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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网红：年少成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读刊

对于这些“儿童网红”而言，一种常见的调侃是“禁止儿童营业，但架不住儿童非要营业”，天生的“滑稽”和“萌属性”容易让他们迅速取得观众的喜爱。

然而，他们的处境也常常令人担忧并引发争议：在欢乐的日常背后，“营业”的孩子们真的快乐吗？“触网”的体验是否会扰乱他们正常成长的社会节律？儿童网红背后的家长究竟是在“晒娃”还是“啃娃”？

其实，儿童网红现象不只出现在国内，国外甚至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Kidfluencer”。比如，一个出生于2011年的孩子，瑞安 (Ryan)，在2018年通过在知名视频网站上测评玩具并进行儿童科学实验赚到了2200万美元，成为了当年该网站收入最高的网红。而许多“小厨师”和“小美妆博主”，乃至于单纯凭着可爱滑稽的表现博人眼球的小朋友也备受国外粉丝的欢迎。

本期“读刊”从国外的案例分析出发，期待它们能帮助我们思考和关照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为何会喜欢特定的儿童形象在互联网上的呈现？走上“网红”之路对这些孩子意味着什么？“儿童网红”这一现象又为何引人担忧，何种措施有助于对此加以规范？事实上，贯穿以上问题的一条共同线索在于，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究竟什么是与儿童的“相与之道”。

童年的消逝：当儿童“他性”不再

在讨论“儿童网红”时，人们大都聚焦于此种现象会对儿童产生何种影响。然而，一个“前置”的问题可能在于，“儿童网红”如此广受追捧的原因究竟何在。事实上，在现实当中，我们更容易看到的是对“熊孩子”们的吐槽，甚至还会常常观察到“厌童”情绪的蔓延。但相较于此，互联网上的儿童形象却广受欢迎。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指出，“弗拉德与尼基”（Vlad and Niki）、“像娜斯提娅一样”（Like Nastya）以及“戴安娜儿童秀”（Kids Diana Show）是国外知名视频网站上最具人气的三个真人儿童频道；他们的总订阅人数已接近3亿。

如要理解这样的反差，尼尔·波兹曼的名著《童年的消逝》或许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线索。正如他所指出的，“童年”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被“发现”的，这种“发现”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对儿童的特殊关照和保护由此得到了辩护；但另一方面，儿童也逐渐被“他者化”——相较于成人，儿童往往不具有完备的理性和自觉的道德观念……如此一来，在得到关照和保护的同时，对儿童的“教养”和“规训”也势在必行——“社会化”的过程旨在消去“他异性”。

一度火遍全球的“假笑男孩”加文·托马斯（Gavin Thomas）可能属于最早一批成名的儿童网红。

不难发现，“厌童”的情绪正是由此诞生的，当人们面对着无法沟通，缺乏道德意识的孩童，却又不得不承担保护他们的责任时，无奈和厌恶便会应运而生。而如若仔细对“儿童网红”们加以分析，便会发现他们的类型看似多样，实则都呈现出一种消去了“他异性”的面貌。正因如此，人们会觉得他们的形象易于被接受，且和现实形成了鲜明反差。

《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中信出版社 2015年。

通过检索儿童网红的相关信息，笔者粗略地将国外“儿童网红”们分为三类：第一类即是以《华尔街日报》提到的“弗拉德与尼基”、“像娜斯提娅一样”以及“戴安娜儿童秀”为代表的“其乐融融”型儿童网红。有评论指出：“这三个频道上播放的影片就如同郊区梦幻乐园里上演的真人版卡通片。孩子们打扮成超级英雄的样子，匍匐穿行于巨大的蔬菜之间，或是开着机动玩具车到处跑。爸爸妈妈也成了他们的玩伴。”

