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简介(青海土族简介)

土族的介绍

土族，是中国人口比较少的民族之一，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主要聚居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

土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民间传说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异，族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归纳学术界的说法，大致有蒙古人说、吐谷浑（霍儿人）说、蒙古人与霍儿人融合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多源混合说等。

土族源于蒙古人说。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或“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与蒙古族的密切关系。在互助县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索卜滩（今互助县境内，意为蒙古滩），不久病死，其部属留驻下来，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这种传说在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有明确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之部将格日利特率领其部属到此，现今的霍尔人约为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嗣后，化作大力精灵，居住郭隆（佑宁寺之创建者）之山岩上，他对嘉赛活佛（佑宁寺之创建者）显示了自身着‘索呼’（即蒙古）装束之法相，（嘉赛）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灵）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宁寺落成时，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地方保护神），其铜像被供奉在佑宁寺，所以土族长期以来把他当作本民族的祖先来崇拜。

汉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曾来西宁一带的记载。《元史·太祖本纪》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的记载。互助县时属西宁州治，距西宁仅四十五公里，这可与传说相印证。此后，从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众留驻或迁移到西宁一带的记载，特别是明正德时，安定卫的元宗室卜烟帖木儿所部受到攻击，“部众散亡，仅余者徙居西宁沙棠川威远城东”。沙棠川、威远堡均属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堡即今县府机关所在地。这说明互助土族来源中确有一部分是从明代安定卫迁来的蒙古人。

土族来源于一部分蒙古人，除了民间传说、史籍记载外，还可以从语言方面得到证明。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词汇约有一半以上和蒙古语喀喇沁方言相似。不但如此，在《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著作中记载的许多13、14世纪的古蒙古语词汇，现在还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语中。

土族源于吐谷浑（霍儿人）说。至于霍儿人，原是藏族对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区（一说黄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近代则专指土族而言。互助县土族地区的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地，据说是因为古代居住着霍尔人而得名。合尔郡，藏语称“合日江”，意为霍尔人居住的地区。据初步研究，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浑人。663年，吐谷浑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从地域上看，现今土族主要聚居区在湟水沿岸，而这里曾是吐谷浑人的活动地区。现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地区有十几个村庄，土语称为“吐浑”，当地汉民则讹称为“土观”或“托红”，均为“吐浑”的音转。这可能是因历史上居住过吐谷浑人而得名。互助佑宁寺名僧、一世土观罗藏拉卜旦生于互助“吐浑”村，以后各世土观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要认“吐浑”村为根子地方，都以“土观”为号。据《新、旧唐书》、《五代史》记载，吐谷浑后改称作“退浑”或“吐浑”，这些村庄可能因吐谷浑而得名。土族的“土”字，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称呼。长期以来，汉、回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史书上也称为“土人”，其来源于“吐谷浑”的“吐”字。吐谷浑在唐朝中期以后被称为“退浑”、“吐浑”、“浑”，蒙古语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时吐浑演变成“土人”了。吐谷浑“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以多为贵。” 过去土族妇女也有类似的头饰，称为“吐浑扭达”(扭达意为头饰)，这种称呼似乎与吐谷浑有关。综上所述，吐谷浑亡国后，东迁的一部分逐渐融合于汉族，降服于吐蕃的后来融合于藏族，留居于凉州、祁连山一带、浩门河流域、河湟地区的一部吐谷浑人，则成为今日土族的先体部分。

也有人认为霍儿即“胡儿”一词的同音同语的另一写法，包括匈奴、吐谷浑、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时期了。

