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评判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客观又犀利。
1931年,我党的一名革命者在香港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时,被早就蹲守在那里的叛徒顾顺章认出,遭遇出卖并牺牲,年仅36岁。
叛徒顾顺章
在知道志同道合的战友牺牲的消息后,心中悲痛不已,连连叹道:
“一个员该做的,他都做到了。”
四年后的1935年,在苏联国际工作的李立三写了一篇文章怀念他。在文章中,李立三将此人与并列称为“双雄”。
这个36岁被叛徒出卖牺牲的烈士是谁?为什么能与并称为双雄?
酱厂学徒的不同凡响之梦1895年,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的一个职员家里,夫妻俩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儿子——蔡和森。蔡和森四岁那年,母亲葛兰英因为丈夫抽大烟,讨小老婆,一气之下带着蔡和森回到老家湖南永丰镇。后来蔡父在上海把钱败光了,就灰溜溜地来永丰镇找葛兰英,葛兰英念在夫妻一场收留了他。
那时的湖南,在当局的统治下,民不聊生。蔡和森在家附近上私塾,大他6岁的二哥蔡麓仙却在杂货铺干活。于是父母商讨之下,决定将13岁的蔡和森送到辣酱厂当学徒,学出来好歹也是一门手艺。
“学徒学徒,三年为奴”,可以猜想,蔡和森在辣酱厂的那三年,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况且蔡和森从小就长着“反骨”。
蔡和森虽然被迫辍学,但是他不想放弃学习,于是就拼命看书。没钱买书,他就跑去书店租书。白天赶工没时间看,就在晚上秉灯夜读。虽然干活累了些,但晚上有书看,蔡和森也乐在其中。然而没多久,他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酱料厂的老板不是什么大方人,惯爱在小东小西上抠抠搜搜,他自己可以连夜点着灯,和狐朋狗友们打牌,却不允许学徒们点油灯。
第一次发现蔡和森夜里开灯,老板一把将油灯夺过来,骂骂咧咧地走了。以后次数一多,老板不仅拿走灯,甚至还直接将蔡和森手中的书撕碎,一把撇到蔡和森脸上。
因为晚上看书,蔡和森不知道挨过老板多少次毒打。不仅如此,有一次老板娘发现蔡和森又在灯油下看书,这个泼辣的女人一巴掌甩在蔡和森脸上。
蔡和森的脸被打得火辣辣的疼,他一气之下二话没说,卷起铺盖就离开了这个待了三年的地方。而在辣酱厂受欺负的,又何止蔡和森一人,此时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悄然萌生。
浪费了三年时间,钱没赚到多少,回家后,蔡父这个势利眼连打带骂了蔡和森一顿,在母亲拼死相护下,蔡和森才免于被打得皮开肉绽。
蔡和森没了生计,他就跟母亲说想重新回到学堂。并且他还告诉母亲:永远不想再受压迫和欺辱,也不想让像他一样的劳苦大众受到剥削。
出乎意料的是,母亲非常赞同。母亲葛兰英其实本是望族之后,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后来家道中落,迫不得已嫁给了蔡父。葛兰英识大体,是明白大是大非的人,所以他并不反对儿子读书。
虽然在辣酱厂当学徒的那段时间,蔡和森赔了书店不少书钱,但在他省吃俭用下,还是攒了点积蓄的,加上母亲的贴补,16岁的蔡和森离开家,来到永丰国民初等小学,当了一名三年级学生。
因为深知读书机会的来之不易,蔡和森非常努力。1913年,18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进入文史专科就读。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一生的挚友。
与“会师”蔡和森入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第二年,有一人也来此就读,这人便是。
两个相差两岁的年轻人在相识后,发现彼此在拯救中国这一思想观念上高度契合,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以对方的表字,润之,润寰称呼。二人还联手成立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这也是他们革命道路的开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我国传播,蔡和森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18年,已经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蔡和森受学会委托,去北京组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情。在北京,蔡和森会见了蔡元培以及李大钊,交谈过后,收获颇丰,回去的路上就给至交好友写了一封信:
“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已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
这次北京之行,更加坚定了他赴法留学的想法。但想要出国却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
蔡和森当学徒时,本来就没挣下几个钱,这几年求学也都花的差不多了。况且去了法国,花销肯定不会低。更甚至于,在蔡和森的鼓励下,五十余岁的老母亲葛兰英和十九岁的妹妹蔡畅都打算一起奔赴法国,以后一同投身革命。并且同去的,还有一个蔡和森在组织时认识的人,那个可能让蔡和森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人。