知名儿童网红频道“像娜斯提娅一样”推广图。

第二类则是一批“少年老成”型网红，如英国的“足球神童”洛伦佐·格里尔（Lorenzo Greer，他的频道名为Tekkerz kid），据《卫报》报道，在六岁时，他的父亲在国外知名视频网站上发布了他踢球的首支视频。他的足球技巧和可爱的外表引起了广泛注意。时至今日，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并与法国球星姆巴佩一起参与耐克的全球宣传活动。此外，他还与玩具品牌乐高和孩之宝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第三类则是一些“滑稽搞笑”型网红，他们模仿成人的话语和活动（如吐槽上班压力、模仿老师、甚至于喝酒、吸烟）并塑造出巨大的反差感。可以看到，在这三种类型中，儿童网红们要么努力地接近、融入着“成人世界”，要么与成人世界水融，亲切互动。那种让人们感到不适，甚至无法沟通的“他异性”则被消融于其中——可以想象，这正是“儿童网红”们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正因如此，“儿童网红”们呈现出的是一种扭曲了现实的“超真实”。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文化现象恰恰不利于“儿童赋权”。正如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往期文章所指出的（讨论“厌童”，需要听见儿童的声音）：诚然，社会化的过程是必要的，但这一过程必须以对“他异性”的接受、倾听和顺应为前提，而非简单地在大众媒体中畅想儿童的“他异性”可以被消去。正因如此，从“受众端”来看，此类“儿童网红”的蹿红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事实上，它恰恰反映出人们仍难以接受儿童的“他性”并与之共存。恰如一位作者所言：“孩子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但他们是被遗忘的公民。”

登上英国《卫报》的“足球神童”洛伦佐。

网红的生活：当“日常”成为生计

那么，从“生产端”来看，情况又如何呢？绝大多数儿童网红网络账号的运营者（许多是他们的父母）都会提供这样一种叙事，即孩子们并不是在“工作”，只是在展现自己的日常和爱好，而他们所做的也仅仅是将此记录下来，最多是帮助孩子们发展已有的爱好。

但事实上，“儿童网红”们的工作体验极大地取决于父母、粉丝社群甚至平台机制。相较于这些环节，作为“主角”的儿童网红自身反倒处于最“无权”的地位。根据《卫报》的报道， 47岁的亚利桑那州妇女马歇尔·霍布森 (Machelle Hobson) 因虐童而遭到指控。她要求自己收养的所有孩子都必须在她的视频网站频道“Fantastic Adventures”出演，该频道拥有超过 700,800 名粉丝，累计观看次数超过 2.42 亿次。如果孩子们不记得自己的台词或不听指示，就将受到虐待。此外，还有父母将自己在愚人节用恶作剧捉弄女儿的桥段作为噱头——他们威胁女儿要送走家里的小狗。

来自粉丝社群的压力也会对“儿童网红”们造成影响。根据埃迪斯·科文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学者凯瑟琳·简·阿彻（Catherine Jane Archer）和悉尼大学学者凯特·德尔莫（Kate Delmo）的一项研究，儿童网红们普遍缺乏隐私，且其外貌和言行举止极易暴露在粉丝们的“凝视”和“评价”之下。因此，他们经常因所受的评价而产生“自我挫败”的情绪，甚至可能被“私生饭”骚扰。如“足球神童”洛伦佐就常常被认识他的孩子们包围着——虽然这在大多数时候是善意的，但也时不时夹杂着因嫉妒而出现的挑衅。

最后，视频平台的推荐机制也会成为压力的来源。平台往往只会重点推送一些最受欢迎的频道，这意味着“儿童网红”们必须力争让自己的每一条视频都拿到好的“数据”。而一旦频道遇冷，由此而来的落差感则往往令其难以接受。一位“童星”希拉·詹姆斯·库尔 (Sheila James Kuehl) 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这不只是简单地拆开礼物，这就是工作，如果你想从中赚钱，那这就不是游戏。”

美国的网红双胞胎姐妹艾娃·麦克卢尔和亚历克西斯·麦克卢尔。

当然，许多“儿童网红”的父母们仍然会表示，自己充分尊重了孩子们的意愿，并且努力将粉丝社群和平台所带来的压力隔绝在外。例如，美国的一对双胞胎艾娃·麦克卢尔 (Ava McClure) 和亚历克西斯·麦克卢尔 (Alexis McClure) 以拍摄“日常生活”类视频闻名。这对双胞胎几乎从不“营业”，她们的视频主要通过父母对其日常的拍摄和剪辑来完成。据悉，每一段8-12分钟的视频都需要1小时的拍摄时间和12小时以上的剪辑时间。同时，她们的父母表示：“如果她们要求关闭账户，那我们将尊重这一选择。这是一个充满压力的世界。我们优先考虑社交媒体之外的生活。如果这一切在明天结束，那么这将是我们一家人共同经历的一段奇妙旅程。”

