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邱的历史名人(姓邱的历史名人及事迹)

邱行湘获特赦后，为老母尽孝，给昔日长工下跪，54岁娶妻59岁得子

1962年3月16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刊出一条震惊海外的新闻，题为《从“追悼会”到结婚典礼》，在一副大大的结婚照片下面，配有这样的文字：春节的前一天，在南京汉府街的一幢住宅里，朴素而热闹的婚礼将要举行了。新郎是邱行湘，新娘是张玉珍……

没错，这位在1961年除夕举行结婚典礼的，正是前少将，鼎鼎大名的青年军206师师长，人称“邱老虎”的邱行湘。作为黄埔系骨干将领，邱行湘对忠心耿耿，他不仅在任何时候都坚定地说要无限效忠，还在生活细节中极尽模仿。他滴酒不沾，留着光头，不苟言笑，甚至做了两件跟一模一样的黑色大氅。久而久之，人们便送他一个贴切的外号——“小”。

邱行湘的举止也得到了的欣赏，35岁成了将军，1946年在东北四平战役中曾显露身手，被誉为“邱老虎”。1947年，在东北、华北各战场损兵折将，邱行湘原本已被任命为青年军整编205师师长，到台湾任职。邱行湘还没来得及到台湾上任，视为军事重镇的洛阳告急，驻防洛阳的206师师长肖劲无能，邱行湘临危受命，被任命为206师师长，赶赴洛阳备战。

离开南京前，青年军的实际掌控者，“太子”蒋经国请邱行湘在碑亭巷曲园酒馆吃饭，他吃了一个半饱。在明故宫机场上，女朋友张小倩小姐与他握别道：“阿拉在石头城下等着将军得胜归来。”邱行湘仅仅淡淡一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守洛阳的。

在解放军刘邓、陈粟大军的联合攻击下，邱行湘没能守住洛阳，但他也没有死。尽管最后退到地堡的坑道里，邱行湘曾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心窝，但尚未闭上眼睛，枪就被部下夺了过去。最终，他从黑暗的坑道里被捉了出来，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而俘虏邱行湘的，是他在黄埔的大师兄陈赓将军。

洛阳城在1948年3月14日被解放军攻破，《中央日报》在3月16日的报道中，还在称赞邱行湘“屡建奇勋”“已肃清洛阳周围残匪”。按照公开的说法，南京方面应该为邱行湘举行“庆功会”才是。然而不知为何，南京政府却派人去南京附近的溧阳南渡邱家桥，索取邱行湘的照片，为他举行了一场“追悼会”。这便是大公报在14年后的头版标题中“追悼会”的由来。

这样的“追悼会”，在领导的集团中，日后还会频繁地看到。作为总司令，自己从来都是果断弃城而逃，但他时刻都要求自己的部下要注意“军人气节”，宁死不屈。因此，每一次败仗下来，他总要宣传主将已经“死节”，少不了要开一场“追悼会”。杜聿明、黄维都被开过这样的“追悼会”。当然，这也免不了被“死而复生”的将领们打脸。不管似乎也已经习惯了脸被打得啪啪响，他顶多也就痛斥一番“丢了气节”了事。

就在为邱行湘发丧的时候，他已经跟随解放军的俘虏队伍上路了，在路上发生的一件事，让他的三观受到了一次“震撼”。他原本以为，天底下有两种老百姓，一种喜欢，一种喜欢。结果他们在路上遭到一群老百姓的谩骂，唯有一个老头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他送来二两酒。就在他认为自己想得没错时，老头悄悄告诉他“我过去的全部田地都被平分了”。邱行湘恍然大悟，原来只有“地主恶霸”才会喜欢。

邱行湘先是被带到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一个叫黄埔村的地方。熟悉的名称，却不是熟悉的地方，邱行湘在那里从排斥、抵触，最后别扭着唱起了《，你这个坏东西》。在黄埔村关押了一段时间后，邱行湘被转移到石家庄附近井陉河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在那里，邱行湘被毛主席穿补丁衣服的照片所感动，他想到自己的老上司陈诚。他曾经为陈诚的简朴所倾服，但也曾亲自帮陈诚买过高档的鹅绒被，这样的对比让他陷入深思。最后，邱行湘答应解放军，写信策反担任北平德胜门守备的妹夫黄剑夫。