就在蔡和森为钱一筹莫展之时,蔡和森二哥蔡麓仙主动站了出来。
听闻弟弟要去法国,没读过什么书的蔡麓仙也表示,想和母亲弟弟妹妹一同前往法国求学,将来也搞革命。但由于大哥早逝后,蔡麓仙接过长子的担子,需要家里照顾父亲和妻女,最终他只能选择留下来种地做生意,把挣到的钱补给远在国外的母亲和弟妹。
1920年的2月,在游轮上待了足足两个多月,蔡和森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
在国外求学期间,蔡和森不但充实了自己的知识,还解决了人生大事。他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此前和他们一家一同奔赴法国留学的向警予。
2009年,向警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贡献的100位英雄模范之一,作为我党早期的重要女性领导人以及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的地位不言而喻。
正因如此,蔡和森与向警予才更称得上是革命道路上的精神伴侣。他们在思想上相互依存,在行动上相互欣赏。蔡和森完婚后还主动给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
“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
据传,1920年,两人在法国一个名叫蒙达尼的小镇上结婚时,送给客人的“伴手礼”,是他们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编印而成的书,题为《向上同盟》。
虽然在法国收获了爱情,但是没多久,蔡和森的留学之路就不得不中断。
当时驻法大使贪污留学生补贴,学生们被迫勤工俭学。但远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大部分学生连最卑微的工作都找不到,只能被迫忍饥挨饿。蔡和森和向警予多次向驻法大使馆请求下发补助,但都无济于事。
蔡和森见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就带着400多名学生冲进了驻法使馆。但不成想使馆派来军队镇压,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因为这件事,蔡和森被捕,并被法国强制遣回国内。蔡和森本来心不甘情不愿,但他回国才知道,此时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1921年底蔡和森回国,此时中国已经成立。蔡和森刚回国便在陈独秀的介绍下,成为我党最早期的党员之一。
蔡和森在党内负责理论宣传工作,先后担任《先驱》报《向导》报的主编一职,用笔杆子去影响人民群众。1923年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和森和一同出席,又一同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蔡和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那个时候,文字往往能产生让人意料不到的效果。很快,五卅运动就影响了全国不少的城市,甚至由北向南,直接影响到了南部的广州以及香港。
后来蔡和森还去了莫斯科,担任驻国际代表。蔡和森的存在,使得我党与国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但就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妻俩,因为生活习惯不同等因素,感情宣告破裂,他们的关系也从夫妻转变为战友。但这份战友情,却并没有持续多久。
1927年年初,蔡和森返回国。没多久,就发动了四一二,大肆捕杀人,对新诞生没多久的我党来说,这次打击可谓是前所未有的。
党内成员情绪低迷,危机四伏。但在八七会议上清醒地意识到: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但支持的声音并不是很多,此时蔡和森却勇敢站出来,坚决拥护的正确意见。使得我党的工作重心自此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事后可见,观点以及蔡和森做法的正确性。并且蔡和森对的支持还不止这一次。
八七会议结束后,在国际新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名单上,蔡和森榜上有名,但却落下了。
蔡和森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身为知己,他是清楚能力的。由于名额有限,蔡和森表示甘愿自己退下来,让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有人叫嚷着说,你蔡和森这是在拉左派。向来温文尔雅的蔡和森为此气红了脸:
“和森和之关系,绝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
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蔡和森对的支持,无疑就是对中国革命立下的一项卓越的功勋。
八七会议结束后,去组织湘赣边秋收起义,而蔡和森干起了地下情报工作。但蔡和森或许并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革命年代,干情报工作的人,说句粗话,是全家老小的脑袋都要别在裤腰带上。
就在蔡和森刚转入地下工作,前妻向警予那里,就传来了噩耗。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为形势所迫,我党需要紧急从武汉撤离。武汉虽然危险,但如果全都撤走了,这块阵地也就没了。于是向警予主动选择留下来,坚守地下战斗。但不幸还是发生了。