尽管如此，人们仍会为“儿童网红”的整体处境感到担心。“日常即工作”的状态既可以是享受，也可以成为陷阱。“儿童网红”缺乏专门的工作场所和劳动保障机制——事实上，发生在家庭之内的一切往往被视为“私事”而不易得到监管。同时，儿童们的“意愿”也很容易受到诱导和操纵。事实上，不乏有儿童网红在长大后后悔自己曾经的这段经历。网络媒体“TeenVogue”曾采访一位化名克莱尔（Clair）的前“儿童网红”，她表示，儿童网红们的父母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你在小学拼字比赛中获胜的荣誉证书或上大学第一天拍下的微笑照片。相反生活中的私密细节，从哭泣的视频到父母管教孩子的视频都会被分享。”自我意识和边界感尚不明确的儿童或许不认为这有什么要紧，但长大成人的他们很容易为此感到尴尬。

规制的可能：当童年需要捍卫

出于上述担忧，国外一直有广泛呼声要求对“儿童网红”的权益进行立法保护。其中常被援引的，是上世纪美国为保护儿童影星而颁布的库根法（Coogan Law，亦即《加州儿童演员法》）。该法案于1939年颁布，以美国第一位儿童影星杰基·库根 (Jackie Coogan) 的名字命名。库根在1921年的电影《寻子记》中与查理·卓别林搭档，其后一举成名，随后又主演了米高梅公司的一系列电影，未成年时的收入就高达400 万美元。他本希望在 21 岁时掌控自己的财产，但在父亲去世、母亲再婚后，他了解到“孩子 21 岁之前赚到的每一美元都属于他的父母。”

美国童星杰基·库根。为了保护儿童演员的权益，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以他命名并颁布了《库根法》。

在多方呼吁下，《库根法》得以颁布，该法案要求父母将儿童影星收入的15%存入信托账户；还要求儿童影星的演出合同需由州法院批准——而非无条件地信任父母会按照孩子的最佳利益行事；此外，法案要求儿童影星在片场需要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且工作不能干扰他们的教育。在1999年后，相关要求被进一步推进，儿童影星拥有其全部收入，而不仅是信托账户中预留的 15%。父母可以使用剩下的85%来照顾孩子，但归根结底，这些是孩子的财产。因此，孩子原则上可以因父母不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这笔钱而发起诉讼。

相比之下，当前“儿童网红”所在的各大平台对他们权益的保护仍然是相当不足的。由于Youtube、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禁止13岁以下儿童拥有自己的账号，因而“儿童网红”们的账号实际由父母所有。因此，与品牌赞助方的协商大多全权由父母掌控，其收入也归父母所有。而平台所做的仅仅是“为家庭提供了各种教育材料……以确保创作者在视频中涉及未成年人时了解我们的政策和适用的劳动法。”

当前，法国在立法规制方面走在前列。针对16岁以下“花费大量时间在网上工作并通过工作产生收入的儿童”，这一法案为他们提供与儿童模特和演员相同的保护——其收入会被存入银行账户，其工作协议需要得到地方当局的许可，另外还规定了“被遗忘权”，即平台有义务根据孩子的要求删除内容。而国内也出台了较为严格的管制措施。根据人民网报道，我国“《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严管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表演，对出现未成年人单独出镜或者由成年人携带出镜超过一定时长且经核定为借助未成年人积累人气、谋取利益的直播间或者短视频账号，或者利用儿童模特摆出不雅姿势、做性暗示动作等吸引流量、带货牟利的账号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知名儿童网红频道Vlad and Niki推广图。

立法规制解决的是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在劳动由“儿童网红”承担，成果却由父母享受的情况下，“委托方”（儿童网红）和“代理人”（父母）的利益并不一致。通过明确儿童网红对“营业”所得的所有权，父母违背儿童意愿牟取私利的动机将被削弱。