到元末明初，汉文史籍中出现了“土人”、“土民”等记载，这时的土族已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据明、清时期的部分史志记载，明代土族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并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区。清初文献《秦边纪略》中对土族的分布有具体的记载：巴暖三川，“汉土杂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驿“东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锐土人尚以方计”；老鸦城“汉、土之所杂居”；平戎驿“土番杂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东西二祁近辖之土民，各号称十万”；冰沟堡“土人所居”；庄浪卫“土司之人十万”；庄浪卫“土、汉之所杂居”、“庄浪土司驻牧连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内外”。上述地区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乐都、门源、民和及甘肃天祝等地，这一带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尽管土族与汉、藏等民族错居杂处，但各地土族均有稳定的小聚居区。

信仰

土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元末明初，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并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尤为迅速，土族地区出现了许多格鲁派寺院，主要有互助的佑宁寺、华严寺、金刚寺、曼头寺，大通的广惠寺、平安寺，乐都的金角寺等，计有40余座，其中以佑宁寺最大，号称湟北诸寺之母。佑宁寺出了不少名僧，如章嘉、土观、桦布，颇有影响。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如互助县15所寺院占有土地69200亩。寺院是土族的文化中心，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土族群众普遍送子为僧，出现了“有二子必命一子为僧”的现象，甚至有的家庭“宁绝嗣”也在所不顾。不少土族男子除到当地当喇嘛外，还到塔尔寺等名寺去当喇嘛。此外，多数土族村庄都有一座小庙，每家都供有神佛像，遇有疾病则去小庙烧香叩头，许愿布施，或请喇嘛念经祈祷；遇有忧患之事或出门远行，首先要到小庙许愿，以期借助神的佑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家庭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就是“喇嘛加拉”，亦即念活寿经，俗称“活人举丧礼仪”。过去，土族老人年过半百，就要准备寿材、寿衣，同时请喇嘛诵经拜忏，亲友们前来祝寿，规模与一般丧葬礼仪相当，只是贺礼为十一只寿桃，以及鞋、袜、枕头等物。他们认为生前念了活寿经，就等于出家到寺院做了僧，死后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在以村庙为中心的宗教活动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项活动：闭斋、跳神、浪尼、斯过拉等。

土族群众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还有许多民间信仰。首先是萨满教。土族对萨满教的信仰由来已久，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强力渗透，土族的萨满教信仰发生很大的变化，现保留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祭腾格热（天）、祭敖包（敖包系蒙古语，土族语叫作“加布来”，意思是堆子，为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场所）、白虎祭、选神羊等。其他像土族婚礼中的绕圣火，请法拉（巫师）作法驱鬼治病等，也都是古代萨满教习俗的遗存。其次是苯教。苯教俗称“黑教”，是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在土族形成的早期，受到土族人民的信奉。14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苯教逐渐衰微下去，没能在土族地区建立专门的苯教寺院。如今仅在互助、大通一些土族村庄中有少量的苯教神职人员胡古安爹。再次是道教。道教约在元明时期传入土族地区，其后不断发展，而且具有新的特点，即道中有佛，道佛合璧，甚至某些萨满教内容也被搀杂其中。过去，在民和、互助地区，供奉着不少道教之神。特别是在民和地区，每个村庙中，都供奉着一、二个或三、四个道教的神，主要有二郎神、灶神、财神、门神等。道教的宗教活动，主要通过阴阳师进行，平时他们给人算卦、看日子，丧礼时给亡人开殃榜，结婚时给人合婚，盖房、选坟茔时给人看风水等。此外，还有插牌子、立雷台、祭神农等几项宗教活动。此外，土族还有祖先崇拜的传统。民和地区很多土族村子都有一个家族庙，庙内除供有佛像、道教神像外，还供奉一位祖先的木牌位，上写“供奉某门三代宗亲之灵位”。家族庙有时请喇嘛念经，有时请阴阳师做道场。春节时，各家去家族庙祭祖；清明节时，同一家族一起去祭奠祖坟。

土族的饮食习惯，有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元代以前，土族主要从事畜牧业，食物结构相对单一，以肉类、乳品为主，还食用青稞炒面。元明以后，土族逐渐转向农业经济，饮食则以青稞、小麦、薯类为主。

