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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春,13岁的赵朴初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插班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预备班,后以优异成绩入东吴大学。那时语文教师薛灌英对他的评价是“写一手好字,作文也写得好”,英文教师吴献书对他的评价是“英语水平突出,很有礼貌”。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赵朴初被推选为所在学校援沪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会上提出:以吃素来代表“尝胆”,这样节省下来的伙食费用,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全国都行动起来,就会募捐到很大一笔钱,能够救济上海工人。在这个倡议的推动下,苏州学联募集到许多银元汇往申城,据说这是上海总商会收到的全国第一笔募捐款。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赵朴初一直从事赈灾救济工作,经手的钱财无数。1953年的“三反”运动,赵朴初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先后经过上海市审查小组、行政大区审查小组和中央审查小组,三次分头认真审查数目,最后结论是“账目清楚,分文未贪”,不仅接受了考验,还受到了大家的好评。结果证明他两袖清风,无一笔糊涂账。当工作组成员张执一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总理高兴地说:“在旧社会从事救济工作的,如赵朴初一样一尘不染,真是难得,值得信任,可以重用。”赵朴初在“”中,哪怕是受到冲击,被拉去“抟煤球”,仍在劳动之余读书、写字、吟诗。赵朴初时常抄录古今贤达的格言警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有时也抄写转赠他人,以勉励同好。他的《嘉言录》手抄了数百条古今贤达、高僧大德、中外名人格言警句,内容广泛,涉及坚持真理、立志高远、爱国利民、修身养性、勤奋坚强、简朴廉洁等多方面的道德素养。1970年,他手录柳宗元《诫惧箴》《忧箴》《敌戒》,既是对时代忧患的告诫,也是作为砥砺自己心性的方式。他很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因为此文饱含深沉的爱国热情,正气凛然,这与他的高洁品行是相合的。赵朴初常写“老实”来勉励他人真诚生活,写“读书”来鼓励文化教育风气,而这些词语反映的也正是他自己的品格。
“三不”副主席
1984年,赵朴初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有关部门按照他的待遇要给他换住房,他坚决不同意,坚持住在北京西城区和平门内普通居民区中一个小四合院里。这个院子历史上属东栓马桩胡同,后更名南小栓1号,据说是清代皇宫马夫的住所。当初赵朴初刚搬迁去的时候有人笑曰赵朴初这一下被栓牢了,原来朴老生于1907年丁未年,按属相该年有马羊之属,赵朴初听了哈哈笑,并戏作诗二首,果真,赵朴初在那里一住就再也没有离开,东拴马桩胡同成了他之后那些年风雨兼程的最好见证。该胡同十分狭窄,汽车进出很不方便。院落中的砖路由于年久失修,地面坑坑洼洼,行走不便。1994年,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人员对赵朴初说:“这院子高低不平,走路不方便,容易摔倒,还是整修一下吧!”赵朴初笑着说:“我走慢点注意些就行了,不必为维修再花钱麻烦人,谢谢你们的关心。”赵朴初在这座极其普通而又陈旧的小院子里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去世。路过这里的人一般都不会想到,这就是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的住宅。
为了保证安全和行动方便,考虑到赵朴初的年龄和身体健康原因,有关部门又要给他配警卫员,他又拒绝了,说:“我身体好,走路也行,不需要配警卫员,有些事可以让秘书做一下。”
国家给赵朴初配了一辆丰田汽车,用的年数多了,成了“老爷车”,有关部门决定给他换一辆坐起来更舒适的高档奔驰汽车。赵朴初笑笑说:“现在的汽车我坐得很舒服,习惯了,就不要换了。”
赵朴初一不换住房,二不要警卫员,三不换汽车,因此,人们敬佩地称他为“三不副主席”。
位于北京南小栓胡同1号的赵朴初旧居
“抠门夫妻”的惜福之心
赵朴初虽然逝世20年了,但关于他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惜福培德、从我做起一直都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赵朴初只有几套像样的服装,在外出时候穿。而在家里,只穿旧衣服,且是补了又补。脚上经常穿着一双带补丁的白色袜子。袜子的后跟里边补着一块蓝补丁,从袜子的破洞露出蓝布,让前来拜访的人看得清清楚楚。除此外,他的衬衣领子、袖口有的都很破旧了,他不肯扔掉,补补后再穿。他有一双老式三接头皮鞋,已穿多年很破旧了,有一次他穿这双鞋接待日本友人,日方客人看后即从日本给其定做了一双。这双皮鞋他平时不穿,只有在大的场合或接待外宾时才穿。