1928年3月20号,向警予被叛徒出卖,在汉口法租界被捕。敌人严刑逼供,向警予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牺牲时,不过33岁。
蔡和森知晓战友向警予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写下悼念文:
“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就感觉肩上革命的担子更重了。但是他没想到,后来却遇到了一件和向警予几乎一模一样的事。
该死的顾顺章1931年3月,在的指派下,蔡和森被任命为两广省委书记,化名为“胡世辉”,继续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可这一回,蔡和森遇到了一位死对头——叛变革命的顾顺章。
1927年412后,为保护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我党成立了中央特科,顾顺章担任的是科长一职,自然掌握了很多机密。
蔡和森三月份刚走马上任两广省委书记,顾顺章四月份就被出卖,在武汉被捕。更令人气愤的是,被捕之后,顾顺章身上一丝革命者的气节都未曾体现,头也不回地选择了叛变革命。
随着顾顺章叛变,蔡和森身为我党的高级领导人,现在时时刻刻暴露在危险中。
1931年的6月10号,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那段时间由于顾顺章叛变,特务越来越放肆,革命工作难以开展,广东省委考虑到蔡和森的安全,并不建议他参会。
“你是敌人最注意的人物,而且被捕的同志中,可能就有意志不坚定的人,你所面临的处境太危险了!”
但蔡和森并不愿意。他知道,香港有大革命时期开展海员罢工的革命传统,香港海员身上有很强的革命性。而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重整海员工会,发挥并壮大海员们的先锋作用。因此,这次会议虽然危险,但蔡和森非去不可。临行前蔡和森说:
“大风大浪时,我不能离开,我们已经有那么多同志牺牲了,香港是我党的重要据点,我要是离开了,就有少了一份力量。”
广东省委见劝不动,最终也只能作罢。
在准备去开会之前,蔡和森歉意地亲了亲缠着他讲故事的女儿,并对此时的妻子李一纯说:
“这个会我不去不放心,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回来,那我就是被捕了。”
然而不成想,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蔡和森故居
蔡和森几乎是刚刚抵达会场,便被埋伏在会场附近的顾顺章给认了出来,周围的特务立即将他逮捕。
党组织得知这个消息后,虽然想尽一切办法筹钱,想要将蔡和森赎出来,但顾顺章深知蔡和森对我党的重要性,命令特务连夜不声不响地将蔡和森由香港引渡到广东。
蔡和森被下了大狱,他很清楚,自己即将迎来怎样的残酷刑罚。
刚开始,特务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能说服蔡和森像顾顺章一样叛变,但都被他断然拒绝。于是,各种刑具就被用在蔡和森的身上,但经过几天的严刑拷打后,蔡和森依然咬紧牙关,抵死不从,誓死也要捍卫我党的利益。
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将蔡和森残忍杀害。那一年蔡和森才36岁,正当壮年。
蔡和森牺牲的消息传回党内,湿了眼眶。他回想着二人的过往,喃喃道:
“一个员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更甚至于说,蔡和森做的更加优秀。
蔡家倒下的,何止蔡和森一人前文说过,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当年一同赴法留学。回国干革命后,都在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就连和周恩来,都亲切称呼她一声“蔡大姐”。
建国后,蔡畅担任第一届妇联主席,随后任第四和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官至副国级。
蔡畅的丈夫李富春,从国民大革命时期,就是我党军队政治工作中的领导者。不管是后来的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建国后,李富春与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官至正国级。
虽然蔡畅和李富春是“风雨过后会见彩虹”,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但蔡家的其他人,却倒在了革命的道路上。
蔡和森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1923年冬天,那个曾经资助蔡和森留学的二哥蔡麓仙,在蔡和森的举荐下也加入了我党,并多次领导工人运动。
1925年,在五卅运动爆发时,蔡麓仙在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36岁那年壮烈牺牲。死后尸体甚至被敌人扔进了海里,尸骨无存。
1928年的3月20号,蔡和森前妻向警予,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蔡和森的母亲葛兰英,年近半百为革命赴法求学。回国后她和女儿蔡畅共同致力于妇女方面的工作。当她最疼爱的儿子蔡和森牺牲后,蔡家人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却一直瞒着葛兰英。1943年葛兰英去世,临终前她还在问身边的人:
“和森有信回没有?”