一般土族家庭日常主食以青稞为主，小麦次之。土族的蔬菜较少，主要有萝卜、白菜、葱、蒜、莴笋等10余种。他们平日多吃酸菜，辅以肉食，爱饮奶茶，吃酥油炒面。每逢喜庆节日，土族人民必做各种花样的油炸食品和手抓大肉（猪肉）、手抓羊肉。土族人民十分注重饮食卫生，用饭时每人都有固定的碗筷。

土族喜欢饮酒，酒在土族的饮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形成特有的酒文化。历史上，土族人家几乎都能酿造“酩酼”，即一种低度青稞酒。酿酒已经成为土族地区重要的产业之一。

土族人民有重礼仪的传统，尤其尊敬长者，如路遇相识的老人，要下马问候。

土族民间有“客来了，福来了”的说法。有客人来访，他们首先请客人在铺有大红羊毛毡的炕上坐定，然后敬一杯加青盐的浓茯茶，再端上西瓜般大小的“孔锅馍”。招待贵客时，桌上摆一个“西买日”（即插着酥油花的炒面盒），端上木盘大的肥肉块，上插一把五寸刀子，酒壶上系一撮白羊毛，以表示吉祥如意，土族认为这是对贵宾最尊敬的招待。喝酒时，主人先向客人敬酒三杯，叫做“上马三杯酒”。不能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三滴，对空弹三下即可免喝。饮酒时，土族有边饮边歌的习惯，以畅饮酣醉为快。土族人招待客人用中国西北盛行的盖碗茶。他们把茶碗放在一个小碟中，在碗内放入茶叶、枸杞、红枣、桂元、冰糖，用开水冲开后盖上碗盖。这样冲泡出的茶水，香甜可口，营养丰富。

土族人禁忌众多，主要有以下表现：忌讳吃圆蹄牲畜（马、骡、驴）肉；忌讳在畜圈内大小便；忌讳让去过暗房（月房）的人以及孝子（服丧的人）和妇女进入土族的寺庙大殿或家庭佛堂内；忌讳妇女不戴帽子、不穿长衫在长辈面前来往；忌讳未在院外打招呼、未经允许就随意进入土族人家的院内；忌讳用有裂缝的碗给客人倒茶；忌讳问客人“吃饭没有”或“吃不吃饭”等话；忌讳客人数他们的羊只；忌讳走远路或办婚事时，早晨出门碰上空桶、空背斗及不干净的东西；忌讳在佛堂、大殿内吸烟、吐痰、乱翻乱摸和大声喧哗；忌讳从僧侣的跪垫和其他物品上跨过；忌讳对酥油灯打喷嚏和咳嗽；忌讳在佛堂里转经轮时从右向左转，而是严格遵循从左往右转；忌讳在寺院附近打猎和随地大小便等等。

此外，土族有忌门的习惯，如生了孩子、安了新大门、发现传染病等，别人不得进入庭院，就称为忌门。忌门的标志是：在大门旁边贴一方红纸，插上柏树枝或在大门旁煨一堆火 。

节日

土族的节日主要有农历正月十四日佑宁寺官经会、二月二威远镇擂台会、三月三和四月八庙会、六月十一丹麻戏会、六月十三和二十九松番寺和吐浑村的“少年”会、七月二十三至九月民和三川地区的“纳顿”（庆丰收会）等等，其中擂台会、丹麻戏会和“纳顿”最具民族特色。届时，除举行赛马、摔跤、武术和唱“花儿”等传统娱乐活动外，还举行物资交流会。

