象阐释得淋漓尽致。

所以，王安石感慨，“鲁公之书既绝伦，岁久更为时所珍。”

所以，清代王顼龄专为《祭侄文稿》题跋：“按唐肃宗乾元元年戊戌，至今皇帝雍正二年甲辰，凡九百六十七年。鲁公此书，阅历已及千载矣。非鲁公之忠孝友义，足以感格天地，书法之雄奇变化，至于超神入圣，安能数经兵燹，而纸墨完好，神采焕然若是乎：意必有神物护持，故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也。为之惊叹无已，爰志数语，以著其流传永久云。”

由喜爱进而神化，当然是王顼龄的会心幽默。这寥寥数语又何尝不是千百年来，人们对颜真卿人品书品交相辉映的盛赞呢？

对形体之美的追慕只能让书法流于浅层次，唯有将高洁灵魂与所书文字融而为一，才能达到不朽境界。书法背后是书者的人品、学问、修养，书法浓缩了书家的自我和大我！

七

《祭侄文稿》影映的是一段血与火、生与死的历史瞬间，但不只是天地英雄气，更是人间家国情。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儒家治学倡导“为己之学”，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一途，达到体现“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道德境界，千百年来深深影响社会心理。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基础上的家国情怀成为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基因。舍己为家，舍家为国。国之兴衰，家之安危与个人德行紧密连在一起。颜真卿外放内收的笔法和端重刚健的结字之道，可见外张内敛、刚直忠厚的正大为人风范。

身为国生，心为君图。忠君报国是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所在。任平原太守期间，颜真卿作《赠裴将军》诗，“匈奴不敢敌，相呼归去来。功成报天子，可以画麟台。”诗是送给裴将军的，也是他内心的自画像。

颜真卿惦念的是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藩镇之弊，国之大患；战火人祸，庶民至痛。775年，在湖州太守任上，闻知河北藩镇叛将吴希光投降、卢子期被擒，他奋笔疾书《刘中使帖》：

近闻刘中使至瀛州，吴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闻磁州为卢子期所围，舍利将军擒获之。吁！足慰也。

颜真卿写得痛快淋漓，贴中“耳”字末笔一拖到底，可见挥洒开怀之状。为官军捷报欢欣鼓舞，十二年前，杜甫写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诗句。那新生的希望，对杜甫来说，如放舟沿江而下，迎面奔涌而来。而颜真卿，已是六十六岁的白发老者，奸相元载当道，依旧打压冷落他，贬至湖州四年了，前途漫漫无期……

颜氏家族历来受社会称誉，其公忠廉直、坚贞一志的门风为世人推崇。从安贫乐道的颜回始，大教育家颜之推为第35代，其思想精髓形成《颜氏家训》，“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等思想深深影响后世并流传至今。颜真卿是第40代，自小耳濡目染，修身立业受益家学。官宦生涯起起伏伏，颜真卿不改其志其行，重德力行的整肃家风可谓作用至要。

因此，《祭侄文稿》是一面镜子，照见承传圣贤操守之志、赓续门风家学之行。有意思的是，颜真卿留下数量众多为家族而作的碑帖，《颜家庙碑》《颜元孙神道碑铭》《颜勤礼碑》……这些碑刻记述碑主功德与子孙业绩，表达光大门风之情，是颜书精品，更有特殊文化内涵和情感依归。

笔底乾坤，心中道义。碑刻不朽，文字不朽，精神血脉不朽。颜真卿以书法为念，把信仰与准则，把家国大义和道德操守刻进历史深处，留在炎黄子孙心里……

八

《祭侄文稿》完成月余，颜真卿写下《祭伯文稿》。

当时，为御史唐旻诬劾，他被贬饶州刺史，途经洛阳，祭扫伯父颜元孙坟墓而作。祭文追念伯父去世二十余年来，颜家后辈子孙情况。羯胡禄山扰河洛，颜氏兄弟举兵拒逆，战土门，季明遇难，杲卿赴死，嫂侄关押囚禁……锥心道来，寸寸山河，寸寸血泪；悉数列出，真卿及儿侄，尽蒙国恩……

一门之内，生死哀荣。真卿将赴饶州，至东京得申拜扫。又方远辞违，伏增感咽。谨以清酌庶羞之奠，以伯母河南县君元氏配。尚飨！

两篇文稿相映生辉、双璧闪耀。此时，顿挫郁勃心情较月前稍有平复，只是读至“一门之内，生死哀荣”，令人不胜唏嘘。

英雄，有豪情，有悲情。当英雄以悲剧的方式谢幕，一个时代的悲剧就拉开大幕了……

苏轼曾感慨，“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有人说，《祭侄文稿》把中国文化生命的悲壮推到极致，是中国文脉的突发性呈现。颜真卿以悲情的书写见证一个朝代的退场，却为浩瀚中华历史注入跃动的力量，提醒后来者中华文脉的正道和方向。

从这个意义来说，《祭侄文稿》在，就多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看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永在。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7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