新中国成立前夕，邱行湘再次被转移到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在功德林，邱行湘成为学习小组组长，但相比廖耀湘能全文背诵《哥达纲领批判》，范汉杰扔下高等数学就能以同等热情投入到《选集》中，陈长捷几乎研究透了《资本论》的每一个字，即便杜聿明也能在缝纫室占据绝对核心地位，邱行湘在功德林的地位，是依靠他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的。他不明白宋希濂屡次提到的大卫·科波菲尔为什么是“大尉”，而不是“少校”。狱友的“优秀”一度让邱行湘倍感焦虑，但他在改造中的表现同样也获得了认可，因此得以出现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之中。

地主出身的邱行湘，在功德林及秦城农场里，凭借着汗水夺回了损失在昔日战场上的东西。有人对他冷嘲热讽：“谈何争取进步，谈何表现积极，到头来还不是为了早点出去。”邱行湘据礼反击：“我一没财产，二没有漂亮老婆在外面等我，要我在监狱待一辈子，姓邱的二话没说。”

邱行湘没有漂亮老婆等他，妻子早在1946年已经病逝，在南京与他依依惜别的女朋友张小姐早已经不知去向，但他有高堂老母。邱行湘的孝子形象，是早已深入人心的，1936年率部在前线与李宗仁的桂系部队对战时，得知母亲病危，他冒着生命危险借道广西回到家里，在母亲病榻前整整待了三天。

多年后，邱行湘还常常为那次仓促返回部队而懊恼，特别是他以为此生与老母不复一见的时候，甚至遥望南天，声泪俱下：“娘，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天下孩儿，唯我不孝。”因此，当邱行湘恢复自由的时候，尽管他心里非常想要留在北京，但他还是选择回老家，带着周恩来总理的嘱咐：回家看看老母亲。

那天，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他们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如今的新公民。周恩来与他们一一握手，走到邱行湘面前时，总理关切地问：“你是黄埔的吧？”邱行湘惭愧地说：“是，五期步科的，周主任，我走错了路。”周恩来对到场的众多黄埔生说，“学生走错了路，我们当老师的，也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还特地询问邱行湘：“今后有什么打算，留在北京吧？”邱行湘说：“我想回老家，去南京。”周恩来说：“好啊，回家过年，骨肉团聚嘛！回去看看家里的老母亲。”邱行湘临行前一天，公安部办公室席主任在百忙之中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告诉他老家的五间大瓦房已经做了生产队的食堂，老母亲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只是房屋比较窄小了，希望他能够正确对待，和当地农民搞好关系。邱行湘在多年的改造中，早已经理解并认可了的道路，让他深有感触的是，人在这种细节上都处理得如此无微不至。

跟邱行湘同行南下的是陈长捷，这位前天津警备司令的目的地是上海。邱行湘在南京下火车后，坐上长途客车沿宁杭公路到了溧阳县城，此时距离除夕还有两天。按照计划，他当天夜里就可以步行三十里地回家，尽管已经年过半百，但邱行湘身体依然非常强健。但是，溧阳县委书记当晚设宴款待，第二天又有多人来访，所以邱行湘直到除夕之夜，才回到南渡公社邱家桥村。

就在邱行湘顶着落霞，沿着运河大步流星，直奔家门时，八十五岁高龄的邱母黄氏正躺在里屋的旧式木床上。由于年迈的缘故，她冬天不能下床，眼睛被孙子撞坏一只，几乎双目失明。邱行湘扑到老母的床头，大声叫喊：“娘，娘！”老人对这突如其来的呼唤，一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邱行湘上前抱着老母，轻声呼唤：“娘，我是行湘，我回来啦！”老人这才颤颤巍巍伸出双手，抚摸着儿子的头发和脸颊，“哦哦”两声之后，再也没有说出话来……

大年初一的清晨，邱行湘病了三年的老母亲，第一次在腊月里起身下床。她按照佛教徒的清规戒律，席地而坐，手捻佛珠，静悄悄地做了两个小时的祈祷。随后，老太太任凭邻居的孩子把爆竹放得震天价响，带着全家老小开始了新的祷告。