一年一度的“纳顿”是民和县土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因为纳顿的狂欢起自农历七月，故也称为“七月会”。“纳顿”是以各个村社为主体的群体活动，从夏末麦场结束时，一直持续到秋天，历时近2个月，所以有人称之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纳顿”可由一村单独举行，亦可由两村联合举行，一村充当“主人”，而另一村为客人。当两村男性村民排成长列，扛着各色彩旗，敲锣打鼓地来到麦场时，“纳顿”的序幕就被拉开了。首先开始的是会手舞，这是由四五十人参加的大型舞蹈，会手们按老幼顺序排列。舞在最前面的是身着长衫，手执扇子的老人，他们往往是纳顿的组织者和纳顿舞蹈的传人。手持各色彩旗的年轻人和拿着柳条的孩子们依次跟在后面，队伍显得欢腾而壮观。在舞蹈的同时，主方不停地用大海碗给会手们敬酒，以此助兴，喜庆和欢乐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此外，土族传统的节日春节、端午节和汉族大同小异。但是互助地区的部分土族忌讳过中秋节，中秋之夜往往向月亮打一把灰 。

婚姻

土族的婚姻，一般分提亲、定亲、送礼、婚礼仪式、谢宴等程序。仪式隆重热烈，自始至终都在载歌载舞中进行。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父母决定，都得由男方父母请媒人，向女家求婚。女方家同意后，请来本家各户家长，并邀请男方家的父亲或叔父，同媒人一起来商量定婚。

婚嫁多在每年正月举行。大约在一个月前，先由男方举行择吉日仪式。土族称婚宴为“霍仁”，择吉日称“砣让霍仁”，即首宴。娶亲的前一天，是女方家的嫁女宴，土族称“麻择”。这时姑娘要哭嫁，哭嫁词委婉动人，感谢山神、土主和娘家的养育之恩。傍晚，男方派两位能歌善舞、擅长辞令的“纳什金”（迎亲人），带上一只活羊、三瓶洒、三付馍和新娘上马时穿戴的衣服前往女方家。女方的女伴在女方家关上大门，在里面唱《唐德格玛》歌，纳什金则必须以歌作答，才让进门。当纳什金跨进门槛，她们又从门顶上向下泼水，嬉笑戏谑，祈求吉祥如意。纳什金上炕喝茶、用饭时，阿姑们开始以唱代骂，唱《纳什金斯果》歌，百般奚落迎亲人，诙谐风趣。阿姑们唱完后，纳什金也要唱歌跳舞，直到鸡叫头遍。这一夜，女方家里不能睡觉。土族姑娘出嫁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小出小进”，一种叫“大出大进”。所谓“小出小进”，即新娘到婆家后才改变发式。这种方式比较复杂、庄重。所谓“大出大进”即在娘家改发式，到婆家后立即拜天地，这种方式比较简便、省事。新娘进婆家大门时，有两个年轻妇女在前面拉着红毡或白毡，新郎新娘跟着毡，男左女右，抱着用红布制作的布娃娃，并肩缓缓迈入庭院。“小出小进”的新娘则到伙房灶神爷前，由事先选定的妇女动手为她梳头改发式，穿新婚服装，举行开口仪式。然后拜天地，由媒人或“红仁切”（送亲队）中的一位长者主持诵祝词：“鲜花般的阿姑，走过金子的楼门，来到金子镶成的庭院，向上天下地、千神万佛叩头！”新郎新娘要连续拜四次，进入洞房。接着谢媒人，土族称“瓦日哇西买拉”。中午时分，娘家送亲人在婆家院里摆嫁妆，给新郎穿戴衣帽等。

过去，土族人民的婚姻中有一些陋习，如“戴天头”习俗，即土族女孩到了15岁未定婚者，要接受成年礼“戴天头”，由父母做主，在除夕那天与天结为夫妻，将女孩的发式改为成年女子的发式并饰以各种头饰，从此该女子可享受自由选择对象、长居母家、继承家庭财产等母系社会特有的权利，生下子女归母家，不受社会歧视。又如，过去的土族地区大多实行买卖包办婚姻，青年男女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婚姻不自由，而且聘礼较重，穷人娶妻十分困难。有的女方不收聘礼，但要男子为女家劳动几年以后才能结婚，或者招女婿入赘，或者两家互相娶嫁，称为“换门亲”。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土族人民自动起来废除了传统婚姻中一系列陋习，树立了以自由恋爱、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健康婚姻观 [1] 。