其夫人陈邦织亦是如此。赵朴初逝世后,我的朋友每次去看她,从来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她有件旧衣服,一边深,一边浅。有一次,她笑着问我的朋友:“你知道这衣服为何深浅不同?”朋友答不知道。她说:“因为我经常在院里晒太阳,这浅的一边是老对着太阳的。”
赵朴初的住室很简单,室内家具很陈旧,用现在的话说,没有一件上档次的名牌家具,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桌椅和旧柜子。就连他用的床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旧单人木板床合并在一起的。他生前的秘书倪强回忆说:“我不止一次劝说过朴老,换一新床吧,您上年纪了,用这种床睡觉不舒服。朴老当时笑着说:‘没事,没事,几十年都过来了,挺好的。’因朴老不肯更换,为解决两床间的缝隙问题。1987年秋季,朴老夫人陈老让我请中国佛学院的木工,做了一块薄木板(朴老照样付了工料费)铺在床上面,真是再简单不过了。我在北京已住四十多年了,不仅到过许多领导干部的家,也到过许多普通干部和职工的家,没见到一家的双人床是如此拼凑的,更何况是赵朴老又有这么高的身份呢!”
赵朴初的节俭精神是表现在多方面的。比如他家用的生活用品,不少已很破旧,夫妇俩在世时一直都在使用。许多生活用具大都是解放初购置的,有些还是解放前的,比如竹皮暖瓶、饭锅、补了又补的塑料盆、桶等等。
赵朴初的饮食也很简单,一日三餐均是素食。他在诗中说:“不知肉味七十年,虚度自渐已九十。客来问我养生方,无他奉告惟蔬食。”倪强回忆说:“1993年5月的一天中午,我到朴老家去取材料,正赶上朴老要吃午饭,在一张普通的圆桌上,放着一小碗炸酱、一小盘菠菜,一小碟炒鸡蛋,再没有其他东西了。我看陈老给朴老盛了面条约有一两,上面放点炸酱、菠菜和鸡蛋,朴老端着碗搅拌了几下便开始进餐。大家都知道,北京人是爱吃面条的,但所配的佐料和菜都比较多,不像朴老家那么简单。”
赵朴初在用水上也特别注意节约。他曾多次和工作人员说:“我国是个缺水大国,我们不管在单位还是在家中,都要养成节水的习惯,要尽量做到不要浪费一滴水。”还告诫大家说:“要提高节约用水的认识。要有节水光荣,浪费水可耻的思想意识。要坚持一水多用,洗碗、洗菜的水,可浇树、浇花或冲厕所。日常洗澡、洗衣以及其他用水,应尽量节约。”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据一直陪护赵朴初的章鸿志讲:“朴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每天打的开水如喝不完,他不让随便倒掉,要留着晚上洗脚,洗完脚再冲厕所,做到一水多用。”
赵朴初和夫人对自己是如此“抠门”,而对于捐助贫穷受灾地区人民,则是几万、几十万元。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中,他将自己的生活节余和各种稿费连同给他的世界和平奖金250多万元,全数捐献给了社会慈善事业。
赵朴初夫妇的这种节俭,完全是出自圣者那种慈悲和惜福之心。
“俭以养德”的治会理念
赵朴初经常告诫工作人员:“我国有句名言‘俭以养德’。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定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要时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对奢侈挥霍浪费的作风。”赵朴初对干部职工一直是这样要求的。过去到过佛教协会的人都知道,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和各部室的办公用房都很破旧了,该粉刷了;所有办公桌椅、柜子等办公家具,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有些还更早。这些家具既陈旧又不实用,现代化的空调设施就更不敢想了,但朴老一直坚持不让更换。1998年春的一个佛学办公会上,办公室有人提出改善一下办公条件,粉刷一下办公用房,购置办公桌椅、柜子,各房间安上空调等等。赵朴初听后给与会者耐心做工作说:“现在会里办公桌椅虽陈旧了,但还能凑合用,过几年再更换吧,能节约就节约点;至于粉刷房子和购买空调也可暂缓一下,目前会里经济还比较紧。”
1986年8月,赵朴初到中国佛学院视察。当他走到一间做僧装的房间时,看到工人们正在裁剪衣服(对新招收的学僧,到校后每人要发四季服装,故请人集中制作),还看到地上一大堆废布条子。他笑着和工人师傅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便问时任中国佛学院教务长的倪强说:“这些废布条子你们怎么处理的?”倪强一时难以回答,便笑着对他说:“这是徐京华科长直接负责的,我问问他,您老看如何处理好?”他说:“这些废布条都是好布,让大家绑成墩布,就可不买墩布了,这不就是废物利用吗!”