邱行湘的归来，成为南渡镇和邱家桥村这个春节最重要的新闻，他们纷纷来到这个先前的地主之家。邱行湘热情招待，乐在其中，他追逐着从未有过的快乐，从未有过的情趣。在客人中，有两位比较特殊，那是他家过去的两位长工邱仁才和沈锁斌。邱仁才是邱行湘的同房本家，住在邻村，沈锁斌则与邱行湘非亲非故，住在对河。他们不约而同来到邱家桥村，目的不谋而合：请邱行湘到自己家里吃饭。

他们当着邱行湘的面，说出了这样的话：“过去我们在你家吃饭，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你到我们家吃饭，我们高兴啊！”敏感的邱行湘听着这番朴实平淡的话，仿佛看见了当年邱仁才脸上的憔悴，连同沈锁斌身上的补丁。十年改造生涯获得的思想解放，让邱行湘在一秒之内，走完了从认罪到忏悔的全部历程。他当着众多乡亲的面，跪倒在十年前的两个长工面前，在被邱仁才和沈锁斌扶起后，还对他们拱手作揖：“过去的事情，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

邱行湘被分配到南京跃进制盒厂当工人，月薪六十元，每月寄二十元回溧阳老家，剩下的是他油盐柴米、衣食住行的来源。周恩来曾经在西花厅就工作问题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溥仪提出要去工厂当工人，最终却因为“力所能及”的原则，去了植物园当园丁。邱行湘对于自己能够当一名工人是心满意足的，除了这是一个“皇帝”企图担任而没有得到的职务外，邱行湘也确实喜欢劳动带给他的成就感。

在制盒厂，邱行湘意外得到一个机会，让他得以重返明故宫旧机场。当年，他从这里出发，飞赴洛阳，留下罪恶，而再回到这里，他却是来开荒种菜的。在秦城农场时，邱行湘开荒的实力无人能敌，而在明故宫，年过半百的他依然能跟年轻人较个高低。只是故地重游，他时常会想起张小倩小姐银铃般的笑语：“阿拉在石头城下等待将军得胜归来。”而当他归来时，伊人却已离去。

正因为张小姐那挥之不去的倩影，邱行湘在热情的同事们要给他介绍对象时，毫不谦虚的提出了自己的标准：既然张小倩有着十分的美丽，那么未知名的大家也应该有着十分的美丽。多一分对方也许不嫁，少一分邱行湘决然不娶。1961年，已经调任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54岁的邱行湘，在前七十四军军长、后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邱维达的介绍下，于这年除夕跟张玉珍结婚了。他如愿以偿，娶到了一个漂亮的妻子。

张玉珍在南京梅院街道办事处机绣组工作，每月收入六七十元，虽然带来两个孩子，但邱行湘当时的工资已经是月薪一百元，四口之家的日子过得十分滋润。更重要的是，张玉珍年方三十挂零，不仅有充沛的精力照顾邱行湘的生活，而且还将为他生儿育女。

还在北京的时候，邱行湘还跟从沈阳特赦回到北京的溥仪开玩笑说，希望他能留下一个“龙种”。溥仪在邱行湘结婚三个月后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但直到1967年去世，都没能留下一个“龙种”。而邱行湘在结婚5年后，以59岁“高龄”获得一个“虎子”。邱行湘给他取名为“邱泽生”，但最终在张玉珍的反对下，改名为“邱晓辉”。

1964年3月，全国政协组织了一个文史专员参观团到江南参观，来到邱行湘的家里。有人戏称这个团为“帝王将相团”，这其中包括末代皇帝溥仪、亲王溥杰，以及前一种将军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王耀武等人。闲谈中，沈醉提到自己在功德林第一次见到杜聿明时既诧异又不安，因为他早就听说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枪毙了，连《名人字典》上都是这么说的。杜聿明哈哈大笑，转而提及自己身患多种顽疾，都是给他治好了。

其实，被治好顽疾的又岂止是杜聿明，邱行湘曾得了可算是不治之症的肺癌，看到在功德林、秦城农场以及后来的明故宫旧机场上甩开膀子开荒的邱行湘，可以想到他曾经经历了什么。跟大多数经过改造的战犯一样，邱行湘晚年一直为祖国统一而奔波。1996年，邱行湘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去世，享年89岁。