然而，更重要的工作或许仍在于接纳儿童的“他异性”并学习应当如何与之“共处”。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中，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指出，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具备一系列“德性”才能成为合格的“实践推理者”——亦即成人世界中的一员。然而，这些德性的养成首先要求其父母应具备一系列品质，如为孩子提供安全感，将孩子作为持续关心和承诺的对象；其承诺在许多方面应该是无条件的；最重要的是孩子的需要，而非与孩子的关系中他们的需要。同样，观看“儿童营业”的观众和作为传播媒介的平台也远非“无辜”。观众们的每一条观看记录都会被平台所记录，进而转化为推荐和奖励机制，鼓励特定类型的视频。因此，当观众和平台“联手”对有关儿童的“超真实”呈现加以“奖励”时，他们实际所鼓励的正是一种旨在消除“他异性”的“结构性非正义”。因此，捍卫“儿童网红”们的童年将是一项立法与社会教育并重的系统性工程。

参考材料：

（1）《华尔街日报》：这些“小网红”在YouTube上赚进了千万美元：

https://www.storm.mg/article/4699081?page=3

（2）'It's not play if you're money': how Instagram and YouTube disrupted child labor laws：

https://www.theguardian/media/2019/apr/24/its-not-play-if-youre--money-how-instagram-and-youtube-disrupted-child-labor-laws

（3）'When I’m 16, my baby brother will take over': the rise of the kidfluencer：

https://www.theguardian/media/2019/mar/23/rise-of-the-kidfluencer-tekkerz-kid-mcclure-twins

（4）新京报·书评周刊：讨论“厌童”，需要听见儿童的声音：

https://mp.weixin.qq/s/7cxARBeVfrJTikjAZFZAkQ

（5）‘Kidfluencer’ culture is harming kids in several ways – and there’s no meaningful regulation of it：

https://theconversation/kidfluencer-culture-is-harming-kids-in-several-ways-and-theres-no-meaningful-regulation-of-it-204277

（6）Influencer Parents and The Kids Who Had Their Childhood Made Into Content：

https://www.teenvogue/story/influencer-parents-children-social-media-impact

（7）France passes new law to protect child influencers：

https://www.bbc/news/world-europe-54447491

（8）《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发布合力遏制炒作“网红儿童”现象：

https://society.people/n1/2021/1220/c1008-32311811.html

撰文／谢廷玉

编辑／李永博 王铭博

校对／王心

在秦岭腹地“拍老相”

三成的遗照不用精修，裁好尺寸即可冲印。

余下的，杨鑫则要放大调整，如眉毛蹭上面粉的，眼睛缺失一只的，嘴巴长癣的，口角歪斜的，衣服破洞、磨损、脏兮兮的。但皱纹、老年斑、痣等面貌特征她历来不作改动。

让照片看上去真实而体面，是贯穿杨鑫拍摄和修图的准则。

9月23日，杨鑫在电脑前守了一天，一鼓作气修完8月入山拍摄的100余张遗照。她打算10月2日将装框好的照片送到村里发放，顺带捎上节日慰问品。算上冲印公司快递来照片再装框的时间，日子已经很紧了。杨鑫跟团队志愿者提过，后期要尽可能缩短老人等待照片的时日。

老人们等不起，多一天就有多一天的变数。自2017年年底至今，1985年出生的陕西商洛女子杨鑫已带领团队志愿者走访了秦岭南麓的30多个山村，为4000余名老人免费拍摄了遗照。遗憾的是，其中一些老人在发放照片的现场缺席了，他们没能熬过拍照片和领照片之间的时日。

这让杨鑫愈发体悟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好在摄影能为消逝的生命留下有温度的物证。按下快门的一瞬间，老人“百年之后”灵堂上的照片就有了。

它们无声地诉说着，隐于大山的他们曾来过这世间一遭。

杨鑫在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

拍“老相”

奶奶葬礼上的遗照就是杨鑫拍的，杨鑫当时读大一。那是杨鑫拍摄的第一张遗照，也是奶奶此生唯一的证件照。

相片上，奶奶穿着灰色的斜襟衫子，拄着拐杖，身后是插着小麦杆的土墙，她笑嘻嘻地瞧向镜头。

奶奶是看着杨鑫长大的。父母和奶奶都住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杨鑫一有空就跑到老房子看奶奶。同奶奶的隔代亲使杨鑫对山村老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乡土情结自小便流淌在她的血液里。后来，她成了一名基层记者，频繁奔赴商洛农村采访，更加懂得山里如今的衣食住行，以及农村老人鲜少流露的孤单心事，“太需要陪伴和关注了。”