丧葬

火葬是土族传统习俗，除对夭折的小孩实行，民和县土族多行土葬外，一般都行火葬。

土族人家死了人，一般在三至七天内送葬，举行丧礼要请喇嘛念经三天，请本村的老人念嘛尼。丧礼最后一天，亲朋来亡人灵前吊唁、献哈达、献馒头。火葬那天，送灵轿至火化现场，将死者面向西方，放入火炉内，用柏树枝点燃火，并砸碎灵轿，投入炉内同时焚烧。一般在火化的第三天，将骨灰装进一尺多长的木匣或瓷罐内，暂时埋在临时选定的地方，待来年清明节，再埋于祖坟墓地。非正常死亡者不能埋于祖坟地。亡人被葬后，子孙服丧，一般为四十九天。

土族没有特制的孝服，服丧期不穿戴有色彩的衣帽，三年不贴春联，当年不走亲访友。

青海互助：中国土族从“水兑面”到多彩生活的嬗变

图为温家村搬迁户祁生珍的家。 马铭言 摄

中新网西宁12月16日电 题：(改革开放40年·调研行)青海互助：中国土族从“水兑面”到多彩生活的嬗变

作者李隽

12月的高原被大雪覆盖，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镇，山峦丝毫没有“露脸”的意思，山脚下温家村的硬化路却干净平整，一辆校车上下来了十几个孩子。

68岁的土族老汉祁生珍在家门口看到了从幼儿园放学的小孙子，接过书包便进了今年9月刚搬进的新家。

房子窗明几净，能照出人影的地砖、双开门的冰箱和带有音响的电视柜……无不显示着祁生珍一家生活的变化。

互助县是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是青海省确定的贫困县，也是国家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2015年底，互助县共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村118个，贫困户13796户，贫困人口48523人。

图为温家村易地搬迁后的一角。 马铭言 摄

海拔在2200至3000米左右的互助县，高山、丘陵地区占全县总面积85%以上。经济社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新中国成立前，互助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关系落后，民众生活十分困苦。

“之前我们住在山里，交通不方便没办法打工，只能靠天吃饭，一年的收成也只够一家人的温饱。冬天下雪车子都走不了，没有卖菜的，只能吃水兑面。”祁生珍介绍，现在大家都搬到了山下的新村，打工、上学方便了，今年夏天他去市里搞绿化，3个月就挣了4000多块钱。儿子和儿媳妇两人去省会西宁打工，每月最少能挣6000元。

“现在的生活就像阿姑的七彩袖，丰富多彩，我还想再活个几十年。”祁生珍高兴地说。

2016年8月，总书记来到互助视察易地扶贫搬迁情况。总书记对当地干部说：“一定要把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好，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顿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把生产搞上去。”

图为土族阿姑在一起做盘绣工艺品。 马铭言 摄

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近年来，互助县走出了一条以产业发展为带动、生态扶贫为助力、易地搬迁为突破、民生保障为依托的脱贫特色之路。生活条件的改善，促使群众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近年来，互助县顺势利导，通过“雨露计划”等方式对搬迁群众进行培训，因地因村因人开展特色种养殖、民俗产品、商铺经营、乡村旅游等产业配套扶持，贫困村实现了从异地搬迁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在互助县的扶贫产业园里，土族阿姑李金兰正在流行的皮包上缝上之前绣好的盘绣，飞针走线间，一个个具有土族特色的皮包跃然眼前。

“我从公司把针线等原料领回家，在家里绣盘绣，绣好了公司来收。一个绣品能挣80块钱。一个月下来能挣2000多元。”李金兰说。

“土族盘绣”是土族拥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挥此优势，互助将发展土族盘绣作为农村妇女为家庭创收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实施“土族盘绣”产业扶贫项目。