甘为棋子 揭秘邱会作跌宕起伏的一生

经历过“”的人对邱会作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作为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他在“”前期曾红极一时，而随着事件的发生，邱会作也跌下历史的舞台。从“红小鬼”到共和国中将，从祸国权臣到阶下囚，最后成为一个寻常的耄耊老人，邱会作的一生扮演了几个大相径庭的角色，颇值得世人寻味。我们不妨拂去历史“拷贝”的尘埃，对邱会作不同时期的人生片段作个“回放”，以飨读者，为官所省，为人所鉴。

从“红小鬼”成长为高级将领

1929年，革命武装斗争的烽火在赣南地区熊熊燃烧，年仅15岁的邱会作，在他的家乡兴国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了一个“红小鬼”。那时邱会作虽然年龄小，身体瘦弱，但脑子活络，每次上级交下来的送信联络之类的任务，他都能克服种种困难按时完成，深得战友们的喜爱。没读过什么书的邱会作，也有意识地和那些有“墨水”的战友、领导多接近，请他们教自己认字学文化。仅两三年时间，他就凭着自己的聪明勤奋，写出有模有样的宣传标语，编出有板有眼的顺口溜，因而没到20岁就当上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红军在不断发展壮大中，于上世纪30年代初组建了后勤机构，当时叫供给部，才20出头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由此，邱会作的戎马生涯与我军后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在解放前后，他也曾离开后勤，任过许多政工领导职务，但最终还是操起了“老本行”，当上了总后勤部部长。

邱会作天生是个干后勤的好料子，周恩来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曾表扬过他是我军优秀的后勤部长。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缺衣少粮是部队天天头痛的老大难问题，邱会作总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想方设法筹到粮食，搞到棉布。应当说，他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工作。

年轻时的邱会作，是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后勤干部。虽然他管钱管物，但从不占公家的便宜，相反的比一般人还节省，处处想着部队。他在当粮秣处处长时，曾将自己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盐巴，送到充作公用。

战争年代腥风血雨，当红军干革命时刻有掉脑袋的危险。那时的邱会作，无论形势多么严峻，处境多么艰险，始终没有退缩过。在红军长征途中，邱会作负了伤，组织上准备留下他，可是他坚持跟着部队走，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他便把自己平时攒下的几块大洋拿出来送给老乡，请老乡背着他追赶部队，背一天给一块大洋，当老乡背了3天赶上了部队时，他的腿部都化脓发炎了。

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邱会作在革命队伍里进步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他便已担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后又调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邱会作在部队几次编制调整中，先后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

邱会作与认识和接触，大概就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当时，他追随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战场，打了不少硬仗、恶仗和漂亮仗。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重大战役战斗中，他所领导的部队，多次担负正面主攻任务，攻城拔寨，无坚不摧，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邱会作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1951年起，他历任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客观地说，邱会作从“红小鬼”走到共和国中将这一步，与自身的革命业绩是分不开的，至于后来他任总后勤部部长，又兼任副总参谋长，则与的“提携”有着莫大关系。

甘为的棋子以“报恩”

由于邱会作是老部下，所以在1959年，一当上国防部长，就提升他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对此，邱会作心中感激不已，不止一次在家人面前感慨：还是自己的首长最贴心。

真正让邱会作对感恩的，要从罗瑞卿事件说起。任国防部长以后，名为“休息”、“养病”在家，实则处心积虑网罗羽翼，酝酿着篡党夺权的阴谋。当时军队的大量实际工作都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承担，他看不惯搞的那一套，对其种种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样一来，罗瑞卿就成了的“眼中钉”。

到了1965年初，总后有人揭发邱会作有腐化堕落问题，罗瑞卿表示支持总后召开党委常委会对邱会作进行帮助。邱会作听到风声，仗着与的多年老关系，悄悄跑去告状。早就把邱会作盘算在自己的心腹大员行列中，当即出面将邱会作保了下来。从此，邱会作对的感恩之情日盛一日；同样的，他对罗瑞卿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65年下半年，开始了对罗瑞卿的迫害。邱会作与叶群经过精心策划，于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恶意围攻。既可为“尽忠”，又可为自己报仇，这样的机会邱会作岂能放过？他经过搜肠刮肚地精心准备，一连在会上发了四次言，恶毒攻击罗瑞卿，说其“要在军队造一个罗家天下”。他与、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一伙配合默契，轮番上阵，实际上已完全成了集团的“马前卒”。