2017年7月，热衷公益多年的杨鑫成立了一家名叫“商洛彩虹公益中心”的社会组织，初衷本是关爱农村的留守儿童。后来，杨鑫留意到，进村给孩子送爱心物品的时候，总有一些衣着寒酸的老人趴在学校镂空的院墙外，眼巴巴地朝里面瞅。

杨鑫意识到，不只农村里的儿童，农村里的老人也需要关爱。不久，公益中心开始为农村老人发放过冬的御寒衣服。一次，团队一行人送“温暖包”到一个农村空巢老人家里，屋内由白色纸板制成的灵位分外显眼，老人的老伴已过世多年。杨鑫脱口一问，“家里没有照片吗?”“农村谁还照相?”老奶奶问。“你还记得你老伴的样子吗?”老奶奶扯着嘴笑笑不吱声。

心中一酸，杨鑫开始筹划为农村老人免费拍遗照的项目——“老有所忆”。她找到好几个此前打过交道的村委会，村委会领导热烈欢迎，跟杨鑫讲，村里的许多老人一辈子都没拍过像样的照片，有的老人上一次拍照还是办身份证的时候。

每一次计划拍摄之前，杨鑫都会进村摸底，随机同村里老人聊聊天询问他们的拍照意愿，并搞清村里65岁以上老人、70岁以上老人的人数，留守老人的比例等。因经费有限，在某些老人较多的村子，拍摄的年龄门槛不得已从65岁提升至70岁。

排队拍照的石墙村老人。受访者供图

拍摄时间一敲定，村委会便挨个通知符合年龄条件的老人，不用费力去想委婉的话术，内容通常裸露而直白：有个公益组织要来村里给老人免费照老相，你到时候来不来?

当地山村里的人管遗照叫老相。鞋底踩上的泥土愈多，杨鑫愈发知晓农村人直面死亡的人生态度。在农村，死亡并不是避讳话题。相反，许多老人老早就选好墓地，备好棺材和寿衣放在家中。

而老相与棺材、寿衣一样，都是为“百年之后”的长途跋涉备好的鞋袜。不少老人对外讲，有人能免费给自己拍老相，算是了却了一桩深埋多年的心愿。

“免费”和“彩色”

“免费的老相。彩色的。”去年6月，当通知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时，商洛杨峪河镇曹湾村驻村第一书记杨琰特别强调“免费”和“彩色”。

村里的老人几乎都没拍过彩照。杨琰介绍，曹湾村过去是深度贫困村，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都出村打工了，村里的留守老人较多。许多老人连市区都没去过，抵达过的最远地方是10公里外的赶集点。

杨琰于2022年5月调至曹湾村工作。刚踩热地皮，她便找到相识七八年的杨鑫，想邀请她来为村里的老人也拍拍老相。

志愿者正在给老人整理衣领。受访者供图

拍摄当天，不少老人早早就在村委会院子里候着了，按事先编好的号码排着队，来了50多个人。“都特别兴奋，能来的都来了。”杨琰回忆，有六七户残疾或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杨鑫团队先给“大部队”拍完，随后便上门拍摄。

“一年到头，其实村里老人聚在一起的次数不多。”杨鑫感慨，山里的生活就像是很多条行进的平行线，拍摄和领照片，算是给老人们提供了一个聚在一起的难得机会，能够好好叙叙旧。有的老人在拍摄现场调侃，“你拍我也拍，你死我也死。”

拍摄走过30余场，真正担心犯忌讳的老人，杨鑫仅碰到过一个。拍摄现场，一个老人扯着嗓子问另一个远处的老人，“你咋不来照?”对方“噔噔噔”跑了，嘴里念叨“我还小呢，我还小呢”。村里人告诉杨鑫，其实他已经70多岁了。

杨鑫能感觉到老人对拍照的重视，已完成的30多场拍摄中，有拄着拐杖晃悠悠来的，有家人骑摩托车带来的，有三轮车一口气载三四个人来的，还有打零工修路中途溜出来的。有的老人特意戴上珍珠项链或是金耳环，有的三伏天也换上了厚重的长袖套装，有的抹上粉涂上口红，有的郑重穿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衣在现场“显摆”，“女儿买的。”他们想要将体面的事物呈现在“盖棺定论”的照片上。

“照相不疼”