近几年来，互助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互助素隆姑刺绣有限公司，招收本地阿姑从事盘绣、刺绣工艺品生产，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能人”的经营模式，推动手工盘绣产业化。

图为民众挑选民族工艺品。 马铭言 摄

互助素隆姑刺绣有限公司负责人苏晓莉介绍，根据绣品的难易程度，公司以80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收购阿姑们的绣品，也根据不同的手艺将绣品融入到挂件、毛衣链、背包、抱枕等生活用品上出口国外。

“互助县全县有21家文化产业公司，5000多名季节性绣娘，仅我们一家就有2000多名长期订单绣娘，其中包括300多贫困户，2018年全年为农户发放了工资120万元。”苏晓莉说。

集合土族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宗教及青稞酒文化为一体，互助创建全国唯一落户在较少民族的5旅游景区，景区辐射带动周边特色民俗旅游。

威远镇小庄村凭借地处土族故土园景区核心区的优势，深耕安召舞、土族盘绣等土族民俗文化资源，推动全体村民发展“农家乐”休闲娱乐接待产业，2017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35万元，占全村总收入80%以上。

时至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眼前，从国家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到如今的脱贫摘帽，互助县完成了2016年退出28个贫困村、脱贫3031户10421人贫困人口；2017年完成43个贫困村退出，5663户19730人脱贫。2018年，互助县全县计划脱贫贫困人口3922户13784人，实现全县整体脱贫摘帽。(完)

五十六个民族简介（四）

43、水族 （shuǐ zú）　　水族自称“海水”，意为水人。早在秦汉以前，岭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就居住着许多部落，据考水族是从其中一个叫做“骆越”的部落发展起来的。清代人们称其为“水家苗”、“水家”，解放后正式定名为水族。水族的节日中最隆重的是端节（借端）和卯节（过卯），端节是水族民间一年之中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端节水语叫“借端”，是水族最大的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最初的端节在每年农历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每逢亥日进行。

44、塔吉克族 （tǎ jí kè zú）　　塔吉克族虽然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但从远古时代起，他们就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现百分之六十的塔吉克族人聚居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其余分布在沙东、泽普、叶城和皮山等县。1954年7月17日建立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族的节日与当地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基本相同，其节日食品也大致相似。每年斋月前的一个月，塔吉克人都要举行巴罗提节。奇地前笛尔节是塔吉克族人最重视的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多在三月举行。

45、塔塔尔族 （tǎ tǎ ěr zú）　　塔塔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伊宁、塔城、乌鲁木齐等城市。古称鞑靼。“塔塔尔”一词原意为“茅舍”。塔塔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现一般通用维吾尔文或哈萨克文，主要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信仰伊斯兰教。塔塔尔族节庆、礼仪食俗同当地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相似。塔塔尔族的“撒班节”，又称为“犁头节”，多在春天风景优美的地方举行，有歌舞，还有摔跤、拔河、赛马等集体活动。

46、土家族 （tǔ jiā zú）　　土家族绝大部分居住在湖南、湖北省、贵州省以及四川省（现在属于重庆市）。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有自己的语言。大多数人通汉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聚居区还保留着土家语。土家族民间十分注重传统节日，尤其以过年最为隆重。每年农历二月二日称为社日，届时要吃社饭。端阳节吃粽子。重阳节打粑粑，土家族过去迷信鬼神，崇拜祖先，每逢年节都要大敬祖先，初一、十五也要进行孝敬。

47、仡佬族 （gē lǎo zú）　　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和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其余居住在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和铜仁、毕节、安顺、黔西南等4个地区，少数散居于云南和广西。居住在贵州省的占民族总人口97%以上。仡佬族以农业为主，平坦地区多种水稻，山区旱地多种杂粮，属稻作农耕经济文化类型。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语族语支的归属，学术界尚无定论。也只有少数老人通仡佬语。信奉道教，有的也信奉佛教。