当身边人告诉他还没有时,这位70多岁的老太太躺在床上遗憾道:
母亲已看不到我儿事业的成功,但革命一定会胜利。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
2009年的9月14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蔡和森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和前妻向警予获得了一样的荣誉。
蔡母葛兰英生前所愿,如今已经实现。但这又是多少人前赴后继用生命换来的。蔡和森一家除了蔡父,满门忠烈。而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像蔡和森家一样的家庭呢?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前人已经替我们承担了蹉跎。
有一个人,曾位居我党最高层,后叛变当了的特务,建国初被捕,在79岁时被执行枪决。
他叫卢福坦,现在人们对他的名字很陌生了。
卢福坦是山东泰安人,生于1890年,与党的“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同龄。
泰安这个地方,曾出过不少名人。曾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张庆黎、曾任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政委的刘振华上将,以及北伐军阀孙传芳、名将王耀武等,都是泰安人。
1926年,经党的“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的介绍,36岁的卢福坦加入了中国,先后担任了山东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
在山东半岛,农村武装暴动在山东省委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特别是鲁西北地区阳谷坡里暴动引起很大反响。这是卢福坦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后做出的第一次大的行动,影响很大,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其声誉由此也大大提高。
卢福坦后又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等职。
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上,鉴于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错误,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了领导岗位。因为卢福坦早年是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工人,便与同是工人出身的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就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王明为候补常委。虽然向忠发仍是总负责人,但由于国际支持,实际上王明开始执掌中央大权。
1931年,王明决定前往国际担任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
长得很漂亮的红色特工黄慕兰是第一个将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机敏的她从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曹炳生口中得知,有一位一只手上只有四个指头的我党的大人物被捕后很快招了,就判定可能是向忠发,因为她又从潘汉年这里得知向忠发的左手曾断过一个指头。
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又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
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黄慕兰的机警报信后化解了。周恩来等我党领导人得以及时的转移,使当时的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向忠发出事后,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选。卢福坦向王明毛遂自荐,要求代替向忠发,出任总负责人。王明没有立即答应卢福坦,而是让他去找周恩来谈谈。当时,王明和周恩来是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不得不说,卢福坦的心确实很大。
结果,代替向忠发负总责的成了博古。卢福坦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又进入了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政治局常委之一,后兼中央组织部长。
王明去苏联后,卢福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又以会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三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原本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一下子擢为临时政治局常委,而且排名于卢福坦(他此前就是政治局委员了)之前。