照相不疼，这是杨鑫听来的一个心酸笑话：以前山里的孩子照过相的少，家里人带一个男童去拍照，他不拍，一直说照相会疼。

不少农村老人怵镜头，一坐下就不由自主地紧张 ，而一紧张面容就僵硬，不笑或者皮笑肉不笑。担当“摄影助理”志愿者的主要任务就是逗不会笑的老人自自然然地笑。一些性格开朗、沾亲带故的乡亲，也会在一旁说笑，帮着逗那些较腼腆害羞的老人。

“照相不疼。”“叔，你今天大表戴上了啊。”“张开嘴巴笑，牙还有的嘛。”

和杨鑫同岁的赵丹是一名家庭主妇，亦是团队的元老级骨干志愿者，通常做摄影助理，负责整理仪容和活跃气氛。用她的话说，她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所以更能读懂乡村。

梳子、水、喷壶、湿巾、纸巾，是摄影助理的必备品。老人坐稳之后，赵丹会一边和老人聊天，一边帮对方梳好头，将衣领调整对称，顶端的扣子扣好，衣服拽平，并将他们的双手放在膝盖上，“你身体咋样啊?最近吃得咋样?”她想让老人们打开自己，将身体松弛下来，和她说说心里话。

老人站在自己的“老相”旁。受访者供图

有的老人指缝、掌纹里遍布黑色的泥渍，有的戴着十根指头全被磨破的手套。赵丹说，一些农村老人尽管年事已高，依然要下地干农活，平时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如衣领发黑，嘴角有残存的饭渣，鼻腔里黏着鼻涕，眼角有分泌物。她都会尽力擦拭干净，且不会让对方觉得她是嫌弃或介意的。

一些老人家中没有热水器，洗澡仍要烧一大盆热水细细浇在身上洗。“遇到一些身上有异味的老人，我们也不会转脸或者捂鼻子，其实他们更害怕自己身上的气味被闻到，我们也要假装闻不到，该凑近整理的时候就要凑近，不能让老人尴尬。”

赵丹记得，有老人曾在她梳头时不好意思地说自己的头已经好长时间没洗了，不想弄脏她的手。“没事儿不怕，整理好了才拍得好看。”赵丹手里的梳子不停。

人多的时候，拍照要从上午拍到午后一两点，看着志愿者饿着肚子，有的老人热心邀请团队到家里吃点东西，有的则坚持送来热滚滚的糊汤面。

得空的时候，杨鑫会打开直播和网友交流，偶尔会有年轻网友留下家中老人位于商洛山区的地址，恳请杨鑫能够上门拍摄。

今年年初，28岁的赵凡在抖音上也尝试着给杨鑫留言，希望她也能给家住黑山镇古墓村的外公外婆拍两张遗照。杨鑫爽快答应了。

杨鑫去之前，赵凡的母亲便跟二老直言过，有人要来家里给你们免费拍老相，两位老人听后特别开心。

一进赵凡外公外婆家，杨鑫就注意到放置在二楼的两个棺材。“年龄大了，早看开了。都要走一遭的。”赵凡说。

外公穿着深色的夹克，因生病掉光了头发，他想要在拍照时戴上雷锋帽。杨鑫尊重他的意愿，脱帽版和戴帽版都照了，以便后续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赵凡一家人都对照片非常满意。“外婆的头发梳得干净利落，笑得和善自然。”简而言之，两位老人的相片就是他平常看到的样子，很真实。

红底配金框

于杨鑫而言，拍摄的场地，室外优于室内。提前踩点的时候，她会找好适合拍照的点位，以求拍照当天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状态，“不能太阳直射，不能顶光，散射光最好。”

她对相机的镜头要求不高，“单反就行。其实手机有时候也能拍，但在细节表现上就会逊色，毕竟到最后要放大到12英寸冲印。”

除非偶尔遇上阴天、下雨天，杨鑫一般不打灯。她更中意自然光下的捕捉。在她眼里，自然光下人物脸上的纹理、细节会呈现得更加自然，最贴近视觉上看到的直观模样。

“老有所忆”项目启动之初，杨鑫每次都带着红蓝两色的背景纸，让老人们自由选择。然而蓝色背景频频遇冷，之后杨鑫干脆不带了，仅留下红色。在老人们眼里，红色颜色鲜亮，象征着喜气，拍老相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谁都盼着在前头等着自己的是“喜丧”。