一伙人明目张胆地迫害罗瑞卿，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引起军内高层的极大关注和愤慨，随即与一伙人展开激烈的斗争。邱会作由于自身行为不检点，再加上是迫害罗瑞卿的主要角色，首当其冲成了“公敌”。1967年1月下旬，总后勤部广大干部对邱会作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发展为包括罚跪、“做喷气式飞机”等刑罚在内的严重武斗，他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邱会作哪里招架得住，立即写信托人捎给叶群：“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

其实，邱会作身陷囹圄的处境，早就了然于胸，只不过他想让邱会作尝点苦头之后再解救，以获得邱会作最大的感恩效果。果然，接到求救信后，立即派叶群拿着他的手令于第二天凌晨，到总后机关把邱会作接到西山藏了起来。邱会作将此称为“零点得救”，他在日记中肉麻至极地写道：“25日零点40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林总挺身而出派夫人接一个人……想到这里，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像炸弹一样爆发出来……”

邱会作为了报答给他的“新生”，稍稍站稳脚跟，立即按照主子的旨意，把总后原政委、副部长等领导干部当作整斗的重点，肆意加以迫害。夫妇对这个“忠臣”的表现也非常满意，处处为他打气撑腰。3月17日，叶群在中央小组会上夸邱会作“是解放以来四个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个”。得到主子的赞赏，邱会作干得更加卖力，他又策划组织调查组，搜集总后勤部5名主要领导和各部一些领导的材料，使出浑身解数批斗干部、镇压群众，并定期向叶群汇报进展情况。

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邱会作可谓是官运亨通。在的操纵下，他先是当上“三军”的“领袖”，后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他伙同吴法宪、李作鹏带领一大批人大搞军队派系争斗，弄得军队人心惶惶，乌烟瘴气；同时他们还变本加厉，把魔爪伸向、陈毅、聂荣臻、彭德怀等将帅，丧心病狂地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此时在邱会作的眼中，无疑就是自己生命中的“大救星”、仕途上的“大福星”。他在“遇难周年”时写信给叶群，再一次表示对“海枯石烂不变心”，还选制了象牙底座的台屏作为效忠礼物献给。对邱会作的“忠心”，大为满意，在他的又一次张罗安排下，邱会作于1969年4月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

此时的野心昭著，党内的斗争错综复杂，形势相当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虽然邱会作帮助干了不少事，但他遇事沉不住气的性格还是让夫妇不放心。于是，在1970年初，叶群为了稳住邱会作，亲自写了《咏菊》诗赠送给他，用“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暗示他不要动摇。邱会作随即把诗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表示决不动摇。

事实证明，夫妇对邱会作的“敲打”是有道理的。从邱会作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可见一斑。

“”把推上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高位,然而，野心勃勃的希望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他在党内相称的地位。可却有自己的想法，建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在此大背景下，便想通过1970年8月23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串通同伙，弄个国家主席当当。于是，便有了、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会上大肆鼓吹“称天才”的丑径。在他们看来，只要证明“马恩列斯”、是天才，宪法中就能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条。邱会作在会上参加西北组的讨论时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可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尽管及其心腹费尽心机，但并没能达到目的。

8月25日，得知等人在会上的动作后，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止了有关“称天才”的讨论，并让周恩来等人连续同吴、李、邱谈话。邱会作当时心里就慌了，一再提出要从会议记录中剪去他的发言记录。这时，叶群赶紧出面为其壮胆：“你们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黄永胜在嘛！……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邱会作这才稳住阵脚，在谈话中没牵扯出来，只讲了自己的错误。通过这次真刀真枪的考验，夫妇对邱会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以至于后来抢班夺权的核心行动，邱会作没有被派上更大的用场；而邱会作自此对的“尽忠”行为也有所收敛。这也是他后来站在人民的审判席上时，在“四大金刚”中判刑最轻的重要依据。

十载囚禁生涯从悲观到轻松

十载囚禁生涯从悲观到轻松

1971年，当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邱会作便自知大难临头，整个人精神恍惚，睡不好，吃不香。对九一三事件尚不知情的妻子胡敏曾不止一次问他怎么回事，邱会作只是摇头叹气。果然，在9月24日早晨，邱会作从家里出去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再也没能回来。那天上午8点30分，周恩来以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接着，邱会作被带往位于顺义县的北京卫戍区第三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