在纸张使用上,赵朴初也特别注意节约。他常常和大家说:“要注意节约用纸,平日写材料或会里相互间写的东西,信封或办公纸可两面用,能节约的尽量节约。”还说:“要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要公私分明,不要占公家便宜。”
赵朴初不仅这样说,还身体力行,他给会里写的条子或发的文件、材料,都是用的旧信封(两面用)。在赵朴初这种节俭精神的影响下,会里工作人员日常办公都十分注意节约,会内各部室之间相互来往的信件,基本上都使用旧信封,这已成为会内不成文的制度,形成了一种习惯。赵朴初写家信,都是自己花钱买信封、信纸、邮票,从不用单位的,公私分明。了解他的人都说:“朴老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账房先生”的患难之交
赵朴初不仅操心着国事、佛事,也一直操心着家事,朴老一生省吃俭用,有时候还充当着“账房先生”,家里买菜、买油、买块肥皂,在出差的路上吃一点点心到喝一杯茶,从小到几分钱、几角钱,他都要一笔笔记下来。赵朴初在1973年落实政策后的年工资是420元,直到去世前他的月工资也仅仅是2380.50元。
仅从1975-1976年的账单上看,有几大项开支:医药费,100元左右;补助赵鸣初、赵述初、贺孟珍、赵荣绵等就将近300元;赵锡厚、周以丰等晚辈结婚费用近500元……还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时不时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
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或者将看过的旧报纸,别人寄东西来的空纸盒,都不准工作人员随便丢弃,要存放在那里,累积当作废品卖,换一些钱。他的稿费是单独管理的,每一笔汇款单一侧的“汇款人简短附言”至今还都保留在安徽省赵朴初文化公园纪念馆内,赵朴初签上字,一笔笔,清清楚楚。
赵朴初于自己生活苛刻,简朴,但急公好义,慷慨帮助朋友。如这两年间,赵朴初送张纪元前后共600元巨款。
张纪元(1919-1978年),浦东川沙人,其父是黄炎培至交。张纪元自小热爱祖国,富有正义感。1935年夏,考入北平汇文中学,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9月,加入中国。1940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加入,时值抗战,他同顾士元,姐夫蒋贻俭在川沙县城东门街开设恒鑫号杂货店。三人合作默契,又都是正派商人,并有一颗爱国之心,不去发国难财,而是用他们的勤奋和智慧,发展自己的业务。张纪元以商号为掩护,一方面为地下党搜集情报,同时加入浦东同乡会等组织,积极开展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赵朴初也很早结识了张纪元,并冒着危险到浦东开展工作。
1945年12月30日,张纪元同马叙伦、王绍鏊等老前辈一道参与发起成立中国促进会,他参与了民进的筹备工作,在1945年12月30日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理事,并与王绍鏊、林汉达、梅达君等一起,创办了培养运动干部的民本中学,任校董事会董事。此时赵朴老响应中国的号召,积极参与反内战运动。他利用担任上海交通运输公司、上海华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的有利条件,组织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请愿活动,因而遭到当局的迫害。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赵朴初在张纪元的安排下一度到居住在川沙县城的蒋贻俭那里避难,蒋贻俭则想方设法掩护赵朴老渡过难关,免遭敌人追捕,以至于日后赵朴初常常说起与他们的患难之交。
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与张纪元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1951年9月中旬,民进中央派赵朴初、张纪元到杭州协助筹建民进杭州市委,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进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后来两人一起在全国政协,为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作出卓越的贡献。(谢华 胡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