每一次发放照片，就是一个小型的遗照展览，地点和拍摄地相同。这已成为“老有所忆”项目的传统，也是所有的志愿者、所有的老人最期盼的环节。“视觉冲击力很强。”杨鑫每一次看，都觉得很有成就感。一次又一次强化了“这件事做对了”的认知。

发放照片现场，老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一张张激光冲印出的12英寸彩色相片装进金色相框，再放入小货车或面包车，沉甸甸的笑容随弯弯绕绕的山路一路颠簸向上。相框视数量在展架上挂出两至四层，志愿者会专门把夫妻二人的照片挑出来，挂在一起。

按理说，老相通常搭配乌黑色的相框，但杨鑫不喜欢，认为这样会沉重许多。她问过，许多农村老人喜欢富贵的金色，看着气派。而颜色鲜亮的红色背景搭配金边框，会弱化遗照的属性。

每一次，现场都像赶集一般热闹。一眼望去，展架上是一片暖色调的红，被笑容晕染的红。每一张照片都传递着独特的情绪。

往往，杨鑫和志愿者都会被领照片的现场逗乐，“跟选美大会一样，许多老人都会仔细对比看谁照得最好看，谁笑得没牙了。”

老人们的对话亦颇有趣味，“人家年轻时就长得‘排场’，老了也好看。”“你照得多自然，我就后悔当时没露牙笑。”“嗨，咱俩还是同一年的。”“这个确实比身份证上的照得好，把我照年轻了。”

一次，一个缺失一只眼睛的老人在现场看到相片上完整的双眼，惊喜地止不住笑，“这是专门给叔修了的。”杨鑫解释。“好得很。”老人点头。

去年7月，一个老人看到照片后，在杨琰面前激动地落了泪，她说“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好的照片”。后来入户走访的过程中，杨琰发现大多数老人将照片裹上一层布、小心翼翼地锁在了柜子里，有的则摆在柜子上。“都很爱惜，他们觉得很珍贵。”

从去年7月至今，曹湾村已有五六个老人相继去世，杨琰前去吊唁的时候，发现家里摆的正是杨鑫团队拍的老相。

驶向更高的山

“要钱不?”“拍照和相框都免费吗?”

项目启动之初，这是老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杨鑫晓得，他们不害怕拍遗照，是害怕上当受骗。许多老人反映，有人曾打着“慈善公益”的旗号，开小面包车进村宣称免费拍遗照，结果最后要讨一笔相框钱，拍出的照片还掉色。

杨鑫透露，“老有所忆”的项目经费大部分来自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余下的则来自社会爱心人士。团队骨干成员张颖是“老公益人”了，投身公益20多年，当年就是他鼓励杨鑫注册一个组织专心做公益。

同团队的许多志愿者一样，张颖的乡土情结根深蒂固，47年前，他出生在米粮镇月明村，一个高居山顶的偏僻山村。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农村娃”，一直想将更多的温暖带进大山。8岁那年，奶奶离世，幸得留下唯一的一张黑白老照片，想奶奶的时候，张颖会翻出来看一看。

老人们捧着照片，坐农用车回家。受访者供图

张颖能感受到，村里的老人来领照片的时候的确很开心，大家聚在一起喜滋滋的，热闹的气氛总是能轻易感染每个人。不过，到最后老人们各自捧着照片，从各个方向各回各家，一些老人神色落寞，留给张颖的是缓缓变小的佝偻背影。

张颖不忍细想，这些老人将如何孤零零地面对屋里的四堵墙和门外的庄稼，以及如何平复欢声笑语戛然而止的心理落差。他思忖着想为留守老人做更多。

现今，杨鑫的志愿者群已逾200人，赵凡也加入了，他打算工作之外能抽空参加“老有所忆”的活动，将外公外婆接收到的善意回馈给其他的农村老人。杨鑫说，商洛下辖1区6县，农村辽阔，她拍过的老人仅是冰山一角，未来的日子，要继续深入更多商洛大山深处的村子拍摄。

前几天，她看到一个福建的小伙子给村里老人拍遗照上了“热搜”，心中一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和我们做一样的事。”她觉得，当下她还没有能力去远方拍摄，但远方的人有能力为近处的老人拍摄。