48、土族 （tǔ zú）　　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互助、民和、大通等县，其余散居在乐部、门源和甘肃天祝等地。土族自称“蒙古勒”或“蒙古尔孔”（意为蒙古人），旧称“青海土人”，藏族称之为“霍尔”。土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尤其精于养羊。“七日会”是土族庆祝丰收的狂欢节。土族许多节日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节日期间要伴有各种祭祀活动，并备有节日食品。

49、佤族 （wǎ zú）　　佤族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澜沧江以西和怒江以东的怒山山脉南段。原称“卡佤族”，196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现称。在一年一度的“取新火节”上，佤族人都将旧火熄灭，然后由德高望重的老人用古老的钻木取火的形式燃起新火，预示新的一年吉祥安康。每年凡遇重大节日和祭祀活动，佤族都要举行“剽牛节”，以此来表达渴望丰收、祈求平安的心愿。

50、维吾尔族 （wéi wú ěr zú）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意为“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南一带，族源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过生活的“丁零”人。融合了汉人以及后来迁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繁衍发展而形成了维吾尔族。维吾尔族的节日大都来源于伊斯兰教，是用回历来计算的。维吾尔族传统节日有肉孜节(即开斋节)、库尔班节(即古尔邦节)和诺鲁孜节。前两个源于伊斯兰教，日期是按回历计算的，每年都在移动，因此有时是在冬季，有时则是在夏天或其它季节。

51、乌孜别克族 （wū zī bié kè zú）　　乌孜别克族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孜别克族人最早居住在中亚各地，元朝时称为“月即别”、“月祖伯”等，15世纪，逐渐形成民族。乌孜别克族有自己的语言，信仰伊斯兰教。乌孜别克族主要节日有“圣纪节”、“肉孜节”、“古尔邦节”等,孜别克族的传统节日与当地其他信奉伊斯兰教民族的节日基本相同，以肉孜节和古尔邦节为一年之中最隆重的节日。

52、锡伯族 （xī bó zú）　　锡伯族世居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嫩江流域。18世纪中叶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等地，现多数居住在新疆、东北，内蒙东部以及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有散居。锡伯族民间许多传统节日，大都与汉族相同。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西迁节是锡伯族人民不可忘记的民族节日，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 ，人们都将隆重开展各种纪念活动。“抹黑节”是锡伯族人民另一个饶有风趣、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

53、瑶族 （yáo zú）　　瑶族是中国南方一个比较典型的山地民族。瑶族人自称“勉”、“金门”、“布努”、“拉珈”、“炳多优”等，因经济生活、居住地区和服饰的不同，又有30多种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为瑶族。瑶族除过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外，还有大大小小自己特有的传统节日30多个，其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有盘王节、仁王节、赶鸟节。农历十月十六日的盘王节，是瑶族最为隆重的节日，它是瑶族人民纪念祖先的盛大传统节庆。

54、裕固族 （yù gù zú）　　裕固族聚居在甘肃省河西走廊肃南地区，其余居住在酒泉黄泥堡地区。裕固族自称“尧乎尔”、“两拉玉固尔”。裕固族起源于唐代游牧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明初，陆续迁至祁连山一带，逐渐形成了裕固族。裕固族的节日习俗反映着本民族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裕固族的幼儿剃发仪式别具特色,按照传统，裕固人家的小孩长到3岁时才第一次剃发，届时要举行较为隆重的仪式。剪马鬃是裕固族特有的节日习俗。

55、彝族 （yí zú）　　彝族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彝族自称繁多，因地而异，有“诺苏”、“密撒”、“罗罗”、“撒尼”、“阿细”等。建国后，以“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彝族过去崇拜万物有灵和崇拜祖先。民间传统节日很多，主要节日有十月年、火把节及区域性的节日和祭祀活动，十月年是彝族的传统年，多在农历十月上旬择吉日举行。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的火把节是彝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56、汉族 （hàn zú）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原指天河、宇宙银河，《诗经》云：“维天有汉”。华夏族称为“汉人”，始于汉朝。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人口约为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9%，分布于世界各地。除中国两岸四地外，汉族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也有较多分布。