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合影
1933年1月前后,博古和张闻天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政治局常委留在上海的,只有卢福坦一人。
1933年4月,卢福坦因有人告密而被捕,落在了中统特务的手中。
特务们考虑到卢福坦的特殊身份,没有将他立即交给上海市警察局,而是带到了安静舒适的东方旅社,进行秘密审讯、劝降。于是,卢福坦成为可耻的叛徒。他很快就供出了全总党团、铁路总工会以及江苏省委的地址等秘密。
我党的力量再遭重创!卢福坦可谓罪大恶极。
叛变投敌后,卢福坦曾任特务机关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长、中统上海区情报股长、京赣铁路调查统计室南昌区区长等职。
我党的叛徒中,投敌后做特务的不少,如张国焘、徐梦秋、项乃光、袁晓轩、蔡孝乾、顾顺章、徐锡根、卢福坦、李竹声、涂振农等。
这些人,在特务中的级别都不高,卢福坦更是。
1951年5月24日,卢福坦在昆明落网,被人民政府逮捕,后在上海被长期关押。
1969年11月,卢福坦被执行枪决。签署这一命令的,是康生与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
被处死时,卢福坦已79岁了。(刘继兴)
前几天我们讲述了党史上唯一的五方间谍袁殊的故事,而发现并引导袁殊走上红色特工之路的,就是另一位传奇特工,潘汉年。
和袁殊相比,潘汉年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传奇的特工,经常关注我们头条号的粉丝,想必对潘汉年已经非常熟悉。从照片上看,他文质彬彬、俊朗帅气,是一个有颜有才又有为的男人,而他对于国家、民族与信仰的坚持和奉献,又给他镀上了一层与众不同的光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男神”无疑。
潘汉年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一个书香世家,年少时就来到上海在一些书局报社做学徒。1925年,年仅19岁的潘汉年加入了中国。他在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创办的《创造社》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还创办了上海左翼作家联盟。考虑到潘汉年对上海环境熟悉,还颇有人脉,决定安排他到上海,进入中央特科工作。这一年,潘汉年不过25岁。
当时,因为顾顺章叛变,上海的敌特机关气焰越来越嚣张。中央特科的工作非常被动,潘汉年觉得必须得“搞点大事”进行反击,以重振旗鼓。几经研究,潘汉年决定:刺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王斌。
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
当时方面要从租界逮捕员和革命人士,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交涉的,捕获后,也是通过他负责办理引渡手续。可以说,就是这个王斌把我党不少同志送上了刑场,大家对他早就恨得牙痒痒。
刺杀行动必须做到一击即中,不然王斌有了防备第二次就会更难。但是要刺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也不是简单的事,首先就是要弄清他的住所。
潘汉年看到大街上不少警备司令部的人在查封禁书。他灵机一动想起自己曾听光华书局的经理提起,为了避免被查禁,书局常常要对警备司令部上下进行宴请。于是他决定从光华书局找突破口。
潘汉年
于是,潘汉年特意在上海的高档饭馆包下一间房,宴请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和沈松泉。酒过三巡,潘汉年说出了自己也想办书局的意愿,由于潘汉年说的非常诚恳,张静庐经理真的信了潘汉年的话于是决定帮他一把,便将随身的记事本掏出来,将王斌的家庭住址抄给了潘汉年。
拿到王斌的家庭住址后,潘汉年立即派人去盯梢,很快他们就摸清了王斌每天往返的路线。一切准备就绪,潘汉年决定出手了。
老上海龙门路
一天中午,龙门路上正是最热闹拥挤的时候,一辆人力车正急匆匆的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从街道一旁的弄堂里跳出一个年轻人,飞身一跃,从后面攀住这辆人力车,举枪对准人力车上的人,只听一声枪响,车上的人当场毙命。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那名年轻人早已迅速撤离了现场。
那位身手不凡的神正是中央特科三科的成员,而被一枪毙命的正是王斌,潘汉年可谓是首战告捷。此后潘汉年悉心经营,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情报活动慢慢恢复,还新建立了不少关系点。
潘汉年
我们都知道这些地下工作者,除了要为了情报与敌人斗智斗勇,生活中还要时刻警惕各种危机。潘汉年也不例外,在转入地下工作后,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据潘汉年的侄子潘冠儒回忆,加入特科以后潘汉年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为了保护家人他甚至切断了与老家的联系了。
在潘汉年的努力下,中央特科的形势已经逐渐好了起来,就在这时上海《时报》登出的一篇启事,却再次掀起的轩然大波,这个平息事端的工作落在了潘汉年的身上。潘汉年将如何完成党组织交给的这个任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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