杨鑫曾在驶往一个山顶村子的路上，碰见一位早已忘记自己年龄的阿姨，她正在摘一种花想回家做焖饭。一路都是弯道和陡坡，很考验车技，村里的留守老人不少，走访完这个村子后，杨鑫决定给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拍摄老相。

她依稀记得，那天驶过的山很高，足以俯瞰全城，漫漫山路滚出车辙，宁静中有槐花香。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胡杰 校对 卢茜

女人的初次究竟是什么感受？

女人的初次究竟是什么感受？

女人的初次，总是充满了无数的期待、紧张和好奇心。那个瞬间，或许代表着对未来生活的一种预示，更可能是开启女性成长历程中一扇新的大门。她们经历的是身心的碰撞，是青春的燃烧，是性启蒙的一次探索。今天，让我们聆听这位女性朋友的内心独白，一起领略她初次之时的真实感受吧。

初次，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词汇。当我回想起自己初次的那个瞬间，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紧张、好奇、羞涩、期待，一切都在交织着。那一次，我在青春的边缘挑战了自己的底线。

初次，让我对自己有了更深的认知。以前，我总是害怕面对未知，但这一次我选择了勇敢。虽然内心有些脆弱，但我渴望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初次让我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经历，也注入了我对未来的期许。

初次，是一种身心的碰撞。当时的我，不禁问自己：这种感觉会是怎样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而陌生。在那个瞬间，我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也明白了女人的神秘之处。这种身心交融的体验，让我更加坚信自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也让我意识到女性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

初次，是青春的燃烧。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自己长大的样子。年少的我们总是充满了幻想与憧憬，而初次则是把我们从幼稚带入成熟的桥梁。它让我一步步迈进了成年的世界，教会了我责任和独立。初次带给我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改变，更是心灵的成长。

初次，是性启蒙的一次探索。那一刻，我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我明白了情感的复杂，也学会了如何去经营它。性启蒙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对自己内心的触摸。它让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为我未来的爱情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次，是女人成长历程中的一颗种子。每个女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初次，而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我们探寻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起点。在这个旅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挑战与困惑，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和自信。让我们珍惜每一次初次的机会，相信每个女性都能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绽放光彩。

人到底在什么时候会觉得真正长大呢？

人到底在什么时候会觉得真正长大呢？或许在我被一所民办的二本大学录取要两万多的学费，爸爸听后叹了一声气说："这就是做父亲的责任"时，我就在那一瞬间长大了。一直以来自己都是那个成熟的小大人，读书、学习、生活独立。

我从来没让父母和家人担心过小学初中，我一直是佼佼者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沉浸在这样的"吹捧"里，甚至心高气傲有一股莫名的自信与力量。听过"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话吗？我听过但我没信过，但自从上了高中一切都不一样了。刚开始新同学、新环境、新氛围，我也对自己的高中以及大学都充满了幻想和期待，事与愿违我的人生轨迹没有像规划的那般美好。

我开始变得放松懒散开始存侥幸心理，觉得自己的基础不错可以"吃老本"，于是我三心二意地学习，偶尔看点"毒鸡汤"好像有努力了一点。就这样到了高三别人打鸡血拼命学习，我还在心存侥幸，甚至在临近高考的前一个月谈起了恋爱，结局可想而知我落榜了。查成绩的晚上妈妈和妹妹都安慰我，我将自己锁在房里想了很多最终决定复读。

复读那年刚刚开始也是打鸡血，以为会很漫长，可懒散的性子让我很快松懈下来，最终在迷迷糊糊中迎来了第二次高考。不出所料又没考很好是个二本，我安慰着自己和家人"至少上本科了"，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甘心我不开心"。

这个民办的二本一年学费两万多，父母每次都让我不用担心学费这些问题，我知道他们负担得起。但老爸那句"我听别人说学费几千啊"，我心有苦难言只得苦笑着回应。"那是上民办的好的大学才是这么点费用"，父母俩沉默了一会…我悻悻地发问："老爸你压力大吗"电话那头的老爸哎，没办法，这是作为父亲的责任。

我可以想象到爸爸当时的样子，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我从来没有如此地体会到爸爸的不容易，我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对我的期望是一直很高，炫耀自己的好女儿。他从没说过对我失望，但这一次我对自己失望了。

也就在爸爸说完话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突然就长大了应该对自己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