一下子从要权在握的将军，跌落为人人唾弃的阶下囚，邱会作自然是难以适应。首先是伙食问题。开始，他们每天只有8角钱的伙食费，后来黄永胜向、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也许说此话的原因，还是想到了这些人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对建立新中国有贡献。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鱼肉不断。

在隔离审查期间，中央专案组隔三差五地提审邱会作，要他交代问题。以往都是自己审问别人，现在成了别人审问的对象，开始几个月，邱会作心里既恐慌又悲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反省中也想开了，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在审问中也积极主动地配合。

一个人一旦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无所奢望了，思想上和精神上都会放松下来。邱会作就是如此，告别了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摆脱了夫妇的牵制，自己的罪行该交代的也交代了，他精神上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平常除了在规定的地方小跑锻炼，还与看守人员聊天，睡觉也有规律。

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在这里他又呆了近5年时间。秦城监狱的伙食标准仍是一如既往，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使用抽水马桶，生活上并没有像真正的囚徒那样难过。以致后来邱会作保外就医，离开秦城监狱刚到西安时，还说了这样一番话：“这里没暖气，洗澡看病又不方便，你们带我回北京监狱吧！”

在经历了长达近10年之久的囚禁岁月后，邱会作等一批集团主犯终于等来了人民的公正审判。1980年12月10日，在特别法庭的第二次审判中，对邱会作的犯罪事实一一进行罗列举证：他在的指使下，对总后李聚奎、饶正锡、汤平等一些领导干部，以“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诬陷和残酷迫害，其中汤平被迫害致死。邱会作对他的犯罪事实低头认罪，表示接受惩办和改造。最后法庭宣判：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从1971年9月被抓时算起。对此，邱会作很欣慰，因为他是“四大金刚”中判刑最轻的一个，其他3人均判为17年。

晚年的平静生活

晚年的平静生活

1981年8月，考虑到邱会作等人年事已高，曾经为革命事业立过功的事实，作出对他们“保外就医”的决定。

邱会作的老伴胡敏原籍是陕西西安，这10年来也一直过着被审查、改造的日子，随着邱会作的保外就医，老两口得以团聚。1981年9月，邱会作正式到胡敏的“娘家”定居。晚年的邱会作“妇唱夫随”，由此曾被不少媒体打趣为“陕西倒插门的老女婿”。

刚到西安，老两口居住在民宅区，房间面积比较窄小，每月生活费100元，过着一般市民的生活。到1983年，他们的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胡敏对老伴晚年的生活照料颇为尽心，到西安不久，便重操起医生的旧业，开了个小诊所，一来可以贴补家用，二来也方便有心脏病、肺气肿等疾病的丈夫打针吃药。在西安，邱会作曾多次住院，他一住院，胡敏就会跑前跑后照顾丈夫。当这对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相依相伴地出现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时，人们心中便渐渐淡去对邱会作的憎恨，取代的是对人非境迁的感慨。

虽然已是平民一个，邱会作仍非常留心国家和世界大事。20世纪80年代，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订购报纸，他就采取快借、快读、快还的方式，向左邻右舍借报纸看，邻居也都愿意借报给他。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经常在人前人后发些议论，畅谈自己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观点。除此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练毛笔字和写回忆录。用他自己的话说，练字可以修身养神，充实生活；写自传可以省行悟事，对历史和后人有个交代。

上世纪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邱会作每月的生活费也跟着涨至1500元，组织上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对此，邱会作及其家人都很感动，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地方政府表示感谢。晚年生活衣食无忧，丰富充实，使得邱会作身体硬朗，精神饱满。只要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这位老人坐有坐相，站有站姿，腰杆笔直，走起路来挺胸昂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且思维条理清晰，废话不多，丝毫看不出是个年过八旬的老人。

2001年底，邱会作因多种老年病缠身，被接回北京，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进行观察治疗，直到次年7月18日在医院安然逝去，终年89岁。

作者：陆　州 来源：人民网

炎黄家族：100字带你了解“邱姓”的前世今生

邱姓一般认为是由丘姓避讳而来，最早一支丘姓源自姜姓，姜子牙封于齐，都营在丘，其支庶遂以丘为氏，世居扶风。丘（邱）处机是全真道“七真”之一，以及龙门派的祖师。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丘处机被描述为一位豪迈奔放、武艺高强的道士，以及抗金护民的民族英雄人物，而被人们所熟知。