探寻土族的历史渊源

青海新闻网·青海新闻客户端讯 土族是青海高原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土族从四世纪初在青海东南部地区繁衍生息，历史上长达300多年的青海土谷浑王国，对青海高原灿烂的远古文化，对促进东西方交通的沟通、经济文化的发展交往曾有过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经过民族识别定族名为“土族”。

全国唯一土族自治县在海东

土族是我国的古老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青海、甘肃两省。而青海的土族主要聚集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区、同仁县以及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总人口为40.2万人，其中土族人口为7.5万人，占总人口的18.7%。

土族族源尚无定论，自20世纪30年代起，国内外热心于土族族源研究的专家、学者对土族族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据曾经担任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协会会员、青海省民族语文翻译协会理事，从事土族语文工作30余年的乔志良老先生介绍，截至目前，土族族源基本趋于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古代鲜卑慕容部吐谷浑人于公元4世纪初至7世纪中叶在青海一带建立的吐谷浑汗国被吐蕃所灭后，其国人之大部分被吐蕃同化吸收，一部分随其王室东迁归唐，还有一部分在祁连山东段南麓一带繁衍生息下来，到蒙元时期蒙古人进入该地区，与这部分人通婚繁衍并吸收汉、藏等民族成份而形成为土族。另一种观点认为：土族是以蒙元时期入居河湟地区的蒙古人为主，吸收汉、藏民族成份及其文化因素而再生的一个民族，因而他们自然而然地自称为“蒙古勒”。

在经过了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经历后，土族逐步在饮食、服饰、婚俗等方面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习俗。

互助土族的历史演进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和坎坷的生活经历，造就和孕育了土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据清时梁份《秦边纪略》记载，土族人民在与其他兄弟民族错居杂处的环境中，“依山傍险，屯聚相保，自守甚严”，其民族凝聚力日渐增强。

《明史·职官志》中描述，元朝时，土族地区归元廷封授的土官管辖。明朝统治者继承元朝“封土司民”的政策，对他们“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命其“各统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

清代自雍正、乾隆以后，土司权威有所削弱。到了清末，土司已处在名存实亡的境地。明、清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土族地区后，青海互助土族地区出现了一种与封建土司制度并存的土官制度，这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在青海互助土族地区的延续和发展。

明、清时期，土族的经济、生产有了较快发展，从一个主要从事畜牧经济的民族发展成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的民族。由于河湟一带原有的农业基础较好，加之中原先进耕作技术地不断传入，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土族农业经济及与之相伴随的手工业，如酿酒、刺绣等业务的发展。为以后土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9年元月，青海建省。

1930年，互助土族地区政教合一的土官制度废除。青海土族聚居的民和、互助、门源等地相继设县，该地区的土族始归由县府管理。

1931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废除土司制度。这样，延续300余年的土官制度被彻底废除。

1938年，土族各村编组实行保甲制度。当时充任区长、保长、甲长者，仍以旧时的土司、土官或具有权势的上层分子占绝大多数。

1954年2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土族地区第一个自治——互助土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互助土族自治县。

据《互助土族百年实录》中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进行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改革开放等，使土族人民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过上了幸福安康的日子。

如今，土族和其他各族群众和谐相处，共同守望和开发着土乡这块美丽而多情的土地，铸就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辉煌，培育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艺术之花。

尤其近年来土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绿色产业不断提升，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各项社会事业日新月异，土乡儿女缔造了辉煌的建设成就，土族人民的鸿才睿智和奋进历程，成为了一份永远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

(部分内容参照《中国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时报记者马